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及民族学是西方“泊来”的产物，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中离不开留洋学生开拓式的贡献。与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占主体的留美社会学人相比，作为“旁门”的留学欧洲尤其是英法的社会学人一样为这门学科的“东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以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杨堃为个案，通过查证杨堃在法求学时留存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法大学档案库的相关史料，追溯其留法生活，探寻其学术轨迹，并结合其早期的翻译及研究成果，从语言能力、学术旨趣、学科积淀、批评意识等方面揭示了留法经历对于杨堃学术之路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早期中国社会学/里昂中法大学/杨堃/学术研究/视域融合

作者简介：陈濮君，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一、中国社会学源起的另一扇“旁门”

自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并在不久之后又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社会学这一“泊来”的学科遂逐渐开启中国之旅。再往后，先是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 II)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1914年)，后是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与此同时，葛学溥在上海创建“沪东公社”，步济时(John S.Burgess)在北京借助北平社会实进会，这旅居南北中国的两位传教士受基督教社会服务理念的驱使，完成了包括“杨树浦调查”(1915年)和“北平人力车夫调查”(1914-1915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中国社会学围绕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两大向度拉开了自己的大幕。

进入1920年代后期，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因一大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人的陆续归国而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在各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社会学系也已全部改由中国人担任系主任。当然，在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中国社会学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翻版：其一，自1892年芝加哥大学开办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后，美国社会学就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及至后来干脆成了社会学的同义语。其二，由于庚子赔款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设立，第一批中国社会学人大多留学美国。比如，在阎明所列的11位有代表性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中，除了陶孟和留学英伦，其余包括朱有渔、孙本文、李景汉、吴文藻、言心哲、杨开道、潘光旦、陈达、吴景超、吴泽霖在内，清一色具有留学美国的背景。据孙本文于1948年的统计，民国时期在全国高校任教的143位社会学教师，有留学背景的107人，占比75％。其中，留美学者占65％，达70位之多。

上述原因，使得1930年代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左右。由此，美国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模板，分支学科的思路、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美国，而且出版物、杂志、学会也基本掌握在留美学者手中。如就学术组织而言，192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和193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分别由留美学者余天休和孙本文创立并执掌；而就出版物而言，“初期的社会学大都译自日文，继而译自美国及英、法，而尤以从美国书适译者为多”。

其实，在以留美学者开创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之外，一直存在着一扇同样值得关注的“旁门”，即由邻近的学科——栖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组成的“燕京学派”。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彼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挂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我们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系里并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并不是正宗。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些搞私货的味儿，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在这一“旁出的学派”中，吴文藻、费孝通等的研究近年来获得了较多关注，但同样侧重民族学又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留法学者杨堃(1901-1998)对社会学的贡献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杨堃及同样留学于法国的柯象峰、李璜、凌纯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积极投身于社会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同样不可忽视的贡献，堪称中国社会学源起的另一扇“旁门”。而且这扇“旁门”开向了学科和国别两个向度上：其一，像吴文藻、费孝通一样，它对接人类学和民族学，开创了社会学与这两个邻近学科在中国的通家之好；其二，它对接法国社会学，不仅使中国社会学能够回溯社会学发轫的渊薮，而且揭示了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学意义。

杨堃留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里昂中法大学缘起于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发起者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为了寻求强国之路，提议将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用于创办在法国的海外中国大学，以进一步培养学术精英。此议得到各方支持后，利用里昂市市长哀里欧捐赠的一座旧兵营——圣伊雷内堡，于1921年建成里昂中法大学。至1951年停办时为止，30年间该校陆续接收473名中国留学生，其中1/4获得博士学位。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许多人成为中国科学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的中坚，包括科学家朱洗、汪德耀、范秉哲，文学家罗大刚、戴望舒，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等。其中，在社会学和民族学领域，杨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他不仅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拓荒工作”，而且其长期以来对法国社会学、民俗学及民族学的介绍和评论，丰富和扩大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培养路径和个人旨趣的博弈

对于大部分年轻学生而言，作为终生志业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杨堃也不例外。在1921年前往法国里昂留学之前，这位出生于河北大名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青年，先后在大名县第二高等小学、大名中学及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接受现代教育，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新学”可以救国的思想，并因此确信社会学或许就是救治中国社会弊端的良药。1921年暑期，预备班结业，杨堃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绩，获准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这个时代，正是“赤旗”飘扬的岁月，想想就不能自已的革命理想自然也会撞击志向远大的杨堃。1923年，杨堃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改名为杨赤民。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杨堃加入国民党，并当选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宣传委员，旋即又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宣传委员。如若不是因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杨堃既义愤填膺又彷徨无奈，不但退出国民党、解散里昂支部，也退出共青团，从此专心学业，这位激进的年轻人和他那位更为激进的妻子张若名在政治的道路上或许会走得更远。

