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上）

常向群 韩格理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03日第17版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结语。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一生心系“乡土中国”，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无不“志在富民”。《江村经济》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费孝通的另一部力作《乡土中国》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更被国际学界誉为“人类学研究的启蒙读本和经典范本”。

为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本刊特邀一位西方学者和一位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东方学者，从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理路作深度探讨，分上下两期推出。本次访谈以英文形式进行，访谈英文摘要将发表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刊》（Anthropology Today）。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后来的《乡土中国》两本著作中，如何评价这两本著作的价值？

韩格理：我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十分有趣，但在那时，我刚刚涉足社会学领域，并不知道费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后来，在1984年至1985年于台湾东海大学教书期间，我在一家书店中偶得《乡土中国》。这次与费先生的“邂逅”时值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已初具基础，正在探讨如何能够不带西方偏见地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研究的当口。在读了《乡土中国》之后，我了解到费先生不仅与我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书中，费先生用优雅的散文体、以令人信任的方式直入主题，对中国与西方社会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当时对此书未被译成英文感到不解，并且意识到翻译此书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西方读者才有机会一窥费先生精深的学术思想。我十分荣幸有机会翻译了此书。

常向群：十分巧合，我是在1985年初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的，当时，我正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这本书从纵向——历史的维度，和横向——全球的维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考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在费先生逝世后，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的纪念文章《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that Arise from Reading Fei Xiaotong's Idea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就是基于您和王政翻译的《乡土中国》英文版写成的。十分可喜的是，该文在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下活化了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和王斯福教授之前的博士生曾多次引述中文版的《乡土中国》，但均无法呈现该书的灵性。您将该书推介到英语世界，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尽管此书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但一些核心观点至今仍旧十分有价值。我正在写一本书，题目为《费孝通与江村研究》（Study of Fei Xiaotong's theories and restudies on Kaixiangong Village），拟以此来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回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我于1987年阅读了该书的首版中译本。当时，我正在北京教授社会学，对这本经典的民族志领会得并不深刻。若干年后，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常问我如何评价此书的重要性，我请教了王斯福教授。他推荐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于1962年作的纪念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演讲，题目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这篇演讲使我对这本书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弗里德曼引述了一段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的序言：“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弗里德曼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像中国这样的、有绵亘千年的文明和庞杂历史的社会进行研究，并相信这将是社会人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我认识到《江村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了人类学的学科本身及其方法论的发展。1996年以来，我在费先生当年从事田野调查的村庄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后，便开始对费先生总结性的新作进行全面研读，从中我看到，费先生的研究兴趣已经从田野调查转向了理论回顾与反思。费先生自称，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始发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据费先生所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新风气，“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韩格理：我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似乎很少有美英的中国研究专家了解或引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论观点。所以，当我阅读了你前面提及的王斯福教授的《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一文，感到十分欣慰。的确，是到了开始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展开对话的时候了——追随费先生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社会区分于另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差异，以及将不同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共同之处。

常向群：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学者从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对现当代中国以及中国社会加以研究，但除了您和王斯福教授，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像费孝通这样的中国学者的理论贡献。根据社会科学的标准，这些专家的著作非常出色，但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是从迥异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诚然，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价值，但是，正如不少中国学者常说的那样，有的研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读起来有“隔靴搔痒”之感。对我而言，《乡土中国》的英译本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中国社会的中国本土理论的优秀范本。我希望国内外举行的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各种活动——包括咱们的对话——能引发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的兴趣，正如英语谚语所说，“迟做总比不做好”。

吴子桐：在民族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多层次的，且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他认为，这种“多元一体”的特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多民族国家。二位对此如何评价？

韩格理：正如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其他概念一样，“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源自于费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费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们的社会通过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多样的方式联系起来，一些是通过亲密的家庭纽带，一些是通过广泛的家族关系，还有一些是通过地缘的关系。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第十二章指出所有这些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他指出，“区位是社会化的空间……这是血缘的坐标”。超越区域主义，根据费先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认同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有血缘的坐标，每个人的坐标在空间上都会有所不同。然而，与许多对西方社会所作的民族主义研究相比，这个观点适用于描述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而不适用于所有社会。

