内容提要：按照不同时期民族志书写范式与理论指导，西方民族志的演变可分为主位描写、客位描写、双向描写三个方面和六个阶段：博厄斯学派倡导经验主义的田野调查，是主位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第二阶段科学民族志将其进一步深化；在第三阶段，列维-斯特劳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异文化进行客位描写；第四阶段的阐释民族志则主张对文化进行解释，从客位出发理解被研究者；第五阶段是以上两个阶段的深化，强调在实践与反思中去检验理论；第六阶段的反观民族志则主张打破以往的二元对立，实现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双向互动。这些民族志书写方式的转变，对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今，中国民族志要实现本土创新并有所发展，就应实现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转变，超越二元对立，实现主客互动，突破整体论，对复杂社会进行动态研究，以此推动中国人类学学科从边缘走向中心。

关键词：民族志/西方/中国/主位/客位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民族学独特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是一种以微观观察为手段理解社会事实的写作文本。西方民族志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不同视角为中心，经历了若干认识论转向，有学者将民族志划分为业余、科学和反思三个阶段，民族志形态则出现了从知识论到新本体论的两次反转。这些转变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田野调查也一直是许多学者强调的重点。不过，笔者认为，今日的民族志写作中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调查报告型民族志，只见资料堆砌与“就事论事”，没有理论思考，这种研究的范围也往往很有局限；二是理论应用型民族志，此类书写虽是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却限制了调查的视野，只捡拾与理论契合的资料去分析，没有进一步进行批判与反思。那么对于当下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来说，民族志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型与突破呢？

二、本文研究思路

作为人类学学科的专业性民族志诞生时间不过百年，可含有此旨趣的写作文本古已有之，其主流研究取向始终是异文化。民族志的书写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人(局外人)，二是成为加入当地生活的朋友(局内人)。置身事外的前者往往从研究者自身出发解释异文化，这是观察者的观点，称为“客位”(etic)视角；融入异文化的后者则主张应体现研究对象对己文化的认识，这是参与者的观点，称为“主位”(emic)视角。这种对主客观的双向关注是民族志独特于其他学科之处，而学者对田野调查之态度、进行田野考察之规范、收集与分析资料之方法都对转变民族志书写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对西方民族志演变的梳理与分析，按照不同时期民族志书写的范式与理论指导，笔者将西方民族志的演变分为主位描写、客位描写、双向描写三个方面，依学派特点则可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博厄斯学派倡导经验主义的田野调查，是主位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第二阶段科学民族志将其进一步深化并定型；列维-斯特劳斯开启了第三阶段的理想民族志，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异文化进行客位描写；第四阶段阐释民族志则主张对文化进行解释，是从客位出发理解被研究者；第五阶段是上两个阶段的深化，强调在实践与反思中去检验理论；第六阶段的反观民族志则主张打破以往的二元对立，实现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双向、互动描写。以上六个阶段从以被研究者为中心的“主描”，到发挥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客描”，再到强调彼此互动的“双描”。民族志描写方式中的主位与客位转变，始终是田野调查及写作的核心问题，是不同阶段民族志描写的中心线索。而这些民族志书写方式的转变，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中的南派与北派、过去与现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西方民族志的六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基本方法，始于摩尔根，强调于哈登，发展于博厄斯(Franz Boas)，践行于塞里格曼，成型于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之后又有学者不断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方式进行发展和批判。

(一)第一阶段：相对民族志——主位描写1.0版

19世纪末，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在巴芬岛进行了田野调查，由此开创了人类学界的一个传统，即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田野调查，强调研究者应深入参与到研究对象的语言和生活环境中。作为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文本的开拓者、倡导者和奠基人，博厄斯被尊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他的田野足迹遍及许多地区，他所倡导的主位研究方法和原始资料搜集方式，影响了中国“南派”人类学的取向和发展。

在方法论方面，博厄斯倡导田野调查的文化主位研究方法。在民族志书写中，保持田野调查资料的原始性是首要的，而掌握和熟悉当地语言也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必要条件。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博厄斯指出，“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则须将对全部经验的分析建立在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基础上，而不是研究者的概念基础上”。因此，博厄斯所倡导的早期主位研究方法旨在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当地文化内部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特殊模式。这种对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的强调丰富了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带动了人类学学术规范的形成。

