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1950年成立后，李景汉、戴世光、吴景超、全慰天、陈达、陈文仙等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家也来到人大任教，其中多位此后一直未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自觉弘扬优良传统，高度重视社会学、人口学两大学科渊源的有机融合。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出“人大社会学传统”专题，以期光前裕后、踵事增华，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本期首先刊发关于李景汉、戴世光两位先生的研究。李景汉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戴世光则是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执行者；其人其学不仅构成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对当前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政策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内容提要: “社会调查”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通常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或一场社会运动。本文基于“知识-社会”互动的视角，对比分析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与美国匹兹堡调查之间的异同，指出“社会调查”在中国和美国被分别赋予了第三层意涵：在前者是“现代国家想象”，在后者则是“社会改革愿景”。这一差异与两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并进一步导致中美社会调查实践过程的分殊，最终在两国本土掀起目标不同的社会运动。重访这段“社会调查”的学术思想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者的思想特点，加深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秉性的认识，并启发对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调查；现代国家想象；李景汉

作者简介：何钧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

一、引言：“社会调查”的三层解读

当谈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段历史时，“社会调查”是不可忽视的话题。一方面，“社会调查”被直观地解读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20世纪初，社会学界就出版了不少专门介绍社会调查方法的书籍（孙本文，2011），早期中国社会学者亦就“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方法的优势与局限展开过学术对话（何钧力，2022）。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还被解读为一场社会运动。李景汉最早把“社会调查”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吕文浩，2008：92），这场社会调查运动已被视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一起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而被详细记载（郑杭生、李迎生，2000；阎明，2010；孙本文，2011）。以上是“社会调查”的两种主流解读方式。然而，笔者重访相关文献史料时发现，“社会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史中其实还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涵，这在与美国的social survey比较后尤为明显。

“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在中美两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都曾在国内掀起社会运动，都遭受过来自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质疑，也都在20世纪中叶逐渐失去影响力。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比较分析的基础，二者的差异则可从以下对比中初见端倪：在中国，作为熟稔“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者，李景汉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第一章论证了“ 社会调查”是“ 为创造新中国的主要工具”（李景汉，2019a：“自序”，8）。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申明“社会调查”的意义，并无实质性内容；但仔细读来，李景汉事实上谈及了他对“何谓一个现代国家”的理解，这至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的一种想象。而在美国，以匹兹堡调查（Pittsburgh Survey）的主持者凯洛格（Paul U.Kellogg）为代表，美国社会调查者更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对social survey寄予社会改革的愿景。换言之，在中美两个社会中，“社会调查”都不只是一种方法，更形成了一场运动，但背后分别寄托着两国知识分子对时局的不同思考：在中国可概括为“现代国家想象”，在美国则可称为“社会改革愿景”。这样一种对“社会调查”的解读差异具体表现在何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两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与应用的？本文拟回答这些问题，具体以学界公认的“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的相关著述为主线、以美国匹兹堡调查为主要比较对象来展开分析——这既是为使全文的讨论更加聚焦，亦是为更加突出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者的思想特点。

二、知识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针对中国“社会调查”的基本史实，既有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有的将民国初期北京社会调查的成果作为史料进行介绍（吴建雍，2000）；有的考据社会调查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牟永如、许小青，2008）；也有的追溯学术源流，如探讨社会调查与古代方志（李志英，2013）、现代统计学（黄兴涛、李章鹏，2008）之间的关联。至于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情况，李章鹏（2008）以“社会学中国化”为线索作了细致的梳理，吕文浩（2008）根据史料初步澄清和补充了主张“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者如何回应来自“社区研究”倡导者的批评。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得以对“社会调查”的学术史有较为全面、充分的了解。然而，要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中美两个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

