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基础上写了一部英文小说《茧》。这部小说是费孝通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过程的推演。费孝通认为，中国乡村要摆脱城市坐食者的经济控制，必须在经济、社会结构和心态上突破原有的小农经济形态。本文指出，一方面，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城市以坐食者为主体，无法产生现代性；另一方面，他承认大学是现代性的发源地，知识分子返乡办工业可以使乡村获得现代性。小说女主人公宝珠，既对传统家庭伦理有所扬弃，又没有彻底抛弃家庭到城市中追求个体主义的自由。这种中间状态正是费孝通希望看到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出路。他把乡村作为现代性的载体，同时强调保护农村社会的整体性。市镇成为一个关键的枢纽，它使乡村与现代性充分接触，使走出乡村的人与乡村维系着有机联系。因此，费孝通的现代转型理论基于乡村—市镇—城市的关系，表现为空间上的现代化。

  关键词：费孝通/“家三角”/市镇/坐食者/现代化

　　 

  1936年费孝通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到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调查时，他可能并未预料到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会产生那么多成果。首先是调查期间的笔记《江村通讯》，其次是他到英国之后用这些材料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此外，1938年夏天，在论文答辩稿完成后，他还写了一部文学版的《江村经济》——英文中篇小说《茧》(Cocoon)，作为礼物送给师母弗思太太(费孝通，2021；王铭铭，2021)。考虑到费孝通不久之后即回国到云南魁阁主持工作，可以说，后来“燕京学派”在魁阁时期的主要研究思路都带有江村研究的影子。

  《江村经济》中的乡土工业改革已经触及乡土经济的理性化问题。费孝通描述了缫丝合作工厂如何一步步从技术到社会组织来推动乡土社会的变革；在工厂希望成立一种新的农民合作组织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人们交纳股金只是为了分红，并不关心工厂的实际运营和市场结果，以及自己作为合作者的责任。工厂和机器使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原来350名妇女才能完成的缫丝工作，现在70人就能胜任。为了不让妇女们闲着，人们又回归传统的家庭缫丝，本应交给工厂的蚕茧被家庭大量截留。人们这么做根本不是基于对丝和茧的市场价格的判断，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行动(费孝通，2001：196-197)。在后来的《禄村农田》中，费孝通讨论的消遣经济仍是乡土社会经济心态的表现。通过与韦伯所说的理性化问题相比较，费孝通指出，消遣经济以减少劳动、减少消费来维持一种悠然自得、无所事事的生活，使绝大部分人安于现状，甚至能长期忍受缺乏尊严和体面的生存境况，还认为这样合理(费孝通，2006：109-113)。

  同时，费孝通注意到当时江村的已婚妇女留在家中缫丝，但是大部分年轻一代的未婚女性离开村落，到城市或城镇工厂打工(费孝通，2001：196-198)。问题是，她们也许不再回来了。按照潘光旦的说法，但凡能脱离乡土的女性，多属品性、智力、外貌和体质中等偏上者，她们原本是乡村未来的希望；失去她们，乡土社会不仅宗族会衰退，族群在品性和文化上也将衰落(潘光旦，2000：164-167)。取消工业化无法解决社会的匮乏问题，强制这些离乡的人留在乡村亦不现实。乡村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乡村与现代化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紧张关系。

  《茧》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费孝通恰恰以乡村作为现代性的载体。《江村经济》表明，当乡土社会与工厂遭遇时，乡村会发生某些系统性的变化。《茧》则通过呈现以宝珠为核心的一整套亲属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来推演乡土社会可能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它并非一种虚构，而是在城市、城镇、乡村、市场的现实条件下，为人物设定了各种初始条件和行动边界。通过对《江村经济》和《茧》的比较，本文试图探讨乡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状态，以及费孝通在此基础上寻找的乡村出路的理想模型。

一、《茧》的故事主线

  1936年夏，留美归国的青年吴庆农在苏杭大运河边上开办了一家丝织工厂，准备实践自己的“经济人道主义”以拯救凋敝的乡村。丝厂预付给蚕农40％的资金助其养蚕，并派专家指导饲养，然后回收蚕茧以抵预付款。同时，丝厂在村中招募16岁至25岁的女青年进厂工作，从技能和社会知识两方面对工人进行培训。童养媳宝珠想帮在城镇丝行当学徒的丈夫三福凑齐出师费，征得婆婆张婶同意后到丝厂工作。凭借天资聪颖和努力，宝珠很快成为女工中的佼佼者，并当选女工自治会主席。三福虽然知道宝珠是为了这个家到工厂工作，但他担心有一天会失去宝珠。

  由于丝厂威胁到了城镇丝行、茧商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他们阴谋鼓动村民解散工厂。杨保长被他们收买，于是在村里散布工厂是共产党开办的谣言。三福得知了这一阴谋，托宝珠给工厂经理李义浦带信。不料，宝珠秘密将信转交给李义浦的时候被管理员王婉秋看见。王婉秋此前因示爱李义浦遭拒，误以为宝珠和李义浦有私情。出于嫉妒，她派人去村里找张婶来领宝珠回家。此时，张婶因担心流传的谣言会连累宝珠，一早已经来到工厂要带宝珠回家，所以没遇上王婉秋派出的人。宝珠为安抚张婶同意回家，但她并不知王婉秋有意赶走她。

  另一边，派去找张婶的工人正好遇到杨保长，后者得知李、宝二人绯闻，便趁机造谣工厂淫乱，煽动村民闹事。此时，上海的金融资本家正伺机而动，想趁工厂资金未及时回笼的空档收购。工厂面临内外交困的生死危机。

