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社会性”的视角，但没能深描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虽然也包含“社会性”维度，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呈现出社会与个体混融的社会形象，其中，不仅有社会的限制和引导二重性，还有个体的主动适应和创造：社会也内在于个体，个体也非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创造离不开社会环境。这源于主客融合的立场，在这一视点下，普鲁斯特的社会形象不是二重性，而是多重的，甚至有无限可能。社会是在个体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形象，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蕴含在个体的创造过程中。

关键词：普鲁斯特；哈布瓦赫；非自主回忆；集体记忆；个体记忆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一、问题与背景

在法国，哈布瓦赫（1877—1945）和普鲁斯特（1871—1922）大致属于同一时代，都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曾经是哈布瓦赫的中学老师，也是普鲁斯特的一个亲戚和曾悉心研究的人物，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专门讨论过柏格森的记忆理论的细节问题（本雅明，2014a：170）。普鲁斯特和哈布瓦赫对于柏格森都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例如，普鲁斯特的继承来自他对心理时间的关注，超越则主要体现在，柏格森把世界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绵延，而普鲁斯特把变化理解为一种缺失和趋于灭亡的过程（德勒兹，2008：20）。柏格森理解的过去是被保存于自身，普鲁斯特则向前走了一步，讨论自身如何获取这一过去（德勒兹，2008：60），而获取过去的方法就是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非自主回忆”。哈布瓦赫则将柏格森的个体时间赋予社会的形式，他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便是对柏格森的一大超越。一般认为，普鲁斯特讨论的是个体记忆的记忆真实问题（阿斯曼，2007），哈布瓦赫关注的则是集体记忆的社会性问题，二者之间有很大的鸿沟。那么，这一定位是准确的吗？

对于普鲁斯特的研究，涉及的议题和学科领域较为广泛。法国经典作家如莫洛亚、德勒兹等都讨论过他的理论，中国学术界的讨论也较为深入。不过，既有讨论强调的多是“非自主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在重建普鲁斯特的记忆现实中作为方法的作用（吴晓东，2000；莫洛亚，2012：8），偏重从文学和艺术哲学的视角讨论普鲁斯特如何使流逝的时光失而复得及其对于普鲁斯特的重要意义。其中的意义之一是贝克特等认为的所谓时间的惩罚和拯救的问题（皮埃尔-坎，1988；贝克特，2017），它对应时间的二重性问题，即遗忘和记忆。一个较为常见的观点是，在如何克服时间的流逝方面，普鲁斯特找到了写作/艺术的道路（吴晓东，2000），从而达到一种超时间的境界/现实。吴晓东得出的结论是：艺术是废除时间维度的必经之路。莫洛亚（2012：6）在《追忆逝水年华》的序中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流逝、消蚀过程之中，普鲁斯特无日不为这个想法困扰。这种流逝与消蚀的一面就是时间的另外一个面孔而且是更有力量的一面，正像人的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样。遗忘的范畴也就是死亡的范畴”，由于“自我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解体”，个人无法把握时间，即便把握住了，也只能是幻像。吴晓东认为，普鲁斯特以“非自主回忆”方法营造了过去时间统一性的幻觉。但从集体记忆角度来说，“非自主回忆”这一个体记忆形式把握的是“社会的精神”这一超时间存在。后者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之一。

概言之，既有学者分析的多是普鲁斯特如何追忆过去的方法——以“非自主回忆”的方式提取过去，而本文试图讨论的是这种“非自主回忆”勾画出来的“社会”的本质问题及其对于社会学的意义。在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我们发现普鲁斯特处理的尽管是时间流逝这一主题，他对“不变”的追求和“本质”的讨论却构成第一重要主题，这也是他的救赎之道（本雅明，2014b：225）。笔者首先从记忆的社会性角度来理解这一“本质”或“不变”的问题。

通过对《追忆似水年华》的文本阅读以及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思想的理解，我们发现，普鲁斯特的核心记忆思想——属于个体的“非自主记忆”，其实也包含某种“社会性”思想，因此，他的个体记忆理论就面临重新理解的问题。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个体记忆的视角。作为动词的记忆一般都是通过个人完成和呈现的，如何看待它则存在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学的集体主义之别。本文的任务是试图从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入手讨论他的个体记忆的社会性问题，及其记忆理论中的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学的意义。

二、普鲁斯特的“非自主记忆”

“非自主回忆”是普鲁斯特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个体不由自主被触发的对往事的回忆，触发之物可以是一杯茶、一个动作或一个场景。在非自主回忆中，“触发之物”十分关键，它能够让日常隐匿于幕后的“品质”从“不可见”变为“可见”。

通常，不可见的时光，为了变成可见，而去寻找物体，不管在什么地方，物体只要被它碰上便会被它攫住，在它们身上打出它的幻灯。（普鲁斯特，2012g：224）

笔者初步认为，这一品质包括两方面的意涵：社会的品质和生命（生活）的品质。

触发叙述者马塞尔回忆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小玛德莱娜点心：一个冬天，母亲拿给他一块泡过茶的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味道触发了他的强烈感受，打开了他的追忆之门。

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 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平庸、猥琐、凡俗。（普鲁斯特，2012a：47）

经过多次努力回想后，他认定这一滋味来自多年前在贡布雷的一个星期天，自己去莱奥妮姨妈房内请安时，莱奥妮姨妈拿给他的一块用椴花茶泡过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虽然事隔多年，但是，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矢，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普鲁斯特，2012a：49-50）

叙述者马塞尔通过对气味和滋味的追寻，回忆起莱奥妮姨妈、仆人弗朗索瓦丝、外祖母、斯万等人。从对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滋味追忆中，他复原了童年时期贡布雷生活的全貌。可以说，在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将自己的一生用若干“非自主回忆”形成的线索串了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回忆的巨厦”。

“非自主回忆”激发的既是叙述者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扩大的自我生活，即这一记忆方法的追忆内容超越了叙述者主体自我这一核心，关涉的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回忆提取的景物和人物已经有所变化，它们“蒙上了五光十色，同我今天心目中的人间的色调大不相同”（普鲁斯特，2012a：51），经过提取的记忆表现出某种生活品质，即社会性。那么，“非自主回忆”带来的内容是如何体现社会性的呢？

笔者认为，“非自主回忆”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生命性，强调对情感真实、印象真实和达成艺术之“真”的深刻追求（艺术成为生命性的最贴合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对追忆的内容——社会精神（“神性”的一个意涵）的感悟。无论是对于普鲁斯特还是他的研究者而言，后一方面都经常被忽视。

