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特点与计划

特里·克拉克 著

吴军 等 译

来源：《中国名城》，2017年第5期

摘要：洛杉矶学派Michael Dear（2001）基于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提出了很多评论。本文通过整合关于城市如何运作、强调文化与政治等更宽广的理论视角来拓展这些讨论。纽约学派的研究倾向于阶层分析、生产、不平等、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相关议题，而且他们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洛杉矶学派的学者们通常更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强调消费导向；其中还有一些比较后现代主义。芝加哥是美国天主教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他们重视个人关系、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邻里和民族传统（ethnic tradition）。这反过来引导芝加哥的观察者更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作用，因为亚文化的不同让城市社区呈现出了很大差异。另外，本文总结了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七个重点。

关键词：文化；邻里；政治；天主教；芝加哥

作者简介：特里N.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近十年聚焦文化艺术与城市发展议题。

译者简介：吴军，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聚焦文化艺术与城市发展议题。

本文探索了在城市研究和理论提炼上芝加哥是如何形成其自身的独特风格。结论部分也讨论了这些作为新芝加哥学派的一部分是如何加入进来的。我的观察是由洛杉矶学派和纽约学派最近的讨论所启发，这些讨论实质上是通过对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反对上来定义他们自己，比如对Ernest Burgess、Homer Hoyt和其他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型的批判。我同意这些评论家们保持对于传统芝加哥学派范式的核心方面不足的论述（Brian Berry and Horton, 1970）。我们需要创建新的、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城市和城市现象。但是，我们反思考虑这些议题，是因为美国东西两海岸的评论者似乎不仅误读了芝加哥，而且还构建了一种对自身和他者都过于有限的理论基础。对芝加哥的反思有利于丰富我们关于城市和社会的理论。

这些关于城市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关于解释城市世界的核心假设和概念选择。Saskia Sassen、Richard Florida和Michael Dear等学者的著作已经激起了讨论，不但影响着政策制定者，而且还改变了城市分析的议程。不可否认他们的努力，看看他们是如何阐释纽约和洛杉矶的视角就会明白。Sassen（2001）分析了全球资本、投资、移民和相关过程，并提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命题：全球化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在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之间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所雇用的诸如保姆、司机和其他私人服务提供者等低收入群体之间也是一样。许多穷人从国外被吸引到纽约，他们内部之间也会产生更多的收入不平等。Sassen强调，在纽约和其他城市的这种不平等根源来自于全球化。Florida（2002,2004）有过类似的辩证评论：一些具有高度创新科技支持增长特征的城市，比如奥斯汀和硅谷，其收入不平等也在急剧增大。Dear（2001）列举出了许多转型城市的进程，比如分裂、门禁社区的开发、郊区城市化以及其他。关键过程是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收入；很少关于非营业收入的亚群体（比如亚洲人、墨西哥人以及专业人士等）。

很显然，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更多，但Sassen、Florida和Dear在这些核心议题的分析里，已经或过分强调了收入和经济因素作为城市的驱动力。很少把政治和文化作为核心概念纳入进来。所有这些加入到他们的分析中竟然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关心，尤其是在解释“低收入群体”或者“收入不平等”。换句话说，他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和政治的具体内容是如何定义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Sassen明确地将消费作为她研究工作的优先考虑，比如解释作为消费的保姆雇佣。我的意思并不是批评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出和澄清这些系统性偏见的局限性。

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观点与纽约和洛杉矶学者们的类似，但我仅举其中个别为例以显示其与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差异。我们增加了政治与文化因素，且不认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因素，相反，是相互渗透的核心变量，它们将重新定义“经济”和“不平等”，而不仅仅依附于收入和全球民族根源这样的分类。资本主义和收入不平等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是可理解的，因为它明确否认了诸如政治、文化和制度这样的分析性因素。但对于社会学家，甚至普通市民，这些概念太过虚空抽象，太过模糊、松弛，在不同时空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此外，政治文化观念如果贴上“作者的价值观”或者“个人观点”或其他的标签，就会因其太过主观而遭受批判。这种唯我主义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甚至公众中也普遍存在。

