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社会学的本体论，社会/自然二元论一直处于正统共识的地位。社会/自然二元论不仅为以人类为中心、以进步为旨趣的现代性叙事赋予了合法性，亦为作为现代性“诠释者”的社会学跻身现代社会科学之林提供了入门券。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现代性发生深刻裂变，立基于社会/自然二元论的社会学对现代性所做出的知识回应逐渐在经验与理论之间出现裂痕，这种愈益扩大的裂痕对社会学的前提预设、价值关怀、知识旨趣、理论承诺等构成了整体性挑战。悄然兴起的本体论批判试图推动社会/自然二元论向社会/自然一体论转向，以此拓展社会学的想象力、提升社会学的解释力、重构社会学的合法性。

关键词：自然与社会/本体论/社会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黑格尔

一、引言

自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Homans)于1964年发表Bringing Men Back In以来，“找回××”(bring…back in)的呼声便不绝如缕。几乎在同一时刻，西方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掀起了一股社会学“××转向”之潮，身体转向、空间转向、情感转向、语言转向、日常生活转向、文化转向、国家转向、历史转向等一系列“转向”纷至沓来。可以说，“找回××”与“××转向”的相遇共同汇聚成社会学反思之流，而此时的西方在告别“黄金时代”之后深陷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之中，社会学在招生数量、研究经费、社会声誉等方面亦大不如前。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之流的形成与其说是社会学的学科自觉，毋宁说是学术与社会日益紧张所引发的学科危机使然。

事实上，社会学从不缺乏自我反思。从古典到当代，围绕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实证与人文、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之争始终不辍。以埃利亚斯(N.Elias)、吉登斯(A.Giddens)、布迪厄(P.Bourdieu)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努力探寻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方案，而以莫兰(E.Morin)、厄里(J.Urry)、拉图尔(B.Latour)、墨菲(R.Murpty)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在本体论层面对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与前者相比，社会学的本体论批判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置身于现代性危机与社会学危机的双重语境中，我们或许更应该追问：自然的他者化和对象化与社会学的解释力和想象力之间有何关联，这种关联在现代性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能否保持学术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追问，我们以为社会学亟须从社会/自然二元论转向社会/自然一元论，把“自然”带回到“社会”之中抑或找回“社会”的自然之维。“找回自然”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作为这项研究的起步，本文以知识社会学为分析视角，在现代性兴起与流变和社会学诞生与发展的双重脉络中展开对社会/自然二元论的反思与批判，在理论上阐明“为何找回自然”。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复杂多变的意涵。尤其是自日本学者将nature翻译为“自然”并被中国学者移植沿用后，“自然”这一概念更是语义含混甚至错乱。本文所谓的“自然”特指在认识论上与“社会”相对、人类具体经验与实践的物质世界。

二、现代性的兴起与“自然”的隐遁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知识体系、理论承诺、价值关怀、核心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无不为社会历史形塑。作为现代性的“诠释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方法论的确立，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作为社会学的“助产士”，现代性则立基于社会与自然的二分图式：二者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二分图式的形成与西方现代性的兴起、近代哲学/科学的转型是同一过程。在此过程中，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发展出与二分图式相适应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而控制自然则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社会与自然的二分图式因此成为社会学的前提预设和现代性的思想基础。

(一)现代性的兴起与“自然的终结”

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现代性的兴起表征着一种新文明的形成和新社会的降临。西方历史的这一断裂是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复杂而矛盾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权威的式微、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扩展以及科学主义的勃兴。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现代性视为具有特定时空意涵的新型文明。从空间上来说，现代性主要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内核的生活样式、组织方式和制度模式；从时间上来说，现代性则是与西方上古、中古世纪等所谓“传统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的时代”。起源于特定时空的现代性经由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体系和军事力量等四个制度加以型构、维系和扩展，而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则成为现代性的原生制度和动力机制。工业主义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由物力和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包含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商品生产体系。二者通过科学技术的利用“颠倒”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从顺应、敬畏自然转向干预、驯化自然。这一转变在极短的时间内缔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神话。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这幅画卷自19世纪中期以后疾速铺陈。经由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的结盟，人类干预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沿着工业主义这条现代性的主轴线持续扩展。自然资源不断被吸纳到工业体系以满足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而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则是通过人口与土地相分离而发生的流动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或景观被消耗或破坏，越来越多的民众工作和居住在与自然相隔离的建筑物中。城市的劳动工厂、住宅建设、交通设施、景观设计等无不试图将人类与自然隔离开来。可以说，现代工业以超乎想象的力量和速度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形态，而自然的资本化、社会化则将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作为曾经独立地建构人类社会活动之元素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建构、驯化自然所取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逆转无疑成为历史断裂或转换的深层动力。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与自然具有内在的有机统一性，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现代社会，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则不断遭到拆解，进而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当自然界逐渐依据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被重新安排而非根据其自身逻辑存在和发展时，自然终结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地降临。

