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秉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理论困境，困境的症结在于“科学性”与“人文性”难以兼容。然而科学技术史表明，诞生于“人文”土壤的“科学”，其自身发展正愈益展现出向“人文”融合回归的趋势。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倡导“双重性格”融合互补的质性社会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走出社会学理论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从学术自信找回并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回应时代需求，回答时代之问，为深化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科技革命/中国特色社会学/复杂性科学/社会全息/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石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一、引言：科学技术革命与西方社会学学科的兴起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革命引发工业革命，改变着社会形态。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发生；19世纪内燃机以及电力的发现和使用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革命；20世纪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以及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新型技术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至今方兴未艾。本文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视为同一，“新科技革命”即是指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即“工业4.0”。

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第二次科技革命高潮，也正是自然科学主干学科群完善和成熟时期。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首次提出“社会学”概念及建立这门学科的大体设想。孔德把社会学看作“社会的自然科学”，并将人类认识世界的努力划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他认为社会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之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出版第一部以“社会学”为题目的著作《社会学研究》，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进化论”，与孔德共同奠定了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基调和传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社会团结”等概念，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等著作，进一步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

社会学创立的19世纪，工业社会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强势崛起。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马克斯·韦伯提出“解释主义”，强调“价值中立”，主张“理解的社会学”，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齐美尔关注了“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开创了文化视角的社会学。滕尼斯提出和论证了“社区”“社会共同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概念。20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帕森斯特别重视抽象的“社会行动”和功能分析，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集大成者。默顿则强调“经验实在性”，倡导“中层理论”；他涉猎广泛，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方向。名噪一时的芝加哥学派开启了理论与社会调查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从犯罪研究开始，美国社会学形成了注重应用研究的特色，成为社会学由理论研究为主转向调查研究为主的转折点，对后来社会学发展影响巨大。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的标准。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同时伴随着研究气质的转型。从发端于欧洲、注重哲学思辨、理论色彩较浓的古典社会学，到繁荣于美国、注重实证调查量化统计的现代社会学，无论是宏观视角的结构功能论、社会冲突论，还是微观视角的符号互动和交换理论，这一时期的众多理论流派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逻辑实证主义的主线。

20世纪中叶，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西方“后现代”思潮开始大行其道，“后现代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学”交错并行发展，现代化理论、“后工业社会”、社会网络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女权主义、“身体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各种流派构成异彩纷呈的“当代社会学”。围绕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创立和坚持“批判理论”，也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猛烈抨击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越多，实际上给人的种种强制和限制也越多，由此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他发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交往行动理论》等多部著作，坚持批判认识论，反对实证主义，反对解释学的相对主义，提出“沟通行动”概念，建立“行动类型学”“普遍语用学”。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著作《空间的生产》集中了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重要思考，堪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建构了他独特的实践社会学理论。米歇尔·福柯因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等著作而闻名，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很有影响。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风险社会”。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解释学理论深刻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和“结构化理论”；其关于“行动者”与结构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学理论的二元对立；他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分析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使其被誉为当代全球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

二、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理论困境

1.“舶来品”共识与“本土起源说”的分歧

前两次科技革命推动西方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伴随着西方的全球扩张和西学东渐，社会学作为学科传入中国。1896年，谭嗣同的《仁学》中首次提到“社会学”名词，“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留学英国的严复1879年回国后翻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书名译为《群学肄言》；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1906年国立京师法政学院将社会学列入教学计划，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课程；民国政府成立后，1927年筹建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分为法制、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4个组。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呈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不分家”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一批留学生归国后不仅将欧美社会学前沿研究成果和方法译介到中国，更是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发表了不少研究著述和调查成果，如李景汉、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等即是当时“学院派”中国社会学家的代表。与此同时，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和本土知识分子，在我国由东到西推动开展了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担任1921年创办的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虽未沿袭西方主流社会学范式，中国共产党人却在事实上开创了“革命派”社会学的道路。可以认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1979年，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启了“恢复重建”的步伐。发展至今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与一个大国地位还不够相称，在国内与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也仍然属于“小学科”，与新科技革命推动的巨大社会转型的需求不相匹配，甚至学界内部对社会学的基本属性、学科历史的认识都不尽一致。

