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关于齐格蒙特·鲍曼的研究集中在他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上，主要关注其现代性、后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等相关主题，对于鲍曼作为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成员的思想及其对鲍曼一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关注不够。本文从爱德华·汤普森与波兰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互动与冲突入手，力图揭示出由于鲍曼在这场冲突中被贴上了右倾“流亡者”的标签，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开创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与列宁、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学不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一种元社会学，而社会学则应该是一种关注政治关系研究的具体总体的学科。沿此脉络，鲍曼确立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路，并将“开启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贯穿其学术思想的始终。

关键词：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

作者简介：郑莉，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文化社会学、中东欧社会理论；李天朗，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文化社会学、中东欧社会理论。

一、引言

托尼·布莱克肖（T. Blackshaw）在《劳特利奇核心社会学家指南》中指出，齐格蒙特·鲍曼（Z. Bauman）被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标签：一个是渐行渐远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另一个则是讨论后现代性、流动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二者或许在批判议程上存在共同之处，但归根结底不能相提并论（Blackshaw，2005：11）。这种评价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学界的“主流印象”。由于鲍曼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几乎都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后出版，如何评估其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的学术经历，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史问题。史密斯（Smith，1999）、泰斯特（Tester，2004）、贝尔哈兹（Beilharz，2002）曾分别注意到波兰早期的贫困生活、辩证法的学术训练、波兰社会学的价值立场，以及苏联、波兰现代性体验对鲍曼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但这些讨论尚且处于彼此孤立的描述性层面。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鲍曼早期的理论文本、相关学术访谈和传记性研究，呈现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鲍曼早期学术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对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贡献。我们借此看到，英语学界对鲍曼早期学术身份的漠视，实际上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移居西方后的普遍遭遇。布莱恩·特纳（B. Turner）在关于赫勒的知识社会学评述中指出，由于西方左翼没有像东欧知识分子那样直接经历“实存的社会主义”（existing socialism/real socialism），双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存在明显差异（Turner，2009：24-26）。鲍曼一方面在国际左翼学术场域逐渐成形的大背景下，凭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英国③；另一方面因意外卷入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和“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争执，被前者建构为右倾“流亡者”形象。由此造成的刻板印象充斥着对于波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偏见，并且逐渐遮蔽了鲍曼与“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内在联系。

首先，本文将聚焦20 世纪70 年代早期英国与波兰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互动，尤其是汤普森对鲍曼、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从当时英国知识界的大背景看，双方在理论视角和时局评判上的分歧并非汤普森攻击鲍曼的根本原因。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借此打击“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引入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由此，鲍曼被汤普森建构为无权讨论英格兰事务、背弃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流亡者”形象。破除源自汤普森的理论成见是准确评估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前提。

其次，本文将回到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语境，审视鲍曼所属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贡献。该学派继承了克列斯-克劳兹（K. Kelles-Krauz）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提出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为思想纲领，开展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政治关系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al relations）研究。这种学术进路不仅是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的典型代表。

最后，本文将进一步阐明鲍曼移居英国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见。鲍曼沿着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脉络，提出以人的实践为哲学人类学预设的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策略。这种立场不仅未曾脱离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将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建树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希望以此呈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东欧个案。

二、汤普森眼中的右倾“流亡者”

1972 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汤普森在《卫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短评，指责鲍曼第一本英文著作《阶级与精英之间》是无中生有的“知识分子产物”，它“以科学之名义庆贺扎根现状的决定论：已经发生的情况必然以那种方式发生。于是，一种新的、荒谬的、说教的、自命不凡的、反经验的且平淡乏味的社会学方法论诞生了”（Thompson，1972）。汤普森甚至直言：“人们希望这不是波兰社会学派的真正成果。”（Thompson，1972）为什么一篇学术评论会采用如此尖刻的语言？它对鲍曼在英语学界的发展又造成了何种影响？对此，我们需要从鲍曼进入英国学界的来龙去脉说起。

