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泽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类社会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便快速迈过了数字社会的早期阶段，进入其腾飞阶段。可是，作为探索社会基本特征、回答社会基本问题的社会学，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貌似还停留在40年前。时代发展与学科演进的巨大落差敦促社会学同仁反思学科发展的困境，希冀从学科的历史脉络里探索社会学学科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明确身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所应努力的方向，确立奋进的目标。

社会学基本问题

社会学因其出身而不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带来误解。孔德(Auguste Comte)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提出“社会学”学科时，企图从哲学中将社会学分离出来，离开思辨，强调实证，形成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在孔德那里，社会学有一个代名称即“社会物理学”。于是，当把孔德的社会学放回那个时代，人们便有了一个自然结论：社会学是科学革命和科学运动争相提出各种学科的产物和学科大跃进的后果。殊不知，社会学的学科基底并不在孔德，而在被称之为“社会学三圣”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涂尔干( mile Durkheim，1858-1917)、韦伯(Max Weber，1864-1920)那里，是社会学家回应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产物。社会学家对工业时代基本问题的提炼和探讨，铸就了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及其在学科之林的牢固地位。

人们通常认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灵魂拷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对这一问题的些许阐释是，社会是由相互之间有差异的个体及个体构造的实体(社会学称之为“行动者”)构成的，行动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从生物性到社会性的多个维度。那么，靠什么使行动者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形成社会的和谐与合作？即需要一种由行动者的自由行动形塑的、让行动者感受到安全的社会秩序。

工业社会的前期回应

社会学先贤不是用哲学思辨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进行探讨，也因此奠定了面对基本问题的社会所需认识论和方法论基调。

面对工业时代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业化的基本视角，从经济生活入手，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多维关系，认为经济生活是基础，是影响与其他生活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生活中，资本是影响关系属性的核心要素。以资本作为指标，可以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占据资本和不占据资本两个群体，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因资本的逐利属性而在利益上难以调和。因此，社会是冲突的，是在冲突中存在、在冲突中发展、在冲突中变革的。在社会学的学说史上，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也因此被称为冲突理论。

马克思不只是冲突理论的鼻祖，也对涂尔干的社会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涂尔干认为，马克思用更深刻的、潜在的原因来解释工业时代社会的观点是极其富有成效的，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为理解马克思，涂尔干主持的《社会学年鉴》最初几期甚至划出专门篇幅讨论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涂尔干关注社会秩序，针对工业化变革发展了另一种社会学回应。如果说马克思是从经济生活入手关注社会的群体及其关系，那么，涂尔干则是试图在社会变革中关注生产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涂尔干的社会学从回应工业时代变革的社会事实入手。在分工细密化的进程中，社会也在悄悄地改变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如果说农业社会是分工意义上完人之间的机械团结，那么，工业社会则是细密分工意义上部分人之间的有机团结。在细密分工的社会，个体的工作只是整体工作的一部分，为此，个体必须加入职业团体，而职业团体对个体构成了一种约束，也维系了社会的秩序。在此过程中，个体与他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即有机团结。可分工不只是带来社会秩序，同时也带来社会失序，且这是工业时代面临的痛点。在探讨了社会团结之后，涂尔干便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失序，《自杀论》正是在有机团结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让社会成员理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并更好地适应和推动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呢？教育、道德、宗教等主题自然地进入了涂尔干的视野。简单地说，涂尔干在工业时代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回应可以归纳为：立足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以社会纽带的属性转变为基本框架，分析社会的秩序与失序，围绕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寻找解决方案。

韦伯的社会学基底里也受马克思的影响。他在与耶菲(Edgar Jaffé)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共同担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时有一种共同主张，接受马克思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赞成从经济决定性关联的特定方面来进行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如果说马克思社会学探索了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涂尔干社会学探讨了社会变革的事实内容，那么，韦伯社会学讨论的则是社会变革的精神内容。

