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在学习反思中国社会学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总结、揭示和强调，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概念的有益补充。当前增强实践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者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在贡献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置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新阶段，中国社会学者应发挥社会学学科的比较优势，围绕实践中的重大社会学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贡献社会学的学科智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学科建设实践，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社会学持续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学科能力

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历史传统悠久、资源环境脆弱的国情基础上推进的以人民为中心并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深刻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社会学产生于现代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拷问推动着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是中国社会学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直面实践并深入研究这一实践的规律性，分析研判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重大社会学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不仅是社会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客观需要，而且可以增强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更具一般意义的新概念、新知识、新范畴、新标准、新模式、新理论，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做出新贡献，不断提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一般、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自觉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的一种基本素养。

一、实践自觉的基本意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的理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开启通向真理道路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区分了物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后来也被广义地理解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等主要的实践类型，揭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认识过程和知行统一观。实践与认识的复杂互动，在不断修正认识偏差和实践的未预期后果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西方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陷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者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类）对立的方法论困境时，试图借鉴马克思“实践”概念，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策略和路径，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是最具破坏性的，并因此发展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无论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仅仅在抽象的、虚假的、主观的层面上来看待活生生的、流动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行动”，因此，只有采用实践的视角，通过分析相互关联的、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实践者的行动策略，才能深入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的真正逻辑和本质。为此，布迪厄采用了阶层、惯习、场域、实践感等概念，试图解释实践者的实践特征。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虽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影响，但其“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全部内涵，更不是根本内涵。

在我国，布迪厄等人对实践的关注也催生了有关实践社会（科）学的讨论，这些讨论富有启发性。例如，有学者针对当时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市场转型研究，提出要重视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将“实践”定义为“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种链接，一种黏合，是社会现象的再生过程”，“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并认为布迪厄的实践概念虽有启发性，但没有找到一种迈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途径，而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将实践抽象化了，所以“弄死了实践”，需要“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它”。由此，他倡导“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将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并提出要发展将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践社会学。亦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对从理论和道德前提出发的社会科学提出批评，强调要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而不是从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前者在强调实践的过程性、动态性方面是有价值的，体现了布迪厄实践概念的部分意涵，其主张将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利于把握社会现象之动态、流变本质。但其批评布迪厄把实践抽象化时，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另外，他关于实践的定义似乎表明其仍然局限于从个体行动出发，实践仅是个体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对于个体行动过程的过分强调，客观上忽视了实践的宏观结构背景以及实践结果的客观存在。因而这种对于“实践社会学”的倡导更多是一种方法论的自省，是一种学术实践的反思。上述后者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化解读——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似乎存在着对布迪厄的某种误读。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涵大体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由人们两种生产所创造的具有客观物质性的社会基础及其所决定的其他社会现象。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或可理解为另类的不同于涂尔干所讲的“社会事实”，它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是社会研究的对象和社会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社会认识真理性的尺度。离开社会实践就谈不上社会研究，更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第二个层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就是从人们鲜活的实践过程入手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现象动态的、流变的和生成性、历史性等本质特征，化解结构与行动、主观与客观、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避免极端视角对社会现象本质的误读，更好地把握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第三个层面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也就是强调社会认识的实践性，主张社会研究不只是为了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广大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理论支撑，并在理论付诸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基于以上对实践的分析和理解，同时受费孝通“文化自觉”和郑杭生“理论自觉”概念的启发，近年来，笔者尝试提出“实践自觉”的概念。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在学习反思中国社会学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总结、揭示和强调，是面对中国社会实践巨变的一种学术倡导，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概念的有益补充。我们可以说，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又指导、促进着实践自觉，为实践自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概念是由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倡导的，但其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关于实践自觉概念的核心内涵，我们可以做进一步阐述。第一，实践自觉强调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社会学产生于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实践，同时这门学科的发展又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建构乃至形塑了现代化进程，我们从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知识建构自身也是一种科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内涵之一，反映了一种专业化的社会认识过程，应当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一般认识规律。我们应对此保持自觉，反对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我们从抽象的个人或者外在于个体的所谓社会事实出发，都不能深刻全面准确地揭示社会运行发展的本质规律。因此，实践自觉强调要从作为群体性、关系性存在的人们之间具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中分析认识社会现象，要深入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揭示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第四，与孕育和催生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转型不一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实践具有不同的时空、主体和任务特征，在具有既往现代化之一般性的同时，更加鲜明地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实践自觉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关注中国社会实践巨变的现实性、急迫性、特殊性、创造性及其所展示出的新的一般性，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从实求知”。第五，从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看，中国社会学需要注重养成知识社会学的素质和视角，对西方学者认识、反映和建构西方社会现象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概念与方法进行理性省思和解构，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予以必要的批判和重构。第六，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本身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者不是社会实践的旁观者、局外人，要自觉其学术行动、社会行动的客观后果，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为更好地参与实践创新、增进人民福祉做出有自身学科特点的贡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核心社会学议题