“自然的终结”与现代性的兴起相伴而生，是工具理性兴起和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历经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工具理性的主导原则和新的机械论世界观在欧洲形成和确立。与西方古代世界的泛灵论和犹太-基督教的自然观不同，现代性将自然视为社会控制、干预和征服的对象。由此形成的现代科学将自然塑造为外在于社会的一个封闭的独立系统，而自然与社会的现实关联则是以人类需要为基础、以现代科学为手段、以社会劳动为媒介的单向度拓殖。立基于“进化”和“进步”这一线性史观的现代性方案，隐含着对“解放”和“自由”的承诺：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支配，能够将人类从物质匮乏和自然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易言之，“解放”和“自由”之所以可能，乃在于社会获得了将自然对象化和他者化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从内在并束缚于自然向社会外在并控制自然转变，是现代性兴起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现代性的先声，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观念即建立在“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在现代西方社会，这种分离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自觉原则，进而成功地制造一种幻象：自然已经对社会不再构成任何影响而社会却可以自由地改造和控制自然。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图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制度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现代性似乎不受自然力量的丝毫约束而自由扩展。简言之，现代性的兴起和扩展最终导致自然的终结。

(二)社会学的创生与“自然的隐伏”

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合法统治在基督教神学中一直是一个反复论述的主题。直到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18世纪，知识界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上开始形成两大阵营：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内在于自然，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外在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服务者。在牛顿-笛卡儿思维范式占据统治地位的19世纪，二者之间的论争以前者失去合法性地位而后者成为一种时代信仰为最终结果。主张过去与未来、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牛顿-笛卡儿的思维范式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的经典世界观。以现代性为逻辑起点的社会学将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图式作为前提预设，显然烙上了时代精神的印痕。在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和奠基者那里，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尽管众说纷纭，却大体指向一个与自然相对的、具有一定边界和自主性的人群聚合。斯宾塞(H.Spencer)、孔德(A.Comte)、涂尔干(E.Durkheim)等古典社会学家即使将生物有机体作为社会的隐喻，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图式依然被沿循。在浓郁的时代氛围中，二元分立的牛顿-笛卡儿世界观几乎作为学科常识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和承继。

然而，社会学标准史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几乎被遗忘。被雷蒙·阿隆(R.Aron)视为“第一个社会学家”的孟德斯鸠对社会的理解即包括了自然这一要素。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发挥。在孟氏看来，内在于社会的法律应该“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申言之，政体、民情、法律、气候等诸因素之间的总体关联构成了社会本身的法则。只有根据它，社会生活方能得以理解。这种对社会现象之整全系统的重视，恰恰是社会学的本原。孟氏眼中的“社会”是由政体、民情、法律、自然等要素相互关联形成的整体。其实，孟德斯鸠并非自然决定论者，其思想的要旨在于提醒人们，社会不应被视为抽象的人造物而完全忽略自然环境的影响。深受孟德斯鸠影响的托克维尔(A.Tocqueville)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影响美国民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法制和民情。在影响程度上，“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这一观点在反对夸大自然环境作用的同时正视自然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与此相映的是，社会学的主流传统往往将制度视为社会的“发明”而与自然无关。

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创立者涂尔干将社会形态学视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认为自然是“社会的外貌”和“社会的基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基质的构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所有社会现象，就像所有心理现象都与大脑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样。”“即使社会是某种特殊的实在，它也不是绝对权威中的绝对权威；它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自然的最高表现。”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莫斯(M.Mauss)对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我们只把社会理解成位于全球各处的有组织的人类群体，而且我们不想错误地认为它们好像是不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显然，地理的共构状态及其丰富的矿产、动物区系与植物区系都影响了它们的组织。”与涂尔干相比，莫斯进一步拓宽了“社会”的概念边界，将“社会”从“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适应位于人与自然、他人、神圣之间“中间地带”的研究。申言之，“社会”包括人和物、人和人、人和神等三重关系，是一个“天-地-神-人”的整全性关联系统。在此系统中，主体/客体、社会/自然、主观/客观、物质/精神、身体/心灵等二分思维被消解。

