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

杨  敏*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郑杭生教授，浙江乐清人，1936年9月16日生于浙江a杭州，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社会学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创所所长、社会学系创系主任，曾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特别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和学术奖励。

 

郑杭生教授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构建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著述丰硕。1984年以来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0余部。作为社会运行学派的奠基人，他率领学术团队立足中国实践，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他的《社会运行导论》、《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互构论》等学术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励。鉴于郑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约请杨敏教授对其进行了采访。

一、实践结构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采访者简称▲，下同）郑老师您好！您的本科是哲学专业，后来转向了社会学，我的专业背景、学术经历和您有些相似。这种相似使我们的对话有了一个共同的切入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我想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在您的社会学理论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哲学曾经是我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基础对我后来的学术历程有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最初的学术起点，在转向社会学之后，我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做了重新思考，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我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也就是社会运行论的核心思想，再后来就是对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研究，……等等。正如整个社会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也经历了本土化和中国化，面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也有一个怎样与中国“接地气”的问题。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我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思考也越来越明确。

▲：关于“接地气”，您提出了要接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怎样“接地气”的问题上，您具体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我一直倡导，社会学研究既要有前沿意识，也要有草根精神，所谓草根精神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地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如此，要在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接地气”，这就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新的探索，这方面的探索我在差不多30年前已经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类型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1]这一观点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革命，不讲建设；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理解它的精神实质的关键。

▲：记得我们曾经对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了探索。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这一问题上，您的想法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涉及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巨变时代的内涵与特征。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推动了新的理论探索，这就是我们合作而成的实践结构论。[2]感悟到新世纪以来，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包含着两股巨大力量的共同作用，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我们对这种实践感悟的理论提炼，形成了“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概念，以及社会学的“二维视野”、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个主要方面、广义社会转型论、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内容，简称“实践结构论”。

第二，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我们的思考是，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及其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巨大力量，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都这样那样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概括起来就是前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

▲：您在自己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的早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观点，30年过去了，您现在对这一问题又有怎样的思考？

●：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也是不断深化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表述上也许有些变化。现在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叫做“维护建设型形态”的社会学，不如把它叫做“建设反思型形态”的社会学来得好。因为“建设反思型形态”能够更好体现它既继承了第一种形态——“革命批判型形态”的精神，其中的“反思性”与“革命批判性”相通，又表明了它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在新社会把重点转移到“建设性”上。这能减少因为“维护建设型”中“维护”这个词而引起的种种误解。因此，我要郑重声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3]

▲：您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思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经典探索，与您后来提出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最初集中表现在上世纪80年初，即差不多30年前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上。这个探讨与社会运行论形成密切相关。当时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这是因为，上述观点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革命，不讲建设。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4]

现在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叫做“维护建设型形态”的社会学，不如把它叫做“建设反思型形态”的社会学来得好。因为“建设反思型形态”能够更好体现它既继承了第一种形态——“革命批判型形态”的精神，其中的“反思性”与“革命批判性”相通，又表明了它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在新社会把重点转移到“建设性”上。这能减少因为“维护建设型”中“维护”这个词而引起的种种误解。因此，我要郑重声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5]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与社会运行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就自觉地追求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学派，提出了社会运行论——您的“社会学五论”中的第一论，并因此为基础创立了“社会运行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类型观点与社会运行论有着怎样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类型——革命批判型与维护建设型（或建设反思型）——的观点，与我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思考直接联系在一起。我当年指出：“这一划分，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争得了学术的和现实的立足空间。”因为，这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那就为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为已任的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如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还是象新中国成立前一样是革命批判型的，那么就很显然，很少有可能有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研究社会和谐为已任的社会学的地位。[6]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自1984年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以来，您的社会学学术历程至今已有30年。您的学术追求和目标是什么？

●：这30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确是我内心的学术抱负，也我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我和我的学术团队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学五论”。这五个理论构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也就是说，在为社会运行论奠基之后，您的思想和理论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社会学五论”。这五个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从动态过程来看，这五个���论是递进的和发展的关系。1985年7月，我在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之后，[7]1987年又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做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的基础。[8]1980年代末，我们进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研究，我在一系列文章中明确使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等概念和术语，[9]认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10]这是第二个理论——社会转型论。[11]20世纪末，我们对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过程做了系统的研究，论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等关系，提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等思想，呈现出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历程。[12]这一理论我后来称为学科本土论。[13]