首先，这一“非自主回忆”看起来非常个体化，当它出现后，在个体追溯这一记忆的过程中，个体表现出积极探索的主动性。可以发现，“非自主回忆”的出现来自于一个物的激发，但它给予主体的深度还需回忆主体进行一番心灵探索，从而让不可见的模糊的记忆变为可见的和清晰的。例如，小玛德莱娜点心滋味的记忆浮现，成年后的他品味这种茶点后，感觉味道似曾相识，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感，但直觉并没有马上找到它。叙述者马塞尔又反复喝了几口茶，在一次次努力回想中，他意识到这种久违的味道来自童年时期的贡布雷。

我无法说清这种感觉究竟证明什么，但是我只求能够让它再次出现，原封不动地供我受用，使我最终彻悟。我放下茶杯，转向我的内心。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可是如何寻找？我毫无把握，总觉得心力不逮；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场地，而它使尽全身解数都将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普鲁斯特，2012a：48）

其次，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不经意出现的，因而又是被动的，是生活留在个人头脑中的“戳记”的再现。

因为不管是模糊的回忆，诸如餐叉的碰击声或者玛德莱娜点心的滋味，或者借助我力求探索其涵义的那些外形，在我的头脑里组成一部绚丽复杂的天书的钟楼、野草之类的外形书写下的那条条真理，它们的首要特性都是我没有选择它们的自由，它们全部以本来面目呈现在我眼前。而我感到这大概就是它们确实性的戳记。（普鲁斯特，2012g：182）

在这一意义上，普鲁斯特认为，“非自主回忆”比“自主回忆”更为真实，后者是指通过理智的努力主动建构的记忆，前者主要是通过感性的真实被动复苏的记忆，“非自主回忆”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的。因此，普鲁斯特认为，靠“非自主回忆”得到的道理比靠理智要更为深刻且必要。

综上所述，“非自主回忆”尽管来自偶发，个体对此也似乎无能为力（过去由哪个物、在什么时刻激发，个体无法决定），但深入“非自主回忆”的过程和去探究这一记忆本质的过程，是需要个体有探索能力的，即在被激发的记忆逐渐明晰的过程中，需要主体的主动性。

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尾声，叙述者马塞尔来到盖尔芒特公馆，从公馆大院内的石路，到汤匙敲在碟子上的声音，再到僵硬的餐巾，都令他有一种不由自主找回过去的感觉。可以说，某个“非自主回忆”的物的激发是“记忆巨厦”（即一段过去生活）的开端。自开端起，“非自主回忆”可能会逐渐复原这一记忆巨厦，但复苏的过程有主体的探索和努力。除上述对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追索外，还包括以下的主体行为：主体可通过艺术或其他形式固定这些非自主回忆恢复的“记忆巨厦”。

我怀着就我而言不断增长的喜悦逐渐深化餐刀撞击声，或是逐渐深化使莱奥妮姨妈的房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贡布雷和它两侧的建筑进入我寝居的泡茶味道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也变得越来越兴奋……我现在决心全力以赴地进行，我决心把它固定下来，然而，如何固定下来呢？通过怎样的手段？（普鲁斯特，2012g：179-180）

从“非自主回忆”激发的内容的本质看，它是超时间和超个体性的，具有社会精神的意涵。在这一意义上，再现的东西同时为过去和现在所有，但又比过去和现在本质得多。

此时在我身上品味这种感受的生命，品味的正是这种感受在过去的某一天和现在中所具有的共同点，品味着它所拥有的超乎时间之外的东西，一个只有借助于现在和过去的那些相同处之一到达它能够生存的唯一界域、享有那些事物的精华后才显现的生命，也即在与时间无关的时候才显现的生命。（普鲁斯特，2012g：175）

在这里，普鲁斯特提到超乎时间的永恒，该如何理解呢？他的意思是，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失去，不过我们可以在流逝中找到永恒，它超越了时间，过去和现在汇集一点。它表明，过去的生活可以重新来过，而且，重新来过的生活并不是过去生活的全部，而是其中的某些“本质”。笔者认为，除生命本质外，社会神圣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马塞尔在盖尔芒特府化妆舞会上看见容颜大变的人，他从这里看到了死亡（空虚感）。时间流逝，面对社会变迁和人海浮沉，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例如，勒格朗丹对布洛克态度的调整。在布洛克还是一个18岁的犹太小子时，勒格朗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当布洛克成为博学之士，并跻身上流社会后，勒格朗丹则对他非常客气。普鲁斯特（2012g：269）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布洛克的地位提高了，或勒格朗丹更“势利眼”，而是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经受这些变化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应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类似勒格朗丹态度的变与不变的社会规则，普鲁斯特（2012g：242）还在情势的变化中找到了“不变”，譬如道德品性，他认为这才是生活的品质。普鲁斯特在讨论“非自主回忆”时，不时会出现一种对社会情怀和社会精神的确信。例如，他认为，回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活品质”的一个方面。他指出：

更为真实的是生活在人与人、事件与事件之间不断地用线（关系）进行编织，穿梭交叉，重重叠叠，把它编织得越来越厚，致使在我们过去的任何一个交点与其他交点之间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回忆网。（普鲁斯特，2012g：323）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叙述者马塞尔的好友圣卢的生活是在各种彼此相关的关系中展开的，比如，他两人的关系导致圣卢也受到与自己生活完全无关的人物（例如，“我的外祖母、我的爱人阿尔贝蒂娜”）的影响，因为后者影响了马塞尔的生活，从而也间接影响了圣卢。

普鲁斯特将通过理智得来的记忆（“自主回忆”）放置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不过，他的追忆工作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即便这个追忆工作是以非理性的感受和印象——“非自主回忆”——作为缘起和主要质料，但进入记忆深处的工具依然是理性。而且，他也不希望仅仅停留于“非自主回忆”带来的这种模糊感受，而是要深入下去，去寻找一种法则，“抓住那些别人看来实属所谓的琐碎的小事”，并使自己“成为一条心理法则的代言人”（普鲁斯特，2012g：201-202）。

往昔已成形，化为现实，并给予我一个永恒的价值……（但）已经不是个人主义的愉悦，至少可以为他人所用。（普鲁斯特，2012g：328）

“可以为他人所用”也是一种“社会性”，普鲁斯特试图阐发的“不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强迫我们的社会精神，表现在“非自主回忆”中，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非自主回忆”具有一种强迫力，在这里指个体也不能随心所欲。

那些复活了的过去，在它们所持续的一瞬间是那么地完整，致使它们不只是迫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房间，而去观望夹在树木间的道路或者上涨的海潮；它们还强迫我们的鼻子去呼吸时隔久远的场所的空气，强迫我们的意愿在这些场所向我们提议的种种计划中作出抉择，强迫我们全身心地相信自己处于它们的包围之中，或者至少相信自己蹒跚在它们与现时场所之间，因为难以断定而晕头转向，宛如有时行将入睡前出现难以名状的幻觉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迷惘。（普鲁斯特，2012g：179）

