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动性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要求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我们空前地感受到了当下的社会治理现实与历史进步的要求之间所存在着的反差甚至冲突。“由于国家方面和民主政治方面对消除流通障碍的控制, 一方面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另一方面, 也会导致在边界上的交易成本和摩擦带来的损失, 因而这些控制对全球网络中的超级快速的流通过程起到的是制动的作用, 这些流通过程完全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 尽管这些控制表现为流动的、去人格化的权力形式。”[1] (P261) 也就是说, 由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所构成的这个社会治理体系是以控制流动性的方式去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事实上, 民族国家及其政治的诸多设置都是为了限制流动性, 或者是把流动性导向权力意志所期望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 是否实现了对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往往成了检验和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 全球化、后工业化呼唤出了更大更强的流动性, 并显而易见地包含着一种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变革去为流动性开路的要求。

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 如果说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变革能够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的话, 那么, 其主要任务就应是去拆除一切流通的障碍, 即促进流动性, 这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根据罗萨 (Rosa) 的判断, “全球化的政治项目有机会瓦解所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约束, 也就是将地方的社会关系迁入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1] (P261) 。这里所说的所谓“永恒的时间”应当理解成是一种与空间相分离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它不再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而存在的, 而是因为脱离了空间或显现出了与空间关系上的相对性而具有了所谓的“永恒性”, 事实上, 这是对流动性的一种夸张的表述。但是,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 流动性对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影响之大, 可能是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作出描述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 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却是根源于近代早期控制流动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控制流动性的做法正在丧失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情况下, 在适应流动性和促进流动性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不二选择的必然性面前, 我们应当基于流动性去寻求包括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在内的一切社会行动的方案。即使我们持有最为保守的态度, 也应当从流动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模式, 并根据流动性的要求去一步步地对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式、方法进行调整。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 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 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又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 进而, 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时代的三个面相, 或者说, 它们是可以用来观察和理解我们时代的三个基本维度。作为我们时代标识的这三个基本特征, 是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源头的, 也就是说, 开始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这样一场现代性发生的运动把人类社会领进了一个具有了上述三个特征的时代。所以, 在现代化的历史行程持续展开的过程中, 我们拥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但是, 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而言, 需要我们的社会治理通过变革来加以适应。

罗萨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不甚清晰的阶段, 而且也是把这三个阶段视为三种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模式的。罗萨说:“从早期现代的在代际发生变化的速度, 经过在‘经典的现代’的代际更替同步的阶段, 最后到晚期现代所出现的代内发生变化的速度趋势, 变化的速度在不断提高。”[1] (P129) 也就是说, 根据罗萨的划分方法, 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被划分为“早期现代”“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维度上, 构成了三种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模式。在早期现代, “社交社会记忆所持续的时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分离的现象,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现在萎缩’的体验会出现在三代或四代之内发生了显著变革的过程中”[1] (P128-129) 。在被通常称作为“经典的现代”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半时期中, “社会变革, 即结构上和文化上的确定性的变化, 在面对更快的速度时, 会成为简单的代际更换, 因而可以猜想, 从中所产生的重大的后果并不只是影响到代际关系, 而是……对生活世界的确定事物的腐蚀会形成新的性质, 而这不可能不触及文化的再生产以及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1] (P129) 。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 进入了“晚期现代”阶段, “由于更高的、几乎不能明确确定的临界值, 使得变化最终不再能被看做固定结构的改变, 而是作为从根本上而且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定性”[1] (P129) 。虽然我们经常把20世纪80年代看作是人类走进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起点, 但根据罗萨以及诸多西方学者的认识, 这也被称作“晚期现代”。这意味着许多西方学者并未把这个时期看作是继工业社会后的一个新的阶段, 而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将这个阶段归入到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 认为这是工业社会历史的一个延伸开来的阶段, 或者说, 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 他们毕竟看到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时代。

