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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韦伯的启示 没有新教伦理怎么办?
阎克文
来源:财经天下 2014年04月23日
2014年4月21日,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诞辰150周年。我们采访了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中译者阎克文先生,分享这位当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的经历和精神。
本刊记者 施雨华
韦伯是19世纪欧洲通才教育最后一代人的杰出代表。再往后出这种人就很难了。米瑟斯、哈耶克也是大师级人物,但还是不好比。他们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沿主流脉络过来的,韦伯则是开创新纪元的人,而这个纪元到现在还没过去。
韦伯的父亲是德国议会党团领袖之一。韦伯从小就受到很强烈的政治熏陶。成年之后他参与了大量社会政治活动。一战后凡尔赛和谈他是德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魏玛宪法他是起草人之一。他甚至被提名为德国民主党党魁、内务部部长。这些活动就占据了他大量精力。他夫人也相当了得。玛丽安妮·韦伯是德国有了现代妇女运动后第一任全德妇女联合会主席、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当时的知名学者。韦伯帮他夫人做了很多事。
我给他算了一下。这人活了56年,其中8年处于严重的病态,完全不能工作,就连思考都会导致浑身疼痛。他这56年充其量只有十四五年的伏案时间。就在这十来年里,他大量地阅读、投入地思考、疯狂地写作,就有了这些成果:现在最新的德文版《韦伯全集》已经编出了44卷。这人是个经典意义上的工作狂。
疯狂到什么程度?他去世是1920年,1918年初他开始学俄文,到1918年夏天的时候就能凭借报纸和广播,跟上俄罗斯事态的发展了。德文和俄文的非亲和力是非常强的。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苏联,叫苏俄。那个时候他就认为俄国共产党的统治是意外事件,俄罗斯这个民族迟早会回归主流文明。当然,说是迟早,其实是迟,持续了70年才见到结果。当时就用两年半的时间,他写了好多论述俄国局势的政论文章,对俄国局势的判断,比德国政府那些外交官不知道高明多少。可惜德国人那时候已经顾不上了。
韦伯是受马克思学说及随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强烈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精英之一。他的博士论文,现在还是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必读参考书,他写的时候才25岁。读完博士他就觉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很大,要是由着这帮人去折腾,德国就毁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体系,投入政治实践会带来难以预想的灾难性后果。西方甚至有学者认为,韦伯一生都非常自觉地和马克思“辩论”。他是把马克思视为值得尊重的对手。韦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看一个现代学者的良知够不够,就要看他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一个是尼采。
韦伯受尼采正面影响比较大。所有人都知道尼采说过“上帝死了”。什么意思啊?韦伯做了系统分析。我们作为现代人,必须承认一元化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这就是“上帝死了”的深层含义。它带来价值多元化,意味着多元价值的永恒冲突,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现实。这是韦伯想解决的问题。当然你不能说他已经拿出了一个终极方案。
韦伯是有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他所有思想、学术、政治判断,我认为大部分和他的方法论体系直接相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成果。
(阎克文先生口述)
《财经天下》周刊=EW
阎克文=YKW
EW:在您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创见是什么?
