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基于对列斐伏尔和德赛托的政治批判理论的研究，指出正是在韦伯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思想的影响下，工具理性批判成为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主导范式，但也正是在这一影响和各种社会历史变革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批判理论逐步远离了马克思的解放政治路径，其核心的表现就是社会历史性的具体的革命主体性的丧失，从而使得批判理论的批判陷入一种保守政治的悖论中。

关键词：工具理性批判/批判理论/战术/战略

作者简介：郑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纵观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家们大多不约而同地以工具理性批判作为其主导性批判视角，即便是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家也鲜有例外。这也就难怪贝尔会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流行理论(指最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斯·韦伯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韦伯的确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与一种系统而深刻的工具理性化联系起来，他将其视为是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最高成就，以至于工具理性的行为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切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在韦伯的眼中，工具理性化的科层化(或可译为“官僚化”)似乎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摆脱的命运，其所具有的去人格化的整齐划一的特征如同一个“铁笼”凌驾于现代人的生存之上。对于韦伯之后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而言，韦伯在自由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通向一个“包含一切的、强行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样，黑格尔哲学所暗示的那个内化一切的总体性的现代宇宙就在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可逃避的工具理性化前景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消除一切对立面的总体化倾向，工具理性化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似乎先天具有其致命的缺陷，它那去人格化的客观性暗示着一种冷酷的计算和操纵，它那无所不包的总体化倾向则是消解一切对立面的反动特征，而这一切则意味着以理性的名义对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褫夺，这使之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的焦点。

于是我们不难看到，在一种关于过度工具理性化的批判视野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为是罢黜一切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直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状相对抗的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乃至丧失，工具理性化的虚假意识成了真实意识，因此“只存在一个向度，它以各种形式无所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早期代表们几乎把一种总体化的工具理性化逻辑推向了极致，他们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思想的指导下，将工具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对无产阶级人格的异化与压迫视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焦点所在，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似乎就是去人格化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统治战略对人性的掠夺与践踏，是一整套在进步成就的意识形态伪装下所实施的系统性欺骗和控制，而“自由”和“大众民主”正是这个压制性总体最有效的统治工具。即便是企业家的自由也不能例外，它同样从属于一种社会必然性的强制，但这个伪装成必然性的法则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象，“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这样的主题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有关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及其后期空间本体论化之后的抽象空间的议题中得到了充分的呼应，尽管列斐伏尔并不赞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的单向度论调，但无论是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还是抽象空间都包含着一种试图消除一切对立面的总体化倾向，而这一总体化的逻辑依然是工具理性化。

这种对工具理性批判的迷恋在继列斐伏尔等人之后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们的身上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在思想风格和理论立场上呈现出某种分歧(我们将以列斐伏尔和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的比较来展现这种分歧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是围绕工具理性批判来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路数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于是我们看到福柯笔下的纪律社会和全景式监狱的隐喻无不烙印着一种总体化的工具理性战略，对身体的规训和对生命的管理正是现代工具理性化对个体和人口的计算、训练与操纵。尽管福柯不使用异化这个包含着他所厌恶的本真性预设的概念，但其笔下的工具理性丝毫也不缺乏他的法兰克福前辈们用异化所描绘的那种强制性和压迫性。而宣称忘掉福柯的布西亚在其有关资本主义符号统治的研究中所展现的恰恰是工具理性化的编码系统对无意识的操纵与训练，在他看来正是通过一种编码的无意识纪律的训练，从而使人们在编码的层面展开竞争性的合作，也就是按照符号游戏的规则来活动，由此消费可以取代所有的意识形态，并最终独自承担起整合整个社会的角色。与福柯有关现代生命权力的总体化战略的研究相似的是，布西亚笔下的符码系统所贯彻的同样是一种具有总体化色彩的客体性战略。正是在这样一种总体性思想的主导下，布西亚才会悖论式地宣称一种彻底异化时代的到来，因为所有非异化想象与超越的可能性都已经被客体化的理性的符号系统所吸收和同化。

