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学的发展研究，多半强调各种结构约束，并将“约束”与“超越”间的张力，借由“国家能力大小”展现，形成了主张唯有国家强势，方能主导发展，从而促进增长的“国家能力解释”。但在检视其论证逻辑，并比对主要案例后，本文作者发现：国家能力解释往往难逃“循环论证”问题，因此弱化其经验验证、减损其理论意义。再进一步分析，论证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能力”概念不易厘清，研究者转而借助“能力后果”以判定能力强弱。但借由后果判定能力，又以能力解释后果，便难逃脱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为求有所改进，作者提出以独立于后果的“国家权力”，代替依赖于后果的“国家能力”，同时也建议改进案例选择策略，减少“就结果挑案例”的做法。

关键词：发展研究；国家能力；发展型国家；循环论证；案例选择

作者简介：耿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颖颖，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根据作者多年经验，一般社会现象当中，可以发展为经验命题的关系其实并不多见。而在这其中，还得见前人所未见，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面对各类因果命题的主张，我们最好能谨慎以对，因为学者所提出的，很可能仅是一组“循环论证”（tautology/circular reasoning）。基于作者所见，在“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当中，“国家能力解释”（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后文简称“能力解释”，也有称“国家解释”者）往往是循环论证的重灾区（后文将对此有所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能力解释”为例，说明其中逻辑缺陷，并尝试有所超越。

基于上述构想，本文将首先尝试厘清概念，辨析“效率解释”与“能力解释”。之后将梳理相关文献，以厘清能力解释的内涵，并通过范例研究，解说其论证形式，并展示其论证机制。在第三节中，作者将借助3 组典型案例，简单检测能力解释，并揭示其循环论证的倾向。第四节主要提出改进建议，包括以独立于后果的“国家权力”代替依赖于后果的“国家能力”，还涉及如何改进现有选样策略，避免“就结果挑案例”。第五节总结本文，呼吁发展研究学者提升方法自觉。

一、发展研究中的“效率”与“能力”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研究”，若论著出自经济学者，除普遍关注要素流动外，还受新古典学派影响，特别强调“效率问题”（Chenery & Srinivasan, 1988-2010; Desai & Potter ，2006）。若涉及具体发展策略，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策略是否有效”，并以策略效率解释成功与否，故属于“基于效率的解释”（efficiency-based explanations）。社会学的研究则不然，若以发展社会学为例，不论现代化理论、低度发展视角、国家发展理论（Webster, 1990；Barnett, 1988；So, 1990；萧新煌，1985；罗森堡，1988；庞建国，1993；徐泽民，2014），或其中各家各派的经典著作（Polanyi，1957；Moore，1964；Frank，1967；Wallerstein，1974；Evans，1979，1995；Tilly，1992），都或多或少暗含“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

为何如此？因为社会学的分析，起点往往是“既有结构”，与之拮抗的则为“改造力量”，两者互动便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便与经济学大异其趣——学者未必在乎策略本身，反更关注策略背后的社会结构——例如，为何有的案例能够拿出有效政策，有的却不能？为何有的案例能够贯彻所采取的政策，而有的做不到？这其中“结构约束”与“国家能动”间的张力，往往就是通过“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得以体现的。若进一步延伸，我们就能得到所谓“国家能力解释”，即“只有国家具备相当能力，方能主导转型，从而促进增长”（朱天飚，2006：85-103；耿曙、陈玮，2019）。

当然，不止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发展研究也反复强调“国家能力”，故不妨将其称为“基于能力的解释”（capacity-based explanations）。若对照上述两类视角，“基于效率的解释”其实是无关结构的解释。因为唯有排除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才能进行简单干净的效率推导（巴德汉、尤迪，2002：1-3）。但只要不罔顾现实，就得承认：任何国家重大举措，都无法置身社会结构之外——若真能回避结构约束，也是基于特定结构条件。经济学者缪尔达尔（Myrdal, 2017）便强调：发展动力从来都酝酿于政治、社会环境中，也深受政治、社会体制的约束。而上述社会、政治条件对发展进程的影响，又只有在“能力解释”中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米格代尔，2013）。

当此经济范式蔚为潮流之际，环顾发展研究领域，也似乎唯有“能力解释”能与“效率解释”相抗衡，且不断对其有所针砭。但作者却在检阅文献、推敲论证逻辑后，发现此类论证中经常存在“循环论证”问题，并因此削弱理论意义，不利论证检验。因此，为免“效率解释”成为唯一的选项，因此而“只见经济理性，无视社会/政治理性”，作者乃希望通过改进案例方法，尝试挽救上述“能力解释”。

