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型集和理想型集演绎建模方法，讨论了一个合格的理想型集应当具有的三个基本要素，并通过一些案例展示了理想型集的建立以及理想型集演绎方法在理论和经验层面的运用。本文认为，理想型集演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归纳作为逻辑基础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研究传统的弱点，为连接社会学中的微观机制分析、宏观结构分析和行动者分析找到了一座桥梁，为笛卡尔坐标法在社会学中找到了一种带有一定解析性的应用方法，给出了一个能针对各种复杂经验现象进行分析的解读工具，因此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韦伯；笛卡尔；理想型；理想型集；理想型集演绎

作者简介：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是一门重归纳、轻演绎的学科。在定量社会学领域，一些最为重要的方法，比如统计、大数据和网络分析，都属于归纳性方法。在质性社会学领域，几乎所有学者都会强调田野调查、蹲点观察、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于获取知识的重要性，更为甚者就是所谓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田野中抛弃一切前见，让自己的脑子放空，眼睛完全开放，从而能让研究议题通过这种开放式的观察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可以说，从常识、概念和观念出发的演绎在这种方法中没有任何地位。

社会学的这种重归纳、轻演绎的传统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及当代意义。从观念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的哲学/神学体系，在中世纪曾经是宗教迫害和各种不被容忍行为的理论源泉以及束缚科学和理性精神发展的紧箍咒。而在近代，从观念出发通过演绎而来的哲学传统，特别是源于德国的理想主义传统，发展出了各种影响巨大但同时有着严重误区的哲学体系，给近代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但话说回来，重归纳、轻演绎的社会学，特别是由实用主义哲学主导的美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其最具体的表现是研究方法和结论与研究所想解决的社会问题出现严重脱节，整个领域充斥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和结论，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时代（赵鼎新，2018a）。

笔者长期从事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认为社会学研究必须要以从归纳出发的经验研究为主轴。但是，本文的侧重点则是强调社会学应该把从推理出发得出的理论建构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认为从推理出发的理论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从归纳出发的社会学研究达成统一。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笔者首先对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主导下的，基于经验归纳的社会学方法提出四点质疑；其次提出一种从理想型集（ideal-typeset）出发的推理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来展示如何建构一个理想型集模型；最后对理想型集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一些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四点质疑

在长期的研究中，笔者对从经验材料归纳出发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四点疑问。必须强调，这些疑问并不是要否定甚至是撼动归纳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只是想指出它的不足和需要补充之处。此外，我的这些疑问也并不是新观点，因为许多哲学家（比如英国的休谟和中国的王阳明）都已经多多少少提出了此类观点。只是作为一篇相关文章，这些观点需要以不同方式再次得到强调。

第一，在社会学研究中，对经验事实的捕获和理论的建立都不可能离开“前提”。我举例来说明。我在麦吉尔大学上质性调查课时试图采用扎根理论观察加拿大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是在写田野笔记时我发觉在我数次观察中所“涌现出来”的议题，其实都没能脱离我的人生体验，特别是我在国内急诊室的体验。仅举一例：我在急诊室坐着观察了近两个小时，但任何能提起我兴趣的议题都没浮现。此时有人走了进来，发出比较大的痛苦的声音，看上去是手受了比较严重的伤。但护士不但没有因为他的痛苦而马上给他医治，反而呵斥他不要打扰其他病人，否则就会请他出去，该病人慢慢就安静了。此后不久又有一位病人走了进来，他坐下一会儿一位护士就走了过去，两人嘀咕了几句，护士就赶紧去叫人，一分钟不到就有几位医生和护士推着病床急跑了出来，当场给他吊了针，并马上把他推进了病房，前后也就不到10分钟。这“涌现”出来的议题让我很感兴趣，因此就在田野笔记中做了分析。但是我很快就想到：除我之外，急诊室中的其他人连头都没抬，似乎就我一个人对前后两个病人的行为和受到的不同对待产生了兴趣，而我的兴趣却是基于我在国内急诊室的体验：在当时中国的急诊室，喊叫得厉害的人往往会较早地得到医治。此后我又尝试按照扎根理论提出的方法对加拿大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结果从来没有例外：能引起我注意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因为这现象违背或者迎合了我大脑中已有的某种框架或者观念，即“前提”。

