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距离”议题在齐美尔社会理论研究中具有枢纽般的作用。本文把距离问题置于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方法论的脉络里加以审视，距离是齐美尔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总体性问题。从分析与价值有别的立场上看，不应当从世界观的相对主义立场来理解齐美尔，需要重新澄清齐美尔作为一个辩证分析综合论者的形象。对于齐美尔而言，距离既是世界图景形成的视点，又是其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维度。齐美尔社会理论内隐的距离视角是理解、认知和建构历史事件的条件，距离化方法论在复杂社会背景下仍具有极强的行动意义。

关键词：格奥尔格·齐美尔；分析性距离；距离化

作者简介：何健（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张凤翥（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

一、距离作为一个总体性议题

迄今，对齐美尔“碎片化”“印象主义”作家的看法似乎已固定化（弗里斯比，2003：75-81；Frisby，1992）。这一方面给他抹上了悲观、敏感、多愁、神经衰弱等心理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社会理论中的生命、距离等关键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齐美尔寻求的不是碎片印象，而是总体性的洞见和统一的原则、框架与方法（Beer，2019：173；Levine，1957：3），他以一种消除康德和歌德之间差异的方式为现代人寻找第三维度（西美尔，2009：187；Simmel，2007；卡西尔，1992：73-119）。这种“第三维度”是超越二元主义形式的新的统一性（unity）。他在《叔本华与尼采》中指出：

要在这两个对手之间寻求和解像任何徒劳之举一样……关于生命没有价值的信念……关于生命极富价值的信念——这两种信念并非理论的认知，而是灵魂基本品质的表达，因而很难取得和解，达到一个“更高的统一”……因为人们可称之为两者的“整合”者的价值恰恰在于，人们达到了两者的生命感觉的这种张力值（Spannungsgröβe）。所以，两者的统一只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西美尔，2009：186-187）

齐美尔讲的统一性问题既关涉认识论问题，也关涉存在论问题。在社会理论史上，自牛顿物理学提出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时常被套用在社会或历史的研究上，因此就有一个有关历史和社会认识的机械反映问题，并存在着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带来的各种二元论困扰。那认识能否如实反映社会或历史？何谓历史或社会规律？对这些问题的深究甚至让卢梭发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呢”的诘问（卢梭，2007：17）。这一诘难的实质是现代人能否打破认识上的藩篱和孤岛而实现统一性的问题。面对这一诘难，分别有康德的认识论努力以及歌德的艺术美学价值论努力作出回应（Giacomoni，2002）。这两种取向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它们其实都诉诸内心，都是从内心出发观察世界，并形成世界图景。然而在这一认识论问题上却充满了歧见，特别是那种机械复制观念在齐美尔所处的年代已经大行其道，严重危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认识论的问题在倏忽间转换为了存在论的问题。齐美尔对此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不过目前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才刚刚起步（王赟,2020），尚缺乏系统的探讨。问题在于，齐美尔是如何从认识论上建立起统一性？他所努力的统一性为什么又会给人一种零零碎碎的观感？形式社会学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有意为之？齐美尔的研究似乎如同人们对他的哲学社会学家定位那样，一方面是哲学，另一方面是社会学。那齐美尔是用什么来统一哲学与社会学的？

在此我们提出，齐美尔的统一性努力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与生命的张力，毋宁说是距离与生命的统一。在方法论上，齐美尔可能是诉诸一种距离视角或分析方法，通过距离呈现形式，并最终归于生命的统一，齐美尔或许是通过距离来建构其整个社会理论。

德语表示距离的词汇有Abstände、Distanz、Zwischenraum、Entfernung等。齐美尔至少在189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距离”这一范畴了。查阅《齐美尔全集》（Georg Simmel Gesamtausgabe）第一卷可见，齐美尔大量使用Distanz一词来讨论他的自然哲学（Simmel,1999）。显然，这和他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对抽象概念的使用有关。抽象，即对事物的距离（Levine，1971：xxix）。齐美尔在转向讨论社会领域的问题时沿用了这种思想，比如在《社会分化》《历史哲学的问题》等文献中，就可以找到距离概念的使用，这里主要使用的是Entfernung、Abstand两词，而英文版里面对应使用的英文单词是distance，该词被英文译者奥克斯（Guy Oakes）大量使用。以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为标志，距离的重要性被齐美尔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被广泛运用到各种主题的讨论中。

现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能使人感觉到距离的作用（Simmel，2020：106）。齐美尔在《货币哲学》这本被他称为“自己的真正著作”的书中，把距离作为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来处理——没有距离，就无从理解价值；没有距离化，就没法理解现代世界的灵魂。相比古代社会基于灵魂与身体同一的紧密共同体形态（库朗热，2006），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人际关系变化（距离化），即直接的人际关系及兴趣日益稀少（Simmel，2004：479）。距离（化）作为一种关联模式，是指外在客体移动到我们兴趣所在领域的中心或边缘，但这种移动并不能导致我们与客体的内在关系发生变化，相反，要由我们借助距离变化上的象征符号来刻画自我与客体的关系。距离化成为一种“内在倾向”，“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是被征服，精神世界中的距离就越增加”（Simmel，2004：481）。距离揭示了欲求（Begehren）与价值（Wert）、接近（Annäherung/proximity）与远离（Distanzierung/distance）的张力（西美尔，2018：510；Simmel，1994）。“陌生人”是距离议题最好的注脚，它在保有内部存在和成员资格时含有一种外部性和对立性，兼具排斥和团结、疏离和交互的特征。陌生人最难的莫过于他要驻足，由于他不属于此地，但又因为他的“出场”，这周遭的世界会赋予他陌生人的新社会关系，一种既在此又不在此的疏离感会始终伴随（Simmel，2009：601）。

