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西方先进国家中，德国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晚进且历程坎坷。德国社会学在20世纪初萌芽之时，就因纳粹的“夺权”而停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学科重建阶段又因美国的挟持而陷入了美国化危机。在此危难之时，达伦多夫1958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人》，意外引发德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角色”概念的学术争辩，史称“角色之争”。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让德国社会学出现了“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的学科发展方向，对德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产生了不小的推动效应。当今中国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之时，德国社会学极富戏剧性的“复兴”之路，值得参考借鉴。

   关键词：德国社会学/《社会人》/角色之争/社会学的学科主体性

一、前言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认识论内涵——将人视为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存在，以人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具有普适性与无可取代的特殊性。不过，社会学本身也是镶嵌在特定具体社会当中的，与社会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联。因此，要了解社会学的发展，除了从知识内部探讨理论思想的传承，也可以从知识外部探讨不同社会的社会学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变迁与学科制度结构当中形成的，以及它对该社会产生了什么作用。更重要的是，理解不同社会的社会学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将之与中国社会学进行比较研究，使中国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山之石有何优劣，以利攻玉。

  例如陈心想便对美国社会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呈现美国如何从欧陆引进社会学，并将之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美国自身特色、又堪为当今国际标杆的学科。同时陈心想在文末提醒，美国社会学发展至今，过于重视量化技术，有陷于“精致的平庸”的危险。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也可能陷入相同的危险。因此，“提防像美国社会学那样由于过于技术化而失去‘灵魂’”，便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之一。不过，按照陈心想的说法，美国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可能比较像是“前车之鉴”。除了美国，今天也许还另外需要一个同样曾深受美国影响，但却成功走出美国社会学窠臼，并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历程作为案例，以供中国社会学借鉴，从而避免“重蹈覆辙”。于此，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也许是一个值得了解的对象。

  德国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均领先国际，但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与美国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至今可粗分为五个发展阶段：1909年前后的德国社会学成立期；1920-1932年魏玛共和时期，这是德国社会学的草创期；1933-1945年纳粹时期，当时社会学的发展几近停摆；1946-1968年德国社会学战后的重建期；1969年至今的稳定发展期。较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德国社会学在第四阶段深受美国的支配，因此面临着“美国化”的问题。在经过刻苦的“去美国化”运动，德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终于克服该问题，成功重建本土话语体系，并取得了响亮的国际发言权。

  中国社会学也有一段停摆期与之后的重建期，而且重建之时也深受美国影响。按照陈心想的说法，现在也面临“如何避免过于美国化”的问题。与发展过程相对一帆风顺的美国相比，德国社会学的坎坷历程也许与中国还更有类似之处。而且德国的“社会学的去美国化”到今天已卓有成效，显然值得参考。然而，这个历程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进行详尽梳理。尽管如此，初步的讨论却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过程中，有一个事件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关键效应，那便是角色之争(Rollendebatte)。

  “角色之争”是由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于1958年出版的《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在德国引发的一场关于“社会角色”概念的学术争辩，是二战后德国社会学界第一次大规模学术论战。今天德国社会学界多同意，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沸沸扬扬，与德国社会学在二战后遭遇毁灭以及学科重建时面临“美国化”的危机有关，并且这场争论最后为德国社会学带来了“去美国化”的契机，甚至为德国社会学今天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虽然不是单就一场“角色之争”就让德国社会学完全去美国化、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角色之争在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角色。

  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探讨角色之争的经过，并尝试指出它在德国社会学近代发展中发挥了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效应。如前文所述，学科发展与当中的学术论战，是这门学科的知识内容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主要将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来探讨角色之争的经过。由于角色之争处于德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中断与重建阶段，因此本文以下讨论的出发点，将从德国社会学中断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情况谈起。至于角色之争对德国社会学发展造成的效应，如何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参考，这牵涉两个国家的学科的比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不是本文可以完整解决的任务。但本文依然会尝试在文章最后，从角色之争提炼出对中国当代社会学可能有启发性的要素，为后续的探讨提供参考。

