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滕尼斯式的共同体概念影响至深。与中国对“社区和居委会辖区”高度重合的绑定式理解不同，西方国家的社区概念繁杂且语义模糊。百年来，西方学界围绕“两圈一网”(人群、地域及网络)要素，先后产生了“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社区解放论”五种主张，形成了“所面即所存、所感即所存、所连即所存”的多样化社区认知。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重大危机的影响，百年来西方的社区认知历经了“融入社会、接纳国家、面向网络”的三阶转型，冲破了“滕式共同体”的狭隘界定和地理局限。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个体可以同属多个社区身份，其社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独立于国家、市场的社群”，社区概念的变化显示出人们寻求“变动社会中的社会团结”的努力。中国应当在强调社区的基础意义之外，丰富对社会共同体形式的理解，重视塑造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区认知和实践，建构多种社会联结方式、纵横相辅的关联社区和关联社会。

关键词：社区概念/共同体/国外社区理论/社区治理

作者简介：吴晓林，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覃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社区是滕尼斯式的共同体吗？

言及“社区”概念，学界一般会溯及滕尼斯1887年的著作《社区与社会》。事实上，这个词存在已久。有人考证，“社区”一词源于古法语Comuneté，它来自拉丁语的社群(共同拥有的事物)。原始社会的部落社区、中世纪的乡村公社、19世纪的乌托邦社区，都证明了“社区”这一术语的悠久历史和“天生搭载”的常识意义。从文献的发表情况来看，在收录较早数据的JSTOR数据库(Journal Storage，西文过刊全文库)中，从1829年到1869年已有7篇题为“community”的文章。1829年，马萨诸塞州医学会向社会(community)说明“解剖学研究合法化的必要性”；1842年，伦敦统计学会的刊物发表了不列颠济贫法委员会关于劳工群体(community)的死亡年龄分布之文章，都是早期以“社区”为名的作品。19世纪末，“社区”出现于书本之中，缅因(Maine)爵士在1871年出版的《村落社区》和西博姆(F.Seebohm)于1890年出版的《英国村落社区》，是第一批在书名中使用社区术语的英文书。

在最初，社区是描述小地方自然群体的一个概念，是从最早的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有特色的联想类型，等同于村落范围内的群居体、宗教社群、族群、家庭共同体等，即“我们生活的地方”。1887年，滕尼斯对社区与社会进行了二元区分，将社区界定为基于情感、习惯、地缘、血缘等因素由“本质意志”形成的团体，社会则是人类基于理性算计由“选择意志”形成的各种利益团体。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区为传统的共同体之意，个人与其周围的人员、生活环境的关系“生而定之”。这样的社区成员同质性强，生产与生活方式高度相似，依附于自然禀赋之上，类属于初级群体。

然而，“社区等于共同体”的捆绑式论断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与滕尼斯同一时期的涂尔干对“社区等于传统共同体”的观点就不赞同，在他看来，社区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旧有的社会合作是机械的，而现代的社会合作是有机的。涂尔干似乎已经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将带来新的人群集合方式，因而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的新变化。此后，英文学界对社区的讨论大多并非以滕尼斯而是以麦克弗尔(MacIver)为起点。1917年，麦克弗尔出版了以社区为题名的专著，认为社区可被视为“共同生活的任何领域”，其形式可小过市镇、村落，也可大过国家，规模不一。

一百多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对社区进行概念化，但是并未达成一致。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社区仍然是社会学中最模棱两可的词语之一”。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特里总结道，社区定义数量多达94个，除了“人”这一共同的基础之外，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至20世纪上半叶，社区的定义达100多种。笔者总结了西方50多种社区概念，其中涉及地域要素的定义可从大到小无限对应，数量可不断扩充。迄今，社区这一概念一直困扰着西方理论界，具有极大的多样性。

在中国，社区治理实践尽管有长期的历史，社区这个概念却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现代社区建设和研究受到了国外的影响。最初，社区的概念深受滕尼斯二分法的影响。1933年，费孝通为了便于对“society”与“community”进行区分，将“community”翻译成“社区”，认为社会是泛指任何人经营共同生活时所发生的关系，社区是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当时的社区几乎与农村单元一致。到20世纪80年代，最早与社区对应的是“居住区”，作为新的城市基层管理单元进入政策视野。1999年民政部制定的《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以居委会辖区作为社区的主导形式”。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将社区范围界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中国社区成为一种由行政体系确定的基层单元，呈现出一种有地理边界的区划特性。