由于流动性的迅速增强, 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来的是, “连接紧密、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稳固性的社会集合体在液化的作用下消散, 而变成永远在运动和变动中的‘人种心理的、科技的、金融的、媒体的和观念的风景’, 这些作为‘文化的河流’而从相互之中分流开来、相互移动分开, 因此它们似乎不再能在原来的地图上反映出来, 而是只能在相互连贯的屏幕的动态的可视化中得以表现……同时, 这样的‘河流’往往以复数出现:根据这个趋势, 领土、人种、金融流和观念流, 同样也包括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实践活动的形式, 它们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 因而每条河流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向流动, 也就是说, 由于几乎是可以任意 (再) 组合的, 因而进行有目的的控制也显得不再可能, 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是非常关键的。”[1] (P128) 我们只有认识到流动性带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只有理解了这种条件下的控制的不可能性, 才会去自觉地思考和谋划社会治理变革。比如, 民族国家地理上的边界在流动性中液化而仅仅剩下了政治功能这块硬核, 对于人、财、物、资本的流动已经无法起到以往表现出的那种阻隔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地缘政治的研究不基于这种状况去调整思路以及关注重心的话, 所发表的就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专家不致力于取缔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的话, 就说明他是没有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采取科学的态度, 而是在捍卫成见中和不断地制造、输出偏见。

既然社会的流动性也是以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形式出现的, 那么,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流动性已经属于高流动性的范畴, 因而, 也表现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正如艾丽斯·杨所说的:“各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存在于人们所占有的确定的社会位置中。各种社会位置决定了人们的机遇与生活机会。这些生活机会是由下述方式所建构的, 即社会位置是彼此相关的, 其目的在于创制出各种能够相互强化的系统性的约束或者机会……”[2] (P118) 然而, 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人的社会位置变得不确定了, 人的关系也不再是基于确定的社会位置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因此, 由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对人的约束也将不再存在。我们相信,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依然存在着某种结构, 或者说, 它不可能是无结构的。但是, 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结构肯定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那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而是一种处在变动中的结构。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由于流动性对既有社会结构形成的冲击, 出现了社会非结构化的境况, 使得那些原先受到社会结构束缚的要素得到解放, 从而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也就是说, 这将是一个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自由的社会的到来。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人们完全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羁绊而自由地选择参与到哪一个合作行动体系中。我们曾经指出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是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过程, 实际上就是指这一社会的结构亦如我们今天所看到和能够想象到的技术网络一样, 是开放性的、流动性的和随机变化的, 每一个网络节点都与任何其他节点发生联系和处于互动、联动过程之中。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 人们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将是, 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 参加到什么样的合作行动体系中才能使自我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我们知道, 社会以及所有事物都因拥有结构而变得稳定, 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事物会因为结构化而使流变呈现减弱的趋势。一旦一种结构形成, 即使是变动着的, 也会表现出有规律可循的状况。就此而言, 把握了事物的结构, 也就意味着可以认识和运用事物变化的规律而实现控制, 或者, 通过对结构进行调整而促使事物朝着可期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工业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目的。然而,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强流动性使得结构化几无可能。这也就意味着通过把握事物的结构而进行控制和促进其合目的性的发展变得不再可能。因而, 我们所构想的是要用合作行动去替代既有的行动模式。也就是说,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合作行动, 这种行动不是建立在对事物结构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 因而也不可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在强流动性的条件下,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能够发挥人的能动性的路径主要是顺势而为, 是适应流动性和利用流动性的过程, 所表现出来的是随着流动性的波动而动的行动流, 不负载着历史的负担而全力指向未来, 是向未来展开的行动的绵延。立足于“现在”的时点来看, 那就是, “过去已然逝去和‘被决定’, 但现在却总是为人类行动者的自由创新保持开放。”[3] (P78) 也就是说, 虽然是在事物的变化中顺势而为, 却是用创新去铺设通向未来的道路。当然, 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 但这却不意味着人的行动也必然受到历史的规约。既有的标志着和涵括了历史的设置, 是可以由行动者来做出选择的, 而不是必须加以接受的命令。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而言, 对环境的考量更为重要, 因为行动者需要在告别历史的同时融入环境, 从环境中汲取承担任务的全部力量, 在环境中获得自由创新的资源和条件, 就如鱼在水中去捕获迅速移动的食物一样。事实上, 不受历史决定, 也就能够在环境中获得自由。而且,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会受到历史以及来源于历史的因素的决定。