如果这只是对三个城市进行交叉比较，我们完全不必在此讨论了。这项议题的目的在于深入挖掘和理解我们从何处而来以及为什么，以帮助改善我们更好地思考未来。也就是说，什么是影响城市的核心变量，是城市经济社会的驱动力？它们的市民或非市民的关心？他们的政治领导和计划，还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与批评家？通过比较城市和它们的一些关键变化，探究我们观点和理论的差异和局限性，然后才能为那些差异做出清晰的界定。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世界不同城市的经验与教训。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深刻的变革力量之一。在某个层面上，它似乎是在推动全球均质性（uniformity）。如经济决定论者David Harvey所言，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意味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是这些动力产生了逆反作用，引导人们去问，我们与华尔街和好莱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要保护那些差异性、本地独特性和真实性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所有遭遇全球化力量的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居民所共同面对的。

我认为，芝加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世界城市，因为它核心的政治动力是长期来源于庇护主义（clientelism）或赞助（patronage）——最近几年被贿赂和腐败所打乱或侵蚀。芝加哥同台北、尼泊尔、波哥大、拉戈斯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城市类似。开放地看待过去，并且考虑这种合法性已经或能够如何改变，政府政策议程中平均每天都要面对的议题——国家、区域和本土（地方，local）。其优先考虑的是概念化，比如，以尽可能的多方式“发展”。芝加哥为这些如何发展的诉求提供了答案。而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在2006年的报告中对芝加哥所展示的竞争力给予认可的原因。

像城市一样，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乎没有所谓思想统一的学派，只有个体。我接下来探讨的所谓“冲突”，只是简单的强调大部分地方内部的一般性，主要是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人们会发现，任何一种被讨论的观点都有其支持者。如果说洛杉矶学派的Mike Davis或者Michael Dear呈现出一种后现代色彩的思想，而其他洛杉矶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和城市学者肯定是不同意。尽管他们并不介意去谈论这些议题，但大部分人会避免争论，因为这样会显得粗暴无礼。考虑到Mark Baldassare，他深深探究了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具体细节，Robert Fried和James Danzinger很有思想的写作了全球城市，Elinor和Vincent Ostrom水供给的公共选择，Lawrence Bobo分析到了种族冲突，这些人都不符Dear所代表的洛杉矶学派。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学术品味只出现在少数洛杉矶学者那里。同时，纽约学派的多样性众所周知，几乎不需要评论。但是，个体的差异是随机分布且与地理位置无关的前提假设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

几个因素使芝加哥比较特别，并分析城市的转型方式，尤其是政治原因。这些包括：

·芝加哥是美国拥有浓厚的罗马天主教传统人口最大的城市；在整个20世纪，白人清教徒从未超过人口的20%。由于1984年Mayor Harold Washington的选举成功，非裔美国芝加哥人的身份得到确认，芝加哥的天主教传统受到了猛烈的打击，而随后流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充斥于各个社区，带来新的面貌，但在道德和文化上，这座城市却呈现出比其他美国本地人更为强烈的社区感和政治合法性。为什么？

·天主教强调实在的个人关系，有助于芝加哥教会、学校和社区的合法性。选区领导长期有着独特的影响力；种族政治、庇护主义（clientelism）或赞助（patronage）以及物质分配的激励是核心资源。Wagnerian的主旋律与列维斯特劳斯深层结构化了这种共鸣。“激起波澜，支持弱者。”（Don’t make no waves, don’t back no losers）“我们不想要无人支持的人。”（We don’t want nobody nobody sent）“芝加哥还未准备好改革。”（Chicaga ain’t  ready for reform）（头两个为弥尔顿·拉科夫书籍的名字，1975, 1979；第三个是政治游行中的口号，写在城墙上和熨在人们的T恤上。）