但是，齐美尔的距离概念一度被工具化。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将“社会距离”概念加以经验化和操作化（Tarde，1903：225；Park & Burgess，1921：286；Bogardus，1925）。《陌生人》等作品的流行以及社会距离量表的出现虽然促进了距离概念的经验化，但其内涵变得日益狭小，产生了众多的“发明性阐释”。原本距离化视野下充满张力的陌生人概念被“创造”为边缘人、外来者、种群等概念（Aronowitz，1994；Levine，1977）。虽然距离范畴具有几何学意涵（Lechner，1990：172），但它不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工具。实际上，它与形式（form）、二元论（dualism）、相互性（reciprocity）一道，共同组成齐美尔社会理论的基本范畴。因为文化形式及事物的意义特性、哲学艺术世界与科学实践世界的差异、主体对客体的体验与需要程度等都有距离的作用，所以它是基础的基础，展现了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方法（Levine，1971：xxxii；Cantó-Milà，2019）。

在此，我们视距离为齐美尔的社会理论之眼，并认为他在同时“回到康德”“回到歌德”口号的感召下，将一种分析性距离概念应用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领域，力图从自然、历史、社会等维度观察自我的生命所处的“形式境况”（form conditions），其真正目的是在灵魂与身体发生断裂的现代性情境下把心灵和生命解救出来。形式和生命是同时存在的事实，都可以成为个体自我救赎的方式，但它们相互扭结又相互砥砺，因此无论是诉诸理性思维还是即刻的艺术审美，距离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世界图景的相对有效性：一种距离化分析法

在评论者看来，齐美尔的“社会学如何可能”似乎有一定问题，不太适宜作为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基础（Durkheim，1981；Shils，1998：54；Coser，1965：142；Parsons，1998a）。这些否定性评价似乎指向齐美尔的相对主义论调。就像现代性碎片理论家的标签一样，相对主义几乎被认为是遍布于齐美尔理论所有角落的原罪（Wolff，1950：xxii）。

1914年，马默莱（Alfred Mamelet）出版了《齐美尔的相对主义哲学》（Le RelativismePhilosophique chez Georg Simmel）一书，齐美尔的相对主义者标签自此滥觞（Coser，1965：64）。马默莱站在法国传统上，以涂尔干宏观层次上的外在性和强制性等抽象实在概念作参照，认为齐美尔的社会学多采用类比法解释微观的结构和过程，在经验上贴近“互动中的相互性”（Coser，1965：65），并且认为齐美尔的社会学主要由“完全获取其他个体知识的不可能性”“社会生活整合个体的不完全性”“社会要素的不等性”三个范畴构成（Coser，1965：73）。

虽然齐美尔曾宣称过对相对主义的好感，强调把自我从历史主义中拯救出来；不过，他曾在前后两本不同著述中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各有偏重（Schermer & Jary，2013：170），既将众多的观念归拢在相对主义之下（Kusch， 2019：166-177），又坚持反对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Bershady，1973：76），并且强烈主张真理和普遍立场（Schermer & Jary，2013：27）。齐美尔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呢？

相对主义歧义颇多，存在多种版本。齐美尔其实是在相对主义的情境中引入了康德的程序。这种复杂性使马默莱有时认为，齐美尔为了处理有意识的个体的社会化问题，将因果序列转换为了目的论序列（Coser，1965：1972）。马默莱承认了齐美尔的知识观念论者形象，但这无异于是否定了他曾经为齐美尔刻画的相对主义者形象。实际上，齐美尔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位观念论思想家，当他面对相对主义时，即使他对相对主义抱有好感，他也会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创造出不一样的知识理论（Kusch，2019；Cantó-Milà，2005，2016，2019；Vandenberghe，1996, 1999；Millson，2009）。

就方法论而言，齐美尔的目的是寻求构造世界图景的方法（Köhnke，1991：31；Cantó-Milà，2005：43）。完全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来讨论，或完全站在绝对主义立场上来评判，都可能是偏颇的，应该站在一种综合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自现代性以降，技术和工具大获全胜，仿佛客观性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工具性却悖谬地成就了主观主义。现代人容易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无疑走入了另一个误区——行动上可能过于主观化。怎么把客观性找回来，怎么平衡主观和客观，这才是齐美尔真正的任务（Bershady，1973：1-25）。莱文认为，齐美尔试图通过区分真正的过程（形式）来解决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任务和困境。譬如，如果仅以个体为对象，就会面临个体也是复合物的还原论困境。于是，齐美尔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问题：首先是基于观察者的视角来选择研究对象；其次是探寻与存在者和观察者的范畴相关的事实及其意义（Levine，1957:5）。魏因加特纳曾在《哲学与形而上学》（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哲学中的统一性》(Unification in Philosophy)等标题之下指出齐美尔社会理论中所涉及的“存在总体性”是操作性的（Weingartner，1962/1960：152）。这里的“操作性”意味着要分析性地把握“世界图景”（Weltbild）。但是，分析如何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做？齐美尔认为，与静态的自然分析不同，认识论自康德以来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现代人能够体验到的周遭世界是正在“生成的”（becoming），而非绝对实质性的世界图景（Goodstein，2017：80、329-330、345）。