即便我们将当前流动性的增长判定为量变的范畴, 也需要去积极地谋求社会治理变革的出路, 而不是等待流动性增长达到质变的临界点时为整个社会带来不可承受的震荡。其实, 社会的流动性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那就是越过了能够对其进行控制的临界点。在流动性增强加速化的条件下, 我们已经很难判断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根源于18世纪的社会治理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做好对这个社会治理模式加以抛弃而不是改造的准备已经成了一项迫切性很高的任务了。然而, 在流动性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真切的现实的情况下, 在人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流动性的条件下, 18世纪启蒙运动所确立起来的政治观念及其制度模式仍然得到了人们坚定的捍卫。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认为, 人们之所以不愿意将视角转换到社会的流动性上来, 而是站在根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那个传统视角中去认识我们社会不断加强的流动性, 将流动性视为一种邪恶并努力去加以控制, 或者说, 出于对既定、既成的制度及其政治模式的深厚情感而憎恶流动性, 并试图对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中所出现的那些针对流动性而作出的回应性安排加以谴责和诅咒。这些都属于不愿意进行社会治理变革的保守心态和消极做法。

如果我们拥有历史进步的信念的话, 那么, 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特征就应持热情拥抱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采取压制、排斥的态度, 拒绝对社会安排作出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中所推展出来的新要求, 就会陷入新旧之间的紧张状态之中。就当下的现实来看, 这个问题不仅是存在着的, 而且表现得非常突出。不仅在国际上存在着反全球化、反流动性的力量, 而且在各个国家内部, 处于支配性地位的力量也对18世纪启蒙时期启动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和制度建构业已取得的成果进行诗意般的描绘, 试图将其理想化为不可超越的典范, 这将会造成一种历史性的反动。从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包含的社会变革要求来看, 如果说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动力量的话, 那么这种力量事实上是非常强大的。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寄托的那种无所不能的臆想, 已经对我们的社会治理变革形成了严重的误导。特别是对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而言, 把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辉煌业绩的社会治理模式看作为一种终极模式而要求无条件地加以引进, 已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向未来的进程中设置了障碍。

应当说, 在20世纪后期, 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中, 都出现了寻求变革的积极探索, 但由于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致使所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构想也不同。在行政的领域中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政治的领域中出现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及这两个领域所共享的公众参与主张等, 可以说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治理变革构想。但是, 它们都是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构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而不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去看问题。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构成的角度看问题, 所看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多样化。在行政的领域中, 人们总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去思考改革方案;在政治的领域中, 人们是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处理多元群体的关系上、界定多元群体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可以认为, 在行政的领域中, 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思想和创新性的行动方案, 因为, 轻国家、弱政府而重社会, 无非是在传统的思想库中作出了选择而已;在政治的领域中, 由于社会群体多元化、多样化是一个新生成的政治格局, 从而催生了诸如协商民主理论等。即便如此, 协商民主理论也无法被视为一项根本性的创新, 而只能说是对传统民主理论所作出的一种微调。

艾丽斯·杨 (Young, I.M) 在阐释她的包容性协商民主理论时, 对既有的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批评, 认为民主政治在群体多元化的条件下的不适用性在于, 它是“通过在各种群体之间设置出刚性的内部——外部界限, 那种界定社会群体的本质主义的路径使那些关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流动性被固化了。如果差异政治针对那种社会群体提出了诸如此类的具有清晰界限的内部同质性的要求, 那么其批评者有权宣称像这样的政治撕裂了人民并使其碎片化, 同时也激起了冲突与地方主义”[2] (P110) 。也就是说, 既有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稳固性假设的前提下的, 也就是说, 存在着稳定的阶级、人群、利益团体等, 而且是可以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 让他们选出自己的代表, 参与到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来。如果从流动性的角度看问题的话, 就会看到, 一方面, 差异化和多元化、多样化的群体的形成是流动性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 这些群体本身也具有流动性特征, 是需要把这些群体放在流动性的视界中去观察的。然而, 人们在认识这些群体的时候, 恰恰忽视了流动性, 一厢情愿的假定这些群体是静止的实体性存在物, 有着明晰的内部和外部边界, 是被某种稳定的结构所固化的存在形式。这样一来, 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那就是, 忽视流动性或者无视流动性的民主政治如何能够在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担负起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呢?

