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

谢立中

《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思潮反对西方知识霸权，主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性，这种诉求具有正当性。但这种诉求是建立在传统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的，其立场构成了一种地缘多元主义，这种地缘多元主义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放弃了知识的普遍性，隐含着使知识碎片化的危险。如果我们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就能够建构出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场。这种话语多元主义在鼓励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的同时，又允许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

 

关键词：社会科学本土化；去西方化；地缘多元主义；话语多元主义；多元普遍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再一次受到热切关注。在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基本观点。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强本土派”和“弱本土派”。

 

持强本土派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属于地方性知识，因此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社会。非西方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应该建构一种以非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非西方社会科学”。这一观点所内含的理论逻辑是：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或者，虽然有共同性，但对我们认识特殊情境下的现实没有实质意义）。所以，在不同时空情境中形成的、作为对不同时空情境之现实直接再现的理论也只有特殊而无共同的适用性（或者只有那些反映了不同时空情境之特殊性的理论才有实质意义）。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黄宗智，2007：9）；“从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论的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在地理论’,它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吴重庆，2002：92）；“所谓本土化，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讲，就是对国家这样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中社会特殊性的强调”（李宗克，2011：75）。

 

与上述观点不同，持弱本土派观点的学者们则主张西方社会科学虽然确实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带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其中有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内容，需要依据非西方社会的经验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的所有内容都不具有普适性。“本土化”的实质是不断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实践经验来对既有理论进行补充或修正，使理论日益贴近更广泛的现实，更具普适性（如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普适性，而非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显然，这一观点内含一种与上述强本土派不同的理论逻辑，即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各国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共同性。因此，理论既需要反映各国社会现实中的特殊性，也需要反映各国社会现实之间的普适性。我们需要且可以建构起一种跨越各国不同时空情境、适用于各国不同社会情境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针对上述强本土派学者片面突出非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可能带来的偏狭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提醒人们：“具有继承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学术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进而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李培林，2000）；“理论研究的重心是发掘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与命题，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方法论，经验无论具有何种‘深刻性’，都不能依照经验的特殊性建构理论”（王处辉等，2017：99）；“社会学本土化不能仅满足于地方知识的建立，更不能也不会将自己独立于社会学学科之外，而是希望把自己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或提出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认识与新途径，由此而有机会以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范式应用于其他社会，以作为普世性的检验”（翟学伟，2018：55）。如果只看到某个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其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共同性，“那这个学术群体就可能缺乏相应的可能性，去真诚理解理论本身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很难真正去揭示、诠释本土社会的特殊性”（陈映芳，2015：56）；“社会学本土化既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来反对西方的‘特殊’，也不是让中国社会学共同体‘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而是要提出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有解释力、有效度、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受、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中占据某种位置的理论知识”（王宁，2017：35）。

 

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哪一种更为可取呢？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一个相对而言令人满意的答案。但笔者的目的不止于此，而是要借助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来探索社会科学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个更具深意的问题，即知识多元化的主要根源及其后果。而知识多元化正是社会科学本土化论者的终极追求。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核心议题：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是否具有共同性

从上述两种对立观点所内含的逻辑中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的争议中存在一个核心议题，即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是否具有共同性。围绕这个核心议题，这两派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强本土派认为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弱本土派的回答则相反：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这两种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对这一核心议题的不同回答。因此，要想判断这两种本土化观点何者更为可取，就必须考察它们对上述核心议题的回答何者更为可取。

 

围绕“普遍”和“特殊”之关系展开的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在此不做重新梳理，而是径直表达自己的观点。从逻辑上看，强本土派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而没有共同性，那么，由于现实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可分的（例如，从空间上来说，现代人类社会可以分解为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各个社会，各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社会可以分解为各个民族国家下属的地方社会，各个地方社会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为基层的社会，更为基层的社会可以分解为各个家庭或小群体，各个家庭或小群体可以分解为个人；而上述从空间角度分解出来的每一个层次，甚至每个人，又都可以从时间角度无限分解，成为不同瞬间T1、T2、T3……Tn时的存在），我们就无法形成任何概念性的知识，而只能获得一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碎片化的经验。任何概念性的知识必然是对许多具有丰富特性的经验知识的抽象概括。

 

实际上，已经有论者意识到强本土派观点可能会面临这一难题，因此提出了要将“本土化”的论题限定在“国家”层面上的建议，暂时忽略掉“在更小地理空间或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与分歧”，理由是“民族国家在当今全球秩序中仍然是一个有着实质意义的‘利益共同体’，也是知识生产和社会建构最主要的单位和边界。在全球格局中，因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处境，必然会寻求一种反映本土价值关怀的知识体系。这里的‘价值’包括实际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建构等，即所谓的文化自觉。社会科学的议题设置、概念构造和事实选择等知识建构活动，都嵌入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而是本土化的”（李宗克，2011：76）。笔者认为，这种建议只是提出者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并没有理论或实践障碍可以阻止人们将本土化的对象一级级分解下去。