20世纪初，由美国芝加哥学派倡导而发展起来的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环境的物理特征与城市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联投注了一缕目光。在人文生态学的视野中，城市是一个生态、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体，自然资源、空间区位与社区的规模、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隐逸于社会学史之外的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K.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对自然与社会二分图式做出深刻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就一般而言，土地不能与劳动分开；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与自然则结合成一个整体。土地因而与亲属组织、街坊、职业及信仰等连成一体，也就是与部落、庙宇、村庄、行会及教会等连成一体”。波兰尼认为社会嵌入于自然，将二者相互孤立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在同时代的中国，以位育论、优生学著称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特别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互动中追求均衡和协调的统一体，而非相互割裂、彼此对立的矛盾体。

综观20世纪6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敢于在自然科学之外讨论自然，而社会学更多地将自然视为社会之外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波兰尼等学者的思想几乎完全湮没在标准的社会学史中。作为社会学的一代宗师，涂尔干关于“自然是社会基质”的思想最终被“社会事实只能由社会事实解释”的认识论自我消解和遮蔽。古典社会学所确立的社会/自然二元论不仅为以人类为中心、进步为旨趣的现代性叙事赋予了合法性，亦为作为现代性“诠释者”的社会学跻身现代社会科学之林提供了入门券。将社会剥离自然之外并将自然他者化，逐渐成为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和现代性的理念基础。一言以蔽之，自然在现代性兴起和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渐趋隐遁。

三、现代性的新变与“社会”的黄昏

作为一门经验性科学，社会学植根于现代性并扮演着现代性诠释者、建构者或批判者的角色，其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理论形貌、前提预设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性规范和形塑。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的出场与现代性的兴起几乎是同一过程。围绕“社会”所形成的学术想象、理论话语沿着市民社会、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等若干维度展开，而民主、自由、平等、进步、理性则构成社会学的理论承诺。20世纪60年代以降，立基于“社会”的社会学对现代性所做出的知识回应逐渐在经验与理论之间出现裂痕，这种愈益扩大的裂痕对社会学的前提预设、价值关怀、知识旨趣、理论承诺等构成了整体性挑战，而“社会”这一概念亦不可避免地遭到怀疑，甚至被宣告“已经过时”。

(一)现代性新变与社会学危机

现代性是一个饱含历史和社会意涵的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现代性在不同阶段的外在表征取决于社会变迁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敏感的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现代性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开始发生“第二次巨变”。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贝克(U.Beck)的“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鲍曼(Z.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抑或广为人知的“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无不试图把握这一历史巨变并将之概念化。然而，无论用何种名词称谓这一现代性状况，都侧重不同地指向如下事实：时空关系的重组、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主义的兴起、环境风险的扩散、流动范围的扩大、跨国行为的增多。这些事实的出现是古典现代性的逻辑必然。古典现代性沿着两条轴线扩展：一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两条轴线上，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复杂互动所引发的后果，逐渐脱离地域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扩散。与古典现代性相比，第二现代性表现出更为复杂多样和流变不定的社会特质。

如果说古典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时代，那么第二现代性则是全球化的时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资本的跨地域流动、个人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扩张将个人、组织、社群的社会行动从曾经的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在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作用下，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化不仅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而且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的互动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自反性(self-confrontation)逻辑。众所周知，古典现代性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植根于以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工业社会。古典现代性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人类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所获得的物质财富之上。这种将自然他者化的努力在较短时间内所取得的经济奇迹，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迷思一再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而阶级、阶层或社群、族群之间对物质平等的追求则将这种欲望不断地复制与再生产。然而，自然与社会的二元秩序终将难以为继，生态衰退、能源危机、工业污染、环境风险、传染性疾病等问题的频发和恶化引起社会的焦虑。1972年，由欧洲30余名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这一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社会的破坏性行为因超出环境承载力的极限而陷入永续发展的困境。进言之，自然的对象化和他者化将人类引向永续发展的危机和风险丛生的境地。

