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带有特定理论预设的经验研究，埃利亚斯建构起以“构型”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及社会学分析框架，体现出研究范式的创新意义。与直接援引埃利亚斯的观点、论断相比，构型社会学的应用潜力还表现在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诸多经验领域提供研究工具。在构型分析框架下，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国民性演化、群体关系与社会心态形成、代际关系与两性关系变化都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代际群体/性别群体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动态波动的构型生成。这种研究路径对认识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开拓性启发意义。

关键词：埃利亚斯/构型社会学/中国研究/权力/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王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李松花，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作为学术生涯晚期才逐渐获得学界认可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历史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理论反思为基础，确立了以关系性、过程性、连续性为要旨的构型分析框架，推动了当代社会学理论综合取向的发展，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也在中国社会研究中拥有广阔的应用潜力。

一、构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可能

(一)如何“使用”埃利亚斯

20世纪30年代，通过考察法国自中世纪直至19世纪的宫廷社会与上流社会，埃利亚斯确立了“文明进程”理论的基本形态；在学术生涯后期，埃利亚斯将研究的视域放宽到对德国、英国现代社会的分析。这种基于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时段及民族国家框架的研究蕴含着普遍性的理论观照：人类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心理结构演化之间存在趋势对应性，构型分析有助于解释作为整体的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

埃利亚斯的社会学事业建立在对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认识论、笛卡尔哲学的“封闭自我”观、帕森斯的“静态人”形象等哲学、社会学陈见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通过确立“过程人”“开放人”“变迁人”的人类形象，通过“构型”“权力”“投入—超脱”等概念工具，通过跨越古今、超越国界、广延各领域的经验研究，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构型本质，埃利亚斯展现了构型分析得以成立的可能。

鉴于《文明的进程》的影响力及路径指引效应，在学界的接受偏好中，埃利亚斯往往呈现出“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地控制暴力、欲望及相互伤害的冲动”这一刻板形象，《德国人》《局内人与局外人》等著作揭示的文明进程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被忽略了。埃利亚斯认为，文明只是过程而非结果，存在反复与退化的可能，而这种多变性恰恰源于不同人类生存单元相互依赖的社会构型从未停息的动态波动与演化。

一项基本事实值得注意，与关注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相比，来自德国、荷兰、爱尔兰等国的学者——以埃利亚斯的学生或朋友为主，不断将埃利亚斯创立的构型分析框架应用到族群研究、社区研究、家庭研究、性别研究等经验研究领域中，为如何“使用”埃利亚斯，提供了范例。

(二)埃利亚斯的构型分析框架

对埃利亚斯而言，构型社会学确立起系统性的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诸多理论要素在紧密关联的同时，分别拥有不同的分析倾重与适用范围。

“构型”是埃利亚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构型”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属性，可以界定为个体、群体、民族与国家等不同人类生存单元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型处于永不停息的动态波动中，而非恒定不变的静止状态。通过构型，埃利亚斯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涵盖“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对象的分析工具，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现象都是构型的产物，社会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构型分析。

通过对实体主义权力观的批评，埃利亚斯确立了关系主义权力观。“权力”成为揭示不同生存单元间彼此依赖程度差异的维度。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构型变迁被埃利亚斯转换为权力比率的变化，社会构型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可能达至暂时的均衡，但均衡并不等于静止，社会构型本质上处于永恒的动态波动中。正是基于相互依赖程度的权力比率差异，基于对他者拥有权力大小的差异，不同群体间的稳定关系得以暂时形成。

“局内人—局外人”关系，构成埃利亚斯社会学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概念。埃利亚斯指出，当“局内人—局外人”的权力比率相对稳定时，前者对后者的污名化现象得以形成并自然化，在人类历史中得以长期延续。而当已有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及社会认知因社会构型剧烈变迁而坍塌时，失落、矛盾与斗争此起彼伏，甚至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局内人一局外人”的分析框架为社会群体与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

“我们”“你们”“他们”等人称代词及其衍生的自我形象与自我幻想是埃利亚斯提供的另一组分析工具。“我们”“你们”“他们”的张力反映着不同生存单元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构型中因争夺机遇与资源而滋生的彼此恐惧与敌意；同时，“我们”“你们”“他们”的区分也蕴含着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即生存单元作为所属群体对个体的约束及个体对其他生存单元的隔阂。在现代社会，这种认同与隔阂越来越多采取价值观、理论学说与意识形态等看似客观中立的观念形态。

