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开放而科学——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现实基础

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

摘要：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又是对美好社会的设想。自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路线指导了国际工人运动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其本质不仅是批判的，更是面向现实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这使得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科学分析的主题。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有其历史的演变过程，这一方面表现为其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取舍评判，另一方面表现为面对全球社会经济变化的积极因应。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策略等论述表明，面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诸种挑战，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有实现之途，恩格斯本人作为社会理论家的特色亦得以充分体现。对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恩格斯晚年思想；社会主义所有制

“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引发内涵极丰富、外延极多样的回答。在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完美社会的描述。从莫尔的思想路线开始，在现代化与工业化逐步发展、社会对立加剧等背景之下，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社会主义者们确信，社会主义社会意指“一个财产共有、普天同乐、和谐协力和团结的人类，一个能使人类的力量、人类的美、人类的光辉和荣耀升华到最高境界的社会，一个安抚受难的人民、把不幸的人们从饥饿和悲伤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而把幸运的人从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的社会，一个使劳动与欢乐、富有与善良、德行与幸福在尘世间结合起来的社会”（赫茨勒，1990：215）。因而，平等、宽容、博爱、协作等会代替当下的等级、对立和差异，成为未来新社会的价值观（吴向东，2016；冯颜利、唐庆，2016）。

社会主义思想一旦明确形成，便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段中引起多方的回响。例如，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注意到，最初的基督徒在其被压迫者的出身、求解放的斗争意志与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方面，与当代的社会主义者相似（恩格斯，1965c：525）。类似的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思想路线与实践机制，强调在平等、博爱、团结等基本价值的意义上，诸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

不过，社会主义仍主要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与现代性息息相关，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贫困、剥削、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旦进入社会运动和现实政治的领域，就促进了改善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提高工人工资、缩减劳动时间、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等重要的改革。在19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与政治风云变化等背景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呈现多样化的特色，除了英、美等国的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社会改良运动之外，欧洲劳工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也得以加强，如国际工人联盟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并领导工人运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亦得以建立并从事政治活动。

自其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自身就包含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和发展历程：从思想家的价值理念到部分思想家和有产者的小规模社会实验，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从工人运动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再进入到多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在革命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作为一种批判和空想思潮的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因此发展成为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科学的理论。例如，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当作“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唯心主义，实践上只能导致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恩格斯，1963a：217-224）。科学的社会主义应具有其现实基础，换言之，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其内容却扎根于现实生活（薛俊强，2012）。

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在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过程中，与现实的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等密切结合的特征尤为显著。但是，其面向社会、面向变化的特征，又为如何定义它带来了纷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们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规定和细节所谈不多。乔姆斯基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不置一词”，全部著作中“只有五句话提及社会主义”（萨罗斯，2016）。与此类似，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对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变革及他所身处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其理论，却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物。因而，从其著作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毋宁说是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家（阿隆，2000：91）。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注意到，马克思并未为后人铸就一个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于光远，1988a），或只是一般性地谈及社会革命后的状况（郭庆仕，1988）。这为把握、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例如，有关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但具有以下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似乎无所不在，凡是具有集体主义、国家主导意义的，都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另一方面，思想者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可能与马克思论著本身相距甚远，甚至逆向而行。前者的典型是米瑟斯，只要有生产资料的集中趋势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特色，诸如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福利国家、罗斯福新政等，都被他认为是某种社会主义（米瑟斯，2008），这种思路现在仍可见于当前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舆论当中。后者的一种情况是，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众说纷纭，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某种特定倾向，却有可能走向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路线发展的反方向。例如，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人本主义因素，将革命的关注点从政治、经济转向意识、本能，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合时宜。这样，通过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的方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再是从乌托邦走向科学，而是从科学走向乌托邦（周金华，2003）。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及时代背景，来考察社会主义在其科学阶段的具体内容。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持历史的、发展的立场，从社会学的制度的、情景的角度考察其思想的发展。所谓科学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立足现实、向变化保持开放，在价值目标、社会制度、制度演化的条件、变革的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可检验的关系。

