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中的叙述套路:访谈的陷阱与拓展

作者简介： 黄盈盈(1977-),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性社会学、身体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 祝璞璞(1993-),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8级博士生。;

陈:那你妈以前不知道吗?

文姐:我不知道她知道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你沟通很弱的。你最好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不要问别人知道什么，我预测不了。

陈:那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17岁在火车上那件事吗?

文姐:可以不要那么发掘这一点不?因为非常多的人来问，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指变性)找出一个成因，或者是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一方面: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陈:我倒也不是纠结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想知道您那个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文姐: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一旦你把一个人的经历写上，呃，像媒体采访我，先问你谈过几次恋爱，然后报道就写，啊，他，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就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放在前面……

陈:就是说媒体它会把你这个事用什么成因导致这样是吧?

文姐:就是，你不说这是成因导致，但是……你非要放一个人生经历在这，就跟那个事等价的。你跳过怎么变成这样的。

陈:嗯嗯，跳过。那你高中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文姐:天呐。你能不能问我决定之后的事儿?

以上对话片段摘自我的学生陈信波的访谈记录，也曾经被我作为例子之一写入“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1]，以探讨叙述的陷阱与可能，并引出把研究过程中的访谈记录看作由多个社会角色参与生产的动态社会性文本的观点[2][3]。

陈信波的访谈是在2014年秋季学期与2015年春季之间完成的。他以“变性”为核心词、侧重生活史研究的多次访谈积累了5万多字的直接对话材料(其他材料还有观察笔记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最终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变性人与社会的互动分析———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4]。这个研究在整体上属于当时我和学生们开展的“身体与性/别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部分。作为指导老师以及幕后参与者，我和陈信波一起商量选题，在整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中也经常讨论，多次调整研究方向。文姐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在性/别草根组织工作的朋友介绍的，当时刚刚做完男变女的手术，据朋友说是属于“很愿意讲”的被访者。可以说，这个访谈显在地形成于陈信波与文姐之间的互动，隐性地则是我作为指导老师(朋友作为研究中介(1)1)、陈信波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一年级学生、文姐作为经常参加性/别相关志愿者活动的被访者之间的共构结果。我当然也可以在此列出各自更多的社会特征与个性特点，比如在性/别圈混了多年、略显彪悍但努力保持开放性的女老师，腼腆且愿意挑战自己的男学生，强势又有主见的男变女被访者。而如我后面会分析的，还有更多的社会角色与力量在这个访谈中缺席却在场。

上文引用的对话片段(以及整个研究)之所以吸引我并被我在方法教学的课堂上不厌其烦地提及，也成为《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中的重要章节，不是因为在研究中极度缺席的“变性”议题的猎奇特点，更不是因为这个研究做得有多么成功(至少我和陈信波都认为在研究深度及参与观察部分都有待加强)，而恰是这个访谈所透射的更具普遍性的方法学意义，是偏向“教训”与警惕的方面，是作为“被访者”的文姐———一位让访谈者抓狂的资深被访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刺儿头”劲儿。这股劲儿不断地提醒着研究者可能存有的偏见以及媒体上与研究中常见的那些叙述套路，而其背后是我们(研究者、被访者、读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更为具象的性别与身体的规范与界限。

本文将以具体的性别研究为例，把“访谈”中的若干隐形角色与力量进一步搬至台前，把访谈作为实践以及动态的社会学文本，在整体上延续“论方法”与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的旨趣[5][6][7]，以及“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1]。在以往的论述中，我曾提及访谈之中“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类方法的挑战，并在分析中触及故事套路的问题[1]。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更为明确且聚焦地把“叙述套路”作为一个方法学概念提出来，并围绕其探讨如下问题:我们要如何认识与界定定性研究中常见的“叙述套路”?访谈中的常见套路有哪些?套路有何问题?如何破解套路?以及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这样的探讨之于访谈、方法学、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意义何在?(2)2

“套路”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流行用语，虽然网络上多有提及(3)3，但在学术界并没有明晰界定。受普拉莫(Ken Plummer)对于“故事社会学”的界定[2](PP20-31)以及更为广泛的知识生产相关论述(包括话语、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主导权，也包括阅读文化等)[4]的启发，并结合中文语境中的习惯用法及我的研究意图与经验，暂且略显粗糙地把“叙述套路”理解为有一定路数的语言表达形式，其背后是一套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之中，同时也形塑并主导着大多数人对于某些人群或者议题的理解与解释。“叙述套路”在本文中至少包括以下意涵。