齐美尔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基础，把距离视角引入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形式与生命等二元概念之间，开启了一种从二元到三（多）元的辩证综合分析法。齐美尔曾举例说明，那种认为群体组织的整体特征会复制到核心家庭结构中的观点，以及认为中产阶级经济地位联系着观念、时尚、政治倾向的变化等观点，都可能错漏掉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实际上，概念构造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关系犹如“从一定的距离构成实在”（西美尔，2006b：164）。虽然科学研究中最简单的形式可能是某种运动的基本类型，但是从距离视角看，某种所谓的基本运动也许会在未来某一天被揭示为仅仅是现象的表达形式；在距离视角带来的差异之下，各种认识框架都有各自的风格；甚至在距离视角下，你喜欢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西美尔，2006b：159-166）。

巴克豪斯因此认为，齐美尔力求走向一门清晰科学（eidetic social science），这一做法为其后的结构主义、图式理论、系统框架理论奠定了统一性基础（Backhaus，1998：277）。范登贝格也认为，可以把齐美尔的社会理论方法视作“小（精致）综合、概念型的”观念论，他的社会理论近乎帕森斯系统分析综合论的先声，呈现出世界图景的距离分析和相对主义分析相结合的特点（Vandenberghe，1999）。

齐美尔采取了一种类似韦伯的价值无涉与价值判断相区分的方法，他一方面承认相对主义世界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力图克服相对主义带来的问题（西美尔，2018：74）。然而，齐美尔并未陷入相对主义世界观中（Kusch，2019：166），而是用相对来追求绝对，人们可以用相对的知识（形式）创造行动，并从一种相对主义世界观中抽离而出。虽然相对主义的世界观表现为“概念上相互对立的认知原则”，不过这些原则会互相“轮替与交织”，并最终形成对我们而言“实际而生动”的“事物的统一体”（西美尔，2018：4）。世界既可以是关系的统一，又可以因为更为高级的知识还在其后而变得“实际而生动”。

世界图景的方法论务必“在无限的相互关系之中发展”（西美尔，2018：4；Parsons，1998b；成伯清，1999：28；弗里斯比，2003：72；Papilloud，2018：202）。这显然是要从一种生成性的关系论立场来处理相对主义世界带来的挑战（Cantó-Milà，2005：43；Pyyhtinen，2010：49；李凌静，2016）。他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把所有那些铁板一块的独立存在消解融化为交互作用，我们才能达到宇宙所有元素的功能的统一，在这里，任何一个元素的意义都影响任何一个别的元素”（西美尔，2018：75）。齐美尔认为，人的意识过程具有“统一性”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两种功能：一是将事物的单纯共存转化为系统化关系；二是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内在意识交流中把要素组成系统。这里的“系统化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

每一个综合都需要分析的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它就不是不同元素的综合而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相反，每一个分析都需要一个综合，没有它就分裂了，因为分析仍然需要某种内在联系，没有这个就是单纯的无关。（西美尔，2018：37）

组织的、心理的、伦理的、社会的形式已不再稳定，实在的单纯共存不过是不同价值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作用。只有诉诸“精神视点”，即在观念内构成世界图景，亦即所谓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才可以认为相对主义是对“绝对”基础的探讨，“相对”才是某种实现模式（Schermer & Jary，2013：167-168）。如此才能理解齐美尔为什么要为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底层建筑（西美尔，2018：4）。

齐美尔所要建造的底楼不是一根柱子，也不是二元论的两根柱子，而是要将多根柱子有序编排，从生活的任何细节之中寻求生活意义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齐美尔确实曾讨论过多种二元柱子，比如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实体与价值、稳定与流变、动与静、本质与现象、个人与社会、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距离与克服距离、牺牲与获得等等，但他并不是一个二元论者。他是要揭示二元论中的问题，他是要破除思想上所谓的“现象与本质”的第一趋向论，并归于运动与关系。

由于世界图景是“在无限的相互关系之中发展”，是依靠相对追求绝对，世界图景的生成性意味着一个无止境的建构与求证的过程，这就需要分析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评价关系（郑志成，2014）。由于评价涉及主客体的分离关系，距离就会在分析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当我们开始用“我”来称呼自己时，我们就意识到了和世界的关系、接受世界的基本形式，区别于“我”的他者作为客体就出现了（西美尔，2018：14）。

一方面，个人不得不求助于对象，以便在他自己与对象之间建立体验上的距离感，以此得到关于对象的客观印象，每一距离都有正确的图像与误差（西美尔，2018：19-21；Levine，1971：xxxiv）。当即时体验的统一性被打破的时候，以及当主体与客体间被插入距离的时候，一些形式就把垂直距离的各个层级组织起来，而另一些形式就被用作组织水平距离（Backhaus，1998：277；Simmel，1971：xxxiv-xxxv）。另一方面，克服距离的过程展现了主客体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主客体的距离意味着一种转换功能。比如文化过程将冲动与愉悦的主体条件调换为客体的价值，这可以区分并显现出远近双重关系中的元素（西美尔，2018：26-27；齐美尔，1991：230）。现代社会的个人所能依靠主体条件实现的直接统一性已经被割裂为主体和客体的距离了，他只能在接近与远离的张力中获得一种间接的统一性。