景天魁指出：“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而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学界存在重大分歧。社会学在中国究竟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还是古已有之的学问？景先生将“中国社会学”区分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社会学”。如果说“中国(现代)社会学”是自西方传入，“中国(本土)社会学”即“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当然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荀子的“群学”，并从基本概念到范畴形成了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体系。赵鼎新在其《什么是社会学》一书前言中开宗明义：“中国学者，当然也包括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般都会把社会学当作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对于西方来说它也是个较为新生的事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舶来品’。”他同时又认为，“我不会说这种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学在近代西方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些相应的事实，但是我想强调，这种理解并没有能抓住社会学的一个更为关键的本质，那就是社会学的核心在于它是一个独特地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并且这一视角并不是近现代西方人的创造，而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基于以上对社会学的理解，我不认为社会学是来自欧美世界的‘舶来品’，因为先秦思想中就透露着大量的社会学思维。”他一方面指出社会学源于西方是学界共识，另一方面也表示认可社会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从人类知识体系划分的角度，把社会学视为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那么社会学当然是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科学分类学形成之后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就属于“舶来品”。从研究对象和一般概念意义上理解，社会学就是“社会之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产生和积淀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因此在广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古已有之；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是世界社会学的重要源流之一。谢立中认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种完全源自本土思想的‘社会学’系统，学界对此问题有着两种不同的回答；对这两种不同的回答进行辨析则可以发现，虽然使用了‘社会学’这同一个词汇，但各自在使用这个词汇时所涉及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些含义的‘社会学’概念之间的是非对错虽没有办法来加以判断，但能够确定的是，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几种不同的，且是非对错同样无法加以终极判断的‘社会学’及‘社会学史’话语体系”。

2.“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矛盾

社会学学科作为舶来品“水土不服”的症状，还表现在社会学界长期以来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这一争论在2018年达到一个高潮。谢宇在对中国社会学在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及范式本土化方面存在问题进行逐一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结论。翟学伟针锋相对地指出谢宇“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把不是本土化的表现说成了本土化”，而“至少在中国大陆……从未有过明显的本土化趋向”。周晓虹则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其实此前王宁就曾指出：“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所关注的是西方知识在中国是否具有跨情境效度以及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争论中，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批评者在知识的效度目标上并没有歧异。双方的分歧在于，本土化倡议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或适用性)，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肯定了‘普遍’理论(包括某些西方理论)在追加附加条件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跨情境效度。双方的另外一个争论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土化倡导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有伤民族尊严。而普遍主义信奉者则指出，只要能获得客观知识，就不要追问是‘谁’提出的知识。……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如何提升知识创新力的问题。只要知识创新力提高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知识创新力正是学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周晓虹也认为这场争辩本质上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代表普遍主义立场的是建立在“假设—推测—检验”基础上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持特殊主义立场的阵营是旨在对社会行动予以解释性理解、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人文主义或解释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强调一般理论、定量分析、经验观察、数据、假设、测量、验证、正式系统、模型以及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社会表征；而人文主义范式则强调专门议题、定性分析、综合、理念重建、论题、意义、说明、历史中的个体和作为一种历史和意识现象的社会表征。”他还列举了梁玉成的观点作为佐证，梁“虽不同意谢宇将本土化的努力一概视为‘误区’，但却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张静观点鲜明，“我并没有太关心本土化问题，不过我并不同意中国西方这样的知识分类。现象和理论、特殊和一般的区分并不是相反的，而是各自关注的抽象化层次不同。我不主张把理论用中西地域来划分，比如说只能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的标准里头没有这种分类规则，因为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类知识的财富，知识一旦出现就是公共品。……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将本土议题和一般知识体系联系起来，我是支持的。但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拒绝一般知识，着力生产一种只属于本土的知识，我怀疑这样做的价值”。

3.“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冲突

围绕着社会学源流的“本土化”之争，涉及“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分析，矛盾在深层次上却是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属性的冲突：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理论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而不能是只适用于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上述争论中谢宇指出，“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而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并将本土化追求与“反实证”倾向联系，“社会学中的反实证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国社会学中主张本土化者之首创”。翟学伟认为“在逻辑思维及理性思维的问题上，西方的整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源自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而发端于现代科学的诞生。……或许有极个别非社会学界的学者假借社会学之名提出过回归于传统文化之类……这些人对社会学的理解比较随意，想当然地、心血来潮地写一些不入流的文章。”他最终将对本土化的质疑归结为方法问题，“社会学本土化自身所遭遇的最大问题不是上面讨论到的理论问题，而是方法问题……这点成为熟悉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者质疑本土化是否必要和可能的理由。”

谢宇和翟学伟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都在强调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近代自然科学起源于“实验(观测)+数学”。一般认为，科学性体现为客观、实证，而实证研究必然是量化的研究。实际上自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关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方法论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息。主流学界对于量化社会学“逻辑、实证的科学性”不容置喙，而对人文主义倾向的质性研究范式往往嗤之以鼻。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提出社会学应当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命题，由此引发国内社会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与讨论。一方面，学界大多都认同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应当也必然同时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定性或定量方法需要视研究内容和目的而定，更可灵活采用混合、多元方法；另一方面，在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实践中，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科学性与人文性似乎不可通约、难以兼容，于是有“费孝通问题”“费孝通悖论”的说法。然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却由早期的分离正逐步走向融合。

