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生态、学科链与新时代社会政策学科建设

冯仕政

《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本文结合学科发展规律和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及治理的需要，论述了社会政策在社会学中的学科定位以及当前加强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思路。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生态性的知识系统，其内部各种知识形态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社会政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链中，社会政策是打通社会学内部上游和下游、联系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环节。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当前，需要从社会学学科建设全局以及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政策研究，以学科链为切入点，切实把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抓紧抓好。

关键词：社会政策；学科生态；学科链；学科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遽的现代化转型。社会转型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部分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总体发展的不充分，也必然引起社会紧张甚至失调，因此必须用社会政策予以调整。社会政策是施行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的关键抓手，是社会学介入现实、服务社会的“控制性工程”，同时也是社会学感知和洞察社会，从而反哺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社会政策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予以重视。

一、社会政策的品格和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

对于什么是社会政策，学术上仍有争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由国家通过立法或行政等手段施行的，旨在推动福祉分配的共享共赢，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准则和行动。简言之，社会政策的旨趣是涵育社会关联，增进社会团结，志业是立足社会关联去增进社会团结。

显然，这样一种品格同社会学重视人群分异和整合的学科气质是一致的，也是社会政策区别于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的根本标志，把社会政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建设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不同，社会政策致力于围绕特定的现实问题，将社会学的理念、观点、方法和智慧转变为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方针、路线和行动，以推动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具有强烈而独特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社会学知识。

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建设对社会政策提出了强烈的需求。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的期待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复杂，变化也越来越快。相应地，加强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团结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其中的许多问题，单纯依靠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迫切需要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这对社会政策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他挑战暂且不论，单从学科内部来讲，主要挑战是社会政策研究的水平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许多人甚至对社会政策研究抱有错误的认识。为此，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澄清认识，把社会政策作为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抓紧抓好。

那么，社会学又应当怎样加强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呢？关键是要树立学科生态和“学科链”的观念。唯其如此，方能准确把握社会政策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意义以及目前的处境，正确处理社会政策同社会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易言之，对社会政策学科的建设也必须秉持社会政策的理念来进行，要善于立足分异去追求团结，争取社会学内部各个分支各得其所，共生并育而不相害。

二、社会学作为生态系统：基本构成和动力机制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是一个由多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知识形态构成的“生态系统”。那么，又应当怎样解析这一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机理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Burawoy，2005）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布氏认为，与其他社会劳动一样，社会学内部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也存在着分工，由此造成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分野。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学知识可以根据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形态：维度之一是知识的听众，即你创造的知识想说给谁听？又为谁服务？可以细分为学术界内和学术界外两种。维度之二是知识的目的，即你创造知识是为了什么？可以分为工具性知识和批判性知识。所谓工具性知识，是指对既有知识只管遵循和应用而不加以反思和批判的那些知识；而批判性知识则是致力于反思和批判既有的知识传统，以图重塑知识基础的那些知识。两个维度相组合，即可得出社会学知识的四种基本形态。

一是专业社会学，即面向学界内部的工具性知识。这样一种知识是因袭既有的知识路径而产生的知识。典型的表现是专业论文，选题和写作完全遵循社会学长期的套路，对为什么写这样的论文、怎样写论文则不怀疑、不反思、不批判。二是政策社会学，即面向学术界外的工具性知识。其基本做法是完全按照“客户”要求，致力于运用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去为“客户”服务。至于“客户”的目的和要求是否合适，研究者照单全收，并不质疑和批判。三是批判社会学，即面向学术界内部的批判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说是社会学“自我革命”的产物，是基于反省社会学知识本身而产生的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史上有许多“刀刃向内”的、批判性很强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学流派，比如米尔斯、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等等。最后是所谓“公共社会学”，即面向公众的批判性知识。这是社会学家利用社会学知识进行的社会批判，批判性很强但又是面向群众的，目的是启发和动员群众。典型表现是媒体上的各种社会学评论，观点很犀利，但文风很贴近群众。