知识生产过程从来都是社会性的，这是本文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2012：2-3）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曼海姆（2014：26）将这一思想引申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知识社会学力求全面领会的，是处于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背景中的思想。”由此可总结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命题：“社会”影响着“知识”的生产。循此思路，不少实证研究具体考察了学术思想的生产过程。研究表明，学术思想的形成受到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学术思想自身演变、学者个人经历、知识分子网络、学科学术环境乃至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等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陆远，2019：16；陈心想、董书昊，2021）。但是，上述研究尚未能十分清晰地说明这些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知识生产的过程的。换言之，我们只知道诸种社会因素对知识的生产“有影响”，但“如何影响”仍是有待打开的“黑箱”，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廓清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社会调查”在中美两国的发展历程可近似地看作一种关于研究方法的知识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借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命题来分析。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和框架建构论是社会运动研究的三大理论视角，其中框架建构论着重关注观念因素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冯仕政，2013：208）。因此，本文尝试借鉴框架建构论的分析思路，汲取其中的关键概念，并结合中美“社会调查”知识生产的经验，充实 “知识-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

“框架建构”（framing）是“框架”（frame）的动名词，表示“用一个概念框架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这样一种行为和过程”（冯仕政，2013：209）。“框架”这一概念由戈夫曼提出，指“一种使人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一系列具体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图式”（Goffman，1986：21），“可以赋予事件意义，从而将体验组织化并引领行动”（Benford & Snow，2000：614）。据此，框架建构论的核心主张是，人们面对社会现实会先形成一种解读（即“框架”），而这种解读将决定人们在社会运动中的反应。具体而言，框架建构有三个核心任务，这也可看作框架建构的三个步骤（Snow & Benford，1988：199-204）：第一步是“诊断性框架建构”（diagnostic framing），即对社会问题进行识别和归因；第二步是“预后性框架建构”（prognostic framing），即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明确相关策略、技巧和目标；第三步是“动员性框架建构”（mobilizational framing），即说服人们采取社会行动。可以说，框架建构论勾勒了社会现实、观念因素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知识-社会”的互动跟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拟作出如下推论。

知识与社会的互动亦可能会表现为“诊断-预后-动员”的三阶段过程（见图1）。首先，社会现实对行动者产生刺激，后者进行识别和归因，判断现实出现的社会问题，形成关于社会现实的“诊断性框架”。然后，行动者将调用自身掌握的知识并形成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建构“预后性框架”。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会赋予知识一定的意义或理念，以确认这种知识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这里的“预后性框架”实质上是行动者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表达，体现了行动者对知识的认知和定位。最后，行动者把知识付诸实践，根据需要对知识进行调整、转化，建立“动员性框架”，从而实现社会动员。“动员性框架”反映的是行动者关于知识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了如何运用知识的指导性方针。一旦形成社会运动，便意味着知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知识-社会”的互动就此实现。其间行动者从诊断社会问题到调用知识，再到通过知识进行动员，恰与“框架建构”的三个步骤相似。

本文将对美国social survey与中国“社会调查”进行比较分析，以阐发上述理论观点。具体地，本文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以匹兹堡调查和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作为主要论述对象，梳理各自的发展历程，剖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两国社会行动者（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等）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和实操，最终推动“社会调查”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的。

三、Social Survey 在美国：社会改革愿景的表达

（一）社会问题凸显与social survey的提出

要回答美国social survey的源起问题，便需要考察其出现之初的社会现实背景。美国的social survey是一件“舶来物”，其原型最可以追溯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同类实践。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发展时期，同时也面临愈发尖锐的社会问题。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结构，贫困问题逐渐引发关注，学界围绕贫困的本质、社会对穷人的责任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而布斯也加入这场讨论中，主要想弄清穷人的数量和致贫的原因（Bales，1991：68）。为此，布斯调查了伦敦的贫困状况，形成了17卷本的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The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布斯本身是商人、船主和制造商，他的举动很能代表当时的中上层阶级把社会科学当作工具来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意图（Bulmer et al.，1991；Yeo，1991）。可以说，以布斯为代表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判断“社会问题突出”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social survey是他们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

