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澄清了学术史上的一个误解，认为许仕廉才是真正促成“派克来华”的人物，并通过对许仕廉、杨开道的思想论述，揭示了早期燕京社会学与人文区位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杨庆堃的硕士论文不仅承接了许仕廉、杨开道开创的早期燕京社会学关于“区域”的研究传统，而且在实质上吸收和转化了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思想。他在一个农镇社会的区域中，探讨了基于地方观念、心的接触和社会同情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并基于自然和社会力的区分与联系，讨论了交通条件、地方势力、国家政权对于市集兴衰的重要作用，还从流动性的角度研究了农村社会与工业世界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市集；人文区位学；早期燕京社会学

作者简介：傅春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一、一篇被忽视的硕士论文

中国社会学史上不乏年少之佳作，诸如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这些当下的社会学名著被写作之时作者们都还只是硕士研究生。杨庆堃以及上述这些年龄相近的作者都曾求学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然而不同于其他同学，杨庆堃硕士毕业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一生的漂泊，导致他大部分的著作是在海外用英文写成的，再加上缺少国内的直接传人，并且为人低调，使得对于他的思想的整体研究——相比于其他公认的燕京学派的学者来说——一直付之阙如（费孝通，2001c：232）。最近几年，随着一些译介工作的进行，杨庆堃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这也只不过代表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他的很多研究还需要被挖掘和深耕，其中就包括他的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

杨庆堃的硕士论文同样称得上是一篇“年少之佳作”，在市镇研究的领域被引用率很高，学界公认为是对中国市镇的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这篇论文的看法，同样停留在“礼貌引用”，对其“经典性”仍然缺乏认识，只不过认为其“研究主题”有很高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但本质上只把它看作一篇“学生作品”，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本文认为，杨庆堃的硕士论文不仅承接了许仕廉、杨开道开创的早期燕京社会学关于“区域”的研究传统，而且在实质上吸收和转化了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思想，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对于这篇著作的深入理解，不仅可以在“接受史”的意义上进一步澄清燕京社会学对于芝加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可以使我们拓展对于燕京学派本身的学术思想的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这篇论文写作过程的来龙去脉。1931年夏，杨庆堃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大二的学生。因为和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一些学术交流的关系，杨开道就带着杨庆堃和另一名同学到邹平去做一些“一般的农村社会观察”。在刚进入县城的时候，他们就被将散的市集给吸引住了。因为要完成两个月的暑期实践，杨庆堃就索性在这个市集上“混了6个礼拜”。在剩下的两个星期里，他又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名学生到全县去调查了10个重要的市集。暑期实践结束之后，杨庆堃开始整理这些材料，拖拖拉拉一年仍未完毕，眼看着1932年的暑假又到了，便希望在返回广州老家之时能把整理工作完成。但是没想到，这些材料竟然在火车上连着皮箱被小偷给偷走了！好在同年秋季学期，派克（RobertE.Park）到燕大来讲学，杨庆堃对于邹平市集的印象得到了他的鼓励，被认为是“极有兴趣和重要的材料，且详以区位学研究观点相示”，从此杨庆堃“就将这个研究继续下去”。1933年春季学期，因本科课程已完毕，杨庆堃又花了6个星期去邹平做调查，并就此写成了本科论文。后来他又花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继续做这个调查，直到1934年硕士毕业，才写成了这篇《邹平市集之研究》。

二、早期燕京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

很明显，杨庆堃写作这篇硕士论文受到了杨开道和派克的共同影响，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杨开道和派克“影响”了杨庆堃的调查方式和写作思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做一些史实的考证和学脉的梳理。

（一）谁邀请了派克？

燕京大学和人文区位学的相遇是纯属偶然吗？他们当时为什么要请派克来授课？

2002年出版的《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的“编者说明”里是这样写的：“1932年和1935年的秋天，应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布朗教授（A.R.Radcliff-Brown）先后来到燕京大学授课。”这种说法已被社会学界广为接受。但是这段论述有一些必须澄清的史实性错误。

从“已写出”的学术史材料来看，1932年吴文藻尚未继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据《杨开道学术年表》可知：“（1933年）8月，（杨开道）继许仕廉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白中林，2015）由此可知，这时社会学系系主任应该是许仕廉。另据《吴文藻传略》：“为了让大家了解社区研究是什么，吴先生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介绍，其中主要有：《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此时，吴先生已担任了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2012）吴文藻的这几篇文章分别写于1935年和1936年，而杨开道是在“（1935年）秋，迁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由此可以推断，吴文藻继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应该是在1935年（白中林，2015）。

