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

——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周晓虹

《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建立以来，其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后成为人们争辩的焦点。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如何使这一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时代精神，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从这一意义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而围绕本土化最核心的议题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其争辩基础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本文作者认为，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普遍与特殊；转型实践；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

 

 

2018年中国社会学界最值得关注的争议性事件之一，是农历新年伊始旅居美国的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明确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谢宇，2018）。这对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社会学界虽曾断裂但仍延续至今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努力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很快，谢宇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如梁玉成教授虽不同意谢宇将本土化的努力一概视为“误区”，但却“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梁玉成，2018）；反对者也有之，如翟学伟教授以为，谢宇的判断完全“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翟学伟，2018），中国社会学界其实没有什么本土化，谢宇的问题是“虚构”出来的。

 

本文的撰写动机，首先如翟学伟所言，我也一样以为“这是一件社会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大事。如果对此没有争鸣，很容易被当成定论”（翟学伟，2018）。其次，对于谢宇文中锋芒所向，翟学伟清楚地看到自己可以置身度外的理由——“文中对一些中国学者所持有的‘本土化’观点表示反对，我本不在其列”（翟学伟，2018）；但于我而言则“如芒在背”——因为文中所列第一篇推崇“本土化”的文章，即是拙作《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周晓虹，2017）。再次，我还以为翟学伟的大作不仅没有挠到痛处，而且充满错讹之处：因为对本土化做了狭义的理解，以致他不仅忽视了本土同行们的诸多努力，而且将原本应当是一场宏大的学术实践活动裁定为“只是一个学理性的讨论”（翟学伟，2018）。当然，要将这些想法澄清并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它既涉及整个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内在理路，又涉及我们民族的长久传统和当代实践。

 

 

一、社会学本土化：何来与何为

 

1895年，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标志（阎明，2010）。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903）；再往后，先是1914年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 Kulp II）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后是1916年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缘起与嬗变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经过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浸淫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人陆续回国并在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担任教职，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就成了本土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孙本文和吴文藻率先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周晓虹，2012，2017）；而他们的吁求，通过诸多同仁尤其是燕京学派的努力，不但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且与此时晏阳初、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相呼应，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附庸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形成了看似自行其是但性质相近的中国化运动。

 

1949年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原本声势浩大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也戛然而止。直到在尚保留了社会学一丝余脉的海峡对岸，陈绍馨发表了《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陈绍馨，1966）一文，才重新燃点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量返台的留学欧美的学者聚焦社会学中国化的热忱：一开始，受二战前后美国流行的科际整合观念和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影响，先后从美国返台的人类学家李亦园、社会学家文崇一和心理学家杨国枢联袂发起了“中国人的性格”研究；随后，因这一研究引发的反思进一步激发了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这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一方面开始与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本土化运动相衔接，另一方面也因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而被消解。所幸的是，中国化运动的“接力棒”很快因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学的重建被传递到大陆学者手中。

 

从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之日起，“本土化”“中国化”或与之相近的“中国特色”等概念一直与这一学科形影相随。检索中国知网（CNKI）能够发现，自1979年以来，最早的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为主题的社会学文献，是刚刚成立三年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摘发的《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文中介绍了萧新煌、高承恕、叶启政、赖泽涵和金耀基五位中国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社会学家的中国化观点，这也是重建后的大陆社会学第一次倾听先行一步的对岸同胞论及这一主题。其中，叶启政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中的一个环节。”金耀基则以为：“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

 

如果细读叶启政和金耀基立足“整个近代中国”的本土化观点，再比照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愿望，似乎两者之间并非像翟学伟所言“无承继性”（翟学伟，2018）。1993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讲演中，曾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过，在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容”（费孝通，1999：7），这显然与上述金耀基的两个层次的中国化存在着鲜明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耀基的“两个层面”和费孝通的“两项内容”，就是从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对本土化问题的连贯性回应。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尽管“社会学中国化（就）已成为一个热门的题目”（林南，1985），但时至今日，有关本土化的界定在中国社会学界并未获得一致的意见。本文所讨论的谢宇的文章中将三种中国社会学界的流行倾向归纳为“本土化”，但其具体的分析实际上指的是“本土化”努力的缺憾或粗糙的现状，再或如翟学伟所说，是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定义为了本土化的问题”（翟学伟，2018），本身并不能得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结论。

