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佟新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社会学家袁方先生的学术人生。袁方作为第一代劳动社会学家陈达先生的学生和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是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继往开来者。首先，他一直倡导和坚守社会调查的学风，做了大量的劳工调查。1957年，袁方提出要对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进行调查。第二，着重研究中国工业化与职业流动。他指出中国工业化开端于抗战时期，它带来了职业流动和人口迁移。人们的职业伦理从“公道竞争”向“唯利是图竞争”转型。第三，1979年后，致力于重建劳动社会学，着眼于现实的就业问题和劳动用工制度。第四，以劳动模范的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劳动事业的学者和工作者。

 

关键词：袁方；劳动社会学；调查研究

 

袁方先生（1918-2000）是社会学界承前启后的一代学者。如果说中国劳动劳工研究是由陈达等第一代社会学家开创、并由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新学人发展的话，袁方就是这一学科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袁方通过其科研工作和教学活动传递和宏扬了中国劳工研究的务实精神。

 

一、社会调查是劳工研究的基础

（一）传承陈达先生的社会调查精神

陈达先生开创和实践的中国劳工研究，重社会调查风气至今依然是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术风格是袁方始终坚持的学术思想。如果说，社会学需要研究事实性问题、比较性问题、发展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的话，袁方将“事实性问题”放在首位，强调劳工研究的基础就是做细致的社会调查。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有着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之争。（黄兴涛、夏明方，2008）费孝通认为，在劳工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社会学调查和社会调查两种路数。费孝通等人在西南联大之魁阁进行的工厂研究是社会学调查；陈达等人的研究则是社会调查，（闻翔，2013）社会调查是强调统计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陈达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就以小规模调查的方式进行劳工研究，通过设计调查表，填写工作和家庭的基本情况，然后将调查资料整理，加以解释，并与同性质的调查相比较。（陈达，1924：305）这样的社会调查虽然缺少了理论诠释；但扎实、细致和具有时代感，为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袁方指出，陈达先生是个强调以材料说理的人，即“你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 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因此他对材料的要求，一要大量搜集，二要力求翔实”。（袁方，1983：136）

西南联大期间和抗战胜利后，陈达和袁方等人在昆明、上海、成都和北京等地进行工人调查，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上海市工会》、《成都手工业》、《北京地毯业》等专题调查研究报告。1995年经袁方整理，陈达的《抗日战争时期城镇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一书出版。（陈达，1995）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研究方法被贯以“资产阶级”的罪名时，袁方依然坚持认为“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掌握在那一个阶级手里，只要不是捏造，总反映一定的现实，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与分析的参考。如此，我们才可以从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中吸收许多有益的东西”。（袁方，1957：20）

 

（二）提出对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做全面调查

面对新中国成立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袁方，1956：10），袁方提出，要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需要进行全面、细致、周密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他指出：“调查研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项不可缺少而且又极为重要的工作。……调查研究是党和政府制定政策和法令的依据。党和政府的劳动政策法令，必须以工人阶级的状况为基础来制订。”（袁方，1957：18）袁方逐条分析到，社会调查“首先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使理论联系实际。第二，丰富的直接资料有利于创造性地发展理论。第三，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才有可能正确阐述工人运动史。第四，劳动经济学、劳动法都脱离不开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袁方，1957：18）

为了实现对工人阶级的调查，袁方着重讨论了劳工调查的历史，指出工人阶级的统计调查开始于第一国际，表达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愿望，要加以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使用的劳工调查。“我们应该大力的发扬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又有社会调查方法，毫无疑问，我们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成果，那是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可望而不可及的。”（袁方，1957：20）

袁方提出了具体的工人阶级的调查的类型。“首先要全面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调查研究可以从好几方面开始。第一，全面的一般的概况调查，或者叫工厂调查，也可以叫工人生活调查。通过这种调查，我们就可以全面知道工厂工人的一般状况。第二，典型调查，选择主要工业部门或主要厂矿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比概况调查深入了，细致了，包括的项目更多了。通过这种调查，对于某些重要工厂，或工业部门的工人生活，就可以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第三，专题调查。选择工人生活中某些重要问题，例如，住宅问题，工资问题，生活费，女工问题，工会组织等，这种调查范围虽然小了，但调查的程度就更深了。第四，工人生活史的研究。这种调查以工人本身为研究对象，从工人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了解工人生活的真实面目。例如工人的思想，心理等方面的状况。这种研究比以上的几种就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这种方法也是马克思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总之，这种调查研究，不但从表面而且还可以从内心方面了解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袁方，1957：20）

