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学习、探索与争鸣

原文载于《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7年第20176期第39-52页

内容提要：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围绕着“社会学理论”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论辩。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理论成果的挖掘刚刚起步；已产出的一些本土化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围绕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们也展开了有意义的争论。

关 键 词：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理论社会学/社会运行学派/多元话语分析

本文的主旨是要对社会学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一般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状况做一次回顾和梳理。本文所谓“社会学理论”指的是社会学家们在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时用来引导和约束自己的研究工作所采用的一套抽象话语系统，内容包括对“社会”或社会现实的本质做出的假定，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论给出的引导性建议，为社会现实的实质研究提供的概念和命题资源等。本文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则是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围绕着“社会学理论”所开展的那些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即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论辩。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对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加以简要回顾。

一、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对中外已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学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般理论是每门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或基础部分。对于最早从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那些学者们来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工作主要只能通过自身的长期努力来完成(当然也需要借鉴前人的相关思想或理论成果)。但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后来者们来说，除了通过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可以用来获得本门学科所需要的理论系统，这就是通过学习、借鉴前人已有的理论成果。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可以学习、借鉴的“前人”成果，则包括了国外已有社会学理论和国内社会学前辈已经创造的社会学理论两个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加以学习、借鉴和批判性继承，便成为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学者的首要任务。在本节中，我们拟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对西方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继承

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并非自当代开始。1952年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之前，先后已有不少有重要影响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如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及方法论、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等，被译介、引进到中国。但总体上看，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理论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在数量和人选上都相对有限。1952年社会学被撤销之后，对包括理论著作在内的西方社会学著述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更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对西方社会理论真正大规模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开始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学者就努力进行补课，力图尽快对西方社会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加以掌握。迄今为止，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可以说在学习、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介并研究了西方社会学不同时期的理论流派及代表人物。包括最新前沿理论在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同时期各个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古典时期的马克思、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滕尼斯、帕累托等，现代时期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反结构功能主义诸流派(如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学、批判理论等)，当代时期的新功能主义、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实践理论、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哈贝马斯沟通行动论等综合性社会学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拉什的“去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鲍曼的“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等有关西方社会最新变迁的理论，以及福柯、德勒兹、罗兰—巴特、拉康、利奥塔、布希亚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社会理论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译介和研究，围绕着这些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产生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及著述。

2.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深度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古典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冯刚的《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成伯清的《格奥尼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渠敬东的《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等一批研究专著，以及渠敬东的《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渠敬东，1999)、谢立中的《现代性的问题与处方：涂尔干主义的历史效果》(谢立中，2003)、李猛的《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李猛，2001)等研究论文；现代社会学理论方面，出现了赵立玮的《规范与自由：重构帕森斯社会理论》等研究专著，以及李猛的《论抽象社会》(李猛，1999)等研究论文；当代社会学理论方面，出现了成伯清的《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郑莉的《理解鲍曼》、刘拥华的《布迪厄的终生问题》、郑震的《另类视野：论西方建构主义社会学》、林聚任的《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研究》等著作。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同行中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苏国勋的专著《理性化及其限制》，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大陆韦伯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3.编写出版了一批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李强和郑也夫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史》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学者最早编写出版的概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教材；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逐步开拓和深入，又出现了一批内容更为全面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如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这本教材以名著提要的形式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代表作做了在当时的同类教材中相对而言最为全面的介绍)，杨善华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这本教材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做了在当时的同类教材中最为全面的叙述)等；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数量更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如杨善华、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周晓虹撰写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文军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作为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最新结晶，这些教材以简练的形式总结和反映了中国学者至今为止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已有成果的学习和认知水平。若暂不考虑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叙述的深度和精度，仅就叙述内容的广度而言，这些教材应该已经接近西方学者撰写的同类教材(如美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瑞泽尔编写的社会学理论教材)。

简言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总体上看，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西方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补课工作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但是，进一步的考察也让我们发现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至少有三点。