 

进一步而言，现时本土化努力的粗糙，或“未必能诞生有原创能力的学术成果”（谢宇，2018）的现状，在促成谢宇“不屑”的同时，也造成了翟学伟的“羞与为伍”，这也是后者“窄化”本土化，即在其“眼中的本土化是比较狭义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原因之外，造成翟学伟“窄化”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学术立场的心理学化。他不仅以自己“窄化”的标准判定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连续六年（1992-1997年）在大陆开办的本土化暑期班培养出的学者“20多年下来……几乎没有”在做本土化研究，而且将本土化的议题“窄化”在其本人耗时30载研究的“关系”“人情”“面子”等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范畴之内，认定只有“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翟学伟，2018），从而回避了产生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宏观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考虑到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的努力，以及二战后越来越强劲的民族独立浪潮和随后的全球化运动，我们认为可以将本土化界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周晓虹，1994）。换言之，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王宁，2006）。作为一种集体诉求，本土化运动出现在战后相对边缘化的西欧（Lyons, 1973），也出现在东欧、澳洲、加拿大和日本（Sandstrom, 2008; 柳中权，1983；Graham et al., 2008; Enriquez,1989），同时俄罗斯社会学家也意识到要重视“俄罗斯在向民主过渡和从国家到市场的过渡中的经验教训”（Sandstrom, 2008）。

 

和第二世界一样，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在战后也出现了鲜明的本土化趋势。早在1957年，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迈达尔（G. Myrdal）就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而应改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利益。在此之后，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尝试通过修订西方的现有理论或创造经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滋养的新理论来推进本土化运动（Atal, 1981; Lanuza, 2003; Kim, 2007; Clammer, 2009），及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本土化日渐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和主体意识的学术运动（Dirlik et al., 2012）。

 

 二、本土化的学术与实践向度

 

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本土化具有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分别对应前述费孝通的“两项内容”或金耀基的“两个层面”。从前述第一项内容或第一个层面来说，无论是“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或是“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都涉及如何使社会学这一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体系能够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相吻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以及行为模式。换言之，本土化的第一个方向或学术向度直接涉及到如何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社会学中来（林南，1985），即从社会学中读到我们文化的品格或民族的性格。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产生背景是17世纪始席卷欧洲的大变革（周晓虹，2002）；随后，在它的知识主流于19世纪末期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受到了实用主义和个体主义传统的塑造，并因其对定量统计技术的使用而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陈心想，2019）。社会学在过去一百八十年间积累起了丰富的系统性知识，但毫无疑问，现有的这些流行理论大多都是欧洲和美国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思想家们从他们的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中通过某种称为“科学”的方式“读取”出来的。如此，既然“所有理论本身都是文化产品，在特定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方产生的”（King，1990），那么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也都是区域性的或特殊性的“在地理论”，即使是那些具有“普适性”面相的理论也不过是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而成，并不具有切实的全球“普适性”。从这样的角度看社会学，也就像同样在美国获得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一样，“如果它创立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就会大相径庭”（Cartwright, 1979）。

 

正是基于对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或“跨情境效度”的怀疑（王宁，2017），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设想。从单纯的学术向度上说，这一设想有两大动因：一是认识论动因，即主张从认识中国的角度，对舶来的社会学知识加以审视，以求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相“契合”（杨国枢，1993）；二是主体性动因，尽管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已逾百年，重建也有40年的历史，但其鲜明的西方化倾向，或者说由“追随者”的地位导致的主体性的缺乏，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叶启政，1982）。

 

