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间资源稀缺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德国学者罗萨认为:“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流逝殆尽, 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 越来越珍贵, 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1]21之所以人们经常感到时间的缺乏, 原因就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而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增加。也就是说, 这是因为想要或觉得必须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事”[1]21。罗萨这里所描述的其实是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因为, 自然时间是一种不变的常量, 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则衍生了更多维度的社会时间。多维度的社会时间的叠加和汇合虽然在量上大大地超出自然时间, 但也使自然时间的约束显得更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或社会安排的方式去开发更多的社会时间, 以解决自然时间约束的紧张状态。但是, 社会时间的开发又同时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 并再度导致自然时间约束的紧张化, 因而陷入一个循环升级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在当前显现的一种非常显著的现象。在应对这一问题时, 人类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经验都显得束手无策。事实上, 它首先对我们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法构成了挑战, 从而要求我们需要通过社会重构去适应这样一种时间资源稀缺的状况。其中, 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则是更为优先的事项。目前看来, 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我们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 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

在表达对“时间”概念的认识时, 吉登斯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他说:“就传统而言, 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 ‘时间’并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单独的‘维度’, 社会生活的时间性体现在现在渗透在以传统为根基的过去当中, 社会生活的循环性因此是其主要特征。当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可以单独分离开来的现象而且可以被量化时, 它也就变成了一种稀有和可以被剥夺的资源。马克思正确地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使劳动力能够转变成为商品的东西, 正是劳动时间的量化以及明确界定的‘工作日’。”[2]214-215正是因为时间被分离出来, 使时间管理技术得到发明, 被用于社会生活以及行动的各个方面, 而且在各种各样的评估和评价中被作为重要标准, 进而有了历时性、共时性等观念。经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 人的时间意识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 并依据时间去开展行动和协调、规范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某种意义上, 时间也可以被看作社会运行中的“激素”, 在不知不觉之中推动社会运行速度加快。今天, 我们处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社会中, 在一定程度上, 它正是由人的时间意识以及各种各样的时间管理技术推动的。正是这种时间意识以及时间技术的发明, 使得时间成为一种资源, 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时间的资源化是社会时间生成的标志。自然时间本身并不是资源, 但当人们意识到时间是一种有用的资源时, 就为社会时间的生成确立了一个起点。然后, 通过人的活动、技术的应用等进行社会时间建构。特别是在由各种社会技术凝结而成的管理活动中, 表现出对社会时间的积极建构、自觉开发和合理利用等状况。今天, 在社会时间是一种资源的问题上, 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时间是可以转化为金钱的。也正是因为社会时间是一种资源, 才有了占有上的不平等问题。一些人不但自己占有了更多的时间资源, 而且可以占有他人的时间和支配他人的时间。时间资源的开发使得我们的社会时间拥有量大幅提升, 然而在社会时间资源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人们却越来越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甚至愈是在社会时间爆发性增多的条件下, 人们愈是感受到时间资源稀缺的压力。这个问题的解决与消除其他物性资源的私人占有又有所不同, 19世纪以来的所有关于财富的公平分配的设想, 都无助于解决时间资源的私人占有问题, 而是需要在时间结构的变化中去寻求出路。可以相信, 一旦建立起社会时间的网络结构, 时间资源的私人占有也就失去了根据, 占有和支配他人时间资源的行为也就会变得不合理。但是, 那是一个需要通过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安排去实现的理想。

在自然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变中, 悄悄地把时间意志塞入社会时间之中, 或者说, 在从自然时间转变为社会时间的过程中生成了时间意志, 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在既定的社会结构的支持和配合下而把时间意志施加于人, 通过时间去实时控制和支配。这样一来, 时间就具有了权威性, 时间意志也表现出命令—服从的性质。最为典型的就是火车时刻表, 把乘客、司乘人员、调度、路辅人员等都纳入服从群体之中, 认同、接受火车时刻表中所代表的时间意志。由此可见, 自然时间并无意志, 只是在转变为社会时间时, 才有了时间意志。因为时间中有了人的意志, 也就有了支配性, 即可以对时间进行支配。比如, 时间的资源化即社会时间的生成使得时间分配成为可能, 人们既可以把所需处理的事务排出一个先后次序, 也可以同时处理若干事项, 这都无非是不同的支配和分配时间资源的形式。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对自然时间进行支配和分配, 我们所支配和分配的只是属于我们的社会时间。这也说明, 当我们认识到社会时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也许就需要对人的社会地位状况进行重新定义。尽管时间资源的拥有不像财富那样标志着人的富裕程度, 但是人的自主性程度的衡量指标。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人应当首先反映在他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所拥有的时间, 而不是任由外在于他的因素占用、支配或打碎他的时间。