第二，与自然科学不同，绝大多数通过经验归纳而获得的社会科学结论都不能真正证明某个理论。原因很简单：自然科学往往能对各种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或者结果解读的条件进行非常有效的控制，因此实验结果能很好地验证或者否定某个理论假说。但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方法都达不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各种外在条件的控制水准（即便是最好的统计控制，也达不到自然科学的控制水准），因此研究的结果只能证明某种相关性的存在，并对这相关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机制进行一些猜测，但不能完全锚定某个相关背后就有某种机制性原因存在。

第三，在社会科学中，微观层面的经验事实有时并不见得比宏观判断更为可靠。比如为了提高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美国大量学者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分析各种教育手段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结果都属于经验事实，但是美国一些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主要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黑人集中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教师，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又不愿出钱解决这一困境。相似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第四，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虽然在微观层面非常接近事实，但却不能保证该结论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场景下仍有意义。比如，历史学家彼得·濮德培（Peter C. Perdue）基于大量事实指出，在征战准噶尔的许多年间，清军打得非常艰辛，或者说准噶尔政权的垮台并不必然（Perdue，2005）。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常犯的“见小不见大”，让经验事实蒙蔽了眼睛的错误。其实，濮德培的结论一旦放在更大的社会场景下考察就会失去意义，主要原因有二。（1）前现代草原游牧地区最稳定的政体是部落联盟，而游牧帝国必须要靠克里斯马领袖的把持才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并且克里斯马光环也主要依靠带着大家持续打胜仗进行成功的掠夺才能维持。在这种结构性条件下，清军输输赢赢，只要与准噶尔打个平手其实就已经赢了，因为准噶尔最高统治者在此情况下很难维持其克里斯马的地位。在具体的历史中，准噶尔政权正是因为与清军形成了持续的均势，其政权长期不稳定，并最终垮台。（2）蒙古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刺激了欧亚大陆包括奥斯曼、俄罗斯和明清等多个巨型农业帝国的反扑式兴起，草原游牧者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整个欧亚大陆遭到了极大的挤压。对于准噶尔来说，因为它的“后路”被俄罗斯无意中堵住了，它必须在清军尚能够得着的新疆地区与清军展开决战。其实，在准噶尔称雄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政体在与农耕政体的竞争中都在逐渐走向衰退，准噶尔的称雄可以说是游牧政体在与农业政体的两千多年的争斗中的绝唱（Zhao，2015）。

二、理想型集和基于理想型集的演绎

要知道理想型推理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我们首先要了解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人类创造各种概念意图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做出区分，但是我们知道几乎任何概念都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带有偏差的捕捉。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问题给我们认知带来的困境比较有限，具体说就是自然科学中大多数概念都有较强的本体性，即概念所对应的都是外延和内涵较为确定的实体性的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被证伪的。例如，物种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类外形和基因组成的极其相近的生物群体。而检验两个个体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的传统方法就是不但两个个体在自然状态下能进行交配，而且它们产生的子代也能与同物种个体正常交配并产生子代。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变迁规律。而人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一个既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目的十分驳杂的动物（Zhao，2015）。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社会行动者、组织或制度（比如国家、阶级，封建制度、官僚制或民主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都会因为人类行为和目的的驳杂性而采取多种形式。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概念所试图捕获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总是高度异质多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中总有诸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福利社会多样性、民主制度多样性等等提法），或者说运用源自特定时间/地点的概念来描述在不同时间/地点看似相似的事件总是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正是为了缓解这一困境，韦伯提出了理想型。对于韦伯来说，理想型就是一种通过思维来建构的不现实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乌托邦”。它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精确且完全抽象的不存在之物，以便通过它来感知一种模糊、易变和难以捉摸的具体的现实”（Weber，1949：89-90；1968：20-22）。

韦伯50多岁突然去世，而他最主要的著作都是在生前最后几年写成的。他提出了理想型，但却没有系统地阐述过理想型在经验层面究竟应当怎么用，因此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发挥余地。目前，理想型在社会科学中的用法不少，但比较有价值的只有三种。本文所介绍的主要是第三种用法，或者说是笔者长期以来试图发展的“理想型集推理”方法。笔者认为，相比于其他两种方法，该方法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韦伯提出，但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理想型方法的潜力，更能加强演绎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更能反映德国理想主义哲学传统对韦伯的影响，同时也补上了理想型方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仍需要对理想型的前两种用法做扼要介绍。

