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治文化带回来——文化社会学的启示

钱力成  

《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基于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本文厘清并分析了“政治文化”这一内涵复杂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政治文化的所指和分析路径包括：强调思想史和实践模式的“政治传统路径”、强调态度和行为的“政治心理路径”、强调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路径”以及受文化转向影响的“政治文化路径”。通过对“意义”和“意义实践”的强调，文化路径不仅有助于将政治文化带回社会学的视域，而且有助于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新发展。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心理；政治社会；文化社会学

一、引言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诸多术语中，“政治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在不同语境和学科视角下常被用来指代不同，甚至迥异的事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受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 & Verba, 1963）所著《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书的影响，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取得了议题合法性，成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与政治学相比，政治文化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相对失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受文化转向影响，社会学家萨默斯（Magaret Somers）和贝勒津（Mabel Berezin）分别在《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和《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两本期刊上撰文，系统回顾了西方有关政治和文化的研究（Berezin, 1997b；Somers, 1995），使得“政治文化”重新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关注。

与西方类似，中国社会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并不充分。根据中国知网（CNKI）截至2019年1月的数据，以“政治文化”为篇名和关键词的社会学文章数量十分有限。最近提醒我们关注政治文化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来自应星。在回顾了既有中国革命研究的文献后，应星（2016）认为：“我们的焦点总是放在权力、技术之间的较量，但在这种较量背后人的因素、政治文化的因素却被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政治文化”理论的系统梳理正是要厘清政治文化这一“内涵相当含混、谱系甚为复杂”（应星，2016），但又极其重要的概念，并将其带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域。

在以下段落中，我将首先简要辨析“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概念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梳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基于中西方文献的综合分析，我将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分为四类，即政治传统、政治心理、政治社会和政治文化路径。目前社会科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学领域的政治心理路径。在此背景下，以意义和意义实践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不仅能将“文化”重新带回政治文化研究，而且有利于将“政治文化”带回社会学研究的视域，重塑该议题在社会学中的合法性，并最终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韦伯一开始便指出政治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含任何独立的领导行为（Weber, 2014）。韦伯所说的“领导行为”也即那些在国家或群体层面试图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行为（Weber, 2014）。如果说这个定义还略显含混的话，那么韦伯在该演讲中所涉及的主题，如国家、支配类型、合法性、职业政治家和政党角色等，则大致勾勒出了他心中政治的轮廓。当然，在福柯和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政治”一词的含义超越了韦伯所说的领域；政治可以通过“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柯，2012）。以福柯为代表的这一思潮尽管有其启发性，但总体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谈到“政治”一词时心中的轮廓大概仍类似于韦伯的论述。

相比“政治”，“文化”一词的含义就更宽泛了。对“文化”最广义的理解来自泰勒（Edward Tylor）。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生活能力和习惯的总和（Tylor, 1924）。就此而言，泰勒理解的“文化”无所不包，但却因其宽泛性而不易成为经验社会的分析起点。在经典社会学理论里，马克思将“文化”归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马克思，2004），这个观点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尤为巨大。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帕森斯对文化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帕森斯看来，文化是一个独立的、关于价值（value）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功能上与其他社会系统互动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行动者通过对价值的内化而成为系统构成的一部分（Parsons, 1968）。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在当今学界，文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意义之网”（Geertz, 1973），或一种提供行动者资源的意义“工具箱”（tool kit）（Swidler, 1986）。“文化”概念所包含的意义（meaning）和象征维度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尽管“政治”和“文化”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其模糊性，但在所有理解中，有一个预设是很多理论解释的基础，即政治和文化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和领域。政治是“硬”的，文化是“软”的；政治是主导的，文化是附庸的。用贝勒津的话说，当我们谈政治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时，我们假设了两个独立的社会系统，文化主题有时会被动员起来以服务于政治（研究），而有时不会（Berezin, 1997b）。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政治文化常被定义为那些“硬”的政治、制度或体系所无法解释的剩余类别（residual category），或者说是囊括了那些政治本身无法解释的因素的黑箱。