在理论方面，博厄斯提出了历史特殊论与文化相对主义论。他认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调查者在对普遍性社会形态进行科学研究时应从自身文化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深入其所研究的文化、民族思想中，并把其中的文化价值纳入总体客观研究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族文化的实质。鉴于研究者所观察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应持文化相对主义去考察每一种社会文化，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价值都能按照主位思考方式和文化传统得到正确理解。更为确切地说，文化相对主义者主张通过主位性的陈述来描写异文化与他者的思想和行为，承认不同文化的特殊性、相对性与独创性。

博厄斯的理论和方法论影响了我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南方一些院校的人类学家，即“南派”，或“中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杨成志、凌纯声、林惠祥等。在民族志书写中，中国南派学者同样重视对原始资料的忠实记录和收集，相对来说不太重视理论，同样倡导研究对象自身对本文化的阐释。凌纯声曾指出，“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忠实记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进行阐释时，我们应当使用土人的名词……绝对不可忽视土人自愿述说的话。”这里的“土人”即指“研究对象”，所以在南派学者的民族志作品中，细致入微的主位忠实记录是一大特点，并强调编写调查提纲的重要性，这些可操作性强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方法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民族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博厄斯对人类学初期的贡献很大，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理论构建方面，博厄斯都强调“研究对象”本身的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主位视角，因此笔者将由博厄斯开启的民族志描写概括为“主位描写1.0版”，以突出他在田野调查实践上的奠基人作用，他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南派学者的开拓性田野调查。追根溯源，主位描写方式也是对摩尔根田野调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博厄斯据此指导了一些人类学家在印第安人中从事参与观察，但此时的主位视角多体现在经验层面，可操作性虽强，但过多的原始资料堆叠以及经验性描述异文化社会现象难以进行逻辑理论概括，容易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这也是中国南派学者在书写民族志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第二阶段：科学民族志——主位描写2.0版

20世纪20年代，田野调查终在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那里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并将其与科学系统的民族志及理论分析相结合，奠定了科学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民族志仍旧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家认可的经典民族志写作方式；而马氏提出的阐释“土著人观点”进一步确定了主位描写的地位。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氏将民族志总结为“土著人眼中的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三条必经之路：详细统计土著世界的部落组织及文化，并列出大纲；通过参与观察以民族志日记形式记载土著人生活全貌；汇集民族志叙述与土著人各类风俗仪式。如此，长时间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相统一，早前分散的资料收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民族志具有了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的双重特点，即马氏所极力构建的“文化科学”，或称为“科学民族志”。这种以被研究者为中心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主张人类学家在对所闻、所见、所思进行分析时，应尽可能地接近“土著人确定事物”的方式。笔者称此为“主位描写”，意指科学民族志所主张的“他者眼中的他者”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最终目的是通过运用土著语言达到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把握土著人的主观世界以此来表述“当地人的观点”。

以马氏为代表的英国功能学派对中国北方一些院校的人类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北派”，或称“中国的功能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相较于南派，北派学者讲理论、重应用，倡导社区研究，注重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引进西方功能学派对我国近现代社区进行考察，同时也强调了研究者需深入到研究对象生活背景中并得出相关结论。虽然“北派”也强调人类学家的主位视角，但更重视用理论去指导田野调查进而补充资料，或是检验纠正旧理论，或是提出新理论，实现西方学说的本土化。马氏所倡导的“科学民族志”从而成为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科学规范，“移情”式主位描写方式成为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今日的田野调查中仍有所体现。

笔者将由马氏开启的科学民族志描写概括为“主位描写2.0版”。进一步地说，“主位描写”式的理论诉求在于追求当地人心目中的自我文化世界，研究者应尽量减少主观判断，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去探索异文化，但也要注意到文化持有者的观点往往会被其传统的认知系统所束缚，将一切事物都视作稀松平常，再加上人类学者难以真正成为“局内人”，因而主描式的民族志实际上难以完全描绘所观察的文化，这也是为之后许多人类学家所诟病之处。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完全主位的研究方法岌岌可危，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呼之欲出。