一、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如上所述，雷蒙·阿隆、乔姆斯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细节等似乎语焉不详。但事实上，马克思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其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而其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的部分与社会主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要深入了解其有关社会主义的可能的思路，不妨从了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入手。

一种研究立场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未来社会的形态，这两者基本一致。例如，研究者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肯定“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接纳了“共产主义”。此时，共产主义隶属于社会主义。至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体现出马克思在更高一级基础上实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的综合，只不过这时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主义隶属于共产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两个标志性的文献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来把握的，只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区别使用（赵智奎，2011）。质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规划的未来社会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同属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只在于成熟的程度（刘昀献，2003）。依此立场，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设想亦可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途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过，从著作史的角度来看，马恩著作中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措辞转变，表明其思想侧重点亦发生了转换：19世纪中期文献中倾向于共产主义，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更多谈及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的关联与统一，另一方面要关注这种语词变化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演化的线索。

首先，从其思想环境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带有不同的阶层属性：所谓社会主义者，是信奉各种空想学说、提出拙劣应对措施的江湖术士，他们远离工人阶级，试图通过小修小补存留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工人阶级中那些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人，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尽管其共产主义是朴素的、未经提炼的。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2009：2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选择共产主义乃是有意为之，代表其阶级立场和底层关怀。

其次，马克思对当时的各种旧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了批评。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思潮，其中的第一种类型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往往不过“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第二种是民主的或专制的政治形式；第三种是废除了国家、但仍处于私有财产影响之下的形式。惟独“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表征着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终结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自觉选择（马克思，2009：184-186）。

对囿于成见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可集中见于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修改纲领时写作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955）。其中，他把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怀旧、复古倾向的“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他们看到社会的弊病，便无视“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强大力量，认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实际上是用其他的弊病来替代当前的弊病；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现代社会的拥护者，他们力图通过“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或“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从而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无产阶级是可以与之达成协议和共同政策的（恩格斯，1955：18-19）。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前述评论来看，社会主义或者具有朝向过去的浪漫情怀，或者只肯部分地解决社会之弊病；而共产主义直面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性，具有彻底的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19世纪中期文献中，对比社会主义的精英和中产的色彩、改良的倾向、怀旧的情绪等，选择了具有工人阶级立场、更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

从这一分析来看，19世纪70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将社会主义纳入并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就具有实质意义了。至少可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思考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尽管其平等、自由、进步的理想始终存在。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性和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前景，也认识到与特定的、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战略联合的可能性，立场因而有所改变。造成这一转变的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1848年革命失败，二是国际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政党的活跃。

1848年革命失败、欧洲共产主义者大量流亡等情况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俄国发生的革命，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流露出对欧洲社会主义变革潜能的质疑：“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马克思，1972：348）他已经意识到，由于得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潮流的有力支撑，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压倒一切旧制度的扩张性和发展潜力，因此，资本主义不太可能立刻终结。

这一点从恩格斯写于1895年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看得更清楚。恩格斯指出，1850年春季，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然而到了当年秋季“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1965a：593）。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1965a：597）。

另一个因素是国际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工人的斗争越来越有政治性。例如，德国工人从1862年起开始筹划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组织，1863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德国的工人运动与德国经济的腾飞同步发展，并在经济力量与国家制度的双重塑造之下被制度化了（Wuthnow，1989：377-386）。在欧洲范围内，1864年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亦即第一国际，马克思为其修订了《协会临时章程》并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施行。第一国际时期最突出的事件就是1871年爆发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成功，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不过，第一国际从组建伊始就存在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例如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主义派、法国蒲鲁东派、德国拉萨尔派，以及后来加入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派，等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各国工人党、第一国际发挥了精神引导的作用，而各国的工人运动实践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理论思考。