迄今，中国社区实践和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滕尼斯迷思”。相关文献中，引用滕尼斯概念的占了11.6％，论及滕尼斯式共同体的占到52.2％，这与国外学界对社区概念莫衷一是的界定形成鲜明对比。在1830年至2020年，英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中引用滕尼斯的文献仅占1.7％。自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开启社区实地研究以来，人们对社区的理解不断丰富，形成了多元复杂的概念。相较而言，中国学界对社区近乎止于“地域限定”的理解，一定程度上锻造了一种单维的社区形态，继而主观地构想“共同体”与小范围“地理区域”的结合，也易遭遇不同程度的实践困境。

概念乃是研究之基础。为廓清研究之源流、走向，本文将对准百年来社区概念的演变，廓清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参考。作者从Journal Storage(JSTOR)、Web of Science(WOS)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等数据库中，抽取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领域篇名为“社区”(community)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献，每年度抽取10篇以上文献，共析出1519份文献，其中英文文献823篇，中文文献695篇，辅之以相应的著作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的社区界定较为单一，本文分析的社区概念以英文文献为主。

二、社区概念：“两个圈层、一个网络”的认知

百年来，西方世界围绕人群、区域两个要素，后来又增加了网络因素，形成了“两圈一网”的社区认知。

(一)圈层一：社区是特定人群的集合

人群是社区的核心要素。社区这个词最多被“用来指代任何有共同特点的人的集合”，其显著的特征是与个人相对。根据人群联系的紧密程度，社区可被分为三类。

1.无联系但有共同特征的人群类属

在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之前，人们对社区的定义尚处于无意识状态。很多时候，社区与社会无异，泛指人群的集合。后来，社区所指逐渐有了特定的人群类属特征，即为社群。

1920年，西姆斯(Sims)提出，“任何一个共同点都会形成一个社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共同因素，如果被共同持有，就会形成一个最完整、最强大的社区”，在他看来“共同”是组成社区的必要因素。之后，陆续有学者指出，社区是基于道德、美德建立的人类共同体，有共同的活动和经验是其基本特征。还有学者将拥有同一种价值观念、共同职业生活和专业特性、共同规范或兴趣的群体视为一个社区。

由此，社区乃是指代一个群体，凸显人们的共同属性，不必涉及有意识的联系。抽象来看，一个族群、一个民族国家，具体来看，职业群体甚至以吉他爱好者为代表的兴趣群体、群居的族群、聋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等等，都可被视为一个社区。

2.有一些互动但联系松散的人群群属

20世纪初，人们对社区的认识开始与人群间“有选择、有意识的联系”相关联。这种联系既与血缘、亲缘无关，也较为松散。社区就是超越家庭关系的一个社群。

有学者认为社区指的是基于共同关心的问题而选择性建立起短暂联系的人群。因自身利益而产生一定合作的人群、临时成立的解决问题的咨询小组等均可被当作社区。这些群体缺乏共同的血缘纽带，建立起的关系不一定稳定和持久。

基于此，社区也可指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必十分紧密的群体。工业界、宗教界、工作单位、劳资融合的工业共同体等均可称为社区。

3.有持续且紧密联系的人群共属

社区还指拥有持续且紧密联系的群体。滕尼斯、芝加哥学派都将人与人直接、紧密、持续的联系看成是社区的必备要素。

1926年，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吉列(Gillette)对社区进行界定，认为社区的特征是“居民面对面频繁接触……包含实现居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永久性合作组织”。之后，一些学者主张，社区是由亲密的亲属关系、经济合作或是政治参与等要素促成的人群集合，经常互动是其特征。还有学者认为，社区应当建立在定期面对面交往基础之上，能够促进集体行动。20世纪90年代，社群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埃齐尼奥(Etzioni)发展了麦克弗尔的社区观点，指出社区(群)内存在充满情感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相互交叉、加强。

由此，社区乃是一个建立在持续的、紧密的联系之上的群体，商会、社会团体、夫妻、长期合作的工作伙伴、拥有持久的共同利益及行动的群体、通过长期的关系支撑和维持的整合实体(integrated entity)等等都可被视为社区。

(二)圈层二：社区具有不同的地域范畴

地域乃是构成社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麦克弗尔等人所言，社区成员共享的物理空间范围从邻里、村庄、郊区、城镇到国家，甚至包含整个地球。英文文献对社区的地域范畴，可以被划分为三类：