袁方强调：“对于旧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对于解放区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也需要同时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过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资料，要大量的广泛的收集。无论是进步的，不进步的，中文的，外文的，只要是关于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资料，都应收集起来，特别是党过去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些文件，资料，要尽可能的收集。由于旧中国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留下的调查统计资料很少，为了补救这一缺点，我们同时还要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访问老工人、老的工会干部、老同志。这样，一定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旧中国工人生活的材料。最后，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应与“工人运动史”，“劳动经济学”等专业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工人运动史离不开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袁方，1957：45）

1958年，一系列有关社会调查的计划被批判成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具体行动规划”。袁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从此中断，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

 

（三）对就业、待业和失业的调查研究

1981年，社会学重建，袁方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劳动问题》的研究生课程。在课上，他反复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要求硕士论文一定要以调查为基础，用事实说话。这个传统一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劳工研究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袁方承担了一系列与就业有关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待业”问题展开调查。袁方指出：“对就业问题的主体——青年本身研究得少。既然青年是就业的主体，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又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要求��们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了解青年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找出问题，以便采取科学的对策。”（袁方，1982b）袁方提出，要建立一套社会统计指标体系，“过去我们的调查研究定性多定量少，因此，需要统计学的应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一套社会统计指标，它是解决社会现象的数量描述及其动态趋势不可少的工具”。（袁方，1982b）具体的是对社会劳动力、待业和待业率、就业和就业率、劳动力素质、文盲、待业青年的年龄划分、病残青年进行定义和划定范围。这是提高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分析的科学水平所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经常地调查研究青年就业问题或其它问题，要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基地。例如在城市的工厂、街道、学校、农村的社队等等，选出不同的基地，作为调查研究的试验室。首先摸清这个基地的全面情况，包括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地作各种类型的调查研究，同时要经常地深入地了解基本情况和问题的变化，这样的调查材料积累越多，就可以使我们能够深入地、准确地认识基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袁方，1982b）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应用社会调查方法，袁方主持编写了《社会研究方法教程》，（袁方，1997）强调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研究还可以使用比较法、历史法、归纳与演绎等定性方法。第三，社会调查研究的过程的科学化。这本教材的出版为当时社会学之社会调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袁方在《自叙》中写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还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袁方，1994）

 

二、袁方的工业化与职业流动的理论

（一）工业化与中国的职业变迁

中国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走乡村工业化和都市工业化发展之路的争论。费孝通以“江村”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走一条农工互补的道路的思想；（费孝通，2001）吴景超则认为，要走一条“发展都市解救乡村”的道路，发展都市不会使乡村破产，而是能够解救乡村。（吴景超，1933；2008）

 

1945 年冬，费孝通与袁方、张之毅、张荦群四人关于中国手工业有一次谈话，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以《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为名出版。（费孝通，1946）那时，吴景超因不同意费孝通等在书中为他心目中“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唱赞歌而写了一篇商榷性的书评，题目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后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参见吕文浩，2013），再次对中国发展问题展开讨论。袁方认为，都市的繁荣要建筑在农村的繁荣之上。农村是根，都市是花，花要开得茂盛，一定要根长得结实。如果根不结实，涸渴，虽一时开出好花，那还不是时代的昙花！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开出美丽的花朵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这不是孰重孰轻，而是都市与农村如何得到一个并行不悖的重建问题。（袁方，1948a）袁方从工业化与职业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其发表的《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袁方，1941）、《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人性与机器》（费孝通等，1947）等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都在讨论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职业变迁。袁方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和传统乡村社会的解组是一回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职业流动和人口流动。首先，中国的工业化是与传统社会的解组同一的过程；二是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与人口流动同一的过程。工业化、职业变迁与人口流动这三个重要的社会过程相互联结、相互作用。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何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时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新中国的“一五”计划时期。袁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抗战时期，其立论的依据是工业化是否是“建国基础”。在他看来，中国的工业化虽可追溯到同治年间，但以工业作为建国的基础，还是抗战以后的事。在战前，有“重农”或“重工”的争论，但到抗战以后，问题的中心已经从“重工”转变为如何“工业化”了。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前后建立了15个新工业区，在川滇黔三省中，战时新建立的工厂，依民国二十九年统计，资本以20万元为最低额者,共计472家，西南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区域，若没有抗战，新工业在西南的发展，也许是近十年间所梦想不到的事。抗战促成了中国由农业古国走向工业化的新国家，这一转变带来了农业社会的剧烈解组。在农业社会的解组过程中，职业间的人口流动非常明显，后方农民流入工厂、旧手工业师徒多数改业的现象非常普遍。（袁方，1941）