第一种用法可以被称为经典理论理想型化方法。我举例说明。以下是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阶级性质的比较经典的理解：工人阶级是不拥有生产资料，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报酬的一个群体，并且该群体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生存状态、利益和认同感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当今的学术界，很少有学者仍然会以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工人阶级，但这并不等于这一经典理解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大量研究工人运动的学者都是把以上对工人阶级的理解看作是理想型，然后把各个国家工人阶级认同的具体状况与这一理想型进行比较，从而来理解各个国家工人政治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Katznelson，1985； Katznelson & Zolberg，1986；Mann，1993；Marks，1989; Thompson，1968）。在社会学中，把对于某个社会现象（比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绝对国家……）的经典论述看作是理想型，然后对其在不同时空下的差异性呈现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提出更为贴切的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种用法可被称为社会科学概念理想型化方法。关于这个方法，高滋有过专门讨论（Goertz，2006），而我只想通过福利国家概念理想型化的例子略加说明。福利国家是一种承诺以失业保障和退休金、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公共住房等形式保护公民的福祉，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福祉的国家体制。以上对福利国家的定义共有四个维度。如果我们把每个维度都看作取值从0到1的连续变量，0表示某个国家在某个方面没有提供任何福利，而1则表示某个国家在某个方面提供了百分之百的福利（比如提供在任何学习阶段的全民免费教育）。当每个维度的值都设置为1时，该定义就构成了一个理想型。在以上对福利国家定义的理解下，社会学中常用的灰区（grey zone）概念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灰区所描述的就是该定义下有一个到数个维度的取值都在0和1之间，因此与理想型定义形成了差距。在此定义下，每个维度都有它的因果效应，或者说会产生与各个维度相关的大量的机制性因果关系。比如，以上关于福利国家的定义中各个维度的取值越大，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会越安定，政治在一定范围内也会越稳定，但是同时懒人会增加，各种体育、旅游、娱乐等等活动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会增加，税收会增高，个体奋发精神会减退，有能力和更大欲望的人可能就会倾向于移民去那些税收较低的国家。最后，某个具体国家每个维度取值不仅可以被解释，而且可以被理论化。安德森对欧洲福利国家三种主要形态的分析，就可以看作是对不同福利国家在各个维度上取值不同的一种理论性解释（Esping-Anderson，1990）。

第三种方法就是我提出的理想型集演绎方法。这也是本文的重点，需要拿出来单独加以讨论。本文对韦伯的理想型方法最大的修改之处就是把理想型扩展为理想型空间，或者说“理想型集”，即每个理想型维度相互独立，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某类社会学议题所有可能性的“空间”。我提出空间化的理想型集的设想受到了笛卡尔坐标法的影响。笛卡尔之后，包括孔德在内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家都试图应用笛卡尔坐标法把社会关系转述为空间关系。但是这些应用大多有同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对自己所提出的“空间”做三个方面的纯化处理，从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可解析性：（1）每个维度所代表的是就某个议题来说内容高度单一的理想型社会关系或概念（而不是一个内在性质驳杂的社会关系或概念），因此能演绎出关系非常明确的机制性因果关系。（2）各个维度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的正交关系，或者说某个维度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不会给其他维度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带来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合格的理想型集是一个n维欧几里德空间。（3）提出的空间必须具有完备性，即任何新添加的维度都只会是原有维度的线性组合，或者说新维度添加后就会使得原有空间各个维度之间失去正交性。以上表述的是一个优质的理想型集所必须有的三个性质。这样的表述不免抽象，笔者在后文中讲解理想型集的建立方法、理想型集演绎的具体例子，以及理想型集的基本特征时，还会从不同角度对这三个性质做更为具体的阐述。最后想点明的是，如果一种研究方法能站得住脚，该方法一般在系统地提出前就会有人在无意间成功地用过。这就是说，好的思想和方法往往都具有很强的互相预期性（mutually anticipated），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理想型集方法也不例外。我们先来看看以下两个例子。