·强烈的邻里纽带和个人关系导致了芝加哥在种族上产生了隔离，不论是在居住地选择还是政治上，人们都拥有对候选人的种族审判、检阅和小心看护的社区自治。市议员经常使用分区决定权对空间进行管制，颁布或吊销建筑许可证，有时候不定期的——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城市里，这是一个好政府的精神。

·芝加哥被看作是前沿并发展迅速，因为这里形成了一种弱精英文化，镶嵌或存在于普通人身上。这种文化接纳建立在一种“巨大肩膀”的态度上，并且鼓励创造新的流行标签，诸如Hinky Dink Kenna，Bathhouse John和Fast Eddy Vrodolyak——三位有影响力的市议员或老板。这一点在Daley I和II两位市长的演讲中可以得到彰显。他们为芝加哥公立学校英语感到骄傲，尤其是为数众多芝加哥公立学校老师们。那些被称为一般美国人的芝加哥人经常会被问到你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暗含了他们的口音来自乡下（与Cook County不同）。如果芝加哥本地发音是芝加哥政治传统中的主流，但其他人会提出反抗，比如芝加哥杂志曾经推出一个人物特写，指责Daley II的措辞与发音显示了他同他父亲一样腐败（Eig，1999）。

·州政府和中央政府是相互独立、疏远的和不相关的。年资（资历）作为政治批评的一项准则可能让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华盛顿相当于参议院中的新人。这也颠覆了正常的观念，地方政府比较迟缓。这在逻辑上也说得通，私人关系、邻里和特殊政策的神圣性。年资和耐心等待任职是根植于天主教学校的准则，在那里，人们挑选年轻学生，再慢慢让他们进入到天主教盛会更高一级的行列。即使是传统上依附于芝加哥民主党派的黑人清教牧师们，在这个地区也要接受天主教的规矩。

·流行的大都市主义——一种对旧世界的怀旧情结。芝加哥的主流传统并不是源生于此，而要追溯到Cork郡或Krakow。但这些是可以被创造性的重建起来。餐馆、教堂、社区学校、酒吧以及社区领导们创造出的独特传统。像“甩卖国旗啦”这样的商业口号在芝加哥出现，副标题写着：“波兰，墨西哥，等等。”

·强烈的个人主义，或者说社区特质，意味着对大众口味的不在乎，没什么计划和最少的政府干预（尽管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到常年在此问题上争斗不休）。贪婪并且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是那些眼光短浅者的标签，在斯蒂芬的《城市的羞耻》，布雷切的《屠宰场里的圣·琼》和《奥图诺·威》，德雷萨的小说中都能窥见。而这种冷漠在1990年代中期戏剧性地扭转，公共艺术与美学焕发生机，至少对整个美国而言，几乎无处不在。

·开放与较强的创新——精英的空缺与芝加哥的前沿特征使得这个座城市成为一个你能够实现自我的地方，不再受欧洲、亚洲或者拉美任何地方的传统背景的束缚，而这产生了一种更强更深远的精英动力。世界瞩目的建筑，摩天大楼在这里诞生。那些20世纪建筑界的经典名字在芝加哥立足——怀特，博恩汉，范·德·罗伊，斯基德莫尔·欧文斯和梅里尔。他们重新定义了芝加哥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其他城市。你能在芝加哥看到最好的建筑和最坏的建筑，尤其当神圣美学渐渐式微，而个人野心逐渐雄起。在一些其他方面，还有赫夫纳的《花花公子》，花花公子俱乐部，花花公子塔，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芝加哥通俗文化。芝加哥，纽约，洛杉矶都得到了世界的注视。

·巨型政治机器——激发着党团结社雄心、大型企业、地产开发商、期权交易和市长们大展宏图。大部分美国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系统都很松散——非美国的尺度与芝加哥比较相近。正如今天的中国成为了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天堂，那些人曾经在欧洲顶着市民的反抗开展工作。芝加哥规划师萨姆·泽尔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时代》表示：因为有太多的规矩，所以他不愿意在以色列工作。