二、恩格斯后期著作中的社会主义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存在一个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侧重点变化，其中包含着他们对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判断和对未来社会的愿景。这一变化又影响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转变，即从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积聚和训练革命力量。结合马恩著述史的线索，这提示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在世时的作品，而且要重视恩格斯的作品，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论述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成为了各工人党的指导纲领。换言之，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较少进行具体论述，但是恩格斯的作品可以提供一定的补充。

对于恩格斯的贡献，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中进行了回顾，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1848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发展时期，恩格斯一直聚焦社会问题，笔耕不辍（马克思，1963：259-263）。1870年之后，恩格斯从工厂工作中脱身，搬回伦敦，专心致力于革命事业。此时，由于欧洲大陆的国际工人运动自身的代际转变，恩格斯的作品对于重申马克思主义立场、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研究者认为，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整理与传播，使之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走入社会运动，得益于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所做的思想传播与宣传工作（Hunt， 2009：276）。《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形塑了欧洲大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新一代社会民主党人如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都是在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在伦敦的住所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心（Hunt， 2009：332）。

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部分，恩格斯就讨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空想主义成分，“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恩格斯，1963c：290-291）；而当大工业得到充分发展时，“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冲突表现为“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些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恩格斯，1963c：293）。

1880年春天，恩格斯将《反杜林论》的相关部分加以修改，并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书名在巴黎出版，更为集中地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

通过思想溯源，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者想立即“解放全人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恩格斯，1963a：205、207）。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现实，社会主义并非“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是构想完美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者还要“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恩格斯，1963a：226）。

这一根本原则意味着，脱离实际的设想无论多么美好也无法达成其目标，而社会主义强调制度因素、关注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状况。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基本设想的侧重点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描述美好社会转向某种制度取向，强调制度在调和利益、确立秩序上的作用。就人类整体的未来本身，前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话语和侧重点的变化，指示了从“联合体”到“社会”、从美好社会的设想到容纳制度约束的转向。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提供了一个没有贪婪、竞争、欺诈与剥削的非异化社会的全面描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曾对这个“联合体”的原则进行过详尽的解释，例如共同生产、产品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共享福利等（恩格斯，1955）。

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虽然仍然使用了“自由人联合体”来描述社会主义的图景，不过已经涉及到产品的一部分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马克思，1975：94）。长期来看，要实现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理想，必须先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力大发展。社会之所以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为消灭阶级划分提供前提（恩格斯，1963a：243-244）。

因此，在此前的“联合体”原则之下，家庭、国家等体现着统治阶级压迫性的制度、秩序等都必然走向灭亡。但是，“社会”原则和制度取向则表明，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生产力大发展、消除阶级剥削的前提；而且，即使到了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即使国家权威消失、生产资料具备充分的社会性，生产计划、产品分配等仍然意味着要考虑具体的制度与安排，即作为原则的平等需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美好的未来设想，而且有如何达致美好社会的考虑。

基于这一变迁的线索，对于考察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来说，19世纪90年代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经济与政治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大规模工业企业、全球贸易体系成为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成为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的纽带、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各国政局风云变幻（例如1890年德国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法被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斩获甚多），既是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结果，又为其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是恩格斯生前最后的著作论述，代表其理论发展的成熟阶段。既往的研究从其政党学说、革命策略、国家形式与政权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马玉珍，1987；朱本源，1988；朱传启，1994；李元书，1996；刘思仓，2002）。不过，整体上来看，典型的研究立场仍然注重强调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立场的捍卫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合作者、阐释者和传播者所发挥的作用（朱传棨，2015；王美玲、金林南，2017），对恩格斯的原创理论贡献较少关注。这或许是由于既往的研究中对恩格斯晚期的作品有一些批评性的看法。例如，对于马、恩之间的理论关联，卢卡奇曾指出，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对马克思著作的整理、解释中，基于其自身的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等立场，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歪曲，《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代表着对马克思的第一次偏离（Lukacs，1971：24）。本文则集中于恩格斯作品本身的思想与贡献，认为恩格斯后期的工作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线索值得重视：一方面，从作品的社会背景来看，19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期，影响到恩格斯的思想；另一方面，恩格斯早年关注社会问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这些主题在资本主义新阶段具有了新的面貌。

