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应对

谷德近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一 、社会学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的评价

    环境经济学家从使用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不经济性出发，提出了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制度设计，最典型的当推科斯定理和庇古税。在诸多经济手段中，本章集中分析明确环境产权和征收环境税费两种。

    1 科斯定理

    罗纳德·科斯从环境产权配置出发，试图消除环境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性。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对环境物品的滥用，就在于公共物品产权的模糊，只要明晰环境物品的产权，不管产权初始配置如何，只要环境物品交易，就“可以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 。 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提出使人豁然开朗，似乎找到了医治外部不经济性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良方。要在法律上确认科斯所说的环境产权，首先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需要明晰产权的环境物品包括哪些环境要素；二是交易如何进行。环境物品的范围具有天然不确定性。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广越深，环境公共物品的范围就会越大，不受经济影响的自然因素是排除在环境公共物品概念之外的。这就使得环境公共物品在空间上由区域性向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发展，例如全流域性的生态态危机与水土流失、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在时间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发现有更多的环境要素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些自然要素也会相应地成为环境公共物品。另外，需要置于产权控制之下的是自然要素本身，还是这些要素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呢？例如，需要明晰产权的是空气和水体呢，还是它们的清洁性？姑且不考虑环境公共物品不确定的特性，仅就清洁空气而言，又如何将其分配给不同主体呢？无法通过物理手段置于某一主体的控制之下，这恰恰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悲剧所在，即使在名义上明确了产权，仍不能阻止经济活动污染破坏。

    科斯定理的生命力还在于交换，即环境利益的享有者与需要消费环境利益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换。这仍然存在两个无法突破的瓶颈。首先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其次是模糊的环境定价。不管环境物品的产权配置给企业，还是居民，巨额的交易费用都会使单个主体出让或购买环境物品成为不可能。例如，受到紫外线损害的居民是无法与全球所有氟氯昂生产者和使用者达成交易协议的。至于环境利益值几何，结合庇古税来讨论。

    2 庇古税

    在不存在交换的场合，对没有价值的环境物品进行定价是十分困难的，庇古税的确定方式似乎使我们发现了这一方法，即污染者承担污染损害的边际成本。 那么，这种边际成本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呢，还是恢复原有环境质量所需的费用呢？可是适宜风景的破坏，人的生命健康的损伤、稀有物种的灭绝、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挥霍所造成的损失都是无法用货币表示的，也是不可恢复的；对于可恢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由于损害后果远远滞后于污染行为，治理的及时与否，相同总量和浓度的污染物因环境条件不同都会使治理费用大相迥异，这都说明对生态环境定价所遇到的理论困难。从欧洲各国环境税税率的厘定方法来看，其征收的环境税也不是庇古税，并没有弥补排污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在理论上遇到的困难并非否认这些手段的绩效，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和许多国家征收的环境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是这些手段始终尊重了经济行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它并不能有效地保护无法用经济价值衡量的环境利益。

    经济学家将污染看成稀缺的环境资源无价格的结果，因此，主要的政策设计是要以税或费的形式引入替代品的价格。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有效方法是要求排污者承担与其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相当的边际成本。由这一原则推导出的普遍规则是，环境政策规定的边际成本不应超过边际效益。要运用这一方法，就要测定成本和收益的大小。因而，环境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排污行为的规则和对环境效益定价。