仅以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案例就足以看出韦伯的工具理性化思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一种带有总体化色彩的工具理性批判范式成为现代西方批判理论的主导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在指出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化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极权主义倾向的同时，并没有能够为超越资本主义现实提供任何切实可行的指导，反而日益陷入一种消沉、回避甚至玩世不恭的困境之中。我们看到，正是激进地宣称启蒙也只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神话系统，怒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了压抑和欺骗的意识形态幻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们，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承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全景式监狱的福柯虽然并不否认改变的可能性，但却对现代社会的替代方案三缄其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宣称彻底异化的布西亚却自相矛盾地谈论所谓的革命，而其所谓的革命不过是诸如涂鸦、诗和回文之类的东西。在冷酷和严峻的现实面前，这样的革命策略无异于一种自嘲。正是这种批判的貌似激进主义和革命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悖论与困境激起了本文的思考，即为什么20世纪西方批判理论在坚持批判立场的同时却陷入一种自我罢黜的困境之中？为什么批判理论反而成为一种实际的保守力量？

对此，就西方20世纪批判理论进行概述恐怕难得其要领，而就各家各派展开深入分析也显然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承担的任务，因此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既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围绕理论的政治立场而言的，那么直接切入批判理论的政治议题无疑是当务之急，同时，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象征性分水岭的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比较研究也能更好地为我们展现韦伯之后的西方批判理论的历史沿革，从而更加深入地领会相关议题的社会历史性。由此我们主要选择对列斐伏尔和德赛托这对批判理论师徒的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更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很好地体现了两代批判理论家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和连续，为我们探讨工具理性批判与批判理论的政治立场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一、战术与战略：从列斐伏尔到德赛托

将列斐伏尔与德赛托的政治批判理论联系起来的重要契机就是他们对待战术与战略这对概念的共同兴趣。战术与战略同为这两位作者的重要概念，这为一种比较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他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所展现出的相似和差异则为我们理解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承与变革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尽管只是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才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其战术与战略的思想，但是如果不了解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以来的思路发展，我们就很难理解列斐伏尔对于战略和战术的分析。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列斐伏尔所理解的日常生活更多地还带有一种理想化的前现代社会特征(有关现代社会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观点也已经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而存在着，他批判了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似乎隐含着某种人之存在的理想的真实性，这在列斐伏尔对于一种“农民共同体”的描绘中呈现了出来(列斐伏尔承认，这一农民共同体在历史上很少获得成功的、快乐的、平衡的形式)：在这种共同体中人并没有感到与他自身有什么深刻的矛盾，他可以沉溺于他自己的自发的生命，他所有的方面都获得了发挥，他在没有被根本压抑的状态下活着。然而，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进程以越来越多的分化和不平等将此种日常生活置于被贬低和异化的境地。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和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列斐伏尔转而认为现代日常生活已经转化为社会总体的一个层次，这个基础性的层次始终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威胁，这一威胁的实质就是消除其反抗的主体性，使之沦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客体。与之相对应的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态即是所谓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在列斐伏尔的眼中，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总体化倾向的恐怖主义社会。其恐怖特征类似于福柯笔下的纪律权力所散布的压迫性，这是一种无所不在但却十分隐蔽的统治战略，它试图将一切内化为或建构为自身的战略棋子，以一种合法化的方式强加于社会个体，以至于个体在一种无意识的规训中沦为与统治秩序合谋的恐怖主义者。其目标正是对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化的组织和控制，工具理性成为具有强大生产力的统治工具，它甚至就是这种统治本身，因为如果没有工具理性化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有效统治将无从谈起，这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如资产阶级)所操纵的主体性游戏，而是一个“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在发挥作用，“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在列斐伏尔这里，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异化的恐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异化统治的总体化是一个给定的事实，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拒绝那种单向度的事实判断。日常生活的异化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单向度理论将导致超越性的构想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此始终存在着无法被统治战略所吸收和同化的颠覆性的可能，不存在绝对的封闭与整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列斐伏尔提出了战术与战略这一对概念，“所有的社会群体，从‘微观的’级别到‘宏观的’级别，都具有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潜在的或阐明的(公开地加以证实的)战术和战略。”也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有其自身的战术与战略(我们将看到这是列斐伏尔与德赛托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我们可以将这种对立视为是客体性的工具理性化的异化战术和战略与呈现真正主体性的解放的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对立。关于后者列斐伏尔写道：“因此日常的层次作为一种‘现实(reality)’将是战术的层次，它处于缺乏行动的、现实正在停滞和凝固的、由琐事所支配的层次与决定、戏剧、历史、战略和激变的层次之间。”这表明战术与战略是以群体的未来为定向的，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暗示了战术与战略并非遵循一种宿命论式的绝对的必然性，当然它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偶然性(我们将在后文阐明这一点)。但是仅有战术并不足以变革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的变革发生在事件(events)、战略和历史时刻(historical moments)的层次。让我们以知识的战术与战略来说明这一点，知识的战术意味着使日常成为知识的对象，而知识的战略则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瓦解、改变和提升。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的认知，那么对日常生活的颠覆和改造将是随意和盲目的，而如果没有战略的引导，那么认知也将失去超越的方向和目标，从而无法推动日常生活的变革。