1.西方社会学理论代表性作品翻译方面存在着相对的不平衡。笔者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理论代表作方面的情况，发现虽然西方社会学发展不同时期各个流派的几乎所有主要代表人物都有著作被译成汉语出版，但翻译的重点或热点主要集中在古典和当代两个时期(在古典时期中，韦伯是热点中的热点，其次是涂尔干；在当代时期中，吉登斯、布迪厄、贝克、鲍曼是主要热点)，而对现代时期(帕森斯以及反帕森斯学派)诸多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的翻译出版却相对不足，呈现出“两头重中间轻”的失衡局面。如除其早期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和中期代表作之一《经济与社会》之外的几乎绝大部分帕森斯中后期主要著作——《社会系统》《走向一般行动理论》《行动理论文集》《社会：进化的与比较的视角》《现代社会系统》等，都还没有被译成汉语；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卢曼的代表性著述，如《社会系统》等；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达伦多夫的代表性作品《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另两位代表人物雷克斯的《社会冲突论》、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霍曼斯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符号互动主义代表人物布鲁默的代表作《符号互动主义：理论与方法》(只有过霍桂桓翻译、发表在《国外社会学》上的一个章节)，常人方法学的代表人物加芬克尔的主要作品《常人方法学研究》等，都还没有进入汉语世界。考虑到帕森斯学派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乃至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帕森斯早期对涂尔干和韦伯等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解读和帕森斯后来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都对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西方学界无论对涂尔干、韦伯的研究，还是对实质性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与帕森斯对话来展开的)，他们在汉语世界的阙如不能不对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深入理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尽快将这些著作翻译出版当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2.介绍、研究和探讨方面的不平衡。笔者以“中国知网”为平台，用篇名检索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撰写的与36位西方社会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述评、研究和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粗略所得相关学术论文3801篇。在这3801篇相关论文中，以篇数计，排名前5的是韦伯(1408篇)、布迪厄(542篇)、涂尔干(467篇)、吉登斯(447篇)、齐美尔(123篇)，随后排6～10位的是帕森斯(112篇)、孔德(66篇)、哈维(65篇)、卢曼(52篇)、柯林斯(51篇)。可以看到，无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从年代上来看，韦伯不仅在著作翻译领域而且在述评、研究和应用性文献中都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热点中的热点，以其为对象的述评、研究和应用型文献占我们所检索文献总量的37％，受关注度属于第一级别；其次是布迪厄、涂尔干和吉登斯，与其相关的文献占比约11％～14％左右，受关注度属于第二级别；与其他人相关的研究文献则均在3％以下乃至低于1％。在最受关注的四位大师中，韦伯、涂尔干为古典社会学家，布迪厄、吉登斯属于当代社会学家。这四位社会学家差不多垄断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3.有研究深度和学术高度的成果不多。在现有能够检索到的文献中，大量论文属于介绍/述评和应用性的(如《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看中国教育》等)，纯粹研究性论文数量较少。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学者在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理论的应用范围及其各种限制性条件等)还没有来得及做认真探讨的情况下，就已经在大量运用各种理论做应用性研究了(文军，2007)。而在研究性的论文中，也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各说各话，交锋很少，既缺乏有深度的辩论，也缺乏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二是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论文不仅内容相近，甚至连标题都相似；三是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分散发表在各种不同学术层次的刊物上，缺乏专题形式的集中讨论。

(二)对中国已有社会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继承

对早期(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当然也非自当代始，半个多世纪前孙本文就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但我们同样还是可以说，对包括理论成果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成果开展相对较大规模的梳理、研究工作也还是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才有的事情。不过，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进、研究和应用相比，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理论成果的研究在时间方面有一定的迟滞。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就撰写出版了几种系统梳理、总结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著作，一些学者们(如韩明谟和陈树德之间)还就中国社会学史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和论辩。但总体上看，不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比较少，而且对此类主题的研究兴趣也主要是存在于少数专门从事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学者当中。对于广大不以中国社会学史为业的学者们来说，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成果的研究兴趣并不浓厚。这可能和社会学作为一门舶来品的属性有关。作为一门从欧美引进的现代科学，作为学生的当代中国社会学者首先关注和渴望了解的自然是作为老师的西方社会学家们的思想(理论、方法等)，尤其是在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中断了近30年、因而人们对欧美社会学在这30年左右时间里的发展几无了解或了解甚少的情况下就更当是如此。这种情况只是进入到新世纪后，尤其是最近若干年，才逐渐得以改变。进入新世纪后，不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为对象的研究文献在数量上迅速增长，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也大大超出了专事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范围，扩散于众多不以中国社会学史为业的学者们当中。从笔者以中国知网为平台，按“篇名”方式对当代中国学者关于梁漱溟、严复、潘光旦、费孝通、陈序经、瞿同祖、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严景耀10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文献所做的检索可以看到，对于被检索的10位社会学家当中的任何一位，其相关研究文献在2000-2015年15年间的数量均数倍于1980-1999年的20年。人们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进行研究的目的也已经超出简单的史学研究的范围，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理论抱负。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以中国社会学史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其宗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总结、继承前人的社会学成果，从中获取为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非单纯为了撰写历史。应星等人更是明确意识到：对于分析我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及其对整个现代社会进行反思，“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而言，单纯通过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模仿和移植或单纯通过缺乏理论引导的本土调查都是不够的，而必须对处于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做出深入的考察(应星等，2006)。在这方面，早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粗略回顾一下30余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学者对包括理论成果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表现为：