二、国家能力解释的由来与论证

何谓能力解释？若宽泛界定，则强调国家角色者几乎均可纳入能力解释范畴；但若严格界说，就唯有以“国家能力”强弱作为“原因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且以“发展绩效”好坏作为“结果变量”（outcome variable）的，才是标准的解释。进一步考究，能力解释又可再分为两种：“侧重过程”与“侧重结果”，论证形式各不相同。为能清晰掌握，作者将先追溯其由来，作为后续讨论基础。

（一）理论源流与发展

能力解释主要源于后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因此可以追溯至李斯特（Friedrich List），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1961）。李氏作为发展学者，其各种理论主张，均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针锋相对。虽然都在回应“重商主义”立论，但斯密站在领先国家角度，发展他的自由主义体系；李氏则置身后进国家阵营，谋划经济赶超对策，从而催生以“国家能力”为中心的理论雏形。根据李氏所见，后发国家难以在自由竞争下取得发展，必须厉行贸易保护、培育企业产能。为此，李氏奔走高呼，要求国家培养能力，同时扶持经济。

在资本主义扩张、世界体系成形的背景下，类似见解时有出现，但或止步于学界清谈，或仅限于具体对策，直到格申克龙（2010）方才形成系统的解释框架。格氏在总结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追赶经验后，认为面对国际竞争、体制冲突，后进者只能参考先进经验，通过国家主导，形成替代制度，动员内外资源，全力逆势追赶。上述见解提出之时，恰逢“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渐趋式微，“找回国家”思潮（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席卷发展研究，之后又与“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相互呼应，终于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激荡出国家研究的热潮。其中，“找回国家”运动虽聚焦西欧国家建设，却特别突出“国家能力”，一方面进行概念建构，另一方面呼唤“国家中心的分析”（埃文斯等，2009：10-27）。

经过前人积累，能力解释渐趋成熟，今因学科不同，分属社会、经济、管理三个领域，但都侧重国家介入，突出能力影响。其中，居于理论内核者，即前述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凸显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国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Gereffi & Wyman，1991；Evans，1995；Chan, Clark & Lam, 1998；Leys，2009；Carroll & Jarvis，2017；Centeno, Kohli & Yashar，2017；Haggard，2018）。以其奠基者之一的约翰逊（2010）对日本的分析为例，日本政府不仅维护市场体制、保持经济稳定，更有计划地引导资源投入，通过各种扶持政策，推动战略产业发展。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出台切合需要的产业政策，有赖其背后凝聚的官僚集团、密切的政商联系。在约翰逊看来，上述做法正是“国家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发展型国家阵营外，还有以经济学研究者为主的“历史学派”或“新李斯特学派”，强调国家能力在先进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该领域代表学者如张夏准（2009）、赖纳特（2010）、赫德森（2010）等，他们虽置身经济学科，却质疑自由主义立场、挑战新古典方法，属于其中的非主流阵营（贾根良，2015）。上举各家虽各有看法，但都强调历史经验，同时侧重结构约束。如张夏准便认为，今日的发达国家均曾处于追赶阶段，也皆借助国家多方介入，全力扶持产业发展，却在取得领先之后，回头倡导自由贸易、呼吁政府退出，可说是过河拆桥。

第三个领域处于产业研究与管理学科，其研究对象锁定在部门或企业。虽然更加突出企业能力，但也兼顾国家能力，因为对后进国家而言，企业有赖国家扶持与培养。例如传统上归为“发展型国家”阵营的安士敦（Amsden，1992）便特别强调产业能力的培育。据其所见，后发国家的追赶发展，必须仰赖以技术引进、消化应用为中心的仿效学习。以韩国的赶超过程为例，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奖励措施与监督机制：为鼓励企业学习，政府实行奖惩激励；而为让奖惩手段生效，政府需建立监督机制。而此类奖惩、监督能否有效落实，才是后发国家追赶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两类不同的论证形式