间接的统一性问题仍然符合齐美尔对整个世界图景的判断，即距离意味着形成世界图像的视点，观察角度主宰图像，而角度选择取决于思考方式。齐美尔指出，人们对事实的知觉基础在于与社会现象保持不同的距离并滞留在现象那里，这就能获得另外一个揭示不同内外关系的图像，人们似乎是从一种第二距离在观看着（西美尔，2006a：38）。这就意味着唾手可得的东西并不能被识别为一个主体之外的客体，除非通过抽象的距离将事物加以形式上的区分，否则就不能获得真正认知（西美尔，2018：66）。

三、齐美尔的社会学方法论：距离作为理论的内在维度

虽然齐美尔大体认同孔德所说的人类智识三阶段，但他并不满足于实证科学仅仅是“人的科学”，他还要追寻一种超越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的科学”，齐美尔用他的方式开创了社会学的专门化时代（Durkheim，1981；Parsons，1998b；Abel，1959）。不同于韦伯急于与哲学撇开干系的做法，齐美尔始终恪守哲学社会学的反思性立场，试图修正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Backhaus，1998）。《社会学的问题》（1894）、《社会如何可能》（1908）、《社会学的领域》（1917）等作品都反映出其社会学研究业已从本体论、实质论到关系论、功能论，从稳定到运动，从实体到理解，从抽象到整合，从整全到分化，从绝对主义观念论到“决定论式客观性”（determinate objectivity）的范式转换（Vandenberghe，1996）。距离范畴正是他实现这一范式转换的分析工具。

（一）社会学作为一种距离性观察视角

在社会学方法史上，帕森斯的重要贡献是建构了人类境况系统的分析范式，为现代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赵立玮，2018）。虽然齐美尔从未建立起帕森斯那样的宏大框架，但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形式境况”的分析范型。

滕布鲁克（F.H.Tenbruck）在关于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讨论中梳理了形式范畴对于社会科学形成的作用，并与韦伯的理想类型范畴进行了对比。他好的一面是主张从过程性的动态视角来处理形式范畴，而非从现象分类的静态视角来认识形式范畴；但不足的一面则是他认为齐美尔的形式范畴不能够处理社会变迁问题（Wolff，1959：61-99）。滕布鲁克的评论虽然不无道理，但更多是通过他自己对形式范畴的解读来提升齐美尔的地位，缺乏帕森斯那样一种站在理论史的立场上来评价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方法论立场。帕森斯认为，齐美尔一反早期社会学家为树立一个学科而虚张声势的做法，勇敢地站出来澄清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科学的标准问题，这是齐美尔在推进社会科学分析发展上的贡献，而且他试图以形式范畴弥补他那个时代被个体主义方法论忽略的有机性维度，只是这种贡献可能并不是决定意义的而是过渡意义的，因为齐美尔的形式更多表现为描述而不是分析（Parsons，1998b）。

关于形式社会学的争论反映了齐美尔的社会学基础假设，齐美尔认为：

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对象的一切，都是复杂的因素和关系组成的，每一个因素都揭示了多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对象；每一门科学都基于抽象化来理解事物的整体，对于这个整体我们无法仅限在某一科学的某个视角的一方面或某个概念来把握。（Simmel，2009：21）

因此，观察存在不能科学地把握对象的即时性和整体性的问题，从许多不同角度思考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利于多个相互独立学科形成共同的主题（Simmel，1971：33）。社会学的正当性并非出于材料的限制，而是出于其应用的视角（Coser，1965：79）。齐美尔认为，如果引入距离视角，就可以为科学研究奠定一块坚实的砖。

如果我们离开2米、5米、10米观察一个空间对象，那么这个空间对象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每一次观察都可能发现一定的特点，每一次都以为只有这次观察到的特点是真实的……由于距离（不管它有多大）所产生的形象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它不可能由另一个距离产生的形象所代替，也不可能被它纠正。（齐美尔，1991：238-239）

不同学科正是以不同的距离观察事物，更近距离下的观点并不比更远距离下的观点“真实”，无论处于什么距离之中都具备正当性，每种距离有自己的正确图像和误差容许范围（Levine，1971：xxxiv）。社会学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特殊视角，它以一种分析的距离对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观察，并把这些领域进一步归类为形式、社会化、分化和关系，从而透过距离形成世界图景的统一性。

齐美尔以社会学的视角对“社会”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阶层间的社会距离使个人团结成一个集体，这种距离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Simmel，2009：19），人们被绑定在这个“社会”中，并意识到“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发生在社会内部，没有什么可以逃避它的影响”（Simmel，2009：20）。“社会”实质上是“相互感受和促成对方的命运和形态”，即事件发生，事件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群体活动。社会学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关于事件的学问。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有三层含义：从现象的整体推出（实证哲学），从经验的直接性推出（现象学），通过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的（生活）生产推出（行动系统论）。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件显然是生成性质的，它经历了从要素不分离的统一体（初级阶段）到分化自主化阶段，再到新统一体阶段。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如果要成立，它就必须意识到事件差别和事件共性之间的距离；必须意识到共存的个人和承继的世代的距离（Simmel，1950：3-25）。