二、德国社会学的中断、重建与美国化危机

  社会学的出现，是因为17、18世纪人们想尝试科学地掌握当时生活的巨变所带来的新世界。在法国，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开创了撼动整个欧洲的新局面，孔德在圣西门的影响下创立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在英国，有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大转型，进而促进了如斯宾塞等的社会学讨论。然而德国在当时既与法国不同，根本连国家都称不上；也与英国不同，工业化的起步相当晚。缺乏类似英法两国的背景，导致德国的社会学发展在欧洲相对来说是相当迟滞的。一直到1909年，才由滕尼斯、齐美尔、韦伯等39位学者在柏林成立德国社会学会，正式建立起社会学组织。虽然社会学会的成立被视作德国社会学正式创立的重要里程碑，但学会成立之后的发展却非常缓慢。一方面，后来加入的会员和所谓的社会学相关活动的参与者，常常都是一些“民间社会学家”，发表的言论毫无学术内涵，却都为自己冠上“社会学家”这一头衔以自抬身价。韦伯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并推动社会学的专业学术化，但成效极微。另一方面，会长滕尼斯认为，在推动社会学进入各教学研究机构之前，必须要先争取学术界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承认，因此并不积极推动社会学的制度化。当时，不少德国学者对本国社会学如此缓慢的进展深感担忧。如宋巴特便惋惜地说：

  德国没有“社会学”，顶多只有一堆“社会学家”。我们的社会学不像美国已经在专门的机构和院系里进行教学了，而是只有一些其他领域出身的学者。

  到了魏玛共和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1918年，法兰克福金融商人寇岑伯格(Karl Kotzenberg)捐献了一大笔钱给法兰克福大学，希望该校设置社会学教席，并属意让他的好友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接掌此教席。1919年，法兰克福大学在经济与社会科学院设立了“社会学与民族经济学理论”特聘教席，成为德国第一个以“社会学”为优先头衔的教学职位。同年，韦瑟(Leopold von Wiese)也在科隆大学设置了“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教席，并于1921年创立了德国第一份社会学期刊《科隆社会学季刊》(1947年后改名为《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期刊》，直到如今依然是德国最顶尖的社会学期刊)。虽然“教席”只是个人教职头衔，不属于组织性的教学或研究单位，但这两个正式教席的设立，还是让法兰克福与科隆取代了柏林，成为德国当时的社会学中心。

  此后的十多年间，德国社会学蓬勃兴起，各大学纷纷设置社会学相关教席。1919年，科隆大学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为德国第一家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1929年，时任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的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提议，所有大学都应设置社会学教席，鼓吹要“为社会学而斗争”。1932年，接替奥本海默教席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首次开始规划专门且正式的社会学课程教案。眼看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与专业内容即将全面建立，然而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这一切都中断了。

  学科建制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社会学在纳粹时期完全消亡了。事实上，德国社会学在纳粹上台后并没有受到太多迫害。虽然德国社会学会在1933年因局势遽变而改组，弗莱尔(Hans Freyer)接替滕尼斯成为会长；但弗莱尔刻意建议整个学会低调以对，甚至有时还替纳粹政府进行一些定量的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所以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在纳粹时期虽然因战争而停滞，但并没有完全解组。不过，由于许多在魏玛共和时期成为中坚分子的社会学家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迫害或流亡，加上社会学会从事的一些定量调查研究都是为纳粹政府的极权统治与优生学目的而服务的，使得德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声望在二战时期都遭受极大的损失，至今仍争议不断。无论纳粹时期情况如何，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社会学都随着战败而整个重新来过了。但德国二战后的社会学仍面临着几大困难。

  第一，由于德国社会学会是随着纳粹德国一路走来的组织，因此被占领德国的同盟国视为纳粹遗毒，备受质疑。1947年，德国社会学会被同盟国勒令由四个占领国各派一位代表进行改组。然而在同盟国抱持着敌意的监视下，战后初期的几年间这四位代表都担心动辄得咎，不敢有什么实质的作为。与纳粹时期虽遭受钳制但仍低调运作的情况相比，同盟国充满敌意的改组与遏制性的监视，对德国社会学来说是毁灭性的破坏。

  第二，“海归派”与“本土派”的争执。这里的海归与本土不是指学历在海外或国内的取得，而是指二战期间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战后返回德国的学者，以及没有遭受迫害、二战期间仍安然在德国的学者。对于“海归派”来说，“本土派”简直是苟且偷生的纳粹帮凶，战后不应继续留在学术界；“本土派”则指责“海归派”不应回来帮战胜国压制本土学界。这个争执具体表现在与国际学界的合作上。当时德国社会学要恢复运作，必须寻求国外的承认与援助。本土学者并不喜见以同盟国学者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因此向成立于意大利、以欧陆国家学者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社会学协会(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ociologie)寻求承认。海归派则向国际社会学会寻求支持。这场争执的结果是海归派获得胜利，德国社会学会成为国际社会学会的一员。