战略的假设以最遥远的可能性作为起点，它回到当前的目的是为了让现实走向那个可能的起点。不过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绝对必然性，也不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偶然性。日常的战术和战略具有一种悲剧因素和命运的特征，悲剧性暗示了异化的日常生活之被颠覆的命运——日常注定了是以失败为其目标，而命运则暗示了这一颠覆的某种历史的必然，尽管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日常(作为悲剧因素的来源及其赤裸裸的剩余物，作为命运的空洞场所)充满了必然性、偶然性、自由、危险、确信、风险和安全的不确定的混合。然而这一命运的不确定的必然性仍旧暗示了一种总体性变革的乌托邦的信心，颠覆日常生活异化的历史时刻似乎总在等待着那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尽管无法获知革命的可能性将在何时何地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出生于日常并存在于日常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由例外的和外在于日常的东西来界定。在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乌托邦革命理论的实践者是谁？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作为既得利益者且彻底异化的资产阶级自然不在讨论之列，而中产阶级则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异化，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异化战略的走卒。由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列斐伏尔自然将历史的重任交给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并不是以意识主体的方式来掌握他们的命运和革命的时机，尽管无产阶级的战略与战术也不是自我实现的非人的力量。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是对绝对主体性和绝对客体性所构成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挑战。但问题在于，作为半主体或准主体的无产阶级是如何实践其革命使命的呢？列斐伏尔暗示，他们不是战略与战术的绝对主人，因此只能在一种无知中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而革命不过是一种带有尼采烙印和中世纪狂欢节想象的超现实主义式的欲望造反，或者说一种乌托邦主义的节日狂欢。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大相径庭，可以说列斐伏尔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质上抛弃了马克思的革命历史辩证法，剩下的仅仅是一个解放政治的外壳。这是因为欲望这个列斐伏尔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又重新回到了从未明确界定的人性假设，想象一种无法被资本主义的异化所污染的自然欲望，它是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化的官僚统治所无法同化和操纵的自发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所在，是富饶的自然主体性的涌现，与那个冷酷的非人的理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说列斐伏尔的欲望概念完全是针对工具理性化的铁笼而设计的，他用一种自然的人性来对抗非人理性的残暴，用一种不羁的抽象主体性来对抗客体化的机械统治，这看似背离了韦伯的保守主义立场，但其实质的悖论性特征表明，它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韦伯视角的问题，反而以一种看似背离的方式隐蔽地肯定了这一视角的某种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确被一种客体化的理性战略所支配，那么唯一可能的反抗只能来自非现实的潜在主体性。这是以韦伯视角为前提的激进性修正，但也正是因此才难逃一种韦伯式的烙印。所以革命只能寄托于一种不可还原的自然欲望的冒险，而除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人道想象之外，这一革命几乎找不到任何坚实的社会历史性的地基。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列斐伏尔的革命政治理论更多的是对战略的想象，而很少有对战术的实质性讨论，因为除了一种对解放政治的执着信念之外(我们将看到，他的后继者们甚至连这样的信念都没有了)，并没有围绕现实的社会历史主体所展开的革命推理。