一方面因为派送留学的单位是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今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的缘故，另一方面因为攻读文科语言要求较高，初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杨堃首先攻读的是理科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再转入文科，1926年底杨堃开始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师从东方学家和汉学家古恒(Maurice Courant)教授。古恒(1865-1935)早在里昂中法大学筹办过程中即代表里昂大学与中方接洽谈判，并负责起草里昂中法大学的一系列章程，为中法大学协会创始董事之一，出任协会秘书及行政主管，在首任校长吴稚晖1922年离开后，曾代理校长一职。古恒一向倡导中国学生在习得研究方法之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主题研究，认为这样既可以自主区分自身文明中的良莠，也可以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因而他制定的学生培养目标对里昂中法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Liste des thèsessoutenues par le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franco-chinois de Lyon(《里昂中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目录》)记载，在涉及文学(或法学)的48篇论文中，32篇与中国有关。

一开始，杨堃拟以孙中山作为研究对象，计划从孙中山的生平及著作入手，研究其心理学说、社会学说及宪法学说，但因古恒认为这一选题需要同时具备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野，而已有的文献与资料不足以写出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文章，故这一设想未获通过。随后，古恒为杨堃提供了两个选题供其参考：(1)“中国在帝制及共和制下的司法结构(1900-1926)”；(2)“中国土地所有权结构(1900-1926)”。

遗憾的是，杨堃的研究旨趣与古恒给出的选题发生了抵牾。杨堃在1983年出版的《我的民族学研究五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在去法国之前，我尚不知有民族学，只是认为法国一向以社会学著称。它承袭了法国大革命和古典进化论派的传统，是比较进步的，所以我一心要把法国的社会学学到手”。基于这一目的，他申请去巴黎进修，并搜集了当时法兰西学院和巴黎文学院的社会学课程及研讨会信息。随后，杨堃又向古恒提出，放弃已经商定好的选题，坦言自己对与中国社会相关的选题并无兴趣，希望能够在法国系统地学习社会学知识，并再三请求去巴黎学习。但这些要求均遭古恒拒绝。最终，古恒和布尔扎德(Jean Bourjade)共同商议将杨堃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家族之祖先崇拜》，法文写作Recherche sur le culte des ancêtrescommeprincipeordonnateur de la famillechinoise：la succession au culte：la succession au patrimoine。如此一来，其个人怀抱的社会学旨趣不得不让步于导师古恒的培养计划。不过，“强扭的瓜”也并不一定不甜。杨堃顺利完成了论文撰写后，古恒和布尔扎德都对其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古恒认为，杨堃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完善的新旧文献，细致地分析了献祭——对于亡灵崇拜的重要仪式及由此构建的祖先、土地、后代等之间的联系，这些仪式自孔夫子时代就鲜有变化，祖先崇拜传承至今。这项研究不仅有历史价值，更具现实意义。布尔扎德评价杨堃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明确，依次考察了关于祖先崇拜的道德基础和法律条例，揭示了习俗和法规的发展过程，区分了新旧传统并指出传统的延续性。他认为，该论文虽取材于经典文献，但不乏审慎和批判的眼光，是一篇逻辑严谨且见解实用的文章。1930年5月30日，杨堃顺利地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了最高等级评分。该论文后由法国里昂鲍斯克兄弟出版社出版。