 

第二，如果接受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或共同性对认识现实没有意义的观点，那就需要进一步面对以下问题。

 

首先，如果没有任何超越特殊性的共性知识，譬如任何个人经验与其他个人经验之间没有共同性，那个体之间如何产生共鸣和理解？人们之间的交流何以可能？或者，如果任何个人的经验都对其他个体没有意义，那是否还有进行知识交流和沟通的必要？

 

其次，如果每个人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经验都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那就没有办法对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进行有效的整合，我们的意识活动要承担沉重的负荷，因而会是极其低效的。这样一种生物如何在竞争中存活和延续下来将是一个难题。假如所有以往的经验由于其只有特殊性没有共同性，因而完全不能适用于将来的生活情境，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储存如此多的生活经验记忆的必要性。

 

如果上述分析可被接受，那么就可以通过逻辑推论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因此，假如理论是对现实的再现，对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加以再现的理论知识也必然既包含特���性的内容，又包含普适性的内容。整合这些包含着普适性的内容，就可能形成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界限的理论知识。

 

第二，就社会科学而言，无论是西方社会科学还是非西方社会科学，都既包含只适用于自己社会的内容，也包含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的内容，对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加以整合，就有可能形成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界限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是可能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获得了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的“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中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内容“去除”掉，同时将可以适用于某个非西方社会的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包括特殊性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两个方面）不断得以扩展。就此而言，在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上，弱本土派的观点是相对更为可以接受的。

 

但是，到此为止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弱本土派学者还是会面临一些新的重要问题。按照弱本土派学者的观点，西方社会科学虽然是以西方社会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但其中应该包含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性内容。只要我们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实践经验来对它进行补充或修正，就能使它在内容上不断完善，更好地适用于各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一种日趋普遍的知识系统，源起于西方的这套社会科学系统最终将成为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都可以使用的、唯一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若是如此，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不就成了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难以摆脱的宿命？还有可能产生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元的知识世界吗？

 

不可否认，在弱本土派学者中，确实会有人对于上述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完善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因为后者虽然源自西方，但由于含有普适性内容，并非只适用于西方。行文至此，我们似乎还没有适当的理由来反驳这一回答。

 

笔者认为，承认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系统包含适用于不同时空情境的普适性内容，并不意味着目前源起于西方的这套社会科学系统就是所有时代、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都必须使用的、唯一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即使我们承认西方社会科学含有可以适用于不同时空情境之下的社会现实的普适性内容，在普适性知识层面上，一个多元的社会科学知识世界也依然是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另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即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吗？

 

三、传统实在论与话语建构论之争：理论是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

 

如前所述，尽管强本土派和弱本土派学者在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们实际上却共享一个理论前提，即认为理论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正是这一理论前提才导致弱本土派学者不得不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为了寻找破解这些难题的钥匙，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前提进行讨论。

 

理论真的是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吗？针对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国内外学术界至少存在着两种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立场。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传统实在论”和“话语建构论”。

 

在本文中，所谓“传统实在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观点：认知对象是一种外在、独立于认知结果、纯“自然”的实在；对这一实在展开认知活动的目的是准确、客观地再现这一实在；只有准确、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实在的认知结果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认知结果；这样的认知结果只能有一个；这样的认知结果可以积累，通过这类认知结果的积累，我们对这一实在的认知就能不断扩大和深化。

 

所谓“话语建构论”则是指以下这样一种理论观点：我们的认知对象不是一种外在、独立于认知结果、纯“自然”的实在，而是一种由认知主体在某种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建构出来的“话语性”实在；对这一“实在”的认知并非是对它的直接再现，而是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对于“同一”认知对象，处于不同话语系统引导和约束下的认知者完全可以对其做出不同的建构；而对于这样一些不同话语建构之间的是非对错，我们无法做出终极的判断；因此，认知的结果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这些多元的认知结果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累积，而只能共存于世，它们之间如果产生竞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只能是认知过程之外的因素而非认知过程本身的因素。

 