上述各家理论解释虽各有侧重，却都强调国家能力。作者就其论证形式，分辨出两类论证。一类侧重“国家能力”如何决定“发展结果”；另一类则强调“国家能力”如何影响“发展历程”。两类形式虽有不同，但均聚焦于国家能力。毕竟，国家能力不足，则既无力主导发展策略，更无从影响发展绩效。但进一步分辨，如果国家不具备相当能力，无法落实发展策略，则发展绩效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即便国家完全落实了发展策略，发展绩效是好是坏也非定数。

换个角度看，发展研究中侧重国家角色者，莫不强调发挥影响的工具——“产业政策”（Johnson，1984；Graham，1992）。因此，可以产业政策为基准，将国家能力运作分为“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两个阶段。前述“侧重过程”的论证更加强调政策执行——国家能力越强，越能瓦解抗拒、贯彻意志，越能充分主导、落实政策。“侧重结果”的论证则不但要求政策落实，还涉及政策决策；既要求充分主导，还必须妥善规划，才能实现发展绩效。后者关键在于决策质量——国家能力越强，越能穿透社会、汲取信息，越能掌握情况、有效决策。这是从政策过程角度对两种形式的能力解释所做的区分。

延伸上述考察，还会发现，政策的决策与执行两个阶段所涉及的国家能力也不尽相同。“执行阶段”既然要求瓦解抗拒，贯彻意志，就更强调暴力性质的国家能力，或者如迈克尔·曼（Mann，1988）所言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决策阶段”看重的是信息汲取、掌握情况，自然侧重沟通形式的国家能力，亦即曼氏所谓的“基制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因此，前述“侧重过程”的能力论证，较关注国家是否具备专制性权力；“侧重结果”的能力论证，则既强调专制权力，也不忽视基制权力，否则无缘达成发展最终目标。综合上述讨论，国家能力解释分据三个理论阵营，形成两种论证形式，各有前提条件与侧重（见表1）。

三、质疑国家能力解释：案例检验与逻辑陷阱

能力解释在发展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所持主张是否符合经验史实？下面将对学界反复提及的日、韩、中等案例进行检测，并在考察的过程中，尝试发掘能力解释的优点与不足。

（一）三组东亚案例的经验检测

在进行案例检测之前必须说明：虽然相关讨论不少，却鲜见系统的命检测（Centeno, Kohli & Yashar，2017: 1-31）。能力解释所涉概念模糊，不同案例的能力强弱，真可谓言人人殊。故在充分厘清概念前，很难进行“跨/多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有鉴于此，作者乃代以“同/内案例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控制案例，考察内部各个节点变异，以检测“能力强弱”与“策略主导/成果好坏”的关系。此法乃基于“控制下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思路，较“跨/多案例分析”更容易落实，也更便于展开系统比较。

首先聚焦日本案例。先看国家是否主导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原型”，日本的经济体制转型发轫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时间早于自民党政潮（以1994 年新进党成立为标志）。因此，日本更可能是因为经济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而非能力弱化导致经济失控。这与能力解释的预期明显相悖。若再转向发展成果好坏问题，则可说自1985 年《广场协定》签订后，日本便无法再维持“战后体制”，自此出口逐渐衰退、房市畸形繁荣，最终房市泡沫破灭。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经济下行，主要应归因于结构环境，尤其是国际结构，并非政治动荡、能力衰微（陈玮、耿曙，2017；斋藤淳，2017；朱尔茜、宋顺峰，2019）。这个趋势也不太符合能力解释。

再看韩国案例。若聚焦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可以看到，虽然当时是首任民选总统金泳三执政，但危机期间经济、社会方面的各种调整，却与国内政治/国家能力关系甚微，主要还是为应对国际形势冲击（哈格德，2009）。这也不符合能力解释预期。从发展结果来说，韩国“政府-金融-财阀（chaebol）”三位一体，既创造了当时的高速增长，也引致了日后的金融崩溃。常量不适合解释变量，也不能充分体现能力解释所长（陈玮、耿曙，2017；朴昌根，2012；康灿雄，2017）。

最后再看新兴的巨型“发展型国家”中国，考察其体制转型的前因后果。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家部分退出、引进市场机制，但不难发现：中国推动改革，主要出于国家自主选择；改革转型前后，国家始终保有强大能力。换言之，国家退出经济干预，绝非国家能力变化所致。这与能力解释预期不符。就发展成果来看，可考察其近年的经济起伏情况：自2010 年之后，国际环境丕变，改革红利衰减，为应对内外挑战，国家能力逆势加强（辛向阳，2019）；但鉴于产业结构滞后，国家主动牺牲增长，转而推动结构转型。换言之，经济绩效的变化走势也非国家能力的线性反映（耿曙、刘红芹，2018）。作者将上述论证与案例匹配的情况整理为表2。