而从“未写出”的学术史材料来看，以上几点也可以得到印证和反证。首先，在《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原封不动收录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里，并没有一处提到是吴文藻邀请了派克。其次，在弟子林耀华等撰写的《吴文藻传略》中，同样没有提到邀请派克一事，甚至对于“派克来华”一事只字未提，对比于对“邀请布朗”一事的大书特书，这一记述极为反常。再次，费孝通在《留英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说到我留学英国的事之前还得加一个插曲，就是我到清华研究生院去读两年书的原因。我在燕京读书时，可以说是个拥护‘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社会学系的当权者是社会服务派，所以毕业后想由社会学系推荐去外国留学，还不具备条件。支持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出了个主意，并且为我奔走，设法送我进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使我一则可以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打个底子，二则可以在研究生院毕业后得到公费去英国直接跟功能派的大师学习。”（费孝通，2007：253-254）费孝通是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而当时的“当权者”显然不是吴文藻，因此可以反证当时吴文藻并没有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在费孝通晚年所写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也没有对吴文藻在“派克来华”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再作更正。

那么到底是谁促成了“派克来华”呢？从上述材料可知，1933年以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是许仕廉。从他极为有限的生平材料中可以得知，1931年他曾赴美国讲学，去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由此可以推断，邀请派克的人就是许仕廉（阎明，2004：47-49）。①从《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部分学记中，这一推断也可以得到印证，例如周叔昭的《我所认识的派克先生》中就曾写道：“有一次，派克先生要逛北平，许仕廉先生令我与严君②陪去。”（周叔昭，2002）

上述考证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才能理解燕京学派对于人文区位学的接受？

按照林耀华等人的论述，吴文藻对“现代法国社会学”“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系统社会学派”“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美国历史学派”“德奥播化学派”和“功能派社会人类学”进行了“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终于选择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并在“找到了理论框架后”，“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方案”，貌似其中并没有人文区位学的任何痕迹（林耀华，2012）。①而费孝通在《留英记》里还讲道：“（我们）认为甘布尔、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却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冷门，提出了所谓‘社区研究’的新路子。……为了发展这种‘社区研究’，燕京社会学系在1935年还向国外搬了一位当时功能学派的大师布朗到中国来讲学……”（费孝通，2007：252）在这段论述中，为什么跳过了派克的讲学而直接连上了功能学派，实在值得深思。难道“社区研究”和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毫无关系吗？

不仅如此，甚至邀请了派克来华的许仕廉也差不多快变成了学术史上的“失踪者”。自1932年以后，许仕廉就慢慢淡出了学术界。甚至在1932年12月25日编辑完成并于1933年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中，也没有收录他在1932年11月10日写成的《介绍派克RobertE.Park教授》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最终在天津《益世报》上单独刊出，并被孙本文担任主编的《社会学刊》1933年第3卷第4期转载。

如此看来，费孝通在晚年写的长文就不仅补的是“课”了，更重要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补全一段重要的学术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分解成两个方面：其一，许仕廉邀请派克来讲学，在学理上有何根据和考虑，这是在讨论燕京学派的“前史”；其二，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学派，到底融合了人文区位学的哪些方面，还是只“接受”了其“研究主题”，而实质上“只”是功能学派的传人？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是第一个问题。

