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实践

文军 王谦

原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内容提要：对于作为现代性产物和对实践具有强烈反思性的社会学而言，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国家的出现正是转型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根源。当学者们将目光投诸于各种层面的社会转型研究时，建立在转型国家多元现代性基础之上并经由“社会转型”而成的“转型社会”，越来越具备一种类型化特征。从聚焦“社会转型”扩展到对“转型社会”的研究，“转型社会”正成为当代转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在转型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作为“转型社会”的特殊样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为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践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社会转型社会学中国实践

回顾整个社会学诞生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主线下社会时代背景与理论实践之间相互交织的变奏。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正是对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所引发的一系列时代脉动的敏锐洞察和学术反应的结果。当然社会学的使命非止于此，社会学的反思性让社会学和其所对应的社会实践对象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阐释”（double hermeneutic）的关系，在彼此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也在重构着它所诠释的社会生活领域。①正是源于社会学所具有的反思性，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每一次急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都无不伴随着社会学的自我革新与成长，并催生出与现代性命运交错辉映的新的理论形态和学术增长点。这其中，以“社会转型”及其相应的“转型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出现，则正是这个大转型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变迁机理和社会学学科进一步发展深化的共同产物。

一、从社会转型到转型社会：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缘起

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国家不断涌现的今天，社会转型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理论态势，它一方面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剧烈性，正如吉登斯（A.Giddens）在其《现代性后果》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②，另一方面，它也为社会学学科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以及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如果对社会转型研究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几类重要的研究脉络，分别是宏观视角下将社会转型视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的社会文化转型研究，中观视角下将社会转型聚焦于市场转型以及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其他领域的变化的研究，特殊视角下将社会转型限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研究，以及社会技术视角下将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的转型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切入点对社会转型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丰硕研究成果，都无不在向世人证明一个大转型时代的到来。当转型国家的不断涌现以至人们用过去的知识经验越来越难以解释这个充满断裂和不确定性的社会时，当“悬而未决”“现代性之未竟”“生活在未来之中”等学术表达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时，转型社会学作为对当下复杂社会变迁的回应以及社会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开始逐渐兴起并越来越具备独立的可能，它关注的正是当下建立在转型国家多元现代性基础之上并经由社会转型而成的“转型社会”。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转型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主题，以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的转型社会学研究，围绕社会转型的目标、过程、特征、内容、动力机制等问题的探讨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同视角下对社会转型内涵的解读存在差异，社会转型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也存在着多种分析路径，如将社会转型视为一种社会事实、价值取向、社会行动、手段方法以及视为一种理论范式等。③但不可否任的一个事实在于，经由社会转型而形成的“转型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说刚刚兴起的转型社会学更多关注“社会转型”本身，那么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以及“转型社会”的出现，转型社会学从聚焦“社会转型”延伸到聚焦更广泛的“转型社会”的研究，将极大程度促进转型社会学的繁荣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转型社会”真的存在吗？第二，作为新时期转型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强调“转型社会”的意义何在？

“转型社会”存在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社会学的“社会”情结。对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而言，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解读是五花八门的，基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延伸出来的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互动论之间的交锋至今仍无定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社会”概念本身更是陷入到被解构甚至被摧毁的危机中。对“社会”的不同诠释最终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而每一类关于“社会”的理论解释，实际上都是用一种技术的话语对“社会”的化约，“社会及其现象的真正意义是体现在其流动性和韧性之中的”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转型社会”的话，无论是将“转型社会”视为一种社会事实，还是视为一个概念分析工具，它实际上都是一种人为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某个动态阶段或者某个侧面的表征而已，但前提是这种建构是合乎事实和逻辑的。因此，这里对“转型社会”是否存在的探讨，实际上是落脚于对“转型社会”是否反映了“社会”诸多面向中真实的一面且具备了某种独立的类型化特征的分析之上。一切正如发展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讨论一样，当发展学者用两种社会类型来定义两类时空进程中彼此相对立的社会形态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与其说是两类真正独立的社会存在，不如说是基于韦伯笔下的理想类型对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中的不同表征所做出的一种类型化建构⑤，一旦“社会”随时空发生变化时，这种建构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现代化阶段，“现代社会”几乎与民族国家同义，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变迁下的社会转型超越或模糊了以往民族国家的边界，让作为社会同义语的“民族国家显得太小而难于解决太大问题，同时它又显得太大而难于解决小的问题”⑥。这就需要及时跟进和调整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而“转型社会”作为一种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类型，它对新时期社会本质特征的刻画让其具备了存在的合法性。