事实上，在列斐伏尔的革命理论中具体的革命主体性的缺失并非偶然，暂且拋开其他因素不谈，其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则是打上韦伯烙印的工具理性批判本身的逻辑使然。当韦伯将工具理性化视为是西方文明理性化进程的最高成就，并将工具理性化的秩序视为是个体必须承受的客观宇宙的时候，继承这一思路的工具理性批判就已经陷入现实的革命主体性(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的)缺失的困境之中了。换句话说，工具理性批判所批判的对象是一个客观且冷酷的理性机器，是去人格化的科学的理性霸权。如果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工具理性化的总体化降临，那么资本主义批判就不再是直接针对活生生的阶级、阶层关系所展开的具体的人的研究，而是首先面对一个非人的宇宙，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是透过这个宇宙的秩序才得以被理解，对此即便是资产阶级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也只不过是与这个秩序捆绑更紧、异化更深而已，仿佛首要的问题是非人的理性本身的问题，而人的现实性只不过是这个理性的衍生物，于是求助于一种非现实的人的潜在性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没有被视为是社会历史性的人类主体的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建构，而是被视为是强加于人的一种客观的历史产物和前提。于是仿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人从这个非人的理性的强制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将其视为是人类社会群体在一种有限的主体性中自主建构的历史性生存，后者意味着人类群体的社会历史性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当工具理性化被视为是人类群体之间的社会历史斗争中所蕴含的具有有限主体性的战略，批判的视角才会指向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从而思考这个社会历史性的人类主体如何改变他参与构成的现实处境——从实际的群体乃至于阶级的斗争中寻找革命的线索与契机。然而，在列斐伏尔那里正因为现实的人沦为了工具理性化所操纵的丧失人性的自动机(automation)，因此才只能从对人性的潜在想象中寻找反抗的可能性，但这不过是一种将主客体撕裂和对立的极端的二元论(尽管列斐伏尔又试图克服这一二元论)。

不过与作为新一代理论家的德赛托比起来，列斐伏尔至少对解放还抱有某种理论的意图，我们将看到这个与工具理性化格格不入的意图在德赛托那里近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将列斐伏尔视为是老一代的批判理论家，他们或多或少试图给出一种解放理论，而以德赛托和福柯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则大多放弃了解放的议题。导致这一放弃的直接原因似乎是1968年5月风暴的失败，它似乎宣告了列斐伏尔的乌托邦革命理想在法国知识界的破灭。但实际的原因无疑要复杂得多，它既是工具理性批判所隐含的保守逻辑的充分展开，更是20世纪相对主义思潮对19世纪解放政治背后的进化论逻辑的颠覆，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改良政治的产物，如此等等。在此，仅从我们所关心的论题角度来说，这一转变最终从工具理性批判中彻底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老一代批判理论家的解放观念无疑受到马克思的重要影响)，从而宣告了韦伯主义的彻底贯彻(我们当然也不能低估尼采对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重要意义)。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对极权主义化的现代工具理性化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革命采取沉默、回避乃至玩世不恭的态度。德赛托写道：

“我称一个战略是对权力关系的计算(或操纵)，一旦一个具有意志和权力的主体(一种行业、一个军队、一个城市、一种科学机构)能够被分离出来，这种计算就得以可能。它设定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可以被界定为它自己的，并且这个场所作为基础而发挥作用，通过这个基础，它与一种包含着目标或威胁的外在性(顾客或竞争者、敌人、环绕着城市的乡村、研究的对象和客体，等等)的关系可以被控制。”

战略是对统治空间的理性的计算或操纵，它将社会空间界定为自己的场所，是一种强加于并试图控制弱者的结构性存在。而弱者或被统治者仅仅拥有战术，它是弱者的艺术。

“战术是一种特意计划的行动，是由缺少一个适合的地点所决定的。没有任何有关外在性的划定为它提供自主性所必要的条件。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因此它必须影响和摆弄一个强加于它的并且由一种异己权力的法则所组织的地域。它没有手段去保持它自身，隔开一定的距离，处于一个撤离的、预见的和泰然自若的位置上：就像冯·布劳(von Bulow)所说的，它是一种‘在敌人视域中的策略’，并且处于敌人的领域之中。因此它无权计划一般的战略，不能在一个地区、可见的和可以客观化的空间中将其对手视为是一个整体。”