    经济学分析污染问题的方法集中在货币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上。控制污染的成本与损害成本进行比较，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出现在边际控制成本与损害成本的交汇点上。然而必须说明，这种产出的最大化具有生态合理性，但并不符合产出的帕累托最优原理。这种区别被称为生态鸿沟。即使污染物排放量最优，生态鸿沟也会出现，这一概念既可以说明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利益分配问题的局限性，又恰好是社会学研究环境问题的最佳起点。与环境经济学不同，社会学不必拘泥于最优分配的框架去研究消除外部性的各种方法。行为者是不能被精确定义的，这一领域有三个中心任务：第一，调查环境退化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污染物排放量达到最优时，生态鸿沟仍然存在。这一点用来专门解释生态、经济利益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增长债务”的问题。第二，从社会系统和社会行为者的角度研究对环境损害的反响。污染被不公平地分配给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系统对环境保护有不同的利益。第三，为了平衡生态供给的需要，努力发展现代社会接受的、关于社会选择或社会安排机制的理论。这些机制是市场、等级、交易和道德批判。然后基于这样的理论，从环境保护成效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机制的优劣。应该特别指出，这种经济社会学观点遍布于在环境社会学的各个领域。

    这两个方法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依赖的行为理论 。 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个体决策的依赖因素有：一系列的现实选择；机会结构，即指选择的相关成本；个人偏好。其中前两项在预算限制曲线中得到说明。如果偏好和可供选择的资源是特定的，那么选择仅由机会结构决定，无需用货币单位来解释这种结构。经济学的标准方法是假设偏好是外在的，而一种更宽泛的社会经济学的方法则是探究偏好的内在成因。如果假定偏好是内在变量而不是参数或其他情形，这种情形是外在刺激引起偏好，而不是内在偏好影响行为，那么，行为改变的缘由要么是约束的变化，要么是偏好变化，其实常常是二者的结合。并且道德价值观对于偏好的形成和程度起着重要作用，在无法确定行为者的价值观时，单纯研究行为者的满意程度是无法想象的。很显然，需要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分析环境问题。

    二 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除了上述对环境问题成因的一般认识之外，对于环境问题的终极和具体原因以及解决环境问题所依靠的力量还有自身独特的理论框架。

    1 增长极限的疑问

    20世纪60年代，环境主义者的激进主张是停止经济增长和保存环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文，通过对世界人口、工业规模和自然资源存量的研究，得出三条结论：(1)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在今后的100年之内将达到这个行星的增长极限。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突然间不可控制地衰退。(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可持续到遥远未来的生态上和经济上的稳定状态是可能的。全球的均衡状态，可以这样设计，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如果人类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那么为达到这种结果的行动开始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

    这些主张被总结为：“有限的资源不能持续支持任何无节制的增长，这就是环境困境的症结所在。”然而要使人信服，这一观点需要有些限制条件：

    第一，增长不仅仅是经济的，还包括环境容量的增长，这种容量是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恢复和自净能力而言的。例如，只有当石化燃料的使用超过森林和海洋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时，才会导致温室气体的增加。因此，如果需求超过供给，或没有合理机制调节二者的平衡，生态崩溃将不可避免。

    第二，这个条件涉及自然限制的定位，如图1，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在投入产出两个方面与环境相关联，在投入一端，经济活动消耗资源；在产出一端，它污染环境。因此所有物质生产消费都利用了环境的双重性，既是原料（包括空间）来源，又是污染物、废物的回收站。

    因此，生态系统无序状态的重要经济根源是消耗和污染。无序来自不平衡的交换：一方面，环境为经济起到了资源供应者和废物容器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却没有促进自然的保护。工业经济活动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单向性：物质生产消费几乎不可避免地使用自然资源，却没有相应地为保护自然作出贡献。不管经济处于停滞还是增长阶段，这种基本性结构问题都存在，当然，快度的增长加剧了这一问题。《增长的极限》的作者米都斯和赖恩德斯认为，人口和经济依赖于地球上的空气、水、食物、原材料、石化燃料等。增长的极限就是这个星球提供这些物质和能源的极限，也是它吸纳污染物和废物的极限。这些极限是自然属性，迟早会在经济停滞中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对增长率、结构调整和相关技术的依赖性很小。