与“剩余类别”的理解和定义不同，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研究强调政治本身的文化维度，或者说政治与文化的互构关系。就此意义而言，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这几个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体系边界和独立性的假设，而这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中各路径之间的重要区别。

三、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历史背景与理论脉络

尽管不同学科视角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常大相径庭，但根据笔者对中西方相关文献的分析，现有政治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政治传统路径、政治心理路径、政治社会路径和政治文化路径。在以下段落中，我将以这些路径为框架，联系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脉络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进行梳理。

（一）政治传统路径：思想史与实践模式

政治传统路径是所有政治文化研究中最为古典的路径，也与“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联系最为紧密，强调某个政治共同体对其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思考或总结。称其为传统，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或实践模式，一旦以“政治文化”来指称，就意味着它们经过相当时间的历史变迁后被认可为所属政治共同体的特征。例如，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中国的儒家治国理念都可以看作政治传统路径下的政治文化。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其近代政治文化思想变迁的一个关键节点。根据奥利克(Jeffrey Olick)和欧梅琴科(Tatiana Omeltchenko)的观点（Olick & Omeltchenko, 2007），当第三等级（Tiers état）在法国大革命中喊出了“我们才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的口号，几个世纪以来以君主为基础的“朕即国家”的政治权力观被改变了。自此，政治权力和国家合法性来源于社会而非皇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这也在韦伯对合法性支配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奥利克和欧梅琴科认为，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并由涂尔干发展的人民宗教（civil religion）和集体表象理论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团结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与“我们才是人民”的观点共同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Olick & Omeltchenko, 2007）。与奥利克和欧梅琴科的观点略有不同，萨默斯认为，现代政治文化研究代表了盎格鲁—美利坚公民理论（Anglo-American citizenship theory）的传统（Somers, 1995）。这种传统最先起源于17世纪约翰·洛克的思想，即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社会契约才成立。与此同时，萨默斯还认为这种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也体现在更为一般的自由体制之中（Somers,1995），也即一种政治实践的总结。

尽管学者们对政治传统的源头和理论意涵的论述各有侧重，但其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政治权力及合法性应该来自于社会或人民的认可，而非君权。这种思想和实践传统既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体现，也通过法国大革命被现代社会所熟知和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变革，特别是“现代历史”的到来，无疑是当代西方政治传统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虽然政治传统路径为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这一路径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萨默斯所说，现代（西方）政治文化代表了盎格鲁—美利坚传统（Somers,1995）。作为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倾向性。当然，以现代历史观来看，以卢梭、孟德斯鸠、洛克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相对于“朕即国家”的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这些思想本身也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

（二）政治心理路径：态度与行为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政治心理路径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社会氛围的影响，西方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关注两个问题，即“社会稳定如何可能”以及“为何有些社会走向自由体制而有些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政治传统路径似乎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阿尔蒙德和维巴为代表的政治心理路径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西方或中国的政治学领域，学者们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还是政治心理路径。

与政治传统路径相比，政治心理路径更为强调政治态度、政治信任、国民性、人格等心理和行为性因素在解释政治体制方面的作用。对这些因素的强调也使得“政治文化”成功地进入了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领域。以《公民文化》一书为例，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对比研究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公民文化”有效地促进了美英两国自由体制的形成(Almond & Verba, 1963)。在此研究中，公民文化被约等于政治文化，也即那些关于政治系统的态度倾向。此外，阿尔蒙德和维巴还把政治文化分成三类，分别是村民型（parochial）、臣民型（subject）和参与型（participant）。在村民型政治文化中，政治没有被看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墨西哥和意大利）；在臣民型文化中，个体清楚地知晓政治系统的存在但在政治上仍相对消极（德国）；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市民们对他们在政治中的角色和责任有很强的认知（美国和英国）。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看来，参与型政治文化无疑是最适合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发展的(Almond & Verba, 1963)。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论不仅使“政治文化”研究在当时的西方政治学领域获得了议题合法性，而且使其成为比较政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包括后来扛过政治文化研究大旗的英格尔哈特(Ronard Inglehart)。尽管英格尔哈特在研究中更为强调人际信任、政治满意度与社会稳定的关系（Inglehart, 1988），因而部分涉及了政治社会路径，但其研究方法在总体上与阿尔蒙德和维巴非常相似。

