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演进及其21世纪发展趋势

吴军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中国名城》2018年第1期。

摘要：最近几年，城市研究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更加推动了城市研究的繁荣。然而，尽管从事这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但多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技术分析，对基本理论问题关注较少，比如，何谓城市性、如何理解城市空间以及什么是城市发展规律等。这就会造成：缺乏对基本理论认识的前提下所开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良药”往往很难奏效，有时甚至起到负作用，比如治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以及财富获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等。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与比较，为经验与应用研究提供参考指导。由于学科背景不同，本文聚焦的是最早提出城市研究并且影响深远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同时，本文还展望了21世纪的城市研究新趋势，尤其是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推动下，城市研究走向更加开放多元，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城市理论，如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萨森“全球城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以及克拉克“场景理论”等，从而也揭开了城市研究的新时代。

关键词：城市研究；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21世纪；研究趋势

虽然城市很早就产生了，但城市研究却发展迟缓，长期处于学科边缘状态。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发展较为缓慢，专门探讨城市研究的文献较少。但从19世纪起，随着工业革命爆发，真正城市化进程开始，大城市的快速崛起，引发了人们开始对城市问题的普遍关注。在已有文献中，社会科学关于古典城市研究有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导向，其二是以齐美尔为代表的行动导向。（Katarina Nylund, 2001）马恩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韦伯从市场与非正当性支配、涂尔干从社会分工与团结类型等探讨城市的产生、功能、类型、性质、影响及发展趋势，代表着城市研究的客观视角。与此相反，齐美尔则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揭示18世纪-19世纪不断崛起且别具一格的大城市精神与生活，代表着城市研究的主体视角。这两大传统是现代城市研究思想来源，也基本奠定了后来研究者们的理论基础。但可惜的是，纵观19世纪社会科学历史，城市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城市学科。直到20世纪初期，城市社会学的诞生才打破了这种局面。

一、城市社会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城市理论

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迅猛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移民开始涌入城市，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极大变化，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研究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初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t）、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和奥蒂斯·邓肯（Otis Duncan）等学者率先展开了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与互动、城市空间与过程演变以及生活方式研究，创立芝加哥学派，第一次把城市社会学提升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揭开了城市科学研究的时代。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主要贡献在于人类生态学理论范式的提出。帕克认为，城市研究的基本方法应为：在城市社区这个范畴内有各种力在起作用，这种力会逐渐把人口和社会机构组合成一种特有秩序；专门研究这些因素及其互相合作产生的人、社会机构的特有结构秩序的科学，称为人类生态学；它强调区域（地点）对人类行为活动与组结方式的影响，以区别于动植物界的生态学研究。在此基础上，麦肯齐进一步精简了定义，把其概括为“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帕克等，2012）

事实上，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借用了生态学思想，尤其是借鉴了生态学中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复杂关系的研究。（Borgatta,2000）1918年，帕克提出，应该用生态学来构建社会学理论。1921年，他和伯吉斯一起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并指出，对同一地域内的植物社区的演替和构成这些社区的各种物种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的分析，可以很好地用于人类生态学研究。(Park,Burgess, 1972)按照帕克的定义，人文生态学是对个人、群体及其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它借鉴生物学的法则来解释城市人口与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具体到城市中，人文生态学法则运行是：竞争决定了人口的分布和居住区域的地点与规模，个人与群体从相对不大稳定的落脚点逐步找到基本稳定的居住点，每个居民和共同体就是这样在城市物理与生活的环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小生境。（夏建中，2012）

在人文生态学理论范式指导下，芝加哥学派聚焦美国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后面临的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问题，探讨人口和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城市人群空间分布的过程和规律。他们将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机制引入城市研究领域，把城市的本质归结为人性的产物，把城市发展过程看作是社会群体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支配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物学发展过程相类比，聚焦不同种群在城市区域中的融合和同化。

那么，在人文生态学理论范式中，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呢？本文从城市本质、城市过程与城市空间演变模型三个维度来展开讨论。