  宝珠和张婶回到村里，迎面遭遇乡人的风言风语。宝珠愤而质问流言从何而来，于是得知了杨保长的阴谋。听信流言的三福急忙赶回家，当面斥骂宝珠。宝珠心寒，向三福说明流言是假的，是杨保长等人意图破坏工厂。在黄老伯的支持下，宝珠和三福随同村民来到工厂。

  在激愤的人群面前，宝珠挺身而出讲明工厂并无藏污纳垢之事。然而人们并不相信，开始围攻李义浦。紧要关头，三福保护了李义浦。黄老伯出面协助，李义浦暂时控制了局面，召开村民和女工的集体大会，追问人们要解散工厂的原因。得知流言起于宝珠“被辞退”这件事，于是宝珠与王婉秋对质。然而，在杨保长的诱导下，种种巧合被关联起来，人们几乎相信宝珠与李义浦有染。关键时刻，宝珠提醒李义浦拿出三福写的纸条，证实他们并无私会，真相大白。王婉秋悔愧交加，离开工厂。

  《茧》的几位主要人物构成三对关系：宝珠—三福，李义浦—王婉秋，李义浦—宝珠。宝珠与三福代表的是乡土社会的婚姻形式；李义浦和王婉秋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爱情的冲突——两人三观不合；李义浦和宝珠则是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异性关系，超出了传统的朋友、兄妹、爱人等关系(小说人物的社会关系结构见图1)。小说女主人公宝珠代表着乡土社会正在生成的一种现代人格。

  虽然《茧》的故事主线围绕缫丝工厂的危机展开，但小说所揭示的主要问题不只是乡土工业的成败，还涉及城市、市镇和乡村不同的经济表现、社会关联和精神结构的变化。

二、“家三角”的伦理格局变化

  “家”的观念和结构变化是《茧》最明显的一个主题，其实在《江村经济》中这个线索就已经存在。《江村经济》涉及两个主要部分：具有差序格局特点的社会结构和与家户经济相配套的土地制度(后者与乡土工业问题相关联)。“家”是这个差序格局的核心(费孝通，2001：41)。

  费孝通发现，农村家庭最常见的规模是4人到6人，包括一对夫妻和几个依赖于此家庭的父系亲属。父母与子女、夫与妻两组关系是家庭组织的轴心，其中又以父子轴为重，亲属关系是偏重于父系的。已婚儿子有一个会与父母同住，如果父母中有一方已亡故更是如此(费孝通，2001：43-45)。这里，父子轴和夫妻轴搭建起基本的家庭三角形。

  后来，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进一步总结了家三角的特征：(1)家庭以父子关系、婆媳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为配轴(费孝通，1998：41)。(2)夫妻之间以合作关系而非感情作为凝合剂。(3)父子轴、婆媳轴都是纵向的同性关系，于是在这个家三角里，“妻”成为一个附属的角色(见图2)。父系纵轴链条如果不断延伸就形成家族。(4)维系家庭这个纵轴支柱的是传统，既有父子血缘情感关系，也有长时间共同居住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同质化的生活习惯。

　　  

图1：《茧》的社会关系结构图

图2

  根据费孝通的观察，家庭纠纷更经常发生在婆媳之间，而且年轻妇女到丝厂工作给家庭关系带来了强烈冲击(费孝通，2001：58)。因此，本文对家庭变迁的考察聚焦于“妻”这一角色的变化。

  首先，从经济视角来看，女儿出嫁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父母抚育女儿花了钱，但是她长大到能够干活的时候就要嫁去别人家。男方送来的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此外还要加上一笔至少和聘礼等价的嫁妆，而且一旦女儿生儿育女，她的父母和兄弟作为女方亲戚还要承担新的义务(费孝通，2001：54)。对于这种不利的经济局面，一方面是心态和习俗上允许女方在婚礼的声望竞争中占上风以作为补偿；另一方面默许人为溺杀女婴或送走，免除其法律和道德责任。结果是现实中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家境贫寒的男子只能打光棍，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婚姻成本，于是出现童养媳制度作为救济。父子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方家族在家三角的构建过程中不重要，尤其舅舅对外甥有保护义务，同时是家庭纠纷的义务调解人，在父子、兄弟分家之时作为正式的裁判(中人)(费孝通，2001：87)。后者代表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构性要素，往往决定着分家析产的契约是否有法律效力。

  其次，女子在夫家的地位并不完全由伦理决定。江村挑选儿媳妇的标准一是能生养，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好，顺从并不是首要的。有不轨行为的儿媳很难抛弃，亦不能由丈夫家族任意处置。媳妇可以有自己的私房钱，包括嫁妆、自己劳动所得以及她从向丈夫或婆婆索要的生活费里偷偷截留的部分(费孝通，2001：57-58、68)。儿媳也可能为了早日摆脱婆婆的管控而鼓动儿子反对母亲，使“父—母—子”的家庭三角从父系纵轴里脱离出来。通常可预见的是，儿媳将来会接管婆婆的权力。也就是说，父系家族现实中无法绝对控制媳妇，也没有法权依据对媳妇进行制裁。婆婆的权力似乎更多来自儿媳的敬畏和顺从。婆婆可以咒骂儿媳或者教唆儿子揍老婆乃至休妻，但这取决于儿子个人的意愿，如果儿子不愿意，那么婆婆要面临分家的风险。但同时，费孝通指出，媳妇想彻底摆脱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自杀。她可以逃走，等待时间和机会慢慢与家庭和解，或者等到她自己成为婆婆的那一天(费孝通，2001：59)。小农经济下的家庭分工或者说镶嵌于乡土社会的家的经济结构实际是将媳妇约束在家中的很重要的因素。这是一套贯穿于男孩女孩教养过程的经济系统，媳妇在她的娘家已经熟悉这些内容。因此，从丈夫和婆婆的权威、共有财产、人身自由等方面来说，江村在社会结构上并非家父长制。家的伦理沿着父系和母系两方的亲属关系进行延展，与儒家以父子轴为核心的文化理想有亲和关系但也存在差别。

