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重构

何祎金

本文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5期

内容提要：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不仅清理了古典社会学的遗产，同时开启了非西方社会对自身社会学历史传统、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的反思。特别是存在殖民历史的非西方社会或南半球国家，在后殖民语境下，发起了对西方社会学统治地位的巨大挑战，展现了对自身社会学主体性的努力追求，试图在学科认同和未来学科建设上重构社会学的“另一种话语”，同时也表达了它们强烈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后殖民；社会学；学科认同；重构；南方

非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对自身文化与历史认同的日益重视，挑战了社会学古典时期便开始建构的“非西方”形象。作为回应：一方面，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反思和批判。“非西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对其阐释经历了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的转变。①以西方为阐释中心的一元论现代性被多元现代性所取代。以艾森斯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多元现代性”话语，在方法论上继承了韦伯的文化分析遗产，强调非西方文化和传统在塑造自身现代性上的能动作用。②另一方面，在反思与批判的潮流中，许多存在殖民历史的非西方社会，对学科的历史和定位、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之间关系发出了独特的话语。这些话语有别于西方社会学对自身历史的剖析与批判，后者的实践对社会学的古典传统进行了重估。而非西方社会对社会学的考察则结合了自身的殖民历史，对后殖民社会学的追求，代表了非西方社会追求一门具有主体性社会学的政治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后殖民社会学，并不是将它作为一门社会学的子学科来讨论，去探讨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的制度化历史。本文的重点放在后殖民语境下的社会学，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社会学中心之外的南半球地区所作的反应。事实上，在众多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中，因为存在不同的殖民历史和记忆，社会学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展开，必然夹杂着地方性的情境与历史因素。这些因素会反应在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建设中。此外，在中国的语境下，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历史实践中，相比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那些存在长久殖民历史的地区，殖民记忆并没有很强烈的渗入这门学科。但是，对后殖民社会学的梳理和探究，对同为西方“他者”的中国社会学，理解自身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后殖民话语的政治意涵：后殖民与社会学

二战之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知识层面，社会学理论确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王朝，量化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日趋成熟，渐成行业标准；在制度层面，大学纷纷设立社会学系，社会学家获得稳定的教职。而在西方之外的地区，随着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兴起。那些摆脱宗主国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纷纷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追求自主性的发展，逐渐进入了“后殖民时代”。（与后文衔接）

“后殖民”在本文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意义多歧，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事实上，像诸种“后”学所引发的争议与混乱一样，加上“后”学前缀的“殖民”同样衍生出了一系列概念，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que）等。然后，相对于梳理后殖民概念复杂的历史谱系，本文更愿意概括后殖民话语的政治意涵，同时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它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上。

扬（Young）指出“后殖民”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包括去殖民化运动和主权独立取得的成就。同时，还包括结束殖民统治后，后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却可能进入新帝国主义的情境中，即在经济和政治上重新或者继续受到支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包括了去殖民化和之后的状况和问题。此外，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扬梳理了后殖民的谱系，认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来自西方，还包括三大洲的反殖民主义。它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而是西方与三大洲在历史、政治、文化上相互作用的产物。

后殖民在这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概念，它不仅表示结束殖民统治之后的状态，同时还包含殖民统治的遗产以及新殖民主义所产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上的独立，并不能带来殖民主义的终结。它还留有需要继续清算的遗产，甚至是无法摆脱的新的殖民形态。前殖民国家试图对实现民族独立地区重新施加控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但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挑战和抵抗，作为一种战斗姿态，却形成了后殖民概念标志性的政治认同。在同西方统治和文化霸权的斗争中，根据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生产了诸多后殖民话语和理论。

