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需高度重视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以彰显时代性、本土性与干预性特质。环境社会学学者需主动投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积极探讨全球性环境问题，直面网络化时代挑战，有效提炼中国经验，关切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以此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实践品格的塑造与锤炼。

关键词：实践自觉；环境社会学；环境问题

作者简介：彭远春（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维（中南大学社会调查与民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实践品格贯穿于社会学引入、恢复重建及其快速发展的过程始终。社会学自西方引入我国时，社会学先辈们的社会实践为学科服务于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主张在中国的“泥土”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致力于回应与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学本土化争论亦再次促使学界反思与重视学科的实践品格与实践向度。实际上，社会学的主旨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理解与解释我国社会的基本特质及演变方面，更多地则体现在主动服务于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实践中。

2020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为我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建设要进一步体现其时代担当与历史担当，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现实社会问题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从而不断磨砺、提升自身服务我国社会实践的能力。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同样应当重视和反思实践的重要性，并凸显其实践面向。中国环境社会学是在直接回应中国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若简单地套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或解释框架来理解我国环境问题，就会导致对本土情境下环境问题特殊性的忽视，且不利于学科主体性的建构。因此，环境社会学应当根植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实践，积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增促学科的实践自觉。

二、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的主要意涵

实践自觉的倡导者洪大用教授指出，实践自觉的提出深受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启发与影响，它是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有益补充，并且是其重要基础与前提；实践自觉是指在学习反思中国社会学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总结、揭示和强调，是面对中国社会实践巨变的一种学术倡导。实践自觉既意味着对社会事实的理性认识，亦指向自觉行动。而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兼具实践品格和环境正义关怀的学科，它并非单纯地描述环境问题的状况、理解与解释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更应致力于推进和改善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具体而言，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应彰显时代性、本土性和干预性三大特质。

首先，时代性是指环境社会学研究应直面新时代生态环境的新变化，回应民众对美好环境质量的新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着重强调在生态环境领域，民众对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等优良环境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各级政府亦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战略实施。而与全球化伴随的全球环境问题进一步凸显，日趋频繁的全球环境流动则加速了我国进入复合型环境高风险时代的进程。因而，实践自觉意味着环境社会学应根植于我国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同时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退化等全球环境治理议题，以期为我国复合型环境治理以及绿色社会构建贡献学科力量。

其次，本土性是指环境社会学聚焦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呈现的新特点，并总结提炼出本土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的中国经验。环境社会学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它始终应该面向并回应我们的本土实践需要。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要求我们把广具社会影响、引致社会反应与产生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解释清楚，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运行规律，从而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因而，环境社会学应在本土问题挖掘与机制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能够同本土实践相适用的分析性框架与解释性理论，即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之下，对我国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进行“跨境情效度”的指引。

最后，干预性是指环境社会学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之中，致力于实现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良性运行。经世致用作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学术传统得以延续与传承，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不仅应以揭示与呈现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社会影响为知识旨趣，更应侧重寻求形成缓解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冲突等问题之方案，为各级政府的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危机缓解、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献计献策，推动相应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及其实施与落地。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亦应奉行行动主义，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实践当中，并且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反思与倡导来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积极引导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之中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环境质量的提升。

三、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的必要性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关乎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学学科，它是对环境社会学如何在我国本土扎根发芽、安身立命这一问题的审慎思考，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的提出则是对理论自觉的落地与升华，它关乎行进在快车道上并呈加速发展之势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如何更好地“回到实践”，以促进本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成为一门真正“顶天立地”的社会科学。

近年来环境社会学从我国的实践“土壤”中已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尝试结合我国制度与社会文化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较具本土特质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转型范式、政经一体化增长推进机制、“次生焦虑”概念、理性困境视角等。太湖流域水污染研究、草原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移民研究、海洋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开发研究、环境健康风险感知与环境抗争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等均是环境社会学针对我国不同类型或地域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而展开的特色研究，体现了环境社会学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探索。与此同时，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亦逐渐凸显出来，其更多聚焦于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社会影响，而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向与明晰的问题解决策略。正如王晓毅教授所言：“大量的宏大叙事可能解释中国环境的许多问题，但是却无法提供一个替代的方案。”因此，环境社会学需要积极拓展其实践面向，要在回应我国新时代的重大实践问题、参与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等行动中来推动学科前进的步伐。具体而言，环境社会学还需要更好地响应时代号召、更有效地提炼中国经验和切实锤炼其实践品格。

1.需要更好地响应时代号召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脉络下的产物，可见与时俱进对一个学科来说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环境社会学面临的最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与实践议题就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达成美丽中国伟大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政府转而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与贯彻实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旨在促进绿色社会转型以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质量需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个方面，其实质就是要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生态建设，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和重建对自然价值的认知，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促进社会力量优化和重视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损益分配的公平性，以此促进生态建设的平稳进行。有学者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理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城市与农村、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这四对关系。另有学者则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选择与创造性，逐渐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向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社会和全民性的自觉行动。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了积极回应与探索，但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尚存在一定距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侧重宏观系统分析而较缺乏微观细致的剖析。环境社会学侧重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生态系统同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等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宏观层面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方向，这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学科智慧。而生态文明建设除政府推动之外，还需要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行动格局。故企业、环境保护组织、微观生活者个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如何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是环境社会学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是环境社会学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挖掘与提炼尚待深化。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成就，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探索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和重要载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尚未得到环境社会学的充分挖掘和有效提炼，这需要环境社会学者更自觉地投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当中，并通过回应实践的方式提升环境社会学服务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为实现美丽中国伟大目标贡献学科智识与有力思想，主动担负起学科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