(三)第三阶段：理想民族志——客位描写1.0版

20世纪60年代，西方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经济危机、城市环境恶化、科技发展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使学术界进行反思。在人类学民族学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提出，田野调查者进入某一异文化地区，会对该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即“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介入问题”。这样，主位描写1.0版和主位描写2.0版就受到批评，学者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足以解释文化，因其意味着非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混杂，因而主位研究视角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难题。面对人类学界的表述危机，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民族学者应以记录民族特点、保护民族利益为己任，在对本文化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深入到异文化中进行研究并客观书写，进而返回到自身所处社会，助力构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范型。

列维-斯特劳斯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追寻权力，寻求一种可以改变本文化的力量。他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观察描述与实地调研，二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分类综合研究，三是加以理论化，他尤其强调了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性。在个案调查中，研究者通过运用不同的译码来转译早前一直只用一两种译码来理解的现象，更充分地看到被观察现象的意义，由此试图对人类心灵中最一般的结构进行探讨，即找到“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无意识结构”。这一点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许多民族志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忧郁的热带》一书充满了斯特劳斯对异文化巴西荒野的客位描写，他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原始蛮荒，充满了对即将消逝的简朴社会的追忆，企图追寻真理与理想。

列维-斯特劳斯最负盛名的还应数其所倡导的“结构主义”。“结构”即是指一种将主观的先天具有的能力赋予客观事物而所呈现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神话，这也是他在民族志作品中所探讨的重要对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结构主义的辐射范围都不仅在于人类学民族学界，而是多投射到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如为分析人类普遍思维结构而建立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体系，通过研究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而与艺术相结合，强调“自我并非审美主体，而是作为他者的他者在审美”的美学观点。此外，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也应用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主要体现在理论支撑上，如杜芳以结构主义为框架研究《山海经》内的经典神话等。

一般认为，客位描写受后现代思想中的实验民族志的影响较多，但实际上之前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列维-斯特劳斯即是如此。回到民族志，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研究者进行异文化的田野调查，目的是追寻真理，且需将真理本身与追寻过程的繁杂材料分开，才能真正体现价值，才能从中抽象出真正的结构。在理论分析时，研究者应带有某种预设性观点、用客位的视角去重新解释土著的习俗和制度。也就是说，局外人带有自身结构性观点去书写一种“原始世界”，并将自身世界与异文化世界相联系，寻找人类内心深处的深层结构，构建一个现实社会的理想模型，书写理想民族志，这种文本解读方式也对中国民族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第四阶段：阐释民族志——客位描写2.0版

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追寻的是权力与理想社会，那么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追寻的就是阐释与事实。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兴起，主张人类学是阐释性的学科，民族志就是对事实的深刻解读，是观点的观点，是故事的故事。

格尔茨对长期占有人类学田野调查主流方法的主位视角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尝试。鉴于主位描写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格尔茨批判了马氏提出的“移情”对异文化进行主位描写的写作方式，他认为人类学家的观点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研究者，并提出了“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经验”(experience-far)理论。前者意指运用文化持有者的语言与理念去描述当地文化世界，后者则指运用人类学家的概念或学术语言去描述异文化，而对其进行全面表述的关键是远近经验的并置。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对异文化的深层解读需要理解他人的理解，解释他人的观点，进而理解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理解他人的理解”即是从文化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异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张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阐释，是一种客位描写方式。因而，格尔茨主张研究者应找出研究对象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形式并加以分析，移情式的“心灵相通”并不能使自己真正变成土著人，只有研究者将己身置于“何谓自我”的观念框架下去看待研究对象的世界时才能真正了解他人。