袁方认为，中国的职业流动有两类，一是农民转变为现代工人，二是手艺人向商业的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些“行道”，当然敌不住新兴的事业，因而势必失去其固有的地位。一部产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旧事业悲兴交替的历史。有新事业的发展，即有旧事业的没落。……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袁方，1941）由此，袁方就欧美国家与中国的农民向工人的转变过程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是缓慢的，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亦是缓慢的，是一种“延长流动”。延长流动方式对工业化具有负面作用，延长的流动是利少害多。其“利”在于，就业者在流动的过程中，眼界扩大，见闻增多，也可消除传统一隅的狭隘观念。而“害”在于：其一是“唯利是图”的心理作用影响职业间人口的流动方向；其二是从业者在职业上“没有持久的恒心”，“不肯努力做事”；其三是就业者的流动，“降低生产效率，对技工对工厂，两无裨益”; 其四易于出现失范现象，如性病流传，因为外来劳工多是单身，既无家庭的维系，又无亲友的监督，社会对他们几乎失去约束的力量。（袁方，1941）

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变动力是新旧力量共存的推拉力量，其内在的推动力更起作用。“在西南各工业中，虽然容纳了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试分析这些农民离地的根本原因，很多还不是由于新工业吸引所致。据费孝通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一文中所述，女工入厂的原因，可以说近80%是由于家庭内的不和等。这些人虽然进入新兴事业，但工厂实在无法拉住他们。”（袁方，1941）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性，即农业社会将大量的农民推出来，但他们却总是难以被新兴的工业所吸纳的状况至今依旧，正是这种“推动力”大于“吸引力”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向工人身份转型的困难。

袁方关注到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类职业流动，即传统手工艺艺人向工人身份的转型。袁方生动地展示了抗战时期昆明手艺人的生活状况，记述了各种手工艺艺人面临的危机。如“裱书”一职，在抗战的“戎马倥偬，军书廖午”之际自是萧条。“玉器业”，“在民国三十年就有三个铺东被炸死了”。如做旱烟管的师傅——60多岁的老马，昆明人，大概是10岁左右在当时昆明一家大旱烟管店做学徒，5年出师，即在该店做客师，有10年之久。到25岁时，略有积蓄，娶一妻，并开始自行经营制作旱烟管铺，历年生产颇称不恶，很可赚钱糊口。唯自抗战以来，外乡人大批拥入云南，纸烟盛行，吸旱烟的日益寥落，稍有生意，也只是年老人才来光顾铺面。因此门前冷落，生意极坏。一家9口，难以支持。不得不得卖纸烟，现在已1年了。（袁方，1944a）。还有“做绣花鞋底的”、“开染坊的”、“铜器业”、“帽业”、“香烛业”，林林总总一幅日常生活的画卷。手艺人改行的动因不仅是战争，还有工业化。

与农民向工人的转变不同，手艺人的改行是阶梯式变化，他们并非直接进入现代工业，而是首先流入到其他传统职业，如人力车业、商店等。这主要原因是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并非如十八九世纪英国初建的工业那样的循序渐进，却与帝俄彼得大帝提倡工业时有些相似，是一种对等跃进的局面”。高度现代化的工业所需的劳工是改行的师徒无法胜任的。改行的手艺人到工厂只能作小工，他们觉得地位太低，收入太少，不够满足日常开销。但他们又没有技术做技工，只能另谋出路了。（袁方，1941）。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与传统城镇生活中的传统行业是冲突的，它不是进化式的、由传统手艺人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而是破坏式或剥夺式，一下子断了传统手艺人的生存之路。由此袁方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

原因，“正是新的工业无法吸纳传统职业人口，而至中国的��业化进程缓慢”。（袁方，1941）

袁方对中国工业化与职业变迁的分析是历史视角的，正是农业社会之僵化推着农民走进城市，这些劳动者并不能满足城市工业的需求；而应当由手工艺人转型为工业技术工人的城市劳动者，因为城市工业的低收入无法满足其需求，这些导致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顺利，这一分析没有简单地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作简单的二元分割，而是视为连续的进程。

