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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阶段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理论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认识,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知识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是现代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重大命题,我们应该在新阶段、新问题的理论自觉性、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关键词:阶段论;新发展阶段;新挑战;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新战略。这里,仅就其中的“新发展阶段”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突出了一个主题:中国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命题,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性命题,当然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学命题。
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阶段论是普遍的理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就有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包括近期的改革开放阶段论。阶段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阶段是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矛盾乃至社会观念等一系列社会重大特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阶段为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纵观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同样会看到,它的诞生和演进是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以所谓现代化为核心的重大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关照、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及其演变都是建立在对这一重大社会变迁的反应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人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建构了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对这一变迁实质和形式的不同认识。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滕尼斯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杜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一系列关于权力关系、权威类型、行动类型的类型学框架,乃至于帕森斯的传统-现代模式变量等等。
这些理论形态和分析框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长时段、“大尺度”的社会变迁而提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总是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即所谓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然后到整体质变。相对于那种大尺度的社会变迁阶段来说,借用“中层理论”(默顿,2006)的概念,现代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面对的也许是可以称为“中等尺度”的社会变迁,以及相应的变迁阶段。正如大尺度 的社会变迁是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背景下讨论不同的变迁阶段一样,中等尺度的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自近代以来社会变迁阶段的“把握”,这些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于这些不同社会变迁阶段的认识,构成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认识的重要基础,更是推动现代社会学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
人们很少有机会经历那种大尺度的社会变迁,只有那些有幸生活在大变迁时代的人才能亲历这种变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经历那种中等尺度的社会变革、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来说也许是更为经常面对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经济、科技和知识发生重大的阶段性变革,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心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或基础上,一方面,如果社会学的认识没有随之变革,则会导致对这一新阶段的无知,无法发挥它的认识功能,从而使得社会学脱离其产生的基础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特征的出现将推动新的社会学认识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学知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的知识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阶段,而新时代和新阶段也推动着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发展。即使抽象如哲学,人们也常说,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发展阶段对于社会学知识的意义。
第一个例子虽然不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但对于中国社会学知识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和围绕它所产生的争论无须多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这一概念特别强调了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性,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强调这个过程在启动之后不完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具有强烈的阶段性,特别是当那些低收入经济体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后,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无法成功地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参见吉尔、卡拉斯,2008)。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已经不同于它们的前身——低收入阶段,它们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它们赖以成功的方法、手段、政策等基本上都无助于它们回应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因此,它们必须创新,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例子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更具有系统性。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使用“后××社会”来描述一个已经显现但还没有找到准确概念来阐释的新时代或新阶段。1973年,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名为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贝尔提出,1956年美国社会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即那一年美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一变革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贝尔,1984)。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来揭示这种转型的实质,因而使用了一个“省事”的表述——“后工业社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本质社会特征做出系统、准确、深刻的阐释。他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都成为后来人们认识和分析“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或“后现代社会“等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这两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本文所强调的所谓中等尺度的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知识的意义,以及社会学家所能给出的回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征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大尺度的框架下,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之后,开始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参见习近平,2021a)。或者,我们还可以从本学科的视角出发,用相应或类似的概念来表述这个新发展阶段,例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迈向)高收入阶段等等。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如何认识、理解、把握这个新阶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它继续创新发展的动力。