除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认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地缘认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离不开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地缘政治划分了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元关系。在冷战时期，更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不同阵营。具体而言，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曾沦为欧洲和北美的殖民地。扬甚至提倡用“三大洲”（tricontinental）的概念来取代混乱的“后殖民”。④在扬看来，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三大洲主义”是比“后殖民主义”更具体和准确的概念。其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反帝国主义会议。会议的成果是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为三大洲人民的反殖民运动提供支援。事实上，相比于后殖民概念，“三大洲”突出了其中的地理意义。但是扬的用法表明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的，单纯的只指涉地理范围的概念，它传达了强烈的地理政治认同功能。就社会学而言，不管是后殖民社会学或者三大洲社会学，其政治意味在于，在地理与政治认同上，它们存在结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常称的“西方社会学”一样，它本身便被当作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此外，后殖民语境下的政治认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除了追求民族独立，还包括文化思想领域的独立与主体性追求，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政治。因而，后殖民还蕴含了挑战帝国主义的知识计划，试图终结西方话语的霸权：一方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形成和历史发起批判。其中，萨义德的“东方主义”⑤、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主义”⑥和阿拉塔斯（Alatas）的“学术帝国主义”⑦是相对显著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尝试寻求新的知识计划或者范式，替代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话语。

但是，社会学对后殖民话语的反应却是慢半拍的。对西方社会学而言，西方虽然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源地，但是它自古典社会学起，便存在“赛德曼之谜”，⑧即：作为“西方发明”的社会学，它的兴起同帝国主义的扩张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百分之八十五的领土被西方占据了。而一个显著的事实却是，古典社会学并没有对这一现象做出反应。在古典社会学提供的社会发展的叙述中，包括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但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却缺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门为了响应现代性召唤而生的学科，对现代性后果的关注局限在了对自身社会进化和变迁的考察上，对其全球后果缺少考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德曼引出的问题，来自对《东方主义》的评论；作为后殖民研究的旗帜性人物，萨义德的著作在二十年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在西方主流社会学期刊上。即便在当代，社会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诸如语言学和文学，后殖民理论、殖民关系和历史在社会学中也缺少关注。⑨对前殖民国家而言，社会学的这种忽略显得不合情理。以英国社会学为例，考虑到其国家历史进程，作为历史上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这门学科在战后的制度化，构成了英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历史情境。但是，英国社会学对学科实践与殖民历史之间关系缺少讨论。斯坦梅兹（Steinmetz）便认为，学科史上通常将英国社会学置入高等教育和福利国家兴起的情境中来讨论，忽略了其在殖民扩张历史中扮演的角色。⑩在挖掘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时候，斯坦梅兹将这门学科称为“帝国之子”，它的研究主题、方法、院系和学者，都同殖民情境密切相关。在某些机构中，这门学科甚至专门负责培训管理殖民地的官员。英国的例子表明，这门学科的发展同殖民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

事实上，赛德曼等人对殖民扩张历史在社会学中隐身的指责，恰恰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中被重新加以关注。社会学对后殖民话语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与殖民历史关系的重新挖掘，关注这门学科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流变，如斯坦梅兹的研究。同时，非西方社会学也需要对自身的历史进行重构。其二是对社会学古典遗产的清理，特别是对现代性理论的重构，需要清理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对“非西方”的崛起做出理论上的回应。

二、学术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社会学

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的权力与政治、冲突和张力，诸多学者对这一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解释框架。社会学在此情境下，其历史以及在非西方地区的展开，成为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学知识与学术角力的场域。虽然这一领域存在诸多成果。但是在众多文献中，非西方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边缘、依赖和从属地位被凸显出来，成为表达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科学关系的主要描述。在萨义德那里，西方的知识和学术传统所形成的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误读和扭曲，塑造和强化了东方的蒙昧和落后形象，它所呈现的并不是东方的本来面目，而是根据西方需要而建构出来的。同时也成为一面镜子，作为他者，实现了西方世界的自我认同。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并不是萨义德论述的主题，其著作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的时候，社会学也没有太多关注。然而，东方主义为学者理解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参考。社会学虽然是关注“现代社会”的学科，可是在它早期二元论和进化论的叙事中，为非西方社会提供了一幅按图索骥的世界地图。塞德曼就认为，东方主义鼓励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历史。东方主义既给社会学带来了“新麻烦”，同时还有“新希望”——社会学的历史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并且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得到修正。

在沃勒斯坦的论述中，社会科学被置入其现代世界体系的理论模型中。社会科学的兴起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后果，欧洲中心主义不可避免的成为现代世界地缘文化的组成部分。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五个国家直到1945年之前，主导了社会科学的生产和输出。但是，社会科学的兴起是对欧洲的问题的回应，它的研究主题、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都是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扩张到了非西方地区，并存在五个表现：欧洲的历史学、历史成就主导了现代世界；狭隘的普遍主义成为教条；存在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假设；东方主义传统的形成过程；对社会进步理论的强制灌输。但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自1945年之后，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使得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受到攻击和挑战。沃勒斯坦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存在，扭曲了社会科学对当代世界的分析，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要寻求进步，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多头的怪兽（hydra-headed monster）需要被克服和战胜。