事实上，“转型社会”在今天发展社会学的学术谱系中并不算是一个新鲜词汇，它不时出现在发展社会学者关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论述中。但更多时候学者们对“转型社会”概念的使用，更像是“社会转型”的替代性用语，或者仅作为一种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性背景而存在，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转型社会”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或者概念分析工具的价值所在，很少赋予“转型社会”以独立的类型学解读。⑦即便是将“转型社会”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来看待，也基本被框定在导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社会类型分析中，一种年代语音论（chronophonism）⑧的论调若隐若现于其间。在全球化、工业化、市场转型三股相互影响又各自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宏观力量冲击下⑨，尽管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存在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学者们关于社会转型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其实更多仍是服务于对转型中或者转型后“现代社会”的研究上。无论社会转型最终导向哪一种现代社会，当前的社会转型研究都事先预设了一种价值判断于其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社会”作为连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中间环节，其重要性更容易被忽视。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转型国家开始出现并冲击着人们对社会转型的认知，转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元现代性为“转型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现实依据。与此同时，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思潮,各种“终结”说的盛行⑩，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张力，都在向世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正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转型社会”正朝我们走来。“转型社会”作为一个很难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去框定的社会存在，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转型过渡阶段，而是一个越来越具备独立特质的社会类型——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生机和风险并存，充满不确定性、自反性。这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现代社会”应该具备的特征，也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就能结束的转型过程，身处于“转型社会”的人们尽管能从目标上预设一个大致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转型社会”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却仍然茫然不知，价值预设对于“转型社会”而言虽然可行但却难以控制。总之，“转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它是一个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自反性的社会，是一个打破了价值预设强调价值祛魅的社会，更是一个立足于自身转型过程没有任何参照的社会。身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人们，很难像以往讨论“现代社会”一样去给出一个关于什么是好社会的答案，因为今天的社会相对于以往任何一个可参照的社会而言，它有着更多的正面和负面的特征，它在今日有可能是较好的，也可能是较差的。［11］“转型社会”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一起多元共存于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

“转型社会”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当下复杂社会变迁的认知，也进一步打破了以往社会转型研究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视角，使得转型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动态化和实践化。［12］从聚焦“社会转型”扩展到对“转型社会”的研究，“转型社会”应成为当代转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转变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拓宽了转型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将转型社会学研究从传统社会学理论热衷于社会“现代性命运”的讨论中抽离出来，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地专注于对当下“转型社会”的内涵、特征、形成机制、理想类型等问题的探讨。无论是亨廷顿眼中“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3］，还是吉登斯笔下对现代性的双重性即“现代性具有象征理性、进步、安全的一面和导致极权主义、核战争、生态危机等阴暗的一面”的揭示，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衍生出了人们对当下社会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探讨：一种被称为“千禧年主题”，即对充满理性的社会之未来报以乐观展望，另一种被称为“启示录主题”，即对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未来发展报以悲观等待。［14］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由于多受制于“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视角，始终跳不出对“现代社会”命运进行观照的桎梏，但一旦我们充分认识到经由社会转型而形成的“转型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形态的重要性，转型社会学的研究就有可能摆脱“现代社会”现代性命运的羁绊，而专注于对当下社会转型过程和“转型社会”特征的讨论中，这将极大程度地推动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与此同时，如果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话，“转型社会”的提出对于转型社会学学科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往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在现实研究中多表述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研究基本被框定于一种导向“现代社会”的过程机制研究——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社会转型的研究往往被置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中进行，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往往成为诸多不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目标的原因所在。从聚焦社会转型到聚焦“转型社会”，某种意义上可以打破一种价值预设，使得转型社会学获得新的学术生命力，从而推动转型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当然，无论是将转型社会学继续置于发展社会学学科之下进行一种新发展范式的建构，还是将转型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于发展社会学之外的学科单独进行建设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社会学的反思性将随着对“转型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为转型社会学学科最终走向成熟和独立创造条件。