上述验证小结如下：首先，本文采用“同案例分析”，较之前学者惯用的“跨案例对照”更为可靠，检测情况显示，“国家能力”强弱与“是否主导/成果好坏”间并不存在系统关联。换言之，能力解释效力并未得到支撑。但让人费解的是，即便与案例抵触明显，此类论证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何以至此？对此，作者判断问题在于其中的“循环论证”，掩饰了案例与论证间的扞格，让案例无从挑战论证，论证也失去改进机会，所得结论自然无法让人信服。

（二）论证缺陷的由来：重访经典研究

通过前述案例检验，作者判断其中存在“循环论证”问题，此处将再就几项经典研究，进一步确认问题根源。

首先看“国家能力”与“发展主导”的关系。前述所举经典文献，如约翰逊（2010）、韦德（1994）与安士敦（Amsden，1992）等的研究，多未充分说明案例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反而通过各种大小事例，显示政策充分落实，反衬国家能力强大。但如此一来，此类论证就犯了“概念滑转”（conceptual shift）的错误。由于“能力”界定抽象模糊，难有统一考察标准，学者便将对“能力后果”的考察，用来厘清、判定“能力本身”。此类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此后若再以国家“能力强弱”来解释“能力后果”，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循环陷阱中。

当然，在一众案例研究中，埃文斯（Evans, 1995）特别强调理论建构。此处且以埃氏论著为例，考察其能否免于自我循环。埃文斯首先提出了“嵌入自主”( embedded autonomy) 概念，点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核心要件，从而解释其产业政策为何有效。据其研究，嵌入自主分为两个维度，分别刻画了国家能力的两个侧面: 其一是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自主”，其二是国家对社会的“嵌入”。前者指的是国家内部结构，后者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主管部门和产业集团的互动。据此，埃文斯提出“国家能力”强弱与“工业转型”是否成功的假说：既高度自主又兼具深度嵌入者，才算得上“发展型国家”——官僚体制高度凝聚，不致被利益集团俘获；又因制度上与企业紧密相联，有利于出台适当的扶持政策。他继续以韩国（高自主-深嵌入）、巴西（高自主-浅嵌入）、印度（低自主-深嵌入）、扎伊尔（低自主-浅嵌入）为例，展示国家能力与工业转型间的关系。

细究埃氏论述，尽管结构关系清晰，但若涉及能力界定，依然关系不清，语焉未详。因其一则未界定国家能力，二则未说明如何判断。虽然提出了自主、嵌入两项要件，但也仅止于概念层次，无助于具体考察。两者能否兼容，将如何调和，结果又如何考察，也均未明言。其次，结构层面的嵌入自主能否保证决策质量，又与各类“角色类型”何干，前后又如何考察厘清，也都未曾有所交代。如埃氏引为论据的两组案例——日、韩与韩、巴、印——各个国家能力如何，最终发展绩效又如何，同样未加明确界定。由此可知，埃文斯的案例研究只是在其2×2 的概念框架中，各举符合论证的例子罢了，只有举例展示的意义，并无论证检测的价值，自然也就不能帮助检测概念滑转了。

（三）能力解释与循环论证

综上，采取能力解释的经典研究均未斟酌研究设计并展开案例检测，最终纷纷沦为“循环论证”的猎物。落入循环论证将造成何种后果？首先，在严重的循环论证中，论证前提就是论证结论，所以论证只是自我循环、同义反复。若用因果关系表述，则循环论证是用自身解释自身——“原因变量”与“结果变量”或者同为一物，或者极其类似，或者无法切割。因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来自因果影响，而是概念相似与重叠。也因此，相关与否并无意义。无怪张五常称其为“空洞无物”（张五常，2010：41-46）。其次，循环论证无须验证。既然论证结论可自前提推论得出，何必证明其成立与否？因此，所有的验证努力，所有的案例支撑，其实都是白耗功夫。更关键的是，由于案例必然符合预期，案例自然难以挑战论证，进而失去通过案例比对，来帮助否证、修正论证的机会。