德勒兹（2008）指出，普鲁斯特的真理不是靠善良意志发现的（即“理性主义的假设”：“只要我想发现真理，就能发现真理”），而是被迫发现的，是爱的谎言、痛苦让那些真理被发现。也就是说，是“生活”、经历让真理得以浮现。

第二，“非自主回忆”提升了生活中的小事，让“小事”的意义变大。

“非自主回忆”包括两个部分：回忆的触发物（如一杯茶和点心、一个弯腰脱鞋的动作）及其引发的相关物（如贡布雷的童年生活、外祖母）。从“非自主回忆”的激发之物可以看到，虽然都是琐碎小事，“但现实便蕴含在这些小事里，而倘若我们不把这些现实清理出来的话，那些小事本身则并无意义。逐渐保留在记忆中的是那些日渐模糊、有待再次确认的真情实感，如果不去挖掘和清理，则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真实印象便荡然无存，这些感受和印记才是构成我们思想和生活的真正的现实”（普鲁斯特，2012g：197）。

普鲁斯特甚至认为，“非自主回忆”的伟大之处便是发现了社会的本质、生活的真相。

（非自主回忆的）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很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很可能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它而已，因为人们并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普鲁斯特，2012g：197）

在上述讨论中，主要以记忆的社会性作为视点，但在讨论普鲁斯特记忆理论中的生活品质时，我们会不时发现溢出记忆的社会性的东西——个体生命性问题，这主要源于普鲁斯特的主观立场及其对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的强调。

本文认为，溢出的部分正是主客体的混融。除了社会性，生命性才是其中更为基本的，是一种生命哲学。这里所谓的“生命哲学”，便是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倾听人在世界中的主体性体验。诚然，人离不开他生活的环境，受制于社会习俗的限制或提升等外在力量（涂尔干所谓的“社会神圣对人的影响”），但人作为生命体，也在时时体察社会，其中，就离不开柏格森所说的人作为生命体的“生命冲力”因素。从人的角度看，社会内在于主体，主体有融于社会的部分，也有无法融于社会的部分。如果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就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主客体的混融。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体力量是：主体参与创造社会。例如，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就是一个主客体混融、主体创造社会的过程。首先，“非自主回忆”得以发生，在于客观的外物（比如一杯茶、一个弯腰脱鞋的动作）的激发。其次，它得以成为一个记忆事件，更在于主体的努力，例如，叙述者马塞尔通过一块点心“复原”了他童年时期在贡布雷的生活。记忆巨厦得以浮现，就在于马塞尔不弃的追索。在这种回忆过程中，主体的追忆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真实”难以一一对应，即记忆起来的未必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未必是历史真实），而是一种情感真实和印象真实，但这就是生命的真实。即便它可能是一个“假记忆”，就如同错把远方的一棵树误认作亲人，可是，谁又能否认这种错误认识给主体带来的惊喜体验呢？退一步说，在某些情况下，主体本身也是这种“错误认识”的“受害者”（利科，2017），这也是生命性记忆的一个特点。

三、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以外祖母的圣化为案例

贝克特（2017：1）在讨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提到，时间在这里具有双重性：惩罚和拯救。惩罚表现为我们是时间的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是时间的牺牲品，人们终究沦为时间的囚徒，只有死亡才是一个解脱。这种恶意会给人带来痛苦，人也会因时光的流逝而焦虑不安，这就是时间“惩罚”的含义。惩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后果是，人们会因为在这种消逝的茫然时间中迷失自我，在其中失去了（或忘却使用）主体的主动性，只感觉到主体的被动性：似乎人只是被时间抛来抛去的生物，直至走向死亡的大门。

拯救则来自“非自主回忆”的解放，即“非自主回忆”在时间流变中找到不变，并可以成为个体的坚守，个体因此得到救赎。

“非自主回忆”是记忆的一种召回模式，是对过去的真实印象的一个召回，这意味着生活世界的一种真实。在普鲁斯特看来，它甚至是唯一的真实。而“自主回忆”之所以不太可信，是因为其中的理智太容易过度发挥主动性，经由这种方法对过去的提取会使对过去的印象发生变形。普鲁斯特认为，有些过去，我们硬是要想起，却偏偏想不起来，这是“自主记忆”之所不能，有时即便通过语言编织出了记忆（某种程度上就是哈布瓦赫的记忆建构性），也无法入心，因为它外在于个体，无法完成拯救主体的任务；有些过去隐藏在记忆的深渊中，有时是恰巧被触动，这类记忆栩栩如生，这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真实的过去，也是“非自主回忆”之所能。

根据贝克特的观点，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是一种拯救（rescue）方法，它的拯救产生了鲜活的、最初不可解释的愉悦，可以越过漫长的时间传递而来，并能揭示时间的本质。因为这种拯救要苦苦追索，费尽心力，所以会引发延长的痛苦和无助（Wood，2010：109-122），但它会生产一种超时间存在，即所谓的“永恒”。本文讨论的社会品质或社会精神主要是体现在由“非自主回忆”引发的对过去生活和人物的回忆中，这是拯救意涵的一个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从拯救的内容而言，“非自主回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性。例如，在马塞尔第二次来到巴尔贝克，在海滩宾馆弯腰脱鞋（这也是一个“非自主回忆”）的那一刹那，他记起了已经去世一年多的外祖母，此刻也是他圣化外祖母的开端。

在这一“非自主回忆”中，他回想起外祖母的神态，其中满是外祖母在世时对他的关心和疼爱（普鲁斯特，2012d：150），第一次来巴尔贝克海滩宾馆外祖母为他脱鞋时也是这副神态。

此刻，马塞尔的追忆包括了悲痛和愧疚。首先，他意识到外祖母已不在人世，此刻也再没有这么一个亲人无微不至地关心渴望得到安慰的他；其次，外祖母已经去世一年多，可是他从没有沉痛地哀悼过外祖母，令他深感内疚；再次，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去安慰那个在痛苦中孤独死去的外祖母了，并为此感到悲痛；最后，他又回忆起外祖母在病痛中曾瞒着自己精心打扮了一下，想为他留下最后一张相片，但他不但没有理解这一行为，甚至还认为外祖母的行为有所不妥（“卖弄风情”），他为自己当时的言行心痛和后悔。

马塞尔在记忆中逐渐复原了外祖母的丰满形象，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圣化”的形象，即呈现的基本都是外祖母生前的优点。那么，普鲁斯特是如何“圣化”外祖母的呢？

