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致青年学者的一封信

徐磊、夏世哲、杨嘉莹、徐珺玉、徐其龙、景乔雯、魏厚宾：

并致《中国社会学史》课题组的年轻同道：

你们是我的中国社会学史专业博士生和博士后，而且都在参与中国社会学史项目。在此之前我招收的学生，虽然不是中国社会学史专业，但很多也在参与中国社会学史项目，甚至已经成为这项研究的主将；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我的朋友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我也都视同自己的学生，这封信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应。

我们自2014年正式开始写作《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估计《中国社会学史》六卷本要到2024年才能完成。这十年是我带着你们做的，但这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这个分支学科而言，只是开了个头，仅为“序幕”，今后长期的、大量的研究任务需要你们继续完成。我强烈地希望你们继承我开创的事业，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学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而专心地、义无反顾地、百折不挠地坚持推进这项事业，将中国社会学史学科建设成为一个硕果累累、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古老而新兴的学科。同时，这也是扎扎实实地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为此，在当前参与中国社会学史写作的同时，就要考虑这个学科今后怎样建设和发展、今天怎样为今后做好各个方面准备的问题。我提出几点建议，请你们深入思考，做好规划。

一、学术史积累

我们这项工作的所有资料，应注意收集和保存，将来会很有用。

1、我已请徐珺玉收集历次会议的录音和文字整理稿。杨嘉莹、徐其龙还有杨善民、高和荣的学生等，也都整理过会议录音，也要收集和保存好。先统一汇集到徐珺玉那里，整理好后再分发给大家。这些录音作为原始资料，表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入的，讨论了哪些问题，有些什么争论，这本身就很有研究价值。

2、历次请专家来作的专题讲座录音和文字稿。

3、我与课题组成员的通信，以及大家之间的通信，也要整理好，统一发给徐珺玉。

4、报刊和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我们这项研究的评论性文章，以及有关会议上发言（如：苑仲达整理的“学科自信”讨论会综述，2019年11月社会学所在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少杰教授等人的相关发言）。

手中有这些资料的，都请帮助徐珺玉集中整理好，做成一个眉目清楚的资料库。大家共享。

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关于群学的讨论和辩论

我们这项研究，论证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这就推翻了120年来关于中国本来没有社会学、社会学只是“舶来品”的“定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站出来与我们辩论，不等于今后不会爆发大讨论。我预计，一场大辩论是必将发生的。而到那时，我已老矣，出场辩论就靠你们了。为此，就必须对我们的基本观点坚信不疑，而且要有理有据。这就要求你们对我和我们课题组以往的论证要真正理解深透：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基础论证群学为什么在战国末期能够由荀子创立；群学概念体系命题体系为什么能够证明群学不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思想”，而称得上是一个学科。中西之“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这些区别只能证明群学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构成否定群学是社会学的理由。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我的一些论文、《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中国社会学史》都有专门论述。请你们真正弄通，做到坚定不移。如有疑问，我们现在还可以内部争论。只有练好“内功”，自己坚定，将来在大辩论中才能说服别人。

辩论的焦点，很可能就是群学到底是“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如果坚持1838年孔德提出的社会学具有惟一性，其他的不管内容如何，都只能算是“社会思想”，那就是彻底的“西方中心论”。世界文明是多元的，中西学术各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惟一性论”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可以创立“政治学”等学科，荀子就一定不能创立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群学？另外，“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虽然有区别，但是截然区分开来也是说不通的。西方社会学中也有“社会思想“，我们读布迪厄、吉登斯等人的有些被称为“社会理论”的书，其中有些部分的“哲学味”也够浓的；哈贝马斯既被称为“哲学家”也被算作“社会学家”。至于马克思，根本不承认“社会学”，却成了“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这说明“社会学”与“社会思想”既相区别，也相包容。那为什么对于中国学术就必须绝然区别开？社会学就只能是“舶来品”，中国古代的就只能算“社会思想”，群学就不能算作“社会学”？问题严重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古代不仅不能有“社会学”，还不能有哲学、逻辑学、数学、经济学等等几乎所有学科，我们一片空白。因为在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看来，这些“学科”都诞生在欧洲，都是清末民初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我们只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别无他途。这岂不荒谬至极！

可见，我们要想真正充分论证清楚，必须在中西文明史、中西学术史上下足功夫。而且，不仅要有理性的论据，还必须有对中华文明的坚定自信。这样，面对激烈辩论，才敢于站出来，才能战而胜之。