 

（二）职业流动与职业伦理

在职业流动的研究中，袁方认为，向上流动不仅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也是重要的生活伦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活伦理与“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居四民之首。“学优则仕”，士的社会流动占优越地位。人们向上流动不仅是职业性的，而是渴望权力，由此形成“士”的阶梯。但是，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唯利是图思想破坏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活伦理。（袁方，1941）

袁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荀子思想特别值得肯定：“儒家中特别是荀子，对于社会组织的阶层化和社会流动，有许多精辟的意见，如‘人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如王制篇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是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社会思想家，即全世界，荀子无疑是第一个先知先觉者！”（袁方，1943a：12）

中国社会对追求“士”的诠释有利于理解中国社会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的内在动力。以“士”为目标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道德。统治权是士权；士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根源。“读书人做官”素来是书生的宏愿。作为“重文轻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社会，掌握政治权是“士”的追求。（袁方，1943b：11）

传统社会沿着“士的阶梯”向上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制度化的。客观标准就是科举制度。第二，它是政权与士权合一的民主化，统治权付托于最优秀的智识份子。这一过程是由教育制度产生的，且是民主化的，即凡是人民，无分贵贱，均有教育均等的机会。中国传统社会是注重民主制度的。政治受教育的支配，全国人民但分智识的高下，而无世袭的文盲贵族特权阶级。第三，成为士是要有阶梯的，从战国的餐客制度、汉时的察举征辟制度、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度、隋唐至清的科举制度。第四，由于士的阶梯性，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社会模型，士的阶梯的模型造就出了士子，士子成为社会的道德模型。第五，“士的阶梯”成为中国社会选拔社会精英的机器。第六，取士的标准着重在传统文化，由此保存了中国一脉相传的固有文化。（袁方，1943b：17）在以“士”为阶梯的社会向上流动的理想中，社会道德得以延续，精英得以产生。

袁方关注到在日常生活中与“士”的阶梯不同的“贱商”与“重农”的生活伦理。“贱商的对面是重农。可是贱商和重农却是同一的作用，就是政治压倒经济，使皇帝把握住控制人们的大权。中国的皇权一直是建筑在农业基础上的；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农业的基础上，这类皇权才能维持。商贾的抬头便是地主的式微。所以为了维护这皇权的基础，商贾不能不加以压制了。”（袁方，1943b）这种“本是农，末是商”的社会现实，使人们信仰的致富之路是“由贵而富”，不是由富而贵。财富在权力之下。劳动的伦理与中国社会的重农贱商及富贵思想联系在一起，重土地、轻商贾，但更重权力。（袁方，1948b）

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过程保留了“士”的向权力精英流动的理想，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则从重农轻商向重商轻农转变，这是个“本末倒置”的转变。传统社会是倡导“公道竞争”；工业社会倡导的是“唯利是图”的竞争。公道竞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自动约束自我的自由，而过分尊重旁人的自由，所谓恕道的意义也就在此。有此两方面，然后才可以讲公道的竞争，才可以谈得上宽容异己。”（袁方，1944b）“唯利是图”的竞争对传统社会伦理有深远的破坏。“唯利是图”甚至扩大至传统文人。“凡是“待遇从优”的地方，就业者莫不如群蚁附体，群犬争骨，趋之惟恐落后。就知识分子方面说，也复如此。目前大学毕业生之流入银行，多到出人意外的地步，但加入学术机关者却为数颇少。此中缘故，据说是出于学术机关与银行的待遇相差悬殊所致。可见待遇的厚薄，可以决定人口活动的方向了。各种职业为了大量的吸收人口，便不得不提高薪金作为“抢人”的条件。但人的欲望无穷，而待遇的提高，却有程度的限制，因之极易养成就业者的“五日京兆”与“得陇望蜀”的心理。“惟利是图”的心理在职业人口中，是颇为流行的（袁方，1941）。

 

袁方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人之“心性”的变化，这一生活伦理的转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破坏。袁方对这种心性转变的认识，如同韦伯见到新教伦理带来的理性化一般怀着“乡愁”。以“士”为代表的向上权力精英流动的机制得以保留，但重商轻农的思想使“唯利是图”的生活伦理具有了合法性。

 