格尔茨还提出了“深描”(thick description)概念，认为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就是深描。如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民族志描写中，格尔茨通过对这种当地传统游戏的微观考察与分析，阐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象征体系，由此实践了他所倡导的阐释民族志方法论和地方性知识。根据其论述，“深描式”民族志应有三个特点：微观的阐释；阐释对象是社会话语流；保存可能消失的对话语的“言说”。民族志实践者应根据微观的田野调查记录下具体事件，通过对所记述的社会话语流的重新阐释与分析，解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象征、意义及结构。

概括起来，格尔茨的民族志写作原则是：以客位阐释为基础、以地方性知识为角度、以深描为手段、以理解为目的，这种民族志写作方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许多学者都力求通过田野调查实现对调查对象的深度描写。按此理解，“深描”意为“深度描写”，与马氏的经典民族志相对。但笔者认为，“深描”未必“深”，其所称的马氏之“浅描”也未必“浅”，且两者的分界点难以用客观标准进行界定，格尔茨只是对以往民族志描写的各种可能性标准进行否定，并没有明确指出新的可靠性标准。除“深描”本身的概念尚不清楚外，如何通过典型的、操作性强的田野调查达到这一目的也很难说清。正如格尔茨和马氏都是在尽可能贴近当地生活的田野调查中获悉资料一样，两者都是对文化的解释，因而笔者采用了“客位描写”而非“深描”来描述格尔茨所倡导的民族志写作方式。

这一阶段的阐释民族志将科学民族志中对客观研究对象的忠实描述，转化为对客观对象的客位解释。通过表述异文化经验，站在客位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解释与挖掘，在个案中进行概括，矫正以往人类学民族学理论“贪大求全”的研究倾向，选择以一定规模的研究对象及其话语流进行详细描述。因而，阐释民族志旨在通过对个案的微观考察，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阐释当地人的社会行为和意义，进而深层次地揭示人类行为和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但由于此阶段是客位描写方式的上升期，笔者将其称为“客位描写2.0版”，主要关注点是人类学家对“文化持有者的阐释(第一级解释)”的解释(第二级或第三级的解释)。

(五)第五阶段：反思(实验)民族志——客位描写3.0版

继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主流思想的反思与批评，后现代主义成为学术热点，人类学民族学进入以“反思”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或实验民族志阶段，民族志写作范式进一步发展。反思民族志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民族志写作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上，并要突出作者的视角，在追求自我之时也要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进行新构建，强调两者的互为主体性，但其目的都在于凸显自我，从“自我”即客位角度书写民族志。

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师从格尔茨，继续强调了阐释人类学，认为文化事实是阐释，且是多重阐释。他进一步对传统民族志及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对“自我”和“他者”及其关系进行理解。拉比诺据其1968-1969年在摩洛哥的田野调查，希望“通过理解他者来绕道理解自我”，“自我”非一般意义上的心理的、人格的自我，而是指文化的自我。也就是说，将研究对象主体化与研究者客体化两者相结合，通过与主位咨询人、中介者的平等沟通，强调事实是被制作出来的，是经民族志实践者与中介人通过多种阐释而展现出来的“意义之网”。拉比诺所追寻的“反思民族志”是对“自我”的实践，且“他者”与“自我”是互为主体的，而民族志则是反思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活动自我(主体)及其背后深层含义的工具与方法。这种“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实际上是对客位描写的进一步深入，从“自我”出发，真正理解在异文化中“深层次的他者”，并再次回到“自我”进行反思，其中研究者扮演了绝对的主导角色。

继拉比诺之后，《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两书将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反思民族志文本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对阐释民族志进行反思，实验民族志的重点在于其写作题材与修辞方式。《写文化》一书是围绕着“批评审视‘写’民族志”而集体讨论的产物，指出民族志阐释者不能提供对“异文化”整体、客观的描述，进而无法担负起传统职责，因而传统的民族志叙述惯例(主客观平衡等)被打破，自我反思式的“田野工作叙述”成为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鉴于民族志表述方式的个人性，民族志不过是一种虚构(fictions)的描写，所阐释的只不过是人类学家所描述的部分真理。马尔库斯(C.E.Marcus)和费彻尔(M.M.Fischer)进一步提出人文学科实验时代的到来，强调实验民族志应坚持互动与自我取向，从研究对象中反观自我，对文化全景进行描绘。尤其是在民族志撰写中，人类学批评方法(认识论批评、跨文化并置)能够使“他者”的声音得到倾听，进而促使在西方霸语体系下诞生的民族志进入到多方参与的时代。此两者对传统与阐释民族志的反思凸显了民族志书写对象的多元性，将民族志写作的话语权部分地交还给文化持有者，但人类学学者往往还是其中的强者，因而其凸显的其实还是“自我”的意义，通过“变熟为生”等一系列策略，人类学家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异文化或相关文本进行客位书写。