三、新科技革命推动“科学”向“人文”融合回归

1.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拓展传统“科学”界限

革命，意味着颠覆性根本性的变革。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根源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革命。蒸汽机革命首次彰显了人力可以驾驭自然力，牛顿力学引领人们走出了神学的一统天下。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开启了机械唯物论世界观，奠定了决定论、还原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电力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标志，人类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许多领域都有突破性进展，如元素周期律、达尔文进化论、质量守恒、能量守恒、熵定律的发现等，特别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提出，完美地统一了电、磁相互作用，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揭示了光的本质，成功地解释了人们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宏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爱因斯坦指出其对物理学做出了“自牛顿以来的一次最深刻、最富有成效的变革”。由此，也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精确、量化、分析的思维方式和实证论、确定性的世界观。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为标志。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颠覆了牛顿时代绝对时空观。而根据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原理制造的原子弹，更是让公众普遍感受到科学的巨大威力。与此同时，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以及后来的航空航天工程，开启了大规模的“复杂性研究”和“复杂性科学”领域，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依存性，混沌系统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线性的决定论思维受到质疑、开始动摇。

进入21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还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又扑面而来。人工智能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伸和升华。人类工程设计实现了对微电子层面的操控，其理论基础是基于量子力学。量子科学家、中科院院士郭光灿曾指出：“近百年来，凡是量子力学预言的现象都被实验证实过，人们公认，量子力学是人类迄今最成功的理论”。然而，量子力学所描述的物质运动规律与我们熟知的牛顿经典物理学、甚至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学都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物质世界的确定性、实在性都可以消失!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对“科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初形成的科学哲学，其核心议题就是关于“科学”的标准和边界问题。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符合逻辑的可证实的知识，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假设能否被验证，有无“控制实验”成为是否严谨的科学的一个分水岭。后来的批判理性主义代表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提出了与“可证实”相反的“可证伪性”判别标准。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被证伪主义所取代；紧接着库恩提出“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就是一定时期科学共同体拥有的共同信念，包括概念、理论、方法、话语体系。与库恩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则在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精致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深受拉卡托斯影响的费耶阿本德则提出了“怎么都行”的科学，创立了“无政府主义方法论”。20世纪后半叶到世纪之交的科学哲学领域，更是出现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信念的集合”，划界问题及其划界标准渐趋消失。

2.人工智能“强化学习”赋予机器“经验直觉”

人们把第四次科技革命称之为“人工智能革命”，但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计算机科学界、脑科学以及哲学心理学界和一般公众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的认知和未来发展方向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早在20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图灵1936年完成“通用推理机器”设计构想，1950年发表论文给出了判别是否人工智能的标准“图灵测试”，但直到2016年谷歌开发的软件程序“阿尔法狗”一举战胜了围棋九段李世石——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临界点——世界才算正式开启了人工智能时代。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三大因素分别是：互联网产生的“大数据”能够满足机器学习需求；以摩尔定律增长的计算机硬件“算力”有了极大提升；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计算机科学家在“算法”设计上突破了传统思维。

早期阶段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遵循精确的数理逻辑，通过严格的归纳演绎对特定问题给出判定结果，事实上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电子计算机正是依据这样的思路研制而成。计算机又被称为“电脑”，但一般意义上的电脑并不能通过图灵测试，因而还称不上人工智能。而“阿尔法狗”成功的关键在于打破了传统的符号逻辑思路，模仿人脑生物神经网络结构开发出“人工神经网络”，提出“深度强化学习”算法。

通常所说“计算”是指由已知求未知的数学运算与符号逻辑推演。算法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从“计算”到“算法”，意味着由客观严谨的逻辑推演到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的人为选择或设计，我们常说的“算法歧视”“算法偏见”就表明算法具有主观性。而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是依据贝叶斯定理开发的“贝叶斯算法”，有科学家甚至直接将人工神经网络称为“贝叶斯网络”或“信念网络”。贝叶斯定理是18世纪英国数学家、统计学家贝叶斯提出的用于计算“主观概率”的理论，正由于其主观性而被同时代直到今天的很多统计学家认为其根本不科学。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始于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模式的突破，就是不再像过去那样逐点逐行扫描来还原图像内容，而是依靠分散存储全局并行的深度神经网络，让计算机在反复观察刺激“强化学习”中去自动抽取图像的特征。就像人一样一开始就是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图片，一眼就能知道这个图片大概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这是整体模糊识别，可能会自动忽略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同时抓住特征和关键。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算法原理，就是计算机模拟人类学习功能，通过强化学习从大量数据中发现规律提取知识，从而产生类似于人的“经验直觉”，做出判断或决策。阿尔法狗下围棋面对人类棋手战无不胜，然而针对棋局中每一步如何落子，不仅人类围棋高手看不懂，设计了阿尔法狗的计算机工程师也无法解释。还有报道表明，英国气象局利用机器学习生成模型做出的未来几小时短期天气预报，在准确性、精确性和实用性方面远远超过当前普遍采用的强大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然而《自然》杂志发表的这一实验结果却因其没有测试数据、不能被平流方程所解释，而被多数气象学家所质疑。以获得解释为目标的科学遇到不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从符号逻辑到深度学习，从客观“计算”到主观“算法”，从逐点逐行扫描到整体模糊认知，从严格的逻辑推演到经验直觉判断，人工智能革命正在走出纯粹数理逻辑的泥潭，打通传统“实证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