1.对包括理论成果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系统梳理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教材或学术专著，如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中国社会学名家》(2005)，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和《近代中国社会学》(2002)以及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1999)等，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2004)，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郑杭生、王万俊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2000)，刘少杰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2007)，李培林、渠敬东主编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2009)等。通过这些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人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用以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理论框架，如严复阐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李达、瞿秋白、许德珩以及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所代表的社区功能主义理论，梁漱溟等人所代表的乡村建设理论，潘光旦的社会生物学，孙本文构建的综合社会学理论，陈达提出的“生存—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理论等，都逐渐有了大体的了解。

2.部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如梁漱溟、严复、潘光旦、费孝通、陈序经、瞿同祖、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严景耀等人的思想(包括其相关理论或理论意涵)已经开始得到较多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在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诸多以梳理和研究这些人的思想为主题的文章。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除了少数热点人物外，中国学者对本国早期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研究兴趣与国外非热点人物的研究兴趣差不多已经持平。而作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中最负盛名的理论社会学家，孙本文之《文集》的编辑出版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3.产生了一些富有深度的反思和研究成果。如刘少杰通过对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三人著述的考察，让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提醒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特殊品格加以关注(刘少杰，2009)。渠敬东也通过对康有为、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的考察，将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经学和历史范围，并呼吁我们返回历史的视野去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渠敬东，2015)。景天魁和李存山也从对严复和康有为的考察，进一步延伸到对古代中国儒、佛、道、墨等思想传统的考察，期待能够架构中国传统与社会学之间的桥梁(景天魁，李存山，2016)。这些研究及其见解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继承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遗产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已有上述这样一些成就，我们仍然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遗产(尤其是理论思考方面的遗产)尚属起步阶段。至少可以指出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者们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关注、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所列出的数十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当中，由于现实的原因，费孝通在30余年来的各个年代始终是社会学工作者们关注和研究的核心人物；梁漱溟、严复、潘光旦、陈序经等次之；瞿同祖、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严景耀等更次之；而其他一些卷中有名的早期社会学家们则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人们的较多关注。二是虽然如上所述，在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遗产(尤其是理论思考方面的遗产)方面一些有深度的见解和思路已经出现，但这些见解和思路暂时还停留在概要的层面上，还没有转化为具体、实在的研究成果，既有深度、又有厚度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时日。但我们相信无需等待多久，我们就有可能看到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

二、探索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①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是许多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者长久以来的追求。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持久的努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涌现了各种抽象、完善程度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这样一种追求，同样出现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当中，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奋斗目标。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以自己对社会学研究对象或基本问题的看法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想(雷洪，范洪，1986；袁少卿，张明，1986；徐经泽，吴忠民，1987；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学者在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追求变得更为自觉(文军，2002，2005，2007；谢立中，2006；郑杭生，2007；杨敏，郑杭生，2010)，他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也因而成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本文导言中所述的宗旨，在此我们仅就当代中国大陆社会学者在探索一般性社会学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自觉努力做一简要概述。②

费孝通教授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提到的人物。费老早年比较轻视理论，后来深感理论欠缺的痛苦。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期间，他认真地学习了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此后一直自觉将其作为指导自己从事的一系列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然而，对于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费老终其一生都在结合自己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实际需要对自己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套理论反复进行思考、补充和修正，试图通过这种补充和修正来将马氏的这套理论转化成适于用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工具。这种理论上的反思工作虽然在他从伦敦回来后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集中的带有自觉意识的总结和阐述则主要还是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老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将自己对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自己多年来对它的反思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从而将一个中国化的新型功能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框架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费孝通，1987，1994，1995，1996，1998，2003)。笔者曾经指出，从由费老加以中国化后形成的这一套理论出发，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与欧美流行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有很大不同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视为费老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和进一步发扬光大(谢立中，2007)。