2.需要更有效地提炼中国经验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我国社会转型实践及环境变迁为环境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加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环境社会学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具有复杂交织性，我国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亦面临诸多挑战。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交通网络和信息技术等彻底打破了地缘界限，对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引发了共同的行动，全球环境流动已成为环境社会学的新议程。

由此可见，环境社会学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研究既要考虑到本土情境与实践的复杂多变性，又要置身于全球化的世界生态环境背景当中，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向世界各国提供中国经验。一是在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研究中需进一步增强同其他学科的合作与融合。针对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和发生过程的多变性，我国环境治理采取面向与依托整体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社会变革手段，且已经迈入复合型治理的新阶段。对此，环境社会学注重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对我国环境治理进行剖析，但囿于本学科视角，对环境问题引致的社会应对及其效果的探讨尚不充分，且未能对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本土化与在地化经验进行有效呈现与深度提炼。环境社会学亟需增强同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教育学、环境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与研究视域，从而更为全面地理解我国环境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与解决方案，进而总结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环境治理经验。

二是结合我国本土特质，深化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研究。环境社会学已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反应。如有学者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具客观性、有害性、不确定性、全球性和建构性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确认其客观性与严重性，且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主体性，综合考虑了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联动、协同变革问题。另有研究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对牧民应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强弱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公众对气候变化这一社会事实的认知和反应则存在国家和地域间的差异，尤其是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行为调整还有限，且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虽得到了我国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但亦应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探索和努力还远远不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属性，而我国的社会复杂性又致使全球性环境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引发的社会应对及其效果具复合性，故环境社会学需结合本土实际，深入探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尤其是脆弱群体等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动态应对之策，凸显全球性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与地域维度分析。另外，除了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环境社会学还需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荒漠化、海洋退化、危险废弃物跨境转移、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的探讨。

3.需要切实锤炼环境社会学科实践品格

作为具实践品格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则更需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组织与实施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保护推进等方面发挥学科优势、贡献学科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风险日益普遍，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将全世界范围内的公众置于生命健康与安全风险之下，促使大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积极寻求应对环境风险之策。如重视环境保护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在环境治理之中的作用；受生活环境主义的影响，环境社会学试图回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尝试结合地方性知识与生活智慧以探寻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而环境社会学的实践品格还需进一步锤炼与践行。一是需要进一步增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任何知识或理论均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且最终服务于实践。在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仍存在着用西方理论套用本土实践的情形，由于中西方社会现实条件、社会制度政策、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别，简单移植、套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可能会出现裁剪经验、水土不服、误读实践等问题。当然，我们并非否定我国环境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中所做的努力，而是希望促使其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凸显行动特质，进而具备一种将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环境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操作力，推动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二是环境社会学者需要积极进行角色转换，即从环境问题状况的描绘者、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者向环境问题应对的行动者转变。作为环境社会学科的实践主体，我国环境社会学者在推动环境维权、参与环境保护运动、介入环境政策制定、推进环境治理等实践行动中表现欠佳。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若不进入实践田野，不参与环境保护实践活动，则难以获得对实践的切实感知与有效体验，难以提炼出反映实际、富有解释力与洞察力的理论，难以对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产生切实有效的指引作用。

四、积极推进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

毋庸讳言，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是对学科现有不足的一种回应与改进，它既体现了学科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与调整，也彰显了学科不断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的学术品格。当然，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不是简单的口号或一时的热情，而是一项机遇与挑战并存、向内自省与向外求索兼顾、须研究者个体与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的自觉行动，即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是一项艰巨的、整体的、长久的学科实践行动。推进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需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主动投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学科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事关全局发展的事业，要实现美丽中国伟大目标，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要清醒意识到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观点和方法融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与全过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与环境社会学科的理论假设——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环境问题往往呈现出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不仅仅是依靠技术手段检测出来的污染物那样简单，背后还涉及各种经济社会体制和文化因素。故环境社会学要充分发挥其学科专业优势，聚焦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应对机制，进而充实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