  再次，费孝通注意到家的伦理关系发生变化是在妇女进入工厂挣工资以后，女工在家中变得硬气起来。比如一个女工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个女工在工厂里和其他男子同居，被工厂开除后回到家乡；本来她的公婆拒绝她进门，但是考虑到她有在丝厂工作的本领，又重新接纳了她。在这两个例子里，不仅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当母亲出去工作，家中的孩子就得交由祖母照料，这也使婆媳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费孝通，2001：199-200)。这种基于母职的分工为垂直的权威型的婆媳关系带来了协商合作的新要素。

  《茧》的故事主线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展开的。宝珠是张家的童养媳，自小父母双亡，由张婶抚养长大。她与婆婆的关系就是《江村经济》中人们憧憬但现实中很难实现的典范的婆媳关系。费孝通曾指出，“小媳妇”制度使姻亲联系松散，影响亲属结构功能的发挥，对妇女地位甚至对年轻夫妇建立一个经济独立的家庭都有不利影响(费孝通，2001：6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了姻亲的掣肘，家的独立性更加凸显。宝珠某种程度上从这种婚姻制度中获益，她只要征得张婶同意就可以去工厂打工。

  和江村女工一样，宝珠在工厂也经历了一次思想启蒙。与身边的女工向往城市的时髦生活不同，她表现出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她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高工资，还想看到从自己操控的机器里涌出最好的丝绸。机器连接的这个新世界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宝珠开始学习和思考机器、技术、社会知识、市场，思考村庄贫穷的原因，反思自己和身边的村民在无知岁月里为何一直将不幸归咎于命运。在宝珠身上，既有韦伯笔下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虔信派女工的形象(韦伯，2007a：38)，也带有费孝通笔下费达生的气质。正如费孝通借李义浦之口对宝珠说：“你有你的责任，通过你，村里人会实现现代化。”(费孝通，2021：66)

  宝珠与家庭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张婶第一次到工厂探望宝珠，觉得短短十天她变化特别大，用村里人的话说，宝珠越来越像洋学堂的女学生。三福则开始做梦，反复梦见宝珠穿着丝织长袍，剪了时髦的短发，嘲笑他无能。宝珠第一次回乡的时候也感觉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不一样了。她拿出6个月的工资和给婆婆带的礼物，“感觉她自己这话很自然，而且音调很高，就像长辈从村里的集市回来给孩子们发糖果一般”，“以前她只能顺从，现在却能积极主动、操控局面了”(费孝通，2021：64)。当她跟张婶说自己担任了女工自治会的主席，张婶的第一反应是让她从工厂辞职。宝珠感觉在她和这个家之间有一种隔阂暗自增长，她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这种冲突在三福听信谣言痛骂宝珠的时候达到顶点，“三福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黑色的纸钞，向宝珠扔去……这是他早已计划好的环节，无须思索，完全是自然和本能地爆发出来。他不仅靠这个发泄了自己的怒气，还消解了他这一年多来的内心冲突”。在宝珠指出这是史扒皮的阴谋后，三福虽然同意和她一起去工厂阻止阴谋，“但是潜意识他还是无法释怀。(他认为)宝珠若是继续去工厂工作，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费孝通，2021：110)。

  也就是说，家三角动摇的根本原因并非谣言，而是工厂给乡土经济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但是也应注意到，宝珠和三福的家三角还不完整，他们成婚一年来未有子嗣，这与工厂因素相结合，加大了家庭解体的风险。如费孝通在《茧》中所说，桑蚕结茧，蚕蛹破茧成蝶，那么蚕茧本身何用呢？蚕茧如果是乡土社会中的那个家，蚕蛹破茧好比宝珠的蜕变，那么这些个体最终是不是要彻底离开乡村？

  种种迹象表明，宝珠也许会离开村落，但不想离开家庭，也不会彻底脱离乡村。她想用自己攒下的工资供三福求学，认为三福在丝行打工没前途。面对醋意大发的三福以及不理解自己的婆婆，她都能体谅并理智地处理。李义浦代表了宝珠人格启蒙的方向，宝珠虽然敏锐地感受到双方互相吸引，可是她并没有让自己爱上李。应该说是费孝通阻止了宝珠走上反叛家庭、追求爱情的道路。在社会学家眼中，家三角是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须保留的一个重要结构。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预见了家三角的两种变化：一种是女性进入工厂导致婆媳关系的变化，以父子轴为核心的家庭结构倾向于变成图3；另一种变化受国家立法影响，新继承法规定，女子具有同等继承权，而废除了父系侄子和其他男性亲属的继承权(费孝通，2001：82-83)。这意味着否定了家族法权，那么家庭三角联合结构也可能变成图4。