毫无疑问，假如接受传统实在论的立场，就势必接受一元主义知识论的立场。而在普适性知识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又势必要面临以下难题：要么认定西方社会科学是唯一能够用来再现不同社会之普遍性的知识系统，从而臣服于其知识霸权之下；要么在西方社会科学之外重新构建一套与之不同的普适性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违背传统实在论的理论立场（这正是弱本土派学者面临的难题）。但如果我们接受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局面就会焕然一新。依据话语建构论的立场，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对于任意特定时空情境下的某一现实，必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不同的话语系统或者以明确的方式存在，或者以隐含的方式存在），可以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因此，我们对其所做的描述和理解也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

 

以笔者之见，话语建构论比传统实在论更为合理。具体说明如下。

 

词语是话语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对于任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现实来说，如果用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词语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有实质性的不同，那么人们对这一特定现实所能够做出的描述和理解就会不同。举例而言，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经常用于喝水的水杯，人们有着很多不同的称呼，有人称其为“茶杯”或“水杯”，也有人称其为“茶缸”“把缸”“水缸”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对“同一”物品给出的两类名称而已，但实际上这两类不同的名称从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又进而建构了两个非常不同的生活世界。假设某个老师指令一位学生去从事一项关于“杯子”的研究活动，主题如“‘杯子’的一般属性或基本类型”，那么这位学生就需要去广泛地搜集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类型的“杯子”样本，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观察、比较、分析和综合，最终得出结论。当这位学生这样做的时候，也需要且只能将所有被人们称为“杯子”的东西搜集起来加以考察，那些不被人们称为“杯子”的物品则将被排除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但是，假如现在老师又指令这位学生去从事一项关于“缸”的研究，主题如“‘缸’的一般属性或基本类型”，那么虽然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不变，但这位学生需要去搜集然后加以考察的对象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将会发现，被人们称为“杯子”的对象与被人们称为“缸”的对象在范围上虽然有所重合，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传统中国农民的灶屋里一般都放置着一口容量比较大的水缸，用来盛放家人的饮用水。对于这些农村居民来说，这种用来储水的大“水缸”和用来喝水的“茶缸”“把缸”或小“水缸”应该都属于“缸”这样一个物品种类。如果用科学的分类逻辑来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它们不过是“缸”这样一个“类”下面的“亚类”而已。因此，对于这位学生来说，他在搜集研究对象的样本时，就必须将“把缸”和大“水缸”等都搜集到，否则他的研究就将存在样本类型不够的问题。而在前面那项研究中，他的研究对象只是“杯子”而非“缸”，用来储水的“水缸”由于只属于“缸”而不属于“杯子”，就不应该在他搜集和观察的对象范围之内。毫无疑问，这两项研究最终获得的结果将会大相径庭。在第一项研究中，学生在对“杯子”经过一番仔细研究之后，可能得出如下结论：“杯子”这个词语的基本内涵是“一种体积不大、方便携带、主要用于盛装液体物质的容器”。而在第二项研究中，他在以同样的程序和方法对“缸”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则会发现，对于“缸”这个词语来说，其基本内涵中至少要抹去“体积不大、方便携带”这两点，只能保留是“一种主要用于盛装液体物质的容器”这一点。因此，尽管那些既被称为“杯子”又被称为“茶缸”或“把缸”的样本对象是两个研究项目所用样本的交集，但其在两项研究中归纳得到的性质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研究结论哪个更为正确？按照传统实在论，我们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茶杯”和“茶缸”只是称呼上的不同，并不是两类不同的东西。对于同一个东西，我们只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研究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并且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两个研究结论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同等正确的。“茶杯”或“茶缸”所属物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上的差异其实是由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概念）所建构出来的。不同的话语对“同一”现实做出了不同的分类，如第二种话语体系将第一种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杯”类的事项划分到了不同类别——如“缸”类当中，使得这一事项在类别上有了不同归属，从而获得了不同的特征描述。但对于处在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人来说，“同一”事项的这种不同归属及由此获得的不同特征描述，就意味着它属于不同性质的存在。人们在这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对这表面“同一”事项所做出的描述和分析，在各自所述的话语体系之下都是正确的。

 

上述例子说明，词语是话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词语的差别会带来陈述和文本的差别。那么，词语是如何形成的呢？在索绪尔之前，人们一般认为，作为“能指”的词语与其“所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然而，索绪尔认为，“能指”与其“所指”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索绪尔，1980）。同一个“所指”，完全可以用另一个“能指”来加以表征；反之，同一个“能指”也可以用来表征不同的“所指”。一个“能指”的词语到底成为哪个“所指”的表征，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最初使用这一词语的人将这一“能指”与哪个“所指”相联系。或者反过来说，这取决于人们最初想要对某个对象加以表征的那一瞬间用了哪一个词语作为“能指”。当人们发明一个用来表征某个对象的词语时，可能会去寻找这个词语与其将要加以表征的对象之间的某些联系，但这并非是这个词语作为对此一对象之表征所必需的前提，正如一个喝水的“杯子”既可以被称为“杯”，也可以被称为“缸”。