事实上，塞德曼对古典社会学缺失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批判，与沃勒斯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一样，同属于西方社会学对自身古典传统的重新审视和修正。然而，本文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在古典社会学那里并没有像塞德曼描述的那样缺席了，而是隐身在了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论述中。

古典社会学虽然以欧洲经验为情境和理论起点，但是其进化理论和普遍主义的解释原则却是世界性的，这些特征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科学的主要表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本身便属于塞德曼所谓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内容，它是经济和政治扩张之外的文化输出。至少在沃勒斯坦的论述中，世界体系的形成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内核的社会科学对非西方地区的输出，并且这种输出是压倒性的，形成了核心与边陲、输出与输入的特殊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塞德曼和沃勒斯坦忽视了经验研究方法及其实践在殖民地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迪克斯（Dirks）对印度种姓社会的研究认为，种姓并不是古印度传统的残余，而是英国殖民者的“发明”。

其中，民族调查和人口调查为民众提供的“事实”，巩固了印度的社会和文化认同。类似的研究，海斯曼（Hirschman）对马来西亚的民族研究指出，英国殖民者进行的民族调查和人口普查，调查内容中的种族分类为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实上，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构成了学科史的主要内容，对研究方法及其历史实践的忽视并不奇怪。

欧洲中心主义将西方经验作为理论起点和普遍准则，非西方的学者对帝国主义扩张与学术输出的理解和态度，其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马来西亚学者阿拉塔斯提出“学术帝国主义”来描述欧美社会学的扩张，对非西方社会的输出，其中存在支配与依赖的不平等关系。阿拉塔斯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两大主要领域。但是，这二者必然会衍生一个与之平行的结构，即学术帝国主义。学术帝国主义在这里包含如下内容：殖民地承担了被动的角色，仅仅被视为提供田野调查和原始数据的场所；教育上对殖民者的依赖；照搬殖民者的理论和方法论；学术上本土学者扮演次级（secondary）角色；科学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合法化”了灌输文明的使命；顶尖学者并没有参与对不发达地区的研究。阿拉塔斯颇带感情色彩地使用次等（inferior）一词，来描述西方学者，认为整个情形就像帝国主义官僚对殖民地的管理，管理者大多是来自殖民国家的次等公民。最后，阿拉塔斯发出了强烈的政治呼吁，认为非西方的社会学应该从帝国主义的铁链中解放出来，形成有自主的意识，最终战胜学术帝国主义。类似的，在印度社会学的历史中，长达二百年的殖民记忆反映到这门学科中。社会学研究的模式被概括为，先由“局外人”来研究“本土人”，再由受到训练的“本土人”来继续研究印度。西方殖民势力的在场成为印度社会学一个无法摆脱的“他我”（alterego），“驱除”西方影响成为印度社会学追求自我的必要行动。

从阿拉塔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社会的社会学，在回顾自身历史的时候，透过措辞的选择所流露的感情色彩，我们不难发现殖民记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这种论述存在可议之处。在古典社会学中，对“非西方”——这一“不发达地区”的建构，在韦伯、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等人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塑造成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和反证。这些社会学奠基人绝非二流学者，而是站在社会学的顶端，他们的学术实践，构成了欧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传统。清理和修正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遗产，也成为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学的目标。但是，在知识范畴之外，学术帝国主义带来的在教育和资源上的依赖，无形中又建构了一个知识领域的全球分工系统。在这个分工系统中，欧洲和北美社会学输出了主要的理论和方法论，非西方地区的社会学仅能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经验研究，沦为田野调查的场域。因而，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不仅要修正“自己”在古典社会学中的形象，更需要扭转这一不平等的学术分工系统。

总之，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学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蕴含的冲突和张力，来自双方阵营的学者都有认识。对欧洲和西方社会学而言，清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古典遗产成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任务。对非西方而言，那些有着殖民经历的国家，对西方在其社会学中的在场有着直接的感受，它们也发出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三、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南方的声音