(1)从范围来说，主要指向研究领域以及纪实类(非虚拟)媒体报道中的故事生产，包括研究对象的叙述以及研究者/采编者的叙述。宽泛地讲，表述主体触及故事生产诸多台前幕后的社会角色，具体到一个访谈中，也可以更为简单地理解为被访者的习惯性表述与访谈者(研究者)的提问与解释路数。

(2)这套表达形式有一定的语言结构与情感特点，并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不断积淀与固化。

(3)套路的形成既受一定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在使用过程中加固着既定的思维方式。

(4)习以为常的表述逻辑可能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惯习(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表态文化)与潜移默化的思维方式使然，也可能在刚开始是出于某些有意图的(吸人眼球、风险规避、自我保护、更容易受到资助或者得以发表)、精心策划的甚至带有欺骗与隐瞒性质的应对方式，但是用得久了、说得多了也就逐步具有了正当性并开始指向“事实”与“真相”。

(5)套路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与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包括狭义的政治，也包括学术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有关，具体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有所不同。

(6)从社会效果来讲，“叙述套路”往往会勾勒甚至代表某些人群的形象，在社会层面对人或事形成占据主导的理解与解释，最终形成卷入更为明显的权力关系的排他性话语，在某些情境与语境下很容易成为“唯一真相”从而导向社会偏见、歧视甚至压迫。

带着这样的理解来看上文提到的文姐的案例，这个访谈至少触及性/别研究中两类常见且在当下显著的“叙述套路”———“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这两种套路或直接或间接地蕴含在文姐的访谈文本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研究议���的不同，叙述中触及的具体“套路”也会有异，有些面向(比如归因逻辑)更加普遍，有些面向(比如猎奇表达与悲惨叙事)则在道德与边缘色彩明显的议题中更为凸显。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小姐叙事”与“出柜故事”中所呈现的某些套路[1]，普拉莫更是详尽地剖析过20世纪80-90年代盛行于欧美社会的同性恋出柜故事、强奸故事、康复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日益固化并逐步脱离现实复杂性的叙述结构[2]。不管哪类“套路”，都是历史性的，在当下的盛行并不意味着过去如此，也不代表没有新的套路正在酝酿之中，而曾经作为抵抗话语的叙事也有可能逐步成为主导话语(之一)的“套路”。不管是隐是显、过去抑或现在，这些叙述套路对于生活于同一个世界中的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套路分析所蕴含的方法论启发亦可以跳出具体案例，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跨界对话(议题之间、学科之间、研究与生活之间)，并在对话之中进一步完善“叙述套路”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以及在积极批判的态度之下促进研究的质量与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洞察力。

在开篇的访谈对话中，文姐的用词与语气都在强烈地表达着自己对于访谈者以时间顺序对变性之前的生活经历进行提问的反感与抗议，因为在她看来，一旦把这些经历按照“过去-现在”的时间先后顺序放在那里，别人就会理解为是前面这些经历导致了她后面的“变性”，而很多人“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指变性)找出一个成因”。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线在文姐那里构成了一个因果逻辑链条，而文姐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

文姐对于时间线与因果逻辑的质疑直接戳中了我。尽管有争议，我自己对于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脉络下追根溯源式的因果推论逻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社会生活与人的复杂性(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偶然因素)使得我们很难对某个人做某件事情进行归因。在定性研究中，我并不排斥“为什么”类问题，而且认为此类提问可以激发我进行更为深层的思考，但是会非常警惕“归因”可能带来的问题。即便是要探究“为什么如此”，也会倾向于首先从事情的发生经过及“如何发生”的角度入手了解其来龙去脉;即便是因素分析，也倾向于探讨扎根于材料总结提炼的A与B对于C的可能影响，而不会做A与B导致C的线性推论。带着这样的“自觉”认识，在口述生活史类的访谈中，我经常会“从小时候开始谈起”“从第一次做小姐开始谈起”，并没有觉得这样的时间顺序有什么问题，因为“时间顺序并不是因果推论”。然而，文姐的质疑与抗议至少使得我对于自己的这套方法产生了怀疑:我们为什么那么习惯于按照从小到大的时间顺序去了解一个人的生平或者她/他人生中的某个决定?时间的先后顺序与因果推论真的没有一点关联性吗?时间与因果之间的关联真的如我和文姐所担心的那样只是存在于别人身上，类似“不管你怎么想，抵挡不住读者做这样的推论”，还是说这种“因果论”实际上依然顽固地存在于我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头脑之中，而没有得到更为彻底的反思?当然，依然值得深究的前提性问题是:因果逻辑有什么问题吗?我至少觉得这样的提问与思考在当下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文姐的叙述中，批判性呈现的首先是媒体中故事讲述的归因套路。文姐之所以一再提醒陈信波不要问她“变性”之前的事情，不要追究“以前的情感经历”与“17岁那年在火车上发生了什么”，是担心被简单归因，而这种担心直接地来自于她多年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文姐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访者，她接触过很多次访谈，“学校的、媒体的都有……媒体是最常见的”，完全熟悉社会上尤其是媒体希望听到的故事版本，以及提问背后的假设。