（一）社会主义的开放性质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恩格斯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开放性，体现在其社会主义的拯救劳苦大众的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自由、解放等目标，因而具有理想性质，但对具体的制度安排、变迁等则保持了开放。他在1890年8月写给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1971c：443）。同年，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就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的一场辩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未来社会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恩格斯，1971b：432）。

基于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恩格斯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多种手段和途径都有所反思。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恩格斯经历了街垒革命、工人运动、政党政治等不同类型的革命实践。斗志昂扬的1848年革命失败了，革命力量受到了打击，不少人受迫害离开了欧洲大陆。到了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改良主义的政策要求（普选权、累进税、教育与医疗福利等）相结合，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在德国，尽管俾斯麦一方面实施反社会主义的法令，另一方面进行了社会福利与保障方面的改革，试图压制社会主义者，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多种方式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从1878年的7.5%上升至1890年的19.7%。1893年，恩格斯在接受采访时，明确针对大众参与的政治时代，提出要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政治，并进一步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渗透到人民中去。

这一策略转变的基础在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处于一个上升期，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越来越规模化、集中化。恩格斯在1895年回顾了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革命进而席卷欧洲大陆的情况。

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恩格斯，1965a：597-598、607）。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会随着经济生产的形式和状况而不断调整；相应地，政治运动中的手段抉择也要求理论进行相应的调整。恩格斯密切关注着欧洲社会和经济中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卡特尔、殖民掠夺、金融资本主义等形式，对欧洲各工人党的发展策略提出指导和建议。显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僵硬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而是既具有人道主义的目标，又是批判的、容纳多样性与变革的科学理论。恩格斯的相关著述表明，他认为科学探索的目标在于质疑现有的知识，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去开创历史而非膜拜历史。由此观之，他的立场带有某种波普式的科学发现逻辑（Hunt，2009：362-363）。

（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除了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要与社会生产相适应之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中，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不断发展，终将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形成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从而既消除生产的人为障碍，也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与破坏，并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挥霍浪费，保障社会成员在富足的物质生产基础上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其体力与智力的潜力。

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本身应作何种解释，应如何体现？人们有可能基于对社会、对占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不同的制度设计。于光远先生指出，中文学界对此存在着误译与误解：平常我们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公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文中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于先生辨析了德、英、俄各版本的《反杜林论》并指出，恩格斯在谈到古代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时，使用的是“Gemeinschaft”或“Kommunitat”，而未来新社会的所有制则是“Gesellschaft”。其中，前者指的是古代社会的共同体或公共体，本身是在社会化生产之前、比较单一的形态，后者则是近代以来，既有的传统崩溃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结合体。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生产大发展意味着“社会所有”既要容纳共同体性质的因素，也要容纳社会性质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公有制。于先生指出，这一基本术语的混淆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关所有制的决策，例如曾长期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国有制。而从对恩格斯著作的语辞、语境等的分析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实施的是特殊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于光远，1988b）。

在此，社会所有制的意义系于“社会”一词的具体含义。“社会”不同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体，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即基于差异、分工而组织起来、紧密相联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私人所有制与这种社会化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也因此，“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在农村，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生产者公共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把佃农变成小农或把负债累累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不是要把虚假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恩格斯，1965b：572-573）。因此，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基于私有权的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反对以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为真正目标，其最终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公共占有。

从恩格斯的著作来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或社会所有制有“社会化”和“国有化”两种机制。所谓生产的社会化，指生产力突破原有的私人所有，股票交易、股份公司等便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进入新阶段，企业主的功能被分散。铁路、远洋货运等行业中普遍出现股份公司的形式，企业的所有者只以董事和股东等身份，对企业实施监督、干预等有限的职能。这就是说，现实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恩格斯，1963b：315-318）。