Social survey在美国的落地与发展植根于与英国相似的社会条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其间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但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日益凸显。此时，布斯的伦敦调查报告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美国社会活动家意识到或许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来解决美国的问题，为此他们自发组织了一系列调查。例如，芝加哥赫尔馆的成员之一亨特（Robert Hunter）沿袭布斯的传统调查了美国的贫困状况，聚焦贫困发生的结构性条件（Bulmer et al.，1991：27-29）；杜波伊斯（W.E.B. Du Bios）对费城黑人的研究也效仿了布斯的伦敦调查（Bulmer et al.，1991：21）。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剧烈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已引起当时美国社会活动家的关注，他们参考英国的做法，选择social survey作为应对方案。

（二）服务于社会改革的social survey

在美国社会活动家的认知中，social survey并非纯粹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知识，而是被寄予“社会改革”的热切期待，这在匹兹堡调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Bulmer et al.，1991：30）。

1906年6月，《慈善与公益》杂志（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的编辑凯洛格收到匹兹堡一个地方法院官员蒙哥马利（Alice B. Montgomery）的请求，后者希望能调查匹兹堡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Nadel，2019：681）。凯洛格先后从纽约慈善组织社会（New York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匹兹堡市民协会（Pittsburgh Civic Association）和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那里获得资金赞助，组建了一支70多人的团队到匹兹堡开展调查，团队成员包括当地精英、社会改革家和大学学者（Bulmer，1996：17）。这些人都是社会活动的专家，他们希望以调查为契机，联络各行各业的精英来共同促进社区事务改革（Turner，1996：39）。调查时间集中在1907—1908年，其中有5人进行了长达1年的调查。一些调查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慈善与公益》上，内容涉及工人、少数族裔、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等话题（Cohen，1991：247），完整结果最终集结成六卷报告于1909—1914年出版。

笔者整理概括了匹兹堡调查所形成的六卷报告的主要内容（见表1），直观上看，这些内容的主题与布斯的伦敦调查具有相似性。但同时，匹兹堡调查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改革倾向。匹兹堡调查的主持者凯洛格在一篇“宣言式”文章《调查思想的传播》（The Spread of Survey Idea）里就区分了两类调查，一类仅了解一些表面事实，另一类诊断城市的社会问题，后者以匹兹堡调查为代表（Kellogg，1912）。伊斯曼（Eastman，1910：6）在其调查报告中亦自陈：“如果社会要解决这些工作事故所涉及的问题，并判断其自身的利益多大程度上包含在了相关解决措施里，那么收集这些事实便是必要的。”因此，有评论指出，凯洛格所主张的social survey 是以作为专家的社会工作者来当调查者，他们像工程师一样去识别社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具体方案（Turner，1996：37）。

总结匹兹堡调查在成果内容上的特点，我们可从中提炼出美国social survey背后的理念。匹兹堡调查的参与者常把自己的工作与伦敦调查类比（Anderson & Greenwald，1996：1），但实践中他们力求客观地调查社会问题，且更强调“社会改革”的目标。这说明，社会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定义了美国社会活动家关于social survey的认识论内容：social survey实际上被赋予了“社会改革愿景”的意义。

（三）social survey 的应用取向与美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

基于“社会改革”的目标，美国社会活动家在实践social survey的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调查事实、了解事实，而是有意强化social survey的应用取向，这构成了关于social survey的方法论原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紧扣“社会改革”的社会调查方法

在技术方法层面，美国社会活动家强调social survey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凯洛格在《匹兹堡民生》一书中总结了六个调查方法要点，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调查方法的认知甚为强调与社会改革相结合的一面：