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熏陶下，韦伯的社会学是从回应工业时代的精神合法性入手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精神渊源。资本主义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是人类社会迈向理性化的后果。推动人类理性化的力量不是人们对现世享乐的追求，而是艰苦劳动与积极进取的精神。韦伯举证，在任何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只要稍看职业统计，无一例外地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企业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教育和商业教育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韦伯归纳指出，在新教徒那里，增加自己的资本是责任、是目的，反之便是忘记责任。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新教徒的天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韦伯的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中。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稳健性，韦伯甚至将探索范围拓展到了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当然，韦伯也认识到，即使精神合法性是正确的，可精神只存在于行动者头脑之中，又如何展现在现实之中呢？在这个逻辑下，我们便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还要探讨经济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甚至与精神有关系却又不属于精神的领域。

概括地说，韦伯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回应可以被理解为立足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以文化特别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新教伦理当作解释的基本框架，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论证资本主义秩序存在与演化的精神合法性，为社会秩序的存续与维系提供解释方案。

工业社会的后期回应

二战后，社会学的热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美国梦”的诱人力量让美国成为世界人才的汇聚地，给社会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如果说“社会学三圣”面对的时代问题是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解框架，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革中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而非其他提供解释，那么，转移到美国的社会学需要提供的时代回应便是：“美国梦”的社会逻辑在哪里？

在众多回应之中，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系统功能论登上了历史舞台。与“社会学三圣”不同，在帕森斯时代，工业社会已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要工业化”等工业时代之初的问题，而是试图追问：同样是资本主义，为什么美国的资本主义会如此繁荣？同样是工业社会，为什么美国的工业社会更有吸引力？

此外，帕森斯的许多同辈人关注一些具体问题，如凋敝中农业社会的维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城市难民群体的生活等。帕森斯与他们非常不同，他试图提供一个整体性理解框架。一反从格局或文化出发，帕森斯从行动者的行动出发，归纳一般行动的基本逻辑：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系(L)。本质上，AGIL是一个事实逻辑，每个新到一地的个体都会遵循这样一个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AGIL让每一位从世界各地迁移到美国的人感同身受。可是，如果我们将AGIL仅仅理解为移民融入美国之道，就太低估帕森斯的贡献了。帕森斯要彰显的正是每一位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的AGIL形塑了美国的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政治昌明。在帕森斯那里，无论是普遍主义的还是特殊主义的、先赋的还是自致的、情感的还是理性的、自我的还是集体的，皆可融入AGIL之中。AGIL是一个统摄从个体行动者到国家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俄罗斯套娃”，是“美国梦”的实现系统。帕森斯的上述思想集中体现于《社会行动的结构》等书中。

与“社会学三圣”式的问题不同，帕森斯更专注的是对美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和解释，并从行动系统入手，建构一个系统的功能体系，解释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和与行动密切关联的社会结构体系。到帕森斯为止，社会学面向工业社会的时代回应基本告一段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社会学转向了进一步降维的提问与回应，形成了社会学诸多的分支学科，甚或像韦伯批判的那样，将社会学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志业。

数字社会的时代期许

社会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正如费孝通在纪念杨庆堃的文章中所言，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要求，是人类自己的自觉，觉得要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现在到了一个新世纪，中国要有一个新时代的、现代化的社会学”。那么，这是怎样一个新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学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从工业社会迈向数字社会的时代。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或从1993年万花筒(Mosaic)浏览器的社会化应用开始计算，人类已经有一只脚迈入了数字社会时代。在技术扩散和流行现象研究领域，有一条著名的S曲线，把一项技术、潮流或时尚的流行划分为五个阶段。以目标人群为分母，以采用或使用人群为分子，计算采用某项新技术或进入某个潮流或时尚人群占目标人群的比例，用这个占比划分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前2.5%，即先行种子阶段。第二阶段为前13.5%，即前流行阶段，形成流行前的先锋征兆。第三阶段为前34%，即流行拐点阶段，形成了因网络效应产生三度影响进而让扩散加速的格局。跨过这个拐点之后，如果没有关键性干扰，流行将变得不可避免。第四个阶段为后34%，即后流行拐点阶段，形成了流行的初步饱和。此后，流行的速率明显降低。第五阶段为后16%，即流行高原阶段，剩余群体不一定会采用或使用。