三、做好规划，展开延伸与拓展性研究

不仅需要论证，需要捍卫，还需要开展延伸和拓展性研究。只有研究深化了，学科壮大了，辩论才更有力量。

既然我们将中国社会学史的“开端”由清末民初上溯到了战国末期，这期间20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极多。这就好比要到大海中寻宝，必须规划好方向、航线，做好充分的准备。你们每个人可以由自己的博士论文再做拓展性研究，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领域。但一定要有长期规划，一旦确定，就要长期坚持，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必须达到该领域专家水平（如家训研究专家、乡约研究专家等）以后才能转换研究主题和领域。

至于以后具体做什么课题研究，相信你们在完成了《中国社会学史》六卷本的写作任务之后，自己就会找到许多题目，并且会激发起投入延伸与拓展性研究的强烈愿望。因此，这个问题尽管非常重要，这封信就暂不展开讨论了。

四、加强团结合作，形成创新团队

不论今后具体做哪些研究，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建立网络，形成团队，培育氛围，养成习惯。我把从事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比作大海探宝。大海航行，风激浪大，茫茫无垠。只靠一个人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目标。所以要把个人努力与团体合作结合起来。现代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人才往往是一窝一窝产生的。你们看，哲学上有维也纳学派、经济学上有剑桥学派、社会学上有芝加哥学派，中国也一样，如关中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等等，都是出自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学校、一个师门。你们虽然多数不在一个地方，但现在信息化了，思想交流可以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参与写作《中国社会学史》，是你们形成团结合作的创新团队的好机会，要有意识地利用好。我在制订第六卷第二编的提纲时，就有意识地组建了4个创新分队，用心即在于此。你们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例如，一起申请课题；合作撰写论文；平时相互切磋讨论；共同组织学术活动等等。你们年轻人有很多好办法，只要心中有这根弦，就一定能搞好。

五、力争开设中国社会学史课程，培养学术新人

当我的学生，不光是为了拿一个学位，更重要的是继承一项志业！

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基本上都去美国留学。那时候，国人对美国向往、崇拜得不得了。这几年，特别是经历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国人的认知不同了：美国的感染率、死亡率都是世界第一，约占全世界的1/4~1/3；总数约相当于中国的四十倍，如按人口比例算，那就达到上百倍，而且美国的数据还在直线上升。美国有那么“自由”“民主”吗？黑人抗议活动还在持续，美国有那么“平等”吗？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学术上就要挑大梁了，那时，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了，一些高科技领域在世界领先了，你们面对的国人心态就会大为不同，中美心态对比就可能翻转了。到那时，如果你们还像现在这样天天讲美国社会学，把它视为圭臬，视为典范，视为最高水平，学生能买账吗？学生们会更喜欢听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中国社会学，因为这些更觉亲切、更有温度，也更有说服力，不会隔着两张皮。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学史观点和框架，现在一些人出于“思维惯性“不愿意接受或者接受不了，这没有关系。即使现在听到一些逆耳之言，也不必在意。大家想想看，英国的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18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世界，这可以相信、能够接受；如果有个中国人这样说，倒有许多中国人会说这是“自傲”。中国人自己倒是愿意相信中国那么灿烂的古代文明竟然在“学科”上一片空白！现在，很多欧洲人都否定欧洲中心论了，许多中国人却在继续坚持；像拉德克利夫•布朗这样的英国大学者都相信中国荀子是“社会学的老祖”���许多中国人却不敢相信。这不是缺乏学科自信又是什么？这种情况是必须改变也一定能够改变的。

我坚信不出十年、二十年，学术界的情势、心态、潮流就会发生逆转。你们要抓住这十年、二十年时间，锤炼自己，做好充分准备。当大逆转到来时，你们正好可以挑大梁了，那时学术舞台的主角就是你们了，正好可以大展宏图了。

你们多数在高校工作，要积极争取开设中国社会学史课程，大力培养一代一代有学术自信的新人。让中国社会学史专业也像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成为哲学系、文学系中的强势专业那样，成为社会学的强势专业。到那时，中国社会学就会依靠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雄厚基础，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界学术殿堂！

总之，不出十年、二十年，你们将登上现在想象不到的大舞台，历史将要求你们承担现在难以预料的艰巨任务。你们如何表现，取决于从现在起能否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提醒你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觉。

2020年7月2~10日于北京昌运宫

（本文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教授致《中国社会学史》课题组的一封信。景老师主持的这一课题工程浩大，参与其中的青年学者亦人才济济，但中国社会学的溯源与建设任重道远，我们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学界同仁可以了解、支持此项事业，故在取得景老师同意后编发此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