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反思，其关注点是民族志的表述危机，并提出了后现代民族志的新题材——反思(实验)民族志，这类对本文化的自我反省逐渐延伸至全球规模的文化批评，影响到当代中国民族志也出现了与西方对话的倾向。如为走出表述危机，朱炳祥在反思后现代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民族志”，强调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三者之间的整体联系；何明将话语权赋予文化持有者而提出“村民日志”，并称之为新型民族志实验。反思(实验)民族志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于我们通过与西方学术的对话，逐步具有了“建构中国民族志”的学术意识。

相比上一阶段，反思(实验)民族志对科学民族志和阐释民族志进行了进一步批判，并将人类学的“表述危机”推向高潮，加入了反思的内涵，中国民族志也与其进行了对话。虽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但这种“多音位”的模式实质上仍旧是研究者即人类学家占据了主要地位，不过又蕴含了反思的新理念。这一阶段的民族志研究者的角色更像是“异文化的翻译者”，区别于主位描写阶段对于自我的忽略，以及客位描写前期对双方对话的缺乏，更加注重民族志写作的体裁与修辞方式。

(六)第六阶段：反观民族志——双向描写

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国际影响力剧增，他力图超越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符号性与物质性分析、理论与经验、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等，进而建立一种反观性(reflexive)的社会科学。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结合现象学和结构性分析，构建一种认识论上逻辑贯通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体化社会研究方式，不仅将研究对象涵盖其中，也包括了研究者对自身活动和他人实践的分析。这种反观式的理念运用到田野实践与民族志写作中，所凸显的是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双向描写，关注于民族志分析中各类双向关系，试图打破以主体和客体为代表的二元对立。

布尔迪厄力求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对立，系统地探讨对社会生活及科学研究的反观性，其中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概念即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展开。场域是对(宏观与微观、显性与隐形、大与小等)二元结构的克服，意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人为构建的客观关系网络；惯习是一种生成性与身体化的结构，既塑造着实践，又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是对主观与客观的克服；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资本分配的不同决定了社会的不同，个人资本积累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轨迹，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调解。这是三个探索实践理论的重要概念，实践既需要考虑客观主义知识所构建的客观关系，也要关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文化与社会相连，和各种“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对立。探究到人类学田野调查领域，须将经验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这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首要原则。

布尔迪厄认为，人类学在分析研究对象时，局外人关系与客观主义角度是主要特点，但这种为观察情境而退出情境，则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与社会的断裂，故而参与观察充满了逻辑关系上的矛盾；而主观主义视角是用设计的目标来代替因果解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想象人类学。以上单纯的“主位描写”或“客位描写”都是不可取的，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不能使对研究对象的构建活动脱离其中的构建工具与对工具的批判。也就是说，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对象的对象化”，即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概而言之，布尔迪厄认为须抛弃社会学人类学传统的方法论循环：观察—假设—实验化—理论—再观察，并提出了新的认识论秩序：(与常识的)决裂—(科学对象的)构建—事实检验(验证)。由此可以认识到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民族志写作中对两者进行双向描写，把握实践的真正逻辑。

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学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应用性研究方面，如将文化再生产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将场域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研究，将文化资本理论应用于教育及教育公平研究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多元应用和实践理论对于田野工作的指导。再回到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前五阶段关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或视为主位、或视为客位，布尔迪厄则实现了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革命，强调克服并超越二元对立局限，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与互相渗透。因布尔迪厄尤其强调了“反观”一词，笔者将此阶段的反观民族志特点概括为“双向描写”，其中研究者的“自我”既是反观的对象，也是反观的主体；其研究工作既包含研究对象本身，也包括研究过程本身，进而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立。