现代性巨变引发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传统社会学的“社会”概念植根于资产阶级的崛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历史基础之上。围绕地域的隐喻所形成的“社会”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问题意识、理论承诺和话语系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愈益凸显其想象力的贫乏和解释力的贫困。传统社会学理论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性新变所提出的挑战，学术与社会之间的裂痕愈益扩大。社会学先驱奉“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展”的信条为圭臬，这一信条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在自然界遭到破坏，有可能影响我们人类生存的情况下，我们作为社会学家能做些什么呢?”面对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环境危机的恶化，社会学既有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无法有效地予以解释或介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所面临的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折射。一时间“危机话语”甚嚣尘上，对“社会”概念进行批判则成为反思社会学危机的路径之一。

(二)地域隐喻意义上的“社会”批判

面对社会学危机，吉登斯指出，社会学应对其研究对象即“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含义模糊、暧昧不明的词语，既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亦可是一个对特定社会体系的精确界定。长期以来，社会学的“社会”特指现代民族国家，但在分析中却将民族国家视为同质性的社会。吉登斯认为，此乃虚假的正统共识。事实上，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差异，其差异既体现在自然禀赋上，亦体现在社会构成上。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更加强调流动对社会的影响。鲍氏认为，现代性分为“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前者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这种结合将工人的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固定化；后者则是资本与劳动相分离的时代，工人的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不再固定。流动的现代性引发两大转变：一是定居者向游牧者转变，二是生产主义向消费主义转变。这两大转变对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社会造成有力的冲击，传统的“社会”概念所指已经失去了在制度上所能清晰划出的地理边界。

在某种意义上，“流动的现代性”即是“全球现代性”的同义语。较早将全球化带入社会理论的美国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将相对封闭的民族国家逐渐联结成一个世界体系，而既有的“社会”概念将民族国家视为封闭的实体，而非与外部发生关联的网络。其结果是，把社会现象具体化、明确化、固定化而忽略其流动性和韧性。作为全球化的助推器，信息技术不仅导致网络社会的形成，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形式和机制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以《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蜚声学林的曼纽尔·卡斯特(M.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的革命、网络社会的崛起和全球经济的扩张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在卡斯特看来，以民族国家为想象的“社会”在信息时代名不副实。作为卡斯特最为重要的老师和朋友，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A.Touraine)对“社会”概念的批判同样立场鲜明。图氏认为，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混同不仅错误地把社会逻辑等同于国家逻辑，而且无法解释跨越地域疆界的社会生活。

从吉登斯到图海纳，当代社会学家逐渐意识到社会不应与民族国家等同，亦不应以固定的物理空间或地理疆域隐喻。古典社会学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所残留的封建社会废墟之上，或许无法预见到资本、市场、技术、消费等作为时空重组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所引发的革命性巨变。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不再被民族国家的意象所笼罩，而是被富有流动性的关系网络和虚拟网络所形塑。在此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都对全球化予以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回应并进一步塑造其“社会”形态和状貌。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吉登斯、鲍曼等社会学家正是基于这一点，对“社会”概念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地域隐喻。然而，这种批判几乎完全在社会/自然的二分框架中进行，与其说是对社会学本体论的挑战，毋宁说是对之进一步确认和强化。