因为时间中有了人的时间意志, 也就使时间获得了质性, 也就是说, 自然时间只有形式, 而社会时间则获得了质, 所以时间的质应被理解成时间被作为资源而得到了成功建构才获得的一种属性, 也是时间被赋予价值的表现。因为时间获得了质的属性, 所以可以“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的时间意象。通过技术和制造创新, 时间概念已经与工业进步的观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联结着加速增长与积累这一关键的等式中, 人的价值是依据时间来衡量的。可以通过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时间来获得剩余价值而并不是要求工人生产与其工资价值相当的商品”[3]导论14。在时间的社会化中, 在自然时间转化成社会时间的时候, 人们认识到“时间是一种资源, 有一种被过多的活动消费掉的可能性;当潜在的需求增加的时候, 时间的稀缺性会受到强化”[3]导论14。也许近代早期那些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第一批人只是稍微感受到时间的稀缺性, 而且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是因为自己的时间需求造成了这种状况, 但在时间资源稀缺的压力下, 要求扩大时间资源的冲动还是被激发出来, 并开始通过社会安排和技术进步去努力争取更多的时间资源。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在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同时, 也激发了人的更多更强烈的时间需求。如此循环升级也就把时间资源的稀缺性推上了越来越紧张的方向。

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表现出对时间资源的持续开发上, 甚至可以认为这是近代以来整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正是对时间资源的开发, 把我们的社会推向持续的加速化进程, 也使我们的社会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但是, 时间的开发必然会遇到一个不可突破的阈限, 而社会的复杂化却没有这样一个阈限, 从而构成时间资源开发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又表现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所以, 当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去开发时间时, 也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由于社会的复杂化而使得时间总是以一种稀缺资源显现于我们, 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到空闲时间。自然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常量, 我们通过技术和时间管理的方式似乎节约了自然时间, 实际上所做的是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之事, 是首先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 然后再对社会时间进行开发和利用。或者说, 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过程就是通过对时间的开发和利用而实现的。在我们把时间当作资源而去加以开发和利用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了向社会时间的转化, 是以社会时间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言, 我们开发和利用的就是社会时间。如果强行地在线性思维的路线中去在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之间安排一个包含时间隐喻的先后次序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只能说对时间的开发和利用是塑造社会时间的过程。一旦我们摆脱了线性思维的纠缠, 就会看到, 自然时间实际上是在人开始意识到它的那个瞬间就转化成社会时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对时间的开发和利用其实只是对社会时间的干预过程。

时间不同于其他有形可见或可以想象为有形的自然资源, 或者说, 自然时间并不是一种资源, 只有当自然时间被人们意识到而转化为社会时间, 它才是资源, 才可以得到开发和利用。所以, 在我们做出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区分后, 也就可以看到, 我们迄今为止的全部时间干预技术和管理手段都被错误地认为是针对自然时间做出的, 以至于我们在一切涉及时间因素的事务上都谋求快者更快, 与时间赛跑。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意识到我们的争分夺秒其实是一场与社会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的斗争, 也许就会生成另一种我们今天还很难想象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生活模式, 而且我们开发和利用时间的技术、方式等也可能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当然, 它也不可能是农业社会的人们的那种时间态度。事实上, 在农业社会中人的时间意识尚处在非常朦胧的状态, 是非常淡漠的。即便生成了社会时间, 也不是完整的, 而是星星点点地存在于人的活动的具体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是把钟表等计时工具的广泛应用看作社会时间觉醒的标志。也就是说, 在每一个人都拥有时间意识的情况下, 也就有了可以进行开发和利用的社会时间, 人们也就可以根据时间去安排其生活和活动。当然, 我们所说的社会时间不是个体性的, 也不能在我们惯常使用的“社会心理”概念中去理解它, 而是个体心理与社会发生共振的状态。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时间概念所独具的特征。