本土化的实践向度指向费孝通的第二项内容或金耀基的第二个层面，即前述“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或“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今天这类表述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套话”，但在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吴文藻推行“社会学中国化”时，如何将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用于改造落后的中国，却是一个现实话题。在当时，晏阳初、梁漱溟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李景汉和费孝通的定县与“江村”调查，陈瀚笙的农村研究，虽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有异、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但在实践向度上却高度趋同——都希望能够“谋中国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阎明，2010：23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成为由吴文藻及“中国学派”代表的社会学家们的主旨追求（李培林，2008）。而这一追求不久之后就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变得更加急迫，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国家的危机，实际问题的严重，（使）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费孝通，1999：413）。可以说，正是这现实的逼迫，使得抗战前为“中国学派”所倡导的社会研究，通过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田野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1999： 413）。所谓“共同风气”，是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中，恪守上述“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宗旨的，并不限于战时蜗居于呈贡“魁阁”坚持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成为大多数社会学家的集体共识。

 

还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即使像孙本文这样的“书生”，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解体的双重压力下，也一样依赖其中央大学的正统地位积极投身国民政府的社会建设事业，用社会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周晓虹，2012）。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年轻时代即怀抱的“士”——传统知识分子“用则出其经纶，展其抱负，以福尔黎民”（孙本文，2012：1）的宏大志向。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被取消了近30年之久的社会学重获新生，同时也赋予这一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所幸的是，由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领衔的这场“重建”，从一开始就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性传承了下来。现在看来，中国社会学之所以会形成急迫的运用系统性知识解决本土问题的实践向度，固然与这门学科在中国引进及重建的两个时期皆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直面相向有关，也与费孝通在其一生中所常常言及的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承载）的传统烙印”（费孝通，1999：49）有关。由于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命运多舛，再加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学家担负着如何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国家的职责，因而“学以致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周飞舟，2017），并逐渐使中国社会学“凸显出一种实用的性格”（赵旭东，2010；另见叶启政，1982）。毋庸置疑，这一实用性格或许会影响甚至伤害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树（苏国勋，2005：162），但这就是一个发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学科被过早地“移植”到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时不可避免的劫数。

 

其实，由于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到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它的实践性不仅包括对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问题的处置，也涉及摆脱对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心理依附、促进民族认同的精神面向。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对主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追求一直生生不息。及至今日，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努力依旧被用来锻造“文化自觉”（费孝通，1999：196）以及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汪丹、李友梅，2018）。

 

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悖论与出路

 

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最核心的争议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议题。由此，围绕某种价值或知识体系对其他群体的适用性问题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在社会学中，最早使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概念的是韦伯，其后是帕森斯。不过，他们对这对概念的使用与我们所谈的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无关，而是某一群体成员所共同信奉的某种处事原则或处理社会关系远近轻重的行为准则。如果将韦伯和帕森斯所讨论的问题归为价值普遍主义，而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归为文化普遍主义，那么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而展开的相关争论，就主要是后一个问题。

 

（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辩与质疑

 

纵观历史，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和社会学一样古老。在十九世纪急速的社会变迁中，孔德（Auguste Comte）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实证主义氛围中创立了社会学，希望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并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尤其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逐渐发展出“假设—推测—检验”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周晓虹，2002：248）。尽管这一设想在美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却在德国发展起来。通过强调社会学是“一门旨在对社会行动予以解释性理解，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Weber, 1968:4），德国人建立了后来经芝加哥学派发扬光大并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或解释主义范式。

 

上述两种传统代表了人类在社会知识的探寻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也构成了普遍��义和特殊主义争辩中两个阵营的核心。具体说来，科学主义范式强调一般理论、定量分析、经验观察、数据、假设、测量、验证、正式系统、模型以及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社会表征；而人文主义范式则强调专门议题、定性分析、综合、理念重建、论题、意义、说明、历史中的个体和作为一种历史和意识现象的社会表征。对于科学主义范式中的研究者来说，实证主义的吸引力关乎一个流行的假设：只有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由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主要争论也是围绕这一假设所开展的。