鲍曼与英国新左派的渊源颇为深厚。他的导师朱利安·霍施菲尔德（J. Hochfeld）与英国工党高层交往密切，曾在华沙大学复建社会学之初，专门邀请新左派代表人物米利班德交流讲学。鲍曼1957 年前往米利班德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展博士后研究，随即与之结下深厚友谊。这一时期，恰逢汤普森与约翰·萨维尔（J. Saville）创办《新理性者》杂志，批评苏联武力干涉匈牙利事件。鲍曼虽未公开支持英国新左派，但在随后出席的学术会议中频繁与汤普森、米利班德、彼得·沃斯利（P. Worsley）等人会面（Wagner，2020）。这一系列学术交往奠定了鲍曼进入英国学界的基础。1968 年，鲍曼因犹太裔身份遭到波兰当局驱逐，辗转执教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学系。但是出于对学术、政治立场的坚守，鲍曼在以色列的工作生活并不如意。同一时期，英国利兹大学学生抗议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缺乏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校方希望聘请米利班德出任政治学系主任。米氏为营造更加浓厚的左翼氛围，力邀鲍曼一同前往（Wagner，2020），二人分别于1971 年和 1972 年顺利入职。这无疑是鲍曼重启学术生涯的关键契机。

然而，鲍曼在英国学界的起步阶段并未得到积极肯定。1972 年，他决定用英文再版早年工人运动研究著作《阶级与精英之间》。该书综合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精英研究等理论视角，将英国工人运动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750—1850 年的萌芽阶段，1850—1890 年的成熟阶段，1890—1924 年的群众运动阶段，以及1924—1955 年的固化阶段。在鲍曼看来，英国工人运动经历了一种建制化过程。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基于技能差异的分化日趋明显。不仅熟练工人渴望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精英中的保守官员群体也日益占据了上风。最终，英国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及其整体，有望通过个体流动免除被边缘化和疏离化的境地。工人运动趋于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吸纳（Bauman，1972）。

《阶级与精英之间》与汤普森的工人史研究存在诸多分歧。首先，鲍曼与汤普森对工人运动历史走向的判断不同。前者暗示工业革命早期很多工人的文化习惯尚处于前现代状态，并且最终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之间未能出现统一的阶级意识（Bauman，1972：2-3，230）。后者强调英国工人自18 世纪以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反抗性的平民文化，并且在1780 年至1832 年间已经出现了阶级意识（汤普森，2013：4；2020：22-23）。其次，鲍曼与汤普森的研究定位和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前者在《阶级与精英之间》前言中指出，该著作是一项社会构型（configuration）研究而非历史学研究，其学术价值应该在社会学层面加以衡量（Bauman，1972: Ⅷ-Ⅹ）。但是，汤普森认为，阶级只能是在长时段社会文化过程中把握的历史现象，“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汤普森，2013：1-3）。最后，鲍曼与汤普森的研究重心各有不同。汤普森侧重考察20 世纪以前工人运动的形成、发展过程，《阶级与精英之间》的研究范围则从1750 年一直延续到1955 年。因此，鲍曼的研究结论除涉及历史争论之外，还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指向。

汤普森对鲍曼的研究直接提出了两方面质疑。首先，在他看来，鲍曼所谓的社会构型分析，实际上是运用抽象理论剪裁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尤其忽视了对英国宪章派、本土工人阶级领导层、英国纺织业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等重要群体的考察。其次，汤普森批评鲍曼再版该书时，没有依据英国学界相关成果对结论进行适当修正（Thompson，1972）。这些本应参考的研究成果中，自然也包括汤普森本人的得意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然而，仅凭以上两点理由仍然无法充分说明汤普森对鲍曼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结合当时英国学界的整体氛围，挖掘其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动因。

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随着国际左翼学术场域的成型，欧美各国出现了更加多元的激进学术思潮。英国新左派虽是其中不容忽视的积极力量，但相比于欧陆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不仅身处更为保守的政治、社会环境，而且相对缺乏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安德森-奈恩”论题，强调有必要引入欧陆马克思主义来解读英国历史与现实。这使得一向看重“英格兰独特性”的汤普森受到空前孤立。为了与安德森等人争夺理论话语权，汤普森向“第二代”新左派看重的欧陆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批评，除鲍曼之外，科拉科夫斯基与阿尔都塞（L. Althusser）也先后成为被抨击的对象。

但汤普森对待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与阿尔都塞的态度亦有不同。汤普森曾与鲍曼、科拉科夫斯基同样主张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期待二人对英国新左派的内部纷争发表有原则性的声音。《阶级与精英之间》在这种背景下流露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悲观态度，无疑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反馈。汤普森由此萌生了被辜负和背叛的感受。他断言是个人早年的不幸遭遇使鲍曼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当他（鲍曼）这个遭遇过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波兰知识分子来到西方时，已经“怀有警惕的目光看待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并且“不再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视为同盟”（Thompson，1972）。显然，汤普森把鲍曼界定为一个脱离专制政权的右倾“流亡者”。这种将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紧密勾连的评判方式，与1973 年汤普森《致科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几乎一致。