“五论”中的后两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这是我们两人合作的成果。记得2001年，你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协助我进行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重点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14]到“社会互构论”这项成果最终出版，用了将近十年时间。[15]2006年起，我们聚焦于当代世界与中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第五个理论由此形成，简称实践结构论。[16]

▲：回想起来，后面这两个理论的探索异常艰辛。这里有一个问题，统揽“社会学五论”，感到其中的核心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主脉则体现为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推进过程。我想请您谈谈，“社会学五论”的学理逻辑是怎样的？

●：“五论”之间的关系是体系性的。总起来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17]随着“社会学五论”的层层深化，我感到内容更为丰富、思考也更具新意。

▲：您在第一个理论——社会运行论——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怎样体现了理论自觉的？

●：社会运行论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认识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严复社会学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的启发下，我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导观念。我还从社会运行的视角，根据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描述出这十七年中国大陆社会实际运行的轨迹，这是对对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认识的深化。

▲：对于社会转型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又怎么理解？

●：社会转型论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转型的认识的深化。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社会转型论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对中国大陆巨大社会变化的社会学概括。“转型”也和人口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曾经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18]我当时就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在学科本土论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也就是理论自觉的不断推进过程吧？

●：学科本土论的提出，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和特征、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等，进行了阐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其中，我还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以便使我们能够以世界的和全球的视野，推进对于构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探索。

▲：请您谈谈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这两个理论又是怎样体现了理论自觉的？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互构论主要有三个理论基点：一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和新型现代性的兴起，社会互构论是奠基在新型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元问题层次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方面；基本问题层次则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的现实方面。三是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我们更强调对正向谐变的研究，把逆向冲突视为达到同向谐变必须解决的课题。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也在深化对中国社会实践结构变化的认识。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

总之，上述五论的每一个理论，不仅仅是对社会运行学派建设的一种促进，而且也是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认识的一种深化，对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推进。[19]

▲：记得2005年在您年近七旬之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学术研讨会，我提出了您的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社会学成年期的到来。[20]现在9年过去了，您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学的成熟？

●：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涉及到两个方面，从客观来说，学科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终点；从主观来说，学科成长也反映了学科对自己的主观认知，这种自我的确认很重要。记得那时你问过我，是否能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成熟了，我回答说，如果一个学科意识到自己成熟了，就真正成熟了。这里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问题。

2008年，我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在该书的总论中，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21]

▲：在您看来，中国社会学成熟的根本点究竟是什么？

●：我想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在于植根于中国社会，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作为主要的研究框架，并形成中国特色。所以我说“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22]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

尽管如此，社会学后来20年的进展，学界认识的提高，中国社会学成熟度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感到“快速转型”较之于“转型”和“日趋成熟”较之于“成长”，更能表达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这30年的历史进程。所以，我当时把总论的题目改成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23]后来我们越来越看到，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成熟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三、“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思想的提出与发展

 

▲：多年来，您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发挥了引领性、指向性的作用，其中，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思想集中表达了我的学术追求和抱负。这个思想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总结。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我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24]

▲：从前面所涉及的内容看，您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思想涉及了许多方面，内涵十分丰富。您是一开始就形成了这种思考，还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我关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思想是逐渐发展的。前面我说到，我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最初集中表现在上世纪80年初，即差不多30年前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社会学研究对象等的探讨上。我也说过，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25]

▲：您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思想中，最为强调的是什么？

●：“理论自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论自觉”中首要的自觉是什么？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26]

▲：您还对实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途径做了集中阐述，这些途径主要是哪些？

●：最重要的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两类挑战”指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第二，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出发，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我历来主张我国社会学系的学生必须要学这两门史；第三，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第四，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我划分了三个层次的“中国经验”，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27]

我还一再强调：“我们要认识，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即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28]

▲：我记得在对实践结构论的探索过程中，您就提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这个思想要早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29]，这两者又是怎样的关系？

●：现在看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30]

我还指出，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31]

▲：后来您又对学术话语权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又是怎样的关系？

●：在我的理论自觉思想中，关于学术话语权的思考是又一个重要阶段。201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探讨学术话语权及其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的体现，对进一步提高学术话语权意识，构建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稳步走向中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32]我主张，学术话语权是一种无形的实力，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没有学术话语权的学术，注定是平庸的没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回顾中国社会学百余年争取学术话语权的历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33]