  第三，海归派的胜利是付出代价的。因为海归派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学会的承认，与美国在后面的支持与运作脱不了干系。海归派的胜利，亦意味着美国对德国社会学的掌控与支配。德国社会学会分会的设置争议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1955年，德国社会学会决议设置乡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与工业社会学四个分会。这四个分会的设置并不是因为德国优先需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而是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学会发展比较成熟、能够先大力援助的学科。美国于1956年授意德国社会学会需再成立“经验社会研究方法问题专业委员会”(Fachausschuss für Methodenfragen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主导德国社会学将定量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协助美国获得更多德国社会的实证资料。同时，美国还要求德国需以美国的标准制定学术评价体系。这一连串欲将德国社会学加以美国化的做法，在德国造成极大争议。定量研究并不是德国社会学的弱项，德国社会学会成立以来也不反对定量方法。事实上，德国社会学会在1911年就建立了统计研究部门；二战时期和战后初期，不论海归派还是本土派，也都进行了许多定量研究以帮助战时或战后的建设(虽然海归派在战时的协助对象不是德国)。但要建立一个专门指导部门，却让德国学者极为紧张。因为，二战时纳粹政府便为了强化政权与优生政策，非常赞赏与支持定量实证研究，然而这最终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悲剧。这让德国学者深深体会到，社会学若完全只以定量技术来主导整个学科的发展，很可能会让这个学科成为为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服务的傀儡而无助于改善社会。二战后许多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是由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责成进行的，这更让德国社会学界感到相当不舒服。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经验社会研究方法问题专业委员会还是在1961年无视质疑声浪而成立了，各种美国化的制度也被强制推动着。

  第四，德国从狄尔泰以来就有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因此照理说，德国社会学应有足够的理论资源，通过本土理论反抗美国化。然而“本土化”在当时却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原因是，本土化势必要回溯传统，但回溯传统等于是在缅怀1945年以前的德国，而这在当时极可能会被质疑留有纳粹思想。许多学者就是因为缅怀德国传统，而被莫名大加挞伐。本土化做法的不可行，也让德国社会学在面临美国化时，更加束手无策。

  总而言之，德国社会学战后重建受到两方夹击：一方是亟待挥去的纳粹阴霾，另一方是令人担忧却又无可奈何的美国化。不过，就在德国社会学界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和他出版的一本小书，却意外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即达伦多夫和他的《社会人》。

三、《社会人》

  今天，至少在英语学界和中国学界提到达伦多夫，无疑首先会将之视作冲突论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虽然以冲突论扬名国际，但在德国，人们却常首先把他视作角色理论家，而不一定会关注他的冲突理论。原因是，冲突论的崛起与英语社会学界当时想动摇帕森斯的霸主地位有关；但德国没有这样的脉络，所以冲突论在德国一直不温不火。反而达伦多夫的《社会人》所造成的角色之争，才是真正让他在德国社会学界声名鹊起的关键。

  《社会人》的主旨是想为德国批判性地引进一个英语学界当时较新、但(达伦多夫认为)在德国尚不为人知的重要社会学概念：社会角色。众所皆知，今天一般认为将戏剧领域的“角色”概念首先运用在社会科学上的是人类学家林顿。尔后帕森斯从功能论的取向进一步将之运用在社会学上。虽然美国社会学界从一开始就对功能论取向的角色理论提出许多批判与质疑，而且后来随着结构功能论的没落，各种不同取向的角色理论也浮出水面；但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功能论取向的角色理论依然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 “角色”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引起各方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概念被认为能够衔接微观和宏观的社会学讨论。不过对于达伦多夫来说，英美学界所提出的角色概念的重要性不只如此。

  达伦多夫在《社会人》里指出，之所以角色概念能够衔接宏观与微观的面向，是因为，一方面，对于所谓的宏观讨论来说，社会学从来也不可能真的脱离“人”而进行研究。只是宏观社会学相信或希望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可以适用于尽可能多的人。研究之所以能够涵盖到所有人，是因为人在生活、举止、该做与能做的各方面，可以一一被归类到各范畴；而这个范畴的最小单位，就是“角色”。就如同人口社会学，总是会根据如收入、性别、年龄等范畴划分出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所谓的微观社会学也总会希望自己的“小研究”可以获得“大启发”，即让自身在焦点范围内的研究，可以获得适用于尽可能大的类似范围的结果。因此微观社会学研究也依然会将所研究的个别对象，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中；而这个范畴的最大单位，就是角色，例如精神病患、大学教师等等。所以达伦多夫认为，虽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这个人不是现实的个体，而是某个角色承担者。于是，如果经济学所预设的“经济人”是功利的理性计算者；“心理人”是受情绪意识要素推动的个体——那么社会学所预设的人，“社会人”，就是社会角色。任何人，只要被置入某个角色，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个人就仿佛是一个早被熟识、且可以研究的对象。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置入某个角色，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学家来说就永远都是陌生的，甚至不存在于社会学家的视野。