（二）早期燕京社会学

已经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人所共知的燕京学派之前，还存在一个“早期燕京学派”（侯俊丹，2017、2018），本文称之为“早期燕京社会学”。这个“学派”以许仕廉和杨开道为核心，费孝通说的清河“社会调查”就是由他们带领学生做的。然而如果我们深加辨别的话，会发现早期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和后来清河试验区的实践是有“中断”的。根据李安宅记录的许仕廉关于“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的演讲，清河调查最早开始于1928年，当时就是由杨开道指导的，但是在调查完毕之后，从1929年到1931年“都没有积极工作”，在此之后，才“在清河设乡村试验区，请张鸿钧先生为该区主任，指导各部工作”（许仕廉，1933a）。后来据杨开道回忆，做完清河调查之后，随着农科被取消，燕大的“实地农村研究”就陷入了低潮，他本人以及戴乐仁、傅葆琛等得力干将都离开了北京，“幸而新来了一位张鸿钧先生，他真是芝加哥的嫡派，在美国研究都市社会工作，在中国则努力农村工作，正与派克教授在燕京所引导的途径一样”（杨开道，1935）。而随着杨开道本人的再一次回归，燕京农村工作最终形成了“密集战线”。由此可知，张鸿钧的加入是促成上述转变的关键。张鸿钧是1929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在这前后，许仕廉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完全可以认为是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在此之前，许仕廉最关心的是文化演化的问题，在1925年写的《人与文化的关系》这篇文章当中，他集中地讨论了人、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性的涵养和改良，这即是燕大社会工作的宗旨，不管是讨论地方服务、公民训练、大学教育还是制宪政体等问题，都以此为出发点（许仕廉，1925）。如果说这时候许仕廉的思想是以“演化论”为基础的，那么在1929年和1930年他写的《社会生活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心理基础》两篇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他已经加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多次提到了派克和孙末楠（Sumner，W.G.）的思想和概念，例如“适应”（adaptation）、“群居”（community）、“生存竞争”（struggleforexis⁃tence）、“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习惯与环境”（habitsandenviron⁃ment）、“情群与理群”（crowdsandpublics）等（许仕廉，1929a、1929b）。而在早期的清河调查中，完全找不到这些思想和概念的痕迹，只有在后来黄迪所写的《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中，我们才可以看到对于“区位”的强调已经成为一种“自觉”（黄迪，2009）。

这种自觉当然受到了人文区位学更“直接”的影响，许仕廉不仅促成了“派克来华”，“使清华与燕京两校同事有个机会共同讨论、互相指正”，而且与派克一起编辑了“社会学原理”讲义，“作为初学社会学者之参考”。他认为，人类境地学（也就是人文区位学）将“死板的”地理社会学与社会统计转化成了对“人类与制度共同生活关系（symbioticrelations）”的研究，并强调“自然史”观念下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传统（traditions）、制度（insti⁃tutions）等文化作用的重要性。后期清河试验区实践的目的，正是要以此为依据而“找出改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技术”（许仕廉，1933b）。

而杨开道的学术生涯是从“误入”农业科学开始的，虽然受到“孟宪实先生所翻译的黑伟人”的影响，想要从事“乡村事业、教育事业”，但是最初他并未如愿，更不知道有一段时间这位名叫卜干·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的“黑伟人”的秘书就是派克，难怪他后来会对派克相见恨晚。而因为受到“民治空气的熏染、自治呼声的振荡”，杨开道重又转向了社会科学，并以关心“农村自治”为起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杨开道，1935）。

因为早年浸润于农业科学，杨开道的思想不免带有自然科学的色彩。他提出了“天、人、文三位一体的社会”分析框架，这其中更突出了“天”也即“自然”的作用（杨开道，1931：66-67）。对于自然因素的强调使得他更加关注地理、交通和区划在农村工作中所产生的影响，无意中也契合了人文区位学的一些想法（杨开道，1927，1929）。在暂时离开燕京大学的那段时间，杨开道受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孙本文之约，编写了“农村生活丛书”，其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观点：农村社会“是指一个小小区域里面的人民的自然的共同的结合”。他反对“硬把一个方格的农民，编在一个农村社会里”，认为自治区域的设定必须考虑“山川的形势”和“交通的便利”，大致来说就是一个按不同交通方式计算半小时的地方社会（thirtyminutecommunities）。所以，如果画成图形的话，农村社会的分布就是一个个的“圆”，但是如果个个都是圆的话，中间就会空出很多地方，“所以理想的许多农村，应当是六角形细胞那个样子的”，而事实上的农村社会，则更像是“天然的细胞”那样的不规则多边形。①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彼此关系着，自治不可能脱离人们的桑梓观念、地方观念（communityconsciousness），只有在“心的接触”和“社会同情”的基础上才能引起真正的合作制度（cooperativesystem）（杨开道，1931：40-65）。回到燕京大学之后，杨开道更明确地指出了“地方自治的单位，就是地方社会Community”（杨开道，1930）。

（三）人文区位学

有了早期燕京社会学的这些重要铺垫，“派克来华”一事可谓水到渠成了。很明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于人文区位学的接受并非偶然。

而由上述分析可知，“humanecology”这个概念在“派克来华”之前就已为人熟知了，但是这个概念的译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按照直译，似乎应该翻译为“人类生态学”①，而且其受到动植物生态学的影响是确定的。但是人们历来都没有采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译法，这件事本身值得深思。