▲：在最近两三年中，我感到您这方面的思考在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三关”、“三再”、“三学”、“三气”、“一追求”等等。我想，理论自觉思想应当仍然是其中具有贯通性的一条主脉吧？

●：你提到的“三关”、“三再”、“三学”、“三气”、“一追求”等，是近年来我对于理论自觉思想的后续发展。

所谓“三关”即三大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即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学自早期起以及后来的整个本土化、中国化过程中，还有实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都绕不开的关系。

这三种关系具体内容必然涉及到“三再”，即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对西方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于传统”，对中国社会学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34]

所谓“三学”，即指学会、学派、学术。我在今年7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4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的致辞，我总结了“三学”的作用。从我提出举办社会学年会，学术年会制度从1991年在天津年会开始，已经办了24次，差不多已经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形成了很好的学术平台；如果一个学会有一些影响大的学派支撑，相互友好争鸣，学术的质量、学术的水平，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把学术的国际性与本土性结合起来，把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种种井底观天的狭隘眼界和边陲思维。[35]

关于“三气”，之前我曾经说到过“两气”——“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后来我把“接地气”的概念扩大了，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分为三种，即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而所谓“底气”，在学术上说，就是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理论自信，就是有了某种程度的学术话语权。

所谓“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社会学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社会学既有科学性，又有人文性。这里科学性指“真”；人文性指“善和美”。事实表明，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如果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社会学研究非常需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应用研究的发展

 

▲：让我们再回到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来。我觉得从经典时期开始，社会学的大家就有一个学术传统，这就是自己构建理论、自己应用理论。我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理论的实践穿行是学术独立的根本方式，也是追求更高境界、更多原创性、更富有思想性的的真实基点。您是怎样想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不仅西方社会学经典时期的大家，著名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涂尔干、韦伯等，还是西方社会学成熟期的帕森斯，以及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贝克、布迪厄等，几乎都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经验研究甚至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学从最初开始，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陈翰笙、毛泽东等，就是自己构建理论、自己应用理论的典范。此外还有其他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也体现了这一传统。

▲：在与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我深感您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宏观理论，也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应用研究。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是您的学术团队的一员，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我还是想请您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地调研之旅，使我们再回到那些生动的“历史现场”之中。

●：从2006年的第一个项目——“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我带领的学术团队在中国多个城市展开了两个系列的社会实地调查研究——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这两个系列的社会实地调研蕴含的深远意义不断显现。后来形成了以我为总主编的两套丛书：“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与“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10部。[36]

这一过程使我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广州、深圳、郑州、杭州、北京、遵义、南海、中山等等各个地方经验的相遇了，我对于“中国经验”三个层次及其意义的思考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也促进了理论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和提炼，反过来又提升了理论自觉。现在已经8年多时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涉地域的扩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在逐渐延伸，从宏观理论研究到分支理论和中层理论研究，研究关注也从理论构建越来越走向了实际应用。

▲：跟随您进行实地调查和应用研究的过程，我目睹了理论从宏观层面下行到了基层社会和社区，再上行返回到理论本身，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往复穿行，的确收获良多。

●：8年多时间，从政府到企业、社会和社区，从城市到农村，从市县到乡镇甚至村庄……，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城乡社会变迁，工业化、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关系，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来由、现实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的研究，我们的感悟和认知更能反映出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一体性，基础理论研究也变的越来越开阔，形成了一批中层理论。

▲：您的宏观理论（社会学五论）已广为人知，但对您和您的学术团队的中层理论研究，还所知甚少。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探索。

●：譬如，我关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分配。”“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是新中国6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线”。[37]后来在社区建设研究中，你又进一步发展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对“社区化”的配置格局与配置机制做了探索。[38]

又如，“国家―社会”关系，我提出了社会转型本身就是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调整和转变过程这个命题，这个思想还是来自于社会互构论。在社会互构论看来，社会转型研究无不涉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过程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也就是一种“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两者交互建塑过程。[39]我感到现在我们关注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还是绕不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历史过程和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大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40]这一思考指出了，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

其他还有一些中层理论，如“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合作与中国经验，多元利益诉求与“公平的正义”，同城化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等等。