郑杭生教授是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第一个自觉倡导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学派的中国社会学家，他与其合作团队多年来努力建构的“社会运行学派”也堪称是恢复重建以来第一个由中国社会学者自觉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样说应该不会有人表示反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郑杭生教授及其团队撰写了一系列专著、教材和论文，如《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概论新编》《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社会学概论新修》《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一理论将社会学界定为“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郑杭生，1985，1986)。以这一定义为指引，郑杭生等人围绕着“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一主线，对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和区分原则、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社会运行的主要机制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建设中如何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形成了一个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化”和“社会互构论”四部分组成的宏大理论体系。这是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自己建构的内容最为丰富、体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家自觉倡导并试图加以论证的另一种一般社会学理论框架。在2000年以来先后发表于《清华社会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孙立平教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该理论取向的基本观点、思路和理由。所谓“过程—事件分析”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实并不像涂尔干一类社会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流动、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的实在，它更多的是由人们通过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实践过程不断地构建出来的；因此，社会现实也不能单纯用结构、制度一类因素来加以解释，而应该将其放置到可以展示建构社会现实之实践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中去，将“过程”因素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用其来解释社会现实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事件分析”理论的基本要点就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它在方法论上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注重对“事件性过程”进行深度个案研究，“关注、描述、分析……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其最终的目标是走向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即“实践社会学”。这种实践社会学强调“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孙立平，2001，2002，2005)。

另一种由中国学者自己明确加以命名和尝试论证的一般社会学取向当是“结构—制度分析”。所谓“结构—制度分析”其实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社会学者(包括陆学艺、李培林、李强、李路路、张静等著名学者)实际采用的一种研究视角。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导下取得的。根据学者们各自的具体阐释，这一理论视角又可以区分为一些更细小的取向，如陆学艺的“结构社会学”取向，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取向，李强、李路路、张静等人的“结构制度分析”取向等。陆学艺提出社会结构才是社会学的核心论题，要用社会结构这一因素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从社会结构调整入手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陆学艺，1996，2002，2009，2010)。李培林更明确地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可以对资源配置产生作用的力量，需要用这一因素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李培林，1992，1994，1995a，1995b)。张静则不仅扼要阐释了“结构—制度分析”研究模式的特点和基本理论假设，指出结构—制度分析基本特征就是注重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将人们的行为及其实践视为结构和制度约束的产物，而且还就人们对结构—制度分析视角所做的一些批评逐一进行了回应，对结构制度分析视角进行了最为坚定的辩护(张静，2000)。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理论框架，是多年前由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三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三位作者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在参考借鉴欧美社会学家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被作者们称为“角色—制度”理论的社会学理论架构。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角色人格体系”“价值规范体系”和“权力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组成的。具体说来：个人以特定角色与他人或群体发生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构成社会；角色是由具有一定人格的人担任的，所以角色与人格紧密相连成为社会的第一个体系；人格包括价值标准、能力和气质三要素，三者以价值标准为核心联系起来发挥作用，价值标准又须外化为规范才能发挥作用。这些由内在价值外化而来的价值规范构成社会的第二个体系。社会生活中还包括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它是由权力产生的，权力又通过制度加以行使。权力和制度构成了社会的第三个体系。作者们相信，通过对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体系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够在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现实。作者们还特别强调了自己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在概念和命题上与帕森斯等欧美社会学家相关概念与理论命题之间的区别，体现出作者们对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这一目标的自觉期待(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2002)。

第六种得到自觉阐释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是翟学伟等人通过长期的研究逐渐形成的一套关于“中国人日常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本土资源出发来开展关于中国人的社会学研究。受到港台学者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和激励，翟学伟长期从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撰写了《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社会中的日程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著作及诸多论文，试图通过对人情、“脸”、“面子”、“关系”等一类中国本土概念的研究来揭示中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逻辑，以此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实。这一理论的特点之二是关注“日常社会”，倡导“从微观研究出发来分析日常社会及其行为规则”，以“使社会学的宏观理论的解释力增强”等。在大量本土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翟学伟对包括港台和大陆学者在内的社会学本土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一种与人们通常所谓的“本土化”思路有所不同的社会学“本土研究”思路。这一思路既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现成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现实，也反对简单地回到中国传统学术模式中去，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来排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而是应该在了解西方学术思想、接受现代学科框架的同时，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从本土资源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由此形成一种既来源于中国本土资源、又可能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

刘少杰近年来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感性选择理论”的理论视角，值得关注。这一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是针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感性选择”这一概念，并试图以此为工具并以这一理论视角为指引来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探讨。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刘少杰批评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忽略了作为基础而存在的感性意识形式，并因此对人们的选择行为仅仅开展逻辑层面的抽象研究，而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发生的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理性选择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实际发生的选择行为在很大层面上超越了理性选择的界限。感性选择是有别于理性选择的另一种选择方式，它指那些在模糊的、被动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开展的选择行为。同理性选择一样，它也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基本的选择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就更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因此，加强对感性选择行为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显得尤有必要(刘少杰，2003，2004，2005，2008)。