(三)“社会/自然”的二分范式批判

真正试图撬动社会学基石的是社会/自然的二分范式批判。较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兰。莫兰认为，关于社会的既有理论“不仅仅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更是根据认识论的一些陈词滥调而把各种概念罗列在一起的大杂烩”。社会学若将“社会”继续视为一个内部协调、统一、和谐的封闭物体，只会将研究引向死胡同。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自我生态组织系统，而非静止、封闭的物体。在自我生态组织系统的再生产中，自然环境的干扰及其不确定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与莫兰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Catton)和邓拉普(R.E.Dunlap)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学本体论应该转向。两人于1978年合作发表的《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对社会/自然二元论进行根本否定。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在强调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同时忽视了自然因素对社会事实的影响。人类是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互相依赖的众多物种成员之一，不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因此，社会学的本体论应从“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向“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转变。在“新生态范式”的影响下，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反对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分割，认为研究社会问题不应将自然剥离在外，而应将自然属性、物质流、能量流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循环的各种物质等因素纳入其中。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对自然与社会二元图式批判的学者有所增加，代表人物为贝克、厄里、拉图尔、墨菲等。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自然与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等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现象日趋凸显。“不可见的自然的社会化之副作用是对自然的破坏和威胁的社会化，以及它们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立和冲突的转化。”因此，“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任何继续将自然说成非社会的人，就是在说一些不再能够把握我们的现实的另一个世纪的术语。”无独有偶，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亦作如是观。在他看来，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实践越来越依赖由各种新奇混合体或物质世界促成、生产和设定的大量新流动，社会生活的物质性日渐显著且已与社会性密不可分。“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能再将社会与自然或人类与物体等彼此拆开来分析。”显然，传统社会学的二分范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创立者之一、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矢志于社会/自然二分论的批判。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容器和被动的待发现者，不仅过于夸大社会的能动性和优先权，而且极大地简化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现实世界并不仅仅由纯粹的自然现象和纯粹的社会现象构成，介于两者之间且不断增殖的“混合物”(hybrids)正在形成一个中间王国。拉图尔认为，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严格界限根本不存在，人和非人(nonhuman)既是行动者亦是受动者，因此，社会是一个由人与非人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与拉图尔的“混合物”相近，“社会自然”(socionature)这一概念试图弥合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并被一些学者应用于经验研究中。环境社会学家墨菲则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比喻为“跳舞”，有时是自然领舞，有时是人类领舞。他认为，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应动态地适应对方的舞步，一旦离开对方或无法适应对方的舞步都将引发危机。

中国社会学的本体论批判始于21世纪初。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费孝通在切身体验现代性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中，逐渐对社会/自然二元论产生深刻怀疑并明确表达“找回自然”的学术主张。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学的本体论将自然视为社会的对立面，否定二者之间的包容和融通关系，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不仅制造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而且限制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解释边界，因此，社会学应通过“找回自然”扩展其传统界限。郑杭生和杨敏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超越二元对立的“社会互构论”。他们认为，在社会互构论中，自然不再外在于社会而是社会的构成部分，社会系统、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无不具有自然与社会相互型构所产生的二重性。王建民则指出，自然被剥离于社会之外的现代性后果，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难以纾解的紧张，“找回自然”是现代性重建的前提。

综上可知，社会学本体论的反思与批判内在于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古典现代性成功地制造出自然与社会分离的幻觉并将之植入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之中，以至于社会学无法对现代性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危机做出系统的论说。尤其在现代性跨越地域边界的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巨变进一步导致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更加模糊，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更加隐蔽，自然与社会的互动结果更加复杂。面对生动鲜活的社会现实，植根于古典现代性的社会/自然二元论愈益黯淡无光，自然与社会分离的幻觉无法继续保持。“找回自然”的学术吁求正是在此背景中发出的。

四、“找回自然”与基础议题再检视

面对学术与社会互动失调所引起的社会学危机，“找回自然”不仅意味着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而且为重构社会学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通过“找回自然”，社会学的基础议题将获得新的理解和认识。一般而言，社会学的基础议题主要包括：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研究，以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为起点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以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为起点的现代性研究。三者围绕“社会秩序的构建及其正当性”这一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展开。

(一)重新理解社会行动

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Weber)将社会学界定为一门旨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过程和影响进行因果性说明的学科。虽然这一界定未能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学的基础议题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社会学的传统视域中，社会行动嵌入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其逻辑内在于人性与制度、文化、结构所形成的张力之中。无论在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中还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主义传统中，行动者的意义赋予、符号选择、情境识别、规则依从、策略表达等无不受制于“社会”的影响。正因如此，以理性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在理解社会行动时所援用的知识“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知识。此种知识被迈克尔·波兰尼(M.Polanyi)等学者视为富于确定性、逻辑性和普适性的“显性知识”。

然而，在社会行动中，那些“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有时可能起到隐含的决定作用。所谓“只能意会”的知识，是与显性知识相对的“默会知识”，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却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是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适应自然环境、应对自然威胁所形成的生存性智慧。即使在现代性扩展过程中，基于自然环境所形成的默会知识依然不同程度地扎根于行动者的心灵深处，与显性知识共同构成了支配社会行动的知识体系。然而，以社会/自然二元论为预设的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依赖研究主体的观察和研究客体的自我报告，而忽略了难以表达的默会知识对社会行动的影响。由于对默会知识的忽略或无视，传统社会学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存在某种简单化或目的论的倾向。为此，墨菲主张社会学应走出语言、回到经验，将社会行动置放于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中予以考察。申言之，“找回自然”意味着要将长期被遮蔽或忽略的默会知识带入社会学的分析中，深入细致地探索和辨析社会行动的自然基础。