扬所提倡的“三大洲主义”并没有在社会学发生。但是，以欧洲和北美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学，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成为非西方社会学挑战和超越的目标。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狭隘地方性社会学的批判，为社会学开启了新的空间。来自不同地区的社会学的话语，尝试扭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不对等关系。

相比于社会科学领域长久存在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日渐兴起的是来自南半球的学术话语。从地理区域上说，南半球的国家覆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南方”成为继“东方”之后的重要地缘政治认同。其中最显著的挑战来自康奈尔（Connell）对“北方理论”的批判。社会学的理论输出由北半球根据自身中心（metropolis）经验所主导，而南半球则一直以来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在“北方理论”中，缺少殖民地和殖民历史的内容，却又宣扬自己的普遍主义有效性。相比于狭隘却又输出到全球的“北方理论”，康奈尔提倡全球包括性（inclusive）的社会学理论。她列举了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包含的几个议题：

伊斯兰世界对现代性的争论、非洲的本土知识、拉丁美洲主体性与依赖性的理论化、对中心霸权的国际女性主义批判和印度的现代性争论。随后，康奈尔提倡以“南方理论”来挑战“北方理论”的霸权地位。在康奈尔那里，社会学不仅仅是由概念和方法组成的稳固系统，更应视为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知识计划（intellec⁃tual projects）。边缘地区的社会学，因为利益的重叠和合作的关系网络，可以构成一个整合的团体，像“西方社会学”这样的称谓一样，“南方”成为这个团体的地缘政治认同。

康奈尔的理论，颇有引发社会学的南北战争之势。但是“南方”却成为一种标志性的知识认同在南半球广泛传播。伊里扎加（Elizaga）介绍了拉丁美洲的经验来建设南半球的社会学。拉丁美洲需要根据自身社会来生产原创性的社会知识，而不是追随国外学者的理论潮流。“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镜子、眼睛来看自身，而不是通过欧洲中心主义，自称为先进文明的方法来看事物的进化。伊里扎加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的计划，它带来的只是贫困、不平等和非公义。拉美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知识上切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那些在西方视角中不被认可、隐藏了的和被认为缺少意义的事物，需要被重新关注。

在南亚，阿拉塔斯提出亚洲社会科学的“另一种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来回应欧洲中心主义。早期的亚洲社会学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原创性和适用性的缺乏、对西方的简单复制、故弄玄虚等。这种对西方社会学的模仿和复制，和本土情境与事实严重脱节。为了矫正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需要将其转化为依托本土情境的学术实践。另一种话语的意义就在于，学者应该转向本土的、区域的历史经验，而不能只将目光投向西方传统。阿拉塔斯给“另一种”（alternative）下的一长串定义，认为它就是和自身环境相关、创造性的、非模仿的、原创的、非本质主义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具有主体性的、独立于其他国家和跨国组织的。可以预见的是，亚洲社会学对“另一种话语”的追求任重道远。在这个定义中，它不仅包含了任务、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亚洲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敌人和对手。

相比于康奈尔和伊利扎加等人表达的强烈政治诉求。凯姆（Keim）认为对社会学认识论基础的批判过于政治化，缺少实质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建构。因而，他提倡通过关注社会学的科学实践来反抗西方社会学的支配地位，而不仅限于理论上的讨论和批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所提倡的新方法，得益于新输出的“北方理论”，即：布洛维在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时候所倡议的公共社会学。布洛维将社会学分为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认为这四种社会学存在相互关联的有机关系。布洛维的重点则在于重新设定社会学的价值取向，提倡社会学对公共性和社会的回归，将公民的利益作为社会学的道德追求。作为社会学实践的积极成果，批判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受益。在凯姆的论述中，南非社会学的劳工研究被当作一个成功的例子。那里的社会学实践不仅和南非的社区紧密联系，在社会政策上发挥实际效果并起到监督作用，在学科意义上还反哺了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发展。因而，关注社会学的具体实践，不同于抽象和一般化的社会学理论，它和地方性的社会事实结合在了一起，更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布若维甚至尝试用社会学分工的四分法对全球社会学进行概括，从而建设一门全球的社会学。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差异，可以类型化为四种分工的社会学不均衡发展的状态。有的地区专业社会学不发达，但是公共社会学却有很大的空间，另一些地区也许存在相反的情况。布若维并没有将后殖民语境下的社会学作为主题进行讨论，这种分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概括社会学在非西方地区的发展与实践，仍存在继续讨论的空间。

