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理解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总体性研究框架。这场由币制改革、白银外流、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危机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取向。他们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采取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并重的研究方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华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研究。其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进入一个需要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他们有关指数统计、乡村工业与地方行政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整体，揭示了乡村工业的不可替代性，开创了关于“包买制”的本土化研究传统，启发了社会学关于“经纪”体制的研究和思考，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历史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经济危机/指数统计/乡村工业/地方行政

作者简介：傅春晖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一、引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总体视野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中国的现代历史就发生了“断裂”，战争和革命成了后来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经济问题则似乎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背景。当然，战争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对“经济问题”解释和重构的基础之上的，但对于这段时期经济危机的整体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遗忘”了。

社会科学在民国时期不乏出色的研究，社会学更像是那个时期的“显学”。但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危机的研究，尤其是把这场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后果梳理清楚的研究，其实并不多。在社会学领域，除去陈翰笙等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做的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研究，针对这个年代经济、社会危机的总体研究并不多见。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有哪个社会科学的学派能够在整体上传达给我们一种时代的焦虑，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脉。作为国民政府的“智库”，他们的研究甚至具有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的紧迫性”。所以，如果我们局限于学科划分的刻板印象，就可能错失对于这个年代的一些理解和把握。

南开经济研究所（1931年4月-1937年7月）是由何廉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建立的，它的前身是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加上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战后的天津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及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南开经济研究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将集中讨论前两个阶段。就这两个阶段而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最初只面向城市”，进行有关物价指数和城市工业的研究，到后来扩展到农村方面的课题，主要涉及“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财政”。这些研究也被他们融入教学实践中。他们先后开设了社会科学方法、乡村社会学、乡村合作以及地方财政等相关课程。

必须指出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在目前并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不管是对南开经济研究所还是对其重要人物如何廉、方显廷的研究都乏善可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指数研究的统计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目前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关注这些“历史材料”；其次，在目前的学科划分中，作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强项之一的经济史研究更多地被看作历史研究，或至多被归属于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研究的交叉学科范畴；最后，其深耕的经济理论如凯恩斯经济学也早已淹没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和实证研究当中，失去了应对时代危机的使命感和紧迫性。

不过，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不仅在当时就引起社会学界的关注，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当前社会学研究的普遍兴趣。例如，李友梅就指出，“南开学派的何廉、方显廷等学者”探讨了发展农村工业相对于发展大机器工业的优势和长处，“进一步促使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更贴近民众生活，从农民的实际疾苦中而不是从数据中去发现问题”。耿敬则对方显廷和费孝通关于农村工业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强调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注重应用的学术理念”，而认为费孝通更加注重农村工业的“乡土”特征。他认为，虽然两者在知识生产的路向上有所差别，“但其知识生产实践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些研究乡村工业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在当时已经组成了一个隐形的学术共同体。在其背后，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何廉本人还曾担任中国分会的执行委员与研究主任，陶孟和、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方显廷、费孝通等人的研究也都得到过学会的资助。而且，托尼来华时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对何廉、方显廷的天津与华北工业研究所做的评估，还进一步促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立。

很显然，这些学者之间的合作对于形成当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共识具有重要意义。比如，陶孟和所在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展的很多工厂调查就是与南开经济研究所合作的，方显廷等人的制度与组织分析的研究取向影响了陶孟和有关劳工治理的思路。他们都将相关问题置于国际金融和贸易中进行理解，并认为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是促进经济和实业发展的正确途径。另外，何廉、方显廷所提倡的“土货化”研究方法也促进了社会学界对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反思。吴文藻认为，不论是当时的经济研究还是社会研究，都有一个从社会调查到社区调查的自觉转向，其中就包括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而在费孝通看来，方显廷、吴知等人对河北高阳织布工业的研究也证明了乡村工业之于都市工业的不可替代性；问题不在于乡村工业本身是否值得发展，而在于如何改变乡村工业的手工业性质，从而使中国乡村进入“机器时代”。值得指出的是，方显廷等人的研究通过托尼而对费孝通产生的间接影响也很重要。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这本著作里，托尼运用方显廷等人在天津等地的调查资料，指出了城市工业的弊端以及家庭和手工作坊的韧性，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费孝通对乡村工业中家庭和作坊工业的判断。