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试图构建的另一种社会学理论框架是杨善华、孙飞宇等人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其基本特征主要是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和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应用到对当前中国大陆日常生活现象(如家庭关系、妇女地位、农村家族现象、手机现象等)的研究过程中来，试图超越各种实证主义理论取向(功能主义、“结构—制度分析”、“理性选择学派”、交换理论等)过于重视对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之客观层面的研究、忽视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之主观层面的缺陷，努力深入到支配着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行动者之行动过程的主观意识当中去，“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史当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方面的意义”，以期达到“对事件或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被访人做出‘类’的概括并达到对访谈内容的普遍意义的认识”(杨善华，孙飞宇，2005)。在《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2009)、《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谢立中，2010)、《社会世界的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经验与经验的现象学社会学化：读哈维·弗格森的〈现象学社会学〉》(孙飞宇，2012)等文章中，杨善华等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思路。

第九种应该提到的一种为中国社会学家自觉尝试加以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A.Burawoy)提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对“社会”的恰当分析，从而使得它不能很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用“社会学”关于“社会”(“公民社会”/“能动社会”)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布洛维，2007)。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一种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市场”的“社会”(“公民社会”/“能动社会”)，布洛维试图借助这一概念来重新解释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沈原等中国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等文章中，沈原致力于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试图结合中国的情况对其进行补充修正，从而能更好地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上述文章中，沈原详细论述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如塞勒尼等人倡导的“新古典社会学”)所具有的理论优势，以及在运用于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现象时所具有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解，在推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沈原，2006，2007)。

第十种由中国人自觉尝试建构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是笔者近年来倡导的“多元话语分析”。它试图借鉴传统话语分析的一些技巧，将其与多元主义视角相结合，构成一种以“话语分析”和“多元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研究思路。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传统实在论”分析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影响。“传统实在论”的基本特征就是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都是独立于我们的话语系统而存在的“给定性实在”，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客观、准确、真实地再现那些给定性实在，判断一项知识或话语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与我们试图再现的给定性实在是否相符合，等等。“多元话语分析”���论则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任何“实在”都是由特定话语建构起来的一种“话语性实在”；一切知识话语都不是对某种给定性实在的再现，而只是人们在特定话语系统及其规则约束和指引下完成的话语建构；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人可以对同一“对象”做出完全不同的话语建构，对于这些话语建构之间的真假对错我们很难做出绝对的判断；等等。以此为基础，“多元话语分析”期待在社会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方面实现一种转换：一方面将研究对象从所谓的社会实在“本身”转换为对“社会实在”的话语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将研究方法从传统的实证、诠释和批判方法转换为一种经多元主义改造过的话语分析方法，形成一种“将话语既当作主题又当作社会学分析的手段”的社会研究范式(谢立中，2006，2009b，2010，2012)。

第十一种应该提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是景天魁多年来倡导的“时空社会学”。其基本特征是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来重新诠释时间和空间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一种以时间、空间为核心范畴并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做出有效解释的新社会学理论视角。景天魁认为，社会的一切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变迁都是在时空维度上进行的，时空变化构成了一切社会变化的最基础的层面。在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在变量，时空结构和时空转换是把握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发展变迁的重要支点。因此，社会时空视角应该被看作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视角。近十几年来，在一系列文章中，景天魁从时空社会学角度出发对传统、现代、后现代之间关系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有新意的解答，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能够适应中国崛起需要，又能够与西方社会学家对话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景天魁，1999，2007，2012，2013，2015)。

最后一种值得一提的社会学理论探索我称之为“生态博弈论”。这是郑也夫在其所著《神似祖先》(首版名为《阅读生物学札记》)一书中尝试提出的一套社会学理论，其基本特征是试图将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一些概念(“自然选择”“亲族选择”“群体选择”“利他行为”“适应”“领地”“进化”等)及观点与博弈论等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及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能够对人类行为和包括当前中国大陆的有关社会现象(如“信任缺失”等)在内的诸多社会现象进行全新分析的研究框架。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人不是天使，是动物；不是机器，是生命。人类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生命科学将比一切非生命的科学给予社会科学更大的启示。”(郑也夫，2009)这一取向在思路上与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道金斯等人倡导的“社会生物学”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是继我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社会优生学”之后出现的另一个明确以生物学中的理论为思想渊源的社会学理论。这一取向虽然目前也未成体系，而且在学界似乎少有关注者，但笔者觉得其观点清新，别具特色，因此值得我们关注。

上述理论探索，从体系化、完善化水平上来说程度不一，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也是来路有自，立场、观点、风格方面更是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这些由中国社会学者自觉尝试加以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或框架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者在理论建设方面的一种态度和追求。虽然这种态度和追求并不一定都能开花结果，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态度和追求，那就永远不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对这样一些探索加以梳理，正是为了对这样一种态度和追求加以鼓励，以期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具有此类态度和追求的人。