从康奈尔等人追求的社会学可以看到，来自南方的反叛者们不仅需要重构这门学科，同时还向西方社会学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虽然存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选择，但是它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姿态和地缘政治的认同。新兴的“南方”，成为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批判和挑战西方社会学的新势力。

四、小结

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矛盾和张西方作为中心，主导了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和输出。面对西方压倒性的优势，学术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平行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之外的一个后果。当然，除了非西方学者的发起的挑战，西方学者本身对古典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遗产也保持批判态度，多元现代性对非西方实现现代制度的阐释，便可视为对古典社会学的一次修正。此外，社会学全球扩张与殖民历史的关系也被学者重视，成为考察学科史的新视角。

在后殖民语境下，那些有着相似殖民历史的社会，社会学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存在相似的特征：殖民记忆渗入到学科和政治认同中。阿拉塔斯对西方社会学充满感情色彩的斥责反映了殖民记忆对马来西亚社会学的影响。对这些后殖民国家的社会学而言，在扭转西方学术霸权、建立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建设面向本土的社会学等议题上，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追求。按照康奈尔对社会学属于相互���系的知识计划的论述，这些地方的社会学在政治认同和研究旨趣上存在重叠，可以结成坚实的学术共同体。作为历史上长期受到忽视的南半球，近些年兴起的南方话语，大有形成南方学术共同体之势。虽然对其能否撼动西方社会学统治地位的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是“南方理论”作为突出的成果，其意义不亚于南半球社会学的战斗纲领。

此外，后殖民概念蕴含了地缘政治的认同功能，因为存在不同的宗教传统、社会历史进程和殖民历史，我们不应忽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在社会学上，在学科认同和未来学科建设的理解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因而，后殖民社会学是一个辩证的概念。

最后，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早期的社会性质被概括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和本文论及的殖民国家和后殖民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乃至中国社会学并没有表现出后殖民社会学那样的“感情色彩”。后者在寻求学科主体性的时候，需要驱除作为他者的西方社会学。但是，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下理解这门学科在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中的历史进程，它与后殖民社会学之间的差异，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何祎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史。

注释：

①何祎金：《“非西方“的社会学建构：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载《暨南学报》，2012（5）。

②Shmuel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2000(1).

③④Robert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Oxford: Blackwell，2001.，pp.57，pp.8

⑤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London: Routledge，1978.

⑥Immanuel Wallerstein. Eurocentrism and its Avatars: The Dilemmas of Social Science，New Left Review，1997(226).

⑦Syed H. Alatas.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Definition, Traints, and Problems，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2000(1).

⑧Steven Seidman. Review: Empire and Knowledge: More Troubl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Sociology，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6(3).

⑨Guo Julian. For a Postcolonial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2013(1).

⑩George Steinmetz. A Child of the Empire: British Sociology and Colonialism,1940s-1960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2013(4).

Nicholas Dirks. Castes of Mind，Representations，1992(37).

Charles Hirschma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7(3).

通过印度社会学的例子反观这门学科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知识的推介由翻译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文献来完成。具体涉及到社会学的制度化和研究方法的实践，西方具有传教士和社会学家双重分身的学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学科史中，他们并没有被塑造成需要“驱除”的角色。中国社会学也没有使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来区分“自我”和“他者”。在这里，后殖民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契机。Frank Welz. 100 Years of Indian Sociology: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 to Decentering Global Sociology，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9(5).

Raewyn Connell. Northern Theory: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General Social Theory，Theory and Society，2006(2).

康奈尔对“北方理论”的批判，选取了西方三个代表性的社会学成果：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布迪厄的《实践的逻辑》和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她指责在这些来自西方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和行动者的理论范式被当作了理解所有社会的普遍路径。并且，殖民历史在他们的理论中处于隐身的地位。

应该看到，康奈尔只是在类型学意义上提供了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学研究范例，这种分类方法并不能揭示社会学在全球传播与流变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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