    在讨论经济与生态冲突的问题中，物理性极限形成了这些激烈争论的关键问题，并形成了增长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悲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无限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既使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但终归有限，它的容纳能力早晚要被增长的经济毁坏。因此，有的学者声称：“相信在有限的世界中，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乐观主义者并不否认地球资源和污染物容纳能力的有限性，但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是否成为人类行为发展障碍取决于替代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无限发展的技术可能被用于减轻工业生产造成的破坏。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增长的自然限制是在经济的投入一端，还是在产出一端更为敏感呢？像马尔萨斯等研究增长极限的学者倾向于强调资源的有限性，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但是考虑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可能更重要。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预言，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和2000年全球报告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与之相对比，水土流失、热带森林破坏和对海洋水产品的过度捕捞表明原材料供给危机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资源上，然而就日益受到关注的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而言，似乎污染问题是当今经济增长的重大限制。

    但是要论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一致性，还需要大量的条件。如果认为经济膨胀必然引起环境退化，那么新的观点也会出现，即生态衰变也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1）社会经济膨胀，必然引起环境的反作用；（2）环境反作用的增强必然带来生态问题；（3）这些生态问题给经济进一步增长提出了潜在限制。

    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运用了社会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它系统阐述了迪尔凯姆和熊彼特等人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马克思着眼于现代经济的脆弱性，而这一观点则强调它的坚强有力，这种应对危机的强有力而非脆弱性才是导致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

    证明这一点可能会加大经济系统对其环境影响应负的责任，这一观点是典型的模棱两可：是经济膨胀导致环境退化，还是在环境退化的基础才会有经济增长？有些学者坚持后者，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必须开发周围的生态系统，但为了社会的繁荣而过度开发生态系统又可能破坏他们自身生存的基础。但是，仔细鉴别这一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更严重的瑕疵：首先，中心问题不是对自然的开发而是过度开发，只有后者才对自然环境有害，如果认为问题的中心是开发，就会误导人们批评任何经济增长都有害于自然环境。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依赖诸如利润、工资、销售等经济指标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必然破坏自然环境。

    其次，超过阀值的环境破坏是否会危及人类社会，有着相反的意见。如果环境遭到破坏，人的健康往往比物种生存先受到损害，即使废物排放超过环境容量，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发展。诺德豪斯指出，市场经济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外部条件下运行，不管反对全球气温上升的观点是什么，经济本身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根据诺德豪斯的计算，气温每上升3摄氏度，只会造成美国经济GNP下降1%。

    上述环境退化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有争议的，经济膨胀并不必然导致环境退化，环境退化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直接和即时的影响，这种退化只是对经济进一步增长有潜在的限制。对可持续发展的热望就恰恰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没有必然联系的认识上。如果传统的自然利用方式不改变，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不会这么深入人心。

    把这种因果关系脱钩带来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研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方法。早期的环境主义者声称，经济增长必然在生态灾难中停止，但新一代思想者则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20时节80年代新环境主义的时髦字眼变成了“可持续发展”，这种观念试图寻求增长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妥协点。虽然这一概念在《增长的极限》中就耳熟能详了，但它的广泛传播则是在1987年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之后。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满足当代人要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它的必要前提是自然资本存量的可持续性。在未出现的经济行为之前，知道如何满足其需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怀疑按其定义谋求可持续性的条件。它要满足下列条件：（1）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不能超过其更新速率，或者利用速率要与再生替代的增长率保持平衡；（2）根据环境容量，废物的排放不能超过环境介质的容纳能力。这一方法的明显问题是设计利用资源的规则所面临的困难。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罗马俱乐部也不得不改弦易张，1992年发表了《超越极限》，修正了在《增长的极限》中流露的悲观情绪。

    在接受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难题的解决方案之前，这样的忠告是明智的。这一概念的精神并未成为工业国家政策制定的有效指导，也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实施，而是有关科学家和环境组织的要求。首先我们不应否认增长的物理性极限，但更应注意到这种极限在到来之前就已显示了其影响，这必须在追求理想生态环境状况的时候被众所周知，这同物理性极限一样也是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