三、用社会学视角理解社会主义阶段的失业与就业问题

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袁方敏锐地注意到我国在就业、待业、青年就业、农村非农就业等问题，（袁方，1990）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这些思想至今具有启示意义。

 

（一）全面评估待业问题或就业定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袁方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待业问题，并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分析我国出现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袁方，1982a）袁方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的待业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概括起来，有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布局不适当，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发展慢、劳动管理制度不适应以及极“左”的思想发展和政策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对此，袁方提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要对此认真探讨，进行理论分析。袁方提倡使用更为广泛的就业概念，去除所有制和工作类型的差异，不仅将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人视为就业，而且将临时工、合同工以及个体开业者皆视为就业者，(袁方，1982b)这一提法具有广泛影响。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关于在业（就业）的定义是指，从事劳动或工作，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就算在业或就业。

 

（二）率先提出“非农就业”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期，袁方注意到农村“非农就业”问题，关注到农村非农部门就业人数和产值在整个农村部门的结构的比重变动异常缓慢，这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工业化进程。他指出，农村非农就业不足有以下原因所致：（1）由“互助组”、“合作社”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对非农产业的限制最为严重也最为长久。它使所有权的关系变得模糊，权、责、利的界限不明，也使农民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积极性。（2）长期推行统购统销的政策，采用指令性计划，规定农民生产的品种和产品购销的比例，并通过“剪刀差”把农业创造的很大一部分净产值转化为发展工业的积累。（3）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民迁移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影响了农村非农部门的发展。（4）中国经济水平低，总产值的数字虽有较大增长，但人均产值增长不高。同时，实践经验表明，农村非农部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劳动力素质的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阻碍了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文化科学落后使许多农村地区的商品观念、竞争观念淡薄。农民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的心理得到强化，农业劳动力转移更为艰难。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的水平得不到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形成了又一个恶性循环。长期以来，“左”的理论否认农村存在隐蔽性失业，目前我们应认真对待这一严重问题。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广开就业门路。这对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并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袁方，1989）

 

（三）积极倡导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袁方有数篇论文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和市场转型过程中就业制度与用工制度的改革，肯定了改革取得的显著成绩，但也指出存在的问题。袁方指出了我国劳动制度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要建立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确立企业用工与劳动者就业的主体地位、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等问题，其理想模式是：建立起国家计划指导、劳动者自主就业、企业自主用工、多种形式并存、全员劳动合同的新型劳动制度。（袁方，1992）

金耀基曾回忆说：“1993年11月，……当我与心仪已久的袁教授见面时，有一种如晤故人的亲切，中大的师生在与袁教授接触中都被他那种谦和、真诚的风范感动，而当他在11月2日在新亚书院人文馆做‘中国劳动就业与制度改革及其发展趋势’的讲演时，他那深刻的分析，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对中国开放改革的期望，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金耀基,2005：203)

袁方对我国劳动社会学的重建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8月，袁方参加了“美国社会学会80届年会”和“社会学趋势”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关于《北京劳动力人口的职业与行业研究》论文，此后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劳动社会学的论文，如《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方法》（袁方，1982b）、《北京劳动力人口行业职业分布状况的初步研究》（袁方，1986）、《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袁方，1988）、《中国农村非农部门的就业和问题》（袁方，1989）、《我国劳动就业问题》（袁方，1990）、《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袁方，1992）、《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点》（袁方，1995）等。

 

四、劳动模范——学者的劳动实践的美学

袁方从进入社会学的那天起就将生命与工作、学问和学生捆绑在一起，其工作的一生构成了先生的劳动社会学之学者的美学生活。

（一）劳动社会学研究中的“劳动模范”

 

袁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就像一名工匠，对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和学科发展充满着热情、执着和敬业精神。

袁方对恩师陈达先生一生追随，情如父子。从抗日战争时代起，协助陈达先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工作，最终编辑完成了导师的著作《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政工人生活》（陈达，1993）一书。记得袁先生讲过，解放前在做《人力车夫》的社会调查时，人力车夫们因长年劳作，常常会在挣到一些钱后就去吸大烟，为了更好的访谈，他就到烟馆中和他们交谈。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袁方积极参与清华大学的建设工作，并力行劳动工作，曾任清华大学生活委员会委员，讲师联合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职工业余学校校长、《人民清华》编辑等职。1949年，袁方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参与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关于特种手工业的调查”工作，袁先生承担了对北京市地毯业和景泰蓝业的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1951年，袁方随北京高校土改工作团去广西参加土改近一年，并获“甲等功”。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但陈达和袁方都没有离开劳动问题的研究。从1952年到1980年，袁方一直坚守在劳动研究领域，在劳动部下属院校讲授劳动概论、劳动行政、工人运动史、劳动法、农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劳动经济学等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自己的劳动管理人才。