布洛维提出上述分析框架，本意是要为他的“公共社会学”张本，但也不期然中揭示了社会学这一学科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这表现在社会学内部存在着多种知识形态，彼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反而又相成，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这一特征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高度相似。这正是本文提出把社会学视为一个知识生态系统，并据以阐述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因所在。不仅如此，布洛维实际上还指出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即社会学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内部存在着学科与环境、因袭与批判两种基本张力。这两大张力构成了社会学学科演替的基本动力。

首先是学科与环境的张力。在布洛维那里，所谓“学术界外”就构成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而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很显然，社会学要发展，就必须响应来自外部环境的需求和压力，长期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搞所谓“学院派”，最后一定会被抛弃，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布洛维之所以苦心孤诣地阐发“公共社会学”，目的就是要推动社会学直面社会需要，让自己的学问对外部环境的响应更及时、更敏锐。当然，外部环境的兴趣与学科本身的兴趣并不总是合拍。如果完全跟着外部节奏走，一味迎合，社会学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知识体系，最终沦为无聊的跟班和应声虫。这显然是不行的。但怎样在与外部环境的张力中保持学科的自主性，并非易事。

其次是因袭与批判的张力。社会学要生存和发展，因袭和批判必须同时兼顾，不可或缺。一方面，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就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传统，这种传统必须不断地回访、自觉地承袭，薪火相传，方能保持生命力。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因袭而不反思和批判，社会学的概念、命题和话语体系就不能持续迭代，生命力最终会窒息。那么，如何既不因为尊重传统而沦为“守成派”，又不因为倡言批判而沦为“红卫兵”，真正做到继往以开来、返本以开新，分寸的拿捏颇为艰难。

要言之，社会学内部存在多种知识形态，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张力，构成一种既分异又统一、既对峙又依存的张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一个知识生态系统。据此，社会学学科建设就必须统筹兼顾内部各种知识面向，因势制宜地调整内与外、因与革的关系，努力做到共生并育，协同发展。而各个分支也必须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找准自己在社会学学科中的“生态位”，从而更好地利用和擘画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并非对经验事实的简单摹写。但不管怎样，这一分析框架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学科的历史脉络，并推进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政策的生态位及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变迁

所谓“生态位”，是指一个物种在特定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生态位的意义在于，它给定了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在功能上的依赖和交换关系，从而给定了该物种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及内在逻辑。如果以此作比，那么，在社会学这个知识生态系统中，关于社会政策的“生态位”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社会政策是社会学知识生态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健全社会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意味着没有一种知识形态是可以舍弃的，也没有一种知识形态是能够独大的，各种知识形态必须惺惺相惜、相辅相成。如果引用布洛维的分析框架，本文所说的“社会政策”，大体就相当于他所说的“政策社会学”，因此不仅是社会学知识生态的必然构成部分，甚至达到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而过去多年来，社会政策研究在社会学的地位比较边缘，许多人甚至对其抱有偏见。基于学科生态学的观念，这显然是错误的。忽视社会政策研究，且不说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即使单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社会政策是社会学学科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界面，是社会学通往社会现实的重要关口，有助于化解社会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张。下文行将指出，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领域中，社会政策在社会学中处于理论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的交界处和结合部，是社会学通往现实、服务社会的“控制性工程”。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而改善整个社会学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三，社会政策也是一个有效的知识迭代机制，有利于保持沿袭与批判的合理平衡，实现继承与创新的良性循环。这表现在，一方面，社会政策是社会学接触现实的重要窗口，甚至比社会调查更真切、更深入、更无逃避余地，能够为社会学其他分支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问题、理念、资料和信息，从而不断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另一方面，社会政策也是检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试验田，现实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克服浪漫主义的理论想象和推演。