 

对上述假设的第一个质疑是：知识一定是客观、绝对或普遍的吗？显然不是。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这里不是一句“套话”，所有知识事实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参与生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先定的、既成的、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适用和有效的东西。即使是万有引力定律，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更不要说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阐释人类学框架下所讨论的那些非现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既然“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从什么位置看’以及‘用什么东西看’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格尔茨，2014：5），那么，那些主要在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就是有限度的。

 

第二个质疑更具挑战性，即有关人、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存在差异。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迥然相异。受狄尔泰的影响，韦伯虽然反对像历史主义那样将社会或文化事项完全个别化、特殊化，但也认为与本身无内在意义的自然界不同，社会世界是由意义构成的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应该根据“有意义的”人类经验范畴来“理解”（verstechen）社会现象。如此，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不过是将知识如何回归到产生它的社会过程或社会结构之中。

 

（二）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一种可能的出路

 

平心而论，在有关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中，谢宇对普遍主义的流弊怀有高度的警惕，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就前者而言，他曾借邓肯之口，“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同时申明“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谢宇，2008）。就后者而言，他则欲图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即“一方面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由此提倡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谢宇，2018）。

 

不过，虽然谢宇怀有上述警惕与意识，也承认“任何的社会学取向，理论的、文化的、历史的、民族志的，都能产生好的社会学作品”（谢宇，2018），但他实际上认定能够产生“好”的研究的方法或所谓“科学”方法本质上依旧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不错，谢宇提到所有学者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是“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指导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推理逻辑可能不同（参见格尔茨、马奥尼，2016：2），而他所说的“据”或“证据”似乎也并不包括定性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个案研究、生活史与口述资料、自传、档案、日记、书信以及非结构性访谈获得的经验“资料”，而主要是由定量研究者收集和处理的“数据”。如此，不仅他向年轻学者提出的“建议”只涉及“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而且在他那里定性方法也只是“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的替代品（谢宇，2018）。谢宇抱怨“本土化提倡者”批评“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错误地认为定量研究“不适用于中国或必然导致肤浅”（谢宇，2018），但他恐怕也知道在定量研究者中其实一样甚至更加盛行着对定性研究的不屑。

 

如果说谢宇和翟学伟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偏爱本质上还是由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造成的，那么要真正避免相互间的无谓攻讦，或者说真正做到对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格尔茨、马奥尼，2016），就必须突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峙，像韦伯、许茨、格尔茨那样不在两者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华勒斯坦等，1997：64）。提出这一立场的前提是：一方面应该承认特殊性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差异性表征随处可见，大至国家、民族、阶级，小到城乡、群体、家庭，相互间无一不存在差异，如果一味追求揭示特殊性，就难免会面临理论不能对“人类社会的差异性有足够的涵盖”的难题（陈映芳，2015），就不能实现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既然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偶然性，那就有必要重视或保留差异性，或者说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并存，即将特殊性纳入“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中，“在更大的意义世界中把它们展开”（格尔茨，2014：3）。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可行的态度是将本土化视为一种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有效路径，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单纯为实现民族主义诉求的“分庭抗礼”。

 

四、转型社会的实践与本土化的现实要求

 

在谢宇直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同时，他又有一段与之矛盾的表述：“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谢宇，2018）。仔细追究能够发现，这里起码有两处与“伪问题”的断言相矛盾：第一，本土化看来并非一直是“伪问题”，它也曾有过“积极的意义”，但谢宇没有告诉我们它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成了“伪问题”？第二，真的像谢宇所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吗？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既然已获成功，它为何依旧“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谢宇，2018）呢？

 

与谢宇不同，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在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一度“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初步，（也）出现接近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说法”（王铭铭，2005：41-42），但由于此后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中断，更由于战后社会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距离拉大了，以致迄今为止还没能建立起能够圆满说明中国社会特征的学科体系，还鲜有谢宇所说的“一流的研究”，尤其在国际流行的社会学体系中很少有人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角度来解释和说明整个世界”（Alatas, 1993）。如此，尚不能认为本土化运动已经取得成功。