顾名思义,“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含义就是它和过去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论的要义首先就是确认新阶段的特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认识、把握新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例如,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诸种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再以GDP为核心的发展,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市场和政府的新型关系,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以环境为代价转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与安全等等。
“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属于经济学的范式,这个范式特别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阶段性演变特征。世界银行的报告曾经形象地指出,在东亚地区“说得坦白些,这个地区的国家实施把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的政策,比简单地防止收入不平等指数从0.4扩大到0.5更为重要”(吉尔、卡拉斯,2008:58);当新兴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以收入和财富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的收益和积累的财富以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中的机会-权 利(例如,教育、流动、卫生、社会福利、参与等)如何分配和共享的问题日益尖锐,以至于逐渐成为这些地区继续维持增长及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些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些经济体的继续增长和发展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和阻碍,甚至被颠覆,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会因此而被阻断。事实表明,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陷入这个陷阱而无法自拔。
以我们所熟知的“做蛋糕”和“分蛋糕”概念做一个抽象的思想案例。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就好比大家一起做蛋糕(提高GDP)。在低收入阶段,“吃饱”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吃饱,大家一起来做蛋糕,在这个过程中,谁做得更快、更好,贡献更大,谁就多吃一点儿,以资鼓励。在这个阶段,因为原本就没有多少吃的,常有可能出现吃不上的情况,所以少吃、多吃的差别就是饱和饿的程度的差别,除了多吃一些、吃饱一些之外没有其他的诉求,人们只是希望不再挨饿。随着蛋糕的做大(如果可能的话),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多吃少吃的“含金量”越来越大,蛋糕小的时候,我多吃一点儿(例如70%),你少吃一点儿(例如30%),也许就意味着我可以天天吃肉,而你只能一周吃一次肉;蛋糕做大之后,我再分70%,也许就意味着我根本不需要再考虑吃肉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去吃海鲜,而你拿30%,也许意味着你可以每周吃5次肉,权利的效应出现了质的差别。问题还不仅如此。蛋糕小的时候,没有多少可供分配的东西,就大体按照干的多少和质量、效率分蛋糕;蛋糕做大了之后,收益越来越多,而且含金量越来越高,就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封闭、排斥乃至激烈的争夺,占有优势的群体就有更大的利益诱惑去多吃多占,直至最后有可能出现斯蒂格利茨等人所说的“1%和99%”的现象和问题(斯蒂格利茨等,2017)。在不同制度和机制背景下,这种现象的表现程度会有不同,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从物质转向权利,从收入或财富转向全方位的社会共享和参与。以上过程不断循环,蛋糕可能越做越大,导致的问题也可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现在,我们需要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新发展阶段做出反应,不仅仅是为了适应这个新阶段,更是为了置身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去创新社会学的知识。
中国社会学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新问题,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反应,取得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面对社会学的实践,而且在学科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对新发展社会学的讨论等。尽管如此,面对新阶段、新问题的挑战,面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对社会学学科的期望,新阶段的社会学自身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例如,对于新阶段、新问题的理论自觉性,我们应将回应新阶段的挑战和问题作为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基本理念。无疑,社会学中的大量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新环境、新变革、新机制、新形态,没有创新就基本上没有发表。但即使如此仍然缺乏自觉的阶段性理念,因而在一个相对中程的理论领域内也常常会让人感觉到碎片化的状况:几乎每个理论领域都有研究,甚至有大量的研究,但无法感觉到存在一个将这些研究相互联系到一起的特征。
在这样的状况下,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为什么很难形成类似于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以及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或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那样的具有核心性、引领性和影响力的概念。这里并不是说在社会学中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核心概念——社会学的多元化一直是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具有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学长期保持活力和创新的基本动力——而是想强调那种具有影响力的核心概念其本身也许就是多元的,但这些概念能够基于时代的平台联系在一起相互对话,哪怕是尖锐对立,而不是互不相干、自说自话,它们从不同方面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学。
也许正是因为以上状况的存在,尽管我们的社会学关注到了众多的社会变革(这是必须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对这种变革的意义,特别是社会学的意义阐释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以达到一方面去解释现象,另一方面去发展理论或知识的目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革。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之一),对我来说,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即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所发生的那种巨大、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学家,我们能否从社会学的视角,或者是带有社会学“意味”的视角对此做出阐释,就像贝尔对就业结构变化所做的阐释?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阐释,我们还可以做更系统的阐释。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发展型国家理论主要从经济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但也遇到了发展阶段性的瓶颈;政治学以“民主转型”为核心阐释了经济增长阶段和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影响,但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社会学是如何更深刻、更系统地认识新阶段、新问题的呢?也许这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大家都使用智能手机有什么社会学意义吗?很多人在网上购物有什么社会学意义吗?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
虽然在这里无法对新阶段的社会学发展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回应的路径以供参考。一是关注新现象,主要是那些随着新阶段的到来而日益显现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在过去的阶段基本不存在。例如,在一个工业化国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起作用由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为“十大阶层”,“新社会阶层”形成,等等。新的现象需要新的解释,以推动新的知识的形成。二是关注“传统”因素在新的背景下其作用、效应的改变。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即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习近平,2021b)。再如,工业化时期和信息时代的职业声望等级,工业化时代的阶级阶层和后工业时代的阶级阶层等等。所有这些传统的因素都有可能因为环境、背景、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效应或机制,很多因素本身其实无所谓“传统”,真正构成传统的是人们在过去形成、又不想改变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期间以及在之前一个时期内,都特别强调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华社,2016)新阶段、新问题,迫切需要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