  在这两种家庭结构里，夫妻轴均成为主轴。图3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利于图4的形成；图4则将法权注入家庭之中，为图3从父子轴向夫妻轴的偏移做了背书。《茧》这部小说涉及图3的第一种，但没有涉及图4的第二种。此外，《茧》中还补充了第三种进入家三角的新因素，即职业伦理。宝珠向李义浦转交信件，正是出于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和保护，她受了三福的气，却没有和他吵，而是马上想起工厂会遇到危险。这些表现说明宝珠已经具有充分的个体理性。

  “家”所在的村落的变化会给感官带来直接的冲击，但乡土社会的核心结构却未必消融。工厂对村庄生活最明显的影响表现为它带来一种不同于乡土生活节奏的时间感。《茧》的开篇就描写了张婶和工厂时间的冲突。文中另一处也写到，宝珠和三福各自放假的时间不一样，工厂按新历，丝行按旧历，因此三福只能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回来，与宝珠相聚几天。可以想见，有人在工厂做工的家庭，都会遇到这种时间系统的冲突。个人起居这种日常性的事务还好说，比如工厂有规律的哨声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时钟，这样冲突就解决了；如果社区的传统仪式和义务要求个体时间配合，这种冲突则不容易化解。如果工厂和村子在空间上特别近，比如工厂开在村子里，村民都在家门口上班，那么工厂与村落在时间观念上的冲突就会强烈干扰工厂的组织安排，有可能使之回归家庭作坊的状态。

  村里的巫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生丝产量翻番，村民们看到了经济景气的希望，计划第二年恢复已停办十多年的迎神活动。村民认为是工厂改变了厄运，它相当于一座石头砌成的神庙，坚不可摧。人们既接受现代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又赋予它一种巫术性的解释。这意味着村落社会的巫术性与现代性系统可能存在某种独特关系，可以并存，但这种关系的原因和本质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加以说明。

三、市镇、工厂与家庭手工业

  将工厂建在市镇因此有了一个直接的理由：与乡村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如此既能对家庭产生有效的影响，又不至于彻底破坏家庭的结构，同时还能维持工厂自身的运转，对接开放的市场。那么市镇原来的基础是否足以支撑工厂？

  《江村经济》中，在蚕丝业改革之前，家户生产的生丝通过航船卖到震泽或盛泽镇，大米贸易则完全由震泽垄断。市镇的商业资本及其运作直接影响着江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航船交易中，存在一种被收购者接受的惯例，即允许卖家往丝里掺入一定量的棉花和水；但如果超过限量，收购的商人就会扣钱，扣的钱比掺水卖的钱要多，这是一种惩罚机制(费孝通，2001：214)。因此，农民要和航船主商量掺水的比例，他们对市场的理解要依赖航船主。航船主靠乡村与镇上商行的丝米交易维持生计，并不靠为村民摆渡或零售挣钱。这是市镇与乡村发生经济关系的结果，航船为实现这种经济功能而嵌入乡村社会组织。生丝掺水这件事表明，共同体经济对内和对外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镇上做生意不需要共同体内部的道德标准。工厂建成并投入生产以后，生丝直接销往上海，不再通过航船，但江村的改革者仍按传统佣金额给予其补偿，以期将此制度保留下来，原因是它对乡村是有利的(费孝通，2001：215)。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谈到，市镇是基于乡村经济交换和贸易形成的一种乡村商业中心，而城市是以官僚地主为基础的社区，对乡村而言偏重于统治和剥削关系(费孝通，1999a：326)。市镇的特点如下：(1)由于乡村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出现一批小土地出租者，后者搬到镇上生活；(2)这类离乡地主可以开当铺或放高利贷，他们与佃户的关系是金融性质多于商业性质；(3)市镇中还有一批手工艺者，附属于这些离乡地主，为他们提供服务和享受，“和欧洲中古封建主堡垒里那些艺匠的性质相同”(费孝通，1999a：315)。这里的城和镇指的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城市。表面上看，城和镇有许多相似之处，镇也是地主们的蚁集之地，同样有一批手工业匠人附庸。就传统的社会地位来说，镇上的地主比不上城里的官僚地主，而一旦城的政治力量衰落，其经济表现甚至不如镇。吴江县城的商业就不如县里的震泽、同里镇发达(费孝通，1999a：326)。费孝通承认现实中城和镇很多时候是重合的，他自己也时常连用或混用这两个概念，但他强调的是在发生学意义上城和镇的区别，以及镇与乡村更密切和自然的经济社会关系。镇和村出现对立，本质上是乡土经济衰落的结果，因为地主和佃户均以土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手工业破产之后，传统农业根本不足以同时养活双方。

  因此，如何面对市镇中的坐食者(rentner)阶级，是市镇现代化改造的关键。坐食者的主体是地主，还包括专职放债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坐食者和小坐食者本质上有所不同。对于大坐食者，费孝通认为，他们对乡村的危害比较大：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财富有一大部分维持他们不事生产的消费，而且是奢侈消费；同时他们给农民放高利贷，导致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土地权大量集中在他们手中，土地越集中，乡村萧条就越快，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费孝通，1999a：410-411)。费孝通否定了由这类地主投资工商业的设想，即从旧土地制度中产生现代工商业的想法，因为这些财富不会反哺乡村；也否定了将他们的财富剥夺，交由政府集中统筹用以发展现代工商业的方案。费孝通认为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官僚资本和独裁政治，“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政治程度较低的人民，很可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用政治力量积聚资本，计划工业”(费孝通，1999a：414)。