社会时间的发现, 或者说, 在人找到了把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的门径后, 就开始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时间资源开发的加速也相应地导致时间资源的紧张。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 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严重问题。所以, 时间资源稀缺化是与社会发展关联在一起的。从科学技术的进步中, 我们看到与时间有关的每一项技术的应用都能够为人们节省出大量的时间。既然节省了时间, 显然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然而, 人们并未感受到时间更多了, 反而越来越觉得时间资源的稀缺日益加剧。原因就在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把更多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任务施加于人, 从而造成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当然, 人口也在增长, 这似乎意味着“在我承担任务事项时可以有更多的助手以及共事伙伴来帮助我工作或与我一起工作, 也就是说, 分担或承担了我的一部分工作量”。这应当说使个人的时间有了空余, 但实情不是这样的, 而是恰恰相反。由此看来, 是不能静态地去看人口增长带来的生产力的, 因为人口的增长也同时带来了更多的需求、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交往以及更多沟通途径的打开。也就是说, 人不仅能够做事, 还在制造更多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人必须面向更多的方面去分配时间, 以至于感到时间资源的稀缺性。

从时间、空间的相对性来看, 通信、交通等技术的不断提升既节省了时间, 又扩大了人的活动空间范围, 特别是数字化的通信技术, 使得人的活动不一定必须亲临现场, 而是可以远距离实施。这样一来, 也使得人们倾向于承担更多的任务, 即借助于技术及其设备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显然, 在个人这里, 意味着社会时间资源的最大化, 但随着任务增量的不断刷新, 又让人感觉到时间资源是稀缺的。所以, 客观上讲, 个人所承担的任务量与社会时间资源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而时间资源的稀缺则属于主观感受, 或者说是由人的欲望以及行动上的追求所引发的。这也是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之处。也可以认为, 这是社会时间相对性的又一表现形式, 即时间资源愈是趋近于最大, 便愈被人感受为匮乏。而且, 这种感受并不仅仅以一种主观形式出现, 而是形成一种客观压力, 进一步地驱使人们去寻求开发社会时间资源的方式和方法。

时间资源的稀缺化是通过技术的改进而扩散开来的, 并促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时间资源的短缺将技术的和科技的革新过程塑造成了以加速为目标的过程。时间贫乏情况越严重, 对更快的交通工具、更快的计算机和更短的等待时间的呼吁就越强烈, 而放慢速度的要求就越显得厚颜无耻”[4]180。如此循环往复, 转化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推动力。在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压力下, 对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 促使持续的技术更新也处在加速化的过程中。“以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 以及尤其是对新的加速技术的引入, 所带来的后果, 不仅是实现它们所需要的时间资源的数量上的变化……它们也导致了我们与空间和时间的、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在某个转折点上发生了根本的质量上的改变, 并且因此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4]181。其实, 这种变革正在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不仅客观世界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社会世界中的制度失灵、行为模式的僵化、社会治理的忙乱和失序等, 也强烈地呼唤着替代模式的出现。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中也嵌入了匿名的因素, 甚至共同生活的人, 作为交往对象的人, 有可能是一种虚拟性的存在。不仅如此, 人的精神世界也处在坍塌的过程中,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抑郁症患者不但在人口上的绝对值持续上升, 而且相对值似乎也有着更快的上升趋势。在家庭关系上, 稳定的夫妻制度似乎大有为情侣制所取代的趋势。

总体看来,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是造成时间资源稀缺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 使得“行为者感觉处于紧张和时间压力之下, 他们必须要跟得上变化的步伐, 不能因为自己能力的老化而失去行为选择和连接机会。对新信息的文化上的处理, 也就是将它们植入系统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记叙式的解释结构中, 不可避免的是耗费大量时间。这是导致‘时间压力’体验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时间压力下, 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 都会努力去对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的大量的更新进行文化上的处理’……处理能力的速度极限会被社会变化所超越, 因而紧随数量上的速度提高, 会出现文化上和主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性质上的 (‘后现代’的) 变化”[4]139-140。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时间资源的稀缺化之间, 存在循环升级的紧张化过程。一方面,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是时间资源稀缺化的原因;另一方面, 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又迫使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去用速度填补时间资源不足造成的空缺。“时间资源的短缺也必然且的的确确导致生活节奏的加快, 也就是说, 在时间压力的体验下, 导致行为事件和体验时间变得稠密, 加速的社会变化因此是生活节奏的加速的强有力的发条。面对这个‘因为飞速变化而会失控的世界’, 产生那种似乎总是已经太晚了而不能赶得上了的无处不在的感觉的基本根源, 并不在于个体的或机构的时间浪费, 或者是‘懒散’, 而是在于随着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而出现的……结构上的不一致。由于时间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快, 因此是社会变化加速的直接的 (并且不可避免的) 后果”[4]185。