  那么何谓社会角色？达伦多夫的界定与一般角色理论没有什么差异，都是意指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某一组由各种(包含举止与外貌的)规则、权利、义务、期待所构成的行为模式。个体只要不是遗世独立，就必定坐落其中，实践规则与满足被期待的行为模式。不过达伦多夫接下来的讨论就开始融入他自己的独特观点了。首先，他认为社会角色有三个重要特质。一、构成社会角色的各种行为模式，有独立于个体的客观性。二、这种行为模式是由社会决定的。三、角色行为模式对个体来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约束。基于这三个特质，达伦多夫认为，我们必须去追问两个问题：一、个体是如何成为角色的？二、角色约束力是怎么保证的？

  关于个体的角色化过程，达伦多夫认为主要有两个机制。一个是角色分配机制，包括被指派的与主动争取的。另一个机制，则是经过社会化过程而学习角色的各种规则与期待。当然，学习角色是一回事，要不要扮演角色则是另一回事。不过任何社会必然都会有约束机制，包括正面约束(奖励)与负面约束(惩罚)，迫使个体去扮演角色。但约束机制又是如何获得保证的呢？最具体的约束来源就是法律。然而达伦多夫指出，绝大多数的社会领域对角色的约束是更铺天盖地地来自许许多多的他人、制度。而且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约束，都不如一个事实来得更强而有力，即人唯有扮演角色并成为社会人，才能处于社会中，否则将无立身之地。如果在戏剧领域，一个人唯有扮演角色，才能站在舞台上，那么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在戏剧领域，一个人可以表演结束之后就脱离角色；但在社会领域，人无法脱离社会，没有“表演结束”可言，因此“必须扮演社会角色”这个事实是无处可逃的。这个事实，达伦多夫称为“令人生气的社会事实”。

  这种事实之所以“令人生气”，不只因为人们无处可逃，更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作为一个“整全的人”(ganzer Mensch)或“纯粹的人”(reiner Mensch)的可能性。社会人总是必须满足各种角色期待，但这些角色期待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而设置的，而是——用当时美国流行的功能论的说法解释——为了满足社会功能，以助于各个社会次系统的整合。这个人自己究竟是谁，有什么想法、个性，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扮演好角色，社会才会稳定、和谐。人必须成为社会人，而且为了成为社会人，必须把真正的自己从自身剥离开来。社会人如果想做回自己，等于是反社会、越轨。这使得真正的、完全的自己反而像是个错误。也就是说，社会人之所以是一种“令人生气”的社会事实，是因为它注定了人在社会里永远只能过着异化的生活。

  如果社会人注定异化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具体的解决之道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提出的。但达伦多夫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必须认知到自己眼中的人，是任何时刻都处于异化危机的社会人。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能只是单纯描述社会，还有责任要启蒙社会。因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会因为社会学家提出的研究结果与观念，改变自身的所作所为、运作形态。社会学家必须时时对自己和对社会进行批判，唯有如此，社会学家才能从一个社会阻碍变成一个推向自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让令人生气的社会事实和空虚的悲观幻象被扬弃成积极的现实、充盈着自由的时代。

四、角色之争

  《社会人》一出版，就获得德国学界极高的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本书是达伦多夫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这本书简单易懂，而且达伦多夫实际上也意在批评当时德国社会学家面对美国化时态度过于消极，没有尽到启蒙社会的责任，所以这本书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共鸣。不过因为达伦多夫预先采取的批判立场，使得这本书显得极端与片面。连达伦多夫自己后来都谦虚地自嘲《社会人》是“年少轻狂的错误”。所以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也遭到许多批评。不过当时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些批评与对批评的反驳，却为德国社会学开启了去美国化的契机。这些论战主要有三条轴线。

