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市场转型是否导致中国社会中政治（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降低、人力资本回报提升以及性别不平等程度缩小，以往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甚至互相矛盾。本文基于1990年至2018年发表的有关市场转型实证研究的91篇英文文献的回归结果，对相关效应值进行Meta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市场转型并没有使得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资本回报减少，其效应值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还会增强；人力资本的回报也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展显著增强；市场转型也没有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影响研究结论的主要因素是变量测量、调查区域和研究质量等。上述结论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是稳健可靠的。本文在讨论部分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

关键词：市场转型；政治资本；人力资本；Meta分析

作者简介：唐斌斌、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1978年以来中国40余年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历程，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被称为市场转型，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激烈的理论争论。有关中国市场转型的学术讨论规模较大，发表论文数以百计，持续时间近30年，影响深远。概而言之，这场讨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有二：其一，这是中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界对社会分层的一场重要辩论。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会不会在市场制度下变得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会不会变得跟西方社会一样，是同化还是保持分化？这是社会发展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改革进程也非常重要。其二，在学术史上，这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在此之前，中国问题很少受到国际顶级期刊论文的关注。这场讨论开始之后，国际社会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中国（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2002：2）。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思考的开始。

市场转型理论的研究集中于以下论题：市场转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机会结构，促进了社会（阶级、阶层、职业与性别等）平等或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政治（权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用是提升、下降还是基本保持不变，等等。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且不同区域之间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人群分类复杂并时有变化，再加上社会处于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不同地点、不同时点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也属正常，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社会公众乃至一般研究者而言，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还是令人困惑的，至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结论呢？

大体而言，有关市场转型实证研究的不同结论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研究结论彼此矛盾。比如，有的研究说政治资本的效用下降，但另一些研究的结论则恰恰相反。其二，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有差别。如对人力资本效用大小的看法不同。

因此，本文提出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在市场转型理论互相矛盾或有差别的研究结论中，何种结论是稳健可信的？有哪些基本因素导致了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

以上问题是本文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市场转型理论讨论所发表的论文是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节点，涉及测量、数据和模型的准确性及结论的可靠性等诸多问题。而这一点过往几乎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虽然此前也有对这场争论的反思，比如周雪光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框架存在解释逻辑不清、经验预测不确定、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和操作化难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问题，以致这场理论辩论产生的更多的是争

议而非共识（Zhou，2000a）。但这种反思只是定性地讨论一些少量的重要文章，在文献综述的方法上有所欠缺。本文使用的Meta分析（Meta-analysis①）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它能将同一议题下不同情境甚至结论相反的定量研究整合到同一框架下，并做出综合判断。通过全面搜索相关文献并使用Meta分析，本文力图确定市场转型理论所得结论的可靠性，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较为牢固和扎实的出发点。

一、理论及其争论

市场转型理论最初是倪志伟研究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如何变化的产物，其实证资料来自福建厦门郊区的农村调查，理论根源为波兰尼的再分配经济和泽林尼的精英循环理念。市场转型理论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资源分配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政治为导向的体系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体系，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积极参与市场活动的“直接生产者”，并削弱了“再分配者”的特权（Nee，1989）。据此，倪志伟提出了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简要而言，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回报会下降，人力资本回报和创业资本会增加，性别收入差距缩小（Nee，1989，1991，1996；Nee&Matthews，1996；Matthews&Nee，2000；Cao&Nee，2000）。

市场转型理论引发了关于市场转型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长期辩论（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2002；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许多学者通过对中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不同时期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有效性，有些实证研究支持了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假设，有些实证研究则提出了质疑。本文将这些主要的结论梳理为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政治资本中的转化论和维继论、人力资本中的无效论和不确定论，以及性别收入差距中的恶化论和不变论都是不支持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就如何解释这些有矛盾、争议的发现，一些研究者做了分析和总结。

就政治资本回报来说，转化论认为，每个人拥有的政治资本可以被看作不同组合形式的“股票”，当个体面对社会变革时会试图将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产或者教育投入，以抵抗市场冲击；维继论认为，这是精英再生产的过程，党员或者干部由于具备某些特质，比如服从纪律、上进等，这让他们在物质竞争中具有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在企业或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获得高薪（Verhoevenetal.，2008）。

就人力资本回报来说，无效论认为，不应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同质体，如果考虑到地区、行业、制度设置等差异因素，人力资本回报可能并没有增加；不确定论认为，人力资本不只包含教育，还有经验、能力等，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如何测量人力资本，有些人力资本提高了收入回报，有些则没有提高收入回报（Keister&Borelli，2012）。

