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物质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凡五十年，在政治文化及公众意见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该理论的前提预设、内在逻辑及经验应用也面临诸如欧美中心主义视角、线性历史观、忽略价值多层次动态变迁等批评。后物质主义理论支持者亦不断修订理论，并试图为近年来的价值观变迁图景提供更准确的解释。本文对后物质主义理论源流进行回顾和梳理，特别是对该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和争鸣进行评述，亦提出了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和建议。本文还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81—2020）的分析，指出许多社会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退潮现象，并基于此，对该理论在经验世界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新趋势作了阐述和总结。

关键词：后物质主义理论；公众意见；价值观变迁；政治文化；现代化理论

作者简介：张汇泉，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一、引言

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于2021年5月因病辞世。他以在政治文化、公众意见等研究领域的贡献，特别是其“后物质主义”理论蜚声学界。以他的名篇《欧洲寂静的革命：论后工业社会的代际变迁》（Inglehart，1971）发表为起点，后物质主义理论问世已满50年。50余年来，该理论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变迁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在公众意见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Abramson，2011；Inglehart，1990；Inglehart & Baker，2000），但该理论也面临学界对于其观点、方法和经验等方面的广泛批评（Brym，2016；Bomhoff & Gu，2012；Dunlap & York，2008；Haller，2002；Seligson，2002；Zhang & Brym，2019）。在学界争鸣的过程中，后物质主义理论自身不断得到完善、细化和修订，也试图焕发新的理论生命力（Inglehart，2016；Norris & Inglehart，2019；Welzel，2012）。后物质主义理论最初是基于欧美社会的战后政治文化变迁所作的总结，因其高度概括性和解释力引发了广泛回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随着环保、身份政治、动物保护等非传统议题在欧美社会影响日益增大，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认可和探讨（Inglehart，1990；Inglehart & Baker，2000）。

随着众多学者（周穗明，1998；冯仕政，2003；李路路、范文，2016；韦尔泽等，2012；王正绪，2012；王正绪、游宇，2012）的译介，后物质主义理论及其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获得了我国学界长期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后，学者对于后物质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有诸多争论（Zhang,Brym & Andersen，2017；丛日云、王路遥，2013；高海燕等，2022；李路路、范文，2016；曾竞，2018）。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意见和价值观的形成机制相应发生变化。每当特定热点事件发生时，不同地区、群体、代际之间常发生观点的碰撞和交锋；这一方面给社会治理和社会团结带来考验，另一方面也为公众意见研究领域提出了新课题。例如，长期经济繁荣会让年轻代际拥抱某种共同价值，还是导致价值的分化？后物质主义理论所预期的观念现代化，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是否仍然适用于理解当前技术条件和媒体环境下的观念形成、价值变迁？

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地缘格局的变迁引发了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动。特别是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政治价值观都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后物质主义理论也遭遇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挑战。笔者将这些挑战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后物质主义理论最初是基于欧美社会经验总结而来，不免带有欧美中心主义视角，往往不适用于解读非欧美社会的价值变迁模式；其次，该理论沿袭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史观与进步史观，对于许多价值维度采取诸如“物质-后物质”“保守-开明”等颇具价值预设的二元对立划分，且对欧美社会近年来出现的右翼崛起、保守态度回潮等趋势缺乏解释力；再次，该理论对于价值变迁的社会内群体差异关注不够，也忽略了不同层次上价值变迁的影响因素和博弈过程。

本文意在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对该理论面临的批评，以及后物质主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的辩护和修正做一回顾。同时，本文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作为数据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价值观的历时趋势和代际变迁进行分析。本文对多个价值维度的历时分析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欧美社会还是其他地区，均有大量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后物质主义理论预期的那样，在不同价值维度上渐趋开明；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呈现日渐保守的态势。本文对价值观的人口代际趋势分析发现，年轻代际也没有较前辈更支持后物质主义理念。上述事实一方面佐证了近年来世界各地涌现的政治文化保守趋势，另一方面也挑战了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论述。依据上述经验证据，笔者对价值观的最新趋势进行了归纳和评述，并试图对后物质主义理论应如何回应上述挑战提出了建议。