政治心理路径对态度和行为因素的强调并不是偶然出现的。除了二战后的历史背景，帕森斯在当时美国学界的影响和欧洲学界的国民性研究都对政治心理路径的崛起产生了促进作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帕森斯宏观社会理论的天下。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秩序是由不同系统组成和维系的（AGIL模型），而文化在其中是一种由规范、价值和态度所组成的系统。通过社会化，这种文化系统内化为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并维持了社会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Parsons,1968）。与此同时，欧洲在二战后的反思，特别是对产生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反思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性研究的发展。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学者的研究就认为德国的家庭结构促使了“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形成，而这种人格又促进了德国纳粹时期权威政治的产生（Adorno et al.， 1950）。在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政治文化研究强调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等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心理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成就之外，其路径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强调人格、国民性等因素的作用，政治心理路径隐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其落后的国民性造成的。这种预设不仅在实证研究上站不住脚，而且由于其价值观上的偏颇遭受批评。其次，在方法论上，由于这一路径强调人格、心理等因素，其解释的对象又是宏大的政治体系，因此有产生论证错位的可能，其用“国民性”来解释“国家性”或“政治性”也存在循环论证（tautology）的危险。此外，在文化转向发生后，政治心理路径由于强调态度、人格这些“人头脑里的东西”（Olick & Omeltchenko, 2007）而忽略了意义、符号、象征等要素，因此也被批评为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政治文化研究，成为了一种“政治心理学”（Olick & Omeltchenko, 2007）。

（三）政治社会路径：社会与公共领域

在政治心理路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后，政治文化研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这与当时的世界局势（包括东欧剧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等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理论脉络不同，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不再过分强调心理，转而投向了社会的领域。

顾名思义，政治社会路径强调社会性因素（如社会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资本等）的重要作用。结合时代背景，这一路径尤其强调这些因素对于维持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的影响。需要承认的是，政治社会路径所强调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心理路径所说的个体信任、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等具有很强的关联。但是，这两个路径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即政治社会路径所提到的社会性因素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层面，是外在于个体、外在于“人头脑里的东西”的社会力量。这也是政治社会路径的核心特点。

如果说帕森斯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家，那么哈贝马斯无疑是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学者了。哈贝马斯眼里的“政治文化”大致对应于资产阶级理性（Somers, 1995），特别是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外的那些咖啡馆、沙龙、公共空间等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自由、理性地发表意见，进行交往和沟通，而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维持一个自由体制至关重要的因素（哈贝马斯，1999）。

在政治学领域，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政治社会路径的代表学者。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帕特南提出：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因素是一个成熟和稳定的民主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Putnam,1993）。此外，在《独自打保龄》一书（Putnam,1995）中，帕特南还研究了当时美国社区参与度下降、人们不关注公共话题和公共生活的现象。帕特南认为，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的网络和规范对代议制政府的表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一个好的、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必然需要好的、充分的公共参与和社区生活。

除了哈贝马斯和帕特南，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著作《公民领域》（2006）也部分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路径。在此书中，亚历山大分别谈到了公民领域与社会理论的关系、公民领域的结构、社会运动和公民领域的整合方式（modes of incorporation）等议题。亚历山大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涂尔干式的发问，即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对这一问题，亚历山大认为，公民领域的整合方式可分为三种：同化（assimilation）、并存（hyphenation）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亚历山大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也应该成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基石（Alexander, 2006）。