 

由此可见，词语及其特定能指功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于“同一个”需要被表征的对象，不同的人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词语来作为其能指。这就决定了用来表征“同一个”所指的词语必然具有多元性；词语的多元性又进一步决定了陈述的多元性乃至话语的多元性，正如我们在“茶杯”和“茶缸”两个词语那里所看到的那样。而对于这种通过不同语词来对原本混沌一片的“经验世界”进行“切分”时所产生的多元性，我们无法通过对它们之间的是非对错进行判断的方式来加以清除。从逻辑上说，这种多元性是无法清除的。

 

为通俗易懂起见，以上我们举的只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但我们在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时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也适用于哲学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似情况。

 

如果同意上述分析，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接受话语建构论的立场，那么就能够比较圆满地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承认普遍性知识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走向一元主义的知识论立场并陷入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之中。

 

四、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

 

反对西方的知识霸权、倡导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化，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思潮的主要诉求之一。应该说，这一诉求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依上所述，对这一诉求之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解，却至少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笔者将其中的第一种方式称为“地缘多元主义”，第二种方式称为“话语多元主义”。

 

所谓“地缘多元主义”，是以“社会科学知识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这一“传统实在论”和“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特定社会现实之间只具有差异性不具有共同性”这类“地方多元论”两大理论立场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一种多元主义理论。其理论逻辑简单明了：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特定社会现实之间只具有差异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作为对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特定社会现实之反映的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就必然具有差异性而不具有共同性。显然，这一多元主义理论立场的可接受性完全取决于其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的可接受性。只要其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中有一个被认为是不能被接受的，例如，如果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并非只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或者认为各个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特定社会现实之间并非只有差异性而无共同性，那么上述逻辑推论就无法成立。我们在前两节中所做的分析正是对这类多元主义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的质疑。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地缘多元主义这一理论立场就是不可接受的。

 

所谓“话语多元主义”，则是以“话语建构论”这种理论立场为前提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多元主义理论立场。如前所述，按照话语建构论，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话语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是对某种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人们在特定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话语建构；对于包括社会现实在内的任一现实而言，都必然存在着多种可以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再现的不同话语系统。换言之，对于包括社会现实在内的任一现实，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的话语系统或理论视角都可以是，也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例如，对于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可以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理性化”等不同的话语体系来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用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理论、拉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等多种不同话语体系或理论视角来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封建社会”“乡土社会”“伦理社会”等不同话语体系进行描述和分析。当我们在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对特定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和分析时，自然就会观察到不同的“社会事实”，并形成有关这一特定社会现实的不同知识。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知识差异主要源于引导和约束我们对“同一”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的那些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又由于引导和约束我们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和研究的那些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本身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别，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对于这“同一”社会现实之不同知识之间的是非对错加以判断。让它们和平共存以及让它们的从属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话语多元主义”正是“话语建构论”的逻辑结果。

 

和地缘多元主义一样，话语多元主义同样反对一元主义，主张多元主义，但话语多元主义主张多元主义的理由及其造成的理论后果都与地缘多元主义大相径庭。依据地缘多元主义，知识话语是现实的直接反映，知识话语的多元性也正是不同地域范围内现实的多元性的直接反映。对于前文提到的持强本土派观点的学者来说，这种地缘多元主义不会出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但是，如果在持地缘多元主义立场的人当中有人像前述持弱本土派观点的学者们那样，承认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现实（譬如社会现实）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共同性，就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承认不同地域范围内的现实（譬如社会现实）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共同性，就势必在了解各地的差异性之外，试图进一步寻求对地域间之共同性的认知，这一对地域间之共同性的认知最终必然使其建构起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话语（这种描述和揭示了各地现实之共同性的普适性知识与那些分别描述和揭示了各地现实之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知识整体）。而另一方面，由于地缘多元主义的理论前提之一是“传统实在论”，即认为知识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正确或相对正确反映了现实的理论只能有一个，因此，作为一个地缘多元主义者，对普遍性知识的追寻最终会将其引向某种一元主义的理论立场，即认为对于任一空间范围内的特定现实（包括社会现实）来说，只可能存在唯一普适性的知识系统，而不可能存在多元化的普适性知识系统（尽管在特殊性知识层次上可以存在多元化的知识格局）。因此，对于一个既认同弱本土派观点又属于地缘多元主义的学者来说，要想规避后面这样一种困境，坚持彻底的多元主义立场，就必须同时坚持上述“传统实在论”和“地方多元论”两个理论前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强本土派论者。否则，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多元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地方性”特殊知识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在普适性知识层次上不得不放弃多元主义而走向一元主义），最终不得不（在普适性知识层次上）重新陷入霸权之争（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个弱本土派学者不认同任何多元主义，坚持一元主义立场，那他也不会面临这些困境。不过其结果就是不得不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霸权地位）。