  (一)哲学人类学的批判与“绕道”的本土化

  第一条轴线，以普雷斯纳(Plessner)、盖伦(Arnold Gehlen)等人为代表。这条轴线指责达伦多夫将整全的人与社会人不恰当地对立起来。

  这条轴线的论点认为，达伦多夫将全人与社会人对立起来，其实暗含着德国一直以来惯于将自由的人类个体与压迫的社会相对立，这种对立是德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然而这种悲观的思维传统早该过时了。从人类本性来看，人从来不可能脱离社会，而是必然需要镶嵌进社会，进入人际互动关系网络当中才能存活下来。没有在社会中相互依存，人什么事也做不了，也就毫无自由可言。而人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正是因为人被赋予了各种社会角色，并经由相关制度的保障，让互不相识的个体们能悬置各种不确定性以进行互动。社会与角色不是个体的敌人；相反地，这两者正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当然，社会角色也可能会因为不好的社会制度而对个体产生压迫。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丢弃所有的制度和摆脱角色，而是应该要去思考如何能让制度成为保证人类自由的机制。盖伦不客气地指责达伦多夫表现得更像是一位政客，逾越了社会学家的本分。

  达伦多夫在面对《社会人》的众多批评时，曾惊讶地表示，他没有想到最先对《社会人》提出系统性批评的，竟是一群哲学人类学家。事实上，不只达伦多夫感到很惊讶，就连这些批评者，最初也没有想到会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批评。今天，普雷斯纳和盖伦被认为是哲学人类学在二战后的代表人物。但在角色之争之前，这两人知名度并不高，哲学人类学在社会学中一直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但正因为角色之争，让第一条论战轴线的许多参与者发现，原来他们的思想殊途同归。这群有相似思路的学者慢慢以“哲学人类学”之名凝聚在一起，造就了哲学人类学在战后的再发现，甚至哲学人类学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德国社会学的显学，普雷斯纳和盖伦也声名大噪。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学者的凝聚既然说是“殊途”同归，就意味着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理论资源。特别的是，虽然当时学者们若回溯德国1945年以前的思想，会容易造成争议；但他们却从《社会人》得到启发，发现可以从别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用担心引起争议的美国——去挖掘理论资源，包括原先萌芽自德国、但后来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的理论资源。当时第一条轴线的许多学者，便从美国那里找了舒茨(Alfred Schütz)与齐美尔的思想作为理论资源。齐美尔和舒茨虽然在二战前就已在德国(或德语学圈)出道了，但他们最初在德国本土并没有受到关注。反而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对齐美尔，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对舒茨的推崇，让此二人的思想在美国备受重视。一直到角色之争后，德国社会学界才从美国“引进”了舒茨和齐美尔的理论，进而联结德国社会学的传统思想。 “不允许本土化”的问题，在各学者批评《社会人》的过程中，竟找到了突破口。

  (二)微观社会学的批判与对美国社会学的反扑

  第二条轴线批评达伦多夫忽略了人们面对角色时的能动性。滕布鲁克(Friedrich Tenbruck)和巴尔特(Hans Paul Bahrdt)是这条轴线的代表人物。

  他们指出，达伦多夫仿佛认定社会角色是被预先构筑好的一套行为规则，人类在社会化后就被逼迫乖乖地扮演好角色。但这种预设完全忽略了人对于角色的主动且主观的认识过程，以及这种认识过程可能会带来的角色不一致现象；也没有看到很多现实情况下，角色并没有事先就被固定好的规则。而且美国被称作“象征互动论”的最新角色理论研究取向，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了。巴尔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位毕业后刚获得大学教职的新进讲师，第一次参加会议或登上讲台时，对于究竟该系什么领带、该如何举手投足，可能都会非常紧张和无所适从，因为“大学讲师”这个角色并没有关于这些细节的具体规定，大家也不一定对此抱有特定的事先期待。这位讲师必须要根据自己对于“大学讲师”这个角色的认知和想象，进行各种尝试，并且根据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作为。这位讲师不只是在一个复杂的主动认知过程当中，慢慢形塑出自身所扮演的角色的内涵，甚至有可能最后还做到了一些这个角色此前没有过的成就，反而为“大学讲师”这个角色再创造出了新的内涵。

  在滕布鲁克和巴尔特的“宣传”下，当时德国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原来美国新兴起了一波被称为“象征互动论”(以及差不多同时间开始兴起的、与象征互动论颇有亲近性的常人方法论)的微观社会学思潮。很多学者开始一窝蜂地关注美国的微观社会学理论。于是，这第二条论战轴线，在当时造就了一个“讨论美国最新的微观社会学理论，以此批评达伦多夫的《社会人》”的奇特热潮。这股热潮甚至超越了学界范围，在一般社会大众之间都广为人知。