一是利维的国家税收理想类集模型。利维的名著《税收与统治》（Of Rule and Revenue）的理论基础就是一个关于税收的理想型集模型（Levi，1988）。该著作的假设是国家是一个有着很强的追求税收最大化倾向的行动者，但是国家的这一倾向却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见图1）：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ast）和权力的折旧率（discounting rate）。显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国家面对社会的议价能力越强，其税收能力就会越强；交易成本越大，其税收意愿就越小；权力折旧率越小，政治就越稳定，政府也就越有意愿采取养鸡取蛋式的适度的税收政策。

可以看出，议价能力、交易成本和权力的折旧率都是内涵明晰的概念，因此通过简单演绎就能得出以上三个非常明确的机制性因果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三个机制基础上的其他机制性关系。此外，这三个因素虽然在具体场景下会有各种交互作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定义为正交。除此之外，笔者也想不出国家税收的制约因素还有哪些。有人会说，国家的税收还会受到国家能力的制约，或者说能力越强的国家，其税收能力也就越强。但是国家能力能同时影响国家的议价能力、交易成本以及权力的折旧率，或者说一旦加入了国家能力这一维度，空间中的各个维度都失去了正交性。因此，利维的理想型集完全符合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优质理想型集所必须有的三个性质。利维著作的其余内容其实就是在这个理论模型指导下对古罗马、18世纪英帝国和澳洲的各种税收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制约因素的讨论。因为其模型所演绎出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同时它又抓住了国家税收行为背后的最为重要的制约性因素，因此这薄薄一本书一出版就成了政治学和国家社会学方面的名著。

二是佩罗关于组织成功要素的分析。佩罗认为，任何组织要确保成功都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充足的资金；（2）模式和目标在相关方面有较大的合法性；（3）具有必备的技能；（4）能很好地协调其成员行动（Perrow，1961）。可以看出，以上四个条件的内涵均比较清晰，因而都能演绎出很明确的机制性因果关系。笼统来讲就是，一个组织的资金越充足，模式和目标在相关方面的合法性越大，越具有必备的技能，越能协调其成员行动，该组织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佩罗的模型有个问题，它需要再加一个维度才具有完备性，该维度就是良好的激励机制。我之所以用佩罗的模型作为一个例子，不仅仅是因为该文在发表了6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是一篇好文章，更是因为我在决定全职来浙大帮助发展社会学之前还专门从以上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我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其结果让我大跌眼镜，那就是我在中国要办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社会学系，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都有很大难度：办系资金奇缺、办系模式不见得能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即合法性）、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的能力和手段都有限（即必备技能），叠床架屋又不尽合理的规则和关系复杂性让我对系内部成员的协调能力明显降低，没有足够经费和其他手段来确立和守住一个以学术质量为主要依据的激励机制。这可能就是人的非理性一面：按照理性人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选择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但如此的诊断反倒激起了我奋力一搏的欲望，因此我决定全职回国。

多年来，笔者非常有意识地把建立理想型集和通过理想型集推导社会机制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方法来应用。在此，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国家合法性理论。笔者认为，国家的统治可以也只能建立在以下三种理想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ideology）、程序（procedure）和绩效（performance）（赵鼎新，2016）。我们可以通过演绎得出如下的社会学机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政治程序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越占据重要地位；绩效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见图2）。这三个机制又会延伸出其他更为特殊（ad-hoc）的机制，从而形塑着不同国家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仅举一例：多年前有不少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民众认可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舆论工作却抓得很紧，而美国政府即使是在执政出了很大问题且民众认可度很低的情况下对舆论的监管也不会很严。如果从国家合法性理论角度来看的话，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绩效，因此绩效一出问题马上就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但是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和程序，因此绩效出现问题并不会马上撼动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文化与社会行动关系理论。笔者认为，文化能也只能通过以下三种理想型的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箱、作为行为方式的脚本（script）和作为习以为常的呈现（Zhao，2010）。这一理论模型伴随如下三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机制性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1）当文化是个体决策的工具箱时，个体行为的依据就是某个文化元素对其目的的有效性，或者说个体决策的逻辑基础是工具理性。（2）当文化作为个体行为方式的脚本时，个体就会努力让自己的行动符合某种文化脚本，或者说决定个体决策的逻辑基础不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3）当文化作为个体习以为常甚至是无意识的表达时，本能而不是理性决策就成了个体行为的基础。这三个机制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会得到不同的表达，从而延展出各种新的更具特殊性的社会机制。比如，就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展现形式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机制出发演绎出大量的机制性关系。以下仅是五个较为显见的例子：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1）组织在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运动参与者就越有可能把可供其选择的文化剧目作为一个策略工具箱，从中选择他们所认为的最佳策略。（2）社会运动组织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越少，运动参与者就越有可能采用紧贴传统文化脚本的言论和行动。（3）当非组织性的自发活动在一个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文化往往会以习惯和本能的方式通过运动参加者的行为得到表达。（4）一个社会运动的自发性越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对该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会越大。（5）在动荡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参加者更可能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文化元素，甚至激发出新的文化元素；而在稳定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参加者则会更倾向于遵循常规的文化剧本。笔者对这些机制性原理产生的原因有过专门的分析（Zhao，2010），在此不做进一步展开。