尽管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归属社会学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杨堃对社会学的认同却未曾因此而动摇。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后，杨堃终于如愿前往巴黎深造。古恒与吴稚晖的矛盾众所周知，同为古恒学生的徐仲年在《海外十年》中对古恒颇有微词，王振基也曾提及古恒限制学生在里昂大学内上课，且不准去外地进修。但在对待杨堃的问题上，古恒却用心良多。他虽然限制了杨堃的选题，但作为导师，他不仅对杨堃的写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与帮助，在杨堃完成论文后又继续给予大力培养和提携。虽然在杨堃论文未完成时，他曾多次拒绝其去巴黎进修的请求，但1928年底在杨堃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后，古恒旋即批准其去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将其引荐给索邦大学的葛兰言教授(Marcel Granet，1884-1940)及布葛来教授(CélestinBouglé，1870-1940)。据杨堃自述，他在巴黎进修的两年中，除了葛兰言、布葛来以外，他还访问过西米昂(Fran oisSimiand)、服苟诺(René Verneau)、莫尼叶(René Maunier)等人。并在葛兰言的引荐下，结识了涂尔干的外甥、巴黎民族学学院莫斯教授(Marcel Mauss，1872-1950)。早在里昂期间“于社会学就非常注意，而对民族学更特别有兴趣”的杨堃，在巴黎民族学学院进修的同时，在巴黎大学高等学术院旁听莫斯关于初民宗教学课程。该课程每周两次，一次围绕澳大利亚的初民宗教，另一次围绕美拉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初民宗教。莫斯在讲授民族学时，对实习格外重视，会要求学生去民族学博物馆实习或派学生到法属殖民地进行调查，而在调查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生产技术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同属年鉴学派的葛兰言、布葛来和莫斯对杨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古恒。在他们的影响下，杨堃对社会学及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杨堃回国以后，运用葛兰言的研究方法，在《五祀考》中考察了五祀的演变历史，在其后有关云南民族的调查中也时时可以看到葛兰言的影响；而在指导学生时，杨堃同样一直强调葛兰言所倡导的历史的眼光。尽管由于前述美国社会学占主流等原因，在1949年前以杨堃、李璜、凌纯声为代表的葛兰言的学生“尚未占有相当的地位，形成一个有力的学派”，但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杨堃都体现出葛兰言及法国年鉴学派的特点：其一，在理论上秉承的“基本上是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尤其是年鉴学派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其二，在方法上对标莫斯，“注重培养学生参加实地考察”，比如，严汝娴曾坦言，她从杨堃身上，“首先学到的就是田野调查”。

在巴黎期间，杨堃撰写了《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一文，从地理区域将法国的社会学界分为“巴黎社会学”和“外省社会学”两大类，又将“巴黎社会学”从学科上分为“文科内的社会学”和“文科外的社会学”，文中不仅介绍了“纯粹社会学”的课程，还对与社会学有关的课程做了梳理，从不同教授的研究领域、课程设置到图书馆及读书室的分布翔实地介绍了法国社会学的教育资源情况。

学科的发展，通常需要借助两种力量的相互推动：一是理论层面的建构，既包括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学说，也包括基于本国实际国情的理论创新；二是学科体制的建设，包括学会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杨堃除了撰写《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等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发展状况外，还是多个学术团体的发起人。1927年，以杨堃、周发岐、李枢等为代表的里昂中法大学学生为相互切磋、提高学识，组织成立了纯学术性的演讲会——五方会，定期举办学术报告，杨堃曾发表“五方会与世界之关系”“国际联盟最近之趋势”“浪漫主义与中国”“法国研究社会科学之现状”等演讲。1929年6月，以杨堃、柯象峰、叶麐为首的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发起创办“注重于书报译述，谋增进民众社会常识”的“中国社会科学会”，试图将在法国学习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在巴黎期间，杨堃又与十余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同学共同发起“连带学说研究会”。结合杨堃在法国的上述经历，不难理解他在1931年回国与凌纯声、吴文藻联袂创建中国民族学会，以及1979年后为社会学、民族学恢复与重建工作所做的积极贡献。

三、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摆渡人

留法期间，葛兰言和莫斯的学术思想对杨堃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堃回国后向学术界积极介绍和传播两位大家的学说时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认为莫斯“在法国现代社会学家中造诣最深，学识最博，而思想又最精到，眼光又极敏锐”。1938年，杨堃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委托，撰写了《莫斯教授的社会学学说与方法论》一文，但因篇幅所限仅在《社会学界》发表了第一编的部分章节，包括绪论(介绍莫斯的学术背景)、莫斯的社会学学说(社会学之分类与统一、普通社会学、社会形态学)等。尽管后因“读书环境与个人兴趣均不帮忙”，“兴趣已经转移到中国文化史一方面。对于这样介绍的文章，已不愿再为动笔”，杨堃仍将数年前暂未发表的第二编“书目提要”的前99条提要发表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题为《莫斯教授书目提要》。1939年，在《中国学报》上分五期发表《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教授书目提要》，包括论著、传记、书序、短论、书评、讨论、报告、演讲等方面共416条提要，全方位介绍了这位“法国现代社会学派的首领、杜尔干(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新杜尔干(涂尔干)学派与法国民族学派的开创者”。