  大坐食者基本集中在城市。小坐食者通常居住在市镇，或者是城市中下层的居民。他们大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离乡进城，虽然离乡，却不易在土地之外找到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大部分是公务员或下层军官，除了微薄的薪水，还有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农民(费孝通，1999a：375)。费孝通认为，中小地主不是一个突出的特权集团，他们的生存和繁荣不是靠个人能力，而是靠制度的微妙搭配，比如儒家“克勤克俭”“中庸”的训导，以及用经济报效的方式获取皇权保护以避免周期性的被劫掠。这类地主不宜通过暴力直接剥夺，而应以更和平的方式推动他们转变为生产者(费孝通，1999a：372-374)。但是，小坐食者的危害更值得注意。相较于大坐食者，他们数量众多，对乡村的蚕食亦可达到惊人的程度。《江村经济》中提到，江村2/3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城里的不在地主手中，村里近80％的家庭户均拥有土地不到5亩，而一个四口之家维持生存需要5.5亩(费孝通，2001：46、167-168)。这些不在地主大多是中小坐食者。

  《茧》的第四章开篇讲“城镇”的格局，第五章讲镇上的丝行、茧行和放债人，详细地描述了商人与坐食者的具体经营形式和精神特征。

  首先，城镇的“腐败”。费孝通用嫌恶的笔触描写城镇的环境：“城镇里，运河却已变成了阴沟，其水质黝黑，表层油腻……运河入城转身变成的阴沟，水面上到处漂着腐烂的西瓜皮。下水沟似乎是城镇里具有吸引力的存在。日积月累，它成了城镇文明的核心”。“在城镇生活的人们依赖的是商品和货币的流动。成千上万在太阳底下劳作的人则用他们的血和汗喂养这群人”(费孝通，2021：30-31)。“腐败”是坐食者的寄生性带来的，“腐败”更是一种心态，不只是坐食者才有这种精神特点，它会传染给向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其次，城镇的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类型。小说中谈到两种商人：丝行老板(储老板)、茧行老板(赵老板)。小说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丝行和茧行应该都是有行会组织的，尤其是丝行，储老板是本乡最大的丝行老板。史扒皮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动赵老板当说客，三番五次游说储老板联合起来搞垮工厂，显然是看中了储老板背后的垄断势力，因为这绝不是仅凭两户商家和一个投机者就能办到的。

  在韦伯的研究中，欧洲的商业行会与中国的坐商行会不同，前者是对在城市间开展贸易的商人给予特许权，对其贸易进行保护；后者的性质是氏族工业，以垄断对外贸易为目标，如上海茶商行会和广州工行。进一步来讲，西方的城市行会是支配城市进行管理、具有政治特权的经济组织，行会和城市市民权的发育相互促进(韦伯，2007b：144-146)。从储老板和赵老板身上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希望。

  工厂贷款给农民养蚕，让农民以蚕茧偿还贷款并大量收购蚕茧，同时招收女工，并将生产的生丝直接拿到上海卖。工厂运营的每个环节都在拆解“家庭手工业—城镇行会”的经济链条。小说中工厂收走了四万担蚕茧，相当于周边几百个村庄的产量。储老板一开始不相信这个消息，因为他觉得工厂不可能把所有妇女招进厂里，大部分人还得留在家中，如果蚕茧都收走了，那么剩下这些人怎么办，如何生活？简言之，储老板认为，工厂不可能替代乡村的家庭手工业，威胁不了城镇行会的垄断地位。

  储老板没想到的是，工厂收购蚕茧的价格高，弥补甚至超过了妇女在家缫丝的收入。因此，村民更期待以高价卖掉蚕茧，而不是自己辛苦缫丝。如果工厂继续存在，对储老板和赵老板的生意将构成沉重的打击。那么像储老板这一类商人的出路在哪里？事实上，他投资的方向很多，就像《金翼》里的黄东林一样，大米、咸鱼和药材搭配着来(林耀华，2008)，甚至可以与工厂合作。

  再次，城镇与工厂兼容的可能性。在旧格局下，城镇商业和工厂之间存在矛盾，同时由于城镇商业通过垄断市场支配着家庭手工业，也造成工厂和家庭手工业之间的矛盾。但这两种矛盾性质不同，工厂和行会的矛盾是组织和精神上的冲突。随着工厂的发展，行会很可能改组，转型为现代联合商业公司。工厂与家庭手工业不一定在精神上不相容，可能会并存相当长时间。

  从经济史的视角来看，工业具有工厂和包买制(又称分发加工包销制，putting-out system)两种组织形式，后者是与家庭手工业/家庭作坊相结合的。根据沃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ein)的分析，包买制指的是生产者在自己的住所以自己的设备开展工作；他通常拥有几个学徒，自己工作或者在小家族集团中工作。生产者从其他商人企业家那里购买原材料用以加工生产，后者有权以固定价格“收购”前者加工的产品并负责将产品运往市场。包买制在16世纪开始广泛出现，这种制度经常与纺织工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几乎一切工业生产中都得到运用。17世纪欧洲经济停滞时期，商人企业家为增加利润纷纷将城市工业转移至乡村，也将包买制推广到乡村(沃勒斯坦，2013a：226-227)。到了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棉纺织业兴起，工厂工业繁荣，出现了“工业革命”，于是资本又向工厂集中，包买制衰落下来(沃勒斯坦，2013b：16-17)。到19世纪，欧洲完成工业社会转型，家户逐渐退出社会经济生产领域——很可能是因其无力承担工业创新的使命——包买制彻底没落(托尼，2014：118-119)。