  这条轴线表面上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带来了德国的“引入美国前沿理论(特别是微观社会学理论)”的热潮；但从深层来看，结果远不只如此。德国因角色之争而引入象征互动论后所进行的讨论有个特色，就是对这些美国理论钻研的广度和深度，远超过美国自身。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可以发现这至少带来两个结果。

  其一，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后来在探讨源于美国的理论时，有时反而还要向德国取经。约阿斯(Hans Joas)是德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代表。角色之争如火如荼之际，约阿斯是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角色之争的影响下，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汇整了美国当时最新的角色理论。这本论文后来正式出版，成为当时对美国角色理论整理得最全面的著作。之后他延续硕士学位论文，在博士阶段进一步钻研米德的理论，继而又再去探讨作为象征互动论重要基础之一的实用主义思想。约阿斯这些研究美国理论的著作，不但后来都被翻译成英文，而且对美国影响极大，常被认为是关于美国相关理论最重要的文献。这显然让本来被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严重影响的德国，因为把美国的理论研究得比美国还好，所以反过来对美国造成了影响，进而动摇了美国对德国的绝对支配程度。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称作“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

  其二，除了象征互动论、实用主义等理论之外，角色理论本身也在角色之争中得到深化，远远超过其原初在美国的样貌。这一点并没有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美国对如此“玄乎”的角色理论并不感兴趣。所以虽然美国学界知道达伦多夫有一本《社会人》，这本著作也有英译，但美国学界对此除了“有趣”之外，没给予太多评论。虽然美国没兴趣，但其他国家却颇重视。除了同为德语区的瑞士、奥地利之外，至少还有如荷兰、捷克甚至日本，都对角色之争以及由角色之争所深化的角色理论多有关注，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某些学者认为，角色之争发展出来的角色理论，已经成为不同于美国范式的另一种范式。这清楚反映出一个现象，即角色之争让德国社会学界在二战后，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正面关注，并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即便这个“国际”不包括美国，但丝毫不妨碍德国社会学结交到更多国际盟友，并在国际上发展出更强的话语权。而且就角色之争被认为发展出可视作不同于美国范式的另一个角色理论范式来看，这个国际话语权，甚至一定程度上还能与美国相抗衡。这个发展方向，也许可以称为“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

   (三)批判理论的正面声援

  既然说是“论战”，就意味着对《社会人》的各种讨论不是只有“反方”，并且也有“正方”。第三条论战轴线，即是为《社会人》辩护。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正方”的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首先同意“反方”的说法，即个体面对社会角色时不总是无能为力的。但哈贝马斯强调，个体也不总是有能动性的，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角色规范所压迫、异化的。社会学要去分析个体扮演角色时的能动性，顺便再批判一下达伦多夫，当然不是不行；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研究无助于改善生活。因为生活明明也有深受角色规范束缚的时候，既然如此，社会学难道不是更应该去批判这种异化时刻，并探讨如何从中获得解放吗？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指出，社会角色并非本来就是外在于个体的压迫性规范。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之后，因为社会分工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才造就了角色的外化与物化，让现代人面临一种新型的不自由。以此而言，《社会人》实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提供了非常深邃的洞见与理论资源。而且哈贝马斯也确实从《社会人》推导出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后来构成他的沟通行动理论中相当核心的批判性概念(如沟通行动与策略行动的二分)。

  除了哈贝马斯，也有不少学者相当拥护《社会人》，认为达伦多夫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批判视角。甚至还有学者因此猛烈地批判《社会人》的批评者。不过有趣的是，也有学者虽然一样赞同《社会人》，但却不见得因此对这本书抱持正面评价。这些学者同意，《社会人》对现实情况的描述的确非常贴切；但问题是，太贴切了。现代人的确因社会角色而被全面异化了。然而正因如此，所以任何想将人从角色中获得解放的想法，都无异于妄想。社会学家说能启蒙大众、带来解放，是否太天真了呢？