陈:上次的话，您谈到跟那个媒体打交道，特别反感他们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是吧?

文姐:对。就是没什么因果性的事情，媒体就喜欢，写因果性的文章。

陈:大多数的媒体都这样做吗?

文姐:对。

陈:那您，可以具体讲一讲您是怎么跟媒体打交道的吗?

文姐:呃，怎么说。呃，来采访我，说你的情感史，说了半天，然后写出来的文章是，这个人的情感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人是这样的(意指现在成为一个变性人)。

陈:就您接触过的所有媒体，采访您的里面，最后都变成这样吗?

文姐:一半以上吧。就是说要不然是情感史，要不然是一个童年经历，要不然是什么，她认识了谁，接触了什么东西。或者即使他没有写这个东西，然后最后请一个专家出来，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陈:一个专家呀?

文姐:对，然后说，然后专家出来说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陈:那个专家是什么专家呢?医学专家还是说就?

文姐:他拜访了什么什么专家，然后通常就是他拜访了某个专家，他也没说明白是哪个专家，或者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专家，然后弄一个非常奇葩的盖棺定论的结果。

在文姐的经验之中，媒体总倾向于给她的变性行为寻找一个根本原因———从过去的情感史或者童年经历中去挖掘。换言之，媒体会把其过去情感的某次失败经历，或者童年时期某次不愉快的经历或遭遇，甚至是小时候父母离异当作文姐这样的人最终选择变性的一个潜在或者终极原因。这种归因逻辑在我们的生活中耳熟能详，例子比比皆是———之前的不幸经历(尤其是家庭与婚姻问题)，导致某类变性、成为同性恋、“做小姐”等被标定为“越轨”或“不正常”的行径。而在文姐看来，这是把某种可能的相关关系错当成因果关系，是不能忍受的，因为这类归因导致的“不是猎奇就是偏见”。而在这类媒体故事之中，“专家”往往扮演着最后“盖棺定论”的角色。

回到经常兼任“专家”的研究者的因果逻辑。在这方面，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论述极具启发性，也能更好地回应社会学研究中“因果逻辑”的预设及其问题以及对于时间性与因果推论之关系的怀疑。阿伯特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以及意义的多重性出发，对于实证主义范式之下的“因果解释”进行了详细、犀利而深刻的批评[8](PP148-181)。他的系列方法文章———对于实证主义与变量式因果分析的检视、引入了时间维度的叙事逻辑与序列分析方法(sequence analysis)直至“反叙事”(against narrative)的论述[8](PP148-181)[9](PP93-113)[10](PP68-99)，不仅剖析了社会学主流论述中“因果解释”的简化与客体化，也进一步从“(缺乏)开放性”的角度反思了有着明显时间线的“叙事”与因果逻辑之间的危险关系。这一点，在肖索未的引介文章中也有较为清晰的梳理与阐述[11](P269)。

阿伯特认为，叙事分析加入了时空维度，但是对于时空维度本身事实上带着基本假定，那就是那些时间和空间是有序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发展的，在时间关系上前后发生的时间在标准化的叙事分析里就变成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通过事情的结果来组织、筛选和呈现那些对这个结果而言有意义的“先发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本已经排除了其他的历史可能。即便我们在观念上认同了历史结果的偶然性(contingency)和历史发展的开放性(而非必然性)，但是我们的叙事文本往往本身就隐含了事物发展的时空的秩序性而非开放性。

