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不仅要有合理延续的思想资源，还需具备自主创新的学术立场。借助自反性视角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学存在理念改造、认知实践、沉浸反思、恢复重建和深化探索五个前后相继、有机衔接的延伸连续统。遗憾的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学的阶段变迁存在认知性断裂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传统存在认知性分歧，国内学界始终弥散着悲观化的情绪。可以说，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就是对这种学科发展现状的一种自反性实践理念回应。在具体实践路径操作层面上，不仅需要规避主流社会学知识生产传统的内在弊端，还需了解社会事实的类型面向以及固有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为创造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社会学知识提供反思性参照。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自反性视角/传统延续/自主创新

作者简介：姜利标，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不仅“要有合理延续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还需具备自主创新的学术立场”。研究者只有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保持自主创新的立场，才能让自我所生产出来的知识超越时空限制，进而发展成为具有地域特色且蕴含普遍价值的学术遗产。本文将从自反性视角来承接“如何在合理延续思想传统的同时塑造自主创新的学术立场议题”，围绕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变迁、发展现实、发展宣言以及发展经验四个具体维度进行延展分析，为创造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社会学知识提供反思性参照。

一、“绵延的连续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阶段变迁

如果将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发轫时间”的话，那么社会学已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将近126余年。虽然这中间经历过全国院校专业大调整阶段，但中国社会学1953年至1979年被取消的这段区间却正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学科延续作用”。它既可以被理解成为是“对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学发展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也可以看作是“学科补课以及恢复重建的机遇蛰伏”。当我们从学科发展史总体性角度来看时，中国社会学实际上已形成“理念改造、认知实践、沉浸反思、恢复重建以及深化探索”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见图1)。它们前后相继、有机衔接，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绵延连续统。

首先，在1895年至1921年的理念改造阶段，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等有意识地将近代西方科学以及社会思想引进中国时，也就意味当时社会亟需新的价值理念作为国家变革图强的思想准备。其实，不论康有为欲借“托古改制”来重建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还是严复试图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国家竞争意识，抑或章太炎“不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的人生志向，都在潜意识层面上透露了清末思想家对近代西学思想的青睐和渴望。因此，社会学之所以被引进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社会人士对该学科经世致用的认识有关。这时的社会学，更多被视为一种带有政治改造特效的思想工具，而非现代知识体系层面上的专业学科。

如果说清末民初对社会学的接触和了解，主要通过思想人士的宣传以及教会大学的布道来展开的话，那么这种现状直到1921年才得到彻底的改观。之所以将1921年作为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与厦门大学在该时期成立历史社会学系并开设系统化的社会学课程教学相关。正是受益于厦门大学的专业制度化设置契机，国内其它高校也纷纷效仿并创办社会学系，进而将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业学科推上了发展的前台。这时候的社会学已经褪去理念改造时期的色彩，且更多聚焦在规范、科学和实践的范畴之内生产知识。当社会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站稳学院体制之后，如何发挥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剥离学科引介初期的理念性和政治性，成为1921年至1953年国内学者发展知识的默会性共识。

当新中国采取优先发展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领域时，也就意味着为国家建设提供人才储备的高等教育机构需要随之进行优化和调整。以“认知、解释和预测”为其主要特征的社会学，受限于在资源相对紧张的条件约束之下无法匹配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被迫在1953年退出大学专业的设置舞台。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却又为沉寂20多年的中国社会学迎来发展机遇。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至于社会学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被重新提起并赋予恢复重建的机会，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形势需要有关系，即社会学能够在结构变迁、利益诉求和秩序治理等具体领域内发挥学科的独特作用。不过被取消的那段区间，仍能给随后的恢复重建工作留下一个待琢磨的现实发展议题，即社会学该如何积极介入到现实社会的生活情境之中？

如果从自反性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中国社会学的中断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科发展真空期，相反却是一个学科发展承上启下的衔接期。虽然共同体在这段区间内呈现出学术话语沉默的现象，但这种沉浸式的寂静也为学科后续发展开启了新的建设方向。“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里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学里设立社会学课程和社会学系，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就这门学科的内容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种重建思路的指导之下，费孝通提出形象化的“五脏六腑”学科发展观点，即在“专业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大学)专业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机构”五个方面补齐制度建设遗憾，在“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六门课程上补齐基础教材空白。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在费孝通等人的恢复重建努力基础之上，不仅建立起人才结构合理且兼具代际连续性的专业科研队伍，而且还在“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等领域取得丰硕的学术性成果。

尤其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新发展起点时，如何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化进程中进一步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并获取世界性话语主体地位”，成为中国社会学深化探索阶段所要处理的核心议题。围绕该议题且就如何创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国内学者已形成三种代表性立场：其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遵循国际学科规范以及恪守研究前沿，“自发融入世界社会学发展潮流之中”；其二，强调“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注重从现实情境之中生产知识并推向国际化舞台；其三，提倡在有效批判和合理反思的基础上，强调“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发展理念和知识生产方式”。