尽管政治社会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一路径也受到不少批评和挑战。首先，此路径下的核心论点（即社会和公共领域是稳定民主体制的基石）受到了经验研究的挑战。例如，杰克曼和米勒的研究就发现公民文化、信任与民主的促进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Jackman & Miller,1996）。这挑战了帕特南的核心观点。与此同时，通过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较历史分析，莱利(Dylan Riley)发现社会和公共领域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民主，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威权体制（hegemonic authoritarian regime）的出现（Riley, 2005）。政治社会路径受到的第二个重要批评是：用萨默斯的话来说，尽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涉及到了半制度性的因素，但在本质上公共领域来源于私人领域，因而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萨默斯由此认为哈贝马斯和帕森斯的理论都是既不“政治”也不“文化”的（Somers, 1995）。第三，政治社会路径在论证逻辑上同样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即稳定的民主政体是由民主的社会所组成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评来自于和政治心理路径相同的批评者，即政治社会路径预设了线性历史和“现代化”目的论的理论前提。这些质疑的声音在文化转向之后变得更为清晰。

（四）政治文化路径：文化转向及影响

相比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政治文化路径更加强调意义、符号、理解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相互构成，这也成为该路径的核心特点。

总体而言，政治文化路径受社会科学界文化转向的影响十分明显。当然，文化转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就其历史背景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对种族、阶级、性别等认同政治的强调促进了学界对行动者如何理解政治的关注。在理论上，由于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愈发暴露出其缺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在寻找新的出路。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股以强调文化、意义和符号为特点的学术潮流，也即“文化转向”。从学科上来说，文化转向受到了人类学、新社会文化史等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强调行动者生活在一个“意义之网”之中（Geertz, 1973），一个眨眼动作的意义有赖于动作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互动解读：它可以是某人的眼中进了沙子，也可以意味着使眼色，甚至可以意味着调情。换言之，对意义的解读成为理解行为的关键。另外，该时期的文化社会学摆脱了帕森斯把文化约等于价值观、规范等外在于政治的系统的观点。例如，斯威德勒（Ann Swidler）认为文化实际上更像一个由惯习（habitus）、技巧（skills）、风格（styles）等组成的“工具箱”（tool kit）或剧目（repertoire），行动者用其建构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Swidler, 1986）。此外，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和他的同事更是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的强范式（strong program of cultural sociology），强调文化作为“解释项”（而非被解释项）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力（Alexander & Smith, 2002）,因而把文化放到了一个更为中心的地位。

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此路径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符号和意义的解读。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便是此路径的代表（Hunt, 1984）。与很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不同，亨特在此书中强调的并不是大革命的起源和后果，而更关注革命过程和经历（revolutionary experience）以及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人们对革命的动员、感知和其他革命行为。例如，在大革命的温和阶段，革命者会利用玛丽安（Marianne）这一代表自由、非暴力的女性符号来进行革命动员和象征，而在大革命的高潮阶段，革命者则会使用好斗、男性气质极强的大力神（Hercules）形象来代表革命。当然，亨特在其书的后半部分也分析了不同地区对革命及其意义的解读如何有别。从这些角度来说，政治文化在亨特的书中不仅是被大革命所“反映”的，也不仅是大革命所“带来”的，而恰恰是大革命本身。换言之，亨特研究的是大革命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权力诗学”（poetics of power）（Hunt, 1984）。除此之外，在历史社会学家斯泰因梅茨(George Steinmetz)编辑出版的《国家/文化：文化转向后的国家形成》一书（Steinmetz, 1999）中，布迪厄、福柯、亚当斯(Julia Adams)、迈耶(John Meyer)、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等学者的作品也强调了作为文化现象的国家形成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斯泰因梅茨在文中还特别驳斥了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对国民性和政治态度的强调（也即政治心理的路径）。除此之外，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对苏联时期宣传画和权力图像学（iconography of power）的研究（Bonnell, 1997）以及贝勒津对法西斯如何塑造自我概念的研究（Berezin, 1997a）等都是当代社会学家研究政治文化的代表作。