这段话恰好回应了我在文姐的访谈中感受到的对于时间性与因果逻辑之间关联的怀疑与担心。再加上“因果解释”“求根源”的思维方式在整个现代社会的流行程度，作为被访者的文姐对此类有着明显时间先后顺序的叙述方式的质疑与抵抗是非常有道理的，甚至很好地为阿伯特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朴素的经验注脚(5)4。可以说，以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叙述以及蕴含的因果解释逻辑构成了研究领域以及生活中常见的“叙述套路”，而除了读者与被访者，研究者与媒体工作者这两类重要的叙述者就是这种套路的主要实践者与形塑者。那么，不可回避的一个后续问题就是:不以带着因果预设的时间线而展开的提问与叙述，可以有怎样更好的替代方式?(6)5阿伯特在指出常见方法的预设及其局限性的同时，细致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偶然性、模糊性(ambiguity)[12](PP357-391)，也进一步提出强调时空开放性理念的“抒情式社会学”(lyrical sociology)[10](PP68-99)的畅想，我将在后文结合自己的兴趣提出研究设想。

除了“归因逻辑”之外，文姐特别不满意媒体的另外一个相关的叙述套路就是媒体对于变性人的“悲惨叙事”，这套悲惨叙事也常见于某些类型(尤其是涉及越轨议题与边缘人群)的故事讲述之中[2]。

当陈信波问道:“那他们感兴趣的，最终就是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原因，然后其他的他们都不关心吗?”文姐有点自嘲又有点无奈地回答:“不同媒体关心的点不一样，有些媒体关心的是你们这种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到底有多苦逼，请告诉我。”在一次探讨电视节目时，文姐说道:“电视啊，我以前上过节目，或者是，有电视媒体找过我，不过我后来不去了。我觉得可无聊了，尤其是那些，就是说，这种纪实性的媒体，比如新闻媒体，往往莫名地就是把你形容得很苦逼，然后呢，然后，就是说想去我家拍个，看看你这个，这里很脏，这么差，生活这么无味，然后就这种态度。而娱乐化的媒体呢，除了娱乐，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然后就是，怎么有槽点，怎么吸引人怎么搞。”

在文姐看来，变性人这个人群其实过得并不“苦逼”，这种“悲惨叙事”只是媒体不深入调查的胡乱猜测而已，或者说是其故意为之的一种举动。文姐告诉陈信波，她自己在没决定做变性手术前其实是做过一个小调查的，采访了100多个变性人，比较了她/他们术前与术后的生活质量情况。她发现，绝大多数人在动过手术��后，生活质量还是有明显提高的。也正是这个结论，促使她下定决心去做了手术。因此，她认为媒体这种“悲惨叙事”是根本不成立的，变性人远比媒体想象得要活得好，活得开心。

文姐的这段表述与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是有共鸣的，同样盛行于我所关注的“小姐”议题。此类悲惨叙事既存在于“变性”“做小姐”等行为之前的归因式分析(比如父母离异、婚姻不幸、遭男友抛弃、被拐被骗)，也出现在选择之后的生活描述之中(比如遭遇暴力、生活悲惨)。这套先验的叙事是如此顽固地常见于我所碰触到的对话语境，却又经常与我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存在差距与冲突。田野感受与主导话语之间的这种张力也是我从自诩中立的“分析学派”(硕士学位论文中的立场表述)日益走向一个强调积极策略与主体性论述且不避讳自己立场与情感卷入的研究者的重要推动力。如我一再强调的，并不是说边缘人群中没有这些“不幸”，或者无视结构的压迫，而是生活不必然如此，尤其重要的是，单向的“悲惨叙述”只会加深偏见与歧视，对于主体培力以及应对这些可能的“不幸”与结构性压力毫无益处。

至于媒体为什么会存在这么普遍的“悲惨叙事”，文姐在访谈中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家是不允许媒体对这个人群进行过度报道的，尤其是不能宣传他们好的方面，因此，媒体只能选择去讲述他/她们的个人经历故事，而且得刻意往悲惨的一面去述说，这种长期的新闻叙述实践，使他们习惯了这种叙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叙事惯习。另一方面，媒体的这种悲惨叙述其实反映的是包括媒体工作者、读者或观众对这个人群的期待与想象，媒体为了“吸睛”，所做的只不过是迎合大众的口味与猎奇心而已。