与流动性联系在一起的是群体的交叉性以及成员的重叠性。我们可以想象, 在传统的阶级差异中, 除了少数人因为受教育或被洗脑的原因而脱离了自己所在的阶级, 也许还会有某些人因为天灾人祸或某种机遇而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阶级, 而绝大多数人属于某个阶级会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凝固了的现实, 而且, 也不可能既在此阶级又属于另一个阶级。在20世纪后期的多元化、多样化群体共在的情况下, 群体的构成、主张、诉求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交叉重叠的状况。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么, 20世纪后期群体间交叉重叠等复杂情况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随机性变化的。在某些事项上, 他们会联合起来并迅速集结起来采取共同行动, 在另一些事项上又会发生分歧、冲突。特别是在群体间出现了分歧和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那些他们共有的成员、参与者在态度和行为上就会表现出不确定性。当然, 所有这类社会问题也有某些共同的方面, 就是对既有的政治制度、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满, 但这些不满并不能转化成促使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而是以分散式的情绪化的方式去进行发泄。更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在涉及到某些具体的政策制定问题时, 当这些群体被召集到一起而成为参与者去共事时, 它们之间本来所拥有的那些共同点立马被忽略或忘却了, 它们的分歧迅速地呈现了出来, 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不仅是在群体之间, 而且在群体之中, 一旦准备就某个具体事项而开展行动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分歧和冲突。这就是艾丽斯·杨所说的, “那些生活在某种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通常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尽管受到性别或种族方面的陈规陋俗的压迫的某种群体的成员可能会在消除歧视和非人化的意象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 但是, 像这样一种利害关系太抽象化了而不能够构建出一种战略目标。在一种更加具体的层次上, 诸如此类的群体成员通常会展现出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利益”[2] (P110-111) 。

即便就个人而言, 也可以看到流动性所造成的对个人定位的困难。我们知道, 在工业社会中, 人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 每个人都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特定的位置之上, 都有着相应的社会定位。然而, 在流动性增强的条件下, 人不再是由社会来为他作出定位, 而是由自己去为自己进行定位的, 甚至可以认为, 社会是包含在人的行动之中的, 是人用行动去作用于社会而使自己有了某个位置。事实上, 在流动性的维度上, 是没有定位之说的, 人的流动本身就意味着不会停留在某个位置上。艾丽斯·杨对人的“社会定位”做了明确而细致的分析, 准确地揭示了“社会定位”的内涵, 那就是, “社会定位是依据与各种其他结构性位置的关系而产生的, 同时也是依据那些导致了诸种无意识的结果的社会过程而产生的。社会定位仅仅提供了一种背景与视角, 各种特殊的社会事件与问题都能够依据这样的背景与视角而得到解释。社会定位本身并没有做出那种解释。所以, 我们却是能够发现, 那些具有某种相似的社会视角的不同的人会对某个问题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视角是一种看待各种社会事件的方法或者途径, 它制约着而不是决定着人们的所见所闻。”[2] (P174) 应当说, 在社会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 艾丽斯·杨通过援用社会定位的视角, 作出了比较客观、中肯的描述, 为理解人的主体性留下了空间。但是,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人以及社会的流动性使人失去了社会定位。不仅人不再有社会定位, 反而就人是行动者而言, 是把社会纳入到了人的行动过程之中的。这意味着社会治理所面对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人, 无论这种人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 都会对社会治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对权力和权威及其运行状况的观察中, 也同样可以看到流动性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 在工业社会中, 随着农业社会的等级身份制的瓦解, 社会意义上的权力已经消失, 所有的权力都是存在于组织之中和由组织所拥有的。一般说来, 在私人领域中, 只存在着运行于组织内部的权力, 对其外部可能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却不可能行使权力。只有在公共领域中, 作为组织的社会治理体系既有运行于其内部的权力, 也有着可以对社会行使的权力。在整个工业社会中, 权力是社会治理体系赖以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依据, 也是最为重要的组织资源。然而, 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因为流动性而造成的组织的开放性, 对权力构成了致命的挑战。就公共行政体系而言, 如法默尔所说, “向他人的开放, 从某一方面说, 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实践应作为一种反权威的活动来构建和实施”[4] (P313) 。由此可见, 只有一个封闭体系才为权力以及权威的生成提供稳定的基础, 让权力和权威不受流动性以及陌生因素的挑战。对于开放系统而言, 流动性导致了系统的非结构化, 使固有的结构受到冲击。无论是发生在系统边界上的流出或流入的因素, 还是存在于系统内部的各构成要素的流动, 都会冲击系统的结构, 动摇权力和权威赖以生成和存在的基础。