YKW:这里应该交代一个前提,韦伯断然否定了一切决定论历史观。不管你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其他决定论。他认为任何历史运动都是多元因果力量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是观念的力量。马克思把观念看得比较次要:存在决定意识。韦伯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经济只是多元之一,观念系统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新教伦理》提出了所谓的韦伯命题。通俗地理解,新教有一种伦理,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同一性或者高度亲和性,导致一种新型文明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韦伯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
形式上他是在谈论新教,其实谈的是文化系统、伦理规范的系统。我们很多中文读者重复了欧洲读者当年的误读。当时不少欧洲读者很不满:你强调新教伦理,天主教怎么办?犹太教怎么办?其实这并不说明韦伯的命题错了,反倒说明它有足够的扩展空间。别的宗教伦理、别的规范体系是否有效,你自己去验证就是了,他给你留出余地来了。
EW:他把加尔文看作引发转折的关键人物。
YKW:加尔文提出了“救赎”概念。人是有罪的需要救赎,但得救与否是事先就命定了的,即得救预定论。上帝已经决定,能获救的只是一小拨人。但他不会提供这份名单。虽然救赎是预定的,但谁能得救是不明确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我们世俗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不容易体念这种救赎观给一个人造成的可能会伴随终生的焦虑感。
EW:按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既然命运不可能更改,那我怎么生活都可以。
YKW:在他们那儿不行,新教徒真是力争上游。那种焦虑感是长期有效的动力,它迫使你想尽办法去井然有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认为这就是按上帝的指示完成命定的要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神学体系,其实就体现了高度理性化的行为伦理要求。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群体性格,对人的行为就有直接督导的作用。这就构成新教徒群体观念的理性化、经济行为的理性化。确定一个目标,然后调动你能调动起来的所有资源,条理化地去完成目标。
这里有一个观念前提。按欧洲传统价值标准,尤其是天主教价值体系,积累财富和过度消费,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新教伦理和天主教伦理有很大一个差异,它已经不把创造和积累财富当作一种耻辱了——我们要在现世增加上帝的荣耀。按照上帝命定的指示,不管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只要能做出成就来就等于增加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寻求救赎的渠道。
形成理性化的群体力量之后,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就出现了。比如,新教徒和人做买卖从来都是一口价,从不讨价还价。为了达到经济成就,他们发明了好多技术措施,比如复式簿记。这些措施会有助于创造、积累财富。按这样的推导,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其实是新教徒群体伦理现象的意外产物。
EW: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晚近才有的。韦伯提出“理性资本主义”概念,和传统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YKW: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现象,利用资本金、资本货物,投入经济活动,创造利润,然后扩大再生产,推动资本增值,这种现象几乎就和人类一样古老。传统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政治性资本主义,在政治权力系统的主导、左右之下摇摆求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则蕴涵条理性和目的性,需要一种长期稳定有效的机制,结果改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规则系统,包括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和技术操作方式。
发生这样的改变,韦伯认为观念系统的理性化很重要。但是他说得很清楚,新教伦理是原因之一,不是唯一。把它说成唯一就像说经济决定一切一样轻率。许多读者容易误以为韦伯是文化决定论者。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多元力量中的一元。其他几元是什么?政治支配的理性化、法律体系的理性化、经济活动方式的理性化等。这些要素那时候恰好在西方凑到一块了。韦伯强调说现代性之所以成为现代性,所有这些理性化因素构成一个同谋。其他地方没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肯定也有其原因。韦伯几乎用半生的精力,对各个文明体系做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向。《新教伦理》是其中一个成果。
EW:许多人认为,韦伯是个欧美中心论者。他的命题是西方如何发展出了理性资本主义而东方却没有。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说的东西方差异是否真实存在?西方走的是不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
YKW:把韦伯看作一个欧美中心论者不太确切。他对于欧洲以外的所有文明,都抱有同样的移情式的理解。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事实。现代性确实发端于西方,发端于欧洲的西部地区。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是不是欧美中心论者,否认事实没有意义。解释这事实怎么来的是另一回事。韦伯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好多中国读者说:我们个人没有宗教,以后要怎么办?其实韦伯说得很清楚,他是指伦理规范系统,只是这个系统在新教中表现最突出,直接导致新教徒的经济伦理发生重大变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宗教的确有独特功能。比如说以宗教整合秩序成本比较低,缺了这个要素可能增加高昂成本,无论是秩序建构还是重构。但这并不令人绝望。它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谈论的始终是一个共同体现象,共同体一定会有秩序的要求。我们没有那种神圣规则,凭借世俗规则也生存了几千年,只是现在需要调整,不是说离了宗教就不行。
任何一个共同体,只要想延续下去,总得有个章法。这当然需要博弈。所谓改革、所谓转型,其实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规则体系。其实当年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观瓦解了之后,在欧洲也面临一个多元化的进程。宗教之外,各种政治形态也都出现了,极权主义最早就是出现在欧洲。这意味着规则体系是可以重新建构的。
我们是在世俗文化系统中成长的人,按照新教伦理的启示,最好能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尊重价值信条。任何价值都需要操作,操作都需要手段,而有手段的地方就会有规范。我们虽然没有神圣规范,但是可以重构世俗规范。
EW:有人说韦伯写的其实是一本关于“新教伦理与美国生活方式”的书,美国是否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精神?