  在你接受报道的时候说过，正如在《交锋》杂志上所说的那样（尽管你在其他场合做过更优雅的阐述），作为一个“前后不一的无神论者”， 你发现，尽管如此，“人类没有比通过宗教象征主义更能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了”，而且“宗教意识是……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是人类将自身视为一个整体的唯一企图”，那么不仅无神论者，甚至原初的罗拉德派和重浸派都会加入我的反对行列。你可以在波兰这么说——要是你愿意如此的话，你也可以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么说，要是你想那样也行，但你有什么权力？凭借对这里的传统和感受，你做过哪些研究？可以在一个古老的新教岛屿的心腹地带假设这种普遍性？即使这里的人仍是信徒，他们也会顽强地抵抗宗教象征主义的魔力，像许多城市园丁那样培养个体意识，以对抗一些牧师赋予的“宗教意识”。（Thompson，1973：14）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汤普森对鲍曼和科拉科夫斯基的批评都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通过塑造“流亡者”形象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与英国社会的公共议程隔绝开来（Tester，2006）。汤普森将鲍曼和科拉科夫斯基视为善用抽象化、普遍化思维方式的“理论家”，认为二者关于英国工人运动以及宗教意识普遍性的观点，忽视了英国社会的地方性经验。用汤普森自己的话说，即无法读懂“英格兰习语”（English idiom）。本文无意过多评价双方之间的思想纠葛，但仍需借此指出如下几点。首先，汤普森的批评曾严重阻碍了英国学界对鲍曼的接纳，以至于后者晚年对贝尔哈兹说道：“（汤普森的）一句话——（耽误了我）十年”（Beilharz，2020：129）。其次，鲍曼“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形象的消逝更多源自学术场域的竞争，而非个人立场的转变。作为在地知识分子的代表，汤普森通过塑造右倾“流亡者”形象，切割鲍曼与左翼阵营的关联性。但是这种指责的悖谬之处在于，汤氏恰恰针对的是其出版于社会主义波兰时期（亦即成为“流亡者”之前）的作品。如果略去“第一代”新左派当时关于激进政治的构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汤氏对波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

三、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具体总体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汤普森对鲍曼的批评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偏见，这使后者代表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未能受到充分重视。鲍曼虽然在《阶级与精英之间》一书中表达了对英国工人运动前景的悲观态度，但他并未放弃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波兰语境下，社会主义更多体现为对实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批判。它可以彰显于某一阶级、团体或政党的政治活动之中，但是并非完全依附于此。鲍曼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波兰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下的产物。我们只有重建这一思想谱系，才能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早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地区的传播就呈现出与社会学自觉融合的理论倾向。波兰社会党思想旗手克列斯-克劳兹将自己的理论取向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且在和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 Tarde）的对话中提出了“革命回忆律”（the law of revolutionary retrospection）等经典命题（KellesKrauz, 2018:35）。社会党成员路德维克·克什维斯基（L. Krzywicki）和恰尔诺夫斯基（S. Czarnowski）先后担任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创办的波兰社会学研究会会长。克什维斯基不仅最早将《资本论》译为波兰文，而且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学方法，他的研究尤其关注大屠杀、恐慌、集体幻觉等社会病理现象（Kołakowski，1978a：193-194）。

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二战前后一度中断。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波兰的确立，尤其是在哥穆尔卡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提出建设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再次呼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在此背景下，鲍曼的博士生导师霍施菲尔德1957 年在华沙大学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基础上组建政治关系社会学系，创办学术期刊《政治社会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其本人为核心，鲍曼、魏特尔（J. Wiatr）、韦索沃夫斯基（W. Wesołowski）、希尔佐维奇（M. Hirszowicz）、莫拉夫斯基（W. Morawski）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the Warsaw school of Marxism）。这一学派提出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纲领，开展政治关系社会学研究。

霍施菲尔德明确将“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追溯至克列斯-克劳兹的思想传统。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张视为可以验证的科学论题，而非基于体制威权的宗派教条。后者是斯大林主义和第二国际官方学说的共同特点。第二，研究者应该乐于接纳能够经受科学检验但是超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的发现和主张。这就是说，人们应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僵化区分。第三，研究者应该乐于结合新的事实丰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奠定了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Wagner，2020：441）。“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它本身并非社会学，但是能够为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确立哲学人类学前提。