1.邻里范围的社区

滕尼斯一开始以邻里社区为摹本来建构社区的概念，“生活在小的地方的群体”是社区的重要特征。截至1924年，有44部英文著作将社区这一概念和术语局限于小的地方，如乡村地区或村庄等等。

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学者试图将社区限定在不同类型的“小地域范围内”，以使社区“具象化”，毗连地区、居住点、农产品运输距离、面对面的直接联系都被当成小地域社区的“量化条件”。1915年，加尔平(Galpin)试图以农民运输产品到火车站的距离来界定农村社区的界限，认为农业贸易区构成一个实际的社区。之后，有学者将社区的半径划定在当地居民的熟人范围内，认为能够从定居点获取服务的人群、特定文化组织下的农村群体也是典型的邻里社区。

农业时代及传统时期的小型共同体、以教堂为中心的教区、以学校为中心的学区、文化区、家巷社区(home community)等等都是邻里社区的对应单元。

2.市镇范围的社区

超越邻里界限是人们对社区认知的突破。早在1913年，就有学者指出，城镇是重要的社区。“一战”之后，芝加哥学派开启对城市生活的研究，社区的概念往城镇、城市等更宽泛的地域延伸。

1924年，伯吉斯(Burgess)提出，“我们城市就是我们生活的新社区……社区的中心是百货公司、摩天大楼办公大楼、高大宽敞的会议酒店”。之后，陆续有学者认为，社区是指在市镇地域范围内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地方。通勤人口不断增加的城市郊区和围绕着大城市的腹地扩展的地域，都被视为社区。还有学者从功能上对“城市社区”进行界定，认为城市社区是一个独立变量，与政府、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相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不管是社区权力精英论者还是多元论者，都是以城市为一个社区展开研究。达尔(Dahl)将纽黑文这座城市当成一个研究社区权力系统的实验场所，研究社区内选民权力来源的多样性。班菲尔德(Banfield)把芝加哥看成是一个社区，通过决策案例调研，破除了将社区权力大小与经济地位“挂钩”的传统观点。

照此，社区指的是在城镇、郊区等比邻里和村庄更宽广的地域范围。商业中心辐射的盆地、大都会区、大型工业区、人口集合的城镇等等，都是市镇社区的范畴。

3.国家、国际范围的社区

人们对社区的认知跨越地方，最大范围到达国家或国际的层次。在20世纪20年代，帕克就提出，最终的社区是广阔的世界的观点。“二战”后，“community”一词被广泛用于指向民族、国家及国家间联合组织共同体。社区或指代国家，是次级社区的一个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地指出国家就是社区；或指国际共同体，例如，欧洲理事会认为，包含12个成员国的欧洲共同体是一个社区，其内部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译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也是运用了“community”这个词。国家、国际社会(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世界公约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等，都可被视为更大范围的社区。

(三)网络互联的无边界社区

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是社区概念的又一突破。20世纪末，人们对社区的认知开始增加网络因素。很大程度上，社区指的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社交网络。

有研究指出，社区能够从有限的地理空间中解放出来，在无边界的虚拟网络中重新获得，即为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职业、身份，甚至是共同的想象，通过在网络中讨论爱好、经营生意或只是玩游戏等形式相联结，而不必在现实中照面。以电话和电子邮件为通信媒介的团体和组织，通过网络共享思想、信息和其他资源产生协作的人群集合，均可被视为虚拟社区。网络共同体、电子商户群体、网上志愿者组织、网络兴趣团体、网络工作者组织等等，都属于虚拟社区范畴。

(四)西方世界对社区的认知分布

总的来看，社区即是“联系较为松散的社群”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见图2)，这占了样本文献的76.83％；认为社区是指“有持续且紧密联系的群体”的文献占样本的19.42％；只有3.75％的文献将社区看成是“仅仅指一类人，没有紧密的联系”。

19.42％持续且紧密的联系

3.75％无紧密联系

有一定互动但联系松散76.83％

在社区地域边界范畴的认知上，将社区指代为地域共同体的文献仅占样本的40.51％(见表1)。其中，认为社区是村落、邻里等初级群体的观点占比为30.87％；7.55％的文献将社区的范畴局限于市镇之内；有3.09％的文献显示社区即国家、国际社区(共同体)。也即西方学界并不特别注重社区的地理界限。