二、后物质主义理论五十年：源流与发展

（一）从“寂静的革命”到后物质主义理论

英格尔哈特于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现象主要是指当时欧美社会的如下政治文化趋势：一是以阶级身份和经济关切为核心的传统政治议题，让位于非经济关切的议题（如环保、动物保护、认同政治）；二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代际人口，在新兴议题上的偏好出现了与战前几代人的显著的差异。后物质主义理论对此的解释是：战后发达工业社会长期繁荣，经济和社会秩序上的安全稳定带来民众价值理念的变化。这种因物质繁荣和生存安全得到解决，个人价值关切跃迁到“更高层次”的逻辑，正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1943）契合。

在20世纪70—80年代，后物质主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综合了下列多个机制的理论体系：二战后，欧美社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繁荣与和平，失业和犯罪率较低，社会福利充裕；富足社会中的居民，更有可能获得物质上的安全感（“经济安全机制”）。相比于中老年人，较年轻的战后几代人在繁荣环境中成长，完成了价值观的社会化；且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会固着并稳定下来，影响后半生的价值取向（“社会化机制”）。随着代际更替及同侪影响，上述价值观念变迁趋势在年轻群体中不断强化，秉持后物质主义理念的人群逐步构成社会的中坚（“代际更替机制”）。

综上所述，经济安全、观念社会化和人口代际更替等机制，合力塑造出一个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流观念的“后物质社会”，并且带来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参见Inglehart，1971；Inglehart & Rabier，1986）。1990年，英格尔哈特将其多年来的学术观点集成为又一部探讨政治文化的经典著作——《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变迁》（Inglehart，2018[1990]），该书除了论及发达国家的后物质主义趋势，还将其视域拓展到日本等亚洲社会。尽管英格尔哈特承认其主张的价值变迁机制尚缺乏因果证据，但他仍对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而来的价值观的“开明进步”总体态势抱有乐观预期。

（二）从后物质主义理论到现代化理论

冷战结束后，不少西方理论家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现代化终将带来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抱有积极期望（Fukuyama，1989）。秉承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的学者，试图拓展该理论的解释边界；他们一方面继续深耕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变迁，另一方面也在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地区，至少是这些社会的中产阶层中观察到了契合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许多证据。但是上述冷战结束后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发现，不免带有目的论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沾染意识形态意味（庄梅茜，2022）。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争鸣，特别是欧美社会之外的经验研究蓬勃发展，针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也不断涌现。

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后物质主义的意涵不清、定义不明，包罗万象但概念失焦；理论视域涵盖太广，反而损害了其解释力。换言之，当我们把数十年来一切较为“进步”的价值观变迁，都看作“后物质主义”观念的表征，又把现代化过程中的物质文明进步都视为价值变迁的动因，也就封堵了该理论被严格证伪的可能性（Warwick，1998）。第二，后物质主义相关研究在方法上也面临质疑，如指标构建的信度、效度，以及指标的跨文化可比性等议题（Davis & Davenport，1999）。第三，经验上面临挑战。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如后物质主义理论所预期的文化变迁，但依然有诸多国家、地区和群体，并未如理论预期般融入这股潮流。例如部分中东欧、东南亚以及拉美社会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较高，却依然在宗教和性别议题上抱有较为保守的态度（Bomhoff & Gu，2012）。在这些经验现象上，保守主义理论，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Huntington，2000）等论题更切合实际，认为不同文化间基础价值的差异难以通过进一步现代化和全球化来弥合。

面对上述质疑，后物质主义理论阵营中的学者们也给出了许多回应，以巩固后物质主义理论体系（Inglehart & Norris，2003）。一方面，学者们不断拓展并丰富了后物质主义价值及理论的内涵，纳入了诸如人本主义、自我表达、个性解放等维度的价值观念，并将后物质主义理论逐渐发展、融入现代化理论。后物质主义理论也在逐渐吸收来自文化冲突论的理论养分，例如承认文化传统、宗教背景和政治环境对公众意见的长期形塑力以及路径依赖效应等（Inglehart & Baker，2000）

三、21世纪以来的理论和经验挑战

21世纪以来，针对后物质主义理论局限性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笔者在此将这些批评进行归纳，并择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欧美中心主义视角与文化异质性：后物质主义的适用边界