我曾经对有关“变性”的中文文献做过梳理，以初探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变性”现象。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纪实类报道中对于“变性人”的描述，基本是以对于“人妖”(早期是介绍泰国、法国的情况)的猎奇性报道、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与“变性人的辛酸生活”类悲惨叙事为主导的;学术界为数不多的论文除了同样透露出浓浓的猎奇味道，相当部分论文在医学的框架下把变性“病态化”，称其为“易性癖”[13](PP138-155)。对于公众来说，变性人被排斥在正常的边界之外，是动摇秩序的、危险的象征[14]。只有突出他们的“悲惨”才符合他们的“混乱”表征，也只有这样才能给“正常”的观众群体带来安全与满足。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即便在早期，“悲惨叙事”或许是心怀善意地关注到某类道德边缘人群(我至少相信有这样的悲悯与关怀之心)以对话于宗教意义上的“罪恶化”与法律惩戒意义上的“入罪化”，但是随着这套叙述的固化与单一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则会逐步导向弱者化以及社会的偏见与歧视。

文姐的整个访谈透露着浓浓的反叛味道，甚至在某些论述中有着应激性的抵制反应，但是她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在文姐的访谈中，除了凸显的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以及相关的猎奇表述)这两种叙事套路，还隐含着一套在近年有所发展且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套路的叙述模式:出于倡导目的发展而来的社会运动类“叙述套路”。

从整个访谈来看，文姐不是一个“普通”的被访者。文姐是自己做过研究的，了解其他变性人的情况;对于现在的话语体系，包括酷儿理论等学术话语都有一定的了解以及自己的见解。反感于媒体的叙述套路，近年来，随着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文姐开始尝试在自媒体上发声:“比如说我在做的、我正在准备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去知乎，或者果壳这样的知识性网站啊，发一些比较温和的科普文章……”可以说，在不断地与媒体、研究者、家人及其他社会角色打交道的过程中，文姐也在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与讲述策略，以增加谈判砝码与争取自由空间，从而更大限度地挑战既有的性别规定与性别叙事。而文姐之所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除了朋友的介绍，也带着很强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侧重于变性之后的故事，包括身体与情绪的改变以及如何有策略地与周围人互动等议题)的色彩，带有挑战常规叙事、展现自我甚至教育包括访谈者在内的主流社会的目的。文姐的叙述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社会时刻出现，不仅与其个性有关，也与医疗手段的发展、媒体技术的更新(之前学校的BBS，现在的新媒体)以及LGBT运动的国际动态及其在国内的发展有关。

在不断“纠正”陈信波的提问以及抵制现有话语体系与叙述套路的同时，文姐作为志愿者与圈里名人，其叙述在自觉抵抗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的同时，是否也在积极塑造另一种“发声”，而这种发声在多大程度上正形成同样不容置疑的“叙述套路”?文姐的个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认知与理解的质性层面)代表有着复杂个人经验的“主体”叙述?在性/别运动的全球化(基本上是西方化)趋势越来越强的背景之下，作为主体的变性者以及性/别运动家是否又会在竞逐主流叙事的过程中发展出另一套程式化的、有意表达的“叙述套路”?这样的提问在社会运动发达的西方是有其根基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杞人忧天还是已见端倪?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提问，是因为根据我的有限观察，这样的担忧至少不是空穴来风。桑迪·斯通(Sandy Stone)在她著名的文章《帝国反击战:后变性宣言》(“The Empire Strikes Back:A Posttransexual Manifesto”)[15](P221)中对变性人自传与传记文学的评述对于回应这样的担忧不无启发。她犀利地指出，缺乏批判性、对于呈现并理解变性人具体而复杂的生活与身体经验毫无用处的文本只会再生产社会的偏见以及固化现有的医学与社会性别主导话语，哪怕是以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呈现。文姐的访谈并未呈现出强烈的倡导性运动特点与抽离生活的“口号式”叙述，对自己生活经历以及身体感受与表达的描述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变性的了解。只是从一个历史走向上来说，当变性或类似叙事越来越被道德与政治(不管是强权控制型的，还是道德进步主义的)所绑架时，这些故事讲述只会越来越远离复杂而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身体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姐的叙述尚未塑造新的“叙述套路”，这一类更具主体性的叙述在当下也正在与“归因逻辑”与“悲惨叙事”竞逐“真相”，但是如果不加以警惕、不保持对于生活经验的开放性以及对于群体内部差异与多样性的关注，依然只会走向另一类封闭而固化的“套路”，而为了人群利益的倡导初衷最终也只会导向新的偏见，生产新的边缘。