(七)西方民族志发展各阶段的特点

西方民族志初创时期以描述异文化为主，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整体论研究人类社会及文化，借以提供特定微型社会的第一手经验材料。纵观民族志发展的六个阶段，研究者如何深入研究对象、如何把握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关系、如何书写民族志文本等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呈现出由主客对立、单向关系向主客对话、双向互动、多声道模式的转变方向。如表1所示，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前两个阶段以美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功能学派为代表，强调参与观察与亲身体验，力求描述土著人眼中的世界与异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是一种“主位描写”的民族志写作方法。60年代后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与“自我”得到强调，同时也关注包括研究对象、读者在内的多声道及其之间的互动，但研究者的解读最为重要，这是一种“客位描写”的民族志书写方法。80年代以来，布尔迪厄主张打破各类陈旧的二元对立，主客对立首当其冲，强调民族志的写作对象不仅应包括研究对象，更应包括研究过程本身与研究者，这是一种“双向描写”的民族志书写方法。

四、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倾向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研究对象与西方倡导的异文化不同。中国早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土的家庭、经济、宗族、村落等，多受到相对民族志(南派)与科学民族志(北派)的影响。在费孝通等知名学者的推崇下，中国民族志早期受北派影响较大，介绍英国功能学派的文章也较多，而博厄斯学派则相对较少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民族志方面。但笔者认为，在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中，博厄斯作为“奠基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马氏所扮演的是“形成者”的角色，两者有前有后，一个重经验并身体力行，一个重方法并概括总结，我们应为博厄斯在田野调查方面的贡献正名。

就目前来说，受到西方民族志的长久影响，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在民族志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极为推崇民族志的主位描写，另一种则十分强调民族志的客位描写，但两者也有其共性。就田野调查时间而言，两者都十分推崇长时间段的、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就调研地点来说，大都以个体的村落等小社区、小群体研究为主。这也体现出传统西方民族志描写的典型特点。

但这两种研究倾向也都不可避免地有其优缺点。首先，对于提倡主位描写的学者来说，他们主要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以异文化的小村落或社区作为基本的调查单位，通过长时间的深入考察去感悟本地人的世界，进而将感性知识和理论分析相结合、将自我观点与调查资料相结合，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事实分析。这种陈述的文本加入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往往能够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但这种微观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学者的宏观视野，而且长久居于一地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难以进行宏观、整体的研究，满眼只是盘根错节的细节，致使他们缺乏对整个社会变迁的了解。其次，虽然有些学者也会在论述中关注全球化、国家发展等大论题，但过于拘泥于“小”村庄难以看清中国的整体状况，更难阐释清楚“大”社会，这也就导致了学者在论述中的逻辑混乱和“大”“小”问题之间的衔接困难。综合以上因素，狭窄的视野、局限的地域、传统的议题和方法都导致年轻学者很难在研究中真正实现转型。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一味研究异文化地带无疑会导致学科自身的边缘化，这种“自我边缘化”只会让我们故步自封，难以接受多学科知识、从事多角度的研究，进而难以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更难以解释当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些新兴问题。另外，受到格尔茨的影响，有些学者会更加注重客位描写，但这种所谓的“客位”更加强调人文上的意义和调查者本身的想象，甚至有时会出现研究者“天马行空”的任意关联，而这很显然是难以达到研究目的的。比如，新近兴起的强调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性”、身体人类学、自我民族志都代表了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研究方向代表了主位与客位描写之间的冲突，但人们对此一直缺少反思，许多研究者致力于个案调查与参与观察之类的经验分析，偏重于某一地域却忽视了更大层面的宏观分析与理论构建。中国民族志不能停留在过多的原始资料堆砌，也不能将某一理论视若圭臬而不加思考，灵活运用“双向描写”方法去多方位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或许是一个转型出路。