基于对快速推进并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自觉，着眼于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创造性、特殊性及其所展示的新的一般性，中国社会学在一段时间内需要集中力量关注以下核心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产出高水准成果。

一是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成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密码。无疑，这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造，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如何创造，其过程和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在呈现中国特色时，又具有什么样的一般社会学意义？这些都值得继续深究。比如说，使命驱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实践创新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推进现代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将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摸索创新。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非常注重统筹兼顾。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处理好十大关系的思想。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和合共赢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取向，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是以人民福祉为依归的现代化，是在世界整体中谋发展、以发展增进整体福利的现代化，是风险共担、机会共享、命运与共的现代化，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有关使命驱动、实践创新、统筹兼顾、和合共赢的系统深入研究，对于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形势、新特点、新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五中全会确认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这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深入研究后小康社会的整体特征，研究并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核心指标，特别是有关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具体表现、影响以及调适的路径和机制，研究高质量发展在社会领域的体现、要求以及通过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政策，如此等等，都是非常紧迫的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相应地，发展社会政策学科，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三是深入研究促进共同富裕、建设富裕社会议题。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这里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根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变得更为迫切。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特点和实现机制等。比如说，什么叫共同富裕？它不是平均分配，不仅是指结果意义上的财富共享，也不是追求静态的财富均等。在本质上，共同富裕是指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平等的追求富裕的权利、公平的实现富裕的机会、公正的占有财富的结果以及不断提升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是一个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基础上人人都有希望达到富裕的一个动态社会过程。其中涉及共同富裕观念的确立、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创造、广大人民致富能力的提升以及实际占有财富状况的不断优化。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着力深化社会经济改革，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宗旨不断优化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其中又包含几个重要议题：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降低低收入人口的脆弱性；如何有效调节目前仍在高位运行的收入分配差距，减轻社会不平等；如何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何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如何发展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降低社会生活风险，增强共同富裕的主观感受；如何不断提升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能力；等等。

四是深入研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状、特点、变化规律以及满足方式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里实际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内涵。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建设水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致力于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品质、防范社会风险、推进生态文明，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社会。

五是深入研究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目前，中国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趋势看，人口峰值将提前到来，少子化与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老龄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与此同时，人口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素质，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这些需要更加系统地研究。老龄社会的到来，不仅是养老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经济重构和社会治理问题，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社会服务体系、生育政策等方面，都要适应老龄社会运行及其治理的需求，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方面，也要因应老龄社会更好地提前规划，做出政策调整。

六是深入研究信息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对技术发展的治理，适应数字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智慧社会”概念，《纲要》中35次提到“智能”，3次提到“数字社会”。在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的人工智能运用，已经广泛深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意义上我们正在经历着新的社会革命。我们需要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研究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比如说，《纲要》中已提到，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不断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等共享数字生活，并加强对数字社会的法治治理，增进人的主体性，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七是深入研究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发展与治理的良性互动。当前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加剧、社会利益分化、社会价值多元、制度创新滞后、社会自组织力量薄弱以及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等多重挑战。《纲要》指出，要围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不断深化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就要重视中国社会治理的时空特征、文化传统、制度基础和任务特点。特别要重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构建专职化、专业化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八是深入研究绿色社会转型的相关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就是自觉自主地在考虑生态约束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倡导地球生命共同体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的力度前所未有，驱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绿色转型成效初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绿色转型的力度将更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约束将更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落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自主承诺。这些绿色转型的重大举措不可避免地涉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研究新阶段、新形势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大力推进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是非常迫切的课题，中国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九是深入推进社会比较与文明互鉴的相关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纲要》中设立了专章部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离不开深入的国际理解，离不开对全球多样文化与社会的深入研究。相比西方社会学而言，中国社会学在研究的国际视野上偏窄，在研究议题的国际性上较弱，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广度上存在不足，在区域和国别文化社会研究的深度上偏浅。同时，相比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断深化全球治理，中国社会学所能提供的有效支撑并不充分。目前，进一步扩展国际视野，深度开展海外社会文化研究，增进文化自觉，促进文明互鉴，是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这对发展中国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十是深入推进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相关议题研究。发展与安全都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纲要》设立了专篇，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日益聚集变异的社会，脆弱性更强，不确定性更高，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鲜活的案例。一方面，国内国际的形势表明，我们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机遇与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发展起来后又面临着新的风险。社会学需要深入分析人口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矛盾、社会秩序、民族宗教、多元文化、社会心理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社会安全议题，并有在全球化时代将国内与国际联系起来的自觉意识和分析视角，立足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编织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社会安全网，努力防范社会安全影响和演变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以上议题反映了实践自觉视野中的主要社会现象，体现了社会学学科的特色关怀。对于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发挥社会学学科的综合优势。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结构与过程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原则，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实践原则、坚持科学分析视角、坚持辩证思维方式、坚持研究方式批判性、坚持理论视野开放性等特点，特别是深入发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思想。其次，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吸收其合理成分，弘扬实证精神，科学使用其社会分析概念，特别是结构/机制分析、实践分析以及比较制度分析、现代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等研究成果。再次，深入分析总结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汲取前辈思想家、社会学家的智慧和贡献，发扬中国社会学从实求知的优良传统，不断拓展社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社会运行分析、社会转型分析和社会互构分析等理论传统，充分彰显社会学注重综合性、整体性分析和开展科学社会调查的学科特色与优势。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直面中国实践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创新，为此提供有效支撑的是不断改进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健康发展。