分隔、净化、划分界限和惩罚逾越行为等理念，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本质为混乱的经验之上强加一套体系。只有通过夸张内与外、上与下、男性与女性、一致与违抗的差异，才能建立堪称秩序的表象。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

文姐对于“归因逻辑”“悲惨叙事”的警惕与批判直接指向研究者(以及媒体工作者)的提问预设，而这套预设背后有着强烈的对(某一类)秩序(不管是时间秩序还是道德秩序)的渴求，同时烙刻着叙述者自己都经常不自知的社会偏见与道德判断(7)6。不把这些预设带至台前加以检视，“套路”便无法被意识到，更别谈破解之道，其结果便是自以为价值中立地在讲述“事实”与“真相”，轻则制造一些无用的“成果”，重则以“客观研究”的名义加固偏见与歧视。

如文姐在访谈中也有所提及的，媒体之所以习惯于要给“变性”找一个根源以及展现其“悲惨”的一面，与“正常-异常”的性别界限与社会判定是有关的。就如我们经常习惯于提问“为什么有人会变性”“怎么会变成同性恋”“为什么做小姐”这类问题，而不会倾向于提问“为什么性别只有男女”“怎么会变成异性恋”“为什么当老师”，其背后是一个“男女二分”的异性恋社会的一套性/别规范以及这套规范之下对于“变性”“同性恋”“小姐”的另眼相看。依然以“变性”为例，它挑战的正是性别是否可变、谁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性别、男女之外是否有其他的性别可能等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动摇的正是构成社会与道德秩序重要环节的性别秩序，也是这样的动摇与变数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恐慌与不安。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于换装以及想变成男性来爱男性的女性所提出的性别认同问题对简化的性别二元思维带来的“性别麻烦”[16]。

人们以为很熟悉的“性别”，其复杂性、暧昧性与可变性远远超出了二元的思维框架(比如中国民间社会中常见的易装表演、阴阳人、戏曲中的乾旦坤生、明清小说及各类文学记载的性别气质)，甚至超出了现代语言的范畴[13](PP138-155)。我们习以为常的提问背后往往是一套潜在而固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多彩缤纷的生活世界进行(清晰而固定的)类别划分与归类的偏执，相应的是对无法归类的社会经验的恐慌与无视(甚至抹杀)。我经常在方法课以及性社会学课上同时提及如下两个例子，用以检视我们的思维方式与道德预设，以及我们所秉持的过于想当然化的“秩序观”。

第一个例子常见于问卷设计。在作为社会学调查“五朵金花”之一的性别题设计之中，备选答案往往是两个:男，女。我们在2010年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问卷设计中增加一个选项:跨性别及其他，在我们的“结果发现”之中就多出了一批并不是男或女可以涵盖的性别人群，尽管比例很低，在统计学意义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其社会学意义是显著的。那么，是世界变了，还是我们之前的认知有问题?研究者的预设对于结果的影响，在以实证客观著称的定量调查之中也是如此之显见却又如此被视而不见。

另一个例子涉及“同性恋”的常见提问(生活中以及研究中)。以下每个提问背后都隐含着某种理论范式———正是这些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思考方式的理念与视角指引着我们做出此类提问(以及随后的解释)，这些范式在历史发展之中不断变化着却又经常有所交叉地并存于当下的社会。

同性恋是罪恶吗?———道德宗教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疾病吗?———医学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变态吗?———精神分析/心理学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高危人群吗?———艾滋病时代公共卫生范式的提问;

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我们”的本质论提问;

为什么这么提问?这些认识与知识如何形成?“同性恋”这个类别又是如何被建构的?各地一样吗?———社会建构论的提问。

以上问题同样可以替换成“变性人”(及其他人群)。而当我把这里的“同性恋”改为“异性恋”的时候，课堂上的学生常常会发笑，因为在一个异性恋为主导的社会之中，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异性恋是正常的，是不需要被提���的。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的同性恋呢”这类问题带入，挑战的将是现代西方社会主导的性别思维……而这种种提问背后难道不是成见、偏见与歧视吗?这些曾经在历史上或者某些社会文化中不构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多大的危害，而是威胁着一定历史文化之中一部分人制定出来并在更广的人群中逐步被习以为常的秩序观。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尤其是冲突论范式兴起之后)，这样的认识并不新鲜。从标签理论开始，社会学家们就对(掌权者、话语持有者所设定的)秩序与规范保持着质疑与批判，对其形成过程以及卷入其中的权力关系保持着警惕。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是社会学的魅力与职责所在。秩序与规范并非不重要，但需要讨论哪类秩序与何种规范，积极的批判导向的正是更好的秩序与生活世界。