如果从生态位的角度来观察，那么，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作为一个知识生态系统大体经历了一个包含四个阶段的演化过程，在每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态以及整个学科内部的张力结构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阶段，从恢复之初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内部的分化很差，基本只有一种知识形态，那就是布洛维说的“政策社会学”。这典型地表现在当时几乎所有研究都把兴趣集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上，热衷于解读、诊断这些问题并提出对策。尽管从现在来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当时的许多宏论未免有些大而不当，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其蕴含的政策社会学取向却是朗然可见的。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发生第一次分化，即“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的分化。当时，中国知识界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价值倾向趋于保守，“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告别革命”成为响亮的口号（李泽厚，1998：270-273），相应地，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追求勃然兴起，蔚为时尚（邓正来主编，2004）。流风所及，中国社会学界也大量输入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作为指针性的知识传统加以尊崇，专业社会学取向随之强势崛起。与此同时，关心和求解中国现实问题的“政策社会学”传统仍然存在，但在社会学内部被迅速地边缘化。应该说，此时“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两种知识取向之间已经形成张力，但因力量对比悬殊，张力尚处于潜伏状态，两种取向之间未有真正的交锋。

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10年左右，随着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冲突等与社会学高度相关的现实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国家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等政策主张，对回答现实问题的需求空前强烈，而专业社会学在这个问题上捉襟见肘的短处日益暴露出来，因此收敛了许多气势，政策社会学取向则又乘势复苏和热闹起来。此消彼长之间，两种社会学取向的力量趋于平衡，张力陡然上升，但总体上仍然各行其是，交锋时或有之（比如应星，2005；吴毅等，2005；仝志辉，2005），但总体而言甚少。

第四阶段，从2010年左右至今，政策社会学迅速发展，并公开质疑和批判专业社会学在趣味、理论和方法上的种种倾向，两者的矛盾显化，开始真正的交锋（比如郑杭生，2011；李培林，2014，2016；李友梅，2016）。交锋既是对抗，也是融合。在此过程中，即使专业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在选题方面也开始向现实问题和需要靠拢，同时致力于构造属于中国本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比如冯仕政，2011；肖瑛，2014；周雪光，2017；周飞舟，2018），由此真正开启了专业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有意思的是，政策社会学与专业社会学的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批判社会学（比如渠敬东，2016）和公共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对现实和自我的批判同时展开。

从上面描述的学科历程来看，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40年，也是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和学科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扩张和丰满的40年。与之相应，政策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可以视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家独大，但很快在90年代黯然失色，直到21世纪才又兴起并开始扬眉吐气。不过，尽管这个过程表面上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但并不等于社会政策研究已然否极泰来，从此可以“翻身道情”了。不管从推动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仍然“道阻且长”。

四、时代的呼唤：学科链与社会政策学科建设

如果从知识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政策研究在当前面临的困难在于，中国社会学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相应地，社会政策研究赖以发展和壮大的土壤还比较贫瘠。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从学科总体来说，尽管在过去40年中中国社会学几乎是每10年就发生一次裂变，发展不可谓不迅速，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种群规模”仍然偏小，结构很不健全。这就意味着社会政策研究赖以发展的学科环境仍然不够理想，大量社会政策研究由于缺乏学科生态的涵养和支持而成为脱离学科的“裸奔”，专业化程度比较差。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败坏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声誉。

第二，从学科内部来说，许多人对社会政策研究还有嫌弃，认为社会政策研究不够深刻，过于功利，甚至有攀附权贵之嫌，如此等等。社会学本来就“身量未足，形容尚小”，而内部还有门户之见，基于学科生态的演化规律，自然是每个分支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须知，当前社会政策研究的种种不足，恰恰表征的是整个社会学学科的不足，而不只是社会政策研究本身的不足。因此，应该做的恰恰是大力发展而不是排斥社会政策学科。

第三，从学科地位来看，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科学界，中国社会学，包括社会政策研究的声音都是比较微弱的。这与学科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比较弱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中，从社会地位和学科规模来看，经济学之所以那么显赫，而公共管理学也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积极地响应社会需求。而社会学由于发展严重不足，不得不大量输入其他学科或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致丧失自己的特色和专技，处于边缘和陪衬的地位。为此，中国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服务能力，改善学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既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面临的问题，基于学科生态系统的理念，需要从局部和整体两个方面协同来解决。在此过程中，建立健全“学科链”是一个贴近中国社会现实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前面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划分虽然为我们厘清社会政策的学科定位和意义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毕竟是基于纯粹的学理逻辑而构造的，而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学科建设首先要面对中国社会。而“学科链”就是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现实、针对中国社会需要，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政策研究及社会学学科建设而提出的概念。

