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理论与社会》2018年第二期的五篇论文，涉及减少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形式、社会运动的认同研究、职业群体的污名化应对、制度变迁的历史比较研究以及集体欢腾的根源。

不确定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不确定性的类型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发生变化。不确定性与知识有关，同时又面向未来，意味着当我们行动时，我们不能预测或者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不存在或者没有生成未来状态的制度化确定性，那就必须进行判断。《不确定减少的形式：决策、评价与竞争》一文介绍了在涉及多个行动者的过程中对不同替代选择做出判断的结果，减少了不确定性的形式。通过不同形式减少了不确定性，其结果是增加了相对替代选择的确定性，例如好与坏、排名、分数、质量评估以及“获胜者与失败者”。以结果为基础，不确定性被减少了，同时又促进了行动。这些形式是结构性的，由角色构成；可能在更小或更大的领域中是合理的；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例如在运动比赛、劳动力市场以及大学排名中。作者确定了减少不确定性的三种形式：决策、评价以及竞争。

基于对芬兰与马拉维的气候变迁积极分子以及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参与模式：认同与芬兰和马拉维的社会运动组织》一文重新考虑了社会运动学术研究中认同与行动的调和得以处理的方式。作者追溯了行动者的参与形式——行动者产生共性的多种方式。正如文中所展示的，这使作者能够理解参与跨国社会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形式的排列，确定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集体行动的模式。通过以共同利益的形式推动气候运动，芬兰活动家叙述他们的活动，但也通过熟悉、舒适与轻松的接触来调整各种不同的情境。马拉维的活动家与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谈到运动所致力实现的共同利益，但主要是通过参与共享的个体选择与项目来创造共同基础。最终，作者们提出，当人们在社会运动组织中联合行动时，探究参与形式允许我们深入理解利害攸关的问题：从集体和个人身份转变为参与模式，有助于在过程中创造了共性从而获得了有利位置，同时在社会运动组织中生成了有关行动协调的新假设。

尽管大量文献都研究过个人如何应对耻辱感，但遵守明确道德标准的专业群体如何应对自我认知的挑战，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却少得多。在《广告道德：在污名化职业上维持道德价值》中，作者提出问题：专业团体成员如何在道德污名前保持积极的自我认知？借鉴实用主义和文化社会学，作者认为，职业共同体的叙事将成员履行工作的多个方面与共同利益的具体理解联系起来。这些叙事允许专业人士维持了共同的观点，即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有益，从而将自身看作道德个体。在个案研究中，作者们聚焦于广告行业，一直以来广告业都被污蔑为剥削资本主义机制和文化退化的同谋。作者们对三个美国广告公司进行了九个月的实地调查和七十四次采访，研究发现，广告从业者使用叙事将其工作呈现为促进共同利益，从而将自身描述成在这个过程中关心他人的道德个体。文章分析了三种流行叙事：第一，“客户驱动型”叙事，将道德美德与关心客户联系起来；第二，“创意驱动型”叙事，将关怀与有意义的广告制作联系起来；第三，“战略驱动型”叙事，将关怀理解成为消费者和品牌寻找有意义的关系。

从彼得一世改革到明治维新，欧洲以外的国家都发生了激进的“西化”变革，这习惯上被认为是应对来自军事和技术先进的欧洲大国的压力。这与将战争视为早期现代国家建设背后的驱动力的总体趋势相对应。然而，问题仍然存在：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解释了它们的时间选择？为什么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在没有任何明显的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激进的、甚至威胁大部分传统军事阶级的体制改革，而在其他国家，即使是明显和直接的危险，也未能点燃全面“西化”？《从彼得一世到明治的“西化”：战争、政治竞争与制度变迁》一文，旨在使“西化”转型的“好战主义的”叙事复杂化，并推广精英冲突在推动“自强”改革中的作用。文章认为，欧洲以外的“西化”政策是由国内政治平衡的崩溃以及冲突过程中出现的“挑战者”的推动而实现的，因为他们努力使其权力最大化。伴随“西方化”的派系斗争没有被解释为对改革的保守回应，而是一个先于制度重组并使制度重组得以可能的过程。

集体欢腾在社会的产生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迪尔凯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这个概念的规范性解释，还是当前有关该主题的文献，都无法区分两种可能产生欢腾的原因：共同归属或集体行动。《威斯康星州起义与集体欢腾的根源》对2011年威斯康星州起义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组合起来的群体先前都没有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归属不是产生欢腾的必要条件，并证明了集体行动——而不是共享的紧密联系——是欢腾产生的根源。

具体文献信息如下：

Aspers, P. (2018). “Forms of uncertainty reduction: decision, valuation, and contest.” Theory and Society 47(2): 133-149.

Luhtakallio, E. and I. Tavory (2018). “Patterns of engagement: ident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Finland and Malawi.” Theory and Society 47(2): 151-174.

Cohen, A. C. and S. M. Dromi (2018). “Advertising morality: maintaining moral worth in a stigmatized profession.” Theory and Society 47(2): 175-206.

Fedyukin, I. (2018). “‘Westernizations’ from Peter I to Meiji: war,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47(2): 207-231.

Kearney, M. (2018). “Totally alive: the Wisconsin Uprising and the source of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ory and Society 47(2): 23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