后物质主义理论发端于对二战后欧美社会政治价值变迁的观察，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中心主义的色彩（庄梅茜，2022）。简言之，它把欧美社会的特殊经验当作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将欧美社会的一些现象，当作具有广泛解释力、适用于其他地区的一般机制；将根植于欧美社会特殊文化传统的概念、指标，不加分辨地移植到其他文化区域。在后物质主义相关的论述和后续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将理论推及国际的尝试。相应地，许多学者质疑该理论的适用性，认为其不适用于文化和政治背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非欧美或非基督教社会（Davis & Davenport，1999；Martinez-Alier，2003；Zhang，2018）。

不少研究都指出，后物质主义理论仅仅源于对二战后到冷战结束这个特殊历史片段的截取和对欧美发达工业社会的局部观察（Warwick，1998）；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国家”等发展迅速的地区，却并没有在价值观上完全遵循欧美社会的路径(Brym，2016)。这其中，文化和制度扮演的角色不可不察（Bomhoff & Gu，2012；Chang & Chu，2006；王正绪，2012）。近年来，随着一些跨国数据库的积累和多层线性模型等分析方法日臻成熟，相关比较研究逐渐完善了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检验。例如笔者基于前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即发现，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变迁不仅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换言之，价值变迁的模式，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迥然不同乃至相反的路径（Zhang，2020；Zhang & Brym，2019）。

面对中国价值观念变迁的经验事实，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则更加明显。近年来，学界对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变迁有丰富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概括（刘少杰，2007；朱斌、李路路，2015）。李路路、范文（2016）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主张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与精神兼顾的世俗主义”，并且发现中国民众政治参与需求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呈现下降趋势。以上研究表明，后物质主义理论的简单线性预期并不适用于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价值维度上甚至较部分发达国家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例如性别平等这样一些深受革命左翼传统和国家动员体制影响的理念（朱斌、李路路，2015）。以上发现均非后物质主义理论所能涵盖。对于上述理论与经验间的张力，笔者近期的研究（张汇泉，2022）从测量和操作化以及指标适用性等方面指出了后物质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不足；王正绪、赵茜（2022）以及庄梅茜（2022）等学者则从理论角度出发，指出后物质主义理论化、概念化以及操作化过程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上探讨提醒我们注意后物质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注意价值变迁所根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

（二）二元对立、线性史观与欧美社会生存危机的再现

即使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主要适用的欧美发达国家，该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方面，后物质主义理论假设的价值观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依然是经济因素，这种单变量解释未免失之简单；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理论将一些理念标定为先进，将另一些价值标定为落后，存在主观预设和偏倚。该理论基于这种二元对立划分，主张“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保守走向开明”的“进步史观”与“线性史观”，遮蔽了现实的丰富性，也不断被学者批评。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不少社会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死灰复燃，其中有些甚至再次对居民的经济保障、人身安全等基本福祉构成了威胁。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再次面临质疑。

首先，后物质主义理论早在奠基时已存在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截然二分的底色。例如，学者们常常把环境保护、民权保障作为“后物质主义”价值排序中的“高阶议题”“进步价值”来看待。“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中的后物质主义综合指数，就设定了“维持社会稳定、确保物价稳定”“/促进公民参与、保障言论自由”的二元对立选项。言下之意，在上述选项中优先重视经济议题的，必然是物质主义者；关切个人权益和自我表达的必然是后物质主义者。后继许多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指标建构，例如将“优先经济”与“优先环保”作为二元对立、互斥和彼此替代的指标。

然而这种截然二分并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观察。这些价值观念未必互斥：富裕阶层未必更重视环保，社会中下阶层也未必对环保和个人权利缺乏关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其社会中下层成员因个人生活遭遇资本和权力的侵犯而产生了强烈的权利意识。又比如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学者发现外国资本涌入后主导的开发项目和当地生活秩序发生激烈冲突；那些抵抗资本扩张、反对环境破坏、主张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群体，往往是当地中下阶层的居民。他们未必富有，但是信仰佛教、天主教或其他本土信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和生活方式有很深的感情，对环境污染高度警惕（Darlington，1998）。特别是经济开发带来的回报在社会上的分配高度不均，其后果往往是富了少数、害了多数（Hochschild，2018）。这种来自中下阶层或贫困阶层，反对资本破坏环境、分配不公的环保理念，被学者称为“穷人的环保主义”（Martinez-Alier,2003）。这类源于宗教信仰和个人处境，并由社会中下层引领的价值变迁，显然不能由后物质主义理论来解释（Dunlap & York，2008）。