二、中国经验：转型社会学的中国立场及实践

在这场���纪交替的大转型浪潮中，中国社会作为若干“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典型样本，为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践。无论是从哪一种视角来分析和探讨中国的社会转型，针对中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大批中外学者的目光，并存在着与西方社会转型研究相似的研究视域和主题。正是感知到全球化的时代脉动以及处于世纪转折点上的世界社会学的复杂动态和生机，中国社会学研究也显得异常活跃［15］，特别是其中以社会转型为主题的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可以说植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为转型社会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和理论实践。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转型社会学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转型社会的经验以及中国本土社会转型研究实践在转型社会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中去挖掘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应有之意以及厘清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的作用和立场。

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主流叙事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往往是将中国社会搁置于“现代性他者”的位置上，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为检视西方现代社会普世价值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要么被用于印证西方社会现代性的优越，要么被当作被动接受西方现代性影响之下产生的某种结果，“冲击—回应”模式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学者解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经典范式。［16］哪怕是中国本土学者在研究中国自身转型发展问题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对西方社会理论从早期移植借鉴到后来的融合反思过程。针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始终摆脱不了西方式学术话语的掣肘。近代以来率先崛起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深深影响着当代世界的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话语权领域。当然在这场被视为始于西方国家现代性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普适性和特殊性、国际性与本土性、单一性和多元性等并存不悖的复杂属性也为学术界诸多理论交锋埋下伏笔。今天，伴随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独特转型经验的增多以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增强，学者们已从过往的单一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争论中渐渐抽离出来，开始正视现代性“他者”的立场和作用。“去西方化”（de-westernized）开始成为越来越多非西方学者甚至部分西方学者的价值诉求。［17］

聚焦到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上，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各个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让中国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从学习效仿现代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到探索中国独立发展模式，从“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的论争中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市场转型道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至沓来的“终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从早期重视经济发展到今天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从影响全球的“华盛顿共识”的衰落到“北京共识”的提出［18］，中国转型社会的独特经验作为全球化舞台上区别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案例，越来越具备特殊的理论意涵和学术价值。基于中国转型实践而形成的诸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体验、中国理论等蕴含中国特色的理论归纳开始见诸各种各样的中外学术研讨中，推动着整个转型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中国的转型实践丰富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转型国家的多样化态势。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经典社会转型语境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不以西方国家现代性为参照的转型发展之路，为转型社会学研究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与样板。其次，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经验拓宽了以往社会转型的研究思路，为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建构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发生既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也不同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伴随政体断裂的急剧转型［19］，这有助于社会转型研究跳出传统西方现代化研究理路以及反思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存在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取向，从而为转型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开拓视野。最后，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社会转型研究在尽可能消解西方中心主义对转型社会学的影响上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大转型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围绕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为中外研究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尽管这些研究中仍不乏对中国社会转型带有偏见的解读，但其中中国学者在中国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交锋中所做出的主体性呼吁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力图真正了解中国所做的“他者化”的努力，为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去西方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和其他西方科学一起传入中国，正是中国学者在动荡的旧中国社会寻找经世致用的救世良方所致，它要解决的就是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动乱的社会中如何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问题。这也使得社会学在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简单的移植和不加分析批判的使用成为一种学术常态。虽然其间不乏吴文藻、孙本文、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中国社会学界本土化意识的整体觉醒更多体现在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最为深刻又充满未知且颇具创新的社会转型，这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发展契机。当社会学者们发现用西方的理论知识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转型的现实问题时，社会学的本土化成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同仁共同的诉求。［21］这其中，有学者寄希望于在强调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加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西方理论的融合与反思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有学者主张彻底脱离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依附，通过扎根于当下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去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强调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去汲取养分以创设出真正契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理论，但无论哪一种本土化的努力，其背后的动因都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实践亟需能真正解决中国转型问题理论的指导，同时也是正在转型中崛起的中国彰显学术自信和寻求学术话语权的需要。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一代代中国学者针对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提出了很多颇具建树的理论和观点。［22］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20世纪社会学恢复重建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今天［23］，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却仍然任重道远，“食土不化”“食洋不化”以及学术话语的碎片化仍是摆在倡导社会学本土化学者面前的难题。

