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指出应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以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借鉴。他提出让理论符合事实，以事实启发理论，使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并以此来训练、培养独立的社会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实现社会学完全的中国化。吴文藻先生的思想遗产对当下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三点启示：一是正确处理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借鉴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辩证关系；二是注重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作用；三是重视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人才、经费和组织三要素的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解为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索，这是一个学术事业到国家伟业的连续统。近年来，关于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特别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不绝于耳，而社会学服务社会的努力也从未中断。

今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次浪潮”的弄潮人——吴文藻先生120周年诞辰，以往关于吴文藻对社会学中国化贡献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学者们提出吴文藻是最早把西方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系统引入中国的，他推动了功能学派在中国应用。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态度上，吴文藻警惕的不是西方社会学，而是具体理论工具与特殊社会事实的契合程度。第二，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吴文藻认为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去尝试现代社区研究，能够真实和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固有结构和接触西洋文化以来发生的社会变迁。他构建了一套对中国社会进行社区调查的概念体系，为后来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吴文藻也刻意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区别开来，再三强调社区研究的优越性。他还强调社会学应当使用比较法实施研究，以获得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第三，关于社会学人才培养，吴文藻认为要真正彻底地实现社会学中国化，还必须培养出专门的中国社会学人才。他在传授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组织研究生到乡村搞专题实地调查。他还注重对学生的国际化培养，邀请国内外专家来燕大讲学和指导研究生，并且选送了大批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可见，既有的研究对于吴文藻先生的生平、学术贡献都做了或详或略的论述，但总体上看，对吴文藻先生本人思想的梳理还不够系统全面，也缺乏对于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相关性的深入研究，如何将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进行有机结合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希望在考察吴文藻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贡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思想对于当下构建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借鉴意义。

一、吴文藻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开拓性贡献

早在二十世纪初，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不少学者就投身于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之中。其中一些著名翻译家引进了外国的社会学著作并翻译，如章太炎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帮助中国打开了接触社会学的大门，为之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许仕廉1929年春聘请吴文藻先生作为系里的助教并担任社会学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35年秋吴文藻担任第三任系主任，在前两任系主任打下的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的基础上大踏步地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

1.学以致用：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思想

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中，吴文藻先生被视作社会学中国化的先驱。学以致用、西学中用是吴文藻先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思想。他早年留学美国，系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对中国和西方的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有了自己的思考。1926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撰写的《民族与国家》中便谈道：“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思想史，一部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吾国民族思想有二渊源：一为固有者，一为西洋输入者。吾国固有之思想，多属片鳞断爪，不及西洋输入者之完整。”“西方民族学说之影响吾国近代政治思想，至为深刻。”

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吴文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他熟悉并积极地推介世界社会学的流派与方法，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更多地在引进中自觉地进行比较，在推介中更多地进行反思，在应用中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西方社会学理论更好地契合中国的国情。在他那里，国际化其实是服务于中国化的，西方的标准和规范固然可贵，但是中国自身的特色和风格更加重要。

比如，在回应民族与国家的话题之时，他强调，“在民族国家主义澎湃的潮流中，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怎样造成一个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建设一个社会组织强化的政治机构，使全国人民因着有休戚相关的观念，而有福祸与共的决心，同心协力，来造成‘政治一体’的自觉，来发扬光大五千余年的光荣文化”。作为目睹中国告别传统封建社会文化、又亲历西方文化的一代学者，吴文藻先生的初心在于促进一个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发现中国的问题，并选用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改良社会的有力手段，最终在实践中再去检验这种理论，正所谓“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

甚至在吴文藻先生推崇的社区研究方法的论述中，他也不忘提醒，“有一点是研究社区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研究的范围固然要有史地的限制，而研究的着重点应从大处要处设想；换言之，须有整个的眼光，从国家全盘的立场来看，同时又须脚踏实地，审慎明辨，看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连环性”。吴文藻先生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既不能因理论而忽视大局，也不能因方法而迷失方向。

2.爬梳剔抉：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追求

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吴文藻引进借鉴国外社会学一切有益的理论观点、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在对其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把西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和方法。他撰写多篇文章逐一介绍欧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典型学派、代表人物和学术成果。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对文化人类学的主要学派及趋势、现代法国社会学、美国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英国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等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对这些理论进行评析和批判性的吸收。

吴文藻先生在对西方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批评学派、传播学派、年鉴学派等加以综合比较后，选择了英国以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和拉得克里夫-布朗(Alfred Red Radcliffe-Brown)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一方面，他认为功能学派是当时最为先进而有力的一种学派；另一方面，他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单位为功能”，功能学派是一种整体性地对社会生活条分缕析式的洞察，抽丝剥茧式的归纳。故而，运用功能学派研究中国国情有可能获取所谓“新的综合”，开辟中国社会学的新天地。