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自然对社会行动的影响更加隐秘而复杂。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的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日益模糊，面向自然的社会实践不断衍生出新的现象。生态衰退、能源危机、工业污染、环境风险以及禽流感、疯牛病、狂犬病等传染性疾病所引发的社会行动无法在社会学的传统视域中予以解释。作为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环境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以进步信念、阶级意识和工具理性为核心所编织的唯理主义正在社会行动中解构。将自然他者化和对象化的现代性冲动逐渐成为重构社会的力量，而一度试图脱嵌于自然的社会却更为深入、复杂地嵌入自然之中。可以说，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相互交织不仅构成社会行动的外在场景，而且成为社会行动的动员、组织、规范、限制等内在力量。在新的现代性情境中，社会行动的逻辑、过程、策略、后果显然不能仅仅从个体之间的关系联结或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中寻求解释，而应从社会与自然互动所决定或衍生的人口密度、居住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样式、默会知识、社会制度、环境问题等“总体性”视角考察。

(二)重新揭示社会不平等

从古典到当代，社会学一直致力于揭示社会不平等，并将之作为批判社会秩序正当性的价值基准之一。众所周知，高擎“平等”大旗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创设的社会秩序不仅未能消除不平等反而制造出更大范围、更为隐蔽、更加深刻的不平等。社会成员之间、阶级阶层之间、社群族群之间在权威、身份、财富、资源的分配诉求与实际占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关怀的社会学曾试图对之进行解释，并努力唤起抗议和消除不平等的行动。然而，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权威、身份、财富、资源等“社会性”因素且以民族国家为地域疆界，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与自然互动所产生的不平等以及隐含其间的复杂机制。随着现代性的扩展和演变，社会不平等逐渐从显性转化为隐性，并通过制度体系予以合法化，通过社会化机制予以正当化。

传统社会学中的不平等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在财富、权力等占有与分配的不平等，而极具隐蔽性的自然占有与风险分配上的不平等却被掩盖。为弥补这一缺憾，生态现代化理论把自然这一维度带回到社会不平等的分析范畴中，将之分为三种类型，即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环境政策分布而产生的不平等以及环境风险分布的不平等。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不平等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阶层或社群族群在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征服自然能力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与后两种不平等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权力、资本借助于科学技术和制度政策对自然进行控制和征服，在攫取巨额财富的同时制造出生态衰退、能源危机、工业污染、环境风险等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在社会结构中沿着阶层地位进行逆向分配：阶层地位越高所受到的环境威胁或侵害越少，而阶层地位越高对环境的破坏却越大。易言之，阶层地位决定和强化了环境风险地位。尤为悖谬的是，环境政策的实施常常在不同的经济群体或阶级阶层中产生相异的社会-经济后果，而这种后果进一步扩大了既有的不平等。

社会/自然的二元论不仅赋予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合法性，而且掩盖了“社会”为争夺对自然的控制而产生的冲突。社会/自然二元论遮蔽了自然与社会互动所产生不平等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深层结构和生产机制。在全球化时代，环境危机的跨地域扩散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提出了挑战。“社会不平等的新社会学不再可以依靠这一前提，即国内舞台和国际舞台截然有别。采用了国家主义方法的国内不平等的社会方程式，已经成为产生最严重误差的根源。同时，社会学当中的基本前提，即社会不平等与自然不平等之间的差异，也已经变得毫无根据。以往在民族国家内部不平等的视野中加以分析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正在转化为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机会’。”“自然”甚至被宣称是“权力的场域”和“意识形态的战场”，是给精英阶层、大男子主义、异性恋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人本主义赋予特权的机制。以此观之，将自然他者化的社会/自然二元论不仅为社会不平等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之复杂性的肢解。

(三)重新擘画现代性图景

作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通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建构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立基于社会/自然、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文明/野蛮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上，经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逐渐转换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文明形态并被东方模塑和追寻。然而，西方中心史观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世界历史原本的多元性和开放性，造成一种目的论式、视野狭窄的线性历史叙事。以社会/自然二元论为思维范型的西方现代性在向世界范围内拓殖的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逐渐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将现实世界划分为相对封闭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社会世界利用科学对自然世界的单向度拓殖，既使得“自然的毁灭”成为现实，也使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成为一种信仰。