  也就是说，与乡村家户生产相结合的包买制曾经是向资本主义大工业过渡的一种形式。对费孝通来说，这种形式不只有利于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乡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将大量小农变为无产者，进而为城市工厂提供了劳动力。费孝通似乎并不希望中国的社会改革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18世纪英国的工厂工业使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中国农村人口的工业转移则可以借助城镇来实现。在《茧》这本小说中，工厂确实影响了家庭生丝手工业的生产，但是受限于规模，工厂并没有彻底将劳动力从家户中吸走。事实上，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观察证明，乡土工业通常在这种小型工厂和家庭作坊之间灵活切换。

  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中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小城镇，首先对他之前研究的震泽镇和盛泽镇做进一步讨论。《茧》里与工厂存在冲突的是作为乡村商品集散市场的震泽镇。盛泽镇则不同，它是吴江县的丝织工业中心，具有专门化的工业。1949年以前，本地绸庄数量多，且盛行包买制。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社队工业，使小城镇真正有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力。社队工业最早是在“文革”后期城市工业向乡村扩散时出现的。它以集体手工业为基础，其特点是建立小型工厂，承包一个具体的工业环节。比如震泽中学当时的校办工厂就专门生产“六神丸”的瓶塞。这种小型工厂基本上都是包买制(费孝通，2014a：12-32)。但是，并非五种类型的小城镇都能发展工业，费孝通强调的是那些服务于乡村的商业经济中心，其实就是震泽和盛泽的类型，他称之为“乡脚”——城镇之大小取决于其“乡脚”之大小(费孝通，2014a：38)。

  费孝通并没有期待通过小城镇一举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全盘问题，小城镇的核心是为现代工业提供一种与社会而非个体结合的有效的劳动组织。《茧》中的吴厂长和李义浦曾设想，自由劳动者不是为某个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否则这种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自由。这句话说对了一半。他们把个体理性视为乡村现代启蒙的主要任务，而费孝通不认为在乡村直接开展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会有效，他想通过新的经济制度培育一种新的人格，由他们自己重新定义和实践属于自己的文化理性。

四、城市、大学与新绅士

  在费孝通的乡土重建理论中，城市与新绅士的关系一直是重要问题。《江村经济》中的费达生，《茧》中的吴、李、王，他们来自城市，是乡土社会现代化的催化剂。1949年之前，费孝通关注过的城市有苏州、上海、伦敦等，这三种城市在经济史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费孝通(1999c：105)仍将苏州称为旧式的城市——地主集团盘踞的消费型城市，这里住着握有江村一半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费孝通，1999d：196)。他看待苏州既审慎又充满感情。在费孝通少年时期的印象中，这里有满城的桂花香和荷花香，有亲切的同学和老师(费孝通，1999e：52-53)，他在苏州接受了相当好的新式教育(费孝通，1999f)。关于旧式城市的特点，前文论述城镇时已有涉及——它自身无法产生现代性。

  第二种类型是由通商口岸发展而来的城市，如上海。费孝通(2019：123-125)强调，“那些提倡在中国实行都市化的人常常认为上海与纽约、伦敦相似，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因为中国城市与西方的都市有着真正和本质的区别。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经济区域的神经中枢。中心地区的发展预示了内地的发展，因为它们连成一体，通过这种联系促进了不同地区劳动的经济分工。……但上海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内地的繁荣，因为它并不代表共同的发展，而是一种高级经济力量的确立，以逐步支配欠发达地区”。费孝通称之为“经济鼠洞”。他甚至说，通商口岸“只是一个县城，一个依靠别人的消费者和寄生虫聚集的社区，而不是一个现代的高度发展的都市”。这类城市同样无法产生现代性。

  《茧》这本小说中活跃在城镇的高利贷者史扒皮，实际是城市大坐食者的触手。高利贷的非道德性直接反映在小说把史扒皮描写为全书最坏的恶棍。小说里写到，他和储老板密谋之后，往上海方面打了个电话，随后，正在南京等待国民政府援助的吴厂长就被上海金融寡头蒋氏的人找上门来。史扒皮的后台正是通商口岸的买办势力。蒋氏以爱国的名义收购“濒临破产”的工厂，实际是侵吞民族工业。在这类城市基础上形成的大工业，必定只能服务于垄断资本家。在此种状态下，劳动者将变成纯粹的劳动机器(费孝通等，1946)。

  第三种类型是现代都市，如伦敦和纽约。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论述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时曾指出，都市因其工业的发达、分工的精细、交通设备的完密能容纳大量的人口。都市不应当被视作一种经济的、政治的或地域上的单位，而是一个社会变迁的中心，一个人类行为改变形式的大熔炉(费孝通，1999b：114-115)。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类城市。

  如果与伦敦的发展过程相比较，英国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同样以寡头统治为突出特点。英国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王权，通过国王授权，市民可以有自己的法庭和司法审判权、财政自主权。因为大部分贵族居住在乡村，英国城市早已失去对乡村的支配力量，亦没有对抗国王的武装，它是一种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团体(韦伯，2011：484-485)。城市望族必须与王权合作，充分展示自己的金融力量。他们通过国会，以身份制联合，形成一种超越地方独占利益的国家的市民身份团体(韦伯，2011：488)。上海在追求纯粹经济性和金融性方面接近英国城市，但它没有王权特许条件，更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身份团体。

  苏州和上海的现代化无法指望，如费孝通(2019：127)所说，“现代都市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非工业化国家不会有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中心”。城市的坐食者特性使费孝通根本不期待中国的城市能作为现代化的载体。

  中国城市本身还不能使人自由，但城市中的大学却是现代性的发源地。中国的大学最初由国家或国外势力主办，并非以城市为主体主办的，也并非产生于城市工商业阶层的自主意识。时至今日，其现代性仍主要来自国家的现代化规划。