吴文藻称马林诺斯基“独树一帜”，“至于功用派自己的立场，马氏说得很简明。他以为此派的目的在于本功用的眼光，来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每种文明型式，每种风俗、实物、观念或信仰，在一地方社会中，各占其本身的相当位置，各须履行某种的生活机能，代表了工作全体上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概括马林诺斯基文化的功能分析方法的目的是，“在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的水准上的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体系内，各部分怎样的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总之，此学说的目的，乃在了解文化的本质，而不在进化的臆测，或以往历史事件的重造”。他同时介绍了布朗对功能理论的进一步推动，特别推崇布朗认为的社会制度观所隐含的“功能的统一”(functional unity)，即“社会制度的一切部分共同运行着，使之达到适足程度的一直或和谐的状态，而不致产生不能排解或加以制裁的种种持久的冲突”。

吴文藻先生高度认可马林诺斯基的结构层面的文化三因子论——物质因子、社会因子、精神因子，功能层面的八个方面，以及技术层面的四种调查技术。他认为社区研究中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两者合并起来考察的就是社会体系，可以选择性地吸收有用的外来文化，摒弃无用的外来文化，而不同门类和枝节的研究，最后依然汇聚为对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脉络的把握。

3.综合集成：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方法旨趣

吴文藻先生认为功能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实地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综合描写民族志材料的技术。社会学作为一门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学问，通过实地调查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他概括社区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人民；第二是人民所居处的地域；第三是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这也是社区研究的核心。而功能学派就为研究真实社会提供了一种范式——社区研究方法，吴文藻认为社会学不只是单纯事实的科学，更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的科学。他认为应该使用功能的视角来研究社区。具体来讲，研究一个社区就要研究它内部所有“社会生活”的功能，这些“社会生活”互相都有密切的联系，要想研究其中的一个要素，就必须研究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生活”的关系。吴文藻先生举例：

例如若是要想了解某一村落的经济生活，就必须考察经济与家族宗教间的关系，经济与宗教巫术间的关系，乃至经济与法律道德间的关系，换言之，每一种社会活动，不论它是风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非先发现它的功能，不能了解它的意义。任何活动的功能，便是它在社区视为统一体系下的全部社会生活上所占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社区实地研究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社区实地考察，可以促进对相关问题的正当认识，即解决认识论问题，同时，又可以明了解决问题的正当途径，即解决方法论问题；第二，社区研究为获取实地工作经验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为理论和技术运用提供了最好的实践场所；第三，社区研究能够帮助更好地观察、记录、研究当时社会剧烈变动，并保存其史料。

在讨论社区研究方法时，吴文藻先生反复将其区别于普通的社会调查和实地研究。他打比喻说：“社会调查譬之照相，社区研究譬之电影。照相所代表的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反之，电影所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据此，他将社会学家与社会服务学家的职责相区分，认为社会服务学家倾向于社会调查，而社会学家倾向于社区研究。

吴文藻也没有止步于社区研究方法，而是身体力行地用实践不断检验和完善这一方法。他本人1933年应邀前往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百灵庙，在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风俗，衣食住行居，特别是居住的蒙古包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写下《蒙古包》，为改善蒙古人的生活提出了建议，希望使蒙古人的生活走向现代化。与此同时，他将区位学派与文化学派的观点相结合，在中国社会迅速而有计划地组织一批学生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有的安排研究民族，有的安排研究都市，有的安排研究农村，有的安排研究海外，构筑了中国社区社会学的基础。“实地调查—精细记录—理论反思—实践验证”，这便是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研究方法的最初探索。

二、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对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启示

在吴文藻先生推动下的社会学中国化进程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地位，也给今天构建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带来三点启示。

1.正确处理借鉴西方经典理论与坚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辩证关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未雨绸缪，已针对当时社会学界存在的片面西化、全盘西化的情况进行反思，提出要创建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社会学，并借鉴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来对中国社会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范式等顺应时代的需求也在不断调整。时至今日，功能学派也已经受到许多质疑，新的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孕育。而无论怎样变化，正确处理西方经典理论借鉴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辩证关系，是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第一命题。

在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对西方理论简单排斥的态度，更要防止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尊崇、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出现“西方中心论”和学术研究西化的倾向。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毕竟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土壤，其研究基础、理论范式等无不带有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的特征。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学应立足本国国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现实问题，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概念范畴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适合中国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处理好社会学中国化与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使中国社会学既有浓厚的“本土情怀”又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努力从本土社会学中整理和归纳出对解答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通过与西方社会学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讲好中国的学术故事，将中国社会学的创新与发展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为当代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批判地吸收西方经典的学术理论，因地制宜地转化为对中国国情的考察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使其与世界文明进行更好地互动乃至做出更大的贡献，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底气之源。正如吴文藻在《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所论及：“倘使我能够倡始于先，使西洋科学与中国人文融合一体，成为新文化的骨干，则对于世界文明，将有莫大的贡献。”