·社区独特性、强的社会纽带和有限的社会愿景使得社区的去中心化变得合法化，和一个合适的政府角度——而不是从改革或重塑世界的角度（克拉克，1975）。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这里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个人主义在强社区团结里得到调和。这是一种内嵌于一种非理想型的天主教中，区别于纽约的一些清教徒或犹太教人所信奉的道德乌托邦（尤其在劳工组织方面，David Dubinsky和ILGWU，纽约时报）或者洛杉矶的个人的、缺乏市民基础的政治自觉的个人主义，被阿诺德·施瓦辛格称为戏剧性的表演。

·正如19世纪的大量的人口增长和移民流入赋予芝加哥一种动态气质，21世纪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芝加哥仍然发挥着它的政治粘合力以实现有效的政策适应，这是美国其他司法管辖区无法想象的。比如出色的社区驱动创新、新的市政公园、公共空间、享誉世界的建筑师、繁花似锦且路树成荫（梅耶达利时期种植了大量的树，城市大厅），湖堤和码头得到翻修，还新铺设了几十里的自行车道，再加上公立学校的变化，社区政策等等。

·主要建设计划在1990年代开始兴起，当时做出了一项关于文化娱乐的承诺，使芝加哥成为美国领先的创造力城市，带来成千上万的游客。娱乐业和创意文化吸引着新的居民，至少这成为了1990年代中期City Hall的新视野，定义了芝加哥作为文化娱乐产业领跑者的地位。

·理论工作者和人口观察家对不同社区间的独特性和社会冲突兴趣浓厚。“雅皮士”成为芝加哥独创的文化标签，它定义了一种侵袭了蓝领阶层传统的新文化类型。在华盛顿和纽约，雅皮士是一种常态的成就，但在芝加哥，并不是。那种更少矫饰的观念是蓝领阶层独特的价值观和偏好，它不太可能会随着政治变革、教育、美国化而消失，那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像一条毯子包裹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雅皮士滚出我的店！”芭芭拉·费曼（1996）探讨了与匹兹堡截然不同的芝加哥模式；从环保到教育，芝加哥的所有问题被定义为与地域、权力和种族相关。

·阶级在种族群体的崛起中被压制。亚瑟·本特利定义了利益，大卫·特鲁门定义了非阶级的圈子政治。爱德华·希尔斯，爱德华·班菲尔德，詹姆斯·Q·威尔森，丹尼尔·厄拉札，加布里埃尔·阿蒙和克里夫·格尔茨为新政治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国家和全球视角出发，通过种族认同和社区文化建立了关于他们的芝加哥体验。这些日常的种族、国家和文化特性产生了比民族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更深远的影响和相互容忍度——“你传播你的教义，我传播我的。”——这不同于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的道德革命，不同于纽约的杜宾斯基的俄罗斯工会组织者，不同于凯撒·查韦斯墨西哥革命中的加州中心的工人。但是，这种非理想型的，传统的天主教风格随着哈罗德·华盛顿1984年以后发生着变化。从黑人清教徒公民权利背景中走出的他发起的政治改革使得传统机器最终妥协，重新定义了芝加哥政治的核心，建立了游戏新规则的基础。过去是非典型、个性化、交叉的。从哈罗德·华盛顿开始，政治和政策变得更加明确，有时候甚至是意识化的。但实用主义始终是主题：约翰·杜威和实用性曾经一度是芝加哥的标志。

这些芝加哥模式与新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阶级对立主题在纽约学派那里比较明显，个人主义在好莱坞制造的英雄影像中经常会出现（洛杉矶学派）。几十年浸润在电影业，洛杉矶能够说服人们世界上除了银屏外再没有真实的东西，那是一种为编辑、监视和特技所充斥的效果。后现代氛围激发了一种强烈的个体主观主义。比如说：“与后现代主义嫉妒不同的是，那种被妒忌的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化的幻想，而事实上没有比嫉妒者更真实的，被嫉妒的只不过一个拟像自我。或者说，被嫉妒的是那个在虚拟产业中扮演某人的媒体演员或明星。（朗曼，2004）。Harvey（1990）和Judd（2005）探讨的后现代主义，但其主要观点在芝加哥传统里相对缺席，芝加哥学派考虑的更多是是一种严肃的知识承诺，对城市及其政治与文化的敏觉。