因此，对于“叙述套路”的挑战首先得从审视同样深受既定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影响的研究者的提问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开始———套路的形成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来自被访者，而更主要的是来自访谈者。不论是被访者还是访谈者，对其预设的提问以及通常被社会学与人类学正面论述的某类“常识”的提问(在研究的语境下尤其指向对研究者“常识”的提问)质疑的就是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在“变性”的例子里，显在地表现为本质的性别规范与清晰的身体界限及其所代表的类别化的道德秩序。其问题就在于这些规定(部分也体现在更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层面)对于复杂生活与多元性别经验的无视甚至抹杀，并在远离生活而构建的这套秩序之上实践着“性别治理”，制造着“唯一真相”以及对于被(问题化地)标定为“越轨者”的病态化与异常化，或者用一个更为严重的福柯式词汇———“社会净化”。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思考“套路”的破解之道?阿伯特提醒我们各类方法的预设与局限以及保持时空开放的意义，文姐提醒我们质疑与挑战提问及其背后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我在分析中也曾提及“套路”之所以构成问题，在于其对复杂生活经验的切割与简化以及所带来的偏见与歧视，也因此，重视生活经验的复杂与暧昧是挑战“套路”的关键。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将综合之前的论述，对于套路之外的多重叙述的可能性以及努力方向做出集中论述。

普拉莫在《讲述性故事》以及后续的写作之中，提出了他对于好的故事讲述的设想———促进更好的社会变革、带来更为包容与多元的社会并具有更强的世界性特点(而非欧美中心)[2][17]。我在近期的论述中，也有兴趣探讨“何为更好的故事生产”类社会想象式问题，不妨再次重申并在此基础上略作扩展[1]。

就我的兴趣与关注点而言，我所想象的更好的故事讲述，首先是能少受各类媒体、政治、商业以及包括学者与运动者在内的各方力量的(绝对地、有意图地、肤浅地)左右与牵制。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更好地看清这诸多角色在故事塑造中的共谋，更深刻地剖析嵌入在日常生活中且不断被实践与再生产的那些规范与权力，从而把握生活事件的复杂性。

如果说社会学研究追求真实，也是试图追求这种贴近我们想要研究的人与事的生活(无)逻辑与活法的真实，以及更有洞见地体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我所谓的更好的故事讲述，也应具有让各类边缘主体可以在场发声而不用过度担心被歧视、被压制甚至被压迫的社会条件。这类故事生产，具有跨越身体边界与社会规范的勇气，具有审视与挑战性等级的力量。这类故事的生产，也一定是多声道的，一定是为生活的复杂与暧昧、智慧与策略、边缘以及边缘的边缘留有余地的。

如果加上“中国本土情境与语境中的经验论述”这样的问题意识，那么，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而可能带来的“叙述套路”也提醒我们在更为世界性的视域之下警惕多重政治对于各类生活经验的绑架，并积极扎根于本地历史与民间文化(本地与民间都需要以联系的而非本质的视角去看，是不同程度地糅合多重性质的“本土”)，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去寻求套路之外的多重叙事可能[18]。

只有在保持叙述的多重可能与多声道的情况下，“叙述套路”的问题才有可能得以破解。回应开篇提出的“叙述套路”的初步界定，这里的破解确切地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阻止某类表达形式或情感结构的出现，而是阻止这类叙述结构的固化、本质化与主导权，防止其在发展过程中远离生活与现实的复杂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如强化偏见、带来歧视)的社会效果。具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是破解“叙述套路”的可能路径。