过去40年正是人类向数字社会的迈进阶段。以全球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为例，根据公开数据，在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1990年有6家银行，1家通信硬件公司；2000年有7家通信硬件公司，1家互联网公司；2010年有4家能源公司，2家互联网公司；2020年有7家互联网公司，2家金融公司。在短短40年时间里，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显示了数字社会发展的线索：在21世纪之前，数字社会处于萌芽期；进入21世纪后，先是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接着是终端设施设备的发展，然后是数字社会的真正来临。一个更为直接的指标是，2021年脸书系社交应用总月活的用户数达到39亿，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早已迈过了数字技术扩散的拐点，意味着数字技术真正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从积贫积弱的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一个数字中国的时代。以互联网络设施设备等硬件为基础，以组织和个体应用为目标，数字技术应用快速迈过其扩散拐点，进入数字社会的腾飞阶段。专家和官方都预估，中国到2025年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真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社会领域，中国上网人口从1993年的153人极速上升至2021年的近9亿多人。其中，99%的人使用移动终端上网。在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从传统互联网演化到了移动互联网。到2021年，中国已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数量最多的4G和5G基站、覆盖人口最广泛的数字技术用户，电子商务应用覆盖了以前最不可能覆盖的地区和自然村寨教学点。在政务领域，从建站到联网，省部级政务接入国家政务平台的比例快速上升，居民跨行政区办理业务的便利性获得极大增强。在政务平台上，实名注册自然人达7.74亿人，法人7.27亿，政府事项网上可办率超过90%。

如果以1760年机器大工业作为工业社会前期阶段，100多年后社会学才从一个概念发展为有能力回应时代问题的一个学科。但数字时代的发展加速度显然要比工业时代快得多，时代没有留给社会学家们太多的时间坐在摇椅上，也没有留给社会学太多的时间沉浸在昔日工业时代社会学的繁荣中，数字时代的加速奔进急切地敦促着社会学家们回答数字时代的基本问题：一个高度互联的、一个数字与实体一体(Meta，元)的人类社会，正在或将要如何可能？从数字时代端倪初现起，社会学家们便敏感地意识到了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密切关注着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等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等不断迭代的概念，便是社会学家们希冀跟上时代步伐、认识数字社会的例证。可是，这些概念尚没有有效回答数字社会的社会学基本问题。

要回答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需要回到社会，认识数字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农业社会是地方性互助体系维系着社会秩序，工业社会是劳动分工维系着社会稳定，那么，一个互助体系和劳动分工不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行动者的元存在(meta being)承载着行动者意义的社会，维系社会的关键纽带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属性？以怎样的机制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何应对人类乃至泛人类的矛盾与冲突呢？到目前为止，社会学家尚没有提供令人有启发的答案。

如果说数字社会尚在发展之中，社会现象的积累还不足以让社会学家提供回应的话，那么，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重要的，重新检视工业社会的规律是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应该是从历史的关注、从工业社会的社会规律关注中获得启发，并将其运用到对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回应中，放在对数字社会重要主题的探索中，如数字治理、数字平等、数字发展、数字福祉等。

数字时代给了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历史机遇，中国走在了数字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阵。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社会，一个从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转变最快速的社会，一个在发展中面临内部差异最大的社会，中国是回应数字社会的社会学基本问题最有价值的人类文明之一。换言之，以中国社会为案例，对数字社会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回应一定具有人类意义。笔者相信，这也应该是费孝通先生当年说中国的社会学可以为世界的社会学做贡献的底气所在，愿与同行们一道打起精神，共同回应数字社会的社会学基本问题：数字社会是如何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