三、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学服务支撑现代化新实践的能力

如前所述，深化以上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反思和总结中国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实践，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综合能力，更好发挥其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是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坚定学科自信。中国社会学是世界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的社会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中国学者在对中国文化与实践的研究中不断推进的。增强主体意识，强化主体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题中之义，是中国社会学摆脱依附地位、更好地贡献世界社会学的基础保证。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已成为影响广泛并日益制度化的学科，这种发展增进了学科自信，激发了主体意识。具体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源于我们对于西方社会学的“祛魅”，这是长期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一个客观结果；源于我们对西方社会学自身不足的不断认识；源于中国社会学的不断积累和快速发展；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持续坚韧的生命力；源于中国人民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本质上源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在坚定自信的基础上避免自大，在强化主体的基础上深化合作，使中国社会学在保持清醒的反思性的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是坚定正确的学科发展导向，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兼具的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学者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以开放的视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象，不断地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但目前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主要架构仍是西方的，中国化与西方化之争也一直存在。立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巨变，中国社会学需要在增强主体意识，坚定学科自信的基础上，努力超越中国化与西方化之争，引领社会学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和发展社会的新方向，在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影响中彰显中国声音，塑造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借鉴国外社会学合理成分的同时，我们要洞察其文化与实践的背景，深究其理论的基本意涵，特别是要深入省思其对立式的社会观以及行动与结构、传统与现代等流行的分析范畴，自觉跳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笼子。这也要求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入人民的实践，注意倾听人民的声音、了解人民的思想、满足人民的需要，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自觉承担为人民做学问的使命与责任，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这还要求我们致力于扎根中国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背景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拓展，同时拓展国际视野，着眼于世界巨变中的中国和中国影响下的世界，充分借鉴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优秀成果，更具创造性地分析区域社会与全球社会的复杂互动，深入揭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新条件、新特点、新机制、新规律，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坚持科学中发展科学、在聚焦特殊中发现一般、在做出贡献中创造品牌。