反思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困境，除了在中西学术思想的碰撞中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创新、制度保障、本土问题意识培养之外，也许更为紧迫的还在于如何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既能够整合当下呈碎片化的中国本土化社会学知识，又能够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张力中回应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为下一步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创造条件。在这样的氛围下，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转型社会学的构建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宏大的社会转型正是孕育当前各种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土壤，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破解全球化社会转型中普遍性问题与特殊性问题之间关系的需要。事实上，中国社会学界从来不缺少探索本土化理论的能力和勇气，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也展现出其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品格［24］，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缺少的也许是一个凝练学界同仁智慧的理论框架以及一个开放式的能达成最大化共识的学术共同体。简言之，中国社会学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构建自己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实现“全球化视角，本土化行动”，那么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经验的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建构，就有可能在连接全球化转型研究和中国本土化理论建设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转型论争，但中国转型社会学的发展却可以在不断累积研究转型中国的新知识、新理论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服务。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在于面向全球化转型去挖掘地方知识的独特性与代表性，突破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对世界发展和转型研究的宰制，以真正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地位，与此同时，在面向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去凝练基于当代中国转型实践的社会学理论，探索解释中国转型社会更具开发性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为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构议题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到了这场全球化的转型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在各自导向现代性的过程中面临着相似的或者特殊的转型问题。历史向人们证明了社会越是处于急剧变革的年代，社会科学越容易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的反思性，或者说社会学研究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特性完全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从学科的角度来重构新的发展社会学或开辟一门转型社会学，以更好地回应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诸多现象。［25］当然，无论是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还是世界范围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目前都还处于一个范式形成的阶段，至少今天的社会转型研究还很难彻底脱离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和理论视角。［26］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来探讨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深水区的转型国家里，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构具有长期性、紧迫性、必要性、探索性等诸多特点。

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是一个充满挑战且异常艰巨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转型社会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自反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征途中，我们还没能从长期以来对西方社会学固有的理论脉络和学术思想的牵绊中独立出来，就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长河中和当下的转型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既能与西方转型理论对话又能整合当下中国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它需要更多社会学同仁共同的努力。在中国转型社会学建构的过程中，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是必要的，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在与世界社会转型研究的勾连中建构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研究体系。中国的转型社会学要立足自身走向世界，与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之间的联通与对话非常重要，它必须能回应西方社会转型研究提出的一些关键议题，并在建构过程中结合中国转型实践提供具有普遍价值的解释框架。其中，厘清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1.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二元分析视角对西方社会转型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伴随着对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在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上显得不那么截然对立，但直到今天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线性社会转型思想仍牢牢占据着社会转型研究的主流地位。中国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有必要突出“转型社会”的独特意涵，将融传统与现代特征为一体且充满矛盾对立的“转型社会”从传统与现代二元分析框架中剥离出来，某种意义上说，“转型社会”不再是导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过渡阶段，它本身就有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流动性、不稳定性、多元性等都是“转型社会”的特征，如何从中国“转型社会”的日常实践中去捕捉、验证、提炼、归纳出“转型社会”的本质内涵与特征是中国转型社会学建构的重要内容。