四、如何改进能力解释？核心概念与选样策略

经济发展事关国家能力，但能力解释却深陷自我循环。有鉴于此，作者尝试提出建议，追溯问题源起，从而对症下药。

（一）论证为何自我循环？

循环论证从何而来？不妨回顾一下之前的检测：为何做“跨案例比较”，论证看似合理，而进行“同案例比较”，结果就令人质疑？根据作者分析，问题起于：概念难以捉摸，考察因此滑转，这才陷入自我循环。上述论证滑脱过程，关键在于：（1）概念抽象模糊，转由（2）关系角度理解，同时（3）制约选样策略，终而形成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的起点，在所关注概念（“国家能力”）过于模糊，不易清晰捕捉。“国家能力”为何难以界定？首先，如何理解国家能力，对此言人人殊，未达成起码共识。学术先驱如斯考切波（2009：2-52）、米格代尔（2012）、迈克尔·曼（Mann, 1988：1-32）等人，从讨论国家-社会对抗、国家-社会独立到国家-社会协调，彼此各有角度，甚至相互诘难。其次，若再论及具体概念内涵（譬如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等），则各方歧见更甚。最后，若论及更加具体的“概念赋值”，研究者更是无所适从（王绍光，2014）。换言之，“能力”概念模糊，是一切纷扰的本源。

上述的众说纷纭、各弹各调（incommensurability problem），还因“跨案例比较”而愈加突出。跨国比较的基础是概念的“跨背景/情境适用”（concept travelling）。如果未能实现跨背景的“意义/功能相匹”（functionally equivalent），概念自难相互比较。故所谓比较分析，实不啻自由抒发。举例而言，如果置身迥异背景——如美国与伊朗——学者如何判别二者国家能力？既难判定国家强弱，自然无从确认“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越快”之类论断。这是为何“跨案例比较”结论往往说得过去，一旦做“同案例比较”，即能看出大谬不然。

综上，由于概念考察不易，学者便容易“借关系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国家能力”便轻易滑向“能力后果”（Centeno, Kohli & Yashar，2017：4-5）。但何谓“借关系理解”？原来概念的捕捉，既可基于主体自身，也能借助主客关系。前者只需专注主体，后者则赖主客互动、客体变化等，以厘清与掌握主体。例如判断国家能力高低，既可专注考察“国家”特征，也可借助能力后果。如“国家能否影响社会”便属“借关系理解”。由于预设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如国家强社会必弱，社会弱国家必强），若能借关系理解，就能轻松解决“国家能力”问题。换言之，两种考察方式——基于能力自身，或基于能力后果——属于相互替代的界定手段：前者运用有碍，后者随即取代。若考察国家能力不易，学者便转向能力后果。

举例而言，在“侧重过程”的能力论证中，学者不知国家能力是否强大，乃代以国家能否贯彻意志（get things done）；而“侧重结果”的论证中，学者难知国家能力是否全面，故借助经济增长是否成效显著来帮助判断。但在上述推论过程中，“国家能力如何”已被悄悄替换为“能力后果如何”，这就为循环论证开了方便之门。

上述概念层面的模糊虽然引致了“循环论证”，但受其影响的案例选择策略才是将其进一步落实，终至谬以千里的关键。案例选择如何为概念界定所左右？如前所述，凡当“国家能力”模糊，往往滑转为“能力后果”。而在因果论证中，前者为“原因变量”，后者则为“结果变量”，学者既然只能掌握后者，案例选择也仅能参考后者，最终便成“就结果变量选样”（case selection on the basis of outcomes/dependent variable）。就方法论角度而言，此种选样策略容易导致选样偏差，走向推论误谬（Geddes，1990；金、基欧汉、维巴，2014）。

何以至此？首先，若就“结果变量”选择案例，往往获致“删截样本”（truncated sample）；可是若无全幅样本，很难避免“选择偏误”（selectivity/selection bias）。其次，此种抽样策略不但无法做到公平随机，也无法避免遗漏反例，不利于系统验证推论。例如若就发展表现抽样，容易聚焦特异案例，一旦缺乏其他案例，或将导致抽样偏误，此中典型即为“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只就成者纵论成败，却忘世间犹有败者（Xu et al.，2011；Otten & Bams，2004）。最后，研究者若持特定论点，借由案例阐述，此时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已知影响后果，据此回头筛选案例，做法无异于刻意抽样，结论则更可恣意炮制。因此，“就结果变量选样”的案例研究，虽有助于说明情况，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假说论证。