与学界类似，西方国家居民对社区的认知主要分为地理社群和实质社群两大类(见图3)，凸显出重社群而轻地域的特点。有学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24个城市进行调查，对288名居民和68名雇员就“对社区的认知”进行访谈，结果显示：其一，当社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时，80.3％的样本呈现社区是指“其他人或类似年龄”的人群；其二，在定义自己的社区时，57.1％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是居住在临近地区的人群；其三，认为社区是同类型群体、相似经历群体、亲密关系群体的受访者分别占比为42％、37％和35％。

三、从孤存论到解放论：社区概念的理论证成

社区概念既关联着倡议者的理论主张，也由理论证成。历史地来看，西方世界对社区的认知历经了从“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到社区解放论”的变迁，证成了多样化的社区概念。

(一)社区孤存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区孤存论已在西方学界呈现。社区孤存论认为，社区指的是基于血缘、邻里等初级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这些群体独立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与社会分离。

滕尼斯是典型的社区孤存论者，他试图将社会与社区进行二元划分，认为社区是指在原始或自然状态下，居民通过亲属关系纽带结合在一起，进行密切、持续和排他性接触的共同体，友爱、互惠、尊重是社区的三大特征。与滕尼斯处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古典社会学家也强调社区的独立性，认为社区有权力独立管理自己内部的宗教事务。在孤存论者看来，社区相当于一个封闭的密室，自外于社会而存在。

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冲击，“社区孤存论”选择了“鸵鸟式的躲避”，在社区与现代社会之间横切一刀，以保卫“共同体”之传统形态，族群、邻里群体、旧的宗教团体等等都是其对应的社区范畴。这类社区的概念并非是从经验参照物的发现中产生的，而是从经济实践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中和社会、精神损失的意识中产生的。正如涂尔干所言，这种社区理论背后是“工业化产生前传统的结社形式，几乎不涉及有意识的努力”。

(二)社区消失论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社区消失论一度反映了传统社区的凋敝。“社区消失论”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严重削弱了居民和社区的情感联系，个人更加依赖于正式组织来维持生计，以血缘为纽带的社区因“现代化”而发生转变、丧失甚至死亡。。

西方学界关于社区消失的论述，可追溯至沃伦(Warren)1919年发表的《教会与农村社区》一文，文章指出“农业区生活水平的倒退表明社区生活已经消失”。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沃思(Wirth)、齐美尔(Simmel)等认为，人群间紧密联系的削弱是社区消失的直接表现。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致使城市居民间彼此疏离和冷漠，地方社区存在的意义下降。(77)一些学者指出，在注重商业效率的现代社会中，并未出现原始共同体，人类将依靠比小社区更大的社会团体进行统治。一项在1924年至1936年间的调查证实，有三分之一的由初级纽带联结而成的小地方团体已经消失。

实际上，社区消失论仍是以“社区是自然共同体”为评判依据。一方面，他们批判“将社区局限为‘小团体’‘血缘联系’是对工业化前保守的社会哲学传统的拥护，缺少以积极的态度来拥抱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又通过“社区消失”表达对人群间紧密的联系减弱的失落感以及对原始社区的渴望。在这种对原始共同体的怀旧和对新社会的期待的矛盾中，社区的概念仍延续了“原始共同体”的特征，邻里社区、教会等仍是社区消失论者内心的社区模本。

(三)社区继存论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社区继存论是以“社区消失论”的对立面存在的。社区继存论者乐观地看到，社区并没有消失，原始共同体的形式、结构及人群联系整体移植入工业化社会系统，亲缘联系及社区意识仍存在于城市中。

1930年，埃尔伍德(Elwood)对圣路易斯和华盛顿的社区意识调查表明，在现代城市中，社区和邻里观念仍然具有生命力。斯滕兰(Stensland)也持相同的观点，即在大城市里依然可以找到关于社区的遗留物和记忆。“社区继存”还体现在旧有生活方式及联系的延续上。以查吉特(Chatterjee)为代表的学者发现，比想象中更多的初级群体存在于大都市中心。有研究报告也证实，墨西哥和意大利移民仍保留移民前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社区继存论”体现了人们对社区的两个层次认知：其一，对人群间紧密关系的维护；其二，保持社区原有结构有助于在城市中抵御生存风险。