三、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

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讨论，是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们围绕着自己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少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以下仅对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争论做一简要回顾。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是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家们所遭遇的第一个引起了激烈争论的重要理论问题，甚至可能是迄今为止参与讨论的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刚刚恢复不久，人们围绕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的回答，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分别界定为“现实社会的综合研究”(顾晓鸣，1981)、“社会问题”(刘炳福，袁辑辉，1980；陈沂，1981)；“除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定领域之外的全部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曹漫之，1981)、“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杜任之，1980；孙立平，1985)、“社会整体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陈烽，1985，1986；卢汉龙，1984；袁亚愚，詹一之，1986；徐经泽，吴忠民，1987；宋丹，1991)、“社会现象及其相互联系”(杨心恒，1981；崔树义，1988)、“社会关系”(《社会学概论》编写组，1984；雷洪，范洪，1986；刘祖云，1985；王训礼，1988；袁少卿，张明，1986)、“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郑杭生，1986)、“社会行为以及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结构”(陈建明，1986)，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中，得到人们较多认同的主要是“社会整体说”和“社会关系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学者们除了对上一时期产生的不同观点继续加以辨析之外(丁水木，1990；张传武，1991；宋超英等，1993；陈祖耀，1998；刘金初，1997)，出现了一些对之前的讨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试图将对研究对象的讨论推向深入的论文。此一时期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现了谭明方后来所谓的继“社会整体说”和“社会关系说”之后的第三种主要观点，即将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社会学研究对象。主要代表人物是奚从清、沈庚方、杨心恒、刘豪兴、肖宁灿等人(奚从清，沈庚方，1988；奚从清，1991；杨心恒，刘豪兴，1993；肖宁灿，1994)。谭明方则对“社会整体说”“社会关系说”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说”三种观点各自的合理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它们的递次出现表明了我国社会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方面讨论的逐渐深入(谭明方，1995，1997)。进入21世纪以来，讨论进一步深入，出现了一些富有启示的新见解。谭明方提出应该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谭明方，2000)。赵利生则试图在区分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基础上论证“社会学的永恒对象是现实社会”这样一种看法(赵利生，2004)。孙津提出了“社会学的规范对象”这一概念，认为社会学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孙津，2004)。郭大水撰文梳理了多年来国内学者在讨论社会学对象问题上所面临的七个困惑，并从“单一侧面视角”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看法作为解困的方案(郭大水，2009)。安晖和吕世辰从社会哲学的层面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的人或其代表者对社会价值所做的评价、选择和对所作选择的实施”(安晖，吕世辰，2011)。肖瑛、蔡禾等人则别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理论范式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肖瑛，2006；蔡禾，2009)。笔者则以一篇笔谈短文对这类看法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谢立中，2009)。

(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似乎是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的一个产物，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家所争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93年，在一篇主要是讨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杨心恒和刘豪兴提出了“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和“社会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应该把宏观和微观社会学共同关心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克服以往各种观点的片面性(杨心恒，刘豪兴，1993)。这篇文章似乎是把社会学基本问题同时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陈祖耀则提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利益”(陈祖耀，1996，1998a，1998b)。谭明方认为社会学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范式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偏误”，如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说成是“整体角度”，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是“社会整体”或“社会系统”“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和条件”“社会生活”等，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研究者们忽视了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研究。通过分析，谭认为应该将“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问题确定为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谭明方，1996a，1996b)。由于谭文所列“偏误”中包括了郑杭生教授的观点，郑杭生教授之后撰文对包括谭文在内的一些批评进行了回应，指出了谭文观点的一些问题，如包含内在矛盾、将“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理由不充分等；针对谭文所谓“偏误”之说，郑杭生教授更是加以了辩驳(郑杭生，2001)。谭明方紧接着撰文对郑杭生的回应加以回应。他一方面认为郑杭生对自己的观点有误解并试图加以澄清，另一方面也对郑文中有关社会学基本问题等方面的看法提出了商榷，并坚持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属于社会哲学而非社会学层面的问题(谭明方，2001)。郑杭生教授再次撰文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坚持“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也是“基本问题”(郑杭生，2003)。冯仕政、杨刘保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表达对将“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视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赞同(冯仕政，2003；杨刘保，2009)。针对双方的争论，郭大水撰文进行了评论，认为双方可能都犯有方法论方面的错误，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对“社会的”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论自觉与方法揭示(郭大水，2010)。