其次是21世纪以来，“9·11”恐怖袭击及后续一系列袭击事件带来的恐怖主义担忧，在欧美国家引发了广泛的针对移民、难民等问题的争议（Lucassen & Lubbers，2012）。难民移民问题、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文化冲突、第二代移民融合困难、青年失业、财政负担等积弊交织在一起，成为长期困扰欧美社会的顽疾沉疴（Dancygier & Laitin,2014）。此外欧美社会内部的发展放缓、贫富分化、产业外移、失业率上升等困局，都让利益受损阶层产生了相对剥夺感（Hochschild，2018）。在这种情势下，即使我们接纳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假设，也不免得出结论：随着发达国家社会危机的逐渐抬头，特别是失业与犯罪等危及民众基本福祉的社会问题长期盘踞不去，社会上必然产生相应的价值回潮。

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后物质主义理论内部出发，由其自身前提推导得出如下结论：欧美社会部分阶层群体，会放弃对移民政策的宽容态度，重新强调文化主体性和传统价值；会进一步拥抱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上述预测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不断成为现实。其中，标志性事件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08—2012）、“茶党”运动以及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欧洲诸多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乃至执政等（Lucassen & Lubbers，2012；Norris & Inglehart，2019）。

现实中发生的激烈政治变动与后物质主义理论的预期迥然不同。英格尔哈特本人在近年的研究中也曾承认诸如民粹主义高涨等趋势正在欧美地区愈演愈烈（Norris & Inglehart，2019）。这不禁让我们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产生怀疑：价值观能否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去解读？假使可以，历史是否必然呈线性增长？价值观是否必然走向开明？假设物质环境的丰裕可以带来价值观的开明，那么社会危机的重临是否会引发民众重新走向焦虑、保守与排外？以上诸多问题都成为后物质主义理论在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多层动态博弈中的价值观变迁：全球化、地缘政治变动和民粹主义回潮

笔者还想指出，除了欧美中心主义、线性史观等理论缺陷，后物质主义理论和相关经验研究也常陷入层次上的模糊、混淆及简单化等问题（Haller，2002；Seligson，2002）。在单个国家和地区内部，此类问题反映为分析单位上的层次谬误；在更宏观的角度，后物质主义理论忽略了地缘政治要素和国家与非国家、超国家实体作为单元引发的价值观念变化，如国家间、地区间、民族间的动态博弈、合作及冲突所带来的社会和个人层次的价值变迁；又如跨国公司、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作为新兴主体引发价值变迁的巨大潜能。