综上，“概念模糊”与“结果选样”两类问题，可以说相因相生，由此不但循环论证无从解决，还将因为抽样偏误回避经验挑战。换言之，虽然“由果溯因”（abduction）是社会科学沿用已久的推理程序 ，但在探求两者关系时，必须紧扣两者界说，避免概念的混淆，造成“以果定因”式的论证；同时在利用案例检证时，也要通过有意识的案例设计，提防可能的选样偏误，以免弱化案例否证/修正论证的价值。

（二）改进研究概念：不再“以果定因”

那么，国家能力解释如何从循环论证中解套？由于作为问题的循环论证既牵涉“概念界定”，又事关“抽样策略”，作者尝试对症下药，提出三组改进方案。

首先，仍是概念界定问题。能力解释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源于概念模糊，继之以关系理解。因此，作者建议釜底抽薪，截断“以果定因”之途。具体做法是引入“国家权力”以替代“国家能力”，作为论证核心要素（theoretical constructs）。由于判断“能力”有无强弱的标准在于“能否”改变现状，因此必然联系后果。相较之下，“权力”虽可借由后果界定——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对于权力的界定，就是通过“权力影响”回头考察——但却并非必须如此，权力仍可独立于后果观察。因此，将“国家能力”代以“国家权力”，将是避免循环论证的起点。

其次，若问“概念滑转”根源，答案还在概念本身含混。因此，仅以“权力”替换“能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后续还得提出具体考察办法，且要求无须诉诸能力后果。基于前项条件，考察国家权力，概念必须清晰明确，便于判定厘清，无须诉诸结果。此外，由于权力的内涵丰富，还当兼纳各面——如暴力手段、物质基础、文化说服等——如此既不致偏颇，概念也更加稳健，不致向其后果倾斜。因此，在考察国家权力时，不妨针对“国家”本身，将组织、结构等内在特性（如内部凝聚、沟通渠道、分配制度等）或者足以构成权力基础（如所控武力、所握资源、所享威望等）的普遍意义上的权力资源，作为判定凭借。综上所述，一旦成功发展多元指标体系，研究均有标准可依，自可减少对后果的依赖，也有助于厘清权力本身。

再次，前述“关系性的理解”之所以成立，简化的“相对关系”是其分析立论的前提。这类似于斯考切波式框架的预设：“国家强必社会弱、国家弱必社会强。”此类框架源于二元对立思考：在经过简化后，唯存作为能力主体的“国家”与能力客体的“社会”，两者因此相因相生。若能摒弃二元对立，便可分别厘清国家、社会能力，避免概念滑转问题。其做法如米格代尔式（2012）的“交叉分析”（2×2 框架），分别考察国家与社会权力——可能两者均强、两者均弱，或一弱一强——换言之，国家、社会相互独立考察，便不致通过社会权力推论国家权力。此外，若将“国家-社会”二元关系丰富为“国家-企业-社团”（独立工会、第三部门）的联系，或将国家黑箱打开，视其为多部门、多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再分别与社会相联系。两者也都有助于超越二元简化关系，避免来回互推式的概念厘清。

（三）调整选样策略：提防选样偏误

就研究论证而言，循环论证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自我循环、空洞无物，更在于脱离经验、难以改进。后者应归咎于“选样策略”，也就是“就结果变量选样”。正如之前所述，选样策略的问题源于概念模糊，概念既已厘清，自可改进策略。作者对此也有三项建议：（1）根据原因选择案例；（2）选择关键案例；（3）进行同/内案例分析。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依据原因变量选样，不但可避免选样偏误，若能据此进行研究设计，还能减少案例需求，研究因此省时省事。相关设计如基于“区段选样”（systematic sampling）或“分层选样”（stratified sampling），不同组别，每组各取案例；或采用“极大变异选样”（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针对国家能力，选择极大-极小-居中三类案例，分别考察其发展主导与成效（吉尔林，2017；耿曙，2019）。

其次，基于研究假说，选择“异端案例”（deviant case，即反例）或“关键案例”（crucial/critical cases）进行检测。由于两者均对假说构成较大挑战，因此检测意义远超一般案例。其中异端案例乃明显有悖研究论证者，如新加坡之于“发展-民主”假说。关键案例则分“最难成立案例”（least likely cases）与“最易成立案例”（most likely cases），两者不论成立与否，都能更有力地支撑假说（耿曙，2019）。