第一，城市本质。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是人性的产物，但从本质上看，更是文化的产物。首先，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习俗与传统构成的整体，是存在于该传统，并且是这种传统发散出的组织化的态度和情感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不仅仅是物质的装置和人工构成物，它与构成城市的居民生机勃勃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本性的产物。（Park,1984）城市更多的是人造的产物，它包括两种结构，一个是物质结构，另一个道德结构，这两个结构归根结底是发端于人类本性，是人类本性的表现形式。另外，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先于整个社会的变迁；城市生活使得各种人类本性和特征充分展示出来，并将其放大，将人性中过度的善与恶都展示出来，可以说，城市是社会实验室，我们可从中对人性和社会过程进行充分研究。

其次，这种把不同人群聚集在城市的特性，主要不在于人的生物本能，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文化属性。在他们看来，单纯的物质聚集显示的只是一种物理性、机械性、无机体的现象，只有在人的参与下，这些无机聚合体才显示出有机体聚合的现象（人类合作的基础之二是文化因素）。正是各种礼俗、传统、文化、历史、个人感情和思想这些抽象的聚集体，与具体的物理性和社会性的聚集体，共同构成了城市。（牛俊伟，2015）帕克还认为，结构和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单一文化复合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城市有别于农村，有别于乡野生活的特性正是由这种文化复合体决定的。

最后，文化的差异不仅决定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而且就城市本身而言，在不同人群聚集的不同社区，也会形成不同的社区文化，如市中心往往集中了大型商业设施，因而具有繁华的商业气息，而与之相邻的过渡地带则聚集了大量低收入者群体，因而诸如家庭解体、越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常集中于此。城市乃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生息地，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文化地区便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类型。（夏建中，2012）总之，城市固然是人性的产物，但从本质上说，城市更是文化的产物。

第二，城市过程。城市过程主要是城市发展空间演变过程，把人文生态学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来，代表者为伯吉斯和麦肯齐。他们认为，城市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演化动力来自于不同群体的生存竞争。因此，麦肯齐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四种情况：浓缩与离散、集中与分散、隔离、侵入与接替。

浓缩与离散（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浓缩是在既定区域内居住的同类人口和机构的数量增长的趋势，浓缩的程度通过密度来测量；离散与浓缩相反，是既定区域内同类人口和机构数量下降的趋势。集中与分散（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人口和机构聚集到城市中枢地带或中心位置的趋势叫做集中，分散则与集中相反。集中与分散式浓缩和离散的特例。浓缩是相同人口与机构聚集到一起，而集中则是它们聚集到中心位置。离散和分散亦分别是前两者的相反趋势。隔离（segregation）城市中不断发生对匮乏资源和游离空间位置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相似的人群或机构聚集到一个特定的区域，人口和机构分别进入与自己同质的社区。这些社区彼此分离，就叫隔离。一般来讲，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和职业等都可以成为隔离的手段或识别标准。侵入与接替（invasion and succession）。侵入与接替这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的，他们不同于浓缩与离散、集中与分散两两对立的关系。在相互隔离的城市社区中，当一个群体开始进入另一个群体占统治地位的社区时，这叫侵入；一般来讲，后者会产生抵抗，但当前者完全取代后者时，称为该社区新的统治群体时，就叫接替。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无数这类侵入——抵抗——接替的生态过程。

第三，城市空间。芝加哥学派不仅解释了城市演化过程，而且还绘制了城市空间的基本模型，这些模型主要是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和多中心模型。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伯吉斯认为，人口的压力使得城市不断扩大，由此引发了人口和机构向中心区域聚集和商业设施不断分散化的双重过程。由于空间的竞争，中心区会吸引一些活动进来，一些活动会被迫向城市边缘分散，会不断进行配置。城市最终会形成以中心区高度聚集的形式，该中心成为城市的控制中心，也是地价最高的地方，围绕中心区会形成数个同心圆。第一环是中心商业区。第二环是过渡区，中心商业区的外围区域。贫民窟、城市中最破旧的房屋等都集中在这个区域，由于中心商业区的不断扩张，该区域处于被侵入和接替的前奏或过程中。所以，房地产的主人不会再出钱维修这些房屋，但是，仍然将它们出租出去谋利。城市中的穷苦阶层，包括刚刚来到此地移民和少数族裔成为这些房屋的租客，他们被迫与这些地区的罪犯、妓女、流浪汉等为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居住区位的实力。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是较高级的住宅区，第五环是通勤区。那些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或郊区的居民，为了满足自己对郊区生活方式和住宅所有权的渴望，每天往返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忍受上下班距离上的不便。