当然, 在不同的领域中会有不同的时间感受, 虽然一种时间节省技术 (如通信、交通) 被所有领域同时引进和利用, 但所节省下来的时间资源是不一致的, 并以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 希望保持各部类的同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平衡, 也非常不容易, 从而陷入矛盾和紧张状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和消除紧张, 又都是通过加速去赶上前行较远的步伐, 或者通过加速去缩短已经拉开了的距离。所以, 就使社会在整体上处在持续加速的过程中。但是,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 从理论上进行推断的话, 对加速技术以及工具的应用可以为个人节省下来许多时间, 尽管实际情况不能为此提供证明。事实上, 社会不仅未能在缓解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上得益于个人所节省下来的时间, 反而会使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在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的对比中也有相同的表现, “从微观社会的视角来看, 解决时间紧张这个难题的方法似乎是以实现技术加速为目标的过程;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上, 这个解决方案是导致时间紧张的原因中的重要因素”[4]185。

也许人们会说, 宏观社会并无时间感知功能, 无法感受时间紧张。如果这样认为的话, 那只能说是在没有引入时间意识时看到的宏观社会, 一旦引入时间意识的话, 就会看到, 在微观领域中所存在的时间紧张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时对技术的需求程度和使用技术的情况, 在不同的微观系统之间, 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而且这种差异会以宏观社会失衡的形式出现。就宏观社会的这种失衡是由时间资源获得和使用引发的而言, 显然应当作为一个时间资源问题对待。这样一来, 时间管理也许就不仅仅是一个微观系统应当引入的社会技术, 对于社会治理来说, 也同样需要引用时间干预措施。如果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干预中已经发展并使用利息、价格、税率等手段的话, 那么在关涉社会宏观运行和变化的问题上, 也应努力去探索时间干预手段, 即通过时间的维度而把微观社会层面上的各系统调整到时间资源相对平衡的状态。

总之,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与时间资源稀缺化循环升级的时代, 如果我们希望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 就需要将它纳入社会治理的视野中, 去积极探索相应的治理方式, 以求化解这个过程的自然演进有可能为人类带来的风险。如果我们看到了时间资源稀缺化往往演化成社会面很大的时间饥荒, 那么, 就更应通过社会治理的变革去解决时间资源稀缺化的问题。虽然也有人认为时间饥荒引发了诸如抑郁症等多种精神疾病或生理疾患, 并不至于像食品短缺那样直接饿死人,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就是使人失去了生活。当然, 生活并不等于时间, 但时间是生活的必要支撑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 没有了时间, 也就没有了生活。当一个社会处于时间饥荒状态中的时候, 人们失去了生活, 而失去了生活的人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人?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人类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而言, 通过解决时间资源稀缺化的问题而去为人的生活提供时间支持, 就是社会治理必须承担起来的任务。至少, 社会治理不应成为制造出无数占用人的生活时间的行动, 不应为了某种时过境迁的信念而实施对人的时间的剥夺, 更不应在剥夺时间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造成对人的奴役。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大部分探讨行动的英美哲学家都……不明智地把能动者从其所处的时间位置中抽象出来, 从日常行为的时间性中抽象出来。这些文献所忽视的是关注和对话中产生的反思性时刻, 这种反思性贯穿于构成人类主体日常活动的行为流中。这种反思性时刻甚至参与到构成生活绵延的‘某一’行动或者‘某一’行为的构成当中。”[2]61-62也就是说, 这些哲学往往把行动当作静止的对象去进行研究, 假定这些对象是没有时间向度的, 目的只是为了把观察对象纳入其静态分析的框架中。这种哲学观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以至于我们的所有建构性行动都是基于某种静态框架展开的, 社会治理也很少把时间的维度纳入考虑之列。吉登斯不同意这种做法, 而是要求把行动看作反思性时刻的绵延, 认为行动是有着时间向度的行动流。这无疑是对行动的准确把握。如果放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清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行动, 因为不具有可复制的特征, 不拥有稳定的结构, 无法实现模式化, 每一刻都不同于下一刻, 以至于无法作为静止的对象而进行静态地考察, 所以我们更愿意接受吉登斯的看法, “我们使用的‘行动’或者能动性并不是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孤立的行为, 而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 借用一个在我以前著作中提出的论断来说就是, ‘行动是作为肉体存在的人对世界中的事件过程进行的实际的或想象的因果性介入流’”[2]62。虽然在是否包含“因果性”的问题上也许是可以存疑的, 但吉登斯关于行动的这一认识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 吉登斯所持的是把人看作能动的理性主体的观念, 认为人对世界的介入是携带着知识的, 是建立在对因果关系把握的基础上的。就吉登斯考察和思考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而言, 他的这种主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就行动作为人对世界的介入而言, 可能并不是对因果关系做出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 这并不影响把行动作为人对世界的“介入流”来看。既然是一种“介入流”, 也就包含时间的内涵。