2.社会转型中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全球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转型往往是引发其他社会领域变革的基础。如何考量全球化中市场转型背后的运作逻辑以及市场转型与国家调控、市场转型、社会分层及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成为解决全球化社会转型问题的关键。当西方的社会转型研究在强调市场自由主义与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之间来回激荡时，当市场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需要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中国转型社会学的构建可以从中国转型社会的独特经验中去回应如何在国家高度干预的背景中同时促进经济领域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领域的稳定建设与培育，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市场、国家和社会在转型社会分析框架之下的关系模式以及经验教训。

3.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再解读。20世纪末发生在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使得中外学者都充分意识到��它对于世界社会转型实践以及社会学研究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很多学者看来，它甚至直接构成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真正视域。但在如何解读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上，学者之间却存在不同的理论判断，有人将之视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有人将之视为导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还有人主张从文明转型视角来解读这一社会转型，这就需要中国转型社会学在建构过程中予以明确的定位与回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转型社会学不应该将研究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上，也不应该仅从比较资本主义框架中去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而是应该在重视社会主义国家独特转型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放在全球化社会变迁背景中去和其他不同类别的转型国家进行比较。

4.导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模式的建构。今天，导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型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技术研究框架。如何根据每个“转型社会”的不同特点，在复杂和多维的转型情境中让转型尽可能朝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这就需要解答好“转型社会”背后的动力运行机制问题。中国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必须从全球化的外部驱动和“转型社会”自身的内在驱动之间的张力中，去发现影响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益或有害的因素，并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和预警机制，以最大程度保证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

除了回应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外，整合和吸收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的优秀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在立足于中国转型实践的研究中，郑杭生教授的“广义转型论”中关于转型社会、转型度与转型势等问题的阐述，李培林教授将社会结构转型视为影响社会发展趋势和资源配置方向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社会结构转型论”，孙立平教授将社会转型理论视为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并进一步形成“实践取向的社会转型理论”，以及郭于华教授、沈原教授在转型社会学论纲以及转型社会学关键议题讨论中做出的理论阐述，都为中国转型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积淀。在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建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结合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实践，去吸收和甄别这些理论中合理化的因素，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开放的转型社会学研究框架。在这个研究框架中，至少目前我们需要重点建构的几个维度包括：（1）社会转型的结构维度，主要讨论宏观层面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的改变；（2）社会转型的过程维度，主要讨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转型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等问题，以及社会转型过程的运行机制；（3）社会转型的特征维度，主要讨论中国转型社会的不确定性、流动性、风险性、多元性以及其他尚未被发现的特征如何体现在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4）社会转型的方向维度，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通过转型来实现；（5）社会转型的方法维度，将结构制度研究与实践过程研究相结合，在重视社会转型宏观层面的结构制度变迁时，也关注社会转型中观和微观层面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也许还在于如何打通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连接——社会转型在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改变，如何作用于社会中个体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变化又如何反映了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四、总结与反思

“生活在现代世界，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地驾驶的小车之中”［27］，这也许是对我们当下生活于斯的“转型社会”一个最为贴切的描述。对于这样一个很难被驾驭的现代“转型社会”，应该如何认清其内涵、特征、过程、动力和转型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尽其所能地维持“秩序感”与“方向感”之间的平衡，是摆在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政策研究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解之题。尽管之前不同学科领域对于社会发展类似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但这些仍不足以应付当下这个充满变数的“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需要在跨学科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更为聚焦、更为专业的研究框架。其中，专注于当下“转型社会”研究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当占据先机的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转变，从市场转型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从文化传统到现代文明的转变，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实践，从社会技术分析社会转型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去把脉社会转型背后的规律时，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风格和话语体系始终影响着人们关于社会转型的认知与判断。虽然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元化的“转型社会”需要有更多不同立场和不同学术传统的研究参与进来，从不同的社会转型实践中去进一步比较和挖掘“转型社会”的丰富内涵。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社会转型研究尽管成果颇多但却至今未能形成一个专门研究“转型社会”且令人信服的理论范式，这就为立足中国转型实践，以研究“转型社会”为己任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出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实践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转型浪潮中，虽然不及西方现代转型国家那样拥有“先发”优势，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变化却足以在世界转型舞台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仍处在战乱阴影下且社会经济条件极端落后的一个“后发”国家，在经历了转型的磨砺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将之作为“转型社会”的一个经典样本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凝练更为具体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在吸收借鉴西方转型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中国转型实践特色，对西方转型研究中的不合理因素予以批判和回应，真正建构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引领“转型社会”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范式。