第一是马塞尔母子对外祖母的圣化。被圣化了的外祖母包括两个重要特质：关爱家人，对别人宽怀大度；热爱自然，对艺术有独到见解。

总体上，在叙述者马塞尔的追忆里，外祖母是一个“热情得像团火”、“不追求虚荣”、“厚道”、“真诚”、对家人无私的人（普鲁斯特，2012a：72）。马塞尔说，家人中就她最宽宏大量，她没有那么多心计（为人正直、毫无私心）（普鲁斯特，2012c：141、250），不看重门第，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性”的人，体现其情感最浓烈的一个地方在于，外祖母在巴尔贝克时健康状况就已经很糟，但仍将照料外孙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大无私的精神。外祖母的这些特性深深影响了马塞尔，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行事规则与外祖母是类似的。马塞尔在追忆中指出了外祖母特性中的高贵部分以及自己的继承情况。

相比于马塞尔，他的母亲对外祖母的圣化过程要更为彻底。外祖母去世后，他的母亲真切地悼念外祖母，甚至神情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母亲对外祖母生前所热爱的一切无不崇拜，例如外祖母留下的衣物、书籍、手提包等，都被他母亲视为珍宝。在外祖母去世一年多以后，他母亲来到外祖母曾经到过的巴尔贝克海滩，像朝圣者一样追踪着她曾经驻足的地方。

在外祖母去世后，马塞尔的母亲曾多次提起外祖母，还不时“揣测”外祖母的可能观点。即便在旅游中遇到美景时，都会抒发一番外祖母的立场和观点，仿佛外祖母仍在人世。最典型案例就是，即使在讨论两桩不门当户对的婚姻时，母亲也一刻没有离开过外祖母的立场。

因为那个时代（一战前）法国社会的门第观念很强，马塞尔的母亲直觉外祖母对极有身份地位的小康布尔梅（身份为贵族）迎娶裁缝絮比安的侄女（身份为裁缝）会“大吃一惊”：这桩婚姻在门第上太不匹配，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了时代的“社会精神”。但是，母亲又认为，外祖母生前宽怀大度，看重人的品质而不怎么看重门第（之前外祖母见过裁缝的侄女，对她评价很高），因此外祖母会包容这桩婚事。

不过，马塞尔的母亲在揣摩外祖母的态度时颇有些踌躇，因为外祖母的时代是重视门第观念的，所以，她又认为，也许外祖母不在世反而更好，可以避免这件事对自己的冲击，也避免造成外祖母的痛苦。

但他母亲还是愿意回到她认为最正确的立场上，也就是在这两桩婚事上，外祖母应该是乐见其成的，他甚至还认为外祖母还预见过这两桩婚事（因夸赞过这两桩婚事中的女孩，尽管她们都有门第低下的问题），并将外祖母说成“未卜先知”的人物（普鲁斯特，2012f：243-244），这是典型的圣化逝者的行为。

第二是德·塞维尼夫人在圣化外祖母过程中的作用。外祖母生前看重两位作家的书，尤其是德·塞维尼的书简，这些书在外祖母去世后被当作圣物。马塞尔的母亲继承了外祖母的遗志，也将其奉为经典。在圣化外祖母过程中，马塞尔母子将外祖母放在与作家德·塞维尼一样的高度，他们认为，外祖母具有同样的才情和高贵品质。马塞尔指出，外祖母赏识塞维尼的真正优长之处在于对家人和大自然的热爱，这两点恰是马塞尔记忆中外祖母的品质：“我的外祖母是从内在的东西，从作者对家人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来接近塞维尼夫人的，她教我喜欢塞维尼夫人真正的美妙之处”（普鲁斯特，2012b：196）。在外祖母去世后，马塞尔母子在她的感召下，也变成了德·塞维尼夫人的拥趸和语录践行者，这在本质上是他们对外祖母精神的追随。

例如，外祖母去世后，原来“取笑”外祖母动辄引用塞维尼作品的马塞尔母亲也随身带着塞维尼的书。与其说塞维尼的书变成母亲的语录集，不如说母亲的精神生活已经深深浸淫于外祖母的精神世界中了。

塞维尼在马塞尔母亲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她不仅随身携带塞维尼的书，在日常生活中还频繁引用塞维尼的观点。塞维尼是将外祖母和马塞尔母亲的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为深受这两位女性影响的外孙和儿子马塞尔，他的生命中也饱含塞维尼的精神因素，更确切地说，这是来自对外祖母和母亲的精神品质的继承。马塞尔曾和女友阿尔贝蒂娜一起讨论过塞维尼的作品风格，圣卢的舅舅夏吕斯也曾说要送给马塞尔一部《塞维尼文集》，因为他曾与马塞尔的外祖母一起畅谈过塞维尼，了解塞维尼对于外祖母的重要性以及对于这位外孙的重要性。

第三是从“圣化”到社会精神的培育。因为外祖母已不在人世，对她的追忆只能在精神层面完成。这种精神上的追溯形成后代的一种“延迟的弥补”，这种弥补，一方面可以安慰在世的人（因为生者的愧疚和悔恨，他们需要一些仪式或心理活动来改变心里不安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告慰在天之灵，在生与死的记忆代际传递中，让后辈记住先辈（“记住名字”也是在世者的普遍渴求），让逝者安息。在这一追忆过程中，就出现了如上所说的“圣化”死者的现象。

在马塞尔追忆外祖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重要的记忆激发方式——“非自主回忆”，如弯腰脱鞋的动作。一方面，如普鲁斯特所说，这一方法保证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印象讲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这一“圣化”的内容中我们发现了十分可贵的社会精神。尤其在追忆外祖母的过程中，塞维尼的书简所起的作用与其说它是一部名人语录，不如说它是外祖母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马塞尔母子追忆外祖母的结果是，外祖母的精神生活继续存活于人世间，至少存活于他们母子的社会生活中。它也是“非自主回忆”兼具拯救功能的一个重要内涵。

“非自主回忆”的“拯救”主要包含三个含义。首先是它对过去的重新提取，即把握个人拥有的部分过去，且标明这些是真实的印象，甚至是唯一的真实（主要是印象真实和情感真实）。其次是它“恢复”了过去。它恢复的不仅是过去的物品，还包括人物的命运（包含“出路”，有拯救的意涵），以及这两者之外更多的东西（贝克特，2017：23-25）。例如，通过小玛德莱娜点心，马塞尔的追忆恢复的是一个童年时期的生态系统。他回忆起的一个重要人物斯万是童年乃至整个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可以说，小玛德莱娜点心恢复了马塞尔生命的本质含义。

上述两个含义可以说是拯救的“生命性”意涵，而拯救的第三个含义，也是本文讨论的重要议题：社会品质的再发现。这在马塞尔追忆外祖母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来。但既往对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他召回记忆的方式，而对于他召回的内容相对缺乏进一步的讨论。当然，对“非自主回忆”之社会品质的再发现，可以说又使得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回到了传统的社会记忆研究，在这一点上，他的研究与哈布瓦赫的讨论殊途同归，但显然不止于此。