1977年，年近60岁的袁方迎来新的学术春天。1979年至1982年，袁方担任新恢复的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系主任，与任扶善等劳动问题专家发展了我国的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

1982年，袁方调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和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和“劳动问题”的研究生课程。198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劳动模范”是对袁方先生最恰当的评价。正如他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硕士生所说：“我们知道先生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并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在与先生相处中从未见过先生对社会有所抱怨。相反我们却从先生豁达处世、不计得失、踏实工作的作风中、体会到一种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甘为人梯的忘我工作的精神境界。”（陈宇等，2005:260）作为“人梯”的袁先生以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二）培养人才使劳动社会学的发展后继有人

作为劳动社会学发展的传承人，袁方培养了一批在劳动领域中从事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后人。袁伦渠、刘庆棠、潘金云、陆恒均、李富田等劳动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皆是20世纪50年代从劳动管理干部学校毕业，袁方作为他们的老师主要讲授工资和劳动问题的知识。1979年和1980年，袁方在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招收了改革开放后的两届硕士研究生，陈宇、魏进、焦凯平、李怀康、宋晓梧等成为其学生，这些学生，除了陈宇是原经济学院的学生，其他都不是学经济学的，能够破格招收为劳动经济专业的学生，是源于袁先生具有的选拔人才的新观念，这些学生，多数是从外语、数学和机械等专业转到经济专业来的，为此袁先生强调要充实经济类的课程，要打牢数学和外语基础。他们的硕士论文分别涉及到宏观社会劳

动管理问题、残疾人问题、老年人劳动问题以及劳动经济管理方面的工资和企业劳动管理等专业方向。在指导论文时，袁先生特别要求，一是要理论结合实际，注重社会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二是要求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有定性分析的思路，更要注重定量分析的手段；三是提倡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多学科结合，扩大劳动经济专业的横向学科联系。

1981年前后，袁先生身兼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系主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种双重身份带动了一些劳动经济学系的学生转向社会学，从事与劳动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如邓方、杨晓东、程为敏、王汉生、董克用、姚裕群、刘金云、佟新等学者。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先生一直主持《劳动问题》这一传统研究生课程，不停地将国内外知名的劳动社会学家和劳动部相关领导请进课堂。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以中国现实中的劳动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个体工商户、社会分层、下岗、中外企业劳动关系、企业民主等主题进行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活跃在中国的社会学界，如王汉生、谢立中、风笑天、金维刚、刘爱玉、张士诚、陈俊杰、张新梅、许欣欣、佟新、陈颖、张英硕（韩）、姜在植（韩）等。袁先生积极促进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国内外交流，在中美、中日和中法之间建立学术桥梁。

从1981年重建社会学以来，袁方积极组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编写《劳动社会学》，终于在1992年出版了教材，为我国劳动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劳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学者和其积累的资料和学术思想累积而成，从陈达先生到袁方先生以及袁先生的学生们，百年历史，虽然充满风雨，但前辈的坚守成为后来者的楷模，这是一种具有道德理想的专业精神，它不是以才华横溢与亮丽的精英方式呈现，而是质朴的、沉重的和可接近的风采留在学生的心中。时光流逝，惟坚持扎实社会调查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陈达，1924，《社会调查的尝试》，《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

——，1995，《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

陈宇、魏进、焦凯平、李怀康、宋晓梧，2005，《谆谆教诲 无私奉献——深切缅怀导师袁方先生》，吴宝科、佟新编《袁方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宝科、金耀基，2005，《怀念袁方教授》，吴宝科、佟新编《袁方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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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夏明方主编，2008，《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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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b，《皇权下的商贾》，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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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a，《我国劳动问题》，《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2期。

——，1982b，《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方法》，《青年研究》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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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中国农村非农部门的就业和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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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社会学研究》第6期。

——，1994,《袁方自叙》，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95，《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点》，《群言》第6期。

袁方主编，1997，《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景超，1933，《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第75期。

——，2008，《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工作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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