在一个由发达、中等发达和落后三个发展梯度的国家所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自然的毁灭”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竞争系统。在此系统中，各国竞相征服和开采自然，最终导致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工业污染、生态退化、环境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环境危机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消解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幻象，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生存困境。与环境危机相伴的是个体生存的意义危机。以社会/自然二元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将自然塑造为独立的、封闭的、可供人类利用和改造的系统，将个体从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中切割开来。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失去了生活意义。环境危机和意义危机的发生逐渐侵蚀了社会/自然二元论的合法性基础。与西方的“天人对立”相比，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将自然与社会视为相互依存、通融的统一体。人类的欲望、技术的使用、市场的扩展、国族的竞争嵌入于自然之中而非脱嵌于外不受任何约束。申言之，个体、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融通可以抵御现代性扩张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和意义危机。

从文化的生成逻辑看，西方现代性作为超越时空的文明形态被世界追寻显然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所谓文化，乃是某一社群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所创制的一套生活方式。换言之，所有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所生长出的地方性知识。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任何一种文化的自然处境都在发生变化。西方文化将自然视为社会的欲望对象，在长期征服的过程中破坏了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价值观可以成为现代性危机的解毒剂和重建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以天人合一为内核的文化逻辑抵御以天人对立为内核的资本逻辑，借此可以化解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和意义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在“超越国家和领土边界的自然地理、交通和物质网络连接而成的”不同区域所构成的现代世界中，不同文化在相遇、汇聚、冲突和融合中共冶一炉。现代性的理想图景应由不同文化在“美美与共”中携手擘画，在重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重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综上可知，现代性所制造的“自然和社会分离的幻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学对社会行动、社会不平等、现代性等基础议题的深入讨论和正确认识。“找回自然”旨在破除这种幻觉，在自然与社会、理性与感性、身体与心灵、历史与现实、西方与东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重新建立连接、对话或融合，重新理解被社会/自然二元论掩盖、遮蔽、遗忘、肢解或扭曲的研究对象，在重构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诊断方式中拓宽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再局限于米尔斯(C.W.Mills)意义上的“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而是扩展为在个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样态、生命历程、社会处境与特定的历史、结构、文化及其依凭的自然基础之间建立关联的能力。

五、暂时的结语

通过匆匆的历史回眸不难发现，一部社会学史既是一部正统共识对边缘思考予以屏蔽、隔离、征服和压抑的历史，亦是一部社会学与现代性从相互因应到彼此龃龉的历史。在古典现代性阶段，孟德斯鸠、莫斯、托克维尔、波兰尼等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论述几乎被视为异端而无法进入社会学标准史；随着古典现代性的终结，莫兰、卡顿、邓拉普、贝克、厄里、拉图尔、墨菲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对社会/自然二元论进行批判。作为19世纪确立的主导范式，社会/自然二元论锻造了社会学的感受力和想象力，问题意识和诊断方式，价值关怀和理论承诺。立基于此的社会学曾经为现代社会的变迁路径做出设定，为人类未来的理想图景做出擘画，为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做出辩护，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任何一种学术范式的长久盛行都有可能与其立足的社会基础发生脱节，从而无法准确地解释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在现代性不断演变的过程中，社会/自然二元论不仅越来越难以有效地解释世界，更是常常将社会实践引向歧途。

面对方兴未艾的学科危机，社会学亟待在“找回自然”中重建学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通过“找回自然”，社会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发生整体范式转型，而知识体系、理论承诺和价值关怀亦将深刻重构。在新的范式中，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剥离于自然之外的纯粹社会事实，而是自然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混合物”或“社会自然”。这种“混合物”或“社会自然”的复杂性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予以揭示和解释，需要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藩篱，在超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垒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方法和技术。正在兴起的复杂性科学似乎为超越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手段，而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为己任的环境社会学业已提出超越自然与社会二元分割的分析模型。可以说，一股“找回自然”的学术冲动正欲喷薄而出。然而，“找回自然”注定饱受争议，困难重重。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跳出思维窠臼，跨越传统边界，回应时代呼唤，积极而审慎地推动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期/《鄱阳湖学刊》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