马塞尔对外祖母的追忆中有两个关键的“非自主回忆”的案例：一个是弯腰脱鞋动作，另一个是他在盖尔芒特公馆再次看到乔治·桑的小说《弃儿弗朗莎》。

在第一次“非自主回忆”的往事重现中，他不仅看到外祖母在他第一次去巴尔贝克海滩旅馆时对他的悉心照料，还透过这些照料看到外祖母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即便如此，外祖母隐藏了自己的不适，而把外孙的不适放在首位。这一由弯腰脱鞋动作引发的追忆甚至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外祖母的精神（有意识地）充满了他的生活。

透过再次看到乔治·桑小说引发的第二次“非自主回忆”，马塞尔不仅看到自己在童年时上床睡觉前的艰难时刻（他离开母亲后独自一人经常感觉到孤独，入睡前需要母亲的“晚安吻”），还看到外祖母为购买《弃儿弗朗莎》时的良苦用心和不辞劳苦。

这些“非自主记忆”不仅保证了回忆的印象真实，还赋予回忆本身以鲜活性，它们合在一起使得马塞尔“取回”过去生活的本质成为可能。

那么，这一生活品质是什么？显然，仅依靠印象真实、鲜活等形容词是无法深刻描画的，它还具备实词的含义，例如，具有社会品质的含义。这个社会品质充分体现在外祖母身上——外祖母是马塞尔母子共同认可的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对这一品质的强调，表明他们在思想上有意识地继承了上一辈的精神遗产，这也是社会精神的体现。

同时，“非自主回忆”给予“神秘、漫不经心的生活因素”以意义，是对被习惯、习俗、理智和有意识等一切权力、结构压制的因素的一个解放。因为理智、有意识等因素会扭曲印象的真实。在普鲁斯特看来，靠理智打捞的过去并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焦躁不安和投机心理的投影，是一成不变的（贝克特，2017：22）。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在于说明，被忽视的那些生活中非结构的神秘、漫不经心的因素也是有意义的，甚至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底蕴或生活的品质。

这种“生活的品质”有一部分是社会品质，是对来自精神生活中的社会力的表达，受到某种力的指引。尽管普鲁斯特没有明示，事实上，这是他追忆中隐藏的重要线索，譬如，他对“神性”的讨论：“每个曾使我们痛苦的人都有可能被我们奉若神明，而他们其实只是神性的部分反映”（普鲁斯特，2012f：200）。马塞尔去世的外祖母正是这种“神性”的体现。这种“神性”阶段不仅包括生者圣化了死者，而且，对生者而言，还有一种救赎的作用。普鲁斯特认为，对于外祖母而言，奉上自己的“发现”（指《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也算是一种补偿；外祖母也在这一作品中被永恒化和普遍化，并得以纪念。他通过“非自主回忆”的方式，让心爱的人融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之中，从而让死者永恒，让生者得到救赎。

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问题，“非自主回忆”是神秘的吗？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它寄托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或一些动作上，如小玛德莱娜点心或“弯腰脱鞋”，而在一些出乎意料的时机中，这些会激起主体对往事的回忆。借助这些“小物件”，我们能够逐渐“还原”过去。这些“小物件”的作用之所以得以启动，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主体的心灵有一个触动（这是普鲁斯特“非自主记忆”理论的一个关键条件），如此的记忆可以被认定是真实的，至少是印象真实和情感真实。具体过程如下：过去留下的“物”激起了回忆主体的异样情感，这一情感代表了过去生活的某一品质，还与今天存在蛛丝马迹的关联。所谓的“蛛丝马迹”，是指它距离今天的生活情境有些遥远，事实上，这才是生命的本质之一。这也是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的贡献所在，即借助过去的物件，回忆主体在印象真实和情感真实中重新提炼了生活/生命的品质。在这种反思性活动中，个体对生命本质和社会本质有了切身认识。“救赎”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的。

所以，时间的惩罚和拯救也是二合一的问题，即无论过往是如何不可救药地在时间上无法挽回（我们无法在不同时间走进同一条河流），总会有那么一些“非自主回忆”让某些本质性的过去得以浮现，从而使过去的生活成为我们反思自我生命和生活的对象。这部分过去同时也将获得“拯救”，我们也会因此部分得救——它让一部分逝去的过去沉淀为意识层面的生命本质，个人在其中找到了不同于流逝时间（以及情势流变）的相对稳固的存在（如普鲁斯特找到了外祖母对他的关爱），就是超时间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圣化外祖母的过程是一个发生在主体内部的事情，是主客体混融的一个经典案例。可以说，主客体混融比较常见于在世的每个人，尤其是有至亲（特别是长辈）去世的人容易有这方面的体验。它首先表现为生者对死者的愧疚和不安之情，进而生者通过一种“圣化”死者的方式去弥补对过世者的亏欠，形成一种“延迟的弥补”（刘亚秋，2018）。普鲁斯特以马塞尔追忆外祖母为例，说明“非自主回忆”可以唤起某种社会性存在，这便是外祖母的高贵社会品质。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叙述者马塞尔唤起的记忆还不只如此，“圣化”在根本上是一个主客体交融的过程，即主体通过对去世亲人的“圣化”重新认识他们的优秀品质（它是一种社会性）。在这一重新认识/反思的过程中，主体的心灵得到净化，品质得到提升，这个过程可以视为社会提升个体的过程。

这个提升发生在人的精神层面，是一个内在于主体的过程。上述提到的“延迟的弥补”，是对去世至亲的愧疚和致敬，这种“弥补”显然无法被逝者感知。因此，这种“弥补”与其说是在告慰逝者，不如说是在主观层面安慰了回忆者本人和有类似经历的人。由于这种追忆是一个内在于主体的过程，其他旁观者无法简单地在客观、外在的层面观察和评判，所以，唯有通过回忆者的述说（或书写），这种精神才能被发掘/发现，从而也会变为一种更大范围的影响外在世界的存在，如普鲁斯特所说，他的回忆理论不仅适用于某个个体，也可以为他人所用。叙述者马塞尔对外祖母的“圣化”/追忆（被讲述出来后）影响了其他人（读者），尤其是唤起/点燃了有共同经历的人的强烈情感。这一过程便是经由主体改变/创造（影响）社会的一个表现。