 

（一）社会转型与本土化：伪问题或真现实？

 

如果说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历经八十年的努力并未成为可以弃之不顾的“伪问题”，那么回眸社会学一百八十年的全部历史，细思它在欧洲土壤中的萌生及转场美国后的华丽蜕变，尤其是考虑到今日中国正在经历能够与二百年前西方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相媲美的转型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完成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都更为紧迫，它不但未成为“伪问题”，反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真现实”。

 

我们所以说社会学中国化并非是“伪问题”而是“真现实”，依据就是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起，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再次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而且从根本上为实现这种本土化提供了可能。在本文以及其他诸多述及社会学中国化的文献中，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贡献都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但仔细想来，即使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不遭腰斩，我们就能够在当时或不远之后实现中国化的目标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显然，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不过是几个或至多几十个费孝通们因“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费孝通，1999：7）而产生的焦虑与不满。不错，费孝通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一流的研究，有些还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但从整个学科如何与自己的文明对接或从中汲取原料，尤其是揭示一个文明古国最终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说，这场中国化运动仍力所不逮。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了解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律则基本都来自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为止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那么，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自己民族的转型实践，自然就是这一学科在不同国家成熟与否的标志。如此，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面对40年来的巨变，今天以社会科学为志业的人就有可能超越个体的焦虑与不满，意识到“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的转型实践为锻造中国化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实验场”。

 

纵观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市场化开始的社会转型，能够发现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在为国际社会学提供全新议题的同时，也为相关各国的社会学家提出本土性的理论或做出“一流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在这一领域，最为成功的当属以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和吉尔·伊亚尔（Gil Eyal）等人为代表的“新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古典社会学理论”（塞勒尼等，2010）。不过，这些研究虽然获得了包括世界社会学界的认可，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甚至承认相关的转型研究也“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但依旧不能将其轻易地移植过来用于解释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连续性（孙立平，2005；Liew, 2015），其独特的转型逻辑或“中国经验”仍然有待中国的社会学家做出自己的本土性解释。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尚未产生“新布达佩斯学派”那样的影响，但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样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的契机，不仅中国社会学四十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且“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林益民、涂肇庆，1999：2）。可以说，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同样“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孙立平，2005）。总的来看，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它本质上并不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所以这场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具有某种普遍价值。在承认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的基础上，申明其对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意义，既能够从转型中获得独特的灵感，也能够为中国的转型确立正当性。

 

（二）转型社会的特点：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

 

如果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特点来看，因为这场大变迁发生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所以它首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在这点上，谢宇和翟学伟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都有批评。谢宇认为由于强调“对中国社会中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谢宇，2018）；而翟学伟将这一倾向解释为包括急于建立“话语体系”在内的过强的“国家导向”所致（翟学伟，2018）。这些批评不无道理。这使人想起多年以前孙立平和李银河的一段有趣争辩：那时，浸淫于现代化理论的孙立平提出要将有限的学术资源投入到宏大的社会变迁研究之中；李银河反诘道，其实研究昆虫交配和天体运行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

 