在权力的生成问题上, 霍耐特 (Axel Honneth) 认为存在着三种观点:“传统的政治科学按照法律上的契约模式, 把权力的占有理解为权利的转让。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则按照国家主义的模式, 把权力的占有理解为对国家机器的占有……福柯把社会权力的诞生溯源到……在其中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而在工厂里、在学校的教室里、在住宅的房间里相互对立着。在这里, 在日常生活的策略性琐事中, 潜在权力必定被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5] (P68) 其实, 权力的生成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 那就是生成于人的稳定的等级势差中。也就是说, 在人们之间, 因为存在着不平等而有了势差, 这种势差只要能够稳定地维持下去, 就会于其中生成权力。在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条件下, 人们之间即使存在着不平等, 也不会固定在一个相对不变的位置上, 而且由于不平等所构成的势差也不可能得以维持, 以至于权力得以生成的条件不存在了。也就是说, 流动性无论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还是在组织的意义上, 都使结构变得不再稳固。特别是等级结构无法被固定下来, 也就不再能够形成稳定的势差, 从而使权力的前提性条件消失了。这对于社会治理构成的挑战似乎是很难想象的, 更是无法接受的。然而, 它却是流动性中所包含的逻辑现实。

工业社会的阶层固化所引发的阶级斗争将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而不断衰微。这正是包含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一个隐喻。当然,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我们也发现人与人的斗争和社会冲突都呈现出了激化的境况, 人们也于其中联想到了阶级斗争。其实, 这完全是个误解, 它与近代早期的经典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流动性意味着稳定的阶级很难形成。这是因为,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首先是横向的区域间的流动性的增强, 随后则是纵向的突破社会层级的流动性的增强, 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构成要素都处于流动状态。这样一来, 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结果就是, 资本和财产并不固定地与某些人联系在一起, 而是在人们之间不断转移的。至于谁能获得资本、财产等, 则是与自己的知识、智慧、能力以及所捕捉到的机会相关联的。这样一种流动性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占有资本、财产的不确定性。在人的心理层面, 就会产生两种影响:要么在自己掌握了资本、财产的那个时期及时行乐, 要么减少了追逐资本、财产并将其积累起来的热情。前者无非是资本、财产继续转移的一种方式, 而且使人堕落。一旦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就不会做出那种选择。后者则会把人导向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本、财产去促进公益事业的方向, 并于此之中去体验做人的满足感。在个人主义以及私有意识弥漫的今天, 我们所作出的后一种判断只能说是一种猜测, 也许这种猜测是为人所不屑的, 人们会以为我们患上了理想主义的妄想症。但是, 我们以极其低调的方式宣布, 全球化、后工业化却是有可能走向那个方向的, 如果社会治理拥有这样的形塑社会的目标, 也许是能够实现的。