2 社会功能分化

    功能分化理论对于解释有损生态环境的行为，有日益增长的解释能力，这是宏观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分工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还是现代工业要求分工社会化，这在逻辑和实证方面都是一个难题，但是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则不折不扣地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整个社会不断分化成功能各异的结构或系统，尽管吉登斯的建构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以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分化的原因、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认识各异，但是他们都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在专业化指针下已分裂为承担各自特定功能的子系统，并且这些子系统相互独立，又封闭自足，它毫不顾及其他子系统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或利益要求。本文无意对上述社会学家的争论也作一番形而上学的考证，仅就探讨经济系统的独特功能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或修和关系而言，上述各流派的一致观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尽管运用这种方法似乎有点急于求成，但它的确能够用来解释经济对自然的漠视态度。这是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经济行为对环境的损害过程的主要贡献。马克斯·韦伯已经勾勒了这一理论的大致轮廓。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受到其内在法则的制约，以此为原则的行为与其他生活秩序无关。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功能分化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功能分化代替了前现代社会的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不能与总体上的结构性分化或迪尔凯姆所言的劳动分工相混同。功能分化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各项功能由它的次级体系分别承担。因此，需要构建关于功能性前提条件的理论，而现代社会必须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帕森斯通过他那著名的AGIL体系推导出了这一理论，但在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却被卢曼抛弃了。

    现代社会由多少次级系统构成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地说，经济是一个最早分化出的原始次级系统，它有自身的媒介（金钱）、典型的密码（财产）、特定的组织（企业）和特定的理性标准（利润）。

    相对于它们嵌入的整体社会而言，功能分化的特征在于现代社会的次级系统一方面是自足的；另一方面则是功能专业化的。自足意味着在特定次级系统中，必须用它特有的符号进行交流。例如，现代社会经济决策的文化合法性在于用经济标准来指导，因此，这种决策不必考虑政治或社会标准。次级系统的运行就依赖其固有的符号来组织，而且这符号可以用来区分任何相关的事情。经济系统只是区分财产与非财产，科学系统则是区别真伪。基于不同符号的事件秩序是不能相互转化的。例如，一家工厂不管什么时候面临倒闭，经济系统的反应标准只能是纯经济的，这一标准并不与政治或社会一致。经济系统的运行是独立于其他社会系统，这种自足性使经济系统获得了自己的内部行为评价标准和维系系统内部共识的典范性原则。

    至于社会是否提供信息影响经济决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应该说明，自足是一个相对概念，其程度随着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相关制度环境而不同。

    功能专业化意味着次级系统的行为以特定次级系统的功能为中心。例如，科学系统的特定功能就是发现真理，而没有其他功能，比如发现美感。随着次级系统功能的发展，它的片面性就越强，其他的功能也就退化了。这样，现代社会次级系统增长的效率，使它们对其环境的情况和问题漠不关心。这不是外部性经济的不幸，而是系统专业化的自然结果。

    相对的自足与功能专业化是高效率的成因，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系统中，现代社会的所有次级系统都是如此。但同时，二者造成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不平衡也是极为重要的。自足与专业化首先是现代社会次级系统持续性膨胀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其次，它使对环境的“焦虑和困难”的无动于衷合法化，尽管环境也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再次，它给国家干预设置了障碍，也就是说，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和它对环境的漠视可以归因为功能分化的次级系统的专业化行为模式。卢曼指出，这样的系统运转是封闭的、自主的。这说明经济系统交流的特定模式是给付，主要指与其他系统的给付关系，因而忽略了环境。所以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被分为许多次级系统的社会并不具备自发保护环境的功能，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些次级系统的功能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呢？一个思路就是外部干预，但是卢曼非常怀疑外部干预的可能性，外部控制的局限来源于现代社会系统没有顶端和中心。它们的次级系统不能被纳入一个等级序列，尤其是政治系统不处在这一序列的顶端。政治系统并非现代社会的整体代表，它也不能把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因而卢曼寄望于经济系统的自我反馈产生环境利益，而不是国家干预。自然反馈也许可以通过环境定价来建立。对“生态问题的关键”，卢曼写道：“在于价值杠杆。”这来源于系统波动的一般理论，即一个系统必须自我调节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尽管这种设想听起来新鲜又引人注目，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经济决策只依据投入产出，照样漠视无价格的环境因素。