弱者无法形成战略，这意味着对列斐伏尔所谈论的革命的罢黜，因为没有战略指导的战术是缺乏组织和目标的，它与其说是一种反抗，还不如说是在强者的世界中疲于应对。因为强者的战略是一种有组织的同化力量，它精于计算、目标明确，在自己的场所中游刃有余。反之深陷强者空间之中的弱者无法组织自己的场所，他们不得不面对强者的秩序而勉强应对(Making Do)，以此表明并不存在彻底的总体性秩序。让我们以德赛托所描绘的假发(La perruque)为例，“假发是工人自己的活计，它被伪装为为他的雇主所干的活。”这意味着工人并不是循规蹈矩地按照资本家的意图和工作场所的纪律在工作，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间开小差，这种背着雇主所从事的小小的越轨体现了一种在他者的空间中实践一种别样的空间性。作为一种日常战术的“假发”依赖于由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但它并不遵循他者空间的法则，因为战术不是由这个他者的环境所界定和认同的。

不难看出，德赛托虽然深受福柯的影响，但却无意于将被统治者仅仅描绘为驯服的身体，然而德赛托所展现的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能动性或主体性，他以此来反对笛卡尔的意识哲学。我们且不论无意识能动性本身所带有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无意识和能动性的古怪结合显然是为了调和意识哲学与后结构主义的草率之举)，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与无意识联系在一起。德赛托所确认的这种古怪的主体性在强大的统治战略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演绎了那种客体宇宙和反抗的主体性对立的逻辑，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对立，只不过这个主体性不再是基于一种解放政治激情的形而上学式的想象(如在列斐伏尔那里)，而是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卑微的存在。以至于它甚至拒绝想象一种革命的可能性，更不要奢谈组织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正如海默尔所看到的：“德赛托提出了许多战术的例子，这些例子非但没有直面和‘反对’一种‘战略’的形式，相反，它们发生在盲区。”

德赛托以战术的无聊和脆弱重新回到韦伯对自由的空洞承诺，唯一不变的是压迫性的工具理性化这个客观的宇宙，而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革命的人却始终消失不见。它开始时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想象中似是而非地若隐若现(列斐伏尔)，之后就完全隐没在偷工者的小打小闹中(德赛托)，但没有一次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到场。就此而言，20世纪西方的批判理论似乎仅剩下批判，当它无法与实践真正统一起来的时候，批判就堕落为一种思想的仪式，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二、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从列斐伏尔们到德赛托们，看似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变革，从解放政治到后解放政治，看似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各种差异背后却有着巨大的政治亲合性。抽象的革命与放弃革命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浪漫主义的想象革命与玩世不恭的革命闹剧(涂鸦、回文)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同样收效甚微。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根本因素，除了现实的变迁(我们将在稍后论及这一点)，就是思想上的共同范式——带有韦伯主义烙印的工具理性批判在发挥作用。

也许是时候思考工具理性批判政治理论背后的政治了，我们很难将韦伯的工具理性化思路的流行视为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它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两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家，直至今日依然在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不难看出，正如韦伯将马克思作为自己的理论对手来加以考量，韦伯的工具理性化思路无疑指向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后者相比韦伯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而韦伯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成功几乎可以被视为是韦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是和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思想界转向保守的大趋势相一致的，而这一转向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关联。考虑到本文的重点并非在于社会历史的分析，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就这一现实关联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我们很乐于在此指出其大概的脉络与方向，这是理解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所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当其冲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对19世纪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调的打击，从而引发了早已存在的怀疑精神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差异与分歧，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陷入困惑与犹豫；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改良举措(如福利国家政策)则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导致批判理论看似丧失了其社会运动的根基，一时间也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茫然；与此同时，社会改良和新技术革命则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列斐伏尔等人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如消费社会的兴起)对知识分子的驯化作用显然不可低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开启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所引发的国家政治层面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则在思想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此等等。正是在这一系列现实运动的推动下，韦伯主义的盛行成为西方思想界有意或无意所达成的共识，而马克思的基于历史实证研究的激进批判路径则被边缘化了，以至于像列斐伏尔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是保留了一个解放政治的口号，基于现实政治群体所进行的具体的革命政治研究则难觅踪影。