3.“复杂性科学”深化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认知

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大体正朝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向发展：一是在宇观大尺度探索太空、天体、宇宙起源与演化，涉及时间、空间及其本质，其主要理论基础是相对论；二是在微观极小尺度上研究质子、中子、电子乃至夸克层次，涉及半导体与芯片制造、新材料、细胞及生物工程、生命起源及进化等，其基础理论是量子物理学；三是宏观尺度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涉及能源、气候、环境、生态等，是与我们生产生活最为密切的应用研究，其基础理论已形成综合了不同层次系统的“复杂性科学”。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给了三位“为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一位“发现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的无序和涨落的相互作用”，另两位则因为“对于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并可靠地预测了全球变暖”。

“复杂性”与“简单性”事物的区别在于运动状态的非线性、不确定性、不可还原性。复杂性研究是涉及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最早起始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关于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论有：欧洲学派以普里高津、哈肯、艾根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美国学派以圣菲研究所霍兰为代表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中国学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复杂性研究一般统称为“复杂性科学”，该领域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致也有人认为复杂性科学就是混沌、分形和元胞自动机理论。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理源自自然科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进展。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表明“时间之矢”不可逆；耗散结构理论则指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可以使系统从无序转变为有序，从而揭示了生物进化、社会进步的基本原理。信息论认为信息等价于“负熵”，而负熵恰好可以作为“复杂性”的量度。复杂性科学的一系列概念，如相对、测不准、非线性、偶然性、互补、涨落、涌现、混沌、分形、纠缠等等，都是对近代科学精确确定性、必然规律性的否定。由此，熵与负熵、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可计算性与不可计算性，展现出内在、辩证的对立统一。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是高度复杂的开放性巨系统。风险社会、蝴蝶效应、黑天鹅、灰犀牛、隐喻、直觉……从自然科学学科群生长起来的复杂性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发生着交叉融合。与此同时，复杂性科学视域下，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也在被反思。20世纪西方社会曾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诱人的理论观点是倡导科学的‘返魅’。他们认为，科学在16-17世纪以来发生了从‘附魅’到‘祛魅’的转变，今天的科学则开始从‘祛魅’向‘返魅’转变。新型科学是‘返魅的科学’”。本文不讨论“后现代”的是与非。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确表明，科学自身的发展正在经历着“返魅”“回乡”：科学文化重新回归、融入人文文化!

四、建设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统一的社会学理论

1.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

诞生于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社会学深深打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烙印。尽管在其发源地欧洲，社会学随科学发展与时代变迁衍生出后现代思潮等多元流派，但恢复重建时期主要以美国为师的中国大陆社会学似乎还一直徘徊在还原论方法和决定论思维中不能自拔。粗略考察恢复重建40余年来中国社会学教材建设、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状况，“科学的”量化研究始终占据主流地位。教材或参考书将社会研究方法概括为一个逻辑模型——“科学环”：“问题—理论—假设—测量—检验—新的理论”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社会调查被看作是社会学有别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看家本领”，问卷调查成为收集资料采集数据的最主要方法。抽样、测量、信度效度检验、统计分析、资料处理，都遵循一整套严格的科学程序，强调客观、实证、价值中立，“用数字说话”!当然，像深度访谈、口述史等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还是被归结为人类学方法，或者将质性研究资料也“数字化”录入计算机分析处理。社会学成功跻身为一门基于变量分析的“数据科学”。大数据时代到来，更是“一切皆数据”。社会学研究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的多变量统计建模与分析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像理工科一样热衷于建实验室、数据库。“社会物理学”被重提，“计算社会科学”“新计算社会学”兴起。数据挖掘、网络分析被引入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俨然成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学科。