(四)社区适应论

20世纪40年代至今，社区适应论在西方社区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社区适应论者主张，社区正在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的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分化过程的一部分。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个人属性将减弱，人群因工作的联系结成新的社区。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提出，社区是动态的，能够自我调整组织形式。伯吉斯认为，地方社区正与整个城市结构交织在一起，发挥着新的且重要的作用。沃伦等认为，旧有社区通过改变人群结构来融入城市，是城市的一个补充部分。甘农(Cannon)解释了社区适应城市的方式，即城市的社区不是自我生成的“自然社区”，而是由居住范围、互动频率和交通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社区适应论中可窥见，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基本的社区理论足以应付一个农村的、以初级群体为导向的前工业社会，但不足以适应正在改变的社会性质。面对旧有社区概念与现代社会“脱节”的境况，学界通过“改变”和“适应”两个要素来寻求社区的“新生”。人们对社区的认知已不限于初级社群，而是逐渐接纳城市化产生的新的人群集合。城镇社区、社会团体、工业共同体、职业群体、工作单位等等，都是“社区适应论”对应的社区范畴。

(五)社区解放论

“社区解放”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已初露端倪，美国社会学家劳曼(Laumann)曾提出要克服将社区限定在一定地域内的认知，倡导不以地理空间作为社区的判定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通信技术为居民提供跨越地理边界的交流方式，社区解放论应时而生。社区解放论主张，社区从原有的村庄、邻里等“小地方”的地理空间内解放出来，在虚拟的共享空间中重建，融入无边界网络。

1999年，社区解放论的集大成者威尔曼(Wellman)在其出版的《全球村中的网络：当代社区的生活》一书中总结道，“当代亲密朋友间的联系已经从邻里关系转移到分散的网络”，初步揭示人群在网络中建立密切联系的现实。2005年，威尔曼在研究中声称，“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由地理社区转移到没有地方概念的社区，即感兴趣的网络”，标志着“社区解放论”的正式提出。此后，“社区解放”塑造了人们不唯地理要素谈社区的思想，空间得以解放。

“社区解放论”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信息时代，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定，强调网络空间成员心理、情感、兴趣上的共识和融合。

四、因何而变：社区概念变化的影响因素

社区概念与理论的演变，深受百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社会进程的影响，而且往往在面临社会危机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工业化摧毁旧有社区的原初外壳

工业化是改变人们社区认知的最大因素，它不但破坏了农业时代人们的初级联系，还使人们越来越依附于大机器生产的变革。受工业化影响，农民因从事机器生产散落地分布于城市之中，由血缘联结成的初级群体脱离农村地区、邻里的范围，往市镇范围扩展。人们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工作联系增强，个人利益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源泉。以血缘、团结为纽带的自然属性被摧毁，居民精神失常现象和犯罪率攀升，标准化的工业社会形成社区变化的新场景。由此，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社区定义，以适应工业化的发展。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相关变化对人类生活的福祉是有害的，社区被当成追求安定的“庇护所”。滕尼斯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试图用“社区”这一概念保卫旧式社群，一些人们也保留对“社区即传统共同体”的认知，试图在工业社会中寻求类似旧式社区的环境，避免孤独地生存。在态度开放的一些学者看来，旧有的农村社区、地方社区等概念过于静态和模糊，与工业化生活的流动性质相抵触，他们尝试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定义社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分工产生了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人群集合，社区的概念不应只局限于由血缘决定的无意识的集合。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利益共同体取代家庭、社群等初级群体，得以幸存。

由此，人们围绕固守还是扬弃传统社区的形式展开论述，打破了社区旧有哲学对“人性本质”的定式认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区理论和概念。

(二)城市化扩展社区人群的联系范围

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后的空间社会变化，它将社区理论与实践的场景更多地带入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亲属群体的空间扩大，并且由传统的村庄向城市迁移。在1910年，每3099个美国人中，就有1000人居住在城市；192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51％。城市成为不同阶层人口的聚集地，个体自由结社的现象已突破血缘式初级群体的组织方式。

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增强，社区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带有乡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邻里特征，而是指向人群间有选择的联系和广泛的社会接触。农村社区因服务匮乏而转向城市寻求“结社”，人们更多地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人群间的凝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有意识的互相依存之上。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社区具备人类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可变属性，居住地域、职业属性、结社形式都成为可以映射、定量测量的社区变量。