以往的社会学史写作对于这段历史语焉不详，恰恰是因为缺乏对于这个学术社群的关注，这也才使得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社会学史中只是被点到为止。但是，也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了分门别派地写作社会学史容易造成的知识盲点。这种写法看似很全面，但容易忽视派别之间潜在的学术关联，更何况南开经济研究所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就更容易被社会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界又重新开始了对南开经济研究所遗产的挖掘和研究，不仅经济学界在重新整理其重要学人的文集，而且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也对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就其研究和教学的某一方面来进行讨论，对这些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还缺乏充分的理解。

本文认为，只有结合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诸多学人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所做的整体性的努力。所以，下文将首先讨论中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然后从指数统计、乡村工业和地方行政这三个方面勾勒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抗战之前所做的调查研究的总体性框架。

二、货币战争：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与何廉、方显廷齐名的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马寅初曾经在他的著作《通货新论》里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过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的最后，他突然开始讨论文化问题，这个转折看上去非常突兀，却传达了那个时代的“不安”。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不同，西方重在“强”，而中国重在“安”。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这种“安”又和“均”密不可分。这种“安”与“均”的理念反映在经济思想当中就是藏富于民、小农主义、家族本位、排斥工业等，从而形塑了中国经济的诸多特征，例如节制资本、财产分散、分财济众、无贫富阶级，等等。但是，他认为这种安贫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世界，而应该由一种新的“均富”的思想来替代。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贯串”在一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动，中国经济也“不能不随之变动”。而引起这种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货币的流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危机正是由白银价格的波动而引起的，这是当时很多学者的共识。

（一）废两改元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银元与银两并用造成货币制度混乱不堪，货币制度中没有任何一种“主币”，“银本位”已经名存实亡了。这种货币制度进而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混乱不堪。从商业来看，“以元易银，以银易元，转辗折合，亏耗甚大”，这种交易过程的繁杂加剧了商业行为的风险，货币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商家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财政上看，各地银两的差异既使得胥吏有“作弊之机”，又增加了税收“折算之烦”，还造成了各地人民纳税负担的差别和不公。另外，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由于“洋钱”的成色普遍较低，中国商人若用银两和外商进行结算，在汇兑当中势必蒙受极大的损失。所以，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北洋政府也曾经有过币制改革的尝试，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其根源在于各地军阀割据、缺乏中央权威。除此之外，“废两改元”也遭到钱庄和外资银行的反对。钱庄本身就诞生于货币制度的混乱，其盈利主要依靠对银元、银两、铜钱之间兑换率的操纵。各种货币度量衡之间的转换脱离钱庄很难实现。外资银行则因为其白银持有量巨大而反对改革。有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大概有70%的白银储备掌握在外资银行手中，外资银行不想因此而失去对中国货币的控制力。

有两个原因促成了国民政府最终取得“废两改元”的成功。首先，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央权力的加强使得财政改革更加容易推行。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整理财政大纲案》，明确了首先要以“废两改元”为手段重新确立货币制度的银本位。这一改革的推行是通过加深对银行的控制来实现的。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最重要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迫改组，加入官股。其次，世界经济的“大萧条”造成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下跌，英美等国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造成物价上涨，人们生计困乏，老百姓叫苦不迭。因为洋元价低而银两价高，钱业界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潮，即将银币镕成银两以获得巨利，镕毁次序则以成色较佳者为先，结果造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都变成了次等货。不过，这种劣质货币的广泛流通反倒造成一种“统一”的效果。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废两改元”便更成为一件顺水推舟的事情。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为“元”。同年4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法令，禁止银两交易，中国延续了数百年的银两制度从此终结。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美贸易战

从表面上看，“废两改元”是成功的，由此建立的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改变了之前混乱不堪的局面，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对财政和金融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这一改革也存在严重的隐患，因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实行的都是“金本位”制度，而中国以银为本位，金银之间汇率的变动使得经济运行有一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银本位”的确立在一时间给中国建造了一个“避风港”。1929-1931年，当世界各国产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反而因为货币制度相对隔离，避免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当然，硬币都有两面，一时间，国际银价下跌超过五成，造成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各类游资也随之进入中国，集中在金融中心上海。随着银价趋贱，物价开始沸腾，“租界的房价也开始一路上涨，外资与内资都在大肆买入，银行机构炒地皮忙得不亦乐乎”。中国似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夹缝中产生了一种“繁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很快决定“为白银做些事情”。美国的白银大亨们希望促成“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抬高银价以加强中国的购买力，从而推动美国的出口，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签署了“那个不光彩的法律”——《白银收购法案》。这种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而坚持提高白银价格的行为无异于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贸易战”。白银价格在法案推出后一路走高，从1932年年底的每盎司0.25美元上涨到1935年的超过0.8美元，此后一直上涨到了1.29美元。国际白银价格的上涨使得白银不断从中国流出，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引发了中国从1934年开始的“大萧条”。