其实不论哪种立场和观点，中国社会学始终“无法回避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终极问题”，即社会学还是要回应既定知识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及现实社会变迁的发展趋势。因此，这种学科发展理念不仅需要共同体回归到合理的思想延续传统之中，与此同时还需他们从总体性视角来保持学科知识生产的主题敏感性。

二、“弥散化的悲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认知错觉

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已有社会学学术学位博士点29个、学术学位硕士点68个、本科专业点483个，初步形成比较健全的学科体系和一定规模的学科布局。与此同时，社会学在社会建设、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学的阶段变迁存在认知性断裂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传统存在认知性分歧，以致目前的学科发展现状并没有给共同体带来“太强烈的归属感”，也没有实质性改变“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地位”。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弥散化悲观情绪的局面，很大程度与学界所采取的习惯性、扭曲性甚至片面性的认知方式有关联。

第一，国内学者过于注重民国时期乃至国外引介进来的社会学成果，以致习惯性对当前国内知识形成忽视性的行为。虽然社会学共同体在沉浸反思阶段仍然保持对学科发展的关注，但这被中断的20多年毕竟还是造成了一个不可同步的学科知识发展后果，即国外知识在发展而国内知识却处于停滞的状态。当国内学者试图恢复社会学知识的总体结构并尝试在民国抑或西方知识体系里延续自身学科知识的合法性根基时，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厚古薄今”“贬内扬外”的治学心理，进而习惯性从西方抑或民国传统引入视角抑或建构知识。这种知识生产思维方式，再通过社会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导致“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却一直遭遇忽视的事实产生”，即国外抑或传统的知识就是有效可靠的知识根基。

第二，国内学者没有寻找到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社会学成就进行合适评价的参照系，进而导致对既有成果价值的客观评估严重不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社会学界扭曲性地将恢复重建阶段所取得的社会学成就与常态发展的欧美社会学以及“当时受到世界认可的民国社会学”相比较。实际上恢复重建以来，国内学者在社会转型认知、社会问题解释以及社会发展预判层面上已经取得相应的代表性成就，且这些成果丝毫不逊色特定发展时间段内的欧美社会学抑或民国社会学。因此，如果没有控制社会学知识所取得的前提条件且没有选择到合适的知识评价参照系的话，中国社会学界在比较过程中自然难以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结果，进而也会遗漏很多有价值、有远见的国内社会学成果。

第三，国内学者对既有成果的凝练整合不够，从而容易产生片面化的刻板认知印象以及懈怠性的消极心理，即认为中国社会学所累积下来的知识难以催生出有价值且富含竞争力的知识话语。虽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知识引介、传统延续以及情境回应三个层面上已取得相应成就，但这种极端追求国外知识前沿、过度强调既有知识传统甚至片面聚焦即时情境的知识生产倾向，将导致社会学共同体永远无法建构出有竞争力的知识话语。这点也可以间接通过，国内学者最近些年不断强调“学科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和人文性”主张得到佐证。最终，这些缺乏深刻反思和凝练整合的社会学知识就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消失在茫茫的社会学知识丛里。因此，当个体发现中国社会学只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形式虚假繁荣现象时，难免会在自我内心之中产生悲观化的认知情绪。

简而言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已取得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但学术共同体依然存在“厚古薄今”“贬内扬外”的认知错觉，进而催生出一股知识生产进程中的弥散化悲观情绪。实际上，这种心态已经发展成为个体对待当前知识的一种“特定认知反应框架”，即如果接触的是国外社会学知识抑或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知识，个体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和重视；如果面临的是当前国内社会学知识，个体就会变得非常不屑和冷漠。可以说，这种认知错觉已构成学科知识传统延续以及学科知识生产的未知性阻力。

三、“呐喊式的宣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自反理念

如何克服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未知性阻力并创造“既能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又能形成国际对话的社会学知识”，成为国内学者近些年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实际上作为一门引进性学科，中国社会学始终处于追赶欧美的发展状态。即使“民国时期曾出现过社会学繁荣的景象”，但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学仍然处于世界社会学的边缘位置。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在本土化理念不断驱使之下所掀起的学科反思性成长史。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国内学者也在有意识地提出代表性的应对理念。

首先，费孝通于1997年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界应该具有“文化自觉”的知识生产理念。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恢复重建不是一个“简单恢复旧有内容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不是一个“照搬西方社会学模式的问题”，相反而是一个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在既定专业知识需要补课的基础之上，“创建出既可以解释和服务中国社会，又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学科地位的知识”。至于如何发展社会学知识，他强调应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心态基础之上，从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出发，把握“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脉络，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进而拓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界限”。虽然社会学共同体意识到学科发展需要文化自觉，需要拓展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研究界限，但在具体实践时却总是难以企及费孝通所勾勒的发展蓝图。