首先，许多后物质主义范式研究存在为人诟病的层次谬误。后物质主义理论试图描绘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总体图景，我们也确实在欧美社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发现了社会的富裕和价值观变迁的共变趋势。然而，价值观变迁归根结底还是要发生在个人层次。究竟是社会中的哪些群体和个人拥抱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的宏观结构状况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处境会怎样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价值观呢？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论述至此常常语焉不详，而基于理论开展的研究也往往得出迥异判断。比如发达社会中较为贫困的个体，是否也会随着社会总体的富裕，受益于外溢效应，从而拥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又比如欠发达社会的中上层成员，得到了较为优渥的生活，他们能否超越宏观环境的限制，仅基于微观环境中的个人富足，实现个体层次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上诸多问题也在近年来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更多深入探讨。不同于后物质主义试图达成的总体判断，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较为具体、有赖于情境的（Zhang & Brym，2019）。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有类似看法（Zhang et al.,2017），例如曾竞（2018）发现中国社会仅有一部分区域和群体而不是社会总体走向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其次，价值观变迁是一个多层次、多群体、多主体动态博弈的过程，其间常常伴随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近年来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境下愈发凸显。不论是性别、环境议题，还是民族、宗教身份，任何社会运动都常常引发针锋相对的反向社会运动（Solomon & Martin，2019）。长此以往，许多社会不仅没有整体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相反价值分化、极化（polarization）现象却愈演愈烈，并成为过去10余年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的热议话题（参见Bal⁃dassarri & Park，2020；Druckman et al.，201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一个社会内部的多元层次格局，后物质主义研究范式还常常忽略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多层次、多主体动态博弈因素的复杂影响。我们知道，政治文化、公众意见和价值观是多重因素相互制约、多重主体复杂作用的综合产物（Soroka et al.，2015）。例如，任何一国公民对移民政策的好恶，往往都具体根植于该国与移民来源国的历史关系、对该国的集体记忆及当下的地缘政治格局（Ariely，2019）。抽象地谈论现代化、经济发展必然降低排外情绪，提高社会宽容度，接纳外来移民，这类预期未免如空中楼阁缺乏基础。再比如欧美部分国家民粹情绪抬头，则与全球化逐渐深化，特别是与中国等新晋工业国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konieczny，2018）。与此同时，近20年来跨国企业特别是社交媒体巨头逐渐以信息检索和推荐算法等手段进行议程设置，形塑着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文化和价值取向（McCombs & Valenzuela，2020）。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实体，都在不同层次影响着政治观念的版图。上述种种群体、社会、国家及超国家和非国家实体间的互动对价值观的影响，日渐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不断挑战着后物质主义理论视角的局限性。

四、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20）的经验证据和趋势分析

在前文中笔者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背景缘起、论述、理论发展和争鸣进行了回顾，并指出了该理论在现阶段面临的争议焦点。除上述探讨外，笔者还整理并分析了包含最新一期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第七期，2017—2020）在内的共七轮调查数据（1981—2020），希冀通过经验数据分析，对前述理论问题在经验层面的反映，特别是政治价值观变迁的最新趋势进行研判。

（一）数据介绍

世界价值观调查是英格尔哈特发起并长期主持的社会调查项目，其问卷主要关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该项目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代表性抽样和数据采集，形成多年份截面数据调查（又译为趋势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自1981年启动以来，已开展了七次（1981—2020）。其调查范围也从首次调查的20余个欧美发达工业国，拓展到最新一期数据所涵盖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WVS项目涵盖范围广且持续时间长，因此适于开展趋势分析和比较研究。

本文在分析前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多重插补处理。除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外，本文还整合了诸如世界银行提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世界财富不平等数据库（Solt，2009）提供的基尼系数作为控制变量；此外，笔者还将施瓦茨（Schwartz，2006）以及亨廷顿（Huntington，2000）等划分的世界主要文明及自由指数等变量纳入以估计文化和制度效应。通过上述步骤，笔者构建了“宏观-微观”交互的多层模型，对价值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二）主要变量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方法一直是学界持续争鸣的热点问题（参见Davis & Davenport，1999；张汇泉，2022）。本文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指数，同时使用学界常用的其他几个测量指标进行探讨。

首先，英格尔哈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设计了一个基于3个问题、每题4个选项，共计12个选项的测量方法，逐一询问受访者在每个问题下，其优先关切和其次关切的价值是什么。依据受访者给出的选项是更倾向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一侧，每个受访者可以得到0～6分的计分，该计分作为后物质主义测量的主要指标衡量后物质主义支持度。在本次研究中，为与其他几个指标保持一致，以便比较，该指数被标准化为1～10分的量表。

其次，对外群体（包括移民、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社会成员）的包容度，也常被认为是测量个人宽容倾向、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常用指标。后物质主义理论一般认为，生活在经济安全环境中的富足居民，更容易接纳异族或异文化群体；而失业率高、经济匮乏环境中的居民则比较抵触外来移民。本研究采取了“是否信任陌生人”“是否信任外国人”“是否信任不同宗教信仰者”“是否愿意和不同种族者成为邻居”“是否愿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成为邻居”等几个问题为主要指标，并且通过阿尔法系数（0.71）、因子分析等手段确认了指标的内部一致性。上述诸问题均设有“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有效选项；而后在分析时将之汇总、平均并标准化至1～10分的量表。