《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中有一篇赵承信所写的文章《派克与人文区位学》，文章的第一个注释就是对这个概念译法的辨析：“humanecology有译为‘人文地境学’或‘人文地位学’，前者很容易误为地理学的研究，后者又近迂阔，今暂用‘人文区位学’一名。”文中还讨论了“区位学”的生物学由来，当时就有人把区位学译作区缘学或生态学，但是吴文藻和学生们并没有采用这样的译法，显然是有意为之。赵承信认为，人文区位学最核心的概念有四个：位置（position）、流动（mobility）、自然区域之形成（formationofnaturalar⁃ea）和功能区域的划分（delimitationoffunctionalregions）。在注释中，他又进一步辨析了“position”这个概念的译法，按政治或经济的理解，这个概念似乎应译为“地位”，但在人文区位学里，它指涉的是“单位在社区的地位”，故译作“位置”（赵承信，2002）。由此可见，因为对“区域”和“位置”的强调，将“ecology”译为“区位学”是最为合适的。而“生态学”这个词虽然在意象上比较容易引起联想，却无法传达上述特定的意涵。至于说“人文”两字，则早已包含在早期燕京社会学自身的学术脉络当中。故对于“humanecology”这个概念，本文仍然采用“人文区位学”这个从《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以来就约定俗成的译法。②那么，燕京学人是如何理解这个“人文区位学”的呢？《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除了刊登派克的论文、讲义和整理他的著述简目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所谓的“学记”。杨庆堃所写的《派克论都市社会及其研究方法》就是其中一份对派克讲学的“忠实记录”，这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城市》这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两篇文章进行了解读，一篇是派克写的《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另一篇是伯吉斯（E.W.Burgess）写的《城市的发展：一项研究计划的导言》，并结合了芝加哥学派其他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导引》和《黄金海岸与贫民窟》——的思想（杨庆堃，2002）。

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点：第一是叙述都市社区的形成和它的内部构成，讲的是由贸易区的地理形势和交通运输的系统而塑造的都市区位配置形态（ecologicalpattern）；第二是叙述分工制度在都市中造成的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职业类型，并根据职业上的共同利害使人们结成了不同于邻里组织的同业组织；第三是叙述都市环境中社会制度的变迁，最主要的就是初级群体（primarygroup）向次级关系（secondaryrelationship）的转变；第四是叙述都市环境中的个人“脾气和素性”，都市的社会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时刻会产生“危机”（crisis），心理的原素决定了群众运动和市场涨落的关头中“吃紧的刹那”（thepsychologicalmo⁃ment），它永远处在“不能适应的骚动”中。而文章的最后回到了都市和农村的联系上，杨庆堃认为，现代都市和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不能分离的整个机构”，乃至于模糊了都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分野，派克虽以都市为研究基础，但将来也许“免不了变更”（派克，2002）。当然，杨庆堃的这份记录并不是派克讲课的全部内容，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派克到底在课堂上具体传授了什么，除了论文集和费孝通等人的回忆，答案也许要到受其影响的具体研究中去寻找。

三、《邹平市集之研究》

杨庆堃的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无疑是这个答案的最佳之选。1934年硕士毕业之后，杨庆堃就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了，从而“完美地”错过了“布朗来华”，这就意味着，我们不用像分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作品那样，去纠结、去辨析人文区位学和功能主义的影响到底孰轻孰重，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庆堃就是人文区位学在中国的最直接的传人。而且不同于许仕廉、杨开道的“实践”取向，杨庆堃所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①

（一）自然与社会力

杨庆堃对市集的定义非常清晰：“所谓市集，就是在一定的地点上，每一定时间距离举行的临时经济交换组织。”中国历史上很多集镇和市镇就是从这样的市集发展而来的，它们也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重要现象。人文区位学用一种“自然史”②的方式去理解这一概念，即认为市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构造物”，而是像自然界的生物那样有兴起、成长、衰落和死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必须在“区位的境界”（ecologicalorder）上才能得到理解。

所谓区位的境界，就是“自然群体间的功能的互倚形势”，所以，对于市集的研究势必要突破单个“村庄”的范围，这与后期燕京学派的“微型社会学”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其入手即定位于多层次的区位格局。③平均414人的村庄单位、10里④以下的市集地域单位、6000人的基本集人口单位和20000人的辅助集人口单位，这就是邹平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⑤有两种力量形塑了这个格局或结构：“自然”与“社会力”。

