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谢宇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论断，这为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若干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中的重大问题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高层论坛于2017年11月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5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要强调实践自觉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论断，也为社会学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提出了重大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认为，中国社会学正在迈向一个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学科体系完善和进一步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新时代更加突出地强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社会学研究要面向巨变的社会实践本身，对研究对象要有自知之明，对巨变的社会实践认知要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清醒的自觉，对专业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要保持清醒的自觉。新时代下的社会学研究战略也将面临一些重大调整，要更好处理中外、古今、理论和实践等关系。新时代的社会学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扎根本土实践，创建服务于广大人民、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祉的中国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认为，传统社会学偏重对时间的追求和对不平衡问题的淡化，而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首先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差异、空间关系和空间矛盾，只有从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视角才能清楚观察和理解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社会学研究也应当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观念空间这四重空间里开展综合性研究。南京大学童星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的特点，指出中国将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和虚拟社会交织并存的新时期，同时政府也将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从人类学视角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进行了考察。

以全新思维探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研究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考察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力量基础和治理方式。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对社会治理的依赖基础和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王宁从价值资源类型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偏好类型的变化，新时代中国政府的价值偏好从原来单一的依靠“目标型”价值，逐渐变成“调节型”价值和“目标型”价值双重并重。武汉大学周长城基于对生活质量的考察，反思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提出科学化指标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中央财经大学杨敏从全球化趋势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陆海双轴均衡发展的策略。

社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基所在，因此与会学者对社区治理体系表现出高度关注。中山大学周大鸣认为，城市社区已经从“地域型”城市向“移民型”城市转变，居民主体日益多样、复杂和流动变化，从而导致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改变。吉林大学田毅鹏认为，由于社区组织规模的不断膨胀，社区居民的低参与度以及各级政府下沉的事务性工作，导致社区组织呈现出科层化的特征。社区组织科层化容易使得社区组织内容堕入科层化的繁琐程式，造成基础治理的板结化。华东师范大学文军从“人”及其情感的重要维度对社会治理当中的制度和技术进行反思，提出“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三个层面，考察了单位社区解体对社区老年群体的影响，提出建设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空间意义等空间多维度内涵与老年群体独特的、多层次需求相契合的宜居社区。

此外，南开大学关信平认为，社会工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社会工作在外延发展和规模数量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新时代社会工作应当重视质量发展，培育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可替代性，提升自身服务价值的性价比。社会工作者应当具备一种综合能力，贴近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华东理工大学张昱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社会工作只有在实践对象中才能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个体关系是社会化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因此，社会工作就是以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遵循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多元方法，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种社会技术。华中科技大学雷洪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反思，提出了“情景（定义）”差异、“代沟”、“索引性”短缺、非“同一世界”四种可能存在的实务过程障碍。

加强新时代中国城乡社会建设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认为，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挑战，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即全面建成小康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定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动力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云南大学钱宁从组织化策略的角度对农村贫困治理展开了讨论，提出以组织化方式推进精准扶贫，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媒介，培育贫困人口的主体性，使精准扶贫不再停留在靠外来援助或干预的嵌入式帮扶阶段，而是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中山大学梁玉成对“地域—职业”双重变迁过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认为幸福生活的实现道路并不一定是进城，更重要的是帮助农村人口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业。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城市、城镇与农村三个层级的良性互动。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将带来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的全新课题，有待学界的发掘与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