常向群：是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构想在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中国》中文版中已初见端倪，但是它的完善和广泛传播是缘于50年后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先生几十年来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料文献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根据费先生的观点，中国56个民族经过了长期的整合、互动，同时共存于一个大的社会里，由此形成的“格局”是“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格局”一词体现了个人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多元一体格局”又是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先生在已经撰写了多篇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后，于2000年提出了构建“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或者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这是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国社会向全球范围的延伸。在做完了“来自金砖四国的移民在英国”的田野调查以后，我认识到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可以成为对现存的有关多民族社会理论的一项有用的补充。

韩格理：对于费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还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切实反映？

常向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且这种格局正在成为现实。而“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一体格局”则是费先生的一种向往。

韩格理：沿着费先生引领的这一研究，我想我们应该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作一点补充。英国人类学家弗尼华尔（J. S. Furnivall）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英国公务员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他发现，除了日本和韩国，大部分亚洲社会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用“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一词来指包含多种共存而不相互融合的族群的社会。弗尼华尔提出的这一概念暗含了与西方社会的对比，在西方社会中，不同的族群被期许融入一个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无疑问，费先生所接受的英式教育使他接触过弗尼华尔的著作。费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社会少数民族研究，他对多元社会研究的新见解，都是从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省教书时所作的研究。

常向群：没错，尽管我没有看到费先生直接引述弗尼华尔关于“多元社会”的观点，他很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有趣的是，有中国学者对费先生的《江村经济》评论说，此书缺少对西方文献的综述。大半个世纪过后，也有中国学者对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评论说，它缺乏中文文献的回顾。我认为这一点正说明了，中国学者不仅向西方学者学习，也期待西方学者向中国学者学习，这种互鉴不仅是材料上的，还包括观点和思维方式上的。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很多理论问题上都卓有建树，且能灵活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社会，在《乡土中国》中他运用“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请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对费孝通思想研究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在理解社会结构等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韩格理：在社会学领域，费教授对研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源自《乡土中国》一书，我有幸和王政共同翻译了此书，当时她是我的研究生。我们翻译完此书后，到北京拜访了费教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共同探讨了此书的英文书名。如果书名翻译不得当的话，将会使读者对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在谈话中，我注意到费教授暗指中国农民植根于土地，于是，我们几乎异口同声说出了该书的英文名——From the Soil，副标题为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的社会基础）。这一题目抓住了该书的精髓思想：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生发出了一种独特的人际格局，这种格局使得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这种人际格局就是“差序格局”，我将它译为“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费先生的核心观点是，这种差异人际格局全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人际格局，即“团体格局”——我将此译为“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这一对概念有助于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组织和制度差异。

在美国的社会理论家中，很少有人了解费教授和他的著作。知道费先生的也仅限于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如许多中国理论家一样，欧美国家许多理论家（例如Edgar Kiser和Michael Hechter）使用类似的概念分析不同的社会。这削弱了费先生的一项主要学术贡献，即关于社会的这些概念的提炼应该来自于对该社会的第一手了解。

常向群：我是在1994年通过杨美惠（Mayfair Yang）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Gifts, Favors & Banquets）一书得知《乡土中国》有了英文版。由于我对此书较熟，直到去年开始写费先生的理论贡献，才开始翻阅其英文版。然而，看到英文版的第一眼，我就被它的英文书名From the soil及其副书名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所吸引。在读过您的前言、后记及所有注释后，我发现我与您对该书的理解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很多共识。

在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书评后，我发现鲜有西方学者注意到此书译者工作的价值及其为此付出的努力。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费先生的理论，比如“差序格局”，在西方学术界几乎不为人知。在此我再次提及王斯福教授的论文，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译作“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王斯福教授则将它们分别对应为“社会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使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中国人与所谓的西方人之间关系的差异。

韩格理：我必须说，我也对《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几篇书评感到失望。记得一位评论家指责费先生的这对概念与东方主义有涉，并且从人权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有权享有平等的个人权利。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完全忽略了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比较之要点。诚然，倡导人权平等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团体格局”是这个传统的体现，但是“差序格局”并没有规定它不追求人权，它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常规的互动模式的概念。