近年来智库建设与研究成为热潮，哲学社会科学通过智库建设的途径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当中，其中绿色智库则为环境社会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能够让学科在理解与阐释我国生态环境难题的基础上，为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提供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故环境社会学需要围绕环境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意识培育、良好环境行为养成等议题，通过深入开展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为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完善、美好生态远景规划等提供创新性想法与有效建议，促进生态建设同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融合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是积极探讨全球性环境问题，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面对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趋势，全球环境治理也被纳入世界议程并逐步成为世界共识。世界各国之间密切的经济交流、文化互动、信息共享、网络联通等使得区域性的环境问题能够突破地方社会和民族国家的领域边界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对局部地区乃至全球环境产生影响。概言之，解域化的环境流动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环境后果，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等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责任，而是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全球性议题。另外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系致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在全球扩散，而处于权力体系边缘位置的民族国家则更容易遭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环境风险与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全球扩散及其分配不公问题加剧了全球环境治理的难度，对此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而环境社会学也应积极回应这一重要议题。

首先，充分同国外环境社会学及相关学科展开对话、沟通与交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话题体系的建构。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要超越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环境问题本身，既要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与实践举措，尤其是要学习吸取其先进的环境治理理念与环境治理技术，又要针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学术积累与政策聚焦，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行动之中，积极推动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进程。其次，加强对中国环境治理经验的提炼与总结，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替代选择，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组织结构、制度政策、实施机制等的不断完善，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三是直面网络化时代的挑战，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洞见。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移动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化时代。在现代网络社会形态中，互联网愈发成为环境信息共享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并在环境问题的建构与阐释、环境行动的组织动员、环境共识的构筑达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我国环境治理而言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互联网平等、自由、开放的特性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参与环境治理的公共平台与便利渠道，它不仅便于公众迅速获取环境信息，而且有利于公众对环境问题展开充分沟通交流，进而促进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信息繁多复杂，需要公众较好辨析相关信息，由此可能导致以网络空间为阵地而开展的环境探讨与环境抗争沦为公众宣泄情绪的渠道，进而对公众环境关心提升与环境友好行为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环境社会学要善于借助互联网平台向公众及时有效地呈现本学科对环境问题的独特看法与认识，逐步形成学科知识共享的网络阵地并扩大其影响力，引导公众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结构分析与社会过程分析，从而有效甄别和理性应对复杂多元的网络环境信息。其次，积极推进创新“互联网+”的环境治理方式，有效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环境信息联结与对话沟通。互联网型塑公众的环境诉求，通过网络参与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愈发成为公众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故环境社会学需要准确把握互联网的内在结构与传播特质，从而借助网络平台对环境制度与环境政策进行有效阐释，让公众对此有一个客观而直接的了解，并促其转化为现实行动；同时又要促进公众环境关心与环保诉求的有效表达，促使各级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环境服务。环境社会学需致力于拓展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物理世界的有机联结，促进网络治理的有效推进，为我国环境治理增创一条数字化的新路径。

四是扎根中国本土实践，促进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在地化互构，进而有效提炼中国经验。我国环境变化与社会转型变迁紧密关联，而我国社会转型变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表现为时空条件双重压缩、社会结构复杂多样、社会过程非预料性强等多重特征，由此决定了我国环境社会学不能简单套用或照搬在西方社会建构出来的环境社会学理论来阐释与应对我国环境问题。而我国环境社会学刚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原创性理论知识成果较少，对我国传统实践中的生态智慧与环保经验亦挖掘不够，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指导本土实践的做法还较普遍，故环境社会学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进行原创性概念提炼与本土理论建构，努力推动环境社会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在地化互构。

首先，要因地制宜，看到我国环境问题的地域差异。我国城乡、中西部地区之间都体现了较为明显的生态环境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遮蔽与恶化，而我国西部地区相对中部、东部地区来说人口较少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少数民族聚居而宗教文化多元性强，因此在环境问题治理和保护上更具特殊性与复杂性。其次，要因人群而异，挖掘和分析环境问题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差异化反应与应对。环境社会学要深入环境保护具体实践去观察和捕捉社会成员不同的心理过程与行为反应，最终揭示其复杂实践逻辑。故只有从我国本土实践出发，重视和总结当地经验，看到我国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才能真正实现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在地化互构，进而推进环境保护实践与增促环境社会学发展。

五是关切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促进绿色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随着生活污染的日趋严峻，生活者在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关注，生活方式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注重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问题，致力于推动形成全社会的绿色生活方式变革，促进社会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和贡献，要求人们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美好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履行应尽的环境责任，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衣食住行方面自觉进行绿色转型。故环境社会学者需要回到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善于结合生活者的生活历史、实践逻辑以及生活智慧等对其生活方式进行绿色重构。

具体而言，环境社会学者需要充分了解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逻辑及其变迁机制，并通过顺应这一逻辑及其变化来重构实践。即环境社会学要将生活者的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变迁过程之中，要从看似不可变的、持续性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其变化，从而挖掘个体生活方式绿色重构的可能性。此外，环境社会学者还需关注生活者所处的社会情境，看到物质条件、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与消费活动等对其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与制约，进而把握生活者的日常实践逻辑，增促绿色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概而言之，环境社会学在引导和促进生活者日常生活进行绿色重构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环境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体的行为实践同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促使每一位生活者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并贯彻落实于日常生活实践。由此，环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就不仅仅意味着学科共同体内部的一致行动，而是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在内的共同行动，环境社会学实践自觉便涵括了更广泛的意涵。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