第三，历史变迁理论。在笔者提出的各种理想型集模型中，最为复杂的当属我在曼恩（Mann，1986,1993）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历史变迁理论（Zhao，2015），因此想略微多加笔墨来加以阐述。笔者提出的历史变迁理论是基于一个具有四个维度的理想型集假设：人是具有政治性、地域/军事性、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动物。因为这四个层面的资源都会成为稀缺甚至高度稀缺资源，人类势必会在这四个理想型面向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这些竞争和冲突就构成了社会权力的源泉。同时，在历史的进程中，竞争的胜出者又会将对其有利的社会结构和规则进行制度化，而竞争和制度化的交互则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动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很少能在现实世界中见到与理想型的政治、军事、经济或意识形态竞争相类似的事例，因此必须通过想象来创造出理想型场景（ideal-type scenarios），以达成理论构建之目的。比如，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需要被理解成一场发生在两群互不相识者之间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哪怕辩论双方只是知晓了彼此的身份，这就已经不是一场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了。因为如果一方的成员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大的权力，这种地位和权力就可能会对另一方的成员造成压力，从而使得他们屈从。在我的理论中，理想型的经济竞争需要被想象成一群商人只能以生产出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商品作为手段来展开的商业竞争。如果某人通过暴力胁迫顾客来买自己的东西，这种竞争就不再是理想型经济竞争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位顾客决策的基础不再是商品本身的用途和质量，而是带有政治和军事权力色彩的恐吓。依此类推，我们也应该能想象理想型的军事竞争和政治竞争应该是什么样的。可以看出，人类的政治性、地域/军事性、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经过理想型化定义后内涵可以非常单一，因此可以演绎出一系列明晰的机制性因果关系。此外，这四个因素虽然在具体场景下能产生无数的交互可能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定义为正交。最后，我也想不出人类除了具有这四个本性外还有什么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本性，我们的模型因此具有完备性。这就是说，笔者的历史变迁理想型集符合优质理想型集的三个性质。

经过理想型集化处理后的模型的每一个维度都会生成大量的对历史变迁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学机制。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只能选择七个与理想型的经济和军事竞争直接相关的社会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历史变迁动力学意义来扼要阐述。

（1）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机制性的共同点。第一，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竞争都有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第二，要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取得优势，竞争的各方都要试图组织得比对手好，生产的产品数量比对手多，质量比对手高，成本比对手低。

（2）如果说以上两点能成立，我们就能得出以下四个对人类历史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推论：第一，经济和军事竞争因为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因此会促进工具理性精神在一个社会的发展。第二，这两类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重要，工具理性思维在那个社会中就越会占据主导性。第三，历史是积累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的和有方向的（或者说，当前西方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是有误的）。第四，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以及竞争的迭代长度。迭代长度指的是竞争各方在一轮竞争输赢分明后，进入一轮又一轮竞争的能力。迭代越长，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Zhao，2015)，以及欧洲第二个千禧年以来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或者说超长的迭代性）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

（3）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历史因果机制上有着两个根本性的区别。第一，做生意盈利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个属于私域范围的小团体，因此经济竞争促进的是一种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增长。第二，战争总是声称为了某个集体（宗族、部落、公司、国家……）的“利益”，因此军事竞争促进的是一种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增长。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上促进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在人类历史上促进的则是官僚制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