“投入—超脱”的分析框架在社会形态、主体体验与知识探究等领域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任何社会关系、社会实践都浸润价值、情感、道德与观念的“投入”，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在日益细密的关系网络的动态波动中，人类逐渐学会控制短期因素，学会从长远目标着手做出理性选择。埃利亚斯指出，在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及科学认知等领域中，人类越来越呈现出“超脱”这一情感表达、价值涉入、道德判断及实践选择的取向性。

(三)构型分析框架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

埃利亚斯的视域纵跨中世纪至当代社会，主要关注德、法、英等西方国家。以《局内人与局外人》一书为例，尽管宣称“局内人—局外人”关系适用于印度种群制度、日本贱民制度研究，中国并未在埃利亚斯的研究中明确出场。

然而，这一事实并未否定构型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意义，并未否定中国学者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应用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可行性。构型分析源起于西方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分析，但它触及的是认识与考察人类社会的本体性视角；作为不同人类生存单元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型体现出超越特定时间与空间限定的理论效力。

对埃利亚斯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同样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全球性变迁中，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巨变，采用构型分析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将会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发现。

二、中国社会变迁与国民性的构型分析

(一)拒绝本质化：作为构型的中国国民性

埃利亚斯曾经将自己的社会学称作“人类科学”，关注在社会构型的经验性演变过程中不同的个体、群体、民族与国家间关系网络的演化，关注社会结构变迁对人类的心理结构与人格结构的形塑。在《宫廷社会》《德国人》《追求刺激》等著作中，埃利亚斯并未对法国、德国及英国的国民性进行本质性概括，在他看来，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是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及不同群体间的关系网络所构成的具体历史情境的产物。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农耕为内核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经历了动态性发展。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大都承认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清人的差异，以“中国人”在不同朝代的“理想类型”表征中国社会结构在几千年中的变化。“国民性”的问题化及受到知识群体的关注，主要始于晚清。时当清末，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知识阶层热衷于讨论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而从国民性角度寻找突破口也被许多知识精英看作“救国图强”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型视角看来，社会变迁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社会构型的演化，而作为不同个体、群体、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网络，构型演化必然影响人与人的互动模式，进而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结构。国民性变迁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我们批判将“中国人”静态化、本质化的成见。

探寻中国人的性格构成一种诱惑，激励自元代直至晚清民国的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外交人员及中外学者不断对中国及中国人做出本质性概括。在马可·波罗那里流淌蜂蜜、鲜花遍地的国度，在马嘎尔尼的描述中，已经呈现为傲慢无礼、专制迷信、故步自封的中国皇帝与中国人形象，随后又出现一系列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归纳的研究。这些描述存在差异，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明主导的静态分析框架的影响，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本质化”表现出浓厚兴趣。

隐含西方文化偏见的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化建构，最初并未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明确质疑，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性反思，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中国人愚昧、奴性及保守等特征的概括，大体上都对这种以西方文明为尺度的中国国民性概括表示赞同。新文化运动的部分知识阶层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主要动机是试图通过打倒“孔家店”、弘扬新文化，开辟中国新的发展道路与可能性。来自中西的两种不同立场、本应对立的话语体系存在相通之处，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化概括带有静态意涵，意图为中国社会变迁提供初始动力——前者试图将中国纳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道与体系，后者则试图在中国激发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

从构型视角看，本质化的中国人性格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与特定社会构型相关联的个体、群体与民族的心理结构的演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历史变迁的趋向性进行概括。费孝通对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对守土重迁、重视字纸的传统伦理的概括切中中国社会的要害，而李亦园与杨国枢、沙莲香、翟学伟等人对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性格及人际关系结构的分析则基本采取两种思路：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相结合，借以阐发中国本土性的认知概念与心理模式；从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材料及文学作品中选择具体事例进行带有解释学特征的诠释。这些带有社会学本土化观照的研究取得重要发现，而需要继续推进的研究议题是，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性格及心理结构在长时段动态波动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构型中的生成过程。

(二)中国国民性考察的构型社会学视角

埃利亚斯的社会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在考察法国“宫廷社会”、德国国民习性、英国绅士气质的生成时，埃利亚斯并不关注德国、法国及英国国民性的本质属性，他关心的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对不同个体、群体与民族之间的认同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受此启发，值得尝试的是将中国历史看作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的动态波动，突破“朝代观”束缚，考察中国国民性的社会形塑与历史发生。