让我们回到工具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本身。在韦伯那里，现代资本主义秩序被想象成一种强加于人的客观宇宙，它秉持的是主流现代性呈现出的同一化和总体化的倾向，它具有精于算计的工具理性化的特征，体现了一种去除人格困扰的科学精神，这为之披上了看似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外衣。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体现了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即它极大地排除了情感的纠缠，不再遵循传统的束缚，对于价值的诉求则拒绝盲从。我们姑且不考虑其理想类型的特征(这意味着纯粹的工具理性是非现实的观念建构)，它至少告诉我们，如果像韦伯所设想的那样把工具理性视为是理性化的最高成就，那么过度工具理性化的问题就只能是过于理性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为保守主义所寻找的最为悲情的借口——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是因为它“太理性了”。在此前提下，现实的人只能在理性化的秩序中才具有现代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韦伯主张在工具理性化的框架中理解真正的自由，“我们恰恰把最高度的经验的‘自由感’与这样一类行动联系起来，它们是由我们有意识合理地，亦即在没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没有狂热的‘激情’和清楚的判断‘偶然’失误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类行动中我们凭借按照我们的知识亦即经验规则的标准最适宜的手段追求清楚意识到的‘目的’。”同样资本家的自由人格也必须以工具理性化的官僚统治秩序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科层机构中的职员所付出的人格代价，资本家的相对豁免权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韦伯的工具理性化议题在根本上排斥了超越的可能性，韦伯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理性宇宙内部的个人主义。因此接受韦伯主义视角的批判理论势必陷入困境之中，它要么像德赛托那样在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中谈论所谓的“战争游戏”，在一种自欺欺人的佯装不知中沦为现实的非反思；要么退回到对前现代乃至于对人性的浪漫想象之中。因为在韦伯的视野中工具理性化就是现代人的宿命，而列斐伏尔对中世纪节日狂欢的怀乡病、对自然人性的想象，以及布西亚对前现代象征交换的渴望无一不是基于此种思路所进行的徒劳挣扎，由于放弃了面向未来的具体性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挣扎只能是困境本身的另类症候罢了；当然人们也可以像福柯那样对革命闭口不谈，并宣称“实际上，理性是自我创造的”，再没有比这样的表述更能显示思想的无能为力，它所折射的是对人的主体性彻底丧失信心，从而只能将历史变革交给抽象的历史本身，寄希望于理性的自我创造，而这正是韦伯这个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的悖论式的遗产。

我们并非是要彻底抛弃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是要将这一思路从韦伯主义的浸淫中拯救出来。因此，无论解放政治存在着多少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弊病(这意味着我们同样不能浸淫于传统解放政治的框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扎根于具体的人的研究的解放议题的放弃意味着与统治机制的最终妥协，意味着批判理论沉沦为一种弱者的战术，它只能在强者的空间中小打小闹。无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推理面临着多少困难与变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放弃基于现实的阶级阶层关系所展开的对创造性的有限人类主体性的探讨，只能使理论沦为思想的体操和概念的游戏。与此同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化的秩序视为是一个强加于人的客观事实，之所以满足于现实的异化与想象的自由的对立，或者在无法撼动的给定框架中安顿某种偏离的插曲，这些看似不尽相同的做法其实都是主客体二元论的不同变样。正是基于一种二元论的视角，人们才理所当然地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想象成强加于人的客观事实，人们也才会心安理得地求助于外在于社会现实的抽象主体性，如此等等。但其结果都只是在观念的幻觉中进行思考，从而使理论成为远离现实的概念游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西方批判理论中，承担社会历史使命的具体的人近乎缺席，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压制性的客体统治，要么是虚无缥缈的抽象主体，而批判则悖论式地沦为与现实的直接统一。

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批判理论所陷入的工具理性批判的困境，中国的学人并不能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来冷眼旁观。如何坚守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治学之道，拒绝无视具体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实践的形而上学式的想象，打破主客体二元论的精神枷锁，无疑应当成为中国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思想才不会迷失在自我陶醉的悖论之中，而理论的意义正是应当直面现实的挑战，把活生生的社会历史现实还给活生生的人本身。关于人的学问终究还是要围绕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关系存在而展开，任何抽象的分析都不能僭越这一存在的事实性，只有当我们立足于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社会历史性的关系现实来思考和批判人的生存，我们才不会在面对现实的挑战时手足无措。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12期/《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