（4）经济和军事竞争对社会权力在一个社会中的分布有着相反的影响。经济权力不具有强制性，并且经济权力是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力量（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一家甚至数家公司很难完全垄断大大小小性质各异的商机；即使是消费者也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一个经济竞争占据主导的地方，社会权力就会弥散到由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社会当中。相比之下，军事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并且一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在一个军事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社会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国家成了领导军事竞争的主要行动者，那么国家的统治者就会对社会权力形成越来越大的垄断。因此，军事竞争往往会促进国家力量的增强以及国家对于社会的主宰（Tilly 1992）。

（5）当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它们的重要性也会反映在社会思潮上。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黑格尔的线性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是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这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极大地激发了西方社会的生产能力，让西方处在世界的前沿，这给了西方从左到右的知识分子在今天来看难以想象的自信，让那个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误以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

（6）随着经济与军事竞争不断升级，社会行动者的组织、生产与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都会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发展会产生大量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发展相关的可预期的以及不可预期的后果，其中包括：服务于政治控制与信息传播的技术不断发展，政治与意识形态行动者可获得的资源不断增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制度日趋复杂精致，经济与军事竞争中的工具理性逻辑向着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扩散。

（7）不同的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追求肯定不会相同，但是几乎每个群体或个人都会渴望在经济上获益。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因此是大多数个人或者群体都会参与甚至积极参与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与经济竞争相伴所产生的社会力量通常更悄无声息同时也更有效地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城市化水平、分层与流动、教育与技术发展以及民众的行为动机与文化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济和军事竞争能促进线性的积累性发展，但是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这是因为除了经济和军事竞争外，人类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展开竞争。这两类竞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机制性性质，并且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因为篇幅关系，笔者不在此进一步展开。

理想型集演绎在逻辑上可类比于生物学中的控制实验。二者的区别在于：生物学是通过设计不同的控制实验来归纳出各种生物学机制，而理想型集演绎则是通过设计不同理想型场景来推导出各种社会机制。因此，一旦我们知道了历史变迁四维空间理论中每个维度的因果效力，同时找到某个国家（或文明）在给定时空下的社会权力配置在四维空间中的位点，我们就能确定在这个时空下主导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与之相伴的重要社会行动者的特性。而由此所得出的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重要社会行动者的特性和各种因果关系机制就能用来解释和解读我们所关心的各种经验现象。问题是，在确定给定时空下的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即四维空间中的位点）时，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标准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方法。笔者在长期研究中所依据的是如下准则：一个更为合理的对于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的定位一定能对更广泛的历史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Zhao，2015：24-25）。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儒法国家》和《合法性的政治》等主要专著中都提出了多个研究问题，并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解释（Zhao，2001，2015；赵鼎新，2018b）。也正是通过这一方法，笔者在《儒法国家》中提出了持续数百年的军事竞争不仅仅主导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发展，并且越趋激烈的军事竞争还发生在一个经济行动者力量非常薄弱的历史场景下。这一局面导致了国家力量和支持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在先秦社会不断增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乃至最后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促进了秦国一统天下。但是在汉武帝之后，中国则发展出了一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逐渐合而为一，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动者逐渐被边缘化的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而与军事和经济竞争相关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机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则随之减弱，由此形成的儒法国家模式则形塑了帝制中国历史的各种基本形态和发展规律（Zhao，2015）。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所采用的是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现象的广度。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从推理出发的理论建构与从归纳出发的经验研究达成了统一。

三、理想型集的基本特征

笔者通过五个例子（特别是最后一个例子）讲述了理想型集的建构方法，一个优质的理想集模型应该满足的三个条件，如何从理想型化后的各个维度出发来推导属于该维度的因果关系机制，以及通过这一方法所获得的理论模型在经验层面的应用。理想型集演绎是一种新的方法，为了让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一方法，笔者准备就关乎理想型集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四个议题做些阐述：（1）不构成理想型集的社会学分类系统；（2）看上去非常像，但却不是理想型集的社会学分类系统；（3）理想型集演绎和单点出发的演绎之间的区别；（4）理想型集模型在解释学中的地位。

（1）不构成理想型集的社会学分类系统。社会学的分类系统多如牛毛，但并不是所有的分类系统都有改造成为理想型集的可能。我在此仅举两例。比如我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指出，结构、变化和话语是考察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三个最为关键的切入点（赵鼎新，2006）。这个理论把社会运动的产生原因分为三大类，因此是一个分类系统。但是该理论的目的就是想指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三个要素性条件，使得社会运动的研究者有更明确的看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把这三个要素纯化为理想型不是我的目的，同时也比较困难。