历史学家张宏杰、许倬云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与埃利亚斯的构型分析路径具有亲和性。先秦时代，各国国君对四处游走、运筹帷幄的诸子策士非常依赖，而知识阶层在各国推销其政治理念与治国主张时也具有高度的自由度与自主性，这种社会构型特质生成了具有独立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西汉时代，逐渐将本与诸子并列的儒家学说改造为带有正统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知识精英的思想自由受到一定钳制，但皇帝与宰相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仍然使官僚阶层保存一定的独立人格，形塑了汉人的自信与大度。在唐代，国力强大，疆域拓展，中国与东亚、中亚甚至欧洲国家密切往来，在与周边国家的权力构型中占据优势地位，唐人的自信、开放与包容为人称颂。

元代是中国国民性演化的关键时期。元朝是由蒙古人依靠武力入主中原、统治华夏文明区域的统一帝国，尽管被纳入“汉化”轨迹，但对“汉人”仍保有歧视与敌意。元代一度废止科举，知识阶层不再受到原有的尊重，其自尊、自信遭到最大限度的削弱。宋代敢和皇帝民主议事、为政令据理力争、不惜外贬的官僚及知识阶层被庙堂中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官僚、流连歌舞勾栏的文人雅士所替代。

明代开国君臣多起身草莽，不以文见长，再加上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在明朝开始强化，政治精英的劣化、氓化可见端倪，皇帝采取廷杖大臣的方式加强专制统治，加剧了知识阶层的人格矮化及依附化，少数诤臣及知识精英的抗争并未根本改正这一问题。虽然清朝将“汉化”作为治理中国这个充满异质性的庞大帝国的政治策略，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对汉族官僚及知识精英保持着深层次的警惕、怀疑与提防，兴文字狱、强化八股取士，都加剧了官僚群体及知识精英的奴化趋势。

埃利亚斯分析武士贵族向宫廷贵族的演化对文明化程度提高、理性化人格形成的促生作用，强调贵族及上层社会的演化对西方文明进程的推动与示范效应。张宏杰同样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知识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知识阶层的习性演化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了解中国国民性演化的重要渠道。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层不单单充当官僚后备军及文化与教育的传播者，还通过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广泛联系，为其提供伦理、价值与道德元素，进而形塑中国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历史也是知识阶层的演化史，知识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在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力比率变迁，对中国国民性及社会心态的演化发挥重要的形塑效应。在传统中国，以充当官僚后备军为基本功能的知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中枢，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知识阶层作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承载者，与以民间意识为基础的“小传统”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渗，对农民、商人及工匠等社会群体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社会构型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价值观、道德与行为规范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化”。

新中国成立后，以身份制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体制划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成分，在多数政治运动中，知识阶层成为政治与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发动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先进的工人阶级，农民、工人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存在较强的亲和性。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间稳定的依赖关系模式，在新生国家政权的主导下，通过行政整合与政治运动得以重塑。

在重新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各社会阶层的认同发生变化。新中国的建立削弱了传统知识阶层相对于工人、农民的优越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使原有社会空间中的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对比格局发生翻转。新生政权的“革命”逻辑引发个体及群体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原本在社会构型空间中相互依赖的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网络被整体性地纳入国家权力的掌控中，各阶级、群体逐渐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转而依赖掌握各类社会资源、发挥总体性控制的国家，彼此间的社会关联越来越高度依赖于国家的调控与安排。

在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构型下，旧中国的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级间的既有权力比率被根本打破，国家不是呈现为社会关系得以发生的场景，而是成为形塑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最大优势力量。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各社会群体对国家政权及政治运动高度认同、积极参与，独特的社会构型促生的行为模式、情感表达及心理结构被国家的政治性整合逻辑所强化。原有社会构型中的工人、农民与学生群体的权力比率相对上升，而知识阶层及官僚阶层的权力比率相对下降。当旧有的社会纽带被打破后，人们不再局限于从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自身出发为其情感、价值、观念与行为提供导向，更加强调从其与新生国家政权的依附与控制关系出发，为其情感、行为与心理确定取向、补充动力。

当代中国人不但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近代以来历史巨变的承受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形塑物。从这一角度看，埃利亚斯的构型社会学能够带来丰富的启示。