当社会学共同体对学科发展目标以及践行路径存在期望差距时，也就意味需要对文化自觉理念进行再阐释和再操作化。其中，“再阐释”是指如何进一步从具体可感知的层面来理解文化自觉理念；而“再操作化”则涉及如何更加明确地为社会学的发展未来指明方向。可以说，郑杭生在对文化自觉理念的学习体会过程中，结合自身研究以及中国社会学发展现状所提炼出来的“理论自觉”，正好可以弥补上述两方面的认知性遗憾。对于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念，郑杭生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含义、使命、目标、艰巨性以及途径等几方面”进行了具体化的比较分析和学理阐释。

第一，如果说文化自觉强调生活在特定文化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理论自觉则强调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拥有自知之明。第二，文化自觉的使命在于，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而理论自觉则强调在包容对待各种理论的同时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第三，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加强研究者的自主能力以及自主意识，而理论自觉则在于加强研究者在理论创造中的自主能力和自主地位。第四，文化自觉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不能平等地与强势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实际上理论自觉的研究者也很难摆脱强势的西方社会学话语。第五，文化自觉是一个急迫需要落实的时代发展要求，而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社会学亟待实现的现实问题。正是通过比较分析和学理阐释后，郑杭生才将“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视为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内容。

对于如何实现理论自觉，郑杭生强调社会学共同体需要正视“世界性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现实挑战”，将知识生产的重心落在个体所置身的现实生活之中，聚焦在个体所生活的时代情境变迁上。与此同时，社会学共同体还需从思想渊源和学科发展史两个维度来对中国文化以及学术资源进行理论概括，进而采取辩证建设立场来看待西方学说，为创造适合自身国情的知识话语而努力。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避免无根的理论话语诞生”，才能“真正形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且有生命力的理论”。

如果说，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是从一般性和特殊性角度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厘清奋斗目标，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的话，那么也正是基于这种学科发展进程中的自反性理念才使社会学在社会转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即插即用、遍地开花。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已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生产深化探索阶段。只不过该阶段还存在两个“瓶颈性发展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更加西方化，其突出表现在国内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潮流之中。当定量研究者调侃“无定量不成社会学”时，实则意味着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以及研究理念上存在极端的西化倾向。正是基于对该现象的警醒，已有学者在定量研究过程中显得更加谨慎和科学，甚至研究的目标更加明确，进而有意识地杜绝将中国现象视为西方知识和话语的嫁衣。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更加形式化，以致生产出来的知识逐渐丧失“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的品位”。社会学已经远离了这门学科所应具有的“公共品质和实践特性”。因此，在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自反性理念引导之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还需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拥有实践自觉，即“社会学者直面社会实践及其变化，并对社会实践及其变化所使用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进行清醒反思，同时在科学认识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为人民福祉和社会进步而不懈努力”。社会学共同体只有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采取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理念，才能更好地明晰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当中国社会学不断与世界社会学对话和交流、不断融入时代变迁的情境中时，研究者也在有意识地形成典型化的“呐喊式宣言理念”，即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为中国社会学的总体发展厘清了奋斗方向，理论自觉则是对文化自觉体验的一种具体化诠释和操作；而实践自觉则在于更加强调知识生产的落地化和实用化特性。总而言之，不论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还是实践自觉理念，都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在为“既能生产得出时间检验、又能彰显出学科地位”的合法性知识而努力。

四、“启发性的经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路径依赖

虽然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明确方向性目标，但社会学知识的自主性生产还需落实到实践路径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不过，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学发展实践历程考察发现，历史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以及经验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已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主流方式。

当历史主义话语传统从20世纪60、70年代关注社会现象的“无关时间特性的结构性分析”，过渡到70、80年代的“历史变量的叠加差异比较分析”，再到90年代后对“文化和行动者能动性的强调”时，实则这种独特的社会学知识生产方式也实现了从“宏观社会结构、历史变量差异再到主体文化、个体行动的研究转向过程”。近些年，社会学历史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正在朝着“更加多元化的一手原始资料、更加本质化的因果机制解释以及更加技术化的量化分析道路而发展”。可以说，它为社会学提供了两种知识生产路径：其一，关注社会现象的“事件时间性”，看某个现象之前的时间点事件，如何影响它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后果性事件；其二，留意社会现象生成的偶发性事件，看被忽视的异常情况如何在事件发展进程中形成“自我强化序列”和“反应序列”的认知逻辑。其实这两种知识生产路径的核心仍在于，试图将“历史学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结构/机制叙事有机结合起来”，从被解释的现象里发现有价值的因果机制链条。