“社会如何可能”因此不同于“自然如何可能”。康德哲学关于世界是人的表象的论断引发了认识论上的革命（叔本华,1982:25;米德,2003:30），但其“事物本身”（Ding an sich/thing-in-itself）的概念引起了新康德主义者的质疑（Bergner，1981：73）。认识论原则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适用性。自然的统一是观察者的活动结果，而社会的统一性独立于观察者的活动之外，它通过社会要素本身的相互作用而直接、自发地产生，不需要外部的秩序代理人（Coser，1965：70；Smith，2017：53）。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其特殊取向，自然科学是一次性综合，需要观察者将自然世界联系起来，而社会的统一性联系就存在于具有意识的社会事物中。社会科学因此是双重性综合：一是综合出社会事物要素本身的先验存在条件，二是社会事物要素之间要现实地实现结合（Simmel，1971：7）。齐美尔反对将社会作为独立存在的整体，也反对将社会作为原子化的事物。他的社会分析方法有两个阶段：第一步是确定那些在个体身上的先验的形式，第二步则是确定这些形式之间的结合（Levine，1981：66）。

齐美尔还讨论了社会成员所依赖的并使社会成为我们表象的三种先验范畴。第一，不可能实现对其他个体的完全充分的认知，因为他人具有独特的个性。我们对这种个性的认知来自对阶层、职业等的类比。第二，社会生活不包括个人的全部。个人保留着独立于社会的部分人格，个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完全概括。第三，每个人都通过扮演他注定要扮演的角色来参与社会，社会运作让职位需求得到满足（Coser，1965：71-72；Smith，2017：54；王赟，2020）。这些先验性条件使个人的集合成为社会，从而实现了社会化和社会的发展。

换言之，这些范畴指明了“社会作为表象”的限度，社会在这些限度上才实现了统一性，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便是基于这些先验范畴的事物，比如形成关于社会的结构、角色、个性等三类先验形式（Vandenberghe，2009）。齐美尔认为：

它（社会学）的工作是使社会概念本身——超越表面的事实收集，服从于一种新的抽象和秩序的社会历史结果，以这样的方式，某些以前只在其他各种联系中注意到的决定因素被看作是连贯的而成为一门学科的对象……如果有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社会而不是其他，它只会研究这些相互作用、这些类型和形式的社会互动（Simmel，2009：22，23）。

（二）社会形式的距离化呈现

莱文认为，齐美尔的社会形式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人际距离的维度来定义的（Levine，1971：xxxiv，1981：69），各种形式的彼此不同意味着个人与客体之间的远近。距离作为一个核心分析概念，在于物理空间的特性通过符号结构显著地体现出来，人类行为者通过这些符号结构来定义、解释和组织他们的社会关系（Levine，1976）。譬如，陌生人是社会形式和距离之间关系的显著展现，关于“陌生人”的讨论首先基于空间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与空间的关系仅仅是与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与人的关系的象征”（Simmel，2009：601）。陌生人存在客观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先验性，“关系中的距离意味着由近及远，而成为陌生人意味着由远及近”（Simmel，2009：601）。“距离”在本意上从属于空间范畴，被康德视为人们认知的先验条件（康德，2004：59）。齐美尔认为空间的先验性在社会学领域仍有不同，空间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物理条件：空间的形式也是物质的形式（Simmel，2009：23），但“并非（社会）空间，除非它的各个部分在心灵上相应发生的分配和聚集具有社会意义”（Simmel，2009：544）。因此空间又是无用的形式，除非它通过人们的心灵赋予意义而展现作用。

所以陌生人还意指“空间意义上的接近，社会意义上的遥远”（Allen，2002）。虽然齐美尔将具备流动性和客观性的长途游商视为陌生人的代表，但依据空间上的双重性，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下日常生活的陌生性，即对方如此迫近我们，但彼此之间却丝毫不了解。这种由距离产生的冲突让我们感到一种人际上的不和谐，让我们在社会中有种莫名的“距离感”。

又比如在关于秘密和秘密社会的研究中，齐美尔以这种社会形式表达了陌生性和“距离感”。他认为，所有人类关系都建立在彼此多少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但我们无法完全彼此了解，每个人的“有所保留”造成了陌生性和距离感，我们往往不会期待在亲密关系中发现很多“有所保留”。人们可以依据关系的强度来反映真实性和虚假性的衡量标准，最亲近的人说谎总是让人无法忍受，这正如我们在熟人身上察觉到的陌生感让人不适一样。但是，掩饰仍有存在的必要，每个人只是向他人袒露自身的一部分，秘密存在于彼此的差异之中。在群体层面上，小群体并不容易保守秘密，因为每个人都很亲密且相似，而大群体则相反（Simmel，2009：307-312）。

秘密和陌生人作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却表达了类似的内容。这一点反映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假定：相同的内容可以反映为不同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可以在不同的内容中展现。距离概念同样如此。但其一般形式理论也因此遭到了诟病。齐美尔被认为在描述具体形式时只能通过类比来阐明形式的一般意义（Coser，1965：79；Weber，1972）。以距离作为关系的象征，是否是因为齐美尔无法定义一个描述社会关系亲疏的一般性概念？是否就只是“例证压倒一切……永远不会导致碎片和例证的历史具体化？”（弗里斯比，2003：78）