三、构型视角下的群体关系演化与社会心态变迁

(一)当代中国群体关系演化的构型分析

埃利亚斯指出，构型的每次剧烈变迁都伴随已有权力比率的调整，一个群体的机遇获得经常伴随另一群体的机遇丧失。这一论断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具有警醒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构型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迅速变化。1978年以后，国家掌控社会资源的总体性格局发生改变，个体从社会、市场与国家等多种渠道获取生存资源，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在国家的总体性控制松动后逐渐复归带有自主性的相互依赖，共同形成细密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推动着当代中国社会构型的重塑。

开放市场使工人与农民持续发生以生活资料交换为纽带的相互依赖，国家不再充当两者关系的制度安排者；农民工向城市流动促使被传统户籍制度区隔的不同社会群体得以共存于同一社会空间；改革开放前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松动，国企职工下岗在1992年后加剧，工人群体相对于农民及农民工群体的优势弱化。然而，城市对农民工在制度上仍然存有的排斥与歧视继续在城乡、工农之间制造差异；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曾局部性、暂时性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倒挂，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上升比工人、农民与农民工的处境改善更为明显。

与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关系重塑相伴而来的，还有另一种逐渐显现的社会变迁趋势。在孙立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结构中的各个群体都从改革中普遍受益，对改革普遍持有认同与支持的态度；这种共同受益发生在各个群体同处同一社会构型并相互依赖的前提下。1992年改革开放进程加速后，中国社会曾滋生两极化的趋向。拥有权力资本、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及经济精英彼此间的利益合作意向与趋势加强。利益相通性促使他们通过合作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共同对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改革成果分配、社会发展走向发挥影响，而普通公众对社会生活的话语权相对较小，存在主动或被动地滑向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风险。

剧烈的社会转型对拥有雄厚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社会群体更为有利，他们更有可能在金融社会、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社会中获益，部分在社会分层结构下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在这场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缺乏把握机遇的条件，社会处境的改善有限。在传统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差异之外，新的社会分化因全球社会、金融社会及信息社会的到来而存在加剧的可能。

然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另一反向趋势却往往被忽略。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到来，为工人、农民工等社会群体进入变迁中的社会构型提供了新的机会。全球化社会、金融社会、信息社会的就业门槛提高，也带来就业结构与职业设置的进一步升级与分化，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不断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社会下层群体也增加了从新的社会构型中获利的空间、机遇与可能。上升的优势社会群体比以前更加无法离开弱势社会群体为其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转型的新格局下，以新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发生越来越紧密与多元化的相互依赖。

(二)新时期社会心态的构型生成

对埃利亚斯而言，构型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考察独特的社会构型所促生的不同群体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埃利亚斯发现，社会结构变迁往往伴随不同社会群体在构型中权力比率的变化，群体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发生剧烈波动，社会心态也随之产生变迁与失衡的可能。这种分析视角为考察当代中国的社会构型、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社会心态变迁与社会构型演化存在紧密关系。在肯定“开放”这一社会心态的现代特征之余，周晓虹对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演化进行了精练概括：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2000年，中国人普遍对未来抱有乐观主义态度；2000年开始，社会巨变引发的阶层差异逐渐为人们所清晰感知，社会不满情绪增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产生积极影响，而消极的社会心理也在同时积累；负面性社会心态的产生拥有深层结构性动因：社会转型速度太快，人们对生活改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改革红利不均衡，人们对个体间、群体间差异的拉大效应容忍度降低。

杨渝东注意到“局内人—局外人”框架对考察当代中国外来工社区融入的适用性：外来工大都来自乡村，当其进入城镇后，原有的“阶层差异”“工农差异”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被转化为文明化程度的差异，型构出局内人对局外人在观念上的压制；外来工的“融入”内含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的互动过程。学者们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尽管他们对社会阶层的具体划分存在差异，但都认可下述事实：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边界与认同本身已相对稳定，而高低有序的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受到负面制约。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隐含的趋向更让人忧虑。在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权力比率调整的初始阶段，优势群体试图对弱势群体进行污名化，但随着两极分化格局的稳定化，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弱化。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压力的敏感度钝化，对弱势群体进行“污名化”与“劣化”的倾向在日常化之余逐渐被隐化。

与此相对，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态度则表现得更为复杂。移动媒体社会、网络社会带来的话语权力的相对分散化与平等化，使强势群体绝对垄断与控制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为社会构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情绪、价值与冲动的表达提供了低成本、高收益的渠道，网络及移动终端的舆情及集体行动时有发生，信息空间中的暴力更成为“弱者”的武器。