四、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记忆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语，不同理论传统对于记忆的讨论角度是不同的，例如，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保罗·康纳顿的“记忆仪式”，等等。无论在哪个理论传统中，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本文认为，哈布瓦赫的理论贡献在于为理解个体记忆提供了一个社会的视角，看到了记忆的社会性，为社会学研究记忆提供了合法性。“社会”在人类世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社会学家提供的“社会”视角及相关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在普鲁斯特书写的个体记忆中也看到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性力量，他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更丰富的关系，其中一个维度就是本文所说的个体记忆的“非自主回忆”的意涵，不仅包括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上升维度（社会性），还有个体记忆之生命体验的生命性维度。那么，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一记忆转换中的“社会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哈布瓦赫的“社会”概念包含涂尔干所说的社会自成一类的“社会神圣”思想。他的集体记忆中的社会神圣意涵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社会品质”是一个通过时间积累而得以凸显的精神现实。“社会神圣”观念意味着确实存在“社会”这一实体，它是经过长期的集体历程才能得以确立的。第二，哈布瓦赫的“社会神圣”还包括社会阶层的意涵。他认为，“平民的后代是没有过去的人”（哈布瓦赫，2002：225），因为这些人的集体记忆没有被保留下来。第三，“社会神圣”的基本含义在于它强调的社会品性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社会了解这些品性，并对它们做出评价（哈布瓦赫，2002：241）。第四，哈布瓦赫的“社会神圣”的一个基础含义是，社会是从总体出发来思考的：它把一个观念与另一个观念联系起来，而人物和事件的表征是由更复杂的观念构成的（哈布瓦赫，2002：78）。这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角度对涂尔干的“社会神圣观”的一个演化。

与之相关，哈布瓦赫（2002：92）认为，人们的“记忆的定位”是在“记忆总体”中进行的。所谓记忆总体，是指一个群体的思想总体，如家庭的思想总体，这也是他所谓的“社会框架”，用于解释思想总体或记忆总体概念。哈布瓦赫（2002：93）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同记忆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即一些记忆让另外一些记忆得以重建，而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种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中，记忆思想中的社会本体论占据更为核心的地位。哈布瓦赫的社会概念沿袭了涂尔干学派的社会概念，认为社会外在于个人，且具有强制的作用。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几乎都被社会记忆所限定，而没有任何逃逸的空间。当然，即便是涂尔干学派，不同人的社会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涂尔干本人的社会观就更为丰富一些，他指出，社会对个体的作用包括两方面，一是强制，二是提升。就像柏格森对这一学派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对于个体如何适应社会的问题缺乏讨论，因而社会的形象坚硬，也无法应对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张力问题。在柏格森（2018：118-119）看来，涂尔干的主要观点指出了宗教不是由个体心智完成的，而是由集体心智完成的；社会有其独特的存在模式，也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柏格森认同这一观念，即我们很容易承认集体思维的存在，它们沉淀在社会制度、语言和习俗中。涂尔干讨论的这种集体心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是另一种性质的心理活动，与柏格森讨论的个体心智不同。但如果只在集体心智层面讨论，就无法弄清楚为什么个体心智和集体心智会发生冲突，为什么其中一种心智会给另一种心智带来困惑和不安。

在这一意义上，柏格森对涂尔干社会学提出了批评：如果我们可以公开对社会学某些方面进行批评的话，那就是社会学严重偏离了的个体和集体冲突的问题（柏格森认为这才是社会学应该处理的主要问题），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指标往往把个体视为一种抽象物，而把社会体系视为唯一的客观存在。

本文比较赞同柏格森的批评，一方面，我们非常认可涂尔干学派在社会本体论意义上对记忆研究的贡献，这便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主要内容。从集体记忆角度，我们发现，马塞尔对外祖母追忆的社会意涵与哈布瓦赫的“社会”意涵最为接近，是涂尔干传统下的社会神圣，甚至更接近于涂尔干。这里的社会对个体有提升的作用。

另一方面，尽管涂尔干学派，尤其是哈布瓦赫为我们观察记忆提供了社会视角，但他的社会意涵还不能完全挪用到普鲁斯特的文本中。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他们之间的差别较大。例如，哈布瓦赫是较强的社会本体论立场，是通过记忆对社会进行阐释的学者；普鲁斯特的方法可称为“主客融合”的立场，他是将微观世界（个体记忆）方法发挥到极致的学者，甚至提出微观世界的天体物理学方法论。普鲁斯特（2012e：176，2012g：333）认为，微观世界甚至比传统的宏观世界（例如社会）还要复杂，需要用显微镜观察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别人与我的关系。

普鲁斯特的社会概念更丰富，主要是因为他的社会包括了更丰富的个体维度，认为个体内在于社会，社会也内在在于主体，社会与个体之间是一种双向运动。它的背后有很强的人的生命性的人性假设。

在普鲁斯特的理论中，世界是我和世界的关系，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的外在世界，世界就在我们的心里、观念里；也不存在纯粹的心理学的我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内化于我心的我。

例如，在马塞尔追忆外祖母时，外祖母（社会存在，也是生命体）是令他不由自主思念的存在（有社会的强制作用，也有基于生物基础的血缘亲情），他也乐于去思念自己的外祖母，这使他体悟到外祖母的美好精神，并影响/提升了他的境界（社会的激发/吸引作用）。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我”的追忆进行的，它内在于“我”的回忆和反思，并构建了现在的“我”。随着对外祖母的回忆的展开，他逐渐总结出外祖母的精神世界，其中就包括对塞维尼作品的重新思考。马塞尔对塞维尼的作品逐渐倾心，说明外祖母的一些精神特质已经构成叙述者自我的组成部分。外祖母形象不是客观、外在的，而是追忆者观念层面的形象，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形象，并没有外在于“我”的思想层面。“我”在追忆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创造社会主体（追忆中的外祖母形象）的过程，进而也是一种创造社会的过程。

选择什么作为追忆的对象，是一个微妙和略显神秘的过程。这么说是因为“我”是一个生命体，与世界的互动还有太多无法一一查明之处。自我如同一个生产机器，个体的回避和呼应都是这个生产机器的内在机制。经由此，社会得以产生、延伸和拓展，原有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形。即便存在被动触发性，个体选择什么回忆也是有自主性的；退一步讲，即便这一自主性是在“社会”的限制和范围内，但因为社会有多重可能性，个体和社会的混融存在更会助长这一可能性。这表明，社会同时是一个被个体生产、个体被社会所包容，以及个体适应社会的过程。而在社会环境中，个体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小环境，并在其中安居，在社会世界，这一过程仍是一个基本而关键的因素。

在理论层面，说清楚个体适应社会和创造社会这两点都是必要的，这是柏格森提出的一个主题，普鲁斯特也是在这个脉络中。柏格森认为涂尔干对于社会概念的说明是充分的，但对于个体如何创造社会的问题则缺乏翔实而充分的讨论。普鲁斯特对此有呼应，在于他超越了社会性和生命性的二元分立，社会在他这里是一个混融的存在：社会是个体的社会，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社会给个体提供了舞台、活动空间乃至规则，但个体（的活动和思想）也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社会，且都标明了个体的特征。在普鲁斯特创造的世界里，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给予人的个性以恰当的表达载体。