（三）“大萧条”和法币改革

世界经济大萧条初期，中国被相对隔离在外；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却开始陷入到“大萧条”当中。通货紧缩使得白银从中国内地大量流往上海，人们觉得租界能够为这些资本提供暂时的安全。但由于国际和国内白银差价太大，即便中国海关对出口白银征收10%的出口税，也仍然阻挡不了这些白银最终流向国外。

“大萧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首先，白银外流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退。银根紧缩引起农产品价格暴跌，打破了上海与内地的贸易平衡，形成了一种“剪刀差”。农民以持续下跌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却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外来的商品。其次，“大萧条”在城市中也同时在发生，白银外流不仅使农业资金匮乏，也使得城市工业信贷萎缩，从而引起了银行挤兑、物价下跌、工厂倒闭、就业不足、失业增多等诸多社会问题。最后，就连上海也无法幸免。“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白银的流入甚至在短时间内还助长了地产和建筑业的投机。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转变，上海的房价开始暴跌，“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价格指数也从1931年中期的最高峰下跌了一半，证券持有人纷纷抛售股票以偿还债务。1935年最初的几个月，证券市场的交易几乎完全陷入停顿。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企图从中盈利。他们一面从市面上收购白银，一面还不惜加价吸收各银行钞票，进行兑现，然后依仗武力运往美国出售。国民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日本人的这一行径导致当时市面上银币的价格飞升，从1元升至1元1角、1元2角，直至1元3角、4角，“如是银币与钞票之面值不等，银本位制已经为之破坏矣”，再一次的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而早在1935年春夏之际，国民政府就秘密制定了一个《三年国防计划》，其中就提到要“实行币制改革，为以后的战争巨耗准备”。以纸币替代金银就是未来币制改革的方向。终于，在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向全国公布了法币改革方案。就这样，中国也顺应了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金属本位的潮流，从“银本位”一步跃进到了纸币。

法币改革在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金属货币转换成信用货币，使得中国不再会因为白银价格的浮动而受制于人。从一种相对隔离的货币系统进入到世界货币体系，也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紧密地与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法币的推行可以被理解为国民政府应对当时混乱局面的一种手段，它向存亡之际的国民政府提供了进行“货币战争”的条件。

但是，对这种新发行的信用货币进行监管和操控却是一个难题，国民政府当局在这方面并没有成熟的经验。马寅初就非常担心“此次新币制，既不许兑现，故其本身即非通胀，但已造成通胀之基础条件”。此后国民政府出于战争需要滥发纸币，不断扩大赤字，最终推出金圆券而失去了民心。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时代范围。

（四）“银价问题与中国”

这场由货币直接引起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学者们的重视。方显廷对有关“银价问题与中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一共整理出了88种文献。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诸多学者都直接参与了该议题的讨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白银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运用统计数据对上百年来金银价格的变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第二，他们对因白银外流而造成的通货紧缩问题进行了一些政策建议，分析了货币流通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重要关系；第三，他们进一步讨论了有关通货管理的问题，将之纳入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甚至引起了后来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重点的转向，学者们转而开始关注“经济理论、经济史、货币与财政问题等”。总而言之，对这场经济危机的理解成为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展开各类研究的重要前提。