有的人把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对社会阶级的考察，这首先意味着忽略甚至完全忽视历史唯物主义普遍的、特定的元社会学问题。在一般的方法论反思领域，研究者意识形态的自我觉知起主要作用，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和认识论内容为基础。有人主张将社会学视为研究个体之间关系的科学，而这些个体被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特征，即通过社会纽带参与到集体之中，这或多或少意味着对方法论原始主义或者天真的经验主义的准许。研究者一百年来始终面临这种困难。（Adamek，1984：205）

这种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能够通过一定方式系统化，但是它与系统化的教条相去甚远，它将哲学人类学和认识论问题与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与社会学相比，它是一种元社会学，是研究假设和启示的来源，这些假设与启示是对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之哲学反思的成果和结晶。如果没有人之境况的改善，这是难以想象的。（Adamek，1984：206）

“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术语境下具有重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如何看待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东欧学界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列宁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论辩中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科学的社会学”。在他看来，相比于斯宾塞等“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以米海洛夫斯基（N. Mikhailovsky）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有望将社会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第一次将社会学提升到了科学的水平（列宁，1894/2012：7-9）。布哈林也直接将其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副标题定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即工人阶级的社会学，是阐述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布哈林，1922/1988：7-8）。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长期用作苏联党员干部培训的基本教材。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联、东欧理论界具有很大影响。波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代表人物亚当·沙夫同样持类似立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而“社会学”这一术语应该特指资产阶级社会学（魏特尔，1983）。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发展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

然而，对比列宁和布哈林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如下特点。首先，他们主要是在策略性的修辞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其主要目的是借助“科学的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提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体系化阐述。这种比拟基于特定的理论语境和意识形态立场。例如，列宁希望以此回应俄国民粹主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质疑，布哈林则旨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而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次，他们都在与古典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对照下，称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例如，列宁认为“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只讨论一般社会，不研究社会历史形态问题，“主观社会学”则试图阐明满足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布哈林强调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概念十分含混，时而指代对原始文化和人类共同生活基本形式的研究，时而表征对一般社会现象或社会有机体类比的研究。很显然，列宁、布哈林的论断具有明确的前提设定，但他们未曾排斥发展一种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开放的马克思主义”阐述了新的策略。霍施菲尔德一方面反对用封闭的、教条化的思维方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与历史唯物主义维持特定的、具体的关联。因此，“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层面的诉求。第一，社会学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阐述为基础。后者在哲学人类学和认识论层面提供了前提预设。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应该向具体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敞开，并且不断依据新的结论来丰富和发展。由此而言，霍施菲尔德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具体总体的社会学研究，它的理论“星丛”应该呈现为一种“政治关系社会学”。

“政治关系社会学”并不是专门化的分支社会学，它强调从权力维度考察社会生活的整体特征。霍施菲尔德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功将社会分析视角引入政治现象的研究之中。这为社会学提供了如下方法论启示：第一，研究者需要将政治现象视为具体的、历史的结构性要素；第二，研究者需要通过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功能联系考察其形态；第三，研究者需要考察多样的、能动性的社会要素对政治现象产生的影响。进而，霍施菲尔德希望把马克思的“阶级结构两极模型”（bi-polar model of class structure）转化为“阶级结构多极模型”（multi-partial class structure）或曰“阶级结构高级模型”（developed model of class structure），并且以此连接经典理论宏观叙述与微观视角的经验研究（Bauman，1966）。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经验研究并重，融合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精英研究、科层制批判等多种视角的学术探索，其研究兴趣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及其与当代社会学其他流派的区别；波兰政治生活的经验研究；跨国比较政治研究（Wiatr，2017）。

除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影响之外，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差异，也决定了“政治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意义。首先，政治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社会学”的视角更有助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特定的现象和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观念必然在日常生活中形塑研究者的“内在经验”（即便这种影响发生在研究过程之外），进而预先决定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强调经由平等社会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观（Wiatr，1965），而这同样需要诉诸政治现象的考察。