普鲁斯特的追忆本身创造了《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艺术作品，正好说明了主体创造社会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常被社会学视角所忽视。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重申了柏格森的观点：个体适应社会和创造社会同样是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对个体适应社会和创造社会方面的社会理论做过出色的探讨。受生物学学科训练和个人经历影响，潘光旦自觉将人的生命体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同时，在儒学基础方面, 出生于1899年的他要比后一代的社会学家（如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深厚得多。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同时，潘光旦的儒学基础造就了他的行事原则。早在1932年他就提出了“位育”概念，与西学的“adaptation/adjustment”（潘光旦，2000：439）对应。他不满意将这一概念翻译为“适应”，认为“适应”二字中人的被动性意涵更强，他提出“位育”一说，可以视为人与社会互相建构的理论基础：“位”是生物在环境中所处的地位，“育”是生物自身的发育。《中庸》提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光旦据此提出“安所遂生”的位育理论。也就是说，潘光旦不仅指出人和社会的互动，还指出人生在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安所遂生，这无论是对于学问的探究还是人生意义的建构，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事实上，潘光旦在探索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很早就意识到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张力所在，他的理论也集中在这一点展开。

如上所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于社会学的批评也正在此处，即社会学强调了社会对个人的限制和引导作用，对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则关注不足。同时，个体要适应和改造社会的维度，就必须回到具体的层面，而不能停留于抽象的论述。本文认为，要理解普鲁斯特和哈布瓦赫之间理论的差异，也必须要回到这一根本问题。

五、哈布瓦赫与普鲁斯特的理论关系

从社会性和生命性角度观察，坚持社会本体论的哈布瓦赫与主张从个体记忆角度观察世界和秉持主观主义方法的普鲁斯特之间看似存在鸿沟，事实并非如此，哈布瓦赫的讨论也注意到了普鲁斯特那些风流云散的记忆，只是哈布瓦赫没有深入挖掘这类记忆理论价值。这部分生活的实质被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方法给“拾”回来了。可以说，这是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寻求，如同普鲁斯特所指出的那样，“非自主回忆”探究的是一种生活品质，它兼具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哈布瓦赫的讨论中，社会记忆作为社会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现在”的一种社会限制，它构成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社会神圣”的主要内涵。但他的社会本体论意涵过强，例如，他指出，当人们“逃离”现在，貌似有了些许自由，但也还是在社会限制中。因此，哈布瓦赫的这种“社会神圣”与普鲁斯特的理论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前者执着于涂尔干学派秉持的社会本体论观念，主要表现在哈布瓦赫关注的消逝记忆再次激发的途径多是社会性的，缺少主体的生命过程。他对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记忆的讨论就是如此。哈布瓦赫提到夏多布里昂对父母的回忆画面，意在说明法国旧制度的外省下等贵族家庭的传统，哈布瓦赫认为这类家庭回忆的画面集中表达了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社会力。父母和曾经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道德品质的观念力量如此强大并灌输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必定受到它的影响且无可逃脱，他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家庭记忆的社会性作用。概而言之，他关注的夏多布里昂的记忆细节唤起了那个时代法国贵族家庭的习俗（社会性）。无独有偶，普鲁斯特也提到了夏多布里昂的记忆细节，但他将其解释为“非自主回忆”中对过去情感的呈现，这种情感和自然浑然一体。

昨晚我正独自散步……一只栖息在桦树枝杈顶巅的斑鸫啁啾鸣叫，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这富于魔力的啼声当即使我眼前重现父亲的封邑。我忘掉了不久前目击的一场场劫难，被突兀带回旧时，重又见到我听惯了斑鸫啁啾的田野。

从一小方块蚕豆花盛开的田里，散发出天芥菜甜丝丝的香味；给我们送来芳馨的不是故国的微风，而是纽芬兰狂野的风，与谪居的作物没有关系，没有令人喜悦的淡淡的回忆和快感。……在这满负着晨曦、文化和人世的芳菲中，栖止着所有悔恨、离别和青春的伤感。（《墓畔回忆录》，转引自普鲁斯特，2012g：219）

大体上，哈布瓦赫回想起的多是社会性，普鲁斯特则多是生活性和生命性（lifeness）。正因为执著于“社会性”本身，哈布瓦赫（2002：74）对梦境与记忆关系的讨论才倾向于“梦境无意义”的观点，将梦定义为“残缺不全的记忆碎片”。他的结论是：在梦中我们不可能重温我们的过去。哈布瓦赫对梦境否定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过强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由于他执著于“社会本体”，没有深入挖掘“记忆”的生命性，也就错过了普鲁斯特所谈及的记忆的深层形象，这主要表现为对个体记忆的精妙之处和梦境的阐释都远远不够。普鲁斯特恰恰在这里做了很多探讨，他的观点是：梦境与现实对记忆的作用几乎是一致的，反复出现的梦境可以成为人们的记忆。可以说，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延续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本意，即记忆是人的生命性和社会性的混融。

不过，笔者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即，尽管他们二人进入记忆的路径不同，但哈布瓦赫的“社会神圣”成为探查普鲁斯特生命记忆的必要视角，而普鲁斯特所谓的“神性”也带有社会性基础。普鲁斯特认为，对“非自主回忆”所引发的“幸福感”总有种未能说透的感觉，这种模糊的感受至少应该得到澄清，即要说清楚背后的多种力量。他认为，这种能够激起人们“高尚、纯洁、真实的感情”的背后是一种精神现实，否则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笔者认为，这种感情背后的精神现实，有一部分因素被涂尔干（2006）称为“集体欢腾”，普鲁斯特则称之为“幸福感”“满足感”，二者有部分重合。涂尔干是从原始澳洲部落的聚会中参透到这种精神现实的，普鲁斯特则得之于一个人独处时重新沉浸于过去的时刻，得益于一些物件的激发与启示。他们两人讨论的手段和终点不同，普鲁斯特讨论的终点是艺术/文学（专注于人的生命性，回到生活本身），而涂尔干的终点是“社会力量”（纯粹的社会性）。涂尔干看似明晰这种神秘感的根源，但始终有简单化生活的嫌疑，因为“个体”在这一理论脉络下是抽象的，缺乏生命的温度。

概而言之，尽管普鲁斯特的“非自主记忆”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非自主回忆”不仅与集体记忆有对张的关系，还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也就是说，从“非自主回忆”激发的内容来看，它保存着社会品质的内涵，也具有社会精神，而这正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和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的社会理论遗产。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从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概念入手，试图论证这一记忆的核心带有“社会神圣”的意涵。在这方面，集体记忆理论的奠基人哈布瓦赫提供了观察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社会性”视角：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是人文的，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则是社会科学式的。前者不断求证于个体的感性和直觉，后者则求证于科学和理性；前者的方法强调记忆的自动呈现，后者的方法则强调记忆的理性建构论。普鲁斯特记忆理论中“社会神圣”意涵的典型案例为马塞尔及其母亲对去世外祖母的追忆，体现了一种社会精神的凝聚和代际传递。这一神圣社会意涵源于由“非自主回忆”启发和铺陈出的记忆中的社会和个体的互动。这与既往学者对他的记忆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学界普遍从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无意回忆”之回忆方法论角度理解普鲁斯特，或者讨论他的记忆真实概念（阿斯曼，2007：61）。本文提出的“圣化外祖母”一说，也可以说是从集体记忆角度解读普鲁斯特的一个结果，而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角度理解个体记忆的本质也有重要的社会理论意义。