三、“南开指数”：理念和方法

“南开指数”被视为南开经济研究所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它为当时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很多参考，而且至今为止仍然是学者们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依据。南开指数具有一种协助“功用经济”的目的，它可以被用来对物价、生活费、工资、外汇、贸易等进行测量，从而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把握“事实”。这种指数也可以进一步被用作社会治理的工具。南开指数就在当时被有关当局用来调解“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这种指数的统计还可以在特定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工商业当中，通过对指数的把握，就可以指导投资、测验市场、确定成本、推销商品、分析损益等。对于已经脱离了“闭关自守、组织简单的社会”并且已经“卷入世界工战和商战的漩涡”的中国经济来说，这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类似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数统计。最早的指数统计是由一些国外机构主持的，比如1894-1895年，英国国家殖民委员会（British Royal Colonial Commission）就根据海关报告编制了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另外还有日本币制调查委员会（Japanese Monetary Commission）编制的物价指数。中国人自己所做的指数统计大体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例如在北京设立的国家经济情报局根据经济时事和新闻进行的指数统计，以及在上海设立的市场局所做的物价指数统计。但是，以上诸种指数编制所根据的都是时事新闻、历史记录，而非现场调查。金陵大学农学系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在河北盐山和山西武乡两地所做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根据实地调查编制统计指数的开始。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也开始了著名的“满铁调查”。另外，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所做的北京社会概况调查以及陶孟和、李景汉、陈翰笙等人所主持的社会调查也逐渐显现出学术影响力。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先后建立过一些自己的统计机关，例如立法院统计处、国民政府主计处、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但这些机构侧重于统计法规的制定、综合性统计数据的汇编或者服务于战争时期的特定目的。它们虽然也搜集了比较丰富的数据资料，但学术转化的直接成果十分有限。

与这些调查相比，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指数统计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它不是简单的数据收集和描述。在他们看来，指数统计不仅是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搜集原始或次级的材料，而且要运用适当的分类、列表、平均、比例等方法进行分析，最后还要用数字或图画来表示分析所得出的结果。这与一般所谓的“社会调查”有着明显的区别，指数调查不仅要观察事实、分析事实、概括事实，而且要“发现事实间之因果关系”。

其次，指数统计需要去把握社会经济的“变化”。指数是一种统计上的比较，“用以比较此时与彼时或此地与彼地经济现象之相对变易，以推测其未来之趋势”。所以，指数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动态研究和趋势研究。或者说，统计就是一切社会科学所依据的“显微镜”，也是人们测量经济活动的“寒暑表”，并且在现实的意义上，它还可以为人们提供经营商业的“参考”。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对这些“变化”形成一种敏感，因为经济要素的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最后，指数统计还具有一定的“时效”。指数的“时间性”或者“时效性”是和它的“趋势”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趋势指的是一种历时性的观察、分析和推测，那么这种对于趋势的研究反映在指数上就首先是一个个的历史片段，“因为时间是一刹那的”，所以指数搜集所需的时间就“以愈短为愈好”。因此，指数统计就需要去把握这种“刹那”和“变动”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这种“时效性”反映在调查当中就是一种效率和紧迫感。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对待数据的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看待社会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仅仅依据对社会进行观察而得来的直观感受是不够的，必须要找到这些数据背后的科学逻辑。另外，“南开指数”还以它所采取的调查方法而出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将经济学“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不仅是指所搜集到的数据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更加贴切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方法。方显廷认为，中国人一直以来就是以“近似值”而不是“精确性”来观察事物的，而要建立精确性就必须进行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进入现场”的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一开始，他们向调查对象发放征询意见表，但是常常被对方直接拒绝，后来通过雇请会讲商业“行话”的调查员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同时发现，对于各种度量衡的了解也很重要，不然被调查者是不愿意跟“外行”交谈的。其次，他们认识到调查还要选取合适的“空间”。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但也应该尽量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将调查“维持在一个不变的环境之中”进行。例如，在一个村庄当中，应认真地考察某种商品买卖的整个过程，对农民得到的价格和掮客在交货市场中得到的价格进行比较。最后，他们还认识到要将数据搜集和个案研究结合在一起，要将“广泛研究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建立“实地工作站”并配备训练有素的研究助手进行文献查阅和“会晤个别典型人物”，有时候还要进行参与式的观察。

依据这种将现场调查方法和量化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南开经济研究所取得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工业经济、贸易交换、土地使用、生活费用、地方财政等诸多领域，这种方法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的指数统计也得到了当时国外一流学者的高度肯定。与当时的诸多社会调查一起，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丰富了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理解的中国社会的图景。用比较的眼光来看，我们发现不同的学术脉络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

例如，陶孟和等人在北平社会调查所时期的研究多以进步主义时代盛行的“账簿法”对家庭支出进行分析，并以对劳工生活的调查为重点，以道德统计学的方式彰显了科学研究和社会改良之间的张力。在陶孟和看来，社会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然而，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变更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其研究在主题上、形式上都和南开经济研究所变得非常相似，致力于“从经济史和工业调查的结合入手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但形式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二者对“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完全相同的答案。陶孟和的全部研究都统合在转化民情以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这样一个总体关怀之下。