2.注重综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作用

吴文藻先生对于适宜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见解良多。总体而言，他强调理论和实地研究相辅相成，理论的科学研究必须有应用价值。他非常肯定布朗对于综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选取理念——“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统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统一，综合的功能观，功能与历史的分工论的统一，功能理论与社会人类学的统一，比较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等，并在中国社区研究中自觉地综合应用。

吴文藻先生运用比较法来进行社区研究。马林诺斯基曾经将自己的功能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认为比较法是功能研究者有力的武器。“站在方法论上来讲，比较社会学乃是实地应用功能研究法，借以证验假设的一种系统而精审的观察，即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严格加以控制，而后始作的观察，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比较法。”吴文藻便将他对文化的理解与社区研究的思想相结合，认为“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他同时提道：“‘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皆系社会学上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与其他若干重要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即是比较社会学上的‘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这种概念格局，在一切科学思辨工作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关系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说：“近十年来，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风气颇为流行；搜集事实及尊重事实的重要，逐渐被人认识，此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同时也谈到有人过分迷信统计与分析，“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而他认为，“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可见，吴文藻推崇以研究者的先验想法为开端进行研究，通过收集资料和证据来评估或验证在研究之前预想的模型、假设或理论，并不截然排斥某一方法，而是追求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也”。在吴文藻先生心底，他希望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将来会包括统计上的“准确”与历史的“洞见”，成为研究人类社会最精密的方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社会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紧密联系，注重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是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社会学者留下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学者更加应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进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田野、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参与体验、交流互动等方法，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实践，才可能真正走出唯西方标准的羁绊与局限，在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的基础上，探索出立足于中国问题、中国视角、中国思维和中国表达方式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3.重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中三要素的关键性作用

吴文藻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文中强调，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在慎选具有独立研究资格的专门人才，充分予以发挥才能的机会；次在宽筹经费，优遇此类人才，使其能专心研究，一面可以增益知识，一面可以培植后学；又次则在健全研究组织，鼓励学术空气，以利研究工作的推进，及专门知识的传授。人才、经费及组织三者，相益相成，缺一不可。

在三要素中，他尤其突出人才是发展科学的第一要素。“若无突出人才，专心攻修，即有充裕经费及完好设备，亦将一筹莫展。所以每一门学问，其基础之树立，必先赖有大师，为之倡导；能有独立自主的人才，方有独立自主的学问。”在人才中，他又认为通才的能力及素养，必有超于专才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通才，应有一种特殊使命，就是如何促使西洋文化与国人文化的融合。

对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要实现社会学的“彻底中国化”，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对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人才培养，积极培育能够运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优秀人才。正如1995年12月10日，费孝通在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和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讲话中所说，“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

费孝通将吴文藻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概括为六个字：“开风气，育人才”。无论是培养人才的方式——导师制、通才教育、课堂讨论、实地调查，还是培养人才的途径——“引进来”(吴文藻邀请多位世界著名社会学者前来讲学)、“走出去”(对一些在本科学习时较突出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安排一些优秀的学生到欧美国家深造)，他所采取的课堂知识传授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国内系统培养与国际合作培养相衔接的培养体系，至今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我们的学者既要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深厚的理论功底，又能够扎根中国大地，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也需要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展示中国学术话语，贡献中国智慧。

而吴文藻先生对于社会学教材编写、社会学期刊编撰、学术基金整合的思想，以及对于学术科研组织的作用的阐释和实践，都涉及今天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对推动整个学术话语体系从框架落地到长远发展，对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从萌芽走向成熟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结语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转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套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来总结我们的发展规律，推动更深远的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也遭遇许多来自国际国内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孕育于中国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加以纾解，这需要学术研究既着眼于国家的发展需求，又注重自身的创新能力。作为社会学中国化先驱的吴文藻先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创建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社会学”的系列思想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总结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富有自身特点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的看家本领，也是构建社会学话语体系行之有效的手段。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车道上，中国社会学尤其要继承吴文藻先生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来开展有效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治学精神，创新性地综合运用传统调查手段与大数据调查方法。在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人始终是最核心的元素，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需要一支有情怀、有理论、有方法、有作为的社会学梯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代接续耕耘。当然，吴文藻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叶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与当下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吴文藻先生更多还是强调西方的理论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帮助人们分析与解释中国的社会事实。他还没有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想法和著述。他对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局限也缺乏明确的揭示与阐释。即便如此，这些不足丝毫无损于他在社会学中国化探索方面的先驱地位和积极影响。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这一使命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正如吴文藻先生所说：“我们深信努力推进实地工作，发表研究专刊，从此痛下苦功夫，以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这种看法绝对是正确的，这种立场亦确是颠扑不破的。”在纪念吴文藻先生120周年诞辰的今天，认真思考并领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探索中的开拓性贡献，无疑有助于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中国社会学的继续前行。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4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