自然即孙末楠所说的“每个大群和小群”所具有的地理基础，这当然也是杨开道“天、人、文三位一体的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天”的维度。而社会力（socialforces）这个概念则借鉴了步济时在《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这本书里的另一篇文章——《邻里工作能具备科学基础吗》——中的思想。它包括三个维度：生态力、文化力和政治力，由此我们可以得见一个区域中的地理条件、人类愿望和社区意识。

自然所代表的地理基础当然首先是指地形，它影响了一个地方与外界沟通的便利程度，并与气候一起影响了当地的物产品类。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它会随着交通运输系统这种生态力的变化而改变。例如与邹平关系最为紧密的周村①，1905年胶济铁路建成之后，它就成了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不止是山东全省的贸易中心，而且是豫晋燕赵的商贾荟萃场所”，商业地位甚至超过济南。但是1912年津浦铁路开通之后，济南的区域地位大为提高，同时青岛也迅速崛起为海路运输的重要口岸，周村实际上沦为了来自济南、青岛的货物销往周边各地的集散地，邹平县城关和乡村的商人都直接去周村购办商品。而到了1921年以后，周村的地位又进一步衰落了，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其一，因从青岛出港至周村需要多纳一次税，很多货物改由津浦铁路经济南而直接发散至各县；其二，同样的货物，从各县由陆路至周村，运费是由小清河至济南的数十倍，借着小清河的低廉运费，济南将商业范围扩大到了小清河以北一带各县，这其中就包括邹平。

经济中心的重新配置直接影响了邹平市集的地理分布。运费低廉的河道使得邹平北部和180里水路尽头的济南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商人们由邹平逆水运送粮食到济南，再利用更廉价的顺水船费将各种杂货运回邹平，这种循环贸易的模式使得出入邹平北部的几个码头都成为了区域内的重要市集。经济活动的势力有时候甚至会突破地形的自然限制，比如，小清河沿岸的市集，腰庄集势力较小，故活动范围“以河为界”，而孙家镇集因其为济南货物装卸的枢纽，故活动范围“越河而过”，活动范围半径是前者的两倍有余。

除河道以外，邹平县内最重要的交通系统就是“大车道”了，它甚至是山东全省农村经济的“动静脉”。大车道分为省道、驿道、县道、镇道、乡道等，像“鸟羽”一般渗透到各个村落当中。邹平县内共有大车道主干线五条，连接着周村、孙家镇和其他沿途的重要市集。大车道之发达是和农村经济相适应的，因为农民们需要雇车、雇牲口或雇挑夫的时间极为有限，而有空闲去给人运输的农民也只是把这当做“补助生活的进款”，并不抛弃务农的本业，因此运输专业化的程度很低。这种局面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民经济活动的范围被大车的活动半径所局限，在“分割得很零碎的生产单位”中，只能维持“自给自足”而不可能产生复杂的分工制度和交换组织。

要打破这种“静”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必须有“动”的元素加入进来，但是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对新元素的一种阻力。在邹平县内，邮政、电话、自行车等新的交通方式的引入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有商业的发展才会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自行车的普及就是从杂货铺、钱庄、药店开始的。而邮政系统从1858年开始酝酿到1925年延伸至邹平一共经过了67年。

总之，交通条件作为“决定社区发展与衰亡的区位因素”，是人文区位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杨庆堃的研究显然吸收了这一思想，认为交通条件、地理空间和人际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之后的研究中一以贯之（杨庆堃，1950）。

（二）组织过程与历史演变

如果交通运输系统代表了生态力或者区位势力的话，市集的组织过程与历史演变则可以说体现了文化力和政治力的共同作用。

设立和维持一个市集并不是随意的，市集的势力范围是由“话事人”机制或者由“集头”商议确定的。在地方的不成文法规或者杨开道所谓的“成训”里，半径5里以内是不允许设立两个集的。市集相隔太近容易引起竞争，并且会使办理斗税和牙税的商人利益受损，因此，新集的设立常常引起旧集的税捐承办商向县署控告。所以，半径5里就是一个市集活动最小的“自然单位”，在这个范围内，“民风与礼俗很严谨地按着应付自然的需要而限制着社会活动”。

当然，在市集的边缘也存在一些“重复地带”（twilightzones），这些模糊地带满足了一些农民的特殊需要：其一，如各市集特定货物的优劣不同，则处于这些市集之间的村庄就有可能到不同的市集购买品质相对优良的货物；其二，在集期之外需要购买货物的时候，就须到范围之外的市集去买；其三，某些村庄本身就等距地坐落在两个或几个市集之间，很难分得清到底属于哪个势力范围。