在此, 我们是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说明流动性在当今社会中的表现及其影响, 但这些被例举出来的社会现象却是能够说明社会治理变革的必要性的。因为, 这些社会现象或者说方面, 构成了既有社会治理的依据, 也是社会治理展示其功能的场所。既然这些方面都因流动性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 社会治理如果不作出相应的变革, 就必然会置自身与流动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相适应的位置上, 甚至会产生冲突, 进而导致无法想象的社会动荡。所以, 社会的流动性应当成为我们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流动性意味着一种不稳定的空间状态, 甚至会有着无序的特征。但是, 就其实质而言, 流动性是一个用来表征时间的概念, 意味着时间的复杂化。因为, 流动性在速度上的节奏快慢状况, 所标识出来的就是不同的时间状态。所以, 在流动性迅速增强之中, 我们看到了时间属性的改变, 特别是在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相分离后, 使得空间与时间也相分离了。也就是说, 原先与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时间是无法与空间隔离起来去加以把握的, 所以, 爱因斯坦也是将时间作为空间的一维看待的。然而, 随着社会时间的出现, 人们通过对社会时间的开发和利用, 改变了空间的存在形态及其属性。今天,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的空间变化, 都可以归结为人们通过社会时间的开发和利用去改变空间属性的结果。而且, 这一点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显性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社会时间的建构已经改变了空间的属性, 原先依据空间距离的远近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正在被不再受空间限制的关系所取代。“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中, 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的社会关系的人, 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 反之亦然。同样, 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因此, 对于许多甚至是大多的社会进程来说, 空间位置或环境已经不再重要或不再是决定性的了。”[6] (P118) 存在于网络中的虚拟组织、虚拟社团等甚至相互不知道对方所在的物理位置, 而这却不妨碍他们的共同行动。在他们的共同行动中, 时间发挥着主要作用, 以至于人们忘记了空间, 或者说根本不关心空间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从历史的维度看来, 人类在进化中逐渐地获得了时间意识, 并使时间意识不断地增强。就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这两个方面来看, 应当说人类是先有了空间意识, 然后才有了时间意识, 所以, 人们也是把时间与空间分别开来的。在牛顿物理学中, 空间与时间并未被统一起来, 以至于爱因斯坦需要花很大功夫去让人们接受时间与空间是一体性存在这一观点。然而, 随着社会时间的产生, 不仅出现了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分离, 而且自然时间也与被社会时间改造了的空间相分离了。这就是社会学视野中的时间、空间状况。对人而言,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则表现出了时间意识的日益增强和空间意识的日渐稀薄。在社会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 特别是人的高度流动性, 即不断地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的流动, 使人逐渐地失去了去了解空间的热情, 更不用说有着熟悉空间的愿望了。在农业社会, 对于漂泊在外地的人来说, 一句“老乡”可能包含着浓浓的情谊, 因为他已经了解和感受到了陌生的环境。然而, 在工业社会中, 在“同事”“同学”“战友”等面前, 即使人们还有着农业社会的乡土观念, 也显得弱化了许多。这说明“同事”“同学”“战友”等具有质性的关系形态已经削弱了他的空间感知的敏感度。在某种意义上, 吉登斯的“脱域化”概念既是指空间的扩大和开放, 也意味着空间观念的削弱。在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 空间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使得人们已经不再能够在线性的意义上去把握空间, 而是需要在空间的网络结构中去观察人作出了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和参与到了什么样的行动之中。所以, 在流动性增强的条件下, 随着一切存在都像流沙一样变动着, 社会的网络结构将成为我们认识和行动的依据, 也同样是开展社会治理的依据。

我们是把社会网络结构看作社会结构与流动性相统一的形态的。或者说, 社会网络结构是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的一种社会表现形式。从理论上说, 虽然我们认为社会的流动性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问题视角, 但我们并不排斥社会结构的观察视角, 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把社会结构的视角作为一个静止的立足点的做法。所以, 我们认为, 社会结构的视角应当与流动性的视角结合起来, 甚至将它们合并为一个视角。如果将它们合并了起来,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处在不停息的运动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事实上, 就我们的社会现实来看, 社会网络结构正在悄悄的生成之中。当然, 在今天, 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过程依然属于“自然过程”的范畴, 并未得到社会治理体系的确认, 更不用说社会治理在对网络结构的生成方面采取了什么积极的推动措施。相反, 我们满眼所见的, 都是社会治理对来自于传统的线性社会结构的维护。可是, 随着流动性的增强, 我们已经面临着社会结构重建的问题, 如果社会治理不在促进社会网络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中有所作为的话, 那只能说是对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信仰的一种讽刺。因为, 我们没有在此问题上采取科学的态度, 那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去采取积极行动, 更何况流动性增长的加速化已经是人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的客观事实。

尽管社会网络结构还处于悄悄的成长过程中, 而且受到了既有社会治理的压制和排斥, 但我们毕竟已经拥有了一个技术网络。就我们业已拥有的这个网络来看, 在实质上仍然是由许许多多局域网连接而成的, 还不是一个真正不被分割的网络。不过, 它已经意味着人类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网络时代。在网络时代, 我们原先拥有的世界被隔离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似乎受到了自然时间的规定, 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社会时间的利用;另一个世界似乎不受自然时间的规定, 尽管需要用自然时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标记。这就是, “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为全球化世界的所有的社会群体构建了基本的空间——时间——制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网络流控制的空间之外的 (固定的) 地点 (地方的空间) 和 (线性的) 钟表时间仍然一如既往地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网络流占主导的空间决定着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的基本的发展逻辑”[1] (P258) 。因为受时间规定的不同而被隔离开来的两个世界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或者说, 人是穿行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 也就在两种时间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使时间的结构呈现出了非线性的和复杂性的特征。当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更强烈地以时间上的社会重组为导向”的图景时, 所有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秩序的消解和各种类型的同时性占主导地位, 与它们所隐含的流动性、去地平线化和‘光怪陆离的碎片化’的意义”[1] (P259) , 都意味着时间网络结构生成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 是一个让人想起来便无限神往的时刻。因为, 一旦时间也拥有了网络结构的话, 那么, 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在空间的意义还是时间的意义上, 都具有网络结构。