事实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也并不是位于一个连续渐变体的两端或两极，它们都来自对两种不同社会组织的理解。作为组织性概念，这两个术语分别规定了各自社会中成员间互动的制度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忠实于费先生的术语，术语的翻译必须强调互动的制度化模式，人们在这种模式中能够界定自己，并以此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构社会秩序。从这一点上讲，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译为“social egoism”没能传达费先生这一概念中互动的维度，虽然它从个人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社会的特征，正如费先生本人所做的那样。

常向群：中文是一种高语境语言。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翻译成“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而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翻译为“social egoism”。在已有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社会科学术语中加入了中国的元素后，其含义被拓展得更加宽泛了。我见过大约十个不同版本的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译法，但都不尽如人意。就像许多其他中国术语一样，将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并非易事，正如我个人使用“礼尚往来”（lishang-wanglai）作为中国式的互惠和关系网络的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目前，“guanxi”（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在英语世界中较为常用的外来语汇，法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早就成为了英文单词也是一个例子。我想“chaxugeju”和“tuantigeju”也许能够直接作为英语的社会科学专业术语为人所接受，这样可以避免翻译的欠缺而带来的误解。

吴子桐：改革开放后，费先生提出“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区域发展等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费先生晚年“志在富民”的选择是他一生学术关注的延续还是转型？他的理论对于今天的城乡建设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韩格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后者的英文名称为Reconstructing Rural China。我们概括了书中的内容，并将其作为《乡土中国》的最后一部分。费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基础建设与发展的构想，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现实。费先生能够如此清晰地对中国经济应该并且实际如何发展作出预见，这看似惊人，但其实他的理论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清晰认识。

常向群：费教授在《八十自白》中总结道，“富民”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他的这种思想后来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费先生的“富民”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植根于他早年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费先生提出的各种“模式”是他对中国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社会观察的结果，这些的模式区分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类别，并为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以及中外之间的比较创造了条件。

韩格理：我对费先生晚年的著作不如你那么熟悉，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费先生晚年仍在继续对其早期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开发。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费先生见过几次面，有一次甚至是在我未曾想到翻译《乡土中国》之前。他清晰的头脑和“心系于民”的情怀让人赞叹，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

常向群：绝对是这样。英语世界的学者一直认为费先生是关注实用的人，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费先生更多的理论著述，《乡土中国》只是其中一例。在费先生生命的最后15年中，他仍旧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其中大部分著作涉及理论。希望西方的学者能够在阅读费先生早年在西方获得公认的著作以及晚年的这些著作后，再对他的学术贡献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下）

常向群 韩格理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1月17日第17 版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晚年非常关注全球化现象，认为非西方世界要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建立“文化自觉”，进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他曾在八十寿宴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设想，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也指明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非西方文明应对全球化的表现非常多样，有后殖民主义的反西方中心，也有全盘西化论者对西方文明的热情拥抱，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有什么独特之处，在全球化时代有怎样的意义？

常向群：我认为，费先生将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全球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多元一体格局’”可以看作他的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费先生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在于研究中国人如何建立和维持关系，从而使自己生活在平和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中。1947年初，在为期三个月的赴英国访问期间，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清晰地指明了这一点。此外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资源的匮乏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费先生在生前的最后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文明的秩序是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此处，“礼”的意思十分广泛，涵盖了仪式、礼品、礼仪、礼节、礼貌等等。费先生相信，克己的哲学有助于社会秩序的优化。我也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于其以“礼” 为核心的文化特征。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用“礼尚往来”一词概化了这一特征。

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观点也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观点相似。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杜先生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在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东亚社会中新儒学的传统对多元现代性的启示在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它有助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包容，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发展成为“文明的对话”。

韩格理：费先生强调有必要在文明的层面分析社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而且深有同感。在最近的写作中，我也正在尝试将费先生的观点延伸到文明的层面上来。更具体地说，我试图将费先生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与韦伯（Max Weber）的观点结合起来。尽管费先生并未提及韦伯，但他的观点与韦伯的最具文明层面分析特征的“统治原则”肯定是有可比性的。我认为在西方的统治制度中有一种“司法质量”（jurisdictional quality），意思是，在西方，合法权力只能在规定的组织范围内行使，这就是“团体格局”。然而我认为，在中国，制度的运行依照关系的逻辑，而关系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受孔子所谓的“礼”的控制。我将之定义为学习对角色的服从，即每个人服从于自己的角色，并且通过观察他人习得他人如何服从于他们的角色，这就是“差序格局”。每一个统治原则都会产生若干套独特的制度。