1.组织一批专家，与当地领袖合作，共同研判一个城市的若干需求；

2.研究这些需求之间的、与整个城市区域的以及与民主制度的公民责任之间的关系；

3.同时考虑市政和产业状况，且重点考虑二者对工薪阶层的影响；

4.在家庭和百姓生活层面考虑上述社会状况；

5.设计一些图表工具来确保调查结果经得起推敲、清晰且无误；

6.与当地机构建立真实的联系，并做好未来工作的规划。

（Kellogg，1914a：515）

整体而言，其他社会活动家开展的调查与匹兹堡调查在方法上有着一些共性：（1）获得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2）调查一个区域的方方面面；（3）收集个人、家庭和生计方面的资料；（4）尝试对人和区域做定量描述；（5）与社会行动、社会干预和社会改革建立关联（参见Bulmer，1996：16）。上述内容再次点明了social survey兼具知识和应用两个取向：一是求得对一个社区的全面了解，二是服务于社会改革。

2.与学术界的相对疏离

另一方面，在与学术界的关系上，social survey的参与者并没有积极寻求与学者的合作，两个群体相对疏离。美国参与social survey的群体主要是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学者）似乎始终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社会学家杜波伊斯的《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被视为“美国社会调查运动”期间的一份经典报告，但杜波伊斯本人更多是把这项研究看作检视黑人生存的社会条件的科学成果，而不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Bulmer，1991：175）。到20世纪20年代，由社会活动家带着改革目的做的调查与另一类带着科学目的做的调查之间的界限愈发明显，社会学学者甚至认为social survey所用的方法多被社会干预和党派左右，因而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Bulmer，1996：30）。在这个时期前后，美国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如日中天，该学派的学者大都对social survey提不起兴趣，在他们眼中，social survey只能提供现存社会状况的“剪影”（snapshot），而“社会学调查”（sociological survey）能够透过现象找到研究问题并从材料中抽象出社会的组织模式及模式的形成过程（Bulmer，1984：79）。总之，尽管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学者完全知晓social survey的存在，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social survey 的推进似乎是两条“平行线”，二者的交集较少，social survey更多是局限于社会活动家内部的实践活动。

上述特点在实践中不断被强化，social survey的应用取向愈发突出，并成功动员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参与其中。特别是随着匹兹堡调查的开展，social survey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罗素·塞奇基金会迅速成 立了“调查与展览部”（Department of Survey and Exhibits），1912—1931年间 支持在全国各地开展调查；据统计，截至1927年，美国全境累计开展了2775次调查（Bulmer et.al.，1991：30），其中较有名的是在伊利诺伊州首府进行的 “春田调查”（Springfield Survey）。一场“社会调查运动”无疑已在美国兴起。

综上所述，美国social survey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如下的“知识-社会”互动模式：20世纪初美国遭遇了工业化带来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这被当时的社会活动家识别，后者决意通过social survey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知识”的social survey背后，是社会活动家的“社会改革愿景”——他们认定social survey能实现改革的目标。这进一步使得social survey的实操以“应用性”作为方法论原则，极为注重与社会改革的结合，而与学术界的联络不甚密切。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social survey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调查运动。

四、“社会调查”在中国：以“现代国家想象”为主旨

（一）民族危机严峻与“社会调查”的引入

“社会调查”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其所处的社会现实背景与美国截然不同。此时中国正遭受列强入侵，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民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存亡有着真切的感受，“救亡图存”成为他们思考学术问题的出发点。以社会学为例，严复在把“社会学”引介到中国时，便是以“富国图强”为核心目的，这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经世致用”的学科秉性（陈心想、董书昊，2021）。社会学学者基本都对时局极为敏感，他们的学术关怀是与国家关怀紧密关联的。例如，陶孟和（1925：14）在长文《列强环伺中之中国》中疾呼，“现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比二十年三十年以前并不见得减少”，而他以社会学为志业便是要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共和政治之路的民情基础（闻翔，2018）。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学学者积极提出“救亡”的“药方”。譬如，潘光旦从生物学的角度，指出“好比一个病人，我华民族已经到了医生所谓打打针的地步”（潘光旦，1931），而“优生学”是他一直力主的“救亡”方案（潘光旦，1933）。而“社会调查”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另一条“救亡”途径。“社会调查”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民族危机”在现实社会中有怎样的具体表现（李景汉，2019b：“何序”，9）。