此外，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研究也体现了文化转向的影响。根据豪尔（Peter Hall）和泰勒（Rosemary Taylor）的观点，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使用和保留某些制度形式与程序（如某些神话与仪式）并非是因为这些形式最有效率，而是因为其文化内涵；制度在此不仅包括正式规则和程序，也包括意义框架和道德模板等（Hall & Taylor, 1996）。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对组织变迁与制度同构化（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的研究（DiMaggio & Powell, 1983）、道宾(Frank Dobbin)对英、美、法三国铁路发展政策与文化国家观和市场观的分析（Dobbin, 1994）、迈耶关于全球文化传播对国家机构同构化（isomorphism）的研究（Meyer,1999）等都是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作，也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和制度本身就有其文化的一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理论（Alexander et al.， 2006）。对这一理论的分析也涉及学者们对上述文化取向的批评。由于政治文化路径，特别是文化和语言转向下的研究特别强调对符号和话语的诠释，批评者认为这存在着把符号政治和“真的”政治割裂开来的危险。用亚历山大的话来说，实践理论家（praxis theorists）往往忽视社会行动的文本性，而诠释论者（hermeneutics）又常会对理念所产生的物质和真实世界视而不见。为了解决这个困局，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实践论”（cultural pragmatics），在分析和解码（decode）文本情境的同时也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及其能动性（agency）。在回顾先前理论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强调社会表演是否成功在于以下元素能否在一个社会中有机再融合（re-fusion），这些元素包括集体表象系统、行动者、观众、符号生产方式、场景（Mise-en-scene）和社会权力等。

综上所述，政治传统路径和传统的思想史或实践模式分析更为接近，而政治心理���径基本定义了政治学语境中的“政治文化”研究。社会学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更多采用政治社会和政治文化路径。当然，由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议题和方法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能在很多定量社会学研究中看到政治心理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尽管这些路径各有其创新和理论意义，但它们也存在着局限。例如，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都存在价值预设、循环论证等缺憾。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很大程度上把对政治体系的解释归因于个体心理或独立于政治的“社会”领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忽略了“文化”本身的意义。

四、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西方影响、本土语境与学科视角

中国学界的政治文化研究受到西方理论与本土语境的双重影响，并体现了政治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学科张力。以下，本文将分析中国知网和高校图书馆搜索所得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特别是156本以政治文化为题的中文专著），梳理和总结中国学界在政治文化研究四个路径上的学术成果，并讨论西方理论、本土语境和学科视角对该研究领域的影响。

（一）政治传统路径：诸子思想与革命传统

与西方情况类似，政治传统路径是最能体现某个社会“本土语境”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大部分对“政治文化”的宽泛使用都涉及了“传统”路径，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分析。例如，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余英时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明代理学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当时政治氛围的关系（余英时，2008）。金观涛、刘青峰（2011）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一书中具体分析了魏晋玄学、隋唐时期儒学的理性化、近代西方的冲击、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等一系列主题。通过这些分析，作者进而阐述了这些思想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影响。此外，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传统和思想也多有关注，其研究内容涉及人民主权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等一系列议题（丛日云、庞金友，2009；金太军，1999；马庆钰，1998；江荣海等，2012）。

当然，除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政治传统路径下的研究还包括对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实践模式的思考。例如，应星在《把革命带回来》一文中论述道：“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设想是围绕中共政治文化中的阶级政治、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这三大核心来展开的”（应星，2016）。就这几个核心来说，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无疑是现当代中共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传统。在对安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直接使用了“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作为其专著的副标题。在此书中，裴宜理特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如何通过“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等方式塑造中国革命的传统（裴宜理，2014）。在《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一文中，冯仕政通过对南街村的案例分析，讨论了“树典型”这一社会动员策略和实践模式，并“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和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冯仕政，2009）。此外，作为革命传统影响的体现，“单位制”也成为考察中国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极好案例。例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通过对集体制时期中国工厂权力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详细勾勒了“庇护—依附”关系和“有原则的任人唯亲”等共产主义组织实践模式（Walder, 1988）。在此基础上，中国学界进一步研究了单位制在社会控制、“德治再分配”、社会福利、“典型动员”等方面的特点和表现（见李路路等，2009；李猛等，1996；田毅鹏、刘凤文竹，2015）。