而卜凯的农村调查则基于农场管理学来“研讨增进农民生产效率及经济利润之方法”，其进行的数据采集也运用了“记账法”和“调查法”等多种手段，并提出了节制人口、经营补救、公允地租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的意见，形成了“技术派”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看法。学界对这些意见和看法早已耳熟能详，只不过人们常常忽略了他的基督教社会福音传统背景。作为最早来到中国的“农业传教士”之一，基督教会如何参与乡村建设、服务乡村社会也许才是卜凯本质上最关心的问题，其背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不过，陈翰笙、钱俊凯等人认为，卜凯没有从阶级关系入手讨论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从而误判了中国农业经营的性质。这一结论也成为“中国农村派”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基本观点。总之，不管是后来被称为“分配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卜凯为代表的所谓“技术派”，其研究结果都指向了社会形态之争。与“技术派”的改良措施不同，陈翰笙等人的研究指向了一条革命之路，认为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前提是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政治革命。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旨趣显然不同于以上几个流派，它致力于通过物价指数来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工业指数来确定经济的景气程度，通过金融指数来预测货币和外汇的普遍行情。“南开指数”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当时的中国开始逐步进入到一个需要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时代。就像何廉的业师费雪（Irving Fisher）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危机之所以“喜欢以一种晴空霹雳的姿态降临”，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货币”是一种重要的分配机制，而“价格指数”可以通过测量价格总水平或总体价格尺度（general scale of prices）的变化，紧紧把握住现代经济的脉搏，从而避免因萧条而造成一种“全体性的贫穷”。显然，南开经济研究所更倾向于用专家治理的方式来应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具体问题。

总之，通过大规模的指数统计研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大致形成了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不管导致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工业化之落后”。工业的落后导致国民所得极低，除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以外已所剩无几。而欧美国家因为高度工业化的缘故，国民所得除消费所需以外还有大量剩余可以用于投资。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欧美来说是因为生产过剩，对中国来说则是因为资本不足。所以，中国要渡过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必须要走工业化之路。

四、内忧外患：危机下的乡村工业

1928年北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当中，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如何进入到工业化当中。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业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从城市开始的，因为城市工业被认为代表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他们发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在政治上有许多阻碍。首先，内战频仍，阻断了原材料的运输和商品的销售，最受影响的就是城市工业。其次，自厘金废除之后，各种代替的捐税纷纷设立，地方长官巧立名目，甚至“卯粮寅收”，有的地方赋税竟然预征到了二三十年以后。再次，外国人在中国握有特权，租界的特殊地位加剧了资金外流，外国工厂在各通商口岸的设立也挤压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空间。其二，中国的工业化在经济上也面临许多阻碍。首先，交通阻滞。例如，当时“陕西到北平还不及美国到北平来的方便”，因而造成原料和商品运费高昂，以至于出现了“山西的煤斤不能和加拿大的煤斤在汉口市场竞争”这样的一些怪象。其次，币制混乱。虽然经过了币制改革，但是内地货币依然紊乱不堪。就纸币而言，“上至银行下至杂货店铺都可发行纸币，甚至可以将一张钞票折为两半使用”。再次，资本缺乏，这种缺乏的程度可以从利率上得到反映。当时银行和钱庄的工商业放款的平均年息已达一分左右，工厂运营全靠短期借贷，一旦资金运转不灵，“顷刻可以倒闭”。其三，社会的“习惯与势力”也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劳动者缺乏教育和纪律。而资本家则漠视技术和管理方法，工厂的倒闭十有八九是因为“经理者的无知”，他们只知道“利用地位来吃饭”，“只凭着运气赚钱”。

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无怪乎当时学界也出现了“以农立国”的论调。当然，对于这种想法，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从农业本身来看，不管是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不足以使大部分农民立足，农民发展副业的愿望非常强烈。

但是，他们也并不主张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而是提出了一种“工农立国”的观点，认为工业和农业是互为补充的，并且应该把工业化发展的重心放到乡村，或者说，中国工业“根本就是乡村化的”。他们提出，之所以中国应该发展乡村工业，一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还不足以支撑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二是因为乡村工业可以把中国农村的闲置资源特别是人力充分地调动起来，三是因为乡村工业是抵御洋货和发展国家对外贸易的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另外，从乡村工业本身的特点来看，它也非常适合中国农村的国情，例如资本需求少、固定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工作较有弹性等。