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中对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的一种泛泛的处理方法,斯诺等人把戈夫曼的框架调整（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Snow et al.，1986）。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理念和社会改造主张并不是他们想动员的大众或者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因此,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对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斯诺等人把这一过程称为框架调整，并且提出了框架调整有以下四种类型：①框架搭桥（frame bridge），即对一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相近但原来各种不搭界的意识形态继续整合；②框架放大（frame amplification），即通过强调甚至夸大一些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等手段来进行动员；Ⓒ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即对原有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进行改造,以动员那些原来对运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有所保留的人士加入；④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即修正甚至是抛弃原有的难以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以获取更大的支持。斯诺等人所提出的也是一个分类体系，但并不是一个理想型集，这是因为即使把这四个策略都做了理想型化处理，我们也很难通过演绎来得出各个策略所对应的不同的社会机制，它因此仅仅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性策略的分类。

（2）看上去相似，但却不是理想型集的社会学分类系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抗议谈判（protest bargaining）、恩庇侍从(patron clientelism)和法律-官僚吸纳（legal absorption）是中国避免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三个微观基础这一观点（Lee & Zhang，2013）（见图3）。这是一篇对理解2013年前的中国来说很有价值的文章，但文中所提出的分类系统并不是一个理想型集，因为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都会产生指向不同方向的社会机制。比如，文章中的“抗议谈判”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会闹的孩子多吃奶”。的确，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群体性事件。但这里有个度，如果真的是闹得越厉害就得到越多的话，到了一定程度国家经济肯定会承受不了，民众的要价不能兑现的局面必然会出现，这反过来也会引发民众的失望和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化。又比如，恩庇侍从关系也的确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消解作用，因为它会诱导人们通过个体性的特殊关系，而不是群体性的抗争来争取利益。但这里也有个度，那就是恩庇侍从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使得任何形式的公平竞争都变得不可能，法律法规失去严肃性，大多数被排除在恩庇侍从关系之外的人会产生严重不满，从而促发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化和政治化。一般来说，只要是一对社会关系呈现了以上所讲的这种下降后又上升（或者上升后又下降）的“曲线”形状，这就说明它背后不但有多个机制在起作用，而且这些机制还作用于不同的方向。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理想型集的性质，我们再来看一个与《美国社会学杂志》那篇文章中的理论模型在性质上有较大相似度的理论模型，通过比较来说清楚为什么后者是一个理想型集，而前者不是。这个模型就是古德文和斯考契波提出的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Goodwin & Skocpol，1989）。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理论也有三个维度，它们分别是国家的官僚化程度(bureaucratization)、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inclusion)、社会渗透力（penetration）（见图3）。这个模型是一个理想型集，因为它有如下性质，即我们从每个维度出发都能演绎关系明确且方向一致的机制性关系：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越高，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对社会的渗透能力越强，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向社会的渗透能力都很强，那么这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就小之又小。

但是，古德文和斯考契波提出的理想型集有个问题，那就是该模型并不完备。例如，苏联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以及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其实都非常强，但是革命却在苏联发生了。回到理论上来讲就是，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模型漏掉了另外一个对政治稳定具有关键意义的维度——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苏联解体的背后有许多具体原因，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合法性基础不再牢固，以至于政治精英对自己的统治失去了信心。

（3）理想型集演绎和单点出发的演绎之间的区别。理想主义哲学、分析哲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从演绎出发的理论建构。比如，哲学家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就是从“无知之幕”假设出发的推断(Raw⁃ls，1971)，而经济学家奥尔森关于税收和国家社会关系演化规律的理论则是从国家是“流寇”这一假设出发的演绎（Olson，1993，2000）。鉴于此，也许有人可能会觉得本文提出的从理想型集出发的演绎其实并无新意。至少，有人会问理想型集演绎与以上这些传统演绎方法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想强调的是，传统的从演绎出发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单一因素和相应假设出发的演绎，因此这些演绎模型的结果都具有前定的确定性。当我们用这种具有前定结果的演绎模型来分析高度复杂多变的经验现象，其效果自然不佳，并且也很难为绝大多数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所接受。而如果我们把这种结果前定的模型当作事实并且拔高为主导意识形态时，其社会后果也肯定是灾难性的。一般来说，这种从单一因素/假设出发的理论模型的学术意义仅止于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学术意义上的片面深刻。而对于从理想型集出发所得出的演绎来说，虽然每一个维度上所推导出来的结果都有前定性，这些前定的结果之间却能形成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组合，从而指向不同的历史后果。这种非目的论（non-teleological）的理论模型与当代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较为接近。