因自然的需要而设立的市集，须由各村庄的地方领袖议定“集规”。集规除规定集期之外，最主要的内容是规定秤斗的标准和铺底的办法。因为扰乱市场安宁的，往往就是秤斗的不公和铺底子钱①的不一。在粮食交易的过程中，量斗往往因为“太满”或“不足”而引发争端。为了维持市集交易的秩序，就需要有一个公平的量斗者。量斗者往往由地方公派，其报酬也由地方公摊，或由“公家”指派一名“斗手”去量斗，同样由设立该市集的各村庄负担其相应的报酬。

斗手当然也有行规，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上下其手”，不得向买卖中的任何一方私要斗钱。传说斗手有这样一个起源：清朝末年的县官出街时，有一班白夫（即白工作而没有工钱的人）为其抬轿、担牌、撑伞等，他们都是有力气的粗人，县官就让他们在市集上担任斗手，因为量斗的工作也需要力气。斗手据此向买卖双方抽取例钱以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了“斗行”的出现。民国主政以后，政务“化私为公”，官吏一律给予薪俸，白夫这类人员因而就被取消了。斗行无人做主，政府便使之由商人承办，作为税源之一，于是成立了“牙行”。

和斗行一样，牙行的设立也有一个“自然史”的发生过程。往往当一个市集势力范围扩大的时候，会吸引远处村庄的农民来集上购买货物，但是维持市集费用的摊派却只涉及周围的村庄，远处村庄的农民因此就坐享其成了，这就引起了一种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费用的公摊只能改为由买卖双方“合同分担”，这就相当于是一种交易税。市集上原有一些维持交易安全的人，诸如牲口、布匹、棉花和大量的猪市等交易的“监理人”，这些人就成为了承办政府税务的“牙行经纪”。这种从县政府领贴（即现称执照）承办税务的人就是所谓的“包税商”，于是这种维持市集秩序的业务就成了一种“买卖”，并归属于新设立的“营业税征收局”之下。商人承办之时，虽然承诺了规定的税率，但大多并不严格执行，因为“买卖”是要“赚钱”的，所以往往额外抽收以饱私囊。因此，重税压榨买卖双方，几乎就是商办税制的“定律”。市集附近的村庄因不堪其扰而自行选择办事人，承办捐税的费用则由参加的村庄摊派，集上的交易“自由无税”，这就是所谓的“义集”。但是如此一来，政府的税源就会减少，为了维持财政收入，后来就下令禁止义集。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市集的兴衰除受到自然力——如交通改善、河道变迁等影响之外，也极大地受到“社会制裁力”或“社会政治力”的操纵。市集的兴起、发展、衰落和死亡，是“社团选择”（societalselection）的结果。市集之存亡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适应区位配置、自然形势以及社会经济，其功能是否能够满足自然区域的需要。

（三）自然经济及其解体

市集的变化也反映着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变迁，如果说传统市集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那么一些新兴市集则打破了传统经济的自然区域，从而使农村与更广泛的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自给自足”呢？这个通俗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可以实现的最小范围是多大？杨庆堃认为，这个范围既不是个体或家庭，也不是村庄，而是基于市集与外界之关联的一个经济单位。这个单位的范围大概是半径300里，这也是大车和牲口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走到的最远距离。这个范围可以在“流动性”（mobility）的经验事实中得到验证。

这种流动性的首要表现是货物的流通。按照其满足的社会功能，可以把市集分为两种：一种是只供应消费类货物的市集，另一种是以生产类货物供应为主的市集。而如果按照货物的“生产历程”来区分的话，则可以分为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机械制品三类，对邹平11个市集的调查结果显示，三类货物分别占到64.9%、19.9%和15.2%。其中，机械制品都不是在邹平本地生产的，也就是说，除了农产品以外，邹平市集上买卖的货物有将近一半是从外地流入进来的机械制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邹平的乡土社会也已经被裹挟进了“机器时代”。

接下去再来分析货物的来源。按照杨庆堃的分类，可以把货物来源地分为四个地带：距离市集50里以内、50里到100里之间、100里到300里之间，以及300里以外。从统计上看，50里以内的货物是最多的，占58.6%，其中的80%是农产品，20%是手工制品，也就是说，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部分物品都是由邻近的区域供给的，在这个范围内，维持着传统上的“自给自足”。而50里到100里之间的地带只占2.7%，是最少的，因为在这个距离之内，农村生活的重复性最高，除了土特产之外，商品交换的必要性最小。从100里到300里，货物来源复又增多，从邹平看，这个地带已经包含了济南在内，因地域的进一步分化而带来了更丰富的物产。300里以外则占到24.9%，更多了一些本地不能生产但又实在需要的货物，且很大部分是来自工业制造中心的机械制品。