总的来说，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不得不在城市重新寻求结社资源，从而满足个体需求的独特性和对外依赖性。20世纪30年代生成的社区继存论、此后的社区适应论都以城市为主场域，突破了旧式以邻里、血缘为纽带的联系的禁锢，开始积极面向城市空间寻求更为宽泛和多样的集合。存在于市镇的移民区、工业共同体、职业群体、社会团体等等，增添了社区的多样形式。

(三)信息化推动社区面向无边界的虚拟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为人群提供了超越地理界限的通信媒介。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网络服务调查显示，公民使用互联网是为了连接网络而非连接当地的社区。互联网渗透入地理社区，个人、团体和组织随时求助于网络，以保持联系并交换信息，推动了虚拟社区的发展。与此同时，社区衰落使人们意识到，将地理要素与社区概念相联系并不总是正确的，芝加哥大学儿童中心出版的文章就揭示了“社区和邻里被用作可互换的术语”是社区建设失败的原因。

越来越多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热心关注政治的群体、因工作产生交集的团体在互联网上交流，寻求共同的归属感。人们逐渐意识到，虚拟社区的理念比“高速公路跑进客厅”的流行语更真实。一些社会学家也倾向于用非领土的方法界定社区，认为社区不仅限于共享一个地理区域。此外，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民主论坛，“无领袖”主导的环境促使居民更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表达政治理想，获得现实中缺乏的政治真实感。

社区解放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得以形成，社区逐渐被概念化为虚拟的公共领域。

(四)危机促成社区从地方主义走向区域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及西方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促使其社区认知从封闭的地方主义走向开放的区域主义，接受外部力量的支援。“一战”之前，“社区”这一术语极少出现在刊物的标题之中，“社区”一词真正被推向公民，是战争局势促成的。战争期间，社区为战争提供物质和人力支持。战后，社区组织运动在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推行……诸多要素被投入到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案之中，要求更准确地界定社区，摒弃旧有排他性的社区观念。“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社区纳入国防方案，制定街区计划，将社区与战争服务、国家安全相联系。“二战”之后，社区发展运动开展，学界和民众对社区的认知不断更新，美国社区战争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ty War Services)委员呼吁，革新将社区局限于地方的看法，重新进行社区规划；北卡罗莱纳大学社会学系提出，社区应当是体现时空关系和文化环境要素的区域，都将社区指向一个比地方更大的范围。

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促使人们对社区的兴趣从传统的社区组织方案转向更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安全问题，一种比邻里和地方更大的社区意识逐渐扩展。社区救济不得不主要来自公共组织或政府，仅在1936年，美国的救济总支出就占了公共资金的98％。在英国，负责日常社区贫困救济的私人机构、慈善基金会主动将自身定位于国家救济的补充部分，乡镇把失业援助责任转移至县及更广泛的行政区域，地方被视为一个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单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滞胀与公共福利支出居高不下，社区成为西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手段。英国的撒切尔首相、美国的里根总统都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在社区服务中构建“公私合作”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区衰落与财政赤字积重难返，社区建设被当成国家复兴的重要方式。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法》，联邦政府签发了《授权区和事业社区》(Empower Zone and Enterprise Community)法案，将社会公共服务职责授予社区和企业。21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下令建立“美利坚自由服务团”(USA Freedom Corps)，要求每人每年进行志愿服务的时长至少为100小时，以调动社区自我服务的力量。英国则在2010年开启了“大社会”(Big Society)政策，赋权地方与社区、开放公共服务、鼓励社区的志愿服务，“社区”被当作利他主义、社会团结的代名词，掩盖了国家在公共服务场域的撤退。

历史地来看，在应对战争和大的危机中，社区的概念得以脱离以地方为基础的“孤岛”藩篱，更注重与外部利益集团或国家组织的关系，社区也并非完全自主的“世外桃源”，而是在历史变迁中主动或被动地向国家寻求支援，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内核和特征(见表3)。

五、结论与启示

百年来人们对社区的理解早已冲破了滕尼斯式共同体的界定，形成了视角多元、要素多样的社区概念。在分析理论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和启示：