  费达生、吴庆农、李义浦、王婉秋都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吴庆农从美国留学回来，不顾亲戚阻拦，将自己继承的祖产土地卖掉，到乡村开办工厂。费孝通写道，归国留学生通常不管中国社会具有的特点，留英的学生把议会制度介绍到国内，留学芝加哥的学生赋予帮派组织以理性化的解释，留俄的学生则在国内试行苏联的制度。吴庆农和他们不一样，他想从社会内部带动社会改革。“正是他这个英雄才是历史的动力，而非普罗大众。大众只能跟随，不能创造。创造依赖的是意志，而意志是个人的……吴庆农，无疑是这样的个人”(费孝通，2020：24-25)。吴庆农后来对自己的英雄主义进行了反思，他拒绝蒋氏的同时想明白了工厂不是他个人的事业，而是大众利益所系，人心所向，因此他将工厂的存亡交由人们去判断和争取。

  李义浦是一个左翼运动者，进入工厂之前他曾当过两年小学教员。他原本认为只有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社会改革，但在和蚕农打交道的几个月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如果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还未发展到适当阶段，任何为煽动所激发的社会革命都是不成熟的。这与他对唯物主义的信仰产生了矛盾，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工厂不谋求利润，怎么获取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工厂。并不是资本家想要违背人道主义理想，而是这个系统本身无法与工人们的利益妥协……我是否属于工人阶层？我的立场在何处？资本家把我视作敌人，大众也不把我看作他们的朋友。难道我是中间派？像我这样的中间分子又该何去何从？”

  王婉秋和李义浦是校友，她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工厂工作。她习惯了在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有课，每学期都有考试，生活朝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离开学校以后，如同离开梯子到了迷宫，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王婉秋对李义浦的感情不完全是爱，或者说“爱不是她想要的”(费孝通，2020：47)，李义浦对她而言是一个能让她安定下来并给她一个家的男人。因此，李义浦成为她现阶段人生的核心目标。在杨保长的阴谋败露后，王婉秋意识到自己因为妒忌几乎毁掉工厂，在悔恨和醒悟中离开。她后来飘零异乡，似乎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小说结尾，她知道工厂已经毁于日军轰炸，却说“我知道路了”。作为聆听她讲述整个故事的“我”也说，“我知道她早就找到了路”(费孝通，2020：136)，实际是强烈地暗示王婉秋已经获得了新生。

  吴庆农、李义浦、王婉秋都表现出个体主义的特点。无论个人最终的选择和结局如何，他们在大学教育中获得的启蒙使他们投身于类似费达生的事业。也就是说，通过大学教育产生了新绅士。

  吴庆农的“经济人道主义”从理论上来说受到了托尼(R.H.Tawney)和费边社的影响。托尼在批评英国工业社会的弊病时指出，合理的工业组织，“引用培根的话说，是人做工夫，‘应当为荣耀上帝与救济人的生活’”(托尼，1928：168)。他批评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来的近代工业社会对财富的贪婪；这样的社会使那些工作却不能以工作获得较多报酬的人堕落，而从中获得较多财富的少数人不会承认工业的意义是为人服务、做工的人是尊贵的(托尼，1928：32)。吴庆农想将工厂的剩余价值用于支付工人薪资，体现劳动在生产中的价值，与托尼的经济伦理学目标一致。费边社作为英国工党的智囊，主张社会主义，专门针对劳工问题(费孝通，1999g：464)。小说以“画外音”为吴庆农做注脚：“这么看，他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社会改革者，或者受到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但是小说并没有赋予吴对劳工问题的政治敏感，因此吴在理论上还是更接近托尼。

  尽管吴庆农有社会变革的理想和初衷，但他选择开办工厂并把工厂建在乡村附近却是客观条件所致。《江村经济》中提到，近20年来，江村附近城市机缫丝业发展极快(费孝通，2001：197)。工厂靠近劳动力和资源地，对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以及维护社会完整性都是有利的。纺织工业发展的背后有国际市场因素在推动，吴身处这个潮流之中，恰恰是这一点成为吴庆农的“经济人道主义”从论文转化为工厂的前提。

  吴、李、王三人在个性、出身、经历、思想主张上的区分，最终通过个人觉醒殊途同归。他们自我赋予的使命是启蒙者，但小说指出，启蒙并非僵化的思想灌输。宝珠吸收和理解的并非他们有意识教育的那些内容——她不是一张白纸等着描画。宝珠的求知冲动来自对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方式、语言和行动方式的比较，她重新思考身边几乎每一个人。从宝珠自己的角度来说，其实吴、李、王三人都不如三福重要，因此吴、李、王三者的区别并不是关键问题。正是因为宝珠认为三福更重要，我们说宝珠才是费孝通论述的真正核心——她是能将工业的教育带入乡村社会内部的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主动留下。

五、结论

  本文针对乡村、市镇和城市的分析力图揭示，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转型理论呈现为一种以现代空间结构为中心的论述。我们以韦伯的论述来比较，有助于突出费孝通社会转型理论的独到之处。韦伯(2007b：196)曾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及其原因包括：(1)一个合理的劳动组织；(2)消除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对内道德标准和对外道德标准之间的界限，把商业原则连同在这个基础上的劳动组织纳入内部经济。由此，韦伯提出他的著名论断：“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概念(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为基础的法律，这种建制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有公民的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韦伯，2007b：196-197)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全部论断都集中在城市。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生发于有特许权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只是乡村的投影，不可能产生现代性，并且他对市镇几乎没有涉及。费孝通也认为中国的城市无法产生现代性，但他认为在镇与村及其关系中是可能产生现代性的。