五、对民族志发展的反思

文章最初，笔者提出了中国民族志存在的两个问题：调查报告型民族志与理论应用型民族志。结合西方民族志演变的特点，可见其在主客体关系、整体与个案研究等方面都有所改观，而中国民族志似乎仍旧停留在最初的几个阶段。这需要我们学习西方民族志的反思精神，特别是仔细考虑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位与客位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创新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一)主客互动：超越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传统—现代、主观—客观、文化—社会；表现在人类学民族志领域最突出的即是主位与客位的对立。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倡导的主位描写目的是突出土著人自己的观点，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马尔库斯等人倡导的客位描写是主张研究者自身的解释，追求“部分真理”，文化唯物主义者哈里斯(Marvin Harris)又对主位和客位进行了进一步分类。但总而言之，这些观点都只从一个侧面描写异文化，未免有失偏颇，比如主位描写注重详细地搜集各类原始资料，堆砌过多而难以进行抽象分析，这也是博厄斯为人所诟病之处；而客位描写要求研究者基于自身和对异文化的观察概括出相关事实或概念。因而主位与客位回避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容易掉入唯智主义的陷阱。

许多中国学者都对片面的主客位进行了批判，认为应将主位与客位相结合，才能得到相对正确的结论。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书写中，实现主位与客位描写的结合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因为这种结合同时也是实现两者的互动与交流，将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等都包含其中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研究者的认知偏差，也能详尽地分析社会文化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地接近所描述事实的真相。布尔迪厄的相关思想确实能给予我们不少启示。人类学家要实现“对象化的对象化”，应首先决裂于各种日常思维常识，再决裂于各类学术理论观念，正确看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民族志书写的影响，超越主位与客位长久以来的对立，在场域与惯习的交织中和主位与客位的互动中阐释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

(二)整体论：从传统简单社区到现代复杂社会

整体论是人类学的首要原理和重要研究方法，其将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视为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整体，故而研究人类及其文化就要注意整体的层次性、结构性和联系性，从而更好地揭示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民族志的整体论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了解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二是将所研究文化现象放到文化背景整体中去分析，不仅要分析该文化现象在其中的地位，也要和其他现象相联系。但因传统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点在于村落与简单社区，因而民族志的整体论其实也局限在相对封闭的小社区整体，这是一种传统而简单的社区整体论，这也成为导致如今人类学学科日益边缘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要想推动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民族志的整体论应得到突破，传统的简单社会组织的考察不应是民族志的全部，我们应该通过将主位与客位相结合，多学科地、综合地去关注现实社会中的重大议题，整体性地去考察社会问题。

鉴于整体论的局限性，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也一直在努力，力求将主客互动、回访研究等纳入研究之中从而成为传统整体论的补充。笔者认为，传统而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小群体的整体论已经不符合中国当今快速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此中国民族志应实现两个层次上的转变：一是研究范围大小的改变，传统研究对象多是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个案研究，今日可以以县或者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由此看其中各种大结构—小结构的意义和功能，并进行关联性研究，将整体论发展为体系论；二是研究视角的改变，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既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微观的具体研究并逐渐上升为宏观的整体分析，也要学会首先将政府政策、研究整体进行全面分析后，再在其中分析具体情况，做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六、结语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民族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民族志受马林诺夫斯基的主位描写影响最大，但目前很少有学者真正践行双向描写的写作方法；二是整体论(holism)，民族志作品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全貌性的描述，小到家庭亲属、大到社会组织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且多以社会集体的形象出现，但目前的整体论主要体现在以村落、小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小结构研究层次；三是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受到传统西方民族志的影响，中国学者较为注重社会文化微观性的研究，以某一村落或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小见大，进而推论出具有统一性的科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变迁、城市社会、企业经济等成为中国民族志新兴的研究对象，海外民族志、线索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等则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道路。随着中西方之间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逐步增多，中国民族志也开始出现了对本土研究的反思。

结合当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传统民族志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民族志要实现本土创新并有所发展，应实现方法论与研究范式上的转变，超越二元对立、实现主客互动，突破整体论、对复杂社会进行动态研究等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民族志书写创新的突破口，进而提高人类学学科的整体地位。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7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