图1：同心圆模型，以1920-30年芝加哥城市为例

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围绕同心圆理论，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后发现，城市发展并非都是同心圆模式，而是存在其他不同的模式，比如扇形模式。霍伊特通过对142个城市1900年、1916年、1936年三年居住模式变化的考察，霍伊特发现，从中心向边缘分散的居住变化，表现出来的楔形散开的模式。他在《美国城市居民社区的结构和成长》（1939）中提出扇形理论模式。一些类型的住宅是沿着特定的路线由内向外扩张，典型的是交通线路。地形也对居住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富裕阶层通常占据地势较高的区域，附近毗邻的区域则会成为具有发展潜力最快的地块。那些交通便利、购物便利、有充分的商业设施，并且是社区居民领袖所在地的区域，常常能够吸引更的富有阶层。

图2：扇形模式

注：1.中心商业区，2.制造业区，3.工人阶级住宅区，4.中产阶级住宅区，5.上层社会住宅区，6.通勤区。

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中心模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即向中心集中化的趋势逐步被相反的趋势——分散化取代。哈里斯（Chauncy Harris）和厄尔曼（Edward Ullman）注意到这种新现象。他们在《城市本质》（1945）疑问中提出了“多中心模式”。他们认为，在任何城市中，分散化的功能和特定的需求需要向特殊的、专门化的区域集中。这样，在城市中，相似的活动通常在相同的地区，从而产生聚集效应或小的中心。同时，一些快速成长的城市常常会将附近以前是功能独立的小镇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社区合并进来。所以，城市发展往往是围绕多中心而不对称的发展起来的。

图3：多中心模式

注：1.中心商业区，2.制造业区，3.工人阶级住宅区，4.中产阶级住宅区，5.上层社会住宅区，6.城市外围中心商业区，7.郊区产业园，8.通勤区。

三种城市发展空间模型尽管有较大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把城市空间的演化看作是不同群体和活动在共生与竞争的基础上，经过侵入、支配、接替最后达到均衡的生态学扩展过程。

小结：第一，芝加哥学派首次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开启了现代城市研究的先河，对于城市科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把城市看作是“实验室”，目的是揭示城市变迁及城市中生活方式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以解决大城市各种人群杂处带来的社会问题。该学派的崛起以及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风靡一时，也反映了美国20世纪的社会现实。那时候的美国，城市化加速推进，欧洲移民蜂拥而至，城市顿时变成了不同人群与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种族、民族等人们如何和睦相处，各种相异的文化如何与美国文化相融合，成为当时重大的理论课题。芝加哥学派的特色就是以生态学的观点为基础，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把城市视为人性的产物，同时，把城市的变迁视为一个功能分化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视人口、社会组织、环境以及技术不断趋向均衡的自发的发展过程。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城市危机，以及城市社会运动抗议如火如荼，芝加哥学派对此并没有做出有效回应，学者们开始对人文生态学经典范式开始提出质疑。尤其是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和相关社会动荡激发了人们对曾被芝加哥学派使用的“城市”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再思考。（牛俊伟，2015）城市空间不仅是自然过程，文化的结果，在对其分析时，应该放入诸如阶级与生产方式等政治意义或意识形态。

二、新城市社会学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主题已由社会整合转变为社会冲突，新城市社会学正式崛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稳定繁荣后，开始步入经济衰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郊区化、大范围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全面陷入危机。大工业城市产业外迁和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导致地方政府税源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原先兴旺发达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下层阶级和少数族裔聚集地，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牛俊伟，2015）城市出现了社区居**（社区行动）、城市社会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民权运动等。国家虽然在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持续投资，但是受惠最大的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而下层阶级和贫困群体获益不多。

城市主题的转换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因为人文生态学理论范式不能有效回应这种变化，于是，有些学者率先在城市研究中引入马克主义视角，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考察城市和城市问题，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相应阶级冲突对城市过程的根本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激进的马克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派，全面引导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转向。