再次，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也是学界经常使用的，测量公民政治参与程度和主动性、积极性的重要指标（Zhang，2020）。该指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如下问题：“你是否愿意参与以下政治行动？”，被问及的表达方式包括上书请愿、游行、罢工及占领等。上述诸问题均设“参与过”“可能参与”“不会参与”等有效选项，并被平均和标准化至1～10分的量表。此外，公民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包容程度，也被看作后物质主义价值、“自我表达价值”、“解放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Zhang & Brym，2019）。该指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以下问题：以1～10的程度打分，1为完全不同意，10为完全同意，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除了上述的主要因变量和前述的宏观层次变量，此次数据分析还纳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人层次的预测变量；其中，性别、婚姻状态、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作为类别变量都转换为哑变量纳入统计模型；年龄作为连续变量进入分析，模型纳入了其一次项和二次项。多层模型则设置为“个人-国别年份-国别”的三层结构的固定效应和截距项随机效应混合模型。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参见表1。

（三）价值变迁趋势和跨文化差异分析

首先，本文关切的问题包括宏观层次的价值变迁，是否如后物质主义理论预期的那样，随着时间推进和经济成长而演进呢？本文对WVS数据中“国别—年份”的宏观层次趋势进行了简单描述。笔者对WVS项目至少调查过两次的国家和地区，求其末次和首次调查的均值之差，以此作为支持度变迁的趋势概括。表2则概要展示了针对每个价值理念，总体上呈现支持度上升、下降的国家和地区数目。

为展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模式，表2将经合组织（OECD，以发达工业国为主）与非经合组织成员进行区分呈现。如表2所示，四个后物质主义的主要指标并没有呈现出普遍增长趋势。仅性少数群体包容度这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较普遍的开明趋势；外群体包容度和政治参与意愿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大致呈增减各半的态势；特别是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支持度，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下降的观测数超过了上升的观测数。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价值观“倒退”“停滞”的国家和地区中，包含了大量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在后物质主义指数这一维度，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呈现支持度下降；外群体包容度方面，日本、荷兰、爱沙尼亚等呈现下降趋势；政治参与意愿方面，出现下降趋势的包括英国、韩国、荷兰、匈牙利等。这些国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计，都属于高度富足的发达社会。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在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中很早即被纳入，其参与调查的时间跨度较久，它们所呈现的价值“退步”趋势则更加意味深长。上述历时性变迁，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中长期呈现出的价值“停滞”和“退步”，对后物质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

其次，微观层面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在较为年轻的群体里日渐取得了更多支持呢？本文大致按照每十年为一个出生同期群，将人口队列划分为六组。笔者进而以人口队列为主要预测变量，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学变量和宏观社会环境变量后，针对四个价值因变量，建立了对应的多层线性模型。除了全样本（不分文化圈）的拟合结果，笔者还对不同文化圈之间人口队列的趋势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建模。分文化圈的队列趋势结果如图1所示。

多层模型的全样本结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要点：尽管从1900—1939年队列到1940—1949年队列，四组价值观均有温和上升趋势，但此种趋势并没有延续到1950—1959年及其后出生的人口队列。相反，其后的队列在几个指标上都出现了某种“减退”趋势，唯有性少数群体包容度这一指标是例外。但在这一维度上，年轻代际与较早代际相比，也只保持了温和增长甚至停滞。换言之，除了性少数群体包容度在大多数地区实现了支持度抬升，其他三个价值（后物质主义观念、外群体包容度和政治参与意愿）都呈现出分地区和跨代际的价值回潮乃至退潮趋势；这呼应了表2的发现。也就是说，尽管过去几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经济获得了获得长足进步，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攀升，但年轻一代并没有因为“物质安全”而接纳后物质主义。这一发现挑战了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跨国普适性，也挑战了后物质主义两个核心假说，即“经济安全机制”与“代际更替机制”。