吉登斯所批评的缺乏时间意识的状况是普遍存在于工业社会的几乎所有社会行动之中的, 特别是在社会治理领域中, 传统观念的束缚, 人们不愿意去思考社会治理事实上包含的时间, 更不会主动地进行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反, 社会治理者总是在时间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或者在时间不允许的条件下, 去坚守既成的做法。比如, 关于民主政治的信仰就把我们带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些民主理论家甚至意识到时间耗费的问题, 却又强辩说:与时间的耗费相比, 对民主的坚守是值得的。艾丽斯·M.杨通过自身的一次亲身经历感受到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决定一项政策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但她认为, 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 所取得的结果能够具有的正当性令人满意, 因而是值得的。她说:“通过民主决��的方式制定某项政策, 政府可能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需要政策倡导者下定决心并且进行持续动员。那种过程可能是官僚政治的, 并且在时间上是相当令人厌烦的。即使在各种原则正濒于险境的情况下, 在民主的过程中达成某项决议也需要某种通常会导致妥协的意见交流。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处于辩论中的某方可能会‘赢得胜利’, 但是, 很少有人会质疑那种结果的正当性, 其原因在于这种过程是相对公开的、包容的, 并且在程序上是合乎规则的。”[5]重要的是, 这种耗费时间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做出是否值得的评价, 但在实践上是一个时间是否允许的问题, 而且在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条件下, 为了信念而去耗费时间, 是否具有正当性?

从上述我们所引艾丽斯·M.扬的这段话看, 可以说对民主的精要做了典型化的描述。第一, 花费时间要多, 这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特别是对于那些并非刻不容缓的事件, 是允许的;第二, 同样, 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较低, 可以按照既有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 而且整个决策程序是公开的、包容的, 即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三, 具有充分的时间去从容地开展广泛动员, 即通过说理和晓以利弊而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人动员起来;第四, 即使结果并不令每个人都满意, 但整个程序因为合理、合法而令其无话可说。还有一点就是, 这类决策所关乎的是普遍性的问题, 与个人的具体利益关系指数较低, 不管结果怎样, 都不会招致激烈的反对, 更不会因对结果不满而采取过激行动。但是, 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如何通过这样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制定政策呢?事实上, 在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条件下, 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所有上述条件都将消失。这就是民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视角中, 罗萨认为:“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的基本框架至少是变得可疑的, 如果不是显而易见地失败了的话, 无论是目前为止我们对政治在 (历史的) 时间中的角色的理解, 还是在政治中或者在政治和社会的衔接处上的时间模式的经典现代的方案, 看上去将它们作为最新一波社会加速浪潮的结果, 都是站不住脚的。”[4]304对于工业社会而言, 是得益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做出的伟大政治发明的。可以认为, 是因为启蒙思想家的贡献, 才有了整个工业文明, 但在今天, 因为条件的变化而使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变得可疑了。这正如蒸汽机作为现代所有机器的原初模型一样, 在今天这样一个电脑普及的时代, 机器的高精密、大功率都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而且也是我们的社会所必需的, 但其社会价值却下降了。具体地说, 今天的民主政治与18世纪的原初设计相比已经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 它的每一个漏洞都被打上了严密合缝的补丁。然而, 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量级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则因为时间上的不同步化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20世纪后期开始, “施加于政治体系之上, 迫使快速地产生决定的加速压力, 首先是其他社会系统, 特别是经济的流通和科学技术的革新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的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速度和变化速度使得用于政治上的控制决策或管理的时间资源不断地减少”[4]309。