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华北地区进行的，例如河北、天津、山东等地。这当然是出于研究上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华北地区本身的重要性。据南开经济研究所统计，当时冀、鲁、晋、察、绥五省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耕地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三，棉纱锭数占华商纱厂六分之一，煤炭藏量和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天津港商贸进出口和关税均居全国第二，其经济重要性可见一斑。在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正面临着战争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关乡村工业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乡村工业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首先，南开经济研究所对棉花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进行了调查。在当时，棉花甚至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世界各国无不仰赖棉纺织品进行商业竞争。当时全国有两大棉产区，一是长江流域，以江苏、湖北为棉花种植集中区，以上海、汉口为棉市重心；二是黄河流域，以河北、山东为棉花种植集中区，以天津、济南为棉市重心。以山东为例，山东棉花有鲁西、鲁北和鲁南三个产区。鲁西棉花产量最大，七成运往济南，三成运往天津；鲁北棉花则主要供应省内；鲁南棉花产量较少，除大部分供应当地以外，一小部分还运往邻近的河南和江苏等地，或者转销至上海。从具体交易过程来看，棉花销售可以分为三级市场，即原始市场、初级市场（或中级市场）和终点市场。而每一级市场又都由卖方、买方和经纪人三方组成。在终点市场，另外还有附属的打包厂、仓库业、保险业、转运业及金融业等相关组织，甚至还有进行“预买”“预卖”的棉花期货交易，俗称“路货”。由此可见，棉花种植是作为生产、运输和销售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截然区分开来，只能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棉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对于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尤其以对高阳、宝坻等地织布工业的调查研究而闻名。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一种叫“商人雇主制”的包买制度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在生产环节，商人雇主因其组织生产的方式极具弹性，从而能够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规模以扩大受益或减小损失。在销售环节，他们依靠布线庄把当地的织户、染线厂和外埠的布贩、布商、布店联系起来。在资金流通的环节，他们通过线庄和天津口岸的钱庄建立联系，创造性地运用了“拨条”，并利用“跑街”减少因“贴水”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因此，总体来看，华北棉纺织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产业链条极为完整，一体化的程度非常之高。这种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互补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工业和金融的运转当中。而且，这种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形态不仅存在于棉纺织业当中，也存在于华北地区其他商品例如地毯、针织、草编等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或者可以说，当时这些乡村工业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地方性的市场，可以销往整个华北地区甚至到达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甚至起到了一种经济命脉的作用。

然而，这一命脉在当时正在被扼杀，原因就在于上文所讲到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日本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推行植棉计划，但因气候、土地的关系而宣告失败。因此，他们更将目光锁在了华北棉产区，倡议所谓的“中日经济提携”，例如沧石铁路、济聊铁路的修筑就是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经济侵略。而且，日资纱厂在当时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势力，例如在青岛，9家纱厂有8家是日本投资的；在济南，中资纱厂也仅有3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棉纺织业，已经大规模商品化的棉花销售就将仰人鼻息。国际市场一旦发生变动，将形成原棉的大量滞销，价格必定大为跌落，造成农户的巨大损失，从而动摇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础。

另一方面，前述经济危机的影响持续存在。本来，乡村工业的发展就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商业银行考虑到投资安全，并不会积极地在这种需要低息、金额零碎、周转迟滞的领域展开业务。再加上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农村地区的白银外流，乡村工业的发展所遇到的资金问题就变得更为急迫，于是造成了农村当中高利贷极为盛行。当时华北农村中借贷利率在20%-40%的已占近三分之二，月息40%-50%甚至50%以上的也并不少见，从中可见资金的紧缺程度。通货紧缩会造成资金紧缺、投资减少、物价下降、失业增多，最终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降低、商品滞销以至于工厂倒闭、产业消亡，从而使经济进入恶性循环。

另外，“商人雇主制”本身也有一些内在的缺陷。第一，金融制度不完善。仅依靠“跑街”来进行信息沟通，完全凭借民间信用作为担保，风险极大。第二，该制度无法有效地保障农户（或称为散处工人）的利益，商人雇主和农户之间存在议价上的不平等。第三，这种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无法接受有效的质量监督，很难避免以次充好、粗制滥造。所以，从长久来看，这种制度也是难以为继的。