网络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处在变动之中, 因而, 也不可能存在着不同节点间的稳定关系。事实上, 网络中的节点本身就具有虚拟性, 无法按照我们既有的在认识实体性存在时所获得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它。网络中的节点既是虚拟的又是流动的, 从而赋予网络虚拟性和流动性, 或者说, 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与整个网络共有着虚拟性和流动性。另外, 网络虽然在运行中会显现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专业性领域、不同的价值偏好社区等, 却不可以进行分解。因为这些层面、领域、社区等并不是静止的, 它们之间无数的牵连和互动, 都对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使整个网络呈现出一种流动态。就此而言, 网络又是具有总体性的, 是一个不可以被分割成不同部分而进行静态观察和认识的整体。如果说一切实体性存在的整体都是可以分解、分割的话, 那么, 就网络的不可分解、不可分割而言, 我们更倾向于用“总体”一词来定义它, 认为网络具有总体性。如果我们的社会获得了网络结构, 这就意味着以往所有“分而治之”的社会治理技巧都无法使用了。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 当脱域化使地域边界消解而连接成了统一的社会, 特别是民族国家生成后, 大片的区域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 那只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整体, 就社会而言, 却开始了分裂的进程, 而且伴随着社会分裂的, 是人的分裂。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这种分裂会不会持续地展开?表面看来, 其一, 就全球化是民族国家边界的突破, 是再一次的脱域化, 从而使民族国家连接了起来而构成“全球社会”;其二,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体的小规模化, 不再受到国家权威机构的统一协调。第一个方面似乎是工业社会脱域化进程的延续, 然而, 第二个方面又似乎是向农业社会的回归, 即行动体规模的小型化。其实, 全球化、后工业化表象层面上的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决定性的。对于回答社会是否会走向分裂这样一个问题,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当整个社会为合作网络编织在一起的时候, 也就处在了联动之中, 也就不存在静态意义上的是否分裂的问题。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社会是分裂的时候, 包含着社会应当是一个整体的判断。无论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还是作为分裂的社会, 都是被设想为一种静态的存在。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这种假设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有利于揭示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 在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流动性将成为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 从而意味着不再能够把社会当作一种静态的存在。也就是说, 不能在静态的意义上去谈论社会整体或这个整体的分裂。特别是整个社会时时处处都处在联动之中, 即处在合作行动的网络之中, 也就不可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使这样的社会分裂。

从系统的角度看, 就社会是一个系统而言, 当系统有着自我稳定化的追求时, 肯定会有着建立结构的要求, 即通过结构来支持系统, 使系统具有稳定性。这个过程也就是结构化的过程, 是在行动者的互动中实现的, 系统的再生产无非是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所以, 结构化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 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跨越时空的。根据吉登斯 (Anthoy Giddens) 的描述, “行动者在互动系统的再生产中利用了结构化手段, 并借助同样的手段再构成系统的结构化特征”[7] (P26) 。但是, 当系统并不追求自身的稳定性时, 也就不再具有结构化的需求了。事实上,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 系统所追求的是开放性、流动性和非平衡态, 会在发现了任何有可能导致系统僵化的结构时而将其打破。所以, 结构化恰恰是这种开放系统所要防止的。如果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存在着系统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属于非结构化的体系。或者说,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系统并无属于自己的结构, 也没有发生在系统中并能够传递下去的结构化过程, 就它处于合作场域中而言, 与这个场域共有着同样的网络结构。这样一来, 我们所看到的一幅图景就是, 人们的合作行动是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展开的, 对人们的合作行动提供支持的则是合作治理。这就是社会治理变革的目标。作为通向这一目标的社会治理变革, 是在流动性的驱动下前行的, 是适应流动性的要求而作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