(三)价值中立问题

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到底是否应该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这个源自韦伯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者曾经激烈辩论的一个理论问题。最为激烈的争论似乎是由郑杭生教授社会学定义的解读所引起。20世纪80年代，郑杭生教授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后，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其中苏国勋教授所做的批评引起了郑杭生教授比较激烈的回应，其中一条就涉及如何理解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原则问题。苏对郑的批评意见之一是认为郑的社会学定义引入了“良性运行”一类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会损害科学认识的客观性(苏国勋，1989)。郑对此批评明确表示反对，认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要建立“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价值中立”把科学性与价值性对立起来，理论上是片面的、有逻辑矛盾的，实践上是有害的(郑杭生，1991a，1991b)。苏、郑之间关于价值中立原则的争论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触发了一批相关文章的出现。一���人不同程度地认同郑的观点，如周蔚华、侯钧生、郭星华、钱满素、王海燕等(周蔚华，1991；侯均生，1995a，1995b；郭星华，2000；钱满素，2004；王海燕，2006)，主张价值中立既不可能又不可取；另一些人则不同程度地坚持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贯彻“价值中立”原则，如李金、景天魁、周晓虹、朱红文、王效仿、高薪等(李金，1994；景天魁，1991；周晓虹，2005；朱红文，2001；陈彬，刘文钊，2010；陈彬，2010；王效仿，高薪，2006)。其中李金的文章被视为中国学者中对“价值中立”原则做了最系统和大胆辩护的一篇文章。双方论者围绕着价值中立原则的含义、价值中立原则与价值关联原则之间的关系、价值中立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辩。还有一些学者，如赵一红、赖金良、伍战高、成元君等，则撰文对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论述、价值中立原则的演变等问题做了更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辨析，试图通过这类梳理和辨析工作来帮助人们澄清对价值中立原则的认识和相关争论(赵一红，1999；赖金良，2010；刘拥华，2006；伍战高，2006；成元君，2010)。郑杭生教授之后又撰文对部分论者(如李金等)的观点进行了回应(郑杭生，2000)。

(四)“过程—事件分析”视角的合理性问题

在恢复重建以后延续至今的研究工作中，中国社会学者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理论架构。其中得到人们较多关注和讨论的是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周晓虹等人认为：“‘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为切入实践的研究找到有效途径……可以使实践研究避免停留在抽象水平上，可以激活实践的展开过程，进而使实践以具体、动态的形式展现在社会学面前，社会学由此而达到对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真实把握。”(周晓虹等，2003)张静则对孙在阐释过程事件分析框架时将其与结构制度分析两种视角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两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与研究者们各自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各自拥有的知识背景、学术训练、个人经验乃至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有关。研究者在研究中到底是应该选择何种分析视角，与它们的对错无关，而只是与研究工作的抽象程度等因素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一恰当的原则就应是“因不同的问题关怀及所得资料的性质”来尝试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张静，2000：14-15)。张永华认为“过程—事件分析”虽有其价值，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如“戏剧性事件”往往是在发生之后才被注意和研究的，通常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加以“追述”，从而可能带有各种歪曲；“事件性”过程仅是实践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实践过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故不能单纯只注意对事件性过程进行分析(张永华，2006)。郑杭生和杨敏则质疑道：第一，对“事件性过程”的选择可能会具有主观性。第二，如果研究者过于强调“事件性过程”，就会忽视甚至放弃非事件性过程，而后者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第三，以有限的、局部的、微观的事件来解释整个社会，难免陷入还原论的逻辑(郑杭生，杨敏，2010：921-923)。李化斗也批评“过程—事件分析”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缺陷，由于忽略了社会抽象性的一面，大大影响了它的解释力(李化斗，2011)。笔者则充分肯定“过程—事件分析”视角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认为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期待通过“过程—实践分析”来更好地“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发掘社会生活的实践逻辑的目的则是难以实现的(谢立中，2007)。淡文军在考察过程—事件分析的缘起、现状时，指出了该研究模式现存的一些问题，即具体运用方面的修辞化、空洞化，将“事件”从“过程”中截取出来并作静态化处理等，并对该研究模式的未来前景做了展望(淡文军，2008)。