尽管对中国革命传统的研究主要呼应了“政治传统”取向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但此路径与其他路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冯仕政在探讨“树典型”实践的同时谈到了政治文化内涵中政治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部分。裴宜理对安源的研究部分涉及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其他路径。此外，应星（2016）对政治文化的定义也包含了政治正当性、组织架构、程序惯例、符号仪式和方法技术等五个方面，涉及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不同对象和本文所分析的不同取向。例如，程序惯例和方法技术可以看作对政治实践模式的分析，政治正当性既可以通过政治心理路径，也可以通过文化路径进行分析，组织架构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必然具有文化的维度，而符号仪式则无疑是政治文化的路径。

总之，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传统路径”一方面强调对古代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因此是本土思想脉络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探讨了中国革命传统等极具本土特色的议题，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心理路径：政治学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所奠定的。中国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理解和研究也受此影响。例如，肖唐镖、余泓波（2015）对政治学领域近3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综述中就选取了“政治心理”“政治信任”“政治态度”等作为搜索的关键词。在葛荃编著、作为教材使用的《中国政治文化教程》一书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论述道：“我们认为，在政治学意义上研究政治文化，应该以阿尔蒙德、派伊等人的界定为基础”（葛荃，2006:5），也即本文所说的政治心理路径。这一特点也在诸多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刘彤、柏维春，1996；孙西克，1988；王运生，1998）。

除了政治学的研究，社会学者，尤其是政治社会学者的研究中也常涉及政治信任和政治态度的主题。例如，胡荣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并认为农民对中央或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偏低（胡荣，2007）；这个结论也与李连江的研究有所呼应（Li, 2004）。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这一经典议题外，社会学家们还探讨了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的关系（孙昕等，2007）、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盛智明，2013）、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关系（游宇等，2018）、中产阶层政治态度测量（李春玲，2011）等议题。

以上作品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学界“政治心理路径”研究的特点。首先，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很多研究都采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政治信任、态度和心理等因素的作用。其次，在方法和议题上，中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政治学在谈及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时，既有规范性（normative）的理论探讨和对西方著作的介绍，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社会学对“政治心理路径”下的关键元素（如政治信任）的探讨则以经验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为主，其议题多集中在基层选举、社会流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等方面。第三，与西方政治心理研究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心理路径下的研究并不是对“二战后社会稳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思考，而是嵌入于自身在社会转型、基层自治等时代命题之中。因此，尽管中国的政治心理路径受到了西方政治学理论框架的影响，但它也体现了中国本土语境及相应的时代命题。

（三）政治社会路径：中国研究与社会学

如果说政治心理路径更多出现在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那么强调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路径则更多见于社会学领域。与政治心理路径类似，中国学界对政治社会路径下的研究议题也受到了西方学界，特别是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政治社会路径下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原先“中国研究”领域为代表的对清末至现当代中国社会领域的探讨，另一方面则是以“社会资本”概念为核心的当代社会学实证研究。

事实上，最早在中国语境下探讨社会领域问题的是来自于西方的一批汉学家。例如，兰金(Mary Rankin)对晚清浙江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兰金，2003）、罗威廉（William Rowe）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基于“本地认同”(locational identity)而形成的社会领域的探究(罗威廉，2003)等都是中国研究视角下的作品。这些研究大体上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邓正来，1998:9）。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对罗威廉、史谦德(David Strand)、兰金等人研究进行批评时指出，在清末，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欧洲的所谓“社会”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利和责任来理解社会存在的”（魏斐德，2003）。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黄宗智提出了国家与社会间“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在黄宗智看来，“‘资产者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等概念，就其被运用于分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黄宗智，2003）。此外，就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作用问题，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研究发现，与以往对社会和公共领域正面功能的看法不同，社会领域的分裂也可能孕育和加深群体间的不平等（Madsen, 2008）。

另一方面，与哈贝马斯和帕特南理论相关，以“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主题涉及了劳动力市场、求职、教育获得、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林南，2015；Bian,1997；张文宏、张莉，2012; 胡荣，2008; 赵延东、洪岩璧，2012）。需要说明的是，以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与政治文化的主题并非完全一致。在西方的脉络中，政治社会路径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有助于维持一个稳定的自由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尽管涉及了政治文化，但在很多方面也涉及了政治文化之外的议题和领域。