对于葛兰言的地位，杨堃在《莫斯教授书目提要》中开宗明义：“中国的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如不先认识莫斯，即不能了解葛兰言，如不知道葛兰言，那无论如何，在中国文化史之建设的途径中，总是一件憾事。因此，在读到丁文江严厉批评葛兰言的文章《葛兰言教授的〈中国文明〉》时，杨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试图为葛兰言正名。在杨堃看来，在对葛兰言展开批评的文章中，丁文江的这篇文章“最刻薄”，而丁文江也是“最不能了解葛氏思想的批评家”[32]。为了捍卫自己老师的思想，杨堃首先在英文版《燕京社会学界》发表《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一文，后又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上分上、中、下三篇连载《葛兰言研究导论》。《葛兰言研究导论》在《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一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详细介绍了葛兰言的生平与学术背景，尤其是葛兰言在方法论上的建树，并汇总了葛兰言的著述及散见于各类语言(法、英、德、日、中)刊物中对葛兰言的评价。杨堃认为，葛兰言的研究“不仅使中国学之研究从此走上了一条新路，创出一个新的学派，而且法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亦因此新的领域之应用，而更趋于精密，更成为极有效的一种工具”。在文末，杨堃甚至动情地反问：“若不能效仿葛兰言……那还能被称作中国的社会学家吗？”

十年的留法经历，一方面奠定了杨堃在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扎实的功底”，也使其具备了较高的法语水平，除了在里昂大学的课程外，杨堃还于1926年7-8月在第戎大学专门修习语言课程。与众多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一样，杨堃当时想将其师从的法国涂尔干学派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并“企图将其中国化”，即用该学派的学术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及传统文化，而翻译无疑是介绍的基础性工作。由此，杨堃于1931年翻译了狄亚(Marcel Déat)所著《法国现代社会学》。1932年，在《鞭策周刊》上发表涂尔干最初发表于《法国科学》杂志上的《法国社会学史略》的译文。在杨堃看来，《法国科学》“堪称法国学术界之代表作”，而涂尔干的《法国社会学史略》一文则是“法国社会学史内极重要的文献之一”，但李璜的译本“错误太多，不足以代表原著的本色”，因此他将其重译发表，“以供爱好社会学者之参考”。同年，杨堃发表《介绍雷布儒(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的社会学说》一文，从人物生平、学术贡献、学术成果等方面展开介绍了年鉴学派主将之一的列维-布留尔，并在文中翻译了列维-布留尔于1923年在法国哲学大会上所做的报告。1932-1933年间，杨堃在《鞭策周刊》上相继发表了介绍汪继迺波(Arnold van Gennep)的《民俗学》及第二章的译文——《介绍汪继迺波的民俗学》《民俗学的领域》《民俗学的方法》及《民俗学之纲目》。

一个好的译者常常也是批评者。基于对社会学发展历程和理论流派的深入认识，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翻译批评中，杨堃始终秉持在法国所习得的批判精神和治学方法。在“sociology”的译名之争中，杨堃认为将“sociology”译作“社会学”较“群学”更为妥帖：“群学固是社会现象之一种，但不能包括一切社会现象。并且在社会现象之重要者是社会制度及其衍化，而群众之研究并不重要，故群学之名称不如社会学之名称，比较妥当。因此，‘社会学’一名称，虽有‘东洋货’之嫌，却仍不妨采用。”

杨堃笔下的批评并不限于翻译批评，与当今很多以赞美为基调的书评不同的是，杨堃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观念，其书评于今观之仍可以称得上客观精准。如在1932年的《介绍汪继迺波的民俗学》一文中，杨堃就曾评价《民俗学》一书并非“精深的研究”，仅是“通俗的，综合的，并带有宣传性的一本小册子”，对于书中内容也“有时不敢赞成”，但这本书无论在英语世界、德语世界还是法语世界都是“并无多种”的综合类概论，胜在“能用这样少的篇幅，叙述得这样完备。这样有条理，并能这样动人听闻，引人入胜的，实亦如凤毛麟角，极不多得。”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民俗学还处在萌芽时期，将其译成中文“对于我国民俗界之将来，或亦不无小补”。