各种因素的叠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华北地区乡村工业的衰落。面对这种困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想到以“合作社”为一种解决方案。在他们的设计中，合作社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即村里的织户合作社、区合作社和县合作社。具体的合作则可以在生产、销售、运输、金融等各个领域展开。但历史没有留给人们开展实践的机会，不久以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总而言之，在对中国乡村工业的研究当中，南开经济研究所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为厚重的。后续的很多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都将其调查研究的材料和成果作为原始资料来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持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两条腿”走路，这种相互验证的调查方式为我们保存了最为可信的资料，并且很多类似的资料都以“原始”和“现场”的方式出版成集。另一方面则与他们对于乡村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位置的认识相关联。今天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乡村工业仍然以“包买制”的形态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毛细血管，以其弹性应对着经济环境的各种变化，这也证明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深刻洞见。

五、“毛边纸政治”：日益丧失权威的地方行政

南开经济研究所关于地方行政的研究是最容易被学界忽视的，但它却代表了其“黄金十年”后期的一个重要转向。实际上，在对东三省的移民展开调查之后，他们已经感觉到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重要性。他们在对东三省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很多移民固然是被当时东三省地广人稀的环境吸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原居住地恶劣环境的逼迫，包括“匪盗横行、打架斗殴、连年内战、苛捐杂税”等。即便要忍受背井离乡之苦，很多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会离家另谋生路”。而且，就当时全国人口结构而言，8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因此更有研究“地方行政”的必要。

于是，从1932年冬季开始，南开经济研究所就陆续派遣学生和教师到各地基层政府进行实习和调研，有些学生会在大学四年级或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离开学校，到实习基地参加实际的行政工作，从“实作中学习”（learning-by-doing），而教师也要担任政府中的某项职务。在这个过程中，南开经济研究所积累了很多关于地方行政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他们首先对地方财政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地方行政的基础是财政。然而在当时，县一级的财政极为薄弱。据测算，20世纪30年代中期华北地区的县级税收分配中，中央政府占52%，省政府占27.5%，县政府只占20%。在政策表述中，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共划为四级，即中央、省、县市和乡镇。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和省之间有相对明确的划分，省和县市以及乡镇之间的报解与截留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县市以下的财政就经常受到省一级的压榨。例如在预算上，名义上各县都有预算，但实际上这种预算只是具文。“各县的预算都是油印现成的，不但格式现成，数目也印就，到时候填上日子盖上县印就可以寄去。每月的概算如此，每年的预算也如此”。这种财政制度被称为“包办制”。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地方建设无从说起，连行政人员的待遇都捉襟见肘。

当然，地方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本级财政的问题。当时的县财政收入大部分出自土地税和地租税，这两项要占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三以上，其中还包括田赋附加税和所谓的“亩捐”，公共事业如教育、警务、自治等所需款项悉出其中。虽然法律上有“附加税不能超过正税”的规定，但实际上，附加税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制，这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调查的静海县财政状况中可见一斑（如表1所示）。另外，由于“亩捐”而引起的摊派不公也使百姓怨声载道，“亩捐”的摊派以田地为主体，看似公平，但实际上田地有地质好坏、亩产高低之分。另外，有些家产多但无田地的人被免于摊派，而实际上他们往往用出卖田地的钱做了其他投资，这种现象在高阳乡间极为普遍。而且，因为这种摊派是以村为基本单位的，所以村与村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扩大，进一步引起了不公。当时，政府普遍按照人口多少把村庄分为“大村”“中村”“小村”和“小小村”四等，遇到摊派的时候，就按8∶4∶2∶1或者4∶3∶2∶1的比例来分配。但在现实中，高等级村庄的财力未必强于更低等级的村庄。此外，摊派总额也漫无限制，军队可以随意勒令村庄摊款。而百姓也发明了“分家”“迷户”“飞洒诡寄”“粮户无的名”“买地不过割”等百般应对手段。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村中一般都有两套租税簿，一套是公开的，作为县政当局在村中收税的依据；另一套是隐秘的，由村中长老保管，作为摊派款项的凭借。但是，在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地方政府也日渐丧失了权威。

当时困扰地方的还有所谓“自治”的问题。但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自治”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在他们看来，地方自治只不过增加了区一级的“衙门”。例如，见区长要递“禀帖”，区长出门可以带护兵，而其工作只不过是代县政府填表，复制几份“等因奉此”的公文。有的区公所甚至干着勾结土匪、包庇鸦片的勾当。这种地方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毛边纸政治”，一切行政事务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而自治又占据了地方除教育和警务之外最大的经费支出，财政收入在支付完行政人员的工薪之后，已经无法再支持任何地方建设的开支。所以，区一级除了榨取财税外，兴办教育、参与自治、发展经济等都是一句空话。