▲：在中西关系中比较社会科学的历史，让人感慨。西方社会科学仅仅是近现代进程也已300余年，中国社会科学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期起步至今，仅有百多年历史。有些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一度中断，恢复重建才30多年的历史。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前面仍有长路，我们的宏观理论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时代是发展的，社会实践是变化的，社会运行状态是动态的，还要继续努力。同时还要看到，在中层理论方面、在各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理论研究还很缺乏，要改变这一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井底观天的狭隘眼界和边陲思维，脱离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的局面。

五、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及世界的未来

 

▲：在结束这次对话之际，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起点，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讨论。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这一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譬如，什么是它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底蕴？什么是它在现时社会趋向中最为活跃的思想特质？

●：还是我们十多年前的文章中说过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几年前我们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如果把事物、过程假设为可分的、包含差别、对立（即矛盾）的结构体，那么，这一假设无论在自然或社会领域，迄今为止唯见证实，不见证伪。对于解释现代性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这一点是具有元意义的。在现代性过程中，这种关系既包括对立、冲突，也包括协调、整合，而且这两个方面始终是互为前提、彼此依存的。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41]我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久不衰的精神底蕴。

▲：记得几年前，我们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深藏着的永新的精神底蕴，使得我们能够在现代性这一充满巨变和历史机缘的进程中，找到视野、理路、研究方法的常绿常新的思想基点。[42]

●：确实如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各色思潮，可以归结为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革命批判性的绝对化、斗争的极端化，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思想和知识体系已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属于时代的和实践的。在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正确的思想和理念是最为强大的利器。[43]我还是认为，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或如我前面所说的建设反思型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当今时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能够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更坚韧不拔，使政治抱负在现实策略上更富有睿智。

▲：当代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变化趋势，全球的财富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似乎回复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再受关注，比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他的研究被视为“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也就是马克思的传统。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我注意到了皮凯蒂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当财富和遗产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民主政治很难维持下去，如果贫富不平等太严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还将面临着政权被少数人劫持的危险。他指出了目前美国和西方民主政治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挑战。

皮凯蒂依据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长期数据，来说明资本收益率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上，而经济增长率（按照发达国家水平）只有1%。也就是说，资本的持有者只需将所得资本收益的1/5用于再投资，就能保证自己的财富与国民经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当代的金融体制和政策、规则等，使得大资本集团能够通过操纵复杂的金融产品，获得高额的资本收益，而中产阶级、下层民众则要承受经济收益的降低，还有其他的社会成本和代价。

前些年我们在实践结构论的探索过程中，指出了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以套利为目的的投机性经济大行其道，资本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具有食利性、寄生性、腐朽性，这些都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44]现在看来这些结论仍然是对的。资本主义的永久不平等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深处的，而且不断维持和再生产。

▲：皮凯蒂认为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我感到西方经济学的论证对于经济行为脱离道德束缚和道义责任是负有责任的，对于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准则，所造成的颠覆是根本的、全面的。这里我也想请教您，应当怎么看待社会平等、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在2001年，我在《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一文中，就对正义与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区分了正义的两种主要类型——“平等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两者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竞争规则的平等属于公平的范围，这是它们的联系。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如果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则是某种“异”。

我也指出了，那种没有差别的、绝对平等的正义是不现实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情况，在体力上、智力上、社会协调能力上的素质，都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绝对拉平。谁要无视客观的社会差别，就不可能不陷入幻想、空想，并在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45]后来的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等方面的实际研究，也不断证实了上面的观点。

▲：我感到皮凯蒂的理论姿态很有意思，他的说法是，把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驯服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属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性的某种退让或认可？

●：皮凯蒂也说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他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提出了“资本无限积累原则”，从长期来看，资本利润率趋向无限下降，最终趋于零，并且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皮凯蒂说他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认为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资本积累的节奏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他认为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所以他主张，要驯服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属性，使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等等。

▲：我想皮凯蒂再次让人们关注平等问题，如果社会平等是不能实现的，它的价值还有意义吗？

●：我一再说过，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既有科学性也有人文性，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久的。我看到你的文章里，也说社会平等表达了价值性和理想性，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社会公平表达了现实性和工具性，它使得这一追求在当下成为具体的可操作的。