（四）政治文化路径：与文化社会学共同发展

如上文所述，政治文化路径是在西方“文化转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理论脉络强调对意义、符号、话语等方面的“理解”。由于中国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建的，而当时文化转向在西方学界虽已兴起，但还未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学科合法性，因此中国社会学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文化转向的吸收也较为有限（见Xu et al.， 2019）。在为数不多的以文化社会学为题的论文中，周怡自2003年开始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探讨了文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以及亚历山大有关文化社会学“强范式”（strong program）的理论（周怡，2003,2004,2008），由此将文化社会学的理念介绍到了中文社会学界。

尽管文化转向和文化社会学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文化社会学的关注度无疑在不断提高；以文化社会学为主题的英文作品引介和中国本土研究都不断涌现（见高蕊，2015；亚历山大，2015a, 2015b; 里德，2015）。此外，在体制建设上，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12月成立，象征着文化社会学在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与文化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相似，政治文化路径下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仍待发展和探索的领域。在笔者搜索的156本以“政治文化”为书名的学术专著中，大部分专著涉及的��是政治传统和政治心理路径，涉及政治文化路径且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研究的著作十分有限。王海洲的专著《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2010）是中国语境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此书从象征权力和戏剧隐喻入手，通过“启幕”“筹策”“展布”“操演”“改编”“刻写”“检阅”和“落幕”等戏剧隐喻的八个部分具体分析了政治仪式中所展现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该书还以中国国庆阅兵作为案例分析了中国语境下政治仪式的形态和作用。由于以阿尔蒙德和维巴为代表的政治心理路径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占主流地位，此书在讨论政治文化概念时，依然引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论，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感觉、信念、价值和态度以及它们组成的系统和它们赖以存在的环境”（王海洲，2010：5）。但事实上，作者所说的“组成系统和赖以存在的环境”以及书中具体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政治心理的路径而迈向了文化的视角。此外，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2009）、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2006）等研究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的路径。借用李里峰的说法，这些作品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新代表作”（李里峰，2012）。另外，一些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特别是采用“符号和文本分析”的作品（见钱力成、张翮翾，2015）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的路径。

综上所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中西方理论和议题交汇的产物。首先，由于中国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建的，在其“补课”的过程中，西方的理论框架和议题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在承认西方影响的同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也有特别关注的议题，并体现了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第三，由于文化转向和文化社会学对中国学界来说还是相对新兴的领域，因此受其影响的文化路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见。但正因如此，以文化社会学为导向的政治文化研究可以为此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五、迈向文化社会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从意义到意义实践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政治传统、心理，还是社会路径，实际上都忽视了政治文化中的意义和符号面向。萨默斯的文章虽然没有概括和评论本文所提到的所有四个路径，但针对受帕森斯和哈贝马斯影响的政治文化研究，同样也发出了这些研究既不“政治”也不“文化”的感叹（Somers, 1995）。以下本文结合奥利克（Jeffrey Olick）关于意义实践（meaning-making）和里德（Isaac Reed）关于解读性解释（interpretative explanation）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和说明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研究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于文化转向对符号和意义的强调，人们不免产生此类研究是否只集中在表象和“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层面而无法探究“真的政治”（real politics）的疑问。针对此问题，奥利克通过其对德国政治文化和记忆的研究指出，政治文化不仅是利益或认同的静态体现（static expression），而且是在时间中产生这些认同、利益和意义的过程；政治符号和意义可以同时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现存认同的表达，以及定义未来（政治）利益和认同的框架”（Olick, 2016:50）。就此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象征’政治和‘真的’政治之间的概念区别并不存在”（Olick, 2006:50）。当然，符号、象征也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因此奥利克在其论述中又进一步强调意义实践（meaning-making）和意义（meaning）的区别。在他看来，意义是话语原本的含义和形式（all denotation and form），而意义实践则是超越意义或话语原本含义的所有解读和使用（all connotation and use）（Olick, 2006:52）。因此，对意义实践的强调超越了传统理解中仅对符号、象征和“文本性”的静态强调。笔者将其翻译为“意义实践”也正是要强调围绕意义的所有生产、接受、解读、使用和再生产的过程（process）。