其一，西方世界围绕“人群、地域和网络”等三要素先后产生了“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社区解放论”五种理论，形成了“所面即所存、所感即所存、所连即所存”的脱域式社区认知。在最初，人们认为只有能够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初级群体才能被称为社区，彼时，社区作为孤立于社会的“密室”存在，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和社区继存论都是“所面即所存”的理论阐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群联系范围随之扩大，使得人们对社区的认知跨越了狭小的地理界线，意识到“能够感受到彼此的人群”可为社区，社区适应论即呼应这一背景；20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为社区提供了跨越地理限制的渠道，人们之间“通过网络可连”即为社区，社区解放论由此而生。经过百年发展，西方话语之下的社区已更多地聚焦于社会交往，这种社会交往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形式。社区概念的变化，体现出人们在变化社会中寻求个人自主和新社会纽带方式的多维努力。社区已不仅是亲缘关系、邻里关系的容器，个体也不再局限于一种社群身份，可以同时从属于多个社区，拥有多重社区身份。

其二，社区认知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社会危机的影响，历经“融入社会、接受国家、面向虚拟网络”的三阶转型，逐渐具备更加开放的因素。首先，工业化的车轮碾碎了社区的封闭界限，人群的交流空间得以扩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增强了人群之间的工作联系，使得城市成为大量异质性人口的聚集地。人们不得不面向社会寻求新的结社方式，逐渐接纳现代社会的因素，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融入社会”乃是社区认知的一阶转型。其次，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人们意识到传统社区难以应对突发危机带来的困境，必须求助国家解决难题。战争期间，社区通过战时援助与国家建立联系；经济危机到来，社区依靠一己之力难以纾解基本的生存问题，国家趁势而入，成为社区救济的主要来源。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美国家因财政赤字而减少对社区的干预，社区仍然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单元和工具，特别是一些贫困社区、边缘社区仍然要依靠国家的支持。由此，国家不再被看成是与社区无关的外在力量，“接受国家”成为社区认知的二阶转型。也正因此，一味地讲西方社区自治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再次，20世纪90年代后，个人、团体和组织随时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大量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集中于网络空间交流，人们意识到通过网络建立起的联系比现实联系更真实。这一时期，网络交流的增长与现实的社区衰落对比明显，人们对社区的认知突破地理区域的限制，“面向网络”成为社区认知的三阶转型。

其三，西方社区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力量”，具有鲜明的社会自主倾向。与中国将社区当成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不同，西方世界自社区概念创立以来，就保持着“对群体内部睦邻友好的推崇和对外部介入的排斥”的思想。无论是指最初的族群，还是指现代的虚拟共同体，社区都代表着维护小范围内社会团结的理想，在主观上回避外部力量特别是国家力量的干预。尽管社区在面临危机时刻接受国家的援助，但在危机解决之后，社区依然力图维持独立和自由的样态，对国家抱有警惕之心。百年来，西方社区理论的演变都固守着“社区乃是独立于国家、市场的社会力量”的原则。在社区孤存论看来，社区就是独立于社会、国家、市场存在的“孤岛”，随后的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都力图阐释“人群通过自主构建多样化联系，创建不同的结社形式来适应工业化及城市化”。社区解放论更加回避国家的因素，虚拟社区成为人群寻求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与中国相比，西方社区的社会意志更强。在既有的文献样本中，认为社区的“社会性强、政治性弱”的观点占比为50.28％；仅有13.64％的观点认为社区的“政治性强、社会性弱”。对比之下，在中国文献中，认为社区的“社会性强、政治性弱”的仅占13.35％；而主张社区的“社会性与政治性都强”的则高达85.43％。

其四，中国需要在社会变化中重新认识社区。受学科认知及实践的双重影响，中国的社区习惯性地和居委会辖区绑定在一起，并且力图寻求传统共同体的支持。这样的认知和实践容易遭遇多重困境，如公共资源错配和效果的不可得性、强调居民参与而难以达成等。地域式的排他性社区认知忽视了其他社群联结形式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造成多元共治的主体弱项，也塑造了单一的居民社区身份，使得居民潜意识里与其他成员划定边界，造成地域性社群与实质性社群的联结壁垒。

由此，辩证地认识社区尤为必要。第一，避免将社区与地理区域简单捆绑的思维，对社区的理解要回到构建社会联系的本质上去，将重点放置于对丰富社会联结方式的理解，寻求满足居民多样化联系的需求。第二，对社区的界定要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要认清居民的生产关系主要发生于工作单位、经济联系重心转移到社区以外的现实，在强调地理社区的基础意义之外，丰富对社会共同体形式的理解，重视塑造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共同体认知和实践，建构多种社会联结方式、纵横相辅的关联社区与关联社会。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5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