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后物质主义相关理念在不同地区、文化、制度下也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态势，从而挑战了后物质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笔者基于多层线性模型中文化与人口队列的交互作用，将上述代际差异与文化间差异做了如图1所示的效应图。在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不同文化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价值模式差异。西欧北美社会在主要价值指标上都有较高支持度，而南亚、非洲则与此十分不同。考虑到模型中已经纳入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述差异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差异解释。其次，除了少数文化在少数指标上呈现上升趋势，大多数价值指标都呈现了某种代际间的停滞乃至“倒退”；这种年轻代际的价值“倒退”趋势，尤为显著地出现在非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区。

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这种“倒退”现象主要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代际，而二战前后（1940—1949年、1950—1959年）出生的人群，其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程度较高。因此，无怪乎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恰逢上述人口队列的青年期）观察到并总结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这一现象，提出了对于价值观念“开明化”的单调递增预期。然而，对于其后的人口队列，特别在亚非拉等地区，我们却观察到了明显的价值回潮。总而言之，价值观变迁的单调性、进步性、普遍性以及代际更替等假说，都遭遇了本文经验证据的直接挑战。欧美发达社会在1950—1990年间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变迁，与其说是可以推广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规律，毋宁说仅仅是二战后特定社会的特定代际中呈现的局部趋势。试图将这种局部经验上升为一般的价值变迁理论，在经验上站不住脚。

五、结论与讨论：超越后物质主义理论

后物质主义理论作为政治文化与公众意见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在相关领域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于二战结束直至20世纪末这一较长时段内，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变迁，后物质主义理论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和预测。然而，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二战后欧美发达工业国的价值“开明化”现象，可能只是囿于一时一地的具体历史现象，未必能作一般化归纳并推广为规律。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文化变动的趋势不断提醒我们，观念变迁是个复杂多元的动态过程，远非“现代化”“后现代化”“后物质主义”等可以简单概括。有鉴于此，本文对后物质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鸣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并且采用最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对后物质主义的理论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后物质主义理论带有欧美中心主义色彩；我们需要注意其适用范围，而非简单移植于其他文化和跨国比较研究中。其次，后物质主义理论对价值观进行了二元对立式的简单划分，隐含着线性史观的假设，并基于此对价值观长期终将走向“开明”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判。我们需要扬弃这种单一维度、二元对立、线性增长的叙事，并且认识到价值观具有分化、重组、冲突、逆转的诸多可能。最后，价值变迁是多层次、多主体合力作用的结果，除了学界重点关注的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我们还需注意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格局、重大历史事件、超国家（例如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和非国家主体（如大众传媒、社交媒体等）对于价值观变迁的形塑作用。

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包含了如下主要发现：首先，不论是运用英格尔哈特本人设计的后物质主义指标，还是其他几个相关领域常用的测量指标（如外群体包容度、性少数群体包容度和政治参与意愿），我们都观察到了巨大的跨文化差异。其次，后物质主义理论主张的代际更替和“时代进步”史观并不成立；价值观并非随着时代和经济水平“单调递增”，更年轻的群体也未必更加“开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年轻代际人群对特定价值的态度，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加保守、排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也更低。上述种种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印证了近年来世界各地右翼势力崛起、保护主义抬头、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于曾经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大同的理想图景不啻为一记棒喝，也对后物质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乐观预期构成了挑战。

基于以上探讨，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以求超越该理论的局限，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一是学者应该从各地本土经验出发，重视文化异质性，而非急于构建普遍理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现代化与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所呈现的价值观变迁，仍有赖我们加以概括和解释，并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二是研究者不应对价值观“先进”与否、历史“进步”与否等议题作出主观预设，不应采取线性史观，而应从经验出发，呈现而非遮蔽现实的丰富性。三是学界应拓宽研究视域，除了个人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变迁，也要注意其中国际组织、大众媒体、互联网等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要探究上述层次、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动态因果机制。四是注意价值观变迁的时间性和情境性，如对地缘冲突、突发事件、重大舆情热点所引发的短期观念波动，镶嵌于传播技术和社会网络内的价值形塑过程，以及深植于政经结构和文化传统的长期文化趋势，应给予综合分析。囿于笔者能力和视野，本文观点与提出的判断难免有诸多局限。例如本文尽管在学理上对后物质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但对于该理论体系如何进行整体革新，尚未给出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本文在分析和测量层面仍然基本沿用了既有范式。对于推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创新，仍有赖学界同仁在未来一道努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