而“国有化”特指在某些大规模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难以承担的行业，如邮政、电报和铁路等大规模、跨地区的交通等机构，当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不适合股份公司来管理时，“不得不”由国家来实行。换言之，国有化只有在特殊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时候才实施，是经济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结果，否则，就会像俾斯麦所实施的国有化一样，只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恩格斯，1963a：239）。

总的来看，基于恩格斯“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论断和生产者与所有者应合一的终极目标，社会化的生产消解了企业主原来的经济功能，而国有化是更进一步的手段。这表明，所谓的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公有、共有和社会成员分享的可能性。

三、小结：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主义的意涵

纵观整个19世纪，既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又是欧洲强国对外扩张、对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与著作为基础，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主题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多重主题：作为继承人文主义理想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精神，提倡平等、合作、互助等价值理念；作为对现实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批判，社会主义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倡议平等，在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秉持对未来好社会的基本规划，社会主义当中有乌托邦的成份，有小规模社会实验的尝试，更有不同实践方式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作为关切现实问题的社会主义，具有制度取向，以及直面并应对现实变化的特色。在后一意义上，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因而是科学的，也便意味着它可以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

在学术领域，现代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极为丰富，并成为新生的社会科学诸领域的重要主题。例如，社会学在其奠基阶段，就有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讨论。早期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其《社会静力学》中基于普遍平等法则而得出了个人土地平等使用权、公共的合股所有制等原则（斯宾塞，1996）。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同样密切关注社会主义问题，他在19世纪90年代计划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加以讨论，分析圣西门、普鲁东、马克思等所提出的新的道德、政治与经济行动原则及其社会背景。尽管计划没有完成，但在1895-1896年间，他对社会主义如何发端、圣西门的思想等有所研究（Durkheim，2009）。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国家的经济政策角度关注社会主义的问题，考察了工业化大生产、技术革新和新的分工等背景之下，社会主义作为经济计划组织的运行特征与可能的后果（Weber，1994：272-303）。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展了韦伯的思路，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理性特征（熊彼特，2000）。其他如滕尼斯、桑巴特等经典社会学理论家都曾从各自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过探讨。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线索。这一点对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对各国政治生活中制约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乐观的态度和在坚定的最终目的与灵活的手段之间取得均衡的策略，对国际工人运动发挥了主导性的影响。他还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对政党政治、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等均发表了精辟见解。因此，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为他树立了关注社会主义问题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地位。

恩格斯不仅具有阶级的眼光，而且认识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全球化贸易体系让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动员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时，既要让他们认清形势，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又要清楚其阶级的局限性；既要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又不要排斥作为个人的阶级成员，要将其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恩格斯，1965b）。他在致若昂·纳杰日杰的信中指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共同的障碍，即反动力量的神圣同盟，只有去除这一障碍，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发展，以合作实现社会革命（恩格斯，1971a：4）。因此，以恩格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献为焦点，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理论直面并把握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等时代挑战与机遇，从而具备了新的特色，即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思路。

除了有面向现实的开放特征，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还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一贯以来的关注底层的立场。从早期马克思对林木砍伐令的剖析、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揭露，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法德农民问题的洞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始终立足于社会大众的生存和生产状况，在呼吁保障其权利的基础之上，注重提高其阶级意识与组织动员能力，为革命创造思想条件。

总而言之，从恩格斯的作品来看，社会主义理论面向发展、面向多样性，以全球化为前提条件，对既往的社会主义思潮构成了挑战，又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既秉持其核心的价值理念、终极的未来社会理想，又能够开放地面对经济、政治、技术等领域的新进展，启蒙大众，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参政体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成果。在当前国家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之下，中国人民的理论与实践理应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独特的发展道路启示与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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