芝加哥和世界

我们现在说芝加哥,它和加州橘郡南部一样，拥有相同的新政治文化。但两个地方截然不同的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公共辩论。我们所强调的芝加哥,开始于世界政治体系的庇护关系。新的政治文化深深反对此种庇护关系,因为它是建立在少数政治活动家之间的私下交易。这些交易包括提供给有意者就业机会,在合同方面的现金交换，而抛弃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他们不仅不民主,且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决策之外,他们在公开决策中提高公民或纳税人的平均支出。因此带来的成本也使得政府“臃肿”,改革者们声称他们可以（使财富）回到纳税人或使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些声称被那些戴着传统的左或右有色眼镜的人虚伪的拒绝。随着平等主义和公民运动全球传播蔓延，传统政党和领导人的合法性被削弱。这些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对“透明度”的要求，公开政府决策的每一个细节以便公众监督，至少媒体和公民可以搜索他们的不当行为。从意大利到俄罗斯到阿根廷，宣传丑闻威胁迫使政府改革，使得庇护主义难以为继。Harold Washington是芝加哥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它在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是信息自由法案，使市政府的所有记录都能够被公开并为公众所取得。此前记者和研究者们不得不徘徊在议员和政治人士经常光顾的酒吧以获得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线索。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发现实质政策能够被运作、被执行且很好的提升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的方式也很快得到公众的支持。但知识分子与记者们仍然对此将信将疑，对它保有一个谨慎的接受的态度，甚至大多数表示拒绝，

新政治文化的主要步骤被列在表1的顶部，他们总结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芝加哥市长们改变的主要维度。新政治文化的普遍的驱动力是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更开放的生活态度。这也引发了更深刻的全球主义以及更高的媒体介入和旅游事业的发展。（Clark, 1994; Clark and Hoffmann-Martinot, 1998; Clark and Rempel, 1997）。

这些模式是如何改变的？FAUI（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财政紧缩与城市更新）项目已经讨论了二十多年，来自35个国家750个城市方面的学者共享他们的经验。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先后推出了50本书，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进一步理解。克拉克和Hoffmann Martinot（1998）在第二章有一个总的概述，其中提出了25个命题。

新芝加哥学派的要素

这些论点加入到传统的分析框架中后是否能够标记为一个城市研究的学派呢？这取决于衡量我们标准的严格程度：在芝加哥的城市规划讨论中已经充满信心。如果我们不像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那样的充满道德热情，我们仍然站在同一阵营，珍惜我们独特的遗产和视角。

首先，我们明确地认识到了城市多元性的、多样性的、充满竞争性的亚文化。政府典型的行为在特定的政策领域，如住房或文化消费方面的差异，会像社区不同一样充满着差异。我们更多的把世界看作为一个法理社会，一个有着游戏规则和场景的生态学社会。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者援引资本论，认为国家和企业推动了公共政策；Michael Dear等人倡导资本主义力量倡导者，并绘制出诸如迪斯尼的卡通形象。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形象就像礼俗社会中强烈希望一种小的、综合的社区式的社会一样——这是一种了解当代生活的错误方式。丰富的亚文化会映射到具有独特的规则和丰富的微妙不同的地区，包括民间团体和政治；我们需要将这个观点加入到芝加哥学派中合法性的中心位置。洛杉矶学派的研究者们用“分裂”（fragmentation）替代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似乎来自于对于礼俗社会的焦虑。