单从学理上说，我自然支持李银河，或者说从相似的立场也同意谢宇和翟学伟的观点。不过，我也以为，这类批评应该考虑到中国社会具体的转型实践。正是中国社会复杂的转型实践使得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它不但使政府部门产生了借助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迫切需求，而且助长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实用化倾向。但是，如果抱以客观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10余年来，谢宇期待的局面正在逐渐形成：不仅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越来越多，而且研究者涉及的选题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另外，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多、年青一代外语能力的提高以及出入境手续的简化，中国社会学家看世界的兴趣也在增强。比如，高丙中、包智明和何明诸教授推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十年来开展得有声有色，谢宇所说的“中国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只研究中国社会”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多说一句，如果说谢宇的误解是以中国社会学不恰当地比照美国社会学造成的，那么翟学伟的失察则是由前述心理学化的微观立场窄化本土化导致的。不错，在先前的研究中，翟学伟说明了人情、面子及关系主义等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儒家文明的盘根错节的关联，换言之是“儒家思想和话语实践”的产物（翟学伟，2001：31）。但是，由于翟学伟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连带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产生的农耕背景，他的分析也常常会回避社会学家理当关注的宏观结构，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转型实践。这导致翟学伟不仅在理论上窄化了本土化的应有题域，忽视了几乎所有包括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人口流动、城市化或乡村建设在内的宏观研究及其间的本土化努力，而且在应用上也违背了他口头推崇的“契合性”原则。其实，由于翟学伟一直将本土化视为一种仅仅关涉人情、面子等“传统而微小议题”的学理性探讨，使其没有意识到，要想解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面对那些“现实而重大的（结构性）议题”，同样甚至更加需要解决是否与中国社会相“契合”的问题。

 

五、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

 

行文至此，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还剩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第一，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第二，达成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吗？就前一个问题而言，自孙本文、吴文藻起，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明确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设想，在此后的每一个时期，尽管众说纷纭，但也都是致力于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从不回避的问题；而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尚未有哪位社会学家将本土化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不仅几乎所有赞同本土化的社会学家都像谢宇一样，希望“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谢宇，2018），而且他们也都大致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设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2013：54）。换言之，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才是这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

 

（一）本土化的路径：若干可能的设想

 

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初起之时，这场学术运动的两位主帅孙本文和吴文藻就各自提出了实现本土化的具体路径（参见周晓虹，2012，2017）。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这场学术运动的主将杨国枢写成《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1989/1982）一文，提出了后来影响到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设想：（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与理论；（4）改变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杨国枢，1989：484）。

 

不过，在这一主题上，总体上还是年长的费孝通教授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几乎是每隔五年左右，费孝通就会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先是1993年提出社会学要从拘泥于“生态”的分析，跨越到“心态”的思考（费孝通，1999：315）；后是1997年提出要通过与“异文化”的充分接触，形成能够反观自照的“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2013：46）；最后，2003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写下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将焦点指向与心态紧密相关的人的精神世界，提出过往为我们所忽视的“意会”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而在此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费孝通，2003）。

 

此后，谢立中根据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提出了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即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以及“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上述前三类本土化的典范之作分别为《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最后一类即前述有关“意会”及精神世界的研究。作者所以将最后一类视为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乃是因为它“触及（了）西方思维模式和实证主义一类科学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适当性问题”（谢立中，2017）。

 

（二）后西方社会学与南方社会学：扩展的本土化？

 

如果留心一点就能发现，笔者在1994年提出的本土化定义中，与几乎成为“社会学”同义语的“美国社会学”相对应的，不仅涉及中国等处在边陲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也包括了处在半边陲位置的第二世界的社会学。当我们提出这一定义之时，还鲜有国家之间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本土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种交流与合作却在南北半球开展起来，并成为本土化运动国际化的某种征兆。

 

在北半球，这种交流与合作首先发生在中法社会学家之间，按法国社会学家罗兰-伯格（Laurence Roulleau-Berger，中文名罗兰）的说法，这体现了“中国与欧美尤其是法国社会学之间的承传关系”（罗兰，2009）。这一新的视角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建构于中西方两种社会学之间的交汇、重合和交融”，而此种“后殖民决裂”或许能够造就一种“多情境社会学”，“把散落在各地的知识聚集起来，创造、建构、再创造出异质的和语境化的知识”（罗兰-伯格，2014：3、84）。联想到哈罗德·史密斯曾提出“美国社会学家应如何回应非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要求”（Smith, 1990），罗兰-伯格等法国社会学家联手中国同行站在“多语境”立场重建社会学知识的“睿智之举”就值得称颂。

 