（4）理想型集模型的解释学地位。对于科学哲学家来说，关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范式有三大类型（Hempel，1965）。一是法则（law），即一种具有高度普适性，并且能用来做精确预测的理论（比如牛顿定律对于经典物理学来说就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二是机制（mechanism），即一种在各种苛刻条件下才能完全成立的理论（比如价格规律只有在人完全理性、信息充分通畅、交易没有成本等假设条件下才能完全成立，而这些条件中的每一条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全满足）；三是覆盖法则（covering law），即一种具有高度普适性，但只能用来做方向性预测的理论（比如进化论对于解释生物现象来说具有高度普适性，但它只能保证任何其他生物学机制都不会违反进化论原则，但不能对生物行为和体内运作机制做精确预测。换言之，进化论就像是一把大伞，把所有的生物学机制全都覆盖了，每个机制可以互不隶属，但是它们都符合进化论原则）。基于以上的理解，理想型集模型的解释学地位相当于覆盖法则。

笔者强调覆盖法则解释在社会学中具有一定重要性，但是这一观点其实并不为绝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所认可。对于绝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核心应该是机制解释，而各种意在解释甚至是预测社会现象的覆盖法则理论不但天真，并且当这些理论在社会上获得主导后，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笔者并不反对以上观点，但想进而指出，当各种带有覆盖法则性质的社会学理论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社会学家心中关于科学的模板往往是生物学。他们的理想是找到能在社会学中获得像进化论在生物学中的地位一样的、能覆盖任何社会现象的覆盖法则（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历史唯物主义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

笔者所理解的覆盖法则具有多元性、区域性和非零和性三个特征。多元性说的是社会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而不是单一的覆盖法则。区域性指的是社会学中的各种覆盖法则都只会在限定的领域范围才有意义（比如，利维的理论显然只能用来分析国家的税收行为，而我的合法性理论的应用范围也止于分析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国家-社会关系）。非零和性说的是基于理想型集演绎的分析方法仅是众多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之一，并且理想型集演绎也不见得总是最优方法。

既然社会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覆盖法则，不同覆盖法则对于社会学研究的相对重要性是否有区别？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但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要符合本文提到的优质理想型集的三个判断准则，不同的理想型集之间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因为它们在自己所对应的问题域中都很重要。但是虽然如此，它们所要解释的问题的重要性却肯定不同。比如，笔者通过理想型集方法推出的宏观历史变迁理论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肯定要比佩罗关于组织成功要素的理论更为重要些。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笔者的宏观历史变迁理论即使在解释历史变迁方面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如果有人只想解释一些短期和微观层面的历史变迁，他就会发觉用笔者的理论就像是在用大炮打麻雀，并不见得顺手。所以说，理想型集演绎是一个应该受到重视的社会学方法，但它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占有垄断地位的方法。

四、总结

本文提出了理想型集演绎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展示了它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多种应用。就笔者来看，理想型集方法的应用至少可以涵盖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理想型集出发所演绎出的各种社会机制本身就很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机制都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也是因为其能使我们看清楚什么是一个给定问题域（比如国家税收行为）中最具根本性的限制或促进因素。其次，理想型集演绎还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因此可以用来展开各种具有一定预测性的前景可能性分析（scenario analysis），从而给经验研究和组织决策以指导。最后，我们还能在理想型集演绎模型的基础之上，在经验层面确定给定时空下的主导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与之相伴的重要社会行动者的特性，以及能对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的各种因果关系机制，并且用它们来解释和解读有关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总之，理想型集演绎方法有四个优点：它弥补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弱点；连接了微观社会机制、宏观社会结构和行动者逻辑；为笛卡尔坐标法在社会学中找到了一种具有一定解析性的应用方法；给出了一个能针对复杂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解读工具。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