第二，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代表国家或世界。如果像Michael Dear声称洛杉矶是“城市的未来”那样，中镇研究便不会再有。我们的文化相对论的视角表明，没有一个能代表未来的城市。我们把芝加哥文化拓展到周围四邻，包括W.L. Warner在国家框架中建立的不同地点的差异性，用来解释美国不同地区的亚文化（如黑色芝加哥、美国南海岸、中西部小镇等）。当然，Warner是个人类学家，当他转向当代美国研究时候，他创造了传统单一案例研究的结合。为了调和单个要素不能解释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他在主要的亚文化中添加了其他要素。其他人用此种方法继续研究社区和亚文化。Banfield、Wilson和他们的学生更新了Warner的观点，他们的焦点在于政治方面：社区和种族议题的专著和着重城市政治下的美国城市、大城市的政治以及相关的工作。Peter Rossi在1967的NORC上帮助推出全国的比较城市研究 （克拉克和弗格森，1983，263页）。

表1.后工业社会、新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核心概念元素对比列表

后工业社会概念	新马克思主义概念	个人主义概念
消费 休闲 消费者	生产 工作 工人	效用、喜好（更抽象） 工作和生活文化设施（amenities） 效用的子集、态度的集群
家庭 妇女和她们的家庭 个人影响、社会互动 聚焦市民	工作场所 男人和他们的工作 社会结构特征（如：阶级） 聚焦系统（如资本主义、上层社会）	个体 不重视背景 互动 聚焦个体、喜好和个性
消费者购买产品 形成意见要和朋友交谈 非正式组织、非预期结果 有组织的、有管理的 目标位移、合作、亚文化	资本投资 组织化的阶级意识 阶级冲突 生产资料所有制	效用最大化
政治问题、问题特异性 更多的社会自由（如新女性角色） 志愿者组织 交叉压力、角色冲突 多样性	一致性政党计划 财政或经济政策 立场 先锋党的焦点 虚假意识 权力精英	认知一致性 态度结构
		认知失调
大众媒体自治 自治的科学共同体 学生作为政治先锋	阶级控制的宣传 科学隶属的等级制 走向革命的无产阶级
新阶层 知识，高科技 提高工人的职业自主性 弱势的工会和政党，强烈的个人主义	福特主义与管理理论 工业制造产品 不断上升的全球垄断，受各国监管 强大的工会和基于阶级的政党
基于个体美学的消费者 民主进程 知识与文化创造	历史唯物主义 阶级响应 阶级统治，剩余价值

资料来源：这是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总结。个人主义理论并不倾向于解决一些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因此他们是空白的。

第三个中心观点的获得可以追溯到Warner：特征消费（feature consumption）。他定义独特的“美国阶层结构”。在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记述中，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工作和生产上的普遍压力。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最畅销的城市研究的关注焦点，比如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转型中的中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他们搬到纽约后将马克思主义写入他们较早的关于中镇的书中）。然而，他重新定义的社会阶层划分并不是按照工作以及工作环境来定义的，相反他强调消费和生活方式作为关键标准的划分,这意味着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关于社会阶层区分标准。今天，我们建设（刺激）消费，聚焦旅游、生活质量和生活文化设施（amenities），并把其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芝加哥市民的普遍关心，也是市政厅城市政策的中心议题。Spiro目前的工作是强调生活文化设施活动（amenities），正如Judd强调旅游一样，Spiro还强调运动体育场馆，我个人强调的娱乐。对美国的城市与社区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新的议题，但对芝加哥而言则不是这样。芝加哥政策上强有力的推动与执行，重新建设了这座城市，构建了新的形象，驱动着城市经济增长，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社区也获得了较大更新。Florida和Glaeser也会经常谈论这些议题，我自己的相关论述主要在《城市作为娱乐机器》（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2004\2010）一书。关于芝加哥的独特的东西是：（1）传统政治等级制度的遗产和越来越积极主动的市民角色；（2）1995年后，市长Daley把世界杯和莫奈展看作城市的大事件来操办，芝加哥在全市街道和人行道、千禧公园（歌剧院，剧场、芭蕾舞院、议事厅、民间音乐公司）等等区域绿化，如种植树木和玫瑰等；（3）直到现在，芝加哥在文化活动方面比较丰富且比较传统，但政府非常坚定的承诺与执行，这是城市转型的关键动力，相较于纽约客的John Lindsay娱乐城（Fun City）或洛杉矶海滩冲浪或好莱坞文化娱乐活动等。我们分析的多元化主义视角，尤其是对市民与政治决策者的不同方式差异的强调，在新马思主义和洛杉矶学派研究议程中关注的就较少。