所谓“中国社会现实”，首先是国家确定的学科目录。这个目录从国家政治和政策的角度规定了各个学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是任何学科开展学科建设、发展和发挥自身的生产力时必须面对的生产关系。社会学也不例外。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包含七个学科方向，分别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确实，这个社会学学科体系同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但它是中国国情的产物，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科必须基于而不能脱离这一框架。

那么，社会学的这些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呢？对这个问题，学理上可以有多种审视角度。但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来看，加强社会科学的行动性则是时代的呼唤。马克思（2009/1888：506）曾经有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启示，即从理想类型的意义来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有两个基本职能，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变世界。借用这句话，所谓加强社会科学的行动性，就是要加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联系和衔接，避免脱节和背反。如果这么理解，并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作为端点来构造一个谱系，那么上述七个学科方向就可以理解为如下图所示的“学科链”。在这个链条中，越往下游，社会学学科的行动性就越强。

其中，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倾向于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原理，更偏“解释世界”一端，所以处于“学科链”的上游，社会工作以及从“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中单辟出来的“社会管理”，致力于操作和实务，更偏“改变世界”一端，算是“学科链”的下游。而社会政策，是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转变的中间环节，因此算“学科链”的中游。

基于这一理解，社会政策是打通社会学内部上游和下游、联系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环节。抓住这个中间环节，不仅有利于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尤其是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社会学更好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一方面，只有通过社会政策，社会学上游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智慧，才能转变为下游可操作、见实效的流程和行动。诚然，从上游来看，社会学有许多思想，从下游来看，社会学在一线的工作也非常广泛和扎根，然而，从思想到效果，不仅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导致走形变样的风险因素很多。因此，要让社会学的洞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所期望的链式反应，就必须像对待核反应一样做好中间环节的控制，否则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可能走向反面。而社会政策正好就处在这个中间环节上。处理好这个中间环节，对于社会学实现自己的使命和雄心，非常重要和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社会学通向社会现实、通向服务对象的“控制性工程”。这个工程不做好，再深刻的洞见、再卖力的实务也是枉然。

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要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就必须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吸取力量，去展现身手。光说不练，行而不远。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社会政策是感知和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能为社会政策研究和学科链上所有学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不要忽视或小看社会政策。在社会学史上，芝加哥学派也是从政策研究起家的，其初期研究成果也很难说精致，但这并不妨碍它成长为第一个真正属于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中国社会学要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老老实实面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真正做到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学科建设。脱离社会，一个学科是长不大的。

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也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关头。面对社会现实的强烈需求，一门以“社会”为己任的学科却不能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那就是再清晰不过地显示这个学科没用。如果是这样，中国社会学不要说尊严，恐怕连生存都会有危机。因此，必须以社会政策为抓手，切实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社会学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强化学科链意识，进而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不仅在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因此必然要追求赶超型发展。而在此过程中，要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快又好，就必须兼顾“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着力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良性循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内部各分支更好地整合成一个从解释到改变、从理论到实务的链条，中间不能“掉链子”。

而从现实来看，在社会学的学科链上，当前最薄弱、最容易“掉链子”的环节之一就是社会政策。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启动恢复重建的历史进程之后，最先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是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等上游学科。进入21世纪后，下游的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相对最受冷落、发展最为滞后的学科之一就是社会政策。因此，现在必须把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提高到社会学学科建设全局以及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个薄弱环节不解决，就形不成生态，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学科建设上不去，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上不去。

五、结语

高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当前，国家正在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高校学科建设。而“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求学科建设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场。这固然是国家的政治要求，但也是符合社会学学科发展需求和规律的。社会学应当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自觉、主动地回应时代需求，在积极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在推进社会政策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树立学科生态和学科链的理念，努力把社会学建设成一个既壮大又健康、既有思想力又有行动力的大家庭。这样，社会学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社会政策研究的道路也才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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