(五)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形态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一社会转型？近些年来，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学家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郑杭生教授、孙立平教授和沈原教授等人之间。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参考借鉴塞勒尼(Ivan Szelenyi)等人所创“市场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孙立平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市场转型理论”致力于探讨中东欧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过程，并将其与欧洲国家在19世纪初曾经经历的市场转型过程相比较，将后者称为“第一次大转型”、前者称为“第二次大转型”，试图通过比较发现前者的特点，更新社会学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知识。孙立平则进一步比较了中东欧国家市场转型与中国市场转型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在中国情境下推进了该理论。塞勒尼、孙立平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很快受到了一些批评。如郑杭生等人批评“市场转型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理解为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或“后社会主义”的转变，因而既不能对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做出适当的解释，又可能导致对中国社会转型前景以及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曲解。而实质上，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即是从传统向现代、从现代向更加现代的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革和完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引进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是完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郑杭生，杨敏，2010：929)。和郑杭生教授相似，沈原也批评塞勒尼等人的理论否认“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忽略工人阶级在转型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等(沈原，2007：172)。沈原致力于从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指出当前中国的市场转型有可能像欧洲第一次市场转型国家曾经遭遇的情形一样，导致市场对“社会”的侵袭，因而需要“保卫社会”。但就中国一类国家而言，由于“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不说被彻底消灭，至少也是受到极大压抑”，因而在“保卫社会”之前必须重建一个社会(沈原，2007：299)。但沈原的观点也受到了郑杭生教授等人的批评。郑杭生等人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理解同样具有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从而把社会主义解释为绝对否定和拒斥市场经济的，这是在固守片面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旧模式(郑杭生，杨敏，2010：946-947)；而把构建一个自主、能动的社会视为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之良药的主张，在中国社会也是一种“无根的观点”(郑杭生，2005)。

(六)阶层分析，还是阶级分析

中国社会学界最近若干年来展开的一场理论方面的讨论，涉及的是社会分层视角方面的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的“阶级(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变化中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逐渐成为众多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社会分层模式，如源自于韦伯等人的职业分层模式、赖特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模式等，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成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模式并列的一些社会分层模式。那么，面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形势，我们到底应该采用何种社会分层模式来观察、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才是更为适当的选择呢？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们难以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由于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相对而言，源自韦伯等人的分层模式其实更为流行。进入新世纪之初，尽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日渐成型，但上述局面并未改变，反而更趋明显。包括陆学艺、郑杭生等著名社会学家在内的诸多社会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型已不适于用来描述和分析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这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仇立平教授首先表达了这种忧虑，他明确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新的阶级对立，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分析方法也许更能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型和韦伯主义的分层模型其实分别反映的是社会分层的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当然，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模型更好地适用于当代，也需要对其做一些修改(仇立平，2006)。继此之后，沈原撰文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带回社会学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冯仕政也明确呼吁要“重返阶级分析”，认为鉴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形势日趋紧张，只有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才能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形成做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分析(冯仕政，2008)。潘毅和陈敬慈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潘毅，陈敬慈，2008)。笔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新韦伯主义的分层分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话语，无论从是否揭示了社会分层现象的“本质”来说，还是从是否“够用”或“适用”方面来说，两者之间都难分伯仲，用其中的一个去否定或贬斥另一个，都是不可取的态度(谢立中，2015)。

四、结语

对三十余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但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简要叙述，我们大体可以认为：

第一，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尽管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但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译介和学习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但对自己国家早期社会学之理论传统或理论意涵的挖掘却还刚刚起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就已经到头了。学习和了解是一回事，探索和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对西方社会学已有理论成果的学习和了解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但对这些成果之意涵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则是永无止境的。

第二，在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方面，除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所做的那些努力之外，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也已开始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产生了一些本土化和完善程度不一的理论体系或构想。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些理论体系或构想多数还处在初步表述阶段(其中只有郑杭生教授的“社会运行论”得到了相对较系统的表述)，离成熟的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尚难以形成与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相媲美的影响，但只要中国社会学者在这方面持之以恒地加以努力，在不远的未来，当能形成一些足以让我们自立于世界社会学理论之林的学术成果。

第三，围绕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者们也展开了热烈和深浅程度不一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并没有为人们所争论的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一方面，这些争论还是对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迪；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尚争论的国度和时代里，这些为数不多的争论也为人们养成学术论争的良好风气做出了贡献。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人们开展更多这样的学术争论，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成为学术发展中的常态，为学术创新提供强劲的动力。

总而言之，纵观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我们期待的目标尚有不小的距离。我们真心地期待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们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因版面所限，其余133篇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可能会是一个歧义颇多的说法。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提法只做一点说明，而不展开讨论。本文所说“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指的是由中国社会学者经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后提出来的任何一种符合学界公认之理论建构标准的社会学理论系统，它的基本概念、表述和理论预设可以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创造性地转换而来，但也可以是从西方文化和理论资源中创造性地转换而来(就像当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从欧洲的社会理论资源当中创造性地转换而来那样)。因此，除了理论建构方面的学术标准之外，是否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就是：为了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由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而不问其来源。

②除了中国内地学者之外，近年来，一些港台社会学者，如叶启政、黄光国、阮新邦、吕炳强等，也在积极自觉地探索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鉴于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内地的社会学理论，故未将他们的工作包括在文内。

谢立中，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谢立中(1957-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