就性别收入差距而言，恶化论认为，经济改革导致企业对利润、生产效率的重视远超社会正义，企业雇主对女性的歧视有所增加，加上市场化造成的职业性别隔离和家庭工作冲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更加不利，性别收入差距反而扩大（Wu，2019）；不变论认为，性别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制度、劳动力配置和职业歧视造成的，市场并不会直接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连续变化（Shu&Bian，2003）。

国内学者也积极参与到这场重要的学术讨论中来。他们结合中国实际，不仅对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进行了介绍和分析（郝大海，1999；李路路，2002a；孙立平，2002；刘欣，2003；陈那波，2006），还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相关命题（李路路，2002b，2003；刘欣，2005；郝大海、王卫东，2009；郑辉、李路路，2009；李路路等，2016）。重要的理论观点有：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预设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相互排斥的二元关系，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刘欣，2003）；中国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分层结构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从以权力、声望为基础的单一政治分层结构转向包含权力、收入、声望和教育等分层维度的多元分层结构，但权力结构的影响依然很重要（郝大海，1999；李路路，2002b）；中国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既包含“循环”又包含“再生”，表现出“双重再生产”的特征（李路路，2002b，2003；郑辉、李路路，2009）；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资本回报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转化或维继来实现，而是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刘欣，2005）。

总之，这些实证研究既没有完全支持也没有完全否定市场转型理论假设，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如何科学地看待以及能否解决这些争议。一些学者尝试从理论框架着手分析争议的来源。比如，吴晓刚认为，争议的根源在于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在市场与国家对立的框架下得出来的，而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演变创造了不断变化的机会结构，这导致探究市场转型中谁输谁赢等问题变得复杂（Wu，2019）。卡斯特和博雷利认为，其实这些争议是新制度主义和国家社团主义假设引发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市场决定了变革的轨迹，转型最终将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社团主义者则强调国家的持续重要性，转型只是创造了更适合具体情况的组织经济活动新形式，而不是变为资本主义（Keister&Borelli，2012）。可惜，这些观点并不能明确告知我们哪些结论是可接受的，哪些结论则可能有问题。

倪志伟和曹洋试图确认哪些结论是可靠的，他们采用Meta分析总结了2002年以前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认为市场转型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Nee&Cao，2002）。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Meta分析应是一种系统的定量分析方法，然而他们的方法类似于投票计数方法，采用的是一种定性的解释，这会导致得出有缺陷的结论。

范霍文等人使用Meta分析技术对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综合的定量检验（Verhoevenetal.，2005）。他们通过对64篇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编码，分别从市场权力、市场激励和市场机会三个方面检验市场化过程与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资本仍然很重要，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没有明显增加，性别收入差距反而在扩大。该研究为解决市场转型理论的诸多争议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然而，他们的研究仍然存在局限：首先，研究方法上，没有报告Meta分析的异质性和发表偏倚检验，这会导致读者无法判断纳入分析的文献是否恰当，以致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存疑；其次，他们分析的文献主要是1960年至2000年期间的研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其结论是否可靠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因此，本文在范霍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纳入了最新的市场转型文献，采用更为规范的Meta分析方法检验市场转型命题，并讨论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试图确定这些有争议的结论哪些是可靠的，以及哪些因素导致了结论的不一致性。

二、方法、数据与编码

（一）Meta分析方法

Meta分析“是为了整合研究发现，对多个研究的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它“从一系列相关研究中得出普遍性结论”（Harris，2017：772）。效应值是Meta分析中最重要的计量参数（Glass，1976），表示“总体中某一现象存在的程度”（Harris，2017：775）。本文借鉴瓦格纳等人（Wagner，2003）和范霍文等人（Verhoeven，2005）的做法，使用回归系数（β）作为Meta分析的效应值。

（二）文献收集与数据提取

笔者利用webof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谷歌学术、谷歌图书数据库，检索“markettransition”“markettransformation”“transitionperiod”等关键词，尽可能广泛收集包括期刊论文、书籍文章、学术报告、会议论文和工作论文等在内的文献①。这些文献发表于1990年至2018年，通过阅读文献标题、摘要和全文逐步剔除不相关的、重复的、非实证的文章，以及不符合入选标准的实证类文章，最终获得调查地点包括中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调查时间横跨1960年至2010年的91篇文献②。这些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1）必须是有关政治资本、人力资本、性别与收入回报关系的定量研究；（2）因变量必须是收入对数③；（3）文献必须报告两者关系可统计或转换的效应值。确定要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之后，接下来就对文献中报告或转换后的效应值、调查国家、调查时间、调查对象、调查范围、研究质量（抽样类型、数据年份、样本量和回归模型）等信息进行提取。