（一）开始于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批判

新城市社会学的崛起开始于对芝加哥学派（传统城市研究）的理论批判，从研究对象、城市性和城市空间等内容提出了质疑，批判最为激烈的学者就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对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的批判。卡斯特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批判开始于两篇文章《是否存在一种城市社会学》（1968）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意识形态》（1969）。在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城市社会学”呢？他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标签下的有关城市研究，没有自己的理论对象（theoretical object）和真实对象（real object），传统城市社会学家并没有认真考虑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真正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卡斯特还指出，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要么具有“特定理论（或科学）对象”，要么有“特定真实对象”，否则就不能作为一种科学存在，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基于此，他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并没有“特定的理论对象”，因为它的研究主题，如人文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及过程、城市空间演变、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等，不具备理论差异性的特点。传统城市社会学也没有“特定真实对象”，它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太宽泛，缺乏“任何明确界限”。按照卡斯特的逻辑，必须在一个系统中抽象出一个核心对象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城市科学应当有自身的“理论对象”，而不应当仅仅研究一些“真实对象”（客观现实中的对象。（高鉴国，2007）

2、对城市性认识的批判。遵循帕克和伯吉斯的研究，沃斯进一步建构了城市理论体系，他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1938）一文中探索了城市性。他提出，通过城市的三个主要人口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来解释城市生活方式，尤其是解释城市中的社会异化、无序现象。该理论观点是：城市地区的人口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特征——城市性（被定义为次属关系、角色分化、匿名性、隔绝、工具化利用关系、缺乏直接社会交往、家庭纽带减弱和个人竞争等）。与之相反，卡斯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城市。他认为，沃斯所描述的城市性并不是城市文化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城市中体现；同时，城市性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城市人口的空间形态，而是城市所处的生产方式；城市性的最终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空间形态。更准确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空间上的组合是城市性的最终决定因素。（Pickvance, 1976）

城市人口的空间特征，如规模、密度、异质性。

图4：卡斯特与沃斯关于城市性决定因素的分歧

注：C是沃斯的观点，城市空间人口特征的三个变量决定了城市性；A与B为卡斯特观点，生产方式决定了城市人口空间特征和城市性。

3、针对城市空间与过程的批判。与芝加哥学派强调的一系列环带区来描述城市扩展过程以及将其解释为生态进程的理论相反，卡斯特认为，城市空间是一种建成环境，一种由结构性系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既定框架所形成的更大社会系统）所产生的亚系统；城市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集中的地方；城市构成一种体系结构，使每个人通过私人（自我提供的）和集体（国家调节的）消费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城市机构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作用似乎就像公司对生产过程的作用一样。（Castells,1977）

（二）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城市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对传统城市研究的批判中，比较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城市与城市问题，突出生产系统与城市（化）相互联系的必要性，指出城市（化）发生于生产方式之中。这对那些将城市看作自发或独立存在而与它们所处的社会没有关系的研究来说，是一种有益纠正。（高鉴国，2007）这种理论范式还强调，控制政治经济资源的权力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城市的中心特征，而并不是像主流生态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社会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该理论范式中影响比较大的学者有列菲佛尔的“空间生产”与“对城市的权利”理论、卡斯特的“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以及哈维的资本三级环程理论。

1、列菲佛尔的主要观点

第一，空间生产。列菲佛尔是城市空间研究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将空间作为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他在城市研究领域的贡献是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关注转变为对空间生产的关注。他第一次提出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而将一个背景性概念变成一个实体范畴，并且服从社会产生的一般规律，使空间分析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研究范畴。（夏建中，2012）他强调，空间是政治的，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后，空间就不会是科学的对象；尽管空间看起来是纯客观或自然的现象，但它是社会的产物。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城市社会学和地理学中的“空间”包括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种，前者是指建造环境和组合，这种建造于组合往往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如市区与郊区的关系、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等。后者是指空间中社会组织的结合形式，如邻里、社区、城市、民族国家等。根据空间对不同人群的功能，列菲佛尔把空间分为两种类型：抽象的空间和社会空间。他认为，资本的投资者、商人和政府是根据空间的规模、范围、区域、地点和利润等这些抽象性质来看空间，所以称为抽象空间；而个人是将其环境的空间用作���活的空间，所以称为社会空间或日常生活空间。

