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

文军

来源：《社会观察》

在当前，中国发展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三农”问题。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甚至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因此，如何超越这种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几乎成了许多学者努力思考的重要议题。而费孝通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费孝通先生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是需要连接体的，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体就是“小城镇”。1983年，费老先后在《瞭望》周刊发表了四篇文章，即《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苏北初探》、《小城镇 新开拓》，后来这四篇文章编成专册《小城镇四记》。在这四篇文章里，费老系统阐述了他的小城镇理论，并且论证了小城镇战略对于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意义。他的小城镇理论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小城镇的核心所在是要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其实，农民的出路问题在此可以转换成“志在富民”，这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追求目标。费孝通早年的《江村经济》，就提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说法。后来更是将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优势，寻求一条切合实际的生财之道，称为“农民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去开辟的生财之道”。

第二，小城镇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城市和农村的腹地，小城镇既有助于发展农村，同时也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广大的农村与大城市之间形成一个缓冲空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在这十几年里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开花的家庭企业和局限在乡村小天地里的小型社队工业，一直看到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的开发区，上亿农民不同程度地离家投工，广大乡镇已换上了小城市的面貌，农村生产力大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已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宏伟前景。”

第三，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不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城镇化发展道路，或者说是“由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民间力量发起的”。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指出，小城镇发展模式是人民群众实践中闯出来的一条“路子”。“小城镇问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不是理论推论出来的，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检验”。

第四，小城镇的发展动力是农村工业化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指出，“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了小城镇的衰落”，而“江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农副业过关，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余款，只有办起乡村工业，才能使农村的繁荣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而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则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

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理论之后，得到了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问题，明确将小城镇战略视为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使小城镇发展模式得以制度化并在全国推广实施。小城镇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据建设部提供的相关数字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和集镇42000多个，其中建制镇2万多个，集镇22000多个，县城以外的小城镇镇区的总人口约1．91亿。10年间约有1亿的农村人口先后落户小城镇，有力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当然，学术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也有人对小城镇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就相关文献来看，主要是关于小城镇后果的，即以小城镇发展作为表现形式的农村城市化战略首先难以担当起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小城镇道路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离土不离乡”将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改革开放以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业化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也转移了部分劳动力。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乡镇企业出现市场竞争力降低、发展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亏损面及亏损额增加等问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大减弱。因此，乡镇企业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小城镇发展阻碍了中国大中型城市或集中型城市的发展，认为“离土不离乡”的实际含义是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阻止他们进入大城市，在城市农民工问题日渐凸显的今天，“小城镇”的现实涵义已从侧重于“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演变为侧重于“阻止”农民进入大中城市了。

然而，笔者认为，之所以在当下重提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理论，是因为城乡分割的空间已经转向城乡一体的空间，对于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不少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并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城镇体系，从而大力推进城市空间形态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首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其次是各城市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加强，再次是各城市群体在中心城市辐射的地域范围内与中心镇、小城镇乃至广大农村构成一个经济综合体，从而逐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职能分工的地域体系，而城镇在整个地域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和补充功能。与此同时，围绕城镇建设进行乡镇区划调整，适度扩大中心镇的政区规模，并适时推进土地、户籍、就业、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创新，确保城镇体系有序、快速地形成。

就当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而言，一方面实现农民在职业上的转变，进而增加“市民”的数量。当前城镇化的发展已经超出原先乡镇企业的规模，而且一些已经具有城市工业乃至现代服务业的内涵，这不仅意味着在数量上需要大量的农民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领域，更意味着在职业上向在大量的新型产业中寻求就业空间。而这些无疑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在数量、内涵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促进农民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市民”角色的转型。相较于前者侧重于物质形态的转变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具体的表现如下：生活的散漫性和无序性转变为富有节奏性和条理性；生产的季节观念转变为严格的工作时间观念；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人际交往；以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为主转变为间接的通讯传媒信息沟通为主；农业生产的固定性转变为职业角色的易变性。而这些无疑有助于实现农民的角色转型与再造。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农村一味追求城市化、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而重新迈向了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这一转变和新的城乡关系的诞生，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工业取向”和“城市导向”价值观的彻底破产，意味着工业强于农业、城市好于农村的预设价值的“终结”。今天的中国，仍然如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指出的一样，其“发展的方向在农村”，而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使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通过小城镇，来连接城乡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因此，重新阅读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实际上等于重新认识中国的城乡关系和社会现状，重新发现和提升农村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尽管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