常向群：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王斯福教授一直将“文明”及其相关概念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话题。他和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迈克·罗兰（Mike Rowlands）于200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围绕这一主题作了系列讲座。该讲座是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组织的，讲稿也在由王教授主编的《中国人类学评论》上刊载。此外，王斯福教授去年还在复旦大学作了一个题为“文明的概念和中国的文明”的讲演。在演讲中，他评析了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但并未包括费孝通先生在这方面的著述。在关于费先生理论研究的书中，我将用一节来介绍他关于文明的研究。

吴子桐：费先生的博士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写的序言中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中，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国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有评论说，费先生从一开始��走上了迥异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并由此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二位对此有何评价？

韩格理：费教授的《江村经济》是建立在本土的和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在英国是马林诺夫斯基等其他人类学家率先使用的，在美国，则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开创其先河。费先生曾经先后师从这两位教授，在作博士研究期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而早在1934年，当他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时，就有幸得到过罗伯特•帕克的指导。帕克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荣休，并在中国执教了一年。马林诺夫斯基和帕克均倡导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观察，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此外，帕克还建议他的学生研究他们所在的本地社会。费先生熟练掌握了这套研究套路，并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费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得出的。

常向群：根据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类历史被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是建立在20世纪的三分法基础上，划分出原始社会、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费孝通先生开始时也是研究相对原始的瑶族社会，1935年秋天，他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偕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那里作田野调查。费先生误入猎人设下的陷阱，而他的妻子在寻求帮助的途中从悬崖跌落身亡。这场事故中断了、也改变了费先生学术研究的路径。翌年春天，费先生来到了开弦弓村，他的姐姐费达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了使身心从这场事故中恢复过来，费先生开始对这个汉族村庄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并最终以此为题材写成博士论文，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该论文于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为题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讲，此书是“无心插柳柳成阴”。

韩格理：费先生早年的不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的新的灵感产生于悲剧。如果说“无心插柳柳成阴”，那么一直以来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费先生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怎么能如此迅速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时间很短，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常向群：费先生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他在赴英国的邮轮上花了几周时间整理调查笔记。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年内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R. W. Firth），费先生在作英文的文献综述方面节约了大量时间。我想您一定读过这四本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A Chinese Village）、林耀华的《金翼》（The Golden Wing）和许烺光的《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埃德蒙•利奇爵士在他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对上述四本书进行了评述。他批评了那种利用熟悉本土文化之便利把资料用于研究中的作法，也批评了试图通过一个本土研究来概括整个中国社会或整段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利奇认为，费孝通先生著作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同类研究中最早的，而且在于作者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内的、从自己成长的地方与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之间的类似现象中发现细微的差别。

近几十年来，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利与弊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外来者研究中国会在他的研究中带入另一个维度，其中包括来自语言的翻译和异域文化的思维方式，通常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作为王斯福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的评议者之一，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固有优势究竟何在？比如，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欧洲人研究欧洲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吴子桐：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是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赞同后者并一直身体力行，他认为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问题和现象，没有现成答案可以解决，要超越旧有的刻板印象，一定要摆脱成见，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他的著作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术语，而是“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他的这种治学之道对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采取哪种方式？

韩格理：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可以把社会学学者分为两类，即“堆砌者”与“分解者”。一方面，“堆砌者”将所有的东西堆砌在一起，力图建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如今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者都是“堆砌者”。他们采用归纳法，先提出假设，然后严格地用量化分析对其加以验证。他们试图找到一条符合大多数人的、符合这个宏大整体的真理。另一方面，“分解者”将他们要研究的对象加以分解，根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分析的需要将它们分解成不同的小部分。“分解者”寻找人们之间的差异，试图找出这个或那个群组的独特之处，并通过比较和对比系统地总结出各群组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分解者”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要将人分类，你必须先对不同社会群组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密切接触这个群组从而了解什么才是这个群组的独特之处，什么不是。换句话说，你必须开展田野调查。费教授首先是一名“分解者”。他仔细地观察进入他视野的所有群组，从中发现它们的差异，努力解释这些差异，并鼓励人们在认识到各群组的独特性的同时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常向群：“堆砌者”与“分解者”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将费先生归入“分解者”的行列也十分有趣。如果从费先生用“差序格局”来定义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团体格局”来解释西方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来看，这种讲法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此外，费先生以“苏南模式”代表以集体为导向的经济、以“温州模式”代表以私有为导向的经济，这种对本地现象研究的理论概括也表现了他这种类似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都可看作是概念化或综合法。