第二，对城市的权利。城市应当被作为一个综合有机体，而不是一般的产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不是“社会动物”，而是具有立体生活、感觉丰富的城市人。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更像是一种商品，城市人更像是“社会动物”。少数资产阶级贵族与广大普通平民过着完全相反的两种生活，前者出入于豪华酒店和摩天大楼，在游艇上遥控指挥国家。而普通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军人、白领等，他们都将自己的人生埋没于城市中。每天从家里奔向车站，奔向办公室或工厂，晚上再原路返回；在家休息一夜，第二天再继续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因此，“必须努力开拓城市社会的新人文主义，新的行为方式”；“只有具有革命意识的团体、社会阶级和阶层才能担此重任，成就大业，解决城市难题；只有这些社会和政治力量才能把城市重建为一个综合的有机体。”（汪民安等，2008）

2、卡斯特的主要观点

第一，集体消费。集体消费是卡斯特提出的一个城市研究命题。其含义是：工人要能够每天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就必须供应给他们食品、住房、交通工具、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等；由于人口更加集中，所有这些消费项目日益在城市环境中提供，教育、交通、住房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供给越来越成为国家事务，因为私人资本认为无利可图；这种由国家提供的集体形式消费，正在成为政治关心和行动的对象；然而国家很难满足集体消费的巨大付出，因此存在一个消费供应的危机趋势，并导致城市社会运动。（高鉴国，2007）城市作为集体消费的单位，可以在其集体消费过程中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发展和演变。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组织集体消费与生产，不仅对城市社会冲突发展产生影响，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也会产生重要作用。城市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借以组织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由于人口围绕服务设施中心的集中，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城市便成为集体消费的最有效和方便的组织形式。在卡斯特看来，如何实现集体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动因之一。尽管集体消费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但在当今却是非常重要和显著功能。（高鉴国，2007）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成为集体消费场所，而不是作为生产场所。

第二，城市社会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政府最终必然保护私人资本的利益，与马克思解释的资本家将工人的工资维持在低水平上的道理一样，政府对集体消费水平也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里，社会冲突不再只是围绕生产者阶级而展开，还围绕着消费利益群体展开，这种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引发和加剧阶级斗争，运动的目的多数是为了社区生活的掌控以及对集体消费需的要求，因此被称为城市社会运动。（卡斯泰尔，2005）由于人们的消费利益往往是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紧密相联的，因此，同一社区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阶级局限组织成利益政治团体，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品，这些社区团体便会通过社会运动、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的形式表示不满并进行反抗。这些社区居民的社会运动对于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城市发展过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卷入集体消费问题的并不是哪一个阶级，如环境污染问题几乎涉及所有人，因此，集体消费问题提供了一个多阶级联合起来的基础，城市社会运动因此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会动力之一。（夏建中，2012）

3、哈维的主要观点

资本三级环程。与列斐伏尔和卡斯特比较起来，哈维更为彻底的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城市研究领域中，哈维贡献了资本三级环程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用资本三级环程流动来解释资本运动的矛盾和平衡关系。所谓资本三级环程，其一是资本的初级环程，即资本向产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投入以及向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其二是资本的次级环程，资本向建造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其三是资本向劳动力再生产设施（科技、教育、医疗等）的投入。

首先，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高涨阶段，资本大量流动于初级环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尖锐冲突。当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在初级环程中运动的资本再也不能继续谋取利润，因而出现积累过程的现象。

其次，资本在初级环程中的积累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势必需求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从初级环程中分离出剩余资本投入次级环程。哈维认为，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过程，都需要有一个物质结构作为基础。生产的物质结构是构成厂房、办公室及其用地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不因为一个生产周期的完成而全部耗尽，哈维称之为生产方面的建造环境。消费方面的物质结构是指非生产性的房屋（主要是住宅）、道路、基础设施等，哈维称之为消费方面的建造环境。所以，对次级环程的投资实质上是对生产和消费的建造环境的投资，而投资是城市发展与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Harvey, 1985）

最后，资本进入第三级环程，是指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的投资。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中的过剩资本在寻找投资机会时，也会考虑这些领域；但从其本性上讲，私人资本并不情愿向不直接产生利润的第三级环程投资。由于国家从整个社会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进行干预与介入，以及主要为了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保证劳动力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通常，私人资本会与国家携手进行投资活动。