如果跳出距离与关系的天然象征关系，我们可以发现齐美尔对距离的使用更展现了具有内在张力的“距离化”分析。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齐美尔的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几何学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把形式呈现的内容部分和现象全体留给了其他学科，而侧重于现象整体的纯粹形式研究（Simmel，2009：27）。虽然如此，但仍然有别，几何学的优势在于通过简单图案简化复杂图形，能从相对较少的假设中构造出所有可能形态，但社会学中的形式只适用于相对较小范围内的现象（Simmel，2009：27-28）。齐美尔的距离概念显然并非纯几何的术语，而是一种分析框架：“接近—远离”（proximity/distance）、“远—近”（far/near）、“联系—分离”（connectedness/separateness）、“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你—我”（you/me）、“陌生人—爱人”（stranger/lover）、“优越—从属”（superiority/subordination）、“穷人—贵族”（poor/nobility）、“真—假”（truth/false）、“简单社会—复杂社会”（simple society/complex society）等等，每一组都内含了距离范畴（Cantó-Milà，2019）。读者往往迷惑于齐美尔二元框架形式的两极所指称的繁复内容，却忽略了二元模式本身所具有的“纯粹性”。其实，哪怕是对“唯一性”与“普遍性”的单子式综合，齐美尔的距离分析展现出来的主要也还是他对“普遍性”的抽象（Schermer & Jary，2013：23；Simmel，2009：604）。在齐美尔一些形式研究的例子中，可以发现这种“距离化”范畴展现的独特理论建设效果。比如，齐美尔分析了冲突中的第三方对冲突的利用，认为冲突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关系形式，有利于社会整合和稳定，因为冲突可以使群体的界限更分明，使矛盾得到疏解，甚至促进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Simmel，2009：228）。科塞（Lewis A.Coser）的冲突研究借此从功能论的角度讨论了冲突的作用，认为冲突常常有正面效果。而在穷人的例子中（Simmel，2009：410），穷人的社会位置在表面上取决于钱财的多少，但实际上取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穷人本身似乎无权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进行表态，而救济穷人却关联着社会基础。冲突和穷人的例子表明，无论把齐美尔的社会理论归结为一般社会学还是归结为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Vandenberghe，1999；Coser，1965：78-79），都不及“距离化分析框架”来得关键，来得准确（Cantó-Milà，2016）。

齐美尔通过社会形式的距离化分析推动了这场转变。施皮克曼认为，齐美尔的关联理论研究不属于主要应用归纳法的经验研究，而是涉及概念、假设、范畴的方法论问题。群体不只是主观上的综合，正如个体的心灵统一性不只是活力素的动态功能作用；群体并非个体的加总，而是一种个体身在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社会或群体的统一性需要一种方法论策略来解决，比如，要想使国家、法、制度等获得一种独立的存在，那么就得采用一种“科学上的过渡”（scentific interim）来处理。“科学上的过渡”即一种“间距分析法”，它借用形式分析搭建起科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和过程。这样就如同搭建起一幢思维建筑，每一形式对应每一内容，不同形式分离不同内容，从而就有了思维和分析上的空间与距离（Spykman，2017：25-28）。

一般而言，我们惯常注意的只是齐美尔多组二元象征的运用，就像前面提到的多组二元分析框架，却忽略了齐美尔搭建这些象征或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内核。这就是通过分析范畴的距离化，将实践层面的观念感知转换为思维层面的客观范畴，整个过程既是知识层面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也是实践层面客体与实体的抽象，同时伴随着社会图像的形式呈现（见图1）。

四、距离与事件动力学

在现代性情境下，距离范畴内在的张力使社会始终以种种事件来呈现。因此任何社会事件都蕴含着两重悖论：一是意义悖论，历史越抽象，越缺少生命意义；二是命运悖论，我们都活在自由与决定的交织中（Jalbert，2003）。这两重悖论既涉及把自我从自然的必然中解放出来，也涉及把心灵从历史主义中解放出来，因此对事件的理解就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奥克斯对比过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历史科学，韦伯主张对实际事件之意义理解的知识论，齐美尔反对历史实在论，似乎更主张韦伯反对的对实际事件之意义体验的理解（Simmel，1977：11）。但是，两者的差别也许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理论风格上的，因为齐美尔坚决主张，诸多的个别事件和过程并不具有充当历史的资格，只有当它们被归入发展性概念时才能成为历史——通过这些概念能够识别出既定序列的“变性”，它们也就是堪比空间先决性存在的众多前提（Simmel，1977：194），历史的解释可能性受限于那些被归为更抽象概念的“事件复合体”（Simmel，1977：199）。

事件（现象）如何成为历史呢？对齐美尔而言，事件要成为历史，就需要借助类似上面提及的分析框架或认识模式，用一种分析性距离找到可以综合的形式。“西美尔对任何事物有资格变成‘历史的’所必须满足的充要条件的看法如下所述：当且仅当事物落在存在或是在与意义的形式下时，它才落在历史的形式下”（西美尔，2006b：35）。这涉及三个转换和一个关键点。三个转换是：（1）同时既落在经验领域（人类经验），又落在历史领域（历史经验）；（2）事件、经验落入历史形式（先天条件）下而成为历史；（3）事件、经验转换为历史范畴语言而成为历史认识的对象（西美尔，2006b：33）。一个关键点是：存在兴趣与意义兴趣的交叉点就是“历史意识的阈限”（西美尔，2006b：207），历史形式在此形成，并且是通过存在形式（即分类形式）、意义形式（即解释形式）来呈现。从事件（现象）成为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到，现象世界如果不经过形式化分类就无法认识。换言之，要借助分类存在的层级空间和意义的理解空间，距离才能成为认识建构的必要条件（西美尔，2006a：38）。

这是世界图景认识的需要。对齐美尔而言，世界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所有事物的整体或合一，另一类是事物的独一无二性。相应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有表现的对称性和图式主义极简原则，它们自《货币哲学》开始便构成为齐美尔的思想线索（Simmel，2020：10）。在齐美尔的社会历史认识论中，他区分出了历史域与非历史域、历史事件与人类经验事件等多对二元论范畴，并认为要达到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真正的理解，就要有一个系统化、理性化、条理化、形式化、客观化、概念化、历时描述、具体描述等的分析过程，但是，这一分析过程不只是二元主义的，而是有着一定的“距离”。