（二）“社会调查”的现代国家想象

李景汉是中国“社会调查”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所思所为很能代表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且这种理解已超越一般研究方法的范畴。这里先简要回顾李景汉个人的社会调查事业，然后再阐释他关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内容。

1917年，时年22岁的李景汉到美国留学，在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半工半读，修读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社会学”。当时“美国社会调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景汉对“社会调查”已有初步了解。在一次社会学课堂上，当时任课教师询问他中国的社会统计数据（人口、工资、土地等），他回答不上来，因而感到极为羞愧（李景汉，2019a：9-10）。即使到了晚年自述自己的一生时，李景汉仍提及了这段经历：“我提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从此我就决定了我回中国要做‘社会调查’这门职业。做这个职业，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人口、土地等情形都要记录下来，我是雪耻。”这里的“耻”便是“国耻”：当时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持周全的国情统计工作。经此刺激，李景汉本人立志“要做一辈子的社会调查”。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而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最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了解“社会调查”。1924年夏天，李景汉回国后即出任北京社会调查社（Social Research Council）的干事，先后多次调查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1928年，受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邀请，李景汉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主持定县社会调查工作。在定县，他所学到的“社会调查”知识得以充分运用。1933年，定县调查所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以下简称《概况》）出版，该书资料详尽，共17章，分别为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全书使用大量图表，详细介绍了定县农村各方面的状况。李景汉在书中写道，希望《概况》“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从这些表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李景汉，2019b：序言，14）。

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在调查方法和内容框架上与以匹兹堡调查为代表的美国social survey有相似之处，不过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李景汉只是把social survey的做法直接复制到了中国；事实上，李景汉理解的“社会调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下文简称《方法》）里，李景汉系统介绍了“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应注意的要点。若按现在的图书分类，《方法》可归为工具书一类，但他在书中并没有只就“方法”而论“方法”。《方法》的第一章是“社会调查与今日之中国”，内容不涉及具体的操作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李景汉的认知里，“社会调查”的方法属性并不是首要的，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意象”，被寄托了改造中国的期望。那么，李景汉期望的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这可以从这一章的具体内容中获悉，李景汉在其中讨论了“社会调查”的以下作用/意义：“可以快一些使中国成为有条理的现代国家”“帮助人们正确的认清楚中国民族社会的特点”“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帮助人们彻底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使有志救国者，尤其是青年，多用理智，少用感情”“使民众具有相当的公民常识，不易受奸人的欺骗”“提高人民的公共精神，增加合作的效率”“预防灾祸”“可以免除一些国耻”（李景汉，2019a：1-10）。

李景汉“信仰”社会调查，但他同时也是一名严谨的学者，发表的学术作品用词克制、表述客观。这里他却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及感情激烈的文字去伸张“社会调查”的意义 ，本文认为这恰恰说明李景汉试图借此表达一些 “社会调查”以外的思想。在他的认知里，“社会调查”不只是一种方法或一场运动，背后实际上有一整套调查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其主旨可概括为“现代国家想象”。

首先，在他看来，“有条理”是一名现代国民、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品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明显缺失，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弥补。在1924 年发表的《中国人的普通毛病》一文中，他第一次指出了中国民族特性方面的一大“缺陷”：“中国普通人们的这种模模糊糊、所答非所问的习惯不但是一种普通的毛病，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神经病。”（李景汉，2019c：224）他还认为该民族特性妨碍了一些现代要素在中国的长成：“这种不精密的毛病与向来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或有很大的关系，恐怕也要阻碍我们将来科学的进步。”（李景汉，2019c：226）当时的中国连最基本的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都掌握不清，政事方面的组织、制度、收支状况等缺少有条理的管理，这样的国家还远称不上是“现代国家”。因此，李景汉迫切地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来缩小这一差距，直言道：“若我国对于这种重要的基本事业不赶快的积极进行，不知何年何月，中国才能成一近代的国家。而且这种工作非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入手不可，实无其他抄近之路。”（李景汉，2019a：3）