这就是我们从货物来源地的角度看到的、围绕着邹平的农村社会的、多层次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在杨庆堃研究的那个年代，邹平正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挣脱出来，“被动地”进入分工和交换越来越多的社会当中。据杨庆堃统计，有93.3%的机械制品是经过机械运输“侵入”邹平农村市场的，使得本地及其周围的手工制品“撞上”了和现代工业制品的生存竞争。

流动性进而也体现在货物的交易方式上。交易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不经中人”的交易，即货物由生产者直接销售；“兼经一度中人”的交易，即生产者在自产自销的过程中，有些货物还被携带贩卖；“经一度中人”的交易，指的是货物经过一次转手而被贩卖到市集上；“经二度及以上中人”的交易，指的是货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途中，至少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很明显，是否经由中间人进行交易，与货物来源地的远近直接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不经中人的交易最多，占63.95%，其次是经二度及以上中人的交易，占16.15%，显然，来源地越远的货物经过中间人的次数也越多。这一数据与上述货物来源地的数据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300里以外的货物流通才可能会用到二度及以上中人的交易方式，在300里以内，“中间人阶段的组织形式是极其简单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半径300里这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然而商品自己是不会流通的，所以，流动性最终还体现在“卖者”身上。货物由不经中人或经过中人的方式到了卖者手上之后，就需要在市集上交易出去，那么，在货物贩卖终端的卖者，其活动范围有多大呢？通过对14个市集的抽样调查发现，卖者的平均活动范围半径是13.6里，相应地，也有一个买者的平均活动范围半径，是6.8里，正好是其二分之一。这个13.6里的卖者范围和6.8里的买者范围就是“构成300里自给自足经济区域内的小单位”，也就是一般农民日常生活涉“足”的范围。

如果按流动性对卖者再做区分的话，又可以分为流动的与不流动的。不流动的通常是指以赶集作为副业的农民，他们只是把货物拿到附近一两个固定的市集上进行销售。而流动的是指那些以赶集为专业的人，他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按照集期轮流地去各个市集上贩卖货物。流动性最高的是来自外地的“游行商人”，他们车载肩扛地把货物从更远的地方拉到市集上，打着广告牌招摇过市，所贩卖的货物通常是本地没有的。

所以，从整体来看，邹平的市集就是在自然与社会力的共同作用下，由货物、摊铺和买卖双方构成的一个交易系统。在这个自然区域内，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同时，这也是舆论、民风最起作用的区域范围，它构成了地方性道德秩序的基础，所谓的自给自足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也意味着适应当地人的社会需求。然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自然经济与社会的状况正在逐渐地起变化，它可能引起新的区域配置形态。

这种变化最主要是因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而产生的，在邹平，棉花的种植和输出是农业商品化的“重要开端”。邹平的棉花种植有很久的历史，但是一般只是为手工纺线提供原料，直到1920年以后，棉花的种植才开始流行，这与全国纺织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日本人在青岛开设纱厂，派人到山东各地收购棉花并同时向农民“赠送”棉花种子，约定每年都会来收购，而且棉花每亩的纯收入要比其他作物高出许多，于是棉花种植便在邹平日渐普及，到了1930年年初也就是杨庆堃做调查的时候，邹平北部与西部适合种植棉花的土地已有30%全季种植棉花。

市集的功能和分布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有的市集顺势成为了棉花收集地，甚至同时也成为了棉花的存储地。每到棉花收获的季节，农民就将棉花运到就近的市集上，贩子们挑肥拣瘦之后就把棉花运回家里用洋压车进行加工。压籽后的纯棉花再被送往专门收集棉花的市集，卖给工厂、洋行的收购商或大棉贩，这些棉花的专业市集离存储地平均有15到20里的距离，基本上每20到25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市集，从而形成了一个棉花收购的网络。这些收购商或大棉贩也会直接从农民手里收购棉花，但一般只在农历七月中旬棉花收获以后才到当地，一旦过了十二月就开始歇业，因此，平时棉花的收购还是得靠贩子们。因为农民在棉花收获以后也不一定是即时卖出，而是会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因此棉花的收购在其他月份也是有的。大棉贩收购完毕之后，或者在当地转手给工厂、洋行的收购商，或者再把棉花运到胶济铁路上的张店车站，卖给等在那里的收购商，邹平的棉花在这里集中之后，就被运送到青岛。另有小部分则通过小清河运到济南，再从济南转运至上海等棉纺织工业的中心。