携法兰西的自由之风，此时的杨堃纵横捭阖。1932年，杨堃在《社会学刊》上发表书评，认为如欲“窥见法国社会学之现状及其趋势”，必读三部“法国社会学的入门书而带有综合性质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翻译的法国社会学家狄亚的《法国现代社会学》、莫尼叶的《社会学导言》和艾塞杰(Daniel Essertier)的《社会学》。在杨堃看来，艾塞杰的《社会学》最精粹之处在于，“告诉我们许多参考书目及许多原著中代表的作品，使我们读此一书即可得知法国现代一切社会学家之生活事略，思想体系，以及其重要著作之一斑”。同时，杨堃又指出，“在派别的分数上，此书乃颇有缺点”，而真正能代表法国现代社会学之方向的仅有涂尔干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此外，艾塞杰对法国社会学家的分类，尤其是将塔尔德(Gabriel Tarde)、加斯东(Gaston Richard)、沃姆斯(René Worms)等列入“交互心理行动之理论”之列的做法，在杨堃看来也是“不伦不类”。被杨堃视为法国社会学界“后起之秀”的狄亚，在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造诣颇深，“能站在杜尔干(涂尔干)派的立场，来叙述社会学史，社会学之对象与方法，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各种社会问题，均能提纲挈领，有条不紊”，其所著《社会学》“仅从此后半部之数十页内……即可看出法国现代社会学之体系，概况及其重要学理”。但即使这样一部几近完美的著作在杨堃看来，仍“叙述的地方多而批评的地方少”，尤其在“社会学方法”一节中“过于抽象，而不着实际”，过于拘泥于涂尔干“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的方法论。

即使对同僚的学术批评，杨堃亦不留情面。比如，在吴文藻等发起编撰“野蛮生活史”的倡议之后，杨堃撰文批评，提出五点感想：其一，从题材上看，“野蛮生活史”更像是“通俗的传奇小说”，而非“正经的科学的著作”；其二，这一倡议的“说理有时过于武断”，存在将学说当作事实的问题；其三，“野蛮”一词，在社会学的定义中过于宽泛，且带有种族和阶级的成见，该倡议对于“野蛮生活史”的范围缺乏界定；其四，预设的十三个子目缺乏标准与界定；其五，该倡议的宗旨更立足于道德而非科学。又如，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的专著《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在杨堃看来“以一代全”，介绍的仅为美国文化学派的学说，缺乏对于社会学的文化学派的整体认识，尤其缺乏法国社会学派的最新理论成果，忽略了心理学派对文化学派的影响，在方法上对于“比较法”的认识亦存在谬误。再如，对于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一书，杨堃指出，“印刷之错误极多，译名亦多欠妥”，“对于现代社会学界最有权威的学说……却一字未提”，加之对理论的误读、方法的误用，不如将题名改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学》。

尽管杨堃认为自己并非“法国社会学派的一个信徒”，对于涂尔干和莫斯将民族学视为一门“社会学的科学资料”的叙述性学科，而不是“独立的社会科学”，杨堃也直言不讳：“这当然是错误的”；莫斯将社会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而将社会现象视为人为的分类，在杨堃看来也仅适用于原始社会，并不适用于“社会分工日益发展的阶级社会”。但从他的这些批评及其早期论著的参考文献中，不难看出，他在回国初期俨然是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代言人”，这些批评之声常出于其学术态度的严谨和对法国理论的热爱。他认为，法国社会学之所以在中国缺乏影响力，并非是因为其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国情，而是缺乏介绍者。所以，他不无遗憾地指出，留法生似乎缺乏组织，无法将法国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他也只能凭一己微薄之力译介相关学说，在“所闻即广，有所参考，有所比较”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创作之境地”，从而“产生一种真正中国的社会学”。

四、结语：译者、研究者与批评者的视域融合

与众多里昂中法大学的毕业生一样，得益于其留学经历，杨堃的学术之路始于法国，臻于中国。“对法国学派，非常在行”的杨堃实现了译者、研究者与批评者的视域融合，并通过翻译介绍、传道授业等多种方式为中国本土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上述叙述中，能够看到法国的留学经历赋予杨堃多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首先，杨堃具有娴熟的语言能力，这是其阅读、译介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著作的先决条件；其次，在古恒、葛兰言、莫斯等社会学家的指导与影响下，杨堃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习得了完备的研究方法，这些学科积淀为其了解西方社会学各流派的理论、观点，借鉴他人之长，养成个人的研究旨趣及研究方向铺平了道路；再次，法国自由的学术环境使杨堃耳濡目染，而他与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合作建立多种学术组织，既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活动经历、培养了卓越的组织能力，也为其提供了广泛而有效的社会与学术网络；最后，杨堃受到了法国学术界批评传统的影响，养成了敏锐的学术批评意识，无论对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还是同人的研究成果都能始终抱持审视的目光，独立判断、追求真理，敢于提出质疑并阐述个人观点。综观杨堃的一生，正是早年养成的可贵品格使得他在面对人生的坎坷与沉浮时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术始终保持着热爱与信念，为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11期/《河北学刊》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