（三）变量编码

提取信息之后进行变量编码。在有关政治资本回报的文献中，一些文献报告的是非干部党员的收入回报，另一些文献报告的是干部党员的收入回报。由于拥有权力更有可能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了控制不同政治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构建了政治资本虚拟变量（0=党员，1=干部）。同样，在有关人力资本回报的文献中，有些文献报告的是不同教育类别对收入的影响，有些文献报告的是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评估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效应，本文参照范霍文等人（Verhoeven，2005）的做法，将教育类别转换为教育年限，并构建一个教育转换虚拟变量（0=教育年限，1=教育类别），以控制教育类别回归系数转换后产生的影响。在有关性别收入差距的文献中，本文对报告男性收入的回归系数进行重新编码，使所有的效应值都只代表女性收入系数。

大部分学者认为，市场化可以从空间（Nee，1996；Cohen&Wang，2009）和时间（Nee，1989；Bian&Logan，1996；Hauser&Xie，2005）两个维度来测量。因此，为了检验市场化与收入的关系，本文相应构建了区域和时间两个重要变量。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有显著差异，为了确定效应值大小的变化是否可以归因于区域之间的差异，本文构建了转型国家虚拟变量（0=中东欧国家，1=中国），来探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差异。此外，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引入前后，以及市场发展程度都会导致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本文纳入时间变量，以考察市场转型前后及其转型过程中效应值的大小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市场转型的时间是不同的。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中东欧国家大多数是在1989年或1990年走向市场转型。由于市场不会一建立就马上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借鉴范霍文等人（Verhoeven，2005）的做法，将1980年作为中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时间节点，将1991年作为中东欧国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时间节点。根据调查年份生成了市场转型虚拟变量（0=转型前，1=转型后）①和市场转型年限②连续变量。

当然，调查对象、调查范围和研究质量等测量因素也会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因此，本文构建了三组测量变量控制这些差异。在中国，城市和农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城乡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故纳入调查对象的属性（0=城市居民，1=农村居民，2=城乡居民）③控制其影响。一般来说，大范围调查报告的效应值可能更为准确，故纳入调查范围（0=局部范围，1=全国范围）控制其影响。研究质量的高低也会造成效应值大小的差异，本文将研究质量操作化为四个指标：（1）是否使用随机抽样数据④（0=非随机，1=随机），（2）是否使用多个年份数据（0=单一年份，1=多个年份），（3）是否使用高级模型①（0=常规模型，1=高级模型），（4）纳入回归模型的样本量。选择这四个指标作为研究质量的代理变量，是因为数据抽样的随机性、样本量大小和多年份数据代表了数据质量的高低，使用高级模型代表定量研究者的分析水平，这两个方面可以看作对研究质量的客观衡量。具体样本情况见表2。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性检验

本文利用Stata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首先，根据提取的效应值及其标准误进行整体性检验。整体性检验包括异质性检验和模型结果两部分，通过合并效应值的方法来综合判断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假设的可靠性。常用的异质性检验方法有Q检验法和I2检验法（Har⁃dy&Thompson，1998；张天嵩等，2015：310-311）。

表3报告了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的整体性检验结果。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无论是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还是性别收入差距，其Q值远远大于相对应的自由度，I2值也超过99%，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同一主题的研究结果存在高度异质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说，有关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其报告的效应值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不是由抽样误差造成的，而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值。

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政治资本回报的效应值为0.159，人力资本回报的效应值为0.072，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的绝对值为0.195，且所对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综合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仍然对经济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男性仍然比女性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回报并没有减少，与没有政治资本相比，拥有政治资本会显著提高15.9%的经济回报；人力资本对经济回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经济回报提高7.2%；同时，市场并没有对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发挥重要作用，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经济回报要少19.5%。

Meta分析可以从整体上科学判断市场转型理论假设的准确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由异质性检验可知，各个研究报告的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的效应值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存在一些调节因素影响效应值的强度，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寻找效应值存在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二）Meta回归分析