思想的发展都是从多元走向一元、从一元走向多元的……与客体有关的我们理性的结果需要两个原理相等的有效性，并且通过寻求从多元带来一元而清晰地表达一元论原理以达到之。（西美尔，2018：66）

也就是说，要达到对事件的理解，必须在两极之间插入新的形式概念。比如在身体与灵魂、欲望与价值、主体和客体、我们和其他人、陌生人与爱人、近与远、联系与分离、狂热与畏触、我与你、艺术与物等之间插入距离（Cantó-Milà，2016：81-100）。

社会生产的概念，可以说是介于纯粹的个人生产和先验生产之间。它为所有人类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生学方法，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无论这些问题涉及国家或教会组织、语言或道德条件。（Simmel，1950：13）

这种方法的真正作用在于让实质融入事件中。在一定程度上，距离化构成人类生活的动态因素（Abel，1959），社会世界是一个事件化的世界。齐美尔指出，“社会当然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关于个体之间接受和影响他人命运与发展的功能”（Simmel，1950：11）。皮赫特宁从齐美尔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将实质消解于功能中”着手，从社会化所牵涉的距离化中看到了齐美尔的事件动力学，比如“过程—形式”“生成—存在”这样的距离化运动构造了社会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Pyyhtinen，2007）。距离化导致的事件化是“意外性”与“关系性”的双重螺旋（Smith，2017：42）。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想掌控事物，但事物却脱离掌控，社会生活并不是简单地遵循着某种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循环，结果倾向成为原因，原因或是结果。事件具有不可还原性，很难被几个确切因素推导出来，互动中和了个人的“作”与个人的“被作”，展现为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动力学（Pyyhtinen，2010：73-76）。

在《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和思想倾向》（1902）、《大都市与精神生活》（1903）以及《现代文化中的矛盾》（1918）等文献中，齐美尔指出了现代文化的趋势和矛盾性特征。自歌德去世以来，现代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物质手段与人类价值之间巨大的不协调，生活的技术层面胜过了内在层面，胜过了人的价值。此种境况被齐美尔称为“生活的外部化”。商品的形式世界远远凌驾于社会的形式世界。这就是需要一番努力来建构社会的形式世界，但不能随随便便建构，而是要基于现实条件。

从这一阶段开始，社会发展同时朝着两个不同而又相对应的方向发展。当群体在数量上、空间上、意义上和生活内容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群体的直接的、内在的统一性就会松弛下来，原有的界限通过相互的关系和联系而软化。与此同时，个人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远远超出最初的提防界限。个体也获得了一种特定的个性，在扩大的群体中，劳动分工给了这种个性以机会和必要性。（Simmel，1950：409-424）

于是乎，现代生活最深远的动力必定来自一种人们共同创造的“社会意志”之信念。但悖谬的是，“生活”一词在绝对意义上会是一场斗争，它囊括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相对比较（Simmel，1971：393）。生活中每天都有事件上演，那种二元式的斗争和冲突亦在其间。为此，齐美尔试图通过有距离的观察方式超越二元论。这是一种对相对主义世界的非平衡观察，方法论上的多元（三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观上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齐美尔是要理解社会如何可能，为此“抓住具体形式的形式”，从而通过清晰科学、纯粹描述、直觉理解、纯粹形式等对社会进行分析意义上的织网（Backhaus，1998）。因此，事件展现的相互作用隐含着类似于电影放映机中的真实力量的事物，它对事件的解释超出了因果关系（Pyyhtinen，2010：70；西美尔，2006b：15-21、236）。

五、尾论：齐美尔距离化方法论的行动意义

从距离化的视角看社会，社会在表现为万千形式的同时，也呈现为各种界限（boundary），比如支配与从属、冲突与合作、悲剧与喜剧、部分与全部、正与负、疏远与亲密、清晰与模糊等。在这些界限中，齐美尔最为关切的还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发生的灵魂与身体的断裂。他认为，灵魂似乎无家可归，如同挽歌式地僵冻在那远离尘世实质的忧郁且无路可寻的距离中（Simmel，2020：22）。能否把灵魂找回来，需要相信和诉诸人构造社会形式的理智能力。

换言之，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问题，是社会学的本义。齐美尔在《界限》（Boundary）一文中指出，“在大多数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界限的概念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很重要了”（Simmel，2009：551）。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或空间，反映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动态的距离化关系。“每一种密切联系都完全依赖于每一个人通过心理假设对他人的更多了解，而不是直接和有意识的表现”（Simmel，2009：552）。因此，界限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件；既是主观性的，也是客观性的；既是道德性的，也是非道德性的；既是部分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个体性的，也是总体性的；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事件并非和行动无关，人类也并不是只能等待宿命。如果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超越距离带来的文化形式上的差异问题，那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在所谓现代或后现代的情境性中，诸神早已失去往日的整合能力。齐美尔的现代性方案是回到现代人本身的境况，力图在现代流动性的背景下将个体整合进群，在文化多元情境下处理好认同问题。在齐美尔那里，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超越经典规范性整合理论的三重先验假设：（1）反移情假说：个体一旦进入相互作用，就会自动融入群体；（2）先验互动假说：社会化互动可以解决人格和碎片化感知问题；（3）社会化过程必要性假说：个体在社会架构中的自我实现程度（Fitzi，2012）。