其次，李景汉希望中国人能批判地认识中国民族文化，而不能一味地 “打倒”，“社会调查”对此能有所帮助。与李景汉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特性进行了诸多批评，其中李景汉曾直接回应过梁漱溟的观点。 1929年，梁漱溟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的乡村建设情况后，撰文叙述所见所闻，其中提出一个比喻：“我常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2005：910）他借“豆腐”的比喻意欲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尚不具备自治的素质和能力，故地方新政的推行反而会伤害人民。李景汉对这一说法作了直接的回应。他先是承认中国农民“又穷，又愚，又弱，又迷信，又苦闷，又散漫”（李景汉，2019d：376），但也认为他们也具有耐久性、天资聪明和肯接受新事物的优点（李景汉，2019d：377-379），因此 如果给农民加一股“冷气”，即“团体的组织力”，那么散漫的农民也会由“软 豆腐”变为“冻豆腐”，此时“铁钩要帮豆腐的忙”，“未有不提得牢牢固固者”（李景汉，2019d：379-380）。可见，与梁漱溟相对悲观的态度相比，李景汉还看到了中国民族特性中较为积极的一面，且更强调进行改造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去芜存菁”的研究工作，需要借助“社会调查”，一方面“把中国民族固有的优点、美德、长处寻找出来，明确的认识他们，设法保存，设法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把中国民族的劣点、恶习、短处也寻找出来，有了清清楚楚的认识，然后设法阻碍其发展，设法根本的铲除”（李景汉，2019a：4）。

最后，李景汉还提到“社会调查”解决中国人在智识水平及行为方式方面的四点问题。一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二是培养青年人理智辨析事物问题的能力，三是增长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知识，四是激发人民的公共精神（李景汉，2019a：6-8）。暂且不论“社会调查”是否真能够做到这四点，单就内容而言，这反映了李景汉心目中一个现代公民起码应具备的品质。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李景汉对“现代国家”有他自己的想象，这进而构成其关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内容。这一想象是以他对民族特性的认识为基础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民族特性尚有缺陷的国家，这与他对“现代国家”的想象存在差距，推动他系统思考“现代国家”的特征，并借“社会调查”进行表达。“现代国家”是一个国民“有条理”、能实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同时人们要能“自觉”地认识民族文化，且具备一些基本的公民素质——而“社会调查”有助于建成这样的国家。显然，“人”是这一 “现代国家想象”的内核和落脚点。用现在的眼光看，该“想象”是朴素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称得上难能可贵。进一步地，这体现了李景汉寄托在“社会调查”之上的现实关怀：正是意识到中国民族特性的利弊，李景汉方才提出“现代国家”的应有特征，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目标。

（三）“社会调查”的推广与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

李景汉（2019a：1）认为，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借助“社会调查”的方法。这不仅仅是李景汉的个人想法，还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了日实现“现代国家想象”，设法推广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便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关于“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原则，他们的实践因而表现出与美国social survey不一样的特点。

1.本土化的社会调查方法

作为“舶来物”，“社会调查”在中国的施行或多或少会遭遇到困难，对此李景汉有深刻体会。《办法》的第四章专门对此作了分类说明，共计十六项，分别是：调查人才缺乏、参考材料缺乏、公私机关不愿帮忙合作、人民的怀疑与害怕、各种数量单位不统一、各地民性差异大、言语的不同、中国人模模糊糊的习惯、部分人麻木不仁、国民扰乱秩序的习惯、文字使用不准确、过于讲面子的毛病、旁观的态度、迟缓性、敷衍虚伪性、不彻底性（李景汉，2019a： 26-33）。不难看出，这些困难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第一章有关“现代国家”的想象，更加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与“现代国家”的距离。正是由于国家现代化程度不同，“社会调查”在技术方法上不可能照搬美国social survey的做法，李景汉亦以此为“本土化”的切入点。