无独有偶，在北半球的中法社会学家联手打造“后西方社会学”以抵制美国社会学一统天下之际，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有鉴于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地处北半球的欧洲以及美国在社会学知识制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提请人们将视野转向“全球南方”，以澳大利亚、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和伊朗的社会学实践打造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南方理论”。在全球南方的视角下，康奈尔对传统上南北半球或非西方（边陲）与西方（都市）在社会学知识生产上的不平等分工提出了挑战：“这种不平等将都市建构为理论或‘科学’的故乡，而边陲却要么是数据的来源，要么只是都市知识的应用舞台”（Connell, 2007: 106）。

 

无论是“后西方社会学”还是社会学的“南方理论”，都不仅希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学，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研究旨趣或对“另类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Alatas, 2006）的追求，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合作，这是本土化的新形态或扩展的本土化，它为建立华勒斯坦所说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罗兰所说的“多语境的社会学”，再或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社会学”提供了可能的过渡形态。

 

（三）迈向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对本土和全球关系的理解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最早，在孙本文和吴文藻等第一代社会学家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之时，他们尚只停留在对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之特性的知识体系的诉求之上，并未过多考虑这一学术运动的最终去向。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第二代社会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本土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另起炉灶，杨国枢明确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而“心理学研究本国化（包括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杨国枢，1989/1982：485）。1994年，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时，我也曾提出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消极的全球化和积极的全球化。前者立足于使“世界的”成为“我们的”，后者则立足于使“我们的”成为“世界的”。当然，从一般的顺序上说，消极的全球化在前，其后是本土化，最后则是积极的全球化（周晓虹，1994；另见费孝通，2013：54）。在这里，积极的全球化的实现显然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即我们真正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才能最终有资格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可以说，在这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形成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之并存的应该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是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

 

从本土特质走向全球视野，是打造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最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它直接涉及到在将西方的新动力对接进我们的旧传统的同时，如何“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费孝通，2013：54）。就此，边燕杰曾从如何将本土知识进行国际编码入手，给出了一种值得尝试的使“民族的”能够成为“世界的”技术路径（边燕杰，2017）；王宁也希望能够通过提高“知识创新力”打破本土化一直“成效不彰”的难题，以提出“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受的……理论知识”（王宁，2017）；而谢宇则干脆直言，中国学者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所有贡献，而不只是对中国做出贡献”（谢宇，2018）。尽管这些看法各有道理，但是如果站在更为宏观的社会与历史层面，恐怕不能将“限制中国社会学发展”尤其是“走出去”的障碍，单纯地归咎为“某些学者自身学术上的目光短浅与画地为牢”（谢宇，2018），也不能将“知识创新力”的不足简单地归咎于“学术制度与学术文化”（王宁，2017），如此，某种单一的技术性方案同样也未必能够药到病除。显然，要充分解决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对创新力的掣肘，或者像谢宇所说，“有能力超过西方学者”（谢宇，2018），就不能不论及对更为宏大而根本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的长期而艰巨的改造。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12：147）。

 

建立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并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它的基础是100多年来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碰撞、冲突与交流的全部历史。面对西方的冲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从未停止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脉络之中，它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汪晖，2015）。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中就隐伏着这种冲击与抗拒。比如，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从姐姐费达生的乡村工业化实验中就看到了中国人在“西方化”之外寻求现代化之路的意图，而如何在达成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既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不失世界性，或如何“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费孝通，1999：2），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包括费孝通姐弟在内的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依旧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能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提出要求，它需要研究者“对中国身份认同的肯定”；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必须与全球环境相联系，以免在本土化中迷失方向”（Dirlik et al., 2012:31）。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致力于推动的社会学本土化，乃是为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所做的必要准备。这种准备加上全球社会学的“亚洲版”“拉美版”“非洲版”“俄罗斯版”以及“南方版”或“中法版”的逐步建立，最终有可能形成一种包含了不同的知识传统和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并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相契合的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而这是社会学在多样化的世界达成大同前唯一合理的长时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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