2021年，有媒体文章回顾了社会学恢复重建历程，将当今中国社会学划分为“远距离”与“近距离”两种类型，并发出“社会学离社会有多远”之问。这里“远距离社会学”指学术共同体认可符合“问题、概念、文献、数据、模型”学术规范的研究，“近距离社会学”则是指普通公众了解和认可的社会学研究。不难看到，公众熟知的社会学家往往是一些活跃于博客、微博，积极参加公共议题探讨的学者，而学界所推崇的“高被引学者”与公众认知有较大落差。文章感叹“遗憾的是，学科专业化的论文注定只是一种‘远距离’的社会学形态。……学科专业化不只是体现在分析概念、引证注释、数据工具等内容的规范化上，也体现在规范化后的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等格式建立起知识链，使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必要的对话。决定这一种社会学形态命运的，不是读者‘看不懂’，而是在学科专业化的过程中自说自话，最终导致问题意识的匮乏。”“远距离社会学”不仅公众影响力较弱，在发挥智库作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似乎也鲜有建树。许多中国社会学家没有看到的是，“近几十年，欧美诸多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社会学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缺乏实证指代(empirical referents)的元理论，而实证研究则成为狭隘的变量分析，缺乏解释力。”“我们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过度留恋，侵蚀了人们对非线性变化的敏感度，弱化了人们从定性信息中提取信息的自然能力。人们不再将数字和模型作为展现世界的手段，而是开始把它们当作是事实，而且是唯一的事实。我们正在失去感知世界的能力。”

伽利略开创了“实验+数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集大成建构了经典物理学的大厦，近代自然科学被称为“数理自然科学”。数据的获取依靠“测量”。量子力学的诞生首先打破了“可测量”幻想。海森堡发现“测不准原理”，一开始被解释为“观察者效应”，认为是人的观察行为干扰了微观粒子的运动导致测不准。进一步研究表明，测不准的原因并非人的干扰，而是微观粒子的本性，“测不准原理”应称“不确定性原理”。由不确定性原理出发，还可以得出世界的本质是“非决定论”的。早在1900年，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著名的23个“希尔伯特问题”，其中第10个问题划定了有解数学问题的边界。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数学家图灵的“停机问题”更厘清了“可计算性”的边界，明确告诉我们：有答案且可计算的数学问题，在世界所有问题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哥德尔“不完备定律”更指出，若系统形式自洽，则此系统必不完备。一定存在至少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既不能用系统公设或推理规则所证实，亦不能加以证伪，即不可判定。也就是说，真实不一定可证。

不可测，不可算，不可证!科学自身的发展已经表明，逻辑实证主义可能并不是达至真理的唯一路径。然而秉持“科学主义”教条的社会学者却仍然徘徊于早期“简单性科学”研究方法，执着于对“数据”的追求和对“计算”的迷信，抹杀个体的差别，无视人性的复杂，将鲜活的人“理想化”为一个个质点，“操作化”为一组组数据，这种将数字化、数学化等同于专业化的“学术规范”，不仅拉远了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而且也背离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中国社会学研究亟待思维方式和理论的突破。量化的社会研究、统计分析仍有必要，但应当充分认识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统计社会学”“计算社会学”绝不可占据主流地位。

2.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米尔斯指出，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可见，社会学想象力就是一种将个体与群体、特殊与一般、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自这一概念提出以来，西方社会学教材都将其作为社会学研究最基础的核心能力加以强调，有的也表述为“社会学视野”。相对而言，我国的社会学教材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一概念，在具体教学和研究中对于怎样训练和培养社会学想象力也较少涉及。

赵鼎新认为，人类在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有两类最基本的叙事形式，分别是“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社会学就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科。所谓结构，是一种空间比例关系；机制，是一种时间因果关系。认知科学家发现，人脑对于复杂的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身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具体的事来解读的。将微观具体的人和事与宏观而潜在的社会结构/机制联系起来的“洞察力”，就是社会学想象力。显然，社会学想象力才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看家本领”。那么，社会学想象力从何而来？按照“研究方法”教科书，我们对宏观社会结构、运行机制的把握，需要通过社会调查(观察、测量)和逻辑推理(统计分析)而得来，但这种能力不属于“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联想能力，联想过程可以是逻辑推理、类比、隐喻，也可能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跳跃式思维。不同的人在同一事物面前获得的感悟可能大不相同。