为使“社会调查”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并顺利开展，李景汉有选择性地介绍相关知识。他不注重介绍“社会调查”的理论性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调查的程序上。在《方法》一书的开篇，他就明确了这一取舍：

本书各章项目排序，与向来已有中西调查方法书中的排列颇有不同。我不很注意费长的篇幅讨论辨别什么所谓个案或个例调查，什么标本与全体调查，也不多叙述社会调查在欧美各国已往经过的详细历史。本书差不多都是国货，而不贩入大批舶来品。本书要试一试告诉那些要举行实地调查的人们工作的程序，从有调查企图起至编辑止，一层一层的指出来。（李景汉，2019a：自序，7）

其中，李景汉着重介绍了“如何使地方人士接受社会调查”。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工作，目的是“使地方的各机关人员，绅、商、农、学各界的人了解社会调查的意义”（李景汉，2019a：35）。他对此颇有心得，他的经验是要用“极简单的比喻”，包括善用中国的成语（如“对症下药”），举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如“商店账簿”），对学生则可以适当用专业词汇（如“生物解剖”）（李景汉，2019a：35-36）。总之，若要通俗地介绍“社会调查”的内容，要点是“对乡村人民讲话必须要清楚、简单，极力避免他们不常听见的名辞。不得已必须用的时候，也要略为解释”（李景汉，2019a：42）。这些建议对今天的农村调查依旧适用。另一方面，要举办对民众而言有实际利益的事业，这是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社会调查”无法立刻带来看得见的利益，因此“社会调查举行之前，举行之时，以至举行之后，最好与一种其他易见到利益的社会事业联锁起来，共同进行”（李景汉，2019a：43）。在定县调查正式开始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便是先在当地建平民学校、普及农业知识，以此逐渐打消民众的怀疑，然后才陆续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工作。

概言之，李景汉详细介绍了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的各个步骤，尤其是补充了关于如何获得被调查者信任的内容，这就是李景汉希望向大众教授的“国货”，而这样的内容在美国的social survey中被忽视了。李景汉（2019d：372）曾说：“先农民化，而后才能化农民。”换句话说，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国家，需要推广“本土化”的、在中国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方法——李景汉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社会学界的深度参与

为推广“社会调查”，包括李景汉在内的一批社会学学者还“亲力亲为”，深入地参与到“社会调查”中去，学术界与“社会调查”联系密切，这跟美国几近“河水不犯井水”的疏远状态截然不同。一方面，除了最早的几次北京社会调查是由外国传教士开展，中国社会学学者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逐渐担当主导的角色。其中比较著名的除李景汉的北京郊区农村调查、河北定县调查外，还有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调查，陈达的劳工调查、人口调查，许仕廉、杨开道主持的北京清河调查，等等。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社会学界重视“社会调查”的专业培养。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应用社会学文学学士的课程中，安排了3学分的“社会调查”课，由张鸿钧讲授“ 社会调查之计划组织及其监察”（陆远，2019：“附录一”）。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设置了6学分的“初级社会调查”课程，由李景汉任教，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农村社会实地调查与整理资料的整套技术”（陆远，2019：“附录二”）。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的“社会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要点”中，“社会调查”被列入“必修科目”，建议学分为3~6分（孙本文，2011：237）。

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主要由外国人主导，包括1914年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 Burgess）的北京社会调查，1918年另一名美国传教士甘博（Sydney D. Gamble）模仿“春田调查”在北京开展的社会调查，以及1923年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arold S. Bucklin）指导的“ 沈家行社会调查”（阎明，2010：20-23）。后来，经过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社会调查”渐成气候。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完成学位论文。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世纪20年代仅产出了6篇调查论文，而在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这一数量已激增至50多篇（朱浒、赵丽， 2006）。二是“社会调查”的社会参与规模急速扩大。据统计，1927—1935年间，中国社会调查次数共计9027次（刘育仁，1936：33），平均每年达一千多次。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一场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调查运动”。