私人资本在三级环程内投资与生产的不断运动和国家干预作用，使资本积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但是，哈维指出，城市空间利用的竞争已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城市土地的利用代表了租金、股息、利润、资本的获得；而广大工人阶级才是城市空间的基本消费者。在工厂里，资产阶级力图使其利润处于竞争和经营中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从所有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则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减少。在城市空间中也是如此。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必然努力组织社会和城市空间，以便增强利润的最大化，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组织的社会和城市空间中，只被压缩至最低限度的人道标准上”。（Flanagan,1993）这也是为什么还不错的住宅和办公大厦，一旦能够通过重建获取更大的利润，就立即推倒，所有者绝不会考虑由于重建势必提高租金或价格给穷人造成困境。

三、后城市社会学时代：城市研究走向开放与多元

从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讨论的大批移民涌入城市后面临的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议题，到6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聚焦的社会冲突与控制，城市社会学从研究社会整合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研究。因此，可以看出，不同历史阶段城市问题演变直接影响着城市理论研究的切换。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21世纪的城市研究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呢？

卡斯特在2002年发表了《21世纪的社会学》，明确指出：过去有城市社会学，后来没有了，不过进入21世纪后将会复活。他认为，新世纪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一个新的城市世界”，其主要特点包括：（1）21世纪中叶，将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将对城市空间、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性等产生重要影响；（2）全球城市化是不平衡的，中心仅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北京等。（3）互联网将遍布世界各地，互联网与传统的结合将对城市发展形态产生新的变化，如智慧城市等。（4）社会关系同时被个体性和社区共同性所影响，虚拟社区与实质社区紧密互动越来越强。（5）国家和城市都面临多族群和多文化的移民移入。（6）城市地域空间的隔离日趋严重，有钱人门禁森严。（7）全球性的犯罪深深根植城市中。（8）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变成商业性的主题公园。（9）新城市社会运动沿着两条线索：保卫地方社区和环境运动。

同时，21世纪城市社会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将再一次面临社会整合问题。但是与当年芝加哥学派不同，芝加哥学派当时解决的主要是将各种亚文化同化为一个城市文化；而现在要处理的是不同的文化与认同如何共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所以各种文化如何相互适应、整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领域包括：（1）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性；（2）虚拟社区社会学的研究，如虚拟社区与实体社区的关系；（3）人们哎全球性空间移动中的体验；（4）城市社会运动出现新的内容：保卫地方社区与环境保护等，新的运动形式如网络成为社会动员的工具。（5）时空将进一步压缩，正如弗里德曼所讨论的“地球是平的”的观点；（6）一些传统的研究，如依旧存在的城市贫困、社会排斥等问题。

无独有偶。著名城市研究专家萨森在《新千年社会学面临的挑战》（2002）一文中也指出了为了城市研究与发展的三大新趋势：（1）全球化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2）跨国家、跨地方联系的加强，如资本与移民劳动力流动；（3）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如多种职业的文化，包括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文化（在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空间表现就是CBD）、移民社区空间的产生以及文化表现、非正式经济。这三种趋势都在城市汇集，以特殊的、复杂的方式活动和发展，并且彼此相互作用。城市社会学还没有对这些趋势的特征和后果进行充分研究，目前的经验材料也不足以在城市的层次上研究以上问题。需要运用当年芝加哥学派的田野调查工作抓住城市的新特点和新侧面，并进行仔细和深入的分析。（夏建中，2012）

根据卡斯特和萨森的判断，结合新世纪的前15年城市发展新特点与城市研究特点，本文认为，21世纪的城市研究将会更加开放与多元，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视角，在讨论城市与城市问题时将会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下交流与合作，更多体现跨界的思维方式与视野重新审视不断变化却又别具一格的21世纪城市议题。这些议题多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全球化与全球城市理论，包括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和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与霍尔（Peter Hall）的世界城市，萨森的全球城市，斯科特（Allen Scott）的全球城市区域研究。第二，信息化与城市理论，包括卡色特的信息时代的城市，弗里德曼的“地球是平”的观点以及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等。第三，创新城市理论，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格莱泽的消费城市概念、克拉克的娱乐机器与文化场景理论，以及创意城市、文化复兴与城市转型、创新创业等。

参考文献：

[1]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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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15CSH005）、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创新驱动视角下北京创客群体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兼与上海、深圳比较”（15JDSHB007）、2015年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决策研究与信息咨询服务项目“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研究”（SHJC0202）等项目支持，对以上单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