在Meta分析中，通常把测量因素看作影响效应值变化的调节变量，然后采用亚组分析或Meta回归分析方法对这些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其主要目标是：（1）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2）分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彭俞超、顾雷雷，2014）。这种分析通过回归模型探讨自变量对效应值的影响，明确各个研究之间异质性的来源（张天嵩等，2015：316）。Meta回归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Yi是效应值，Zik是自变量，α是常数项，βk是自变量的系数，ui是残差项，下角标i表示文献中计量估计的序号，上角标k表示自变量的序号。

因此，本文分别将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作为Meta回归分析因变量，时间、空间和测量变量作为自变量。回归模型为四类：第一类模型是没有纳入任何自变量的空模型，即在不考虑研究之间差异情况下估计效应值的大小。第二类模型只控制空间和市场转型前后变量。第三类模型只控制空间和市场转型年限变量，目的是通过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对市场转型假设进行检验。第四类模型是在第三类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测量变量的全模型，用以估计测量变量对效应值大小变化的影响。

表4报告了因变量为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基于129个观测结果，模型1中常数项为正且显著，说明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大小是显著为正的，表明在调查期间，与没有政治资本相比，拥有政治资本在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模型2显示，在调查期间，相对于中东欧国家，中国的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较大；与市场转型前相比，转型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变小，但没有显著差异。模型3进一步显示，从市场转型年限（市场化程度）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政治资本回报显著增加。

在控制测量变量后，模型4表明，中国的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要小于中东欧国家，两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从测量变量来看，不同的研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调查干部收入回报的研究，其效应值显著高于调查党员收入回报的研究；与使用单一年份数据的研究相比，采用多年份数据的效应值显著要小。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仍然对经济回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各个研究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可能是变量测量和研究质量的不同导致的。

表5报告了因变量为人力资本回报效应值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基于189个观测结果，模型5显示，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回报效应值大小是显著为正的，也就是说，教育年限的增加会引起收入的增加。模型6表明，在调查期间，相对于中东欧国家，中国报告的人力资本效应值较大，但没有显著差异；与转型前相比，市场转型后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人力资本效应值较大，但也没有显著差异；模型7进一步表明，从市场转型年限（市场化程度）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人力资本回报得到显著增加。

模型8在控制测量变量后也没有改变以上结果，但不同的研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与采用教育年限的研究相比，采用教育类别的研究报告的效应值显著要大；与调查局部地区的研究相比，调查全国的研究的效应值显著要大。从研究质量来看，那些使用随机、多年份数据，采用高级模型和较大样本量的研究报告的效应值要比使用非随机、单一年份数据，采用常规模型和较小样本量的研究报告的效应值小，但没有显著差异。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仍然对经济回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各个研究之间存在差异很可能是变量测量、调查区域和研究质量的不同导致的。

表6报告了因变量为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的Meta回归分析结果。基于130个观测结果，模型9显示，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在调查期间，性别收入差距是显著的。模型10、模型11显示，在调查期间，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大于中东欧国家，但从市场转型前后以及市场转型年限来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没有明显差异。

控制测量变量后，模型12也没有改变以上结果。但从研究质量来看，与使用单一年份数据的研究相比，使用多年份数据的研究报告的效应值显示，性别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而与使用常规模型的研究相比，使用高级模型的研究报告的效应值表明，性别收入差距有显著缩小的迹象。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性别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扩大，但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各个研究之间存在差异很可能是研究质量的不同导致的。

总之，本文的分析与范霍文等人的研究结果（Verhoeven，2005）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两者的分析都说明了，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回报仍然是显著增加的。不同之处在于，范霍文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增长不明显，性别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是显著增长的，性别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扩大，但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三）发表偏倚性检验

那么，本文通过Meta分析获得的发现是否可信呢？由于Meta分析依赖已经发表的实证文献，可能存在“发表偏倚”的风险（张天嵩等，2015：4）。因此，需要进行发表偏倚检验。目前，评估发表偏倚的检验方法有漏斗图、失安全系数、Egger法、Begg法和Trim法（郑明华，2013：98）。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前三种检验方法从不同的方面评估发表偏倚程度。

图1报告了纳入Meta分析的样本文献的漏斗图。通过图1可以看出，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和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大部分都集中在漏斗图顶部，但少部分效应值分布并不均匀。所以，仅仅通过目测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还不够精准，需要结合其他的检验方法综合判断。