魏特尔依据“政治关系社会学”视角，概括了东欧政治社会学的六个领域。这实际上也适用于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自身：（1）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问题研究；（2）政党与政治运动研究；（3）公共治理、科层制与自治困境研究；（4）国家关系问题研究；（5）意识形态问题研究；（6）军事社会学、战争社会学等议题的研究（Wiatr，1965）。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围绕以上领域涌现出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韦索沃夫斯基的《阶级、阶层与权力》、希尔佐维奇的《组织社会学》、魏特尔的《民族与国家》，以及鲍曼的《阶级与精英之间》。

霍施菲尔德、鲍曼领衔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巴奇科、科拉科夫斯基等人组成的“华沙观念史学派”，是波兰新马克思主义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群体。双方成员同在华沙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工作，具有十分密切的学术、生活往来。相比而言，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学学派，能够调动较多的制度性学术资源，这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独树一帜。

四、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

鲍曼在波兰时期的学术轨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3—1956 年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阶段；二是1956—1968 年间作为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成员的阶段。1953—1956 年，鲍曼正式从波兰内务部队调往华沙大学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受教于沙夫、霍施菲尔德、诺文斯基（C. Nowiński）、阿索罗多布拉吉（A. Assorodobraj）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利沃夫-华沙学派代表人物科塔宾斯基（T. Kotarbiński），完成了题为《拜登学派的方法论与历史学路径及其对波兰历史编纂学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出版了《论群众的历史角色》《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特征——基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列宁著作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些著述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是已经流露出对“实存的社会主义”的反思（Brzeziński，2016）。

1956—1968 年，鲍曼成长为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成员。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关系社会学”视角下的经验研究，包括西方国家政党系统和工人运动、波兰国有企业政党结构和华沙青年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理论。如前所述，前者是霍施菲尔德重点推进的方向。霍氏曾于50 年代后期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和劳动人本化命题（Hochefeld，1957，1961），鲍曼受此影响探讨了波兰工业劳动中的党组织结构以及华沙青年价值观问题（Bauman，1962a，1962b）。此类研究在 1963 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后停止（Mazurek，2007）。1964 年，霍施菲尔德因病离世。华沙大学希望筹建文化社会学研究方向，鲍曼随即将工作重心从“政治关系社会学”转向文化理论。这种转向一方面坚守了“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历史场景下提出一种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策略，将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影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至70 年代中后期，鲍曼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解为“开启人类生活不同可能性”的阐释活动。正如他在晚年学术访谈中所做的总结：“对我来说，社会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现存社会现实的批判。它旨在揭示事物的相对性、开启替代性社会安排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它反对主张别无选择（即‘不存在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和哲学。”（Bauman，2008：232）相比之下，“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与“政治关系社会学”的差异在于，前者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的论述视为更加根本的哲学人类学预设，并且以此确立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相区别的人类图景。该思路在《当今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1967）、《作为实践的文化》（1973）、《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1976）等早期著作中循环显现。

在鲍曼看来，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弊端突出体现在“管理型社会学”的机械论人类图景。它将人的行为描述为精密的函数形式，进而混淆科学上的“预测”与实践中的“控制”。量化研究的“正态性”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顺从、服从、适应性强的行为被统计测量为“正常”行为，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行为则相应被划定为“反常”和“越轨”行为（Bauman，1967）。机械论人类图景的依据在于，实证主义哲学将“实在”（reality）视为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这虽然能够解释社会生活之中周而复始的“规律性”现象，但却无法预测同样大量存在的、灵光乍现的创造性时刻（鲍曼，2009）。正因如此，机械论人类图景必然将价值性议题、规范性议题排除在外，最终窄化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相对而言，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策略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可能性”指涉不以事实经验为前提的“尚未存在”（Bauman，1976：33）。它受到人们对于自身创造性潜能的命名（naming），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行动的持续影响。因此，揭示“可能性”的社会学研究必然是一种不断变动的开放式框架。第二，研究者不应单纯通过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限定批判社会学的特征。社会“事实”并不具有相互区分的内在特质，以致某些“事实”更加切合实证主义或人本主义（Bauman，1967）。批判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它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探索更加人道的替代性社会安排。第三，批判社会学强调非独断的社会学立场。“可能性”的显现有赖于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真诚沟通。社会学家并不具有高于“外行普通人”（lay people）的专断权威，他的职责在于维系对话的开放性，并且确保更多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到对话之中（Bauman，2000）。