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表现为如下的“知识-社会”互动模式：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这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国社会学学者意图以知识救国，“社会调查”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方案，其背后寄托了建设现代国家的期望。这种期望使他们对“社会调查”的实操时刻围绕“推广”这一方法论原则展开，以李景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学者通过将调查方法本土化和亲身参与等多种方式投入其中，最终也成功推动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和社会人士从事“社会调查”的事业，使之成为一场社会运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知识-社会”互动的视角，以李景汉“社会调查”与美国匹兹堡调查为例，分析了社会调查的中美异同（见表2）。研究发现，中美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是知识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具体经过存在差异。首先，在行动者诊断社会现实的阶段，美国社会活动家认为当时社会问题突出，而中国社会学者则感知到严峻的民族危机。其后，两国行动者均提出以社会调查作为解决方案，但在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两国行动者关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内容并不相同：美国社会活动家借社会调查表达“社会改革愿景”，而中国社会学学者则对社会调查寄予“现代国家想象”。受前两阶段所形成的不同路径的影响，两国行动者关于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原则各有侧重：为解决社会问题，美国社会活动家强化了社会调查的应用取向，一方面技术方法上强调与“社会改革”结合，另一方面与学术界相对疏离，未积极寻求合作；为救亡图存，中国社会学学者把推广社会调查作为要务，既致力于技术方法的本土化改造，又深度参与其中，包括亲自开展调查和培养专业人才。最终，中美两国均兴起一场社会调查运动。表面上，中美社会调查都表现为社会中的行动者为回应社会问题而调用自身知识并形成社会运动的过程，但社会背景的差异使得二者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中国“社会调查”虽然延续了美国social survey的应用取向，但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在意的不只是“社区”，更着眼于整个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由此看来，中国“社会调查”有着更为宏大同时也更为激进的内涵。

近年来，社会学界越来越重视对自身学术思想史的回访与反思，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积累，大都突出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强调社会因素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然而，对于社会与知识之间的作用机制，既有研究未能予以详细的阐述。本文借鉴社会运动研究中框架建构论的思路，结合中美社会调查的演变经验，搭建了“知识-社会”互动的理论模型，以勾勒二者关系的一种可能模式。根据该模型，社会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知识的生产，而是经由行动者“加工处理”，而后才形成特定的知识体系；该体系再通过某种形式（如社会运动）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影响。在此过程中，构成知识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进退取舍取决于特定社会背景下行动者所持有的认知理念。总之，本文提出的“知识-社会”互动模型为我们了解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深入讨论二者交互作用的过程机制，避免流于“社会对知识存在影响”的泛泛而谈。

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调查”从美国引介到中国后，被赋予了“现代国家想象”，并最终经历了“中国化”的演变过程。基于这一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对社会学学界长期关注的“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议题有新的理解。第一，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中，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倡导者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上半叶，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致力于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以此作为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李培林，2008）。与此同时，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亦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周晓虹，2012）。以李景汉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倡导者可称为“社会调查派”，但相对而言，他们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上的努力容易被人忽视。本文揭示了“社会调查派”是如何带着“现代国家想象”对“社会调查”进行本土化的再造的，这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中国化的另一条进路：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拓展出一种中国化的思想体系。

第二，“社会调查”被赋予“现代国家想象”的过程表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尽管本文以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思想为叙述主线，然而从其所思所想及其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的互动来看，这种对国家民族出路的关怀以及将这种关怀与自身学术志业结合的努力并非他个人特有，而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这一代学人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可进一步概括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的“实践自觉”（洪大用，2020）：他们直面“救亡图存”这一当时中国最为突出的实践活动并自觉反思，成果之一便是“社会调查”的“现代国家想象”意涵。这启示我们，当前要推进社会学中国化，还需继承和发扬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的治学秉性，进一步增强社会学的实践自觉，扎根中国大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