  相较于“反方”所产生的直接动摇美国对德国社会学的支配程度的效应，“正方”战线的后续影响是较有争议的。作为《社会人》主要捍卫者的哈贝马斯，虽然将《社会人》定位为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但批判理论在达伦多夫出道之前，就已经是很有活力的学派，角色之争不太可能对其产生什么实质影响。然而，由于批判理论学者参与了闹得沸沸扬扬的角色之争，使得社会大众更熟知批判理论的存在及其立场。因此有学者坚称，角色之争的“正方论点”，特别是哈贝马斯以“解放”这一词汇所放大的《社会人》的关怀，延续到了1961-1969年间的另一个事件：实证主义之争；并且这些学者认为，实证主义之争也对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产生莫大影响。不过，若稍微考察一下实证主义之争的经过，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实证主义之争始于阿多诺与波普尔(Karl Popper)在1961年于图宾根大学举办的德国社会学年会上某个单元的交流。在会议上，他们的交流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会后数年间，阿多诺和波普尔各自的支持者，哈贝马斯与阿伯特(Hans Albert)，却针对阿多诺和波普尔在会上的发言展开了辩论。当中较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将波普尔(及其支持者阿伯特)视为实证主义者。后来阿多诺竟也同意哈贝马斯的说法，将“实证主义”这个标签贴在波普尔头上。他最后收集了这些往来文献，于1969年编纂出版了论文集《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在论文集中，阿多诺加写了长篇导论抨击波普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人类希望探究物理世界，剖析与掌握世界运作的因果要素，以此控制自然。当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学也开始以实证主义方法作为榜样时，就意味着社会学家也不过是在把人物化成各种定量数据，并以此掌控人。社会学原本应该是一个追求解放人类并带来美好生活的学科，但像波普尔这类的实证主义者，让社会学变成一个奴役人的工具。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批评显然并不公允。因为，众所皆知，波普尔是一位强调“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实证主义批评者；他并不是实证主义者。然而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这些颇成问题的说法，竟受到学生的热烈爱戴，并且当时的社会学子们奉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为圭臬，极为偏激地抨击与摒弃定量实证研究。这至少造成了两个现象。第一，学生在摒弃定量实证研究之际，开始热切想学习定量实证之外的其他社会学研究取向。这让德国当时的定性研究与理论研究因应着学生的需求而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定量研究则被迫自我反思与改良。整个德国社会学开始从之前因美国化而过度朝定量实证研究倾斜的情况，转向了更多元的发展。第二，由于学生世代的反抗，各种被美国责成的学科发展方针——不论是制度方面定量研究的教学与科研，还是知识方面美式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都再也无法执行下去。于是在“实证主义之争”之后，德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与制度运作开始明显出现了夺回自治权的趋势，美国的支配力急速衰退。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虽然实证主义之争引起了这两个学科发展趋势，但并不是因为这场争论本身真的形成了什么学术发展策略而推动了社会学的去美国化。在实证主义之争发生的当时，德国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已普遍产生了反美情绪，甚至这样的情绪最终在1968年爆发了席卷全德国的学生运动。借“实证主义之争”以反抗定量实证方法，很大程度是当时学生运动非理性的反美手段之一。

  从实证主义之争的这些发展经过来看，可以发现“角色之争”与“实证主义之争”之间除了参与者有些重叠之外，其主题与内容都完全不同。达伦多夫的《社会人》并不反对实证主义，而是反对德国社会学面对美国化时过于消极，缺乏学科主体性，忽略了启蒙德国社会的责任。后来的整个角色之争也并不攻击实证主义，而是在攻击达伦多夫粗糙的论证，并无心插柳地形成重建学科主体性的学术发展策略。因此更多学者并不认为这两个争论事件有关联。而且，由于实证主义之争的兴起让德国社会学的注意力从达伦多夫转向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因此角色之争也随之逐渐沉寂。实证主义之争不但没有延续角色之争，反而还终止了角色之争。虽然角色之争随着实证主义之争的兴起而结束，但角色之争已然对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五、结语

  德国社会学的发展领先于国际，但德国社会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此的地位。相较于英、美、法、中等国家，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是较为晚近的。德国社会学在刚萌芽之际，就因为纳粹上台与二战的战败，差点胎死腹中。在二战结束后的重组与重建过程中，又面临“美国化”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达伦多夫于1958年出版的《社会人》意在借美国的角色理论讽刺德国当时面对美国化的软弱态度，意外引发了整个德国社会学界的“角色之争”，也带来了“去美国化”的契机。当然，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不是仅靠一场角色之争就办到的；但角色之争造就的一些效应，尤其是“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在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这段学术论战过程精彩而值得梳理之外，我们也应该可以在最后尝试初步思考，对于同样经历过学科停顿与重建，今天担负着建立本土社会理论话语体系与加强国际发言权任务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