与文化路径相关的另一质疑是，文化的视角是否只关注解读（interpretation）而非解释（explanation）；这也和政治文化研究中人文取向和科学取向之间的争论相关。以传统观点来看，解释路径是对社会事实如何发生的因果解释，是更为客观、科学和可验证的研究方式，而解读传统由于和研究者所采取的理论视角及其自身位置等因素联系紧密，因而是不客观的、无法解释因果关系的传统。该二元视角近年来受到了不小的挑战。里德（Isaac Reed）在《解读与社会知识》（Reed, 2011）一书中认为，如果无法对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场景进行深入的解读，那么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便不能被很好地理解。里德举例道，利希特曼(Paul Lichterman)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因果性问题，即为何美国中西部某些宗教组织成功地与其他社区建立联系并因此降低了福利减少的负面影响，而其他一些类似组织则没有成功。在回答中，利希特曼认为不同群体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成员对于“成为群体一分子”的意义理解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行动（Lichterman，2005）。以利希特曼的研究为例，里德指出，解释从某种程度而言只是一种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而解读也可以是一种回答因果关系的解释，因此两者并不是天然矛盾的。

融合并借鉴奥利克和里德的观点，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路径试图在原文化转向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关注符号和意义转变为关注意义实践（meaning-making），也即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被不断生产、接受、解读、使用和再生产的过程。具体而言，以意义实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不仅关注“符号和象征”（文本性），而且关注“实践与表演”（实践性）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不仅强调结构的因素，而且强调人和社会群体的能动性。第二，不将“解释”（explanation）与“解读”(interpretation)进行二元对立，而提倡一种“解读性解释”的路径；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行动者或社会历史场景才有可能进行更好的解释。以这两个维度为参照，政治生活中各种符号的意义，例如国旗、国歌、博物馆、政治仪式、口号、礼仪、规矩等，都可以与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大到国家、小到群体或个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达到解读性的解释。由此可见，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不预设“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离，也不预设“象征”和“实践”的对立，其核心在于意义实践。

当然，本文对文化路径的强调并非是要反对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这三种路径各有其重要意义。文化路径与这三种路径的关系也并非是互斥的。恰恰相反，通过对“意义实践”的关注，文化路径实际上可以和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的研究进行很好的融合。例如，政治传统路径所涉及的儒家思想、革命传统等议题，通过文化路径切入后可以转化为对儒家礼仪规矩的政治身份象征（周飞舟，2015）、政治体系维系、革命口号、社会动员、“典型”的塑造与象征等议题的分析；政治心理路径所涉及的有关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的议题，可以被转化为对政治团体或行动者如何基于自身经历或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认同政治”表演、政治合法性象征的研究；而政治社会路径中有关社会资本和公共领域的议题，可以通过公共领域作为表演场景（Mise-en-scene）的维度来进行分析；公共领域中各种社团的角色可以通过符号、实践和表演等框架来具体切入。就此而言，“意义实践”取向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或议题，而是一种研究范式和视角。也正因此，文化视角无关问题的大小，可以被运用到无数有关政治文化的具体研究之中。它并非只关心表象或“小问题”；通过对意义和意义实践的强调，文化维度也可以分析那些具有深刻政治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反过来说，文化视角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具体的人。

六、结语

基于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不同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总结为四个路径，分别是关注思想史和实践经验模式的“政治传统路径”、以政治态度为分析起点的“政治心理路径”、以社会和公共领域为分析视角的“政治社会路径”和受文化转向影响的“政治文化路径”。

尽管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对政治文化研究各有贡献，但“文化”维度所特别强调的意义和意义实践部分却被忽视了。本文认为通过对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被不断生产、接受、解读、使用和再生产过程的解读性解释，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取得“政治文化”在社会学中的议题合法性，而且可以通过文化路径与中国政治历史“田野”的结合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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