既然有棉花的输出，反之就有机纺纱及其制品的输入，各处的市集也是这些买卖的集中地。不过，就农民来说，大部分衣物的材料还是以自己生产的手纺线布为主。收购以后被挑剩下的棉花，正好被用于这种家庭的副业，手工纺织的这种“废物利用”对于“贫苦的华北农村生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家庭副业正在日渐被商品化的生产“侵蚀”。杨庆堃对11个市集的调查显示，服装类商品（以及文具）中的机械制品占比是各类商品中最高的，达到了75.2%，足以看出其在市集中受欢迎的程度。而在家庭纺织业中，也已经有了用洋线来织布的现象。“土种洋纱”和“洋线土布”的出现，恰恰说明邹平的农村经济已经被卷入更广大的“地域分工的系统”当中。而原先只不过是满足农村日常生活需要的市集，也已经因为新功能的出现而转变成了“一个特殊区位系统”。

（四）小结

无疑，杨庆堃这篇硕士论文的水平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学生作品”。杨庆堃继承了早期燕京社会学特别是杨开道的“天、人、文三位一体的社会”的思想，在一个农镇社会的区域中，探讨了基于地方观念、“心的接触”和“社会同情”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这也是早期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乃至他们所关心的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础。杨庆堃的论文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的深刻影响，基于自然和社会力的区分与联系，讨论了交通条件、地方势力、国家政权对于市集兴衰的重要作用，并从流动性的角度研究了农村社会与工业世界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联。杨庆堃的论文揭示了因商品化、工业化而导致的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认为应该从区域社会分工的角度去理解市集这个特殊的区位配置形态。如果说江南市镇的工业化是发生在其内部，从而导致了传统市镇向新兴市镇的转变，那么以邹平为代表的华北市集则是因为受到外部的“拉力”才逐渐显现出变化，这种区域社会分工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产生影响。①

四、余论

与杨庆堃“错过”布朗来华同样神奇的是，费孝通因为参加抗日游行受寒得了肺炎，本该于1932年夏季毕业，只得延期一年，读了5年的本科，却因此而“赶上”了派克来华。费孝通晚年不无感慨，如果不是如此“因祸得福”，“这一生就会有另外一番经历”。派克的讲学对于当时的燕大学生来说是相当震撼的，费孝通承认：“我所学到的社会学以及怎样去搞这门学科，实际上受了派克老师的影响。”（费孝通，2001c：228）人们也普遍认为，后来的燕京学派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和英国人类学的功能主义两个研究传统。但实际上，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对于后期燕京学派的影响在当时来说并不明显，至多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所以也才有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至少对于吴文藻来说，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还不那么令他信服，直到布朗来华，他才最终选定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马林诺夫斯基对杨庆堃的研究有过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是“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之一（马林诺夫斯基，2007）。不可否认，杨庆堃的硕士论文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在秉承早期燕京社会学和芝加哥学派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杨庆堃把研究对象聚焦在市集这样一个特定的区位系统上，通过数据统计、实地调查和历史考证，揭示了市集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学术生涯的开端，杨庆堃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由于一些我们尚未知晓的原因，许仕廉和杨开道后来渐渐离开了学术界，而作为早期燕京社会学的重要传人，杨庆堃却一直保持着学术研究的热情。在他的后续研究当中，仍然贯穿着人文区位学的重要思想，例如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博士论文《杰克逊贸易区中作为社区机构的市场制度》（Market⁃ingInstitutionsinJacksonTradingAreaasAgenciesofCommunity），以及根据硕士论文改写出版的《一个华北地区的地方市场经济》（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等（Yang，1944）。

在岭南大学任职期间，杨庆堃还以社区研究的方式组织了对广州市鹭江村的调查。根据调查所得，他后来在美国写作了《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与《早期共产主义转型中的一个中国村庄》这两本书。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杨庆堃的思想已经受到了盛行于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并且他的研究也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巨擘帕森斯的热情赞扬。②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要循序渐进地理解杨庆堃的后续思想，《邹平市集之研究》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起点。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