中国社会学在第二波研究传统兴起时，也即时转向自身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国内学者过于注重事件节点在被解释现象中的联结作用，从而致使知识生产的逻辑总是局限在特定历史事件的结构之中。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社会学界偏好运用该视角来对社会现象做出动态性时间序列解释，这里也隐藏着一个常识化问题，即社会学为什么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现对社会现象有影响的时间性事件？实际上，不论如何规避历史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的弊端，国内学者始终会将自我演绎的认知逻辑带进知识生产的建构情境之中。而这点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历史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必然会存在“解释和解读并存的路径依赖逻辑”。

此外，国内学者对经验主义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并不陌生。毕竟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源于它建立在个体可感知的经验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知识传统。虽然以经验作为知识生产的方式广泛存在于世界不同时期的不同区域，但真正将“经验研究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种制度化理念却在美国”。实际上，如果从研究者的经验本身介入目的来进行区分的话，经验主义话语传统又可以区分为朴素经验主义和实用经验主义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前者主要强调知识生产建立在研究者自我的感性思维认知基础之上；后者则注重将知识生产建立在某种相对合理化的认知目的基础之上。其实不论哪一种经验主义，它们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有效介入策略。

由于中国社会学在沉浸反思期被取消过，从而如何在延续学科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效认清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现象，成为经验主义社会学知识生产传统在中国发展的现实温床。因此不论是朴素经验主义还是实用经验主义，它们都能迅速得到国内学者的接受和认可。只不过当经验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逐渐成为国内社会学的发展潮流时，它们自身也容易极化成为只注重数据分析抑或只注重田野素材的朴素经验主义，进而背离学科知识所蕴含的“经验与理论的相互统一特性”。

其实，学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转化成为实用性的知识。当研究者在寻找答案时，必然会对社会现象背后的事实做一个基本的认知假定。因此，不论坚持历史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还是经验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国内学者都无法脱离对社会现象所持有的客观事实、主观事实和关系事实三种元认知类型。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共同体在反思知识生产理念、模式或路径时，还需重拾既定社会事实传统里的经典认知范式，并就延续下来的知识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和再提炼”，进而结合社会现象致力于知识生产的实践性活动。

当知识生产者将社会事实理解成外在于个体的认知对象，而个体只是去描述或呈现这种兼具“客观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事实状态”时，实则这种立场是站在客观事实范式基础之上所发展起来的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体系仍然没有解释清楚被关注到的社会事实，其认知意义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外在于个体认知意义之外的社会事实，相反个体所面对的世界都是由行动者“所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而形成的一种意义共识”。如果知识生产者对社会事实持有该立场，那么他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就站在主观事实范式的基础之上。虽然这种关于社会事实的假定，能弥补知识生产者运用意义来理解社会事实的遗憾，但它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认意义之外仍然存在优先性的认知对象问题。其实不论是客观社会事实还是主观社会事实认知范式，它们在关注自身立场合法性的同时都忽略了社会事实“认知层面上的二重性”，即社会事实既存在外在于认知者的客观特性，又蕴含认知者需要去理解的意义特性。如果知识生产者承认自我所面向的社会事实兼具这两方面特性的话，实际上他们是站在社会事实的关系主义认知立场上。因此，不论是客观事实、主观事实还是关系事实认知范式，它们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正统共识。

中国社会学在延续自身所形成的历史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话语知识生产传统时，不仅需要规避这两种知识生产传统的内在弊端，还需从元认知层面上保持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持续性关注。只有建立对“社会事实的本质性认知”，知识生产者才能更好地明晰自身知识所延续以及所建构的合法性根基所在。这时，不论个体对社会事实持有哪种本质性认知立场，他们都无法忽视社会事实所拥有的三个不可抗逆特性：第一，社会事实具有非遍历性，它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个体构想的知识框架来静态认知的对象，相反它“会随认知者时间或经验的差异而发生变化”；第二，社会事实具有层展性，它总能在特定时间点上对社会秩序产生意外性后果关联；第三，社会事实的非遍历性和层展性，也导致个体的日常生活存在无法表达抑或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正因为社会事实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固有的不可抗逆特性，从而个体的现实生活始终“处在一个充满风险冲击的可能性状态之中”。风险已成为个体日常生活形式展开的焦点。因此，中国社会学在延续既有的启发性经验时，需要“注意到当前社会情境里的模糊性社会事实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所面对的社会事实本质特性”。只有了解社会事实的类型面向以及固有特性，知识生产者才能确保自身知识生产的合法价值所在，才能更好地明晰“思想传统的批判性延续”以及“学术立场的自主性创新”议题症结所在，才能为创造出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社会学知识而努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11期/《新视野》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