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这种美好的向往、憧憬、追求，一代又一代人会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表达了这种努力。这是一种穿透历史时空的力量，就是人的信念和信仰的力量。

▲：您说到了未来，您怎么看中国的未来呢？

●：未来可以说是当前的一种归宿，而当前又是过去的一种呈现，过去→当前→未来，这之间是连续的，所以董仲舒说“道往而明来”。钱穆曾言：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即使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候，在社会处于最危难的时刻，钱穆也没有对自己的民族丧失过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于对民族和文化的历史的深入了解。钱穆尚且能够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自卑自弃呢？

我曾经对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做了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一个治理管理难度很大的社会，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一个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社会。[46]这也是我对现实中国和未来中国的看法。总之，我对中国社会一直充满信心，相信自己生逢其时，并不是每一代人都会这样幸运的。

 

*【笔者自注：郑杭生先生社会学学术生涯历3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执着追求，坚守不辍，形成了社会学五论，分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形成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本���纪初以来形成的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今年约6月间，《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向先生约一篇访谈文章，先生当即委托我进行这项工作。不幸此后不久即得知先生罹患绝症。这期间，先生一直坚持工作，仍与自己的学术团队在中国南北各地进行调研。我在与先生的交流过程中勉力写作，但毕竟内心悲切，以致断断续续，勉强成文。今先生辞世，留下未尽之事和未竟之业，吾辈当勉力继续。先生虽去，而学术遗产必汇入中华文化生生不已的浩瀚长河，成为代代相承的珍贵资源，其思想和精神亦将活在众生之间。作为先生的一名学生，也是先生后期学术事业的一个见证者，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注释：

郑杭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他虽然于11月9日去世，但这篇采访早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开始，由于种种原因此文拖至郑老去世前刚完成。谨以此文纪念郑先生！

杨敏，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1]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三版。

[2]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自序》（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4页。

[4]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三版。

[5]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自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6]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三版。

[7]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三版。

[8]社会运行论的奠基作是郑杭生的著作《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其他代表作主要有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社会指标理论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郑杭生、洪大用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9]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载《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增刊，1989年10月。

[10]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11]社会转型论的代表作主要有：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学科本土论探索过程的系列论文主要有：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后被收入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编写的《学术名家论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文集）；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3]学科本土论的代表作是郑杭生、王万俊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

[14]社会互构论探索过程的系列论文主要有：郑杭生、杨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社会互构论的提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一》，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载《社会》，2006年第1期；《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人的主体性的新发展与以人为本的时代源泉》，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杨敏：《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现代性的新发展与社会互构的时代——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5]社会互构论的代表作是郑杭生、杨敏合著的《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6]实践结构论探索过程的系列论文主要有：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坚持和发展共同理想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新型社会主义》，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载《社会科学》，2006第10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第10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杨敏、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鍛铸社会和谐的坚实支柱》，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改革与和谐》，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实践结构论的代表作是郑杭生、杨敏合著的《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参见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一次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郑杭生：《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载《社会学评论》（创刊号），2013年第1期。

[20]杨敏：《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1]郑杭生：《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2]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23]郑杭生：《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4]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5]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参见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6]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10月20日第11版。

[27]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10月20日第11版。

[28]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参见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9]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0]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31]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32]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3]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郑杭生、黄家亮：《“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

[34]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贵阳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3年7月20日。

[35]郑杭生：《学会、学派、学术》，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4年7月11日。

[36]郑杭生、杨敏：《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郑杭生、段华明、杨敏：《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郑杭生、杨敏、奂平清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郑杭生、杨敏、黄家亮：《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赵君、杨敏：《“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郑杭生、杨敏：《“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郑杭生、杨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区治理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郑杭生、杨敏、向德平：《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郑杭生、杨敏、熊凤水：《遵义红花岗模式：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新探索》，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郑杭生、殷昭举、杨敏：《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山经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37]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一种社会学解读》（2008年12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导论>》；《共建共享，把我国社区建设推向新水平》（2009年5月30日在上海潍坊街道举行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首届社区共建共享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参见《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18、85、105页。

[38]杨敏：《我国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新一轮城市化过程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探索》，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39]郑杭生、杨敏：《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0]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41]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2]杨敏、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3]杨敏、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4]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载《社会科学》，2006第10期。

[45]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6]郑杭生：《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