说到底，“想象”是大脑的功能。在科学已经发达到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人们对大脑如何工作、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多奇思妙想的机制和原理仍然知之甚少。一些心理学家、脑科学家认为，人类认知总体上是无意识的，是卷入、沉浸式的觉知、感受、体验的过程，需要认知者与认知对象及周围环境适时、密集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彼此缠绕、嵌入、相互渗透，蕴涵着大量的隐喻。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将个别与一般联系起来的想象力就是一种直觉能力。“直觉是基于人对于硬数据和软数据、冷识别和热识别综合在一起产生出来的高度的抽象和跳跃性的反映。直觉不能转化为数据，因而不可度量、不可传递，也无法用机器处理。”显然，直觉能力与人的天赋有关，表现为人们所说“悟性”大小不同；直觉能力还与个人阅历、经验有关，再聪敏的人也不可能生而知之，而是“实践出真知”。培养直觉更多依靠经验，因此称“经验直觉”。前面提到人工智能强化学习算法就是通过反复学习训练让机器产生类似经验直觉，从而实现快速的图像或语音识别功能。可见，反复实践积累经验是形成直觉的前提。

社会学想象力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直觉感悟能力，而非逻辑推理计算能力。很多人看来，“直觉”不属于“科学”，难怪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学科建设中被忽视。然而，世界顶尖的自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并拥有一流的直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上最不可理解之事，在于这世界竟然可以被理解”。他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形成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的确，在牛顿物理学的框架内不可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出相对论。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与知识增长是一个不间断的“猜想与反驳”过程。提出“范式”理论的科学哲学家库恩指出，“常规科学”遵循严谨的逻辑和规范点滴进步，而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无一不是依赖于天才的直觉才会发生。

社会由人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意识虽不可测、不可算，但可悟。感悟依赖于直觉的意会、领悟。直觉感悟也是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古代中国人主要停留在依靠直觉和领悟的方式来认识自然。基于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分析’为特征，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以‘综合’为特征的。‘分析’文化以演绎逻辑为其主要的认识方法，而‘综合’文化则以‘悟’为主要的认识手段。”“算法思维具有广度，它可以每秒处理数万亿字节的数据，但是只有意会才具有深度。”前面提及世界上“可认知”问题远大于“可计算”问题，意味着许多不能计算的问题可以通过直觉感悟获得认知。社会学家要在不确定性社会里寻求确定性，直觉思维的作用可能要大于、优于逻辑思维。

3.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

中国传统的社会调查注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然而此类研究又常常被“正统的”社会学研究者质疑其代表性，进而否定其科学性。笔者尝试提出“社会全息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所属整体社会系统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总和，且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和相互对应的关系”。我们常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个案研究之所以能够从特殊到一般得出普遍性结论，就在于个案中可能实际隐含着所属社会系统的整体信息。这就是“社会全息”思想的由来。但这只是一种朴素的猜想而没有科学依据，缺乏逻辑支撑，无法证实或证伪，因而难以构成一种科学理论。并且，人们从常识出发容易理解“整体包含部分”甚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要说任一部分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生物全息现象往往熟视无睹。譬如，切下一块长芽的马铃薯，便可培育出一棵马铃薯；将一条蚯蚓斩断成几截，又能重新生长成几条蚯蚓。这都表明“部分”中包含了“整体”信息，而且几乎是任意部分都是如此。再如，一枚鸡蛋只需要适当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孵出活蹦乱跳的小鸡，而我们打开蛋壳只能区分蛋白与蛋黄，无从了解哪一部分将会长成为头、脚或羽毛，但是一定存在着规定其生长发育方向的潜在信息。全息生物学认为，每一个生命有机体都是由若干全息胚组成的，全息胚犹如整体的缩影，任何一个全息胚都是机体的一个独立的功能和结构单位。在每个全息胚内部镶嵌着机体各种器官或部位的对应点，这些对应点分别代表着相应的器官或部位，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处于滞育状态的器官或部位。生物克隆技术的成功和广泛应用，更进一步证实了生物全息现象是普遍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类似这种“小”包含“大”的现象，从数理逻辑上能否得到解释以及如何解释。实际上早在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发表论文就严格证明了任意一条线段上的点的数量要比所有自然数的总和还要多，不同长短的两条线段上的点完全一样多，任意线段上的点和平面上的点、立体空间上的点也是一样多。一句话，整体可以与部分相等!尽管有些违反我们的直觉，但今天在数学集合论中却是基本常识。当然，“信息”并不等同于数学上的“点”，但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属于不占据物理空间的、非实体的物理量。