第四个中心观点是，文化强的邻里社区保持了与工作场所的相对独立。芝加哥现有的大量社区显著不同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传统，即工人将在他们的工厂附近建立家园，以及社会生活更多的由生产驱动。在美国许多地方，像芝加哥，最初的非英语母语移民自然住在他们可以说话、吃饭、休息的地方，崇拜拥有相似的国家、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他们去距离远的工厂工作，以保护这一地区的文化遗产。这创造了一个更明显的消费范围，在这里可以展现不同的主题，而不是如果人一起工作，也一起生活，如德国、俄罗斯和在20世纪的中国一样就是这样的社会传统。

第五，我们倡导多元的研究方法：深度个案、口述史、民族志、内容分析、档案史、投票、领导访谈、定性、定量等等。

第六，我们把大都会区包括在内。芝加哥地铁运作模式是合作式的、自愿式的，是在当地政府和私人承包集团之间建立具体的协议来实现的。洛杉矶制定了Lakewood Plan，它的重点是从20世纪开始的私有化和外包政策。但现在这已经变成广为人知了，新规划的特点是郊区特点和政府间组织的全球化。这是很重要的国际视野，因为地铁通勤的区域政府政策比较容易朝向一致化。相反，缺乏一致型的部署与规划，去中心化就会比较混乱。

经典的福利国家平等主义能很好地批评了政策解决方法的分散和邻里中心，因为它们忽视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关切，比如国家政策中穷人收入再分配和种族融合。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规范性立场。John Rawls指出，这个立场也意味着削弱家庭以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平等的机会。在不支持规范性的立场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心化有利于公共物品上产，相反去中心化分散了公共产品。因此，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政治系统的集中，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国家政策。在地方一级，市长DaleyI领衔的强有力城市政治机器管理协调了相当于纽约都市区域的1400个政府问题。事实上，纽约或洛杉矶学派的知识分子可能比较喜欢中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城市就会这样发展，反而，他们的城市政治和领导关系更加弱化。

第七，对于种族、民族地位和亚文化冲突进行再概念化。追求种族对抗的减少，以及相互宽容的相对上升，从而实现郊区和社区之间的政治一致、政府协商的新形式，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其直接违背了洛杉矶学派关于更大的社会对立和种族冲突的预测。大多数关于洛杉矶、芝加哥的全国性数据都是倾向于融合。这是如何改变我们替代性范式中的其他元素的呢？

第八，将全球化作为变化源泉的城市动力。芝加哥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是美国最具自治意识的地方性大城市，现在许多社区依然这样。但芝加哥的市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顾问对中国、巴黎、其他全球力量变化保持着较高的敏感度。2005年Daley市长在针对来自美国各地的城市官员的演讲中，感叹增加奥黑尔国际机场的跑道花了10年的时间，而在相同的时间跨度中中国则建立了6个机场；他还强调，许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作为一个小小的进步，芝加哥公立学校已经引进了16个中国人教授汉语。

洛杉矶学派拥抱了另一边，即亨廷顿议程中经常强调的文化冲突。其主要反论调是，许多移民来到美国，获得了平等和成功，相反，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性格，也不是一种完全的不变的、冲突的、文化战争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因城市与社区的差异坚持了第三条道路。Yi（2004）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数据阐述了这些观点，通过武术、国际佛教等等探索了全球化世界民族的崛起。过去的几十年中，在NORC-GSS项目中全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最大的变化是他们去混合人种的教堂人员增加了。人们开始有多重身份认同，也变得更为国际化和全球化。（注：本文英文原文来自《Urban Geograph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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