YKW:他1904年到美国去,作为德国学术界代表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震惊!特别是像纽约那种超级大都会的宏大景观,对韦伯的刺激非同小可。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他在那儿待了半年,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去转悠、去晃荡,到处打听、反复琢磨,觉得美国真是新教伦理的一个经典范例。回到德国不久,他马上发表两篇文章,然后迅速成为名作,就是《新教伦理》。后来帕森斯在1930年把它译成英文,就像当年在德国立刻成为热门话题一样,又迅速成为英语世界的热门话题,可见这个命题的刺激性、穿透力有多强。
韦伯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国,始终抱有高昂的热情和信任的态度。但他也很早就看出来,整个基督教价值系统在美国比在欧洲世俗得多。新教伦理启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确成就巨大,现代性的物质力量的确史无前例。财富的产生甚至喷涌看起来简直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它又产生了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支配力量。但它会把现代人带向哪里却是个问题。他拿不准。韦伯晚年非常悲观,一是因为“一战”后德国的现实,接下来德国应该怎么办。第二个是因为美国启示的另一种现实。
EW:在我们想象当中,美国人的生活是比较闲适的。事实上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是欧洲人的1.5倍。1999年,美国在人均工作小时数上超过日本而居世界之首。按照韦伯的观点,把“劳动”提升到个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是大量现代历史条件所导致。他本人是不是赞同劳动成为生活的核心?
YKW:110年前,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新教徒把劳动看作一项天职,而我们劳动是迫不得已。他的意思是说,那几股理性化的力量,合成了一个“铁笼”。这并不是极权主义政治意义上的铁笼,而是理性主义的铁笼。这个铁笼虽然不是由国家力量出面人为造成的,但同样具有无处不在的强制力,最后以现代性的文明形态把每个人都关进去了。即便没有极权主义的政治力量,各种理性化力量的合成也完全有可能扼杀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极权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彻底变态的极端形式。尽管他本人没有来得及经历极权主义政治,这种趋势他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也是他对未来感到比较悲观的原因之一。现代性的笼罩之下,我们还能不能成为人格健全、权利完整、自由充分的人?韦伯拿不准。理性化的根本要求就是所有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这可以大大降低交易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倾向于大大限制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所以韦伯还提过一个挺有意思的看法:在现代世界,无理性的力量,有时反而是最有魅力的力量。
EW:今日美国出现了大量与新教伦理相对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消费主义和信用卡赊账购物取代了储蓄和再投资,最典型的是次贷危机。新教伦理失效了吗?
YKW:韦伯使用“利益”这个词时,只要有可能,通常会说清楚是观念利益还是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就是价值系统的要求,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理解利益就是物质利益。欧美进入现代后,这种观念利益对物质利益的抗衡始终存在。两者博弈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去预见。当年《新教伦理》发表后在德国成为了畅销书,有记者赶时髦去采访韦伯:既然新教伦理有这么伟大的历史作用,作为新教发源地,你对德国或者西方资本主义未来的前景看好吧?韦伯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用汉语表达是4个字:无可奉告。
他不轻易预测历史。因为历史的走向往空泛处说,决定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要素;往实在处说决定于每个人。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韦伯始终把个人自由视为终极关怀。同时他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韦伯认为德意志民族原本就该承担历史使命,弄到今天这样简直荒唐。怎么才能让德意志民族重新成为一个优秀民族?还得靠每一个德国人活得像个人样才行。所以韦伯的民族主义情怀和自由主义理念达到了高度融合的境界。这是一般自由主义者做不到的。以韦伯的素养、视角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确实比较浅薄。
EW:就您所见,对韦伯的各种批评中,有没有比较有力量的?
YKW:没有。你要么干脆对他视若无睹,要么就只能去接近他,或者解释他、扩展他,哪怕这是为了批判性评价。至今还没有人能颠覆他。至少你要拿出一个同样庞大、具有同样知识和思想密度的论说系统,否则你干不掉他。
EW:110年后,韦伯和他的著作过时了吗?
YKW:思考现代性问题绕不过这个人。虽然他没有提供现成的终极答案,但他那种方法论手段,他带来的思想启示,到现在绕不过去。他110年前提出来的命题,大家至今还在讨论,你说他过时了吗?我们是不是充分理解了韦伯?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理解清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远见的真正思想家的标志——他打造的社会科学分析的工具包、他的学说一直不过时,他的资源性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咱们慢慢看,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