失安全系数和Egger检验都是一种定量测量发表偏倚的方法。表7报告了检验发表偏倚的失安全系数和Egger检验。研究表明，政治资本回报的失安全系数Nfs0.05=2475，Nfs0.01=1161，都大于临界值655；人力资本回报的失安全系数Nfs0.05=4769，Nfs0.01=2267，都大于临界值955；性别收入差距的失安全系数Nfs0.05=1322，大于临界值660，Nfs0.01=590，小于临界值660。说明在0.01和0.05置信水平下，纳入的政治资本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纳入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在0.05置信水平下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同样，根据Egger检验，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对应的截距的P值都大于0.05，且9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纳入的政治资本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或者发表偏倚程度较低。因此，可以认为，本文通过Meta分析获得的结论是可靠的。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发表于1990年至2018年间有关市场转型实证研究的英文文献进行广泛搜索与筛选，使用符合标准的91篇文献做Meta整体性检验与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资本回报并没有减少。与缺乏政治资本的人相比，拥有政治资本的人在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这种优势还会扩大，但相对于中东欧国家，中国的政治资本回报效应值较小。影响不同研究得出的政治资本效应值差异的显著因素是变量测量和研究质量的不同。

（2）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回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教育年限越长，经济回报率越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增加。尽管中国的人力资本效应值相对于中东欧国家较小，但两者没有显著差异。与政治资本类似，影响不同研究得出的人力资本效应值差异的显著因素是变量测量、调查区域和研究质量的不同。

（3）市场转型并没有缩小中国社会的性别收入差距，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经济回报率要低。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大于中东欧国家，但市场转型进程并没有导致两者之间性别收入差距效应值的显著差异。研究质量等测量变量对不同研究效应值的差异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4）使用漏斗图、失安全系数、Egger法进行分析与检验表明，上述结论不存在发表偏倚问题，是稳健可靠的。

（5）上述结论不支持表1所归纳的市场转型理论中关于政治资本的“贬值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无效论”和“不确定论”、关于性别收入差距的“改善论”和“恶化论”，而支持关于政治资本的“转化论”与“维继论”、关于人力资本的“升值论”、关于性别收入差距的“不变论”。

总之，对若干市场转型实证研究所得结论进行的Meta分析，可以排除不同研究结论之间差异乃至矛盾的纷扰，让我们得以从总体上把握这类研究结论的基本取向，防止以一个或数个研究结论以偏概全，或者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中陷入迷茫。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常说，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但这并不是说，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就完全具有不确定性，而没有相对的确定性或真理性。我们的分析表明，对若干实证研究结论的总体把握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此外，我们还想就政治资本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资本的效用不但没有消失、下降，而且还有所扩大和增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般来说，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政治资本的回报增强意味着在再分配体制或不完全的市场体制中，权力通过分配资源获得回报，这也是权力对市场的干扰。

但是，市场转型理论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有很大漏洞的，值得反思。比如，有关收入的测量会受到政治身份的影响，产生偏差。人们对于他们的合法收入当然可以报告，但无论是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还是基层干部或者体制外私有、外资企业的老板或打工者一般都不会报告他们的不合法的收入。那么，显然，市场转型研究的数据中有关收入的数据应该基本上是合法的那一部分。如果这是确定的，通过政治资本或者以权力牟利的收入没有计算在内，那么在市场转型期，政治资本收入的增强就基本上是合理的：它或者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或者是表现了体制内单位的收入一直是增长的。如果是一种正常的增长，那么市场转型理论从中又可以说明什么呢？

当然，在市场转型理论的研究中，从人力资本的效应值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人力资本的效应值随着市场化进程而扩大。这表明教育的经济回报越来越好，也表明教育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认为，政治资本的概念也许不仅仅只有权力的内涵，也许它还内含着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从社会资本的意义来说，干部（党员）由于他所处的位置会比一般人有更广泛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只要对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是正当的，那就无可厚非。此外，人力资本的概念也不仅仅是教育，教育并不能完全说明人的聪明才智以及能力，所以，作为社会精英的干部（党员）或许还有其他的人力资本特质（比如经验）。

我们这样讨论问题，就是说，对于政治资本的概念还需要反思，对政治资本获得回报的具体机制还需要探讨。

更进一步说，我们认为，对非法收入的测量是非常困难的，被测者一般不愿也不会报告这些收入。那么，政治权力对市场的干扰就难以在市场转型理论中表现出来，因为它缺乏基本的数据。这是市场转型理论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改进。这就是我们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新问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