三是深入学习总结中国社会学史，传承弘扬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品格。当前在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对西方社会学保持反思性审视，也要对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认真检视，把握其发展主流和优秀品格，这就是从实求知、学以致用，就是实践意识。从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为《群学肄言》开始，就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学的特殊理解和期待，社会学是被当作遵天演而推变革、操正德利用厚生之业的学问引进中国的，郑杭生就曾自述其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理解受到了严复“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的影响。费孝通曾经指出自己学习社会学的目的是“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用科学知识来为人民服务”，志在富民是他一生的追求。在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费孝通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了达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服务现代化实践、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目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主张“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要坚持“做实地调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从实求知，理论联系实际。事实上，围绕人口、婚姻家庭、教育、劳工、收入、贫困、社会分层、农民农业、乡村建设、城镇发展、民族团结、社会治理、社会心态和文化等众多社会议题，中国社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不断完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不仅积累了历时性的、丰富的研究资料，而且为深化社会领域认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不断推进着社会学的中国化，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道路。相对而言，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是最重视调查研究、最讲理论联系实际、最强调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有效互动交叉融合协同创新的学科之一，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感，这是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需要传承弘扬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强调社会学实践自觉的历史依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国社会实践快速的、历史性的巨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更加鲜明地突出社会学的实践品格，丰富、发展实践自觉的内涵，增强实践自觉的主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紧迫感。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实践中的不足与短板。在看到中国社会学不断发展并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把握好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分化比较迅速；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还有短板；中国社会学的一些经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理论总结和提炼还有很大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为社会学的知识创新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整体上看，输入性知识仍是中国社会学知识的主体，重复性研究仍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多数，验证性发现仍然是知识发现的常例，真正原创性成果对于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兼具的社会学的支撑作用还不足。与此相关联，在服务实践方面，从表象上看，大量社会学研究都是应用性的，直接与实际工作关联，但其对实际工作的支撑仍存在滞后性、碎片化和错位等现象。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习惯用国外的知识与实践作为参照，对中国实践进行评论、指导或设计，这样往往又不接地气、隔靴搔痒，甚至产生误判误导。知识创新与服务实践的能力不足，反映了学界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还不够自主、不够充分，特别是实践自觉的观念还存在一定的偏差，究其根源乃在于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这特别体现在学科布局与建设、教师队伍自身素质、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以及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培养评价等各个方面。概言之，中国社会学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实现充分的高质量发展，知识创新、服务实践和人才培养等综合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是抓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这一关键点，为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综合能力创造基础条件。据统计，2020年，全国已有社会学各类本科专业点496个，学术学位硕士点69个，专业学位硕士点153个，博士点29个，总招生规模超过2.6万人。可以说，目前支撑社会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体系不断健全，但是为何还没有迅速转化为综合能力的提升呢？这里有建设时间依然较短的原因，也有学科专业设置不够合理、学科认同过于分化、学术研究畸轻畸重、人才培养创新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社会学是法学门类下设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由各培养单位自主建设。2011年，社会学学科评议组建议的指导性二级学科方向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这里不仅缺失社会思想史、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等重要内容，而且在事实上一些二级学科方向对于“社会学”一级学科的认同并不充分，其在学术组织、学术活动、项目开展等方面各自独立。此外，也存在一些培养单位滥设二级学科方向的现象，目前已知的二级学科名目超过30个，有些是名不副实的。着眼于优化调整学科专业，首先要关注近年来新增的学科专业点，加强质量建设，促进规模与质量的统一；其次要研究优化二级学科方向设置，增强学科设置的指导性；再次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用好学科交叉融合这一“催化剂”，在凝聚二级学科方向力量、促进社会学学科认同、发展更加整合的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主动拓展社会学与统计学、传播学、公共管理乃至公共卫生、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流合作，借鉴其研究成果与方法，提升社会学学科的综合能力；最后要正视当前学术研究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之间的不平衡，优化资源配置，大力支持和加强作为学科基础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同时引导学科拓展国际视野，重视全球、区域和国别的社会文化研究，这既是适应中国发展和全球格局演变、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也是提升社会学发展质量、拓展中国社会学普遍意义的需要。

六是大力推进学科建设机制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社会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是建立健全特色建设机制。目前很多培养单位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存在着大而全、趋同化的现象，结合自身、区域实际的特色和优势渐趋模糊，这不是高质量发展的表征，甚至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和学科能力退化。其中，外部的评价机制不够合理、改革尚不到位是重要原因，也有内部的学科规划自主性、科学性不强的原因，急需调整改进。其次是不断完善内涵建设机制。把人才培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环节，加强课程教材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相结合。更加重视完善知识生产的科学机制，强化实践自觉，回归知识源于实践的常识，处理好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注重从实求知，特别要加强社会调查研究基地和社会研究资料数据库等学科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适应并主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社会学研究，增强知识生产的科学性、专业性、先进性。注重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机制，加强社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相关激励，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再次是强化质量观念，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念，保持战略定力，谨防各种过于形式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炒作现象，拒绝浮躁，挤压泡沫，切实建立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学科发展质量保证机制，涵育学科发展的质量文化，持续激发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七是努力为社会学参与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创造更好条件。社会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的重要学科之一。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指出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学发展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迫切需求。前文已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若干重大社会学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社会学会等学术团体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基金组织的作用，加强相关议题的研究和支持。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为社会学学科密切联系实际培养专业人才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加强研究、实习基地等平台建设，完善政策激励，大力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科研、实习实践活动，更多设置社会学类专业岗位和使用社会学专业人才，不断扩大社会学服务实践创新的空间。此外，在政策研究、储备和决策中，应不断完善社会学家有效参与的制度化机制，同时依法推进相关的社会统计信息更加公开，促进社会研究信息更好共享。

总之，为了深化认识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国社会学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社会学者需要进一步强化实践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身处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中国社会学者应不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不断深化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新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更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更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致力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社会学，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践创新中彰显中国社会学的地位与价值，在面向世界社会学社区创造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中体现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与特色，不断丰富和改造世界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扩大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