齐美尔采用并超越了康德的问题结构（西美尔，2006b：21-22）。作为认识的对象，人虽然受到自然和历史的限制，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既生成自然也生成历史，因为心灵就是历史的原始材料，并通过意识成为形式。形式是“构成性自我”的产物，心灵在形式中发现自身存在的河流，正是心灵自身规划了河流的堤岸和河流的节奏（西美尔，2006b：3）。所以，只有当事件由历史形式所构成时，事件才变成历史（西美尔，2006b：33）。但是，由于形式是心灵的建构，这就意味着心灵在事件中的凸显，任何社会过程其实都离不开一定时间的思维过程（何健，2015）。面对现代生活的距离化与动态性，个人对社会事件的掌握不得不依靠心灵对它做出安排。比如，齐美尔认为自我与生活内容构成了类似于圆的几何图形，圆心（永恒的中心）是真正的自我，半径是事物、他人、观念、兴趣等生活内容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外围生活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事件。外围内容越多样化，内在整体的形式越生动，而外围内容的频繁变化才揭示了自我作为一个持久的中心（西美尔，2018：506；Coser，1965：98；Levine，1971：xvii）。个体自我的这种禀赋为生命打开了众多社会之门，距离是自我在时空中的双重立场，它通过建构一种与“实的形式”（positive forms）相对的“虚的形式”（negative forms）而展现出社会生活中的流动“跨（距离）界”状态，比如在城市生活中，道路、房屋、旅店、公寓、交通、居民密切联系着我/你、此/彼、分/合、今天/明日、边缘/中心、当即/远离、出席/缺席、现身/消失等距离变化形式，共同烘托出人类行动的扩展与收缩（Cooper，2010）。

距离的传播与延伸表现了生命不断抛弃自我而重新获得自我的过程。生命创造了形式，形式表现着生命，并作为界限固定“想象的中心”（心灵与自我），为避免生活洪流造成的土崩瓦解而提供立足点（西美尔，2017：17）。对于齐美尔而言，“生命”与“形式”之间似乎存在着张力（李凌静，2014：418），也似乎是说每种形式皆有其生命，因此生命和形式之间也有合力。这种张力与合力要求生命有所行动：生命与形式之间除了辩证法意义上的张力外，还要有一种平衡感；“more-life”要求生命“不止于生”，要求生命获取新生，“more-than-life”则要求生命“不止于命”，在生命之外创造文化。生命的内在张力要求齐美尔赋予生命以绝对意义。如果是这样，齐美尔就是用命去刻画这个世界，去不断完善那幅世界图像（Kaern，1994）。所以他在《哲学的问题》中肯定了形式是自我的确证，自我的统一性将各种自我意识的形式收归己有，无论是有暂时的撕裂感（不一致性）还是有同一性，都绝对一直奔腾向前，内心中的自我因此以“终极点”的方式成为“世界的光束”（西美尔，2006a：24）。

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显然是个行动理论家，他的这种行动既以形式为业，亦以生命为鹄。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需要在社会历史时空中展开，距离作为具有几何意义的空间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以及距离通过几何意义的象征性延伸而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的呈现，都在更深层次上暗示了现代人作为界限对界限的创造与超越。齐美尔如此肯定性地去解释相互作用的关系（形式），是有其深意的。他恰是要在相对主义的倏忽急逝中找到稳定的、可信赖的点，找到穿过现象之迷宫的固定点（西美尔，2018：56）。无论是在规范性层面还是在经验性层面都一以贯之。比如，在经验层面，他针对“相对主义对货币数量之绝对界限的漠然处之，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西美尔，2018：125），指出了“硬通货的价值是由交换自身的规律来维护的”，“货币的过度增加会造成人们悲观和不信任的情绪，以至于他们放弃使用货币，重新回到物物交换或是契据交换的方式上去”（西美尔，2018:127）。在规范层面，他又如此斩钉截铁地论断：

将生活的细节、表面事物同它最深层的、最本质的运动衔接在一起，并且按照生活的总体意义可以把对它们的意义阐释建立在观念论的基础上，一如在唯实论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在唯理性的基础上，一如在唯意志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一种绝对主义对存在的理解，一如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解。（西美尔，2018：4）

综上，通过距离这一视角，我们看到了齐美尔社会理论所具有的力量的一面，其理论并不全然是细腻和柔弱的，其社会学方法论所蕴含的距离化视角和分析方法揭示了生命形式的多样和活力。他的这一理论建构也展现出了他的实践雄心，他希望融合康德和歌德，希望在康德和歌德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科学和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有益的一面。事实上，不论是康德还是歌德，都试图让思想与实在保持距离。对齐美尔而言，距离是一种总体性生存方式，它既有科学一面，也有艺术一面；既有形式一面，也有生命一面。就科学而言，齐美尔接受了康德的方法论立场。康德的中心思想建立在感性与理性的完全分离之上，距离是观察的视点，是形成世界图景的前提，是理念贴近经验获取真实的限制性空间条件。康德借内在理性的扩展而彰显了个体的绝对价值，在个体理性的一个极点上，理性的个体调整转化为道德的个体。因此在康德那里，还有幸福与不幸、道德与不道德等的区分。就精神而言，齐美尔接受了歌德的灵性、活力的审美立场，寻求表象之内主观与客观、自然与心灵的统一性。他主张每个存在都有生命，每个生命都有统一性，正所谓“自然的灵性，灵性的自然”（Simmel，2007：163）。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