  首先，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变革围绕家三角展开。工厂对家庭伦理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以宝珠的家庭为例，从生计上来说，宝珠夫妻俩都在城镇就业，宝珠在工厂，三福在丝行，但是两人的精神转变完全不同。宝珠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迅速成为工厂劳动能手、女工自治会主席，对国家和社会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的精神转变是惊人的。比较一下后来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就知道宝珠的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的，是费孝通有意这么写，三福则几乎没有变化。

  《茧》第十章讲到三福凑足出师费回到镇上时，也用“破茧而出”形容他的心情，“他现在已踏上了成功之路，朝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奋力工作”(费孝通，2020：71)。这个目标就是他能带着宝珠住在镇上，宝珠辞职回家，他自己挣钱养家。这仍是一种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理想，渴望脱离农业劳动，进城做城里人。《禄村农田》中的消遣经济与三福的憧憬没有本质差别。因为禄村雇工工资极其低廉，但凡有点土地的人家都不愿意自己耕种，而是尽量雇人来种，自己好脱离农业生产(费孝通，2006：107-113)。可见，在费孝通看来，到城镇务工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关键还是工厂组织的差别。宝珠所在的工厂还只是雏形，只招女工，20世纪80年代的社队工业则更广泛地吸收乡村人口就业，有效地将农民转化为工人，涌现出很多能人，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发展(费孝通，2014b：122-123)。

  其次，宝珠为三福计划了一条出路——接受教育。在潜意识里，这也是她希望自己将来能走的路。那么她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该是工厂教育或者说《江村经济》中提到的蚕业学校，两者本质是合一的。费孝通后来曾设想，在新工业中推行艺徒制度，即由工厂承担初级专科学校的职能，把学校开在工厂里。“艺徒的年龄大多在13岁到16岁之间，这是生理上变化最强的时期，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片面的技术教育，而且要养成一套完全的人格……怎样能使艺徒不成一座机器而成一个人，那其实是在艺徒训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将来的工人是一个工业化、社会化的主干，甚至可以想作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早期的修养一定会影响日后的行为，整个社会都会受他们行动的影响”(费孝通，1999h：48-49)。在史国衡《昆厂劳工》和田汝康《内地女工》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工厂的社会组织才是教育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人格是在一定的团体组织中培养的(费孝通，1999i：193)。

  一方面，宝珠希望三福能够摆脱消遣经济的心态，因而寻求与三福形成新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宝珠又不愿意离开三福，彻底离开家庭，所以她自己不会去城市念大学，反之三福也如此(如果他们双双去读大学，则缺乏现实基础，他们不可能有这种经济能力)。宝珠的这种中间状态是费孝通希望看到的乡村现代化的结果。他没有让宝珠和李义浦发展出恋爱关系，而是用李义浦和王婉秋这组对照——更激烈的爱情更自由也更痛苦，来映照宝珠这种更理智、克制、成熟的心态。

  再次，工厂开在镇上和开在城市里对家庭的破坏性是不一样的。宝珠将自己和三福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市镇的工厂和技术学校，因此市镇也许将来是他们小家庭的落脚点。她的现代化之旅有一个明显的空间坐标，就是不能进入城市。三福在市镇丝行打工的经历说明了仅作为务工者参与商业过程并不能获得现代性；假如他进入城市打工，情况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工要在城市中实现城市化，几乎不可能。宝珠和三福如果进了城，家三角基本就垮了，它遗留在乡村的只剩下家庭碎片，这会使乡村被剥夺殆尽。

  最后，城市之所以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和策动精神现代转型的源泉，并不完全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依靠商人和资本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学教育的兴起。《茧》推演出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理想与乡土社会的碰撞过程，双方互相拉锯、互有退让。乡村在“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的状态中保持了社会的完整性，也在社会的基础上逐渐更新其道德，孕育出新的现代文明。

  简言之，《茧》所推演的乡土社会现代化过程，依靠像震泽这种类型的负责乡村与市场交换的镇与乡村这类生产性地区的联合——在这里，工厂靠近劳动力和原料供应地，从而形成一个生产链条。这种经济实践把城市、镇和乡村的人组织到生产和市场过程中，在工业组织里同时包含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乡村为依托来抵制城镇和城市的土地食利经济蔓延。

  乡村必须现代化是因为要保护其自身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以遏制坐食者，但是乡村内部无法自行产生现代性。费孝通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乡村与城镇中断关系后反而有了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存。城乡分离直接威胁着以乡村收入为生的食利阶层，为保持城乡的传统关系，他们甚至不惜以武力来打通障碍。这是内战的真正原因之一。农村的自给自足状态虽然可以暂时安全，其代价是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回到更原始的状态，而市镇和城市处境势必危急。如果失去这些地区，难道国家就能完整，乡村就能独善其身吗？“根本问题是如何将市镇和城市转变成可以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而不去剥削乡村。……乡村和城市同等重要，应该携手合作，但是变革的动力必须来自城市”(费孝通，2019：149-151)。

  《茧》是费孝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写作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不断发生变化，例如上海变成了工业生产中心。费孝通后来也在重新思考城市在现代化中的位置，但是并不是说《江村经济》和《茧》的这套理论就过时了。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土地食利经济蓬勃发展，消遣经济所隐藏的食利者心态仍旧强大，乡村社会的完整性更岌岌可危。费孝通的这套现代化方案今天依然有其合理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202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