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道路和学科自主性，体现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就是要以“转型”这一既契合时代主题又凝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转型实践的视角，去探索和建立起一整套系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和学科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并产生全球性学术影响的体现。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用一种“东方主义”的学术立场去对抗“西方主义”的学术偏见，而是强调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学术平台上，通过挖掘非西方国家具有本土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理论，通过与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之间的对话交流，真正建构起全球化背景下能真实反映“转型社会”本质特征的转型社会学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构建，至少为同样处于非西方国家阵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类似的社会转型困境时，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发展模式的参照。但这种参照与以往强调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转型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是以承认每个转型国家独特的社会转型经验为前提的，正是对每个转型国家独特转型经验的认同和尊重，使得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普遍性价值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此，还需要中国社会学共同体持之以恒的努力！

①②［2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版，第13、4、47页。

③［12］文军：《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实践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

④Martin Albrow, Elizabeth King,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Yublications,1990, p.163.

⑤文军、王谦：《在反思中前行：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⑥社会学家贝尔的经典言论，它反映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推拉。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⑦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可查阅到的分别以“社会转型”和“转型社会”为主题的中外文献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中得到一定印证。以中国知网为例，截止到2017年10月31日，以“社会转型”为主题检索的文献数量为19482篇，以“转型社会”为主题检索的文献数量为1452篇，二者之间的比例达13∶1。

⑧年代语音论往往认为时间是编年的或线性的。参见［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⑨吕鹏认为，有必要对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市场转型三类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的宏观逻辑进行区分，因为每一种逻辑背后实际上都对应着一种具有因果解释力的元理论，分别是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参见吕鹏《新古典社会学的宏图与迷思——以多元转型绩效比较为切口的批判性综述》，《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⑩马克思主义终结、社会主义终结、历史终结、民族国家终结、家庭终结、科学的终结、时代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甚至“终结”的终结等，几乎任何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制度都有人用一本书来宣布它的死亡。［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1页。

［11］克内尔、纳塞希：《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6页。

［1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4］关于现代性命运“千禧年主题”和“启示录主题”的讨论参见J.C.Alexander, S. Seidma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转引自肖文明《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5］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理论构建的有益尝试》，载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社会转型加速期现代性特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2页。

［16］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7］瑟伯恩在其《通往现代之路》一文中就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假设一个“大统合者”的存在，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就要去西方化。Goran Therborn,“Routes To/Through Modernity”，in M.Featherstone, S.Lash, R.Robertson（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5,p.137.

［18］“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政策和模式，具体内容详见Williamson J.,“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Law and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 Vol. 15,Issue 1,2009,pp. 9～10.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9］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非连续性之上的社会转型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参见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0］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者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主编一系列以“亚洲转型”为主题的丛书，其中多数著作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在20、21世纪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Elizabeth J.Perry,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2010. Peter Hays Gries, Stanley Rosen,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2004. Vacl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21］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支持本土化和反对本土化学者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知识的跨情境效度”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两个方面。参见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2］从早期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倡导的中国社区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以瞿秋白、李达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再到当代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谢立中的后社会学研究、陆学艺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孙立平的实践社会学研究、周晓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研究、贺雪峰的华中乡土学研究等，几代中国学者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2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4］［法］罗兰：《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25］Edward C. Webster, “The Sociology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Social Dynamics, Vol.24. Issue 2, 1998, pp.117～129.

［26］这也是当下部分学者在如何看待发展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分歧的地方，有学者主张将转型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范式进行建构，有学者主张在发展社会学的框架下重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参见文军、王谦《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会发展学院教授；王谦，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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