科学的“全息”概念最早源自英籍匈牙利物理学家盖伯(Dennis Gabor)发明的“全息摄影术”，盖伯因此而获得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摄影是对光的记录。光的波长决定光的颜色，光的振幅反映光的明暗强弱。早期黑白照片只能记录下光的振幅，即明暗变化。而彩色照片还能记录光的波长，具有了丰富的色彩。全息摄影则在此之外还能记录光的相位，其原理是通过记录单一频率光束照射到物体上反射形成相互干涉衍射波纹而获得相位信息。因此，全息照片可以逼真地再现物体在三维空间中从不同角度观察的立体真实景象。并且，即使我们把全息照片撕碎，仍然可以从每一个碎片中还原处理看到完整的影像。不过碎片的破损程度越大，我们还原得到的图像就会越模糊。也就是说，全息照片的每个单独部分都以压缩的形式包含了整张照片的信息，从每个局部都可以获取整体的信息!全息摄影是一项光学应用技术。所谓“全息”即不仅包括光的振幅信息，也包括相位信息。作为一项应用技术之所以能获诺贝尔奖，一定程度上还在于这项技术对于量子力学有着深刻的启迪。由光的波粒二象性可知，光波的振幅代表了光的强弱，反映作为粒子的“光子”密度。如果我们只从光的粒子性视角记录，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平面照片。而利用光的波动性得到的全息照片，则具有“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体全部信息”的特性，这就表明“波动性视角”是一种整体论的认识视角。相对而言，可以将还原论的分析认知称为“粒子性视角”。

量子物理学家认为，波粒二象性不仅是光的特性，而是所有物质都具有的通性，只不过在宏观尺度上表现的是其粒子性一面，只有在量子层面才能更多展现其波动性。意识的本质是一种只存在于量子系统的“关系整体性”，其物理基础是产生于大脑神经元细胞壁分子相关振动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也就是说，想象、意识是一种量子物理现象，具有波粒二象性。大脑的生理方面显现粒子性一面，意识或精神显现波动性的一面。量子层面上粒子与波的这种矛盾关系，似乎隐喻着人类社会个体与群体、局部与系统之间的类似关系。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言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使用的正是物理学对波的描述；人与人之间能够共情，可能是一种波的传递。社会研究者对“社会全息”如何认知？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很多可供选择的个案研究对象时，如何选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两个进行深入探究？只能靠个人经验直觉的感悟。这就是波动性视角的整体认知。

4.倡导“双重性格”兼具的质性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大声疾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他特别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只可意会”“格物致知”就是一种直觉认知方式，“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他敏锐地指出，直觉、意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他所讲“无法衔接”的思想方法，正是指中国社会学界居正统地位的量化实证主义。“不同文明各自的这种优势，应该而且可以互补。如果说中国文明有它发育不全的一面，造成了后来某些技术方面的脆弱，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堪一击，那么，其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和超前性，又使得它很早就体会和领悟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

今天看来，费先生所指具有先见性和超前性的直觉体验是一种“波动性整体视角”思维方式，量化实证主义方法论可称为“粒子性分析视角”思想方法。前者代表了社会学应当具有的“人文性”，后者体现着当今社会学主流的“科学性”。“双重性格”共存的方式犹如“波粒二象性”，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不是“量化”和“质性”研究的简单二分，也不是不同研究阶段、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侧重的“两张皮”，而是内在融合的“一体两面”，是一种超越了简单性科学“还原论”“整体论”，但保持其张力的“融贯论”思维，是复杂性科学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原则。爱因斯坦因提出“光量子”概念而获诺贝尔奖，成为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之一；但同时他又是量子理论最坚定的反对者，并以其与波尔等一众天才物理学家的不断反驳辩论而促进了量子理论的完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波尔在与爱因斯坦的辩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互补理论”，据称波尔是从古老中国的“太极图”得到了启示。

如果说费先生“双重性格论”为奠定社会学的中国特色指出了方向，质性社会学则可以是达成目标的可行路径。质性社会学主张把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社会学基本理念和出发点，强调设身处地、深度参与、切身体验、“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注重“解剖麻雀”式典型个案研究，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有机融合，实现“双重性格”的优势互补。这里有严谨严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自觉”。

五、结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中华文化自信

1.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何以必要

当我们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不由得会产生疑问：西方社会学为什么不强调地域“特色”？进而还有一个问题，西方社会学有没有“双重性格”？社会学学科两百多年发展史，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就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美国从芝加哥学派到社会指标运动、民意测验，注重实证调查量化分析；欧洲早期年鉴学派影响深远，实证渗透哲学思辨，常萌发新的社会思潮。不同的人文历史形成“社会”的差异，任何国家的社会学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必然具有“双重性格”。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属于全人类，本不存在所谓“国别社会学”，一般情况下也不必突出强调地域特色。但从本文开始提到的本土化和方法论之争可以看出，我国不少社会学人实际上把诞生于西方且富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社会学当作了社会学的全部，潜意识中将“科学”与“人文”相对立，似乎赋予社会学理论以“中国特色”“双重性格”就削弱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中国社会学理论困境的背后显露无遗的是“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近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没能发生在中国”的“李约瑟难题”。而对此的回答，无一不将其归结为制度、文化和思维方式。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因而西方文化可称为“科学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科学发展，属于“非科学文化”。“李约瑟难题”隐含的命题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华文化!