第一，破解“套路”首先需要发展积极的批判思维。这里的批判思维应超越社会学经典范式之中对“社会冲突”“阶级/阶层”的认识，吸收带有反思性与具身性思考的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相关内容，把包括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众多社会角色在内的“故事生产者”纳入批判性思考与分析的范畴，尤其是对唯智主义偏见以及同样具有俗人面向的研究者经常不自知的“常识”保持警惕(8)7。这种强调了反身性思考的批判思维需要对于叙述所隐含的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以及(多重)政治性时刻保持着警惕，对于不同社会、不同人群、不同角色的“常识”之间的共性与冲突要有所了解，在尊重经验现实与生活逻辑的基础上对充满尘埃的资料要能够做出复杂分析与多种可能性的探讨。这种批判思维不仅需要我们看到显在的权力关系，也提醒我们形塑惯习与规范的力量———“日常生活”既能带来抵抗现有叙述套路与话语体系的生成性力量，也具有限制与保守的一面[7]，具体要看我们秉持怎样的态度，具备何种程度的社会洞察能力。而之所以在批判思维前面冠以“积极”，是因为这种批判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也能够)导向更好的叙述与生活的。

第二，破解“套路”需要历史建构论的视角，并在跨文化、多重社会中探寻叙述的“开放性”与多种可能，也因此，带着建构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尤其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谱系学)、带着开放性与反身性思考的人类学与强调社会情境、结构、秩序、规范、多重社会角色、互动关系(包括权力关系)的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视野非常重要。这种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边界，保持动态与开放的思考，深化看待人、生活与社会的洞察力。也唯有此，把握现实的“复杂性”才有其可能。

第三，在积极批判的视角之下，在时间的积淀之上，在对变化着的社会情境与语境的持续把握之中，破解“套路”还需要在更为具体的方法之“术”层面增进材料的厚度与广度及对材料、人物、事件、生活、社会的综合理解。许多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论述并积极实践。比如，对于跳出仅仅依赖于言说的“访谈”的多种方法的强调(尤其是结合文献与强调观察、聊天、旁听、体验等多种方式并用的长时间参与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点田野之间的比较与补充)，对于另类与边缘的重视[19][20][21]，对于权力范式之外“记忆的微观”的捕捉[22]，对于“言说”的局限以及“不可说”“遗忘”等议题的关注[23][24]，都是值得为之努力的方法尝试。

我也曾基于性/别类经验研究，在《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一文中针对“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类在访谈中常见的叙述挑战与陷阱，提出过在反思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惯性、积累社会阅历与洞察力的同时，在具体方法学层面可以更好地识破“叙述套路”、复杂地分析访谈资料上所附着的各类“尘埃”的实践尝试，“另类个案与另类故事讲述的找寻，直接间接的故事听多了，多维材料的积累与时间经验的沉淀，都可以帮助我去窥探与想象(常见)表达之外的东西，去检视蕴含于故事套路与‘常态’的规范与权力，去捕捉在记忆的微光中闪现的那些生活真实”[1]。而一个访谈之中、访谈文本与其他类型的资料之间、多个访谈之间所彰显出来的矛盾、冲突、张力、差异等往往正是识别“套路”的突破口，而访谈者非常规或者说不落俗套的“询问”与“追问”以及对于资料收集过程中各类细节的敏感性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跳出“套路”而走向更为丰富的叙述可能。

在更为充分地认识与理解“叙述套路”(包括界定、表现、问题及破解的方向)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情境与语境下套路的不同表现形式、历史变化分析、破解套路的具体拓展方法的讨论与实践依然有待丰富，与已有知识生产相关的方法论述的对话也有待深化。而这无疑需要更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其他叙述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且可以跳出性/别研究对多个领域的“叙述套路”展开更为普遍的讨论，在扎实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开篇提出的概念进行补充、完善并在实践层面展开更为积极的挑战与建设(9)8。就我所熟悉的性/别领域而言，在迈向“更好的叙述”的学术道路上，另类个案的选择与个案另类叙述的找寻、“不可说”与各种形式的禁言的社会学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具体议题。就妇女/性别研究而言，以扎实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对于不同阶层、年龄、生活境遇中的女性的多样生活，尤其是尚未落入知识话语体系、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那些女性的声音的把握，以及研究者对于自身性别、阶层位置、知识脉络与情感立场的自觉与反身思考，都有助于破解“叙述套路”而迈向多声道且更为本土与接地气的故事讲述。

无论我们在“更好的叙述”方向上能够走多远，在充斥着各类故事讲述(不管是以研究的名义，还是非虚拟写作的称谓)的当下，围绕着“叙述套路”的以上三个层次的方法自觉不仅是包括性别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这里指整个研究体系，不仅是研究者，还包括资助者、评审与发表系统;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自觉，但是受限于整体学术体系的“套路”而可能逐步丧失这种自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随着信息爆炸而加剧的社会焦虑所需要的，更是任何领域的“独立思考”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