  所谓的“借鉴”，并非意指将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策略直接套用到中国。因为中国与德国的学科发展历程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德国之所以面临美国化危机，是因为德国在二战后，连国家本身都被美国以军事手段分割与控制。德国的社会学美国化问题，是国家被直接侵占的结果。中国当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至于国际化，欧美诸国有相对类似的文化，其各自的学说也相对容易为彼此所接受，因此德国在进入欧美主流学圈方面本来就有优势。不过，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和中国的确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尤其是关于“学科主体性”的问题。

  中国社会学在发展之初，就注意到社会学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不能一味削(本土问题之)足以适(西方社会学之)履。早在1930年代，孙本文领军的综合学派和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便指出要发展符合中国实情的社会学理论，促使社会学为中国的建设发展服务。但在1979年学科重建之始，中国社会学为了赶紧“补课”，必须大量输入西方成熟的社会学研究，关于削足适履的担忧再次出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丰富的本土社会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意识与成果。但本土社会理论话语体系的建立，只是整个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任务的一部分。社会学的本土化除了旨在让社会学为本土社会服务，也是一种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或郑杭生所谓的“理论自觉”的表现。这种“自觉”起因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关注度不足，影响力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增强国际学界的话语权，避免处于西方社会学的附庸地位，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或“增强国际学界话语权”的问题，今天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可能的实践策略。这些探讨多认为，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或历史发展中，提炼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新概念，并将之推向国际学界，以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一席之地，亦即建立周晓虹所谓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是一种可能的出路。“多元化的普遍主义”至少包含两个重点。一是“多元化”，意指强化中国的本土研究，让中国经验足够扎实，以此成为国际上诸多值得借鉴的多元特殊性之一。二是“普遍主义”，亦即让中国社会学能联结起国际上的各个社会学，彼此相契合在一起，以提升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学科视野甚至是国际发言权。结合这两者，中国社会学方能“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而在这两者的结合方面，角色之争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考方向。德国社会学在战后面临着学科建制任务与美国化危机；这其实也就是一种学科主体性危机。而“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这两种方式却帮助德国社会学找到了出路。一方面，德国当时既然被迫接受美国社会学的支配，那么就索性将美国社会学吸收得比美国还要深刻，以此反过来促使美国向德国学习。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并非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德国凭借雄厚的学术实力，在国际上获得了诸多国际盟友的重视。即便由于战后美国对德国抱持着敌视态度，德国当时的“国际学术盟友”并不包含美国，但丝毫无损德国在国际学界所获取的支持以及因此而得到的地位。

  角色之争发展出的“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学科发展策略，对中国社会学“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的方针来说，可谓是一个具有扩展性的补充实践方案：“本土特质”除了意指发展中国本土概念、进行中国研究之外，也可以是将国际上各国社会问题及其思想观念当作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并且中国可以将之研究得比他们自己还透彻，使得他们还得反过来向中国学习。“国际视野”意指除了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之外，更包括与更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及其社会学有进一步的合作。更直接一点说，就是：将本土化定位为让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为中国社会学关心的问题，将迈向国际视野定位为从全世界更多的地方获得多元的承认，甚至成为这些地方的协助者。如此一来，中国社会学可以做到的不仅有“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让“本土特质即是国际视野”。

  以上只是在初步尝试提出角色之争可能为中国社会学带来的思考方向。但如本文开头所呈现的，这样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想象，单就本文如此三言两语，当然是不够的。这方面还需要未来再进行进一步更完整的论证。除此之外，本文呈现了德国社会学如何在美国化危机的背景下兴起“角色之争”，以及这场学术论战为其去美国化乃至于国际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正面效应；但如本文再三强调的，这并不是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历程的全部。一方面，美国化对德国来说虽然是一段危机，但这段“危机”也有一些不失正面意涵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及，德国也不乏美国定量社会学的支持者，这多少平衡了德国社会学最初形成之时略为偏颇的反实证主义思维模式。另外，例如美国的结构功能论，也随着美国化传到了德国，这为德国社会学提供了承先启后的重要理论资源。德国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无不是将结构功能论作为重要的出发点。美国化对德国社会学的影响是多样的，“危机”只是本文在有限的主旨与篇幅内呈现的其中一个面向而已。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之所以能摆脱美国化趋势，不只是因为角色之争，而且也与当时德国高校改革、“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高校学生、德国经济与外交发展变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从角色之争之外的其他因素来看德国社会学的那段历史，也可以构筑出另一种发展脉络并从中挖掘出不同的启发。以此而言，本文更多是提出一个楔子，更丰富的故事值得未来的研究再继续讲下去。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