在本文，“社会神圣”是一个关键概念，它来自涂尔干的传统，也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要旨，这一“社会品质”思想贯穿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在涂尔干的理论传统中，社会神圣带有“强迫”和“提升”个体的意涵。基于社会本体思想的“社会神圣”是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的基础观念，他的这一观念给了我们观察个体记忆的视角和方法论。在这一角度下，理解个体记忆的方向必将走向集体记忆，例如，在面对普鲁斯特的个体记忆时，我们也能清晰地读出哈布瓦赫意义上的“社会神圣”意涵。

但普鲁斯特的个体记忆理论还有其他意涵，即社会与个体之间不仅为强制和吸引的关系，还包括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即所谓的个体能动性发挥作用的过程，个体在多重社会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这对于社会的形塑具有重要意义。普鲁斯特的社会概念既包括社会的力量，也包括个体的力量，社会与个体之间是一种混融的存在。这一方法论基础是主客体的混融（尤其充分重视主体）。这是普鲁斯特和哈布瓦赫的根本区别，也是今天社会学的记忆研究关注普鲁斯特的现实意义所在。在对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我们发现，居于主流的社会学范式（强调人的社会性维度）对于描述和解释社会有很多不足，例如，哈布瓦赫脉络的集体记忆理论对于个体如何适应社会是缺乏讨论的，社会学范式的痼疾是一直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强制（或激发、提升）作用，即社会居于主导，但对于社会的多重可能性以及个体居于期间的创造作用是有所忽视的。普鲁斯特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这里，他为我们描画了丰富的社会形象和个体形象。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属于费孝通晚年所说的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维度，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一个路径，即重视生命性的社会价值。

我们认为，在理解哈布瓦赫传统的社会记忆理论时，有必要重提普鲁斯特的生命维度。尽管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也存在对“风流云散”和“分身走神”类型的记忆现象的描述，不过，因为哈布瓦赫坚持社会本体论立场，所以对此解释不够深入和系统，而在这方面，普鲁斯特的主体性视角下的“非自主记忆”方法及其机制是一个必要补充。本文同时认为，在理解普鲁斯特时，也有必要注意其理论的“社会性”一面，否则他的“非自主回忆”极易被解读者“神秘化”和过度美学化或文学化，普鲁斯特的研究者对此普遍缺乏必要的强调。本文对普鲁斯特理论中社会性的强调并不是将他的理论“庸俗化”和“科学化”，而是从分析的角度说明普鲁斯特的理论在深层与社会学之间的勾连，从而为社会学更全面解释记忆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研究，试图提出自内而外构建社会概念的重要性。普鲁斯特的“社会”是一种主客体的混融状态，即社会不仅是外在、客观、可以借助外在观察和量化描述来表达的存在（如叙述者马塞尔的外祖母的社交圈子），更是一种体现在回忆者脑海中的“主观形象”。这种“主观的社会形象”正是普鲁斯特所强调的，“社会”需要借助普鲁斯特所强调的“直觉”的方法，即非理智的方法（如“非自主回忆”），才能体察到。这正是回忆主体“自内而外”构建“社会”的方法。马塞尔及其母亲记忆中的外祖母正是体现了一种“主观的社会形象”，也即回忆者脑海中的外祖母形象。为什么说“脑海中的外祖母形象”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形象”呢？原因就在于这一形象的“社会性”特征。马塞尔回忆中的外祖母具有宽宏大度、无私关怀家人的高贵品质，并具有艺术鉴赏能力，而这些正是社会品质的一种。被回忆者强调的外祖母性格特征正是社会所赏识的，是代代相传的“社会品质”。在本文，正是这种“主观的社会形象”影响和提升了后代（马塞尔和他母亲）的精神世界，后代在追忆中通过“圣化”去世长辈的方式提高了这一社会品质的地位，从而使得这一“社会品质”在后代的精神世界中得以顺利延续。

与社会学的主流范式相比，普鲁斯特自内而外构建社会的方法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讨论要更为丰富。笔者认为这是确立“人的科学”的一个基础。人的科学是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它一方面有科学的生物学作为基础，另一方面有儒家思想（文化）作为“用”，最终目的是达致人的自明和自强。在走向这一目的（价值）的过程中，性（先天的遗传等生命特征）为本，养（后天环境）为用。从这里可以看到，潘光旦的社会理论也是一种生命哲学，是一种以生命为本的学说。与之相类似，在普鲁斯特“非自主回忆”理论中，生命性和社会性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维度，但无论如何，生命性都是一个根本，是普鲁斯特的第一信赖（他更信任情感真实和印象真实）。普鲁斯特从记忆角度（从自内而外的角度）说明了何为“生命为本”以及如何“生命为本”。尽管普鲁斯特和潘光旦处于不同时代，也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命为本的样态及其可能性和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哈布瓦赫有很大区别，因为后者把社会性（人的环境）作为讨论的重心，认为极具生命意义的（个体）记忆是由社会建构（决定）的。

普鲁斯特的“社会”概念还告诉了我们“主体”的精神世界对重新理解社会学的重要性。晚年的费孝通（2003）提出，社会学必须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否则，其作为“学”的基础就要薄弱很多；而且，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不适用，不能将对人的精神的解释还原为“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精神世界有其自身特点。观察社会和个体只有客观维度（科学的维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的维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分析，社会学研究者需要不断返回这些现象本身，找寻进入这些现象更贴合的方法。

费孝通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这是他所说的社会学人文维度，与本文讨论的普鲁斯特从个体和社会混融关系讨论人的记忆问题有很大相关性。本文讨论的普鲁斯特的自内而外建构世界的方式属于社会学家所说的人文传统，是费孝通所说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本文强调的是普鲁斯特昭示的道理——认识复杂的社会不能仅从人的社会性角度进入，人之生命性是普鲁斯特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不容忽略的维度。主客体融合在这里体现为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将人的生命性和社会性统合起来，同时，生命性本身是构建社会性的一个机制和来源，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存在。这一维度经常被社会学家说成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人适应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但是，主流社会学范式有忽视这一维度的嫌疑，本文通过对普鲁斯特记忆理论的探究，试图重新找回这一维度。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