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哲学社会科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为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社会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为基础进行回顾、反思和展望，发掘其中的理论资源，引导后继研究的着力点，在尽可能多的维度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学科性质来看，社会学研究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特别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不少社会学家提出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其强调的大同社会、和而不同等主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颇为契合。社会学能够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框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开展世界性研究。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和而不同；社会学研究

作者简介：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2022）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新论述，为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社会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为基础进行回顾、反思和展望，以更好地领会和贯彻这些要求。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何种框架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2020：433）

基于这段论述，不难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义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将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部人类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社会集合体。形象地说，它亦指“地球村”。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习近平，2017:539）；努力将“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显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相当宏伟和艰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政党和国家的立场以及全人类的高度提出和阐述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即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种“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习近平，2017：34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概念、设想和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至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就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本书编写组，2021：450）。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习近平，2017：537）回顾过去，分析当下，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在该方案中，主权平等、沟通协商、维护国际法治权威、国际关系民主化、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成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倡导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维度上，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行动和努力，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17：539-545）。

不难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战乱恐袭、饥荒疫情以及其他世界性共同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一种中国方案，凝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层的智慧。它在本质上反对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盛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主张在国际层次推行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独立自主、文化包容开放、多边协商沟通等外交原则和行事方式。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强调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他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20：433-435）。从政党的角度来看，他呼吁政党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深入体察民情，直面民众需求，制定实施方案，凝聚民众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我们应该“集思广益，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找思路、升华思想、获取动力。……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2020：435）。接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习近平，2020：436）

从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和论述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理论性的框架，也是一个实践性的框架，因为它关涉现实，同时高于现实并对现实有指导作用。这是一个目标性框架，也是一个路径性框架，因为它导引未来，同时明确指出追求这个未来需要我们在当前做哪些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框架，也是一个发展性的框架，因为它在确立了全局的根本之外，同时也指出这是个需要去做才能成就的事业，有一个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是一个外交性的处世框架，也是一个内政性的治理框架，因为它提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与国的相处，也可以说是一国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处之道。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框架，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完全可以以之为引领、为奋斗目标，在其中作出积极贡献的。

二、社会学中“大同世界”等相关理论概览

社会学特别注意从实践中去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去分析和解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矛盾如何缓解、社会运行所处状态等问题。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是社会学开展具体研究时常做的事情。一些思想者展望未来时，会基于自己对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解，根据掌握的社会发展规律，去设计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在人类的历史上，对美好社会的构想很多。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都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也不少，远的如道家“无为而治”的世界、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近的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设想的社会。

尽管上述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从出发点来看，无疑都是善的，但要实现起来，却需要突破许多社会条件的约束，甚至需要对人性和人的情感本身加以改变，所以到目前为止，往往都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次。比如《大同书》就基于儒家的“不忍之心”，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即“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康有为，1991）。这显然过度夸大了“不忍之心”的社会功能，因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去人之家”，打破家庭、毁灭家族，无疑忽视了人性和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康有为提出的“大同社会”的人类蓝图尽管在当时不无进步意义，却严重忽视了“不忍之心”发挥作用的限度，没有充分尊重“功利之心”在社会发展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要去实现是极为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当代全球化社会的基础之上，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对“大同世界”进行了一些构想。他主要是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不满于“天人对立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局限，费孝通指出，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费孝通，2005a：17）。为此，他多次提到“和而不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认为它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理想状态，但是要想让各种文明、各个民族都认同和贯彻并非易事。随后他还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意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明，这样有助于形成“自知之明”，变得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费孝通，2005a：18）。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涉及了实现“天下大同”或“和而不同”这一理想的手段，即让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在欣赏自身民族文明的同时，也发自内心地去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这样，“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个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费孝通，2005a：18）。当然，费孝通认为，要实现“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世界大同”），一方面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他们通过深入田野的跨文化的经验性研究，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心态；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过程中，汲取交融中的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验，这种经验能够给人类理想社会中文化和文明的“和而不同”带来启迪。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是基于阶级，特别是在全世界能够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变革社会、改造社会的利益动机、情绪动能、群体力量和历史必然性。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朝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构想的方向努力时，能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在形势判定、目标划分、实现路径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创造性调整。在民族革命与社会建设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组织方式，不断摸索、充实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方面的知识；进而在不断的理论探寻和经验总结中，奠基、发展、形成、沉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沉淀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该理论中，习近平总书记汲取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时代之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系统地阐述了其理论内涵、达成路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一设想被写入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2344 号决议（本书编写组，2021：451）。这一伟大设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三、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引导社会学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论述过程中就直接引用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表述（习近平，2020：469）。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丰富性，足以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给大量社会学研究提供引导、指明方向。