在王斯福教授的指导下，我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表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实地田野研究、对量化数据的二次分析、对媒体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文本内容的定量或者定性分析。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文献参考或直接的实地调查、调研获取数据，再通过不同步骤来处理数据或材料，如定性或定量分析、归纳或分析、概念化或科学范式等。费教授的著作看似是基于田野调查访问与文献研究写成的人类学著作，但其结果似乎并不像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所倡导的那样是基于严格的数据分析处理得出的。费先生采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中国来说很实用，尽管有时其时效性有限。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中国各种政策的数量比法律法规要多得多，而且更改频繁。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落后于西方，还是由于西方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

韩格理：的确，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费先生并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方法论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费先生早期的著作。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研究刚刚起步，定量分析的技术还相当原始。费先生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先进的实证研究方法了。如果费先生采取了今天的定量分析技术，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再书写费先生的学术成就了，他可能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逝了。相反，我们赞赏费先生的洞察力和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尽管其研究规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曾经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著作中读到的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逻辑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思考。”这正是费先生所具备的——对他的研究对象所怀有的超越逻辑论证的一种同情的理解（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常向群：我同意您的说法。北京大学今年6月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讲座”，在此次活动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乔治•马库斯教授（George Marcus）与芝加哥大学的冯珠娣教授分别做了题为“World Anthropologies Today: In Their Nationalist Traditions, Cosmopolitan Ethos, and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与“Localized Anthropology: China and Europe”的讲座，之后还进行了一天“专题工作坊”，探讨了中国人类学者如何参与形塑世界人类学大局。这次活动是由高丙中教授召集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去年，在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他主持了一个题为“用中文重写文化”（“Rewritten Culture in Chinese”）的主题讨论。据高先生介绍，近年来有十来位中国人类学者正在国外从事或者已经从事了田野考察。其中五位已经用中文出版了他们海外田野考察的研究成果，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各一本，印度的有两本。

记得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一篇评论说到，下这么大工夫翻译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似乎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如今有很多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给世界。我同意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到英语世界来，但是，它们都是单项的研究，包括我上面提到的五本书。它们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视角。但是，费孝通先生完整的著述推介，对全面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吴子桐：费先生曾表示，他的毕生追求是研究中国社会，依靠自己观察和科学研究得出的可靠数据来治疗社会的病痛，这使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意义。如何理解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批判和探索？他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的差异何在？

韩格理：费孝通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希望做一名社会医生，医治社会的病痛。他运用社会科学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在二战结束后那几个重要的年头里，费先生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包括他写作《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足以表明这一点。他希望通过精确的社会研究找到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改革家们通常会规划一个新世界，并打算将他们的规划放到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社会中去实施，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维。而费教授并不是空想家，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希望这些行动规划能够切实作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要为他们制定正确的规划，就必须深入洞悉他们生活的社会。费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使他总是扮演一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的角色。

常向群：也许这正是费孝通先生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原因。他与巴博德教授（Burton Pasternak）的对话更是加深了人们对费先生研究的这一特色的一般印象。在1996年费孝通学术生涯60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斯福教授作了题为“费的事业和利奇的游戏”（“A practical-minded person: Prof.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的演讲，强调了费先生和利奇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不同之处。然而，这种印象是基于费先生学术研究早期和中期的著作形成的。从80岁大寿到95岁仙逝，费先生仍旧笔耕不辍。我认为，早年的费孝通是一名用西药来医治中国社会病痛的“社会医生”，而晚年他却试图用中药来医治西方社会的病痛。总之，费先生可以被视为一位中西结合的“社会医生”，他毕生都是在践行理解和帮助人民、改善他们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使命。

韩格理：我同意您的看法。费先生在从事社会研究初期，也许曾受学术界的启发运用西方学界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医治中国的疾病；但是，他越是研究中国，越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它不仅能治愈中国社会自身的疾患并将此延伸到治愈其他社会的疾患。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我们应当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