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基于一种多声部社会的独特构想，它与鲍曼对波兰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密切相关。每个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聆听与言说，自然编织出一幅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的意义之网，这种无数可能性并存的原初场景类似于博尔赫斯小说之中“小径分岔的花园”。实存的社会秩序凭借权力结构压制了部分可能性，这一方面确保人们能在全然无序的复杂世界中生活，另一方面也引申出为“他者”言说的社会伦理议题。批判社会学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社会学，它需要保证主流社会有机会聆听那些被压制的“他者”的声音，同时将权力结构安排视为可变动的公共协商议题。“实存的社会主义”宣称自身是无须改变的完美秩序，这显然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人本内涵。在鲍曼看来，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在物质层面确保人的基本尊严。这是实践人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还应该是激发人类想象力的文化因素，它使得一切实存的社会秩序“相对化”，永远维持开放性的、不断向未来延展的文化精神。1956 年、1968 年和 1970 年波兰工人、知识分子群体的抗议事件表明，探索更加人道的社会主义需要不同社会“声部”之间相互沟通、彼此响应。这种经历是鲍曼提出批判社会学的重要来源。

由此说来，虽然鲍曼不再像霍施菲尔德那样专门强调开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研究，批判社会学仍然没有脱离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如果将它与华沙观念史学派对历史“相对性”问题的论述进行对比，则更能彰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共性特征。观念史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瓦里基曾直言：“在我们看来，那种历史学方法及其鲜明的历史相对性元素，相比于用一种教条主义取代另一种教条主义而言，是更加可靠的、反对一切教条主义的武器。”（Walicki，2012：12）这种立场在科拉科夫斯基的名篇《历史与责任》中表现得尤其清楚。

过去的不可避免性就是现存的不可避免性，因为现存即为过去。过去的不可避免是一种累赘的、毫无争议的说法。尚未存在之事的不可避免性则令人怀疑；确定它的构成像轮盘赌博一样冒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判断都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先知式的历史编纂学已被证明日益贫乏，我们对自身担负的道德责任的抉择，不能基于对先知启示的信奉。值得尊重的历史哲学只描述那些已经以某种方式开始生成的事物，就是说只描述过去，不描述对历史进程的未来创造。（Kołakowski，1968：156）

社会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与历史的“相对性”，都在承认现存社会结构的同时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力量。对于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而言，这种能动性力量是人的实践与人的历史的内在维度，即便人们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难以实现，这个维度依旧开放式地向未来敞开。相反，否定人们改变现状的创造性潜能，则无异于强制要求社会历史臣服于“动物性法则”。鲍曼的批判社会学虽然并未固守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框架，但是它在价值指向和哲学人类学层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

五、结论与讨论

国内外学术界无论对鲍曼理论进行何种分期，似乎都将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而国内学术界关于鲍曼的研究更是集中关注他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相关论题，对于鲍曼的早期思想，尤其是其作为波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成员的思想关注不够。在鲍曼众多的理论标签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标签很少。泰斯特曾经问过鲍曼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将自己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鲍曼回答说，我没有把批判理论看成学派成员资格的标记——除非你把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事件，并且把这个概念与一个完全限定的团体联系起来（史密斯，2002：277-278）。对鲍曼而言，“真正使不同的社会学家走到一起的不是对问题或事件分析中的具体观点，而是更深层次的理论关怀”，它体现为“使永远用之不尽和未完成的人类潜能处于开放状态，同时击退所有预先关闭和制止人类可能性进一步释放的企图，并激励人类社会不断质问自己，且使这一质问处于永远的未完成状态。换句话说，成为一位批判的社会学家，即对多样性、多元的可能性及‘未被决定的状态’的确信，是社会学家的内在使命，也是社会学学科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郑莉，2006: 201-202）。正是基于此理论关怀，鲍曼才会将矛盾性（ambivalence）视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由此得出“如果说现代性是陷阱，那么后现代性就是雷区”的判断。80 年代以后，鲍曼无论是从现代性之外来反思现代性，还是在后现代性进程中来反思后现代性，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现实的永无止境的批判与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一位批判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本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鲍曼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的溯源，同时也指出了鲍曼理论的模糊性和歧异性与西方学界对波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忽视或遗忘有关。彼得·伯格在1969 年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东欧视角》一书序言中指出，鲍曼等东欧学者相比于西方左翼学者，更愿意与西方社会学同行进行交流（Berger，1969：v-vi）。但是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讨论则再难看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只言片语。本文通过对鲍曼与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关系的探源，一方面希望澄清鲍曼与众不同的批判社会学立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引起学界对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视和关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