而且，这种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还限制了县一级的行政功能。这时候的县行政机关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县长直接领导的职能科室，另一个部分是由省政府的厅派出的专门局。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县一级的职能增多了，但是财权和人事权却并不完全掌握在其手中。例如，财政局局长的任命是由省厅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县一级根本不可能对大部分的财政经费实行自理。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地方政府存在的几大问题。首先是财政方面，国家不断试图加大的对基层社会的榨取和村庄的自我保护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没能深入到村庄内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纪”体制。其次是“自治”造成了乱象。这种尝试并没有为底层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局面，反而复制了旧官僚体制的诸多弊端，行政权力的进一步下移压迫了乡村社会自然发育的空间。最后，国家权力向底层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国家能力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能力甚至被大大地削弱了，财政入不敷出，人员滥竽充数，地方建设付之阙如。作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地方政府的鼠目寸光甚至使他们忽视了业已存在的或者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

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进行这些有关地方财政的研究，正是由于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国力基础在于财政的汲取与分配。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国民“共同欲望之满足”皆有赖于政府；公共卫生、治安维持、道德维系、商业救济与制裁、利率及物价稳定都成了政府的分内之事，各种政府职务的扩张已不可避免。在此前提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税种的确定乃至公债的发行等，都会最终影响到地方治理的格局。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恐慌，民族主义兴起，放任主义中止，集团主义代兴，政府更需负担起整个国家经济之责。但是，从清朝光绪之季预备立宪开始的现代财政体系的筹建，到此时仍不能确定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各自的权力范围。“一国之财政，赖借债以度日”，高利公债将工业资本“吸收净尽”，以致市场流动资金周转不灵、市场利率因之腾贵，工商业发展因而越发艰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地方行政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何廉等人编写的《财政学》教材，还是方显廷有关统制经济的研究和近代欧洲经济史的讲义，都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层面传递出了一种面对危机时的忧患意识以及学科初创时的本土化的自觉意识。

六、结语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论战当中，但他们以具体的研究回应了那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所有不做实地调查、没有数据统计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都是空洞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和当时其他很多学者一样试图找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导火线是由币制改革和世界经济“大萧条”共同点燃的，随之而来的“贸易战”使得原本被掩盖的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凸显出来并被不断地放大，最后导致了一场“大衰退”。

南开经济研究所试图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亟须依靠“数目字”进行管理的时代，工业、物价、货币、外汇的变动及其相互之间的牵连通通反映在各种经济指数上。他们所做的很多研究其实都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能够进行政策调控的治理体系。而当时的国家治理者对这个体系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这个盲点的存在使得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为了阻止白银外流而征收白银出口税，但同时又对国内生产的棉纱增加税收；一方面希望将资金留在国内用于投资生产，一方面却又对实业进行压榨。再比如，一方面希望增强社会购买力以支持实业发展，一方面却又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地提高消费税的水平。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这种政策上的南辕北辙最终导向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

从方法上来说，人们固然可以把物价指数、工业指数、税收指数等数字分别放置于各个领域中去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意见。但是，只有把这些数字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征。难能可贵的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并没有走向一种“唯数据论”，他们通过自己的教学和实践找到了一种将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土货化”研究方式。他们很清楚，数据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建立“感性知识”，而实地调查又为数据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检验”，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现调查内容上的实质关联。

由于研究主题的相似，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当时的社会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了社会学色彩。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历史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贡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他们揭示了乡村工业的不可替代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学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其二，他们在对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商人雇主制”的经济形态，开创了关于“包买制”的本土化研究传统。其三，他们启发了社会经济史和政治社会学对于“经纪”体制的研究，为关于官僚体制、地方治理和财政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思路。

回到现实层面，面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和决心真正去改变现状。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经历了“黄金十年”以后，也在内忧外患下开始思考新的研究主题，“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当下，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对各种指数的调控去实现对经济和社会的治理，而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使得这种操作比计划经济更具有不确定性。经济政策的效果容易在漫长的传递链条中被无限放大，繁荣与萧条的变换转瞬即至，因而其调整往往极其困难且容易滞后。在这个同样充斥着“不安”的时代中，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坚持责任伦理，从而避免各种极端的政策倾向在当下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诲。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