当互联网被引入政治过程中之后, 许多政治事项可以在网上征求意见和进行表决。这似乎把更为广泛的公众纳入政治行动之中, 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也使民主显得能够回归其本意, 即不再是由少数精英去代表公众。而且, 从时间的角度看, 网上征求意见和表决由于具有即时互动的特征而加快了程序要求的那些必需的进程。“但是, 令人担心的是, 尽管这样做使得表决的过程加快了, 但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组合以及审议过程却没有加快。将新媒体调查所得的‘个人意见’的总和翻译成为真正的公众的政治的意见 (也就是说合理的意见) , 在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的公共空间的模糊的环境下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而且甚至是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这样的翻译转化可能由于它本身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越来越频繁地根本就不能再加以尝试了, 因而在对有理有据或者可以证明的论点进行讨论辩论的这个位置上, 出现的是象征性的或者符号性的政治斗争”[4]314。

从理论上说, 互联网是自由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更大的自主性, 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网络政治过程中的可操纵性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特别是在人们已经失去了民主信仰的情况下, 往往将意见表达和表决当作儿戏, 致使网上表达和表决严重失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有着严肃生活态度的人往往并不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真正活跃于网络政治过程中的, 主要是那些被称作“网虫”的人。对于这些人, 即使做出最大限度的积极评价, 也是一种“伪公众”。实际上, 可能很难在人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中去理解他们。如果将他们的表达和表决当作处理重大政治事项的依据, 或者说, 如果将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也注定要葬送民主政治。所以, 民主政治正在受到致命的冲击。即便单单从时间的角度看, 也让民主政治表现出难以为继的状况。就如罗萨所指出的:“政治上的时间危机的最严重的后果却是撤回政治上的构造要求, 并且因而与之关联的是出现政治的地位的规划及其功能在历史中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意味着, 同样也是根本地拒绝了现代性中的对历史的理解。”[4]315也许政治的历史在此中断, 或者说, 政治需要得到重建。那样的话, 当现代性的政治在此画上了句号的时候, 新型的政治也就开始了。

总之,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民主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时间问题。因为, “民主 (审议) 的意志形成过程与决策制定过程, 需要按部就班地拟定, 才能建立起集体意志, 大家也才能在最后找出最好的论点……这样的过程更需要耗费时间。相关的人物和团体更多了, 可以毫无疑问地当作前提的事情越来越少, 需要顾虑到的看法与需求却越来越多样。此外, 决策的背景条件和后果同样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 随着上述的加速过程, 能用于决策的时间资源却相反地并没有增长, 反而还减少了”[1]74。我们知道, 在民主模式的建构中, 经过几代人的探索, 才把民主程序放在突出位置, 而且在程序正义的名义下确立起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然而, 面对时间资源稀缺化的问题, 恰恰是程序赖以展开的时间基础被抽空。这对于民主而言, 又怎能不说是一种致命的挑战呢?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时代,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民主政治时, 不能不认同罗萨所说的, 民主政治是一种“时间中的政治”。也就是说, “民主是一个需要耗费时间的过程。民主就是需要时间来组织公众、达到共识、评估商谈决策, 更是必须依法执行”[1]95。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 绝大多数的社会事项都变得具有急迫性, 除非人们能够开发出足够的社会时间去从容应对, 否则, 就会受制于自然时间的约束。然而, 在偶然性、急迫性的社会事项大量涌现的情况下, 对于政治生活而言, 虽然能够得到社会时间开发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往往是外围方面的支持, 是来自民主政治之外的支持, 并不能在缓解自然时间约束方面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以, 需要耗费时间的民主政治却又没有开发社会时间的能力, 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技术和有效的社会安排去为民主政治开发出足够的社会时间, 以至于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希望。这意味着政治是需要转型的, 即转化为一种尽可能少地花费时间或能够为自己开发出更多社会时间的政治。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而言, 政治的转型应当是率先启动的必要事项。只有实现了政治的转型, 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才不会遭遇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