2012年开始，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开始发生调整，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根本方略。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国家顶层设计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治理方略既表现在打击腐败、强化制度建设，更表现在加强民生建设、扩大改革惠及面、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抑制社会两极分化趋势等政策导向上。国家主导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如何在实质上重建已经松动的社会关系网络、防范社会的原子化及条块化的倾向，任重道远。与此同时，如何重塑各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提高各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也是值得社会学思考的重要话题。

四、中国代际关系演化的构型分析

(一)代际关系研究的构型视角

在批评实体主义权力观时，埃利亚斯将权力看作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属性。不存在绝对拥有或绝对不拥有权力的个体，权力是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主体对他人依赖程度的体现，如果对他人的依赖大于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人就对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都对对方拥有权力，但依赖程度的差异导致父母与子女对对方拥有的权力产生差异，或者说决定了双方权力比率的客观状况。

在考察20世纪60年代德国青年与父辈的矛盾时，埃利亚斯指出，二者的矛盾源于德国的社会构型特质所衍生的权力比率：青年一代发现，整个社会的资源与机遇都被老辈人把握，老辈人在二战中制造的罪恶因忏悔而获得宽恕，与此毫不相干的青年人却要承载沉重的历史。青年一代通过接受激进意识形态、参与学生运动、逃课及打架等越轨方式，表达对父辈的反抗。

(二)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演化

在传统中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亲子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真实显现。

多子女家庭是传统中国的主导家庭形式。幼年时期，子辈依靠父辈抚养长大；子辈长大但未娶妻独立、嫁人离家时，可以为家庭经济提供劳动力；父辈年老时，多子女可以减轻赡养父母的负担；多个男性子代也为家族繁衍提供更大保证。当父辈面对多个子女时，其情感寄托、养老赡养等精神及物质需求存在指向的多样性与可替代性，每个子女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与兄弟姐妹分享与争夺父辈的爱、照料与付出，都对父母存在较强的依赖。由此，父母相对于多子女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定主导权，或者作为多人关系网络的核心，具有一定权力优势。在成长历程中及成年分家后，任何一个子女都对其他兄弟姐妹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子女对父辈爱的需求与争夺、兄弟姐妹间的竞争与相互依赖，导致每个子女在短暂家庭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受人类在数千年时间内所经受的以理性人格形成为核心的文明进程。

在1971年开始酝酿、1982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客观现实，为传统家庭模式中代际关系的变化提供了驱动。从父辈角度看，独生子女政策基本消除了关爱、食物与照料等方面多子女间的可代替性，而人类种族延续的客观需求强化了父代对子代单个孩子的依赖性，基于相互依赖的父代与子代的权力比率朝向有利于子代的方向发展。而从子代即独生子女的角度看，兄弟姐妹对父母在关爱、食物等方面的争夺基本消失，父母本来可以从多个子女那里获取的选择性依赖演变为对单一子代的唯一依赖，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独生子女获取父母关爱、食物等资源的能力，子代相对于父代的权力比率增加了。

在相互依赖的权力构型中，对比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可以发现，父代的权力比率在降低，同代竞争的基本消失使子代对其情感、冲动与行为的短期爆发进行理性控制的必要性降低，更加缺乏在与父母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因其权力比率增大而关注其短期行为的长期后果的必要性。从构型视角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几代独生子女，经历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重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以生动、多样的关系网络的动态波动为核心的代际关系的文明化进程在家庭场景中的压缩性与重复性发生。

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父亲与母亲的教育分工较为明确，严父、慈母是这种角色差异的核心特征。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父代与子代的权力平衡朝向有利于后者的方向转变，中国家庭中的家长角色出现由“严父慈母”向“溺爱型父母”演化的趋向。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的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仅对劳动力供给、就业与失业、退休与养老等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构型的变化，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及心理结构，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人，而个体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特征，也在其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反映。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2015年全面实施的二孩政策、2021年全面实施的三孩政策对缓解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现象、改善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而从构型视角看，二孩、三孩政策的深远效应更在于，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构型复归，提供制度保障与刺激，将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及人格结构形成产生影响；当然，这一效应达成的程度，受到以生育意愿为核心的多重因素的制约。

五、构型分析与当代中国的两性权力关系研究

(一)两性权力关系的构型分析视角

埃利亚斯认为，“局内人—局外人”关系蕴含的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与污名化，折射出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差异。对埃利亚斯来说，这种权力差异并非源于两性的本质，而是特定社会构型的产物。