 

与地缘多元主义不同，话语多元主义认为知识话语的多元性并非只是来源于其现实对象的特殊性，而更多，甚至主要来源于人们在描述和理解对象时受其引导和约束的话语体系的多元性。因此，无论是在“地方性”特殊知识的层面上，还是在普适性知识的层面上，知识系统都将是，甚至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换句话说，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而言，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普适性”知识。在是否存在普适性知识这个问题上，话语多元主义者不仅是多元特殊主义者（认可地方特殊性的多元性），而且是多元普遍主义者（认可普适性知识的存在，但认为普适性知识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前者使其和地缘多元主义相一致，后者则使其既与地缘多元主义相区别，又与传统的一元主义知识观相区别，而这种传统的一元主义知识观正是各种知识霸权的理论基石。

 

地缘多元主义面临的两难是：要么彻底否定普适性知识的存在，要么在普适性知识层面上无法摆脱霸权之争。而这种两难困境在话语多元主义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消解。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既不必否定普适性知识的存在，也无须担心对于普适性知识的认可会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霸权，或者重陷霸权之争。笔者认为，话语多元主义，而非地缘多元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立场。

 

毫无疑问，按照上面的分析，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地缘多元主义者还是话语多元主义者，都不会满足于仅仅将研究对象转换为本土社会，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只是以本土经验来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命题、理论进行补充、修正或整合，而是会期待以一种完全源自本土话语资源的社会科学话语来引导和约束对本土社会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地缘多元主义者来说，要求通过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社会科学话语（如“差序格局”“人情”“面子”“关系”“伦理社会”“群学”等）来对本土（如中国）社会的特性加以再现，本就是其题中之义。而对于话语多元主义来说，通过本土社会科学话语的建构来增加社会科学话语的多样性，也符合其内在的精神（而且，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而本土社会科学话语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为了打破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垄断，应尽快推进本土社会科学话语的形成和发展）。这两种多元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地缘多元主义者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只有本土社会科学话语才是唯一适合于对本土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话语，而话语多元主义者的立场则可能会“温和”一些，认为虽然可以用本土社会科学话语来描述和分析本土社会，但是源自西方的话语经过调适后也可能适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与此相应，地缘多元主义者还倾向于认为源于非西方社会的话语只能适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不适用于描述和分析西方社会；而在话语多元主义者看来，源自非西方社会，如中国社会的那些话语（如“差序格局”“人情”“面子”“关系”“气”“道”等）不仅适用于描述和分析非西方社会，而且可能适用于描述西方社会（参阅杨春宇，2016，2018；边燕杰，2017；赵鼎新，2018；梁玉成，2018；刘能、吴苏，2019等）。换句话说，话语多元主义者认为，一种话语的适用性与其原产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无论是原产于何处的话语，都可以尝试被用来描述和分析任一社会现实。一种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否适用于某个社会，并不存在先验的结论，而是取决于这一话语体系被尝试使用于描述和分析某个社会的过程后呈现出来的实践结果。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和非西方（或外域与本土）知识之间的关系。对地缘多元主义者来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只有一种话语体系可资利用；而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在任一时间、空间范围内都有无限的话语体系可资利用。与地缘多元主义者相比，话语多元主义者显然拥有更为广博的话语资源和思想空间。对于当今正在尝试从文明古国迈向文明强国的现代中国来说，后一种立场显然更为可取。毕竟，广纳百川方能成大海。

 

五、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试图说明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社会现实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对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现实加以再现的理论知识既包含着特殊性的内容又包含着普适性的内容，整合这些包含着普适性的内容，就有可能形成一些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界限的理论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最终将会，或者应该形成一种具有唯一性或霸权性的普适性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由于对于任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社会现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话语系统或理论视角来加以描述和理解，因此，用来对其加以描述和理解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可以，也必然是多元而非一元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过程中的地缘多元主义思潮反对西方知识霸权，主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性，这种诉求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种地缘性多元主义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要么放弃了知识的普遍性，隐含着使知识碎片化的危险，要么在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同时陷入难以克服的自相矛盾之中。相反，如果我们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就能找到一条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又保留知识普遍性的道路，其结果是形成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场。这种话语多元主义既允许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又允许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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