最后，多考虑“同/内案例分析”，其具体操作已展示于前。此类论证策略，一方面有利于控制大量“恒定”变量，从而聚焦少量“变异”变量，在“其他情况类似”（ceteris paribus）基础上展开论证，取得“准实验/控制-比较”效果。另一方面，因其侧重案例本身变化，而非不同案例差别，概念适用问题较小。因此，同/内案例分析——或更加精巧的设计如“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methods）、“吻合分析”（congruence analysis）等（Bennett & Checke，2015；Beach & Pedersen, 2016，269-336；Wauters & Beach, 2018）——均有助于检查推论，强化论证，超越前述经典研究中简单、粗略的“跨/多案例分析”。综上所述，作者针对能力解释，就研究概念与选样策略，提出如表3 所示的6项改进方案。

五、发展研究与案例方法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多由经济学科主导，往往忽略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因此时或有悖史实，使论证成为空中楼阁。所幸经济学科之外，无论社会、政治还是历史领域的发展研究，还能基于实际发展经验，同时强调结构约束，通过个案事例检验，避免空谈妄语。因此，正因经济学主导，更需维护能力解释。但如本文发现，能力解释自身存在不足，常陷循环论证，一则削弱案例支撑，学界未必信服；再则不利于经验检验，无助于论证改进。有鉴于此，作者针对概念界定与论证框架，提出从方法角度检讨改进，尝试从既往逻辑陷阱中拯救能力解释。

然而，为何论证存在不足，学者却毫无自觉？根据作者判断，问题在于缺乏方法意识。我们不妨以此为准，区别两个世代的案例研究——其分水岭应在1994 年前后（金、基欧汉、维巴，2014：导言；耿曙，2015；王炳权，2020）。在此节点之前，无论中外，学界多取传统归纳途径；无怪上述所举诸家，难逃循环论证陷阱。若从这个角度观察，本文看似检讨能力解释，实则不限特定解释，关键在于引进案例设计，改进传统案例研究。

对照两个世代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传统途径重在描述发现并提出假说，因此并不讲求界定清晰，也不严格选择案例。例如前述能力解释的各家观点，多着重理解、描述情况，概念只是描述工具，故使用随意，强调生动刻画，只要能够沟通，界说并不严格。例如埃文斯（1995）提出的国家角色类型——造物主、监护人、助产士、培育方四类——这类意象虽然鲜活，但作者究竟何指？彼此如何区别？如何具体适用？读毕全书依旧无解。其次，传统途径着重假说形成，多从显见后果入手，追溯归纳共有前提，并在形成假说之后，借由案例展示说明。如果遵循上述流程，案例选择常有偏误，诸如自我循环、偏爱合意、遗漏反例等。论证可能存在误谬，学者却毫不自知。若从方法角度考察，传统案例研究虽然长于描绘，却止步于提炼假说；由于未经系统验证，研究只算完成一半，结论无法让人信服。

反观新一代比较案例研究，多数具备方法素养，普遍事先设计，尤其强调严谨的因果推论。由于其研究目的多半在于理论对话，要求先提出研究假说，继之以系统案例验证，同时反复检测，最终才敢得出结论。由于要求检验论证，概念必须清晰明确，否则无法适用推理。本文所举能力解释，其中概念模糊之弊，作者反复厘清之苦，充分反映了“概念厘清乃经验验证的前提”。同时，也因强调论证验证，必须重视研究设计——尤其是案例选择，此乃案例比较方法的内核——诸如所持理论假说为何？如何选择案例？怎么在避免偏误的同时还能事半功倍？本文针对能力解释提出多种改进方案，涉及各类选样策略，例如就原因选样、选关键案例、同案例比较等。而各种建议目的都在于验证假说。换言之，对于新一代案例研究而言，唯有基于理论建构，展开理论对话，责求理论验证，才能积累科学知识，促进学科进步（耿曙、陈玮，2013；臧雷振、陈鹏，2015；叶成城、唐世平，2019；游宇、陈超，2020）。

由于概念界定、循环论证之类问题，传统研究中比比皆是，本文从小处说，意在改进能力解释；从大处说，乃以能力解释为例，展示案例方法的重要性。根据作者所见，无论是否限于发展领域，国内的案例研究均不宜局限于传统途径，止步于描绘情况，辅之以假说例示，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严谨论证却仍然有限。在这层意义上，本文乃以比较方法为对象，以国家能力解释为例，说明如何利用比较案例方法，提炼出适合我国参考的发展理论。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