在古罗马社会早期，女性出嫁后，其娘家可以选择将女性的人身监护权移交其丈夫，女性从娘家获取的嫁妆一般也由丈夫支配，女性常被看作丈夫的私有财产。也有少数婚姻，女性的娘家选择了并不移交女性的监护权，而是由娘家保留。随着古罗马扩张为帝国，贵族家庭财富增加，在其女性成员出嫁时越来越多地选择不移交监护权，将这种权力赋予女性自身，女性也常在出嫁时获取由自己掌控的嫁妆。拥有嫁妆与人身权的女性在出嫁后被其原属家庭赋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包括婚姻存续的决定权。伴随古罗马帝国司法制度完善而来的是，贵族女性婚后在两性权力比率中地位上升，男性越来越无法任意将其意志强加于女性。埃利亚斯并不认为古罗马社会的两性关系绝对平等，贵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权力地位的相对上升源于独特的社会构型演化趋势。

尽管在当代西方社会，男性、女性的权力关系呈现平等化的相对趋向，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这种权力均衡只是两性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经历漫长波动后的逐渐稳定。最近一次的大规模动态波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以争取女性与男性在家庭生活、升学就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均等机会为基本原则，性解放运动也包含女性对性及生育行为的自由性及主动权的争夺。

(二)新中国成立后两性权力关系的演化及其表征

构型分析为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两性权力比率的变化提供了视角。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经常被看作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处于附属地位，男性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从历史变迁角度看，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男性与女性的权力比率不断变化。一般而言，汉唐女性相对于男性所拥有的自由空间大于明清女性。传统中国社会两性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权力比率在民国出现明显松动，女性解放运动试图改变女性在权力构型中的弱势地位，妇女不再缠足，自由恋爱、入学读书、入职工作。而真正具有颠覆性、更体现社会建构色彩的两性权力变化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

如果将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三种驱动社会变迁的机制，那么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转型隐含不同的运行轴心。政治、经济与文化要素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次序转换，影响着男性与女性在社会构型演化过程中的权力比率变化，形塑着不同的女性气质及女性形象。

在改革开放前以“政治”为主轴的时代，家庭生活从属于革命工作，女性被看作“能顶半边天”的革命者，女性的性别特征被尽可能地忽略，女性作为革命主体的属性被放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女性从旧中国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女性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工作与发展机遇极大提升。从“大跃进”运动开始，“铁姑娘”成为革命女性主体形象的典型代表。“铁姑娘”强调女性在革命与国家建设工作中与男性的同等地位，淡化两性间的生理属性差异，推崇弱性别特征的女性形象，将女性由从属于家庭的弱者地位中解放出来，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男强、女弱的构型关系。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轴心，“女强人”成为典型的时代女性形象，折射出两性相互依赖的权力比率的进一步变化。“女强人”改变了女性在工作领域中相对边缘的地位，对男性在工作中一度占据的主导权形成冲击。耐人寻味的是，“女强人”一方面对以往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形成颠覆性重塑，另一方面又竭力在事业与家庭这两种场所、在工作者与妻子/母亲这两种社会角色中，获得同等程度的成功与认可，这是“女强人”被视为“强者”的关键原因。“女强人”形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深远，而当这种有利于女性的两性权力比率变化逐渐定型后，“女强人”形象所表征的因素便逐渐日常化。

21世纪的近十年来，“女汉子”在文学作品、电视节目、影视剧等媒介的推动下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中的独立性增强，使其拥有更多自信与资本改变男性与女性在性格、言谈举止、外貌装束、家务劳动等方面围绕“男强女弱”预设而形成的传统社会期待，女性在生活领域表现出更多的男性气质。作为文化表征，“女汉子”一反男性阳刚威猛、女性温婉柔顺的性别气质预设，象征着女性从男权社会建构的女性气质约束中解放出来、充分表达自我的努力。如何在颠覆社会建构的“男性—女性”性别气质对立的同时，摆脱对“汉子”这一男性烙印表征的隐性屈从，是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关键。

六、结语：构型分析在中国研究中的广阔应用潜力

尽管埃利亚斯的构型社会学研究立足西方社会的特质，但只要突破对它的实体主义解读，从方法论视角吸收借鉴其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的研究优势，就会发现，构型社会学为考察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切入视角。

作为强调关系性、过程性、连续性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路径，构型分析对考察正在经历巨大社会转型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除国民性演化、群体关系与社会心态、代际关系与两性关系等研究议题外，当代中国的地区发展与国家治理、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冲突等研究领域，同样可以进行构型分析的尝试。

（注释与参考文献，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2期/《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