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广义的文化概念包含人类的一切创造物，科学当然也不例外。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科学的诞生只是晚近几百年发生的事。科学诞生之前，世界各地不同族群应对自然的生产生活经验、地方性知识、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俗、艺术等就已经形成漫长而多彩斑斓的古代文化。从人类学意义上，古代文化表现出的特点是杂多性和不可通约性，缺乏具有独立要素支撑的系统性，可以视为原始的混沌状态。科学史界一般认为，西方文艺复兴孕育和诞生了近代科学，其思想渊源可以追踪到古希腊。“科学”脱胎于“人文”首先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否定了人文文化中的主观想象、模糊臆断，代之以客观实证、精确测算，才有了科学从人文土壤中萌芽并飞速发展。科学的诞生使得人从自然界提升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独立要素从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科学文化”一经形成，科学之外的其余文化就被称为“人文文化”。“两种文化”逐渐相互分离，并且越来越走向相互对立。这一过程也许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科学理性战胜了蒙昧。吉登斯则谓之“脱域”：全球化超越了原本有限的时空关系。由此，科学文化逐步成为不同文化的共同基础与标准，成为“高于”人文文化的文化引领者。

科学文化的核心可以称之为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未能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但其整体、辩证、关联的思维恰与当代科技发展的观念突破相契合。如果我们把科学精神的内涵概括为“求真务实、逻辑理性、批判质疑”12个字，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求真务实、逻辑理性”的精神完全一致，只不过西方更注重严密的形式逻辑分析思维，中华文化则偏于辩证逻辑整体思维。其实我们真正有所欠缺的是“批判质疑”，事物一旦打上“科学”的标签，就不敢怀疑。从古代坐井观天“中心之国”的盲目自大，到近代以来面对坚船利炮“科学文化”陷入对自身文化的全盘否定，再到今天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视为理所当然，不能不说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文化自卑!

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数千年，至今仍保持勃勃生机，就在于其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在保持文化传统精华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优秀外来文化，凝练出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我们崇尚科学，就是要反对将“科学”置于“文化”之上的“科学迷信”。我们坚持中华文化自信，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全盘的传统文化“自信”，而是把批判质疑态度与整体、辩证思维方式融为一体，求真、向善、爱美的中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我们走出社会学理论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从学术自信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

2.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何以可能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18％，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据相关历史资料，汉唐时期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7％，北宋曾超过40％，明后期占35％，清代最兴盛时达32％，清晚期也占到23％。也就是说，中国拥有着人类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的“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想，理应为“社会之学”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景天魁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中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提炼出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并将其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个层次构建了逻辑框架。尽管该框架是否能够成一门“中国社会学”尚存争议，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理论概念的梳理，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重要的基础工程。

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丰厚的学理资源，一定意义上，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是“后现代科学”的典范。中医被称为“人文医学”，较好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合互补。中国古代文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隐喻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治理思想。中医“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可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启示借鉴。

百多年几代中国社会学人的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提供了全方位的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建立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态清晰认知的基础上；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等人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唯物史观，早期共产党人都可称得上是行动派、实践派的社会学者；历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扎根群众的社会调查，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学院派”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围绕社会建设，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十分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社会治理的经验进行社会学学理层面的提炼和总结，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而不是秉持西方社会学“价值中立”的学科门户之见，以其为党史党建、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为由而将其排斥在外。

3.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何去何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当然不是要建设一门独立的“中国社会学”，而是要在现有的社会学体系框架内，贡献带有中华文化印记的思想理论方法，形成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学派。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阶段性提法。当中国社会学理论真正融入世界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为统一的、科学的社会学学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中国社会学不再仰望西方社会学，能够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时，“中国特色”就无须单独被强调，就会自然而然淡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是既基于中华文化基因、又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基础理论。这就需要从中华文化中提炼科学成分，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总结规律性认识，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为人类知识谱系做出中国贡献，为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刻上中国印记。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回答时代之问。社会学诞生于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现代化的兴起之时。新科技革命推动新产业革命，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时间、空间概念都正在发生着剧变。从原始混沌的“粒子社会”到农业时代“模块型社会”，再到工业时代韦伯所言“科层制”的“金字塔社会”，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扁平状的“网络型社会”？面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形态的剧变，中国的新发展阶段与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相重叠，要从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视角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位。我们在前两次科技革命中落伍，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奋起直追，第四次科技革命不能再错过新的时代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为深化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研究做出中国贡献。西方文化传统长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孕育了数理自然科学，也诞生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的研究，衍生出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霸道”色彩的社会学。中华文化传统更多专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主张和谐、中庸、仁爱，崇尚的是“王道”善治的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致力于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互补，也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互补，不主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8期/《人文杂志》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