宏观层面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引导下，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世界社会学”研究。对理想世界的思考特别是构建，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就现实世界而言，特别要关注当代经济社会体系的全球分布与运行，从中心-边陲国家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理论，对我们都有启发，也值得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尽管对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是有利的，却仍然无法避免某些人、某些国家人为的反对。一方面，这些人或国家在为某个特定利益集团在全球谋求超额利润的时候，还以世界既有秩序的维护者自居，挥舞着某某文明、某某文化的大棒，把赤裸裸的对全球资源的过度损耗甚至是生命的伤害，披上“正义”的外衣，装扮成捍卫某种共同价值的“义举”。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能在全球赢得不少支持者，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值得“世界社会学”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国际秩序无疑是嵌入在多个国家行为之中的，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大国重大行为之中；新兴国家在经济上拥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该如何有步骤地发挥其政治、全球舆论、文化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分阶段地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和尊重，同样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世界社会学”提出来的重大研究议题。

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交融？它们接触、碰撞和沟通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又是如何牵涉其他层次的利益问题的？一个国家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对异文化的误解？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世界社会学”研究中加以重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一大任务，就是跨文化交流。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前景。我们中国人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占据主动地位，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费孝通，1998:6）同时，还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费孝通，2005b：16）。

中观层面上，正如前文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性的处世框架，也是一个内政性的治理框架。费孝通曾强调，对于文化和文明而言，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不论是‘强势文明’还是‘弱势文明’，这是唯一的出路。”（费孝通，2005b：16）一个民族要在文化上长盛不衰，必然意味着需要在内政施行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对其他文明视而不见、故步自封，绝非文明的生存之道。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在内政施行和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可以开展更为宽泛的“组织社会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吸收和提出的平等主权、沟通协商、维护国际法治权威、国际关系民主化、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等原则，站在“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降维运用到中观层次的政府机构、企业公司、社会组织、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处理当中。国家应该致力于维护这些原则在群体和组织间互动行为中的贯彻，并尽可能地为之提供公共服务。同时，在其他国家，类似的事务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类似的原则是怎么获得维护或无法有效维护的，也都值得“组织社会学”深入挖掘和研究。比如说涉及组织的产权保护、平等赋权，在我国是怎么做的，在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实践的，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因为这样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更好地掌握相关原则的运用经验并预判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在真正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就能做到少犯错误，得心应手。

微观层面上，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引导社会学研究，意味着我们还可以展开更能以微见著的“人心或心态”研究。人心或心态研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因为后者涉及文化和文明相处问题。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文明和文化都具有浓厚情感、心理、习俗、信仰等非理性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靠简单的逻辑论证、辩论、讲道理就能解决的。……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这是一项涉及到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过程。”（费孝通，2005b：1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某些习惯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家和人来说，极可能意味着“冒犯”乃至“严重威胁”。为此，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研究中，对“人”和“人心或心态”保持足够的敏感。要理解人的生物性、民族性、文化性、社会性、多样性、复杂性、局限性。人的心态、行为动因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现实生活中处于互动仪式链中的情感能量，这一情感能量可能源于外部文化某个可能是不经意的举动。人际沟通交流中如何恰当地尊重对方“主体感受”因而极具价值和意义。这也意味着，社会学研究需要更多更好地关涉人类个体的心性和心灵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个信息传播极为便捷的网络时代，有关人的心理平衡、自我控制、心态调适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四、结语

要真正协调好地球上的各种文化和文明，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易事。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启迪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所需的时间会很长，进程中会有各种反复，甚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会在某些时段短暂地被逆转，而且在其推进过程中可能还会付出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调适代价和成本。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必然性表明了针对相关议题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紧迫性、使命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在多个层面上可以在该任务框架指引下展开研究，并且完全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

理想社会的可实现程度，会根据其对人性、人心及社会规律的理解、掌握和尊重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相应地，理想社会推进和实现过程中遭受到的挫折也有所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人性、人心所向，其推进和实现过程中所涉及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社会规律与文化演化议题应当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从学科根本性质来看，社会学研究特别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这不仅在于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通过“和而不同”“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关键概念和论述对此有过深入的阐释，更在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特别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除此之外，社会学、人类学还特别关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各类互动行为，以及互动规范和准则在相应行为主体间造成的“侵害”的相互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威胁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必然会有所反应，因而也就会反过来要求这个国家的行为应该有所收敛；认为某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带有某种“侵害”性，而简单地取消该行为，甚至是清除相应的行为主体，对该行为主体而言无疑也是一种“侵害”；真正的问题不是取消带有“侵害”性的行为，更不是简单地清除相应的行为主体，而是尽可能让“侵害”最小化。正是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互动规范和准则中的“侵害”相互性问题越来越受到恰当的重视，一些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共识也就越来越趋于达成。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使命感、责任心和文化自信，并坚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能够为之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文化自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扎根中国大地，从“我”做起，从自己的事情做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任理轩，2022），并承诺我们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近平，2020：436）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