    3 社会两难困境

    并非所有资源的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活动都有害于环境，作为废物的接纳场所，生态系统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只有当这些废物排放超出了其吸纳能力的时候才会导致环境问题。同样，如果资源是无限的（如阳光和石头）或可再生资源的年利用量保持在它的更新水平之下，资源的利用也是无害的。承认这一点就可知道，只有过度利用环境产品时，环境问题才会产生。

    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当理性人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困境”时，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就不可避免了。人们认识到无论他们的行为如何，其私人利益会与社会利益一致或不能促进公共产品的改善时，就陷入了“两难困境”。亚当·斯密认为，竞争的市场在个人谋求私人利益的时候也会增进公共福利。但是社会不会避免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偏离，本质上，公共物品的存在及其使用的外部性导致了市场失灵，生物学家哈丁称这种情形为“公地悲剧”。

    为了解释“公地悲剧”，哈丁研究了向社会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被过度放牧的问题。每一个牧民都要决定在牧场上放养多少牲畜，作为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牧民会计算每增加一头牲畜的边际效益。这种决定既有积极结果（因增加牲畜，提高了产出），也有消极结果（草场被过度放牧）。由于正效益属于牧民个人，而负效应由所有人分担，收益大于损失。理性的牧民会决定，只有再增加放养量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悲剧就在于每一个牧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哈丁认为，每一个人都掉进了在有限的世界中无节制提高自身利益的陷阱中，在一个认为公共物品可以自由取用来满足自身利益的社会里，所有人的共同毁灭是必然的结局。

    哈丁并不是第一个用“两难困境”的方法研究环境破坏的学者，他的功绩在于从学术角度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形成机理。这一原理只能在研究公共物品的学术著作中进行详尽论述。这些物品作为公共财产不能从事实上或道德上排除它的利用。另外，利用这些物品的惠益又要求增进公共福利，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两难困境”。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其产品的分配却面临两难的境地。因而，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论来解释环境公共物品的过度利用。公共物品不用于私人物品，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消费。虽然，它可以像私人物品一样去生产，但其供给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就环境物品而言，其生产过程包括了对过度使用的限制。然而，恰恰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个人有为此作出贡献的愿望。由于公共物品可以自由取用，人们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并没有促使他们放弃使用的激励。

    将公共物品利用的非排他性运用于此就可以发现缺乏促进公共产品生产的激励，每一个理性人都愿意搭便车。如果每一个人都致力于增加公共产品，那么所有人的努力将成效显著，但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这么做，其效果就微乎其微。因此，作为一个对��有人有益的社会目标就这样被忽视了。

    公共物品概念的优点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过度放牧现象”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其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此而来的制度安排：应该把过度利用降到有效使用环境的水平。然而用可持续的标准来测算污染的最佳程度是极其困难的。由于人口和生产不断增长，即使合理地利用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要达到其极限，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另外，在达到这一极限之前，基于生态合理行为的不同标准，合理利用自然环境的方式和程度也会千差万别。

    再把环境问题置于两难困境之中，核心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合作行为如何出现？有没有使个人自愿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不是搭便车的机制？

    在小型社区中，有两种机制可以促成合作：禁止社会成员污染、破坏环境和在污染者与受害之间进行交易。后一种机制是要么污染者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来换取扩大生产的许可，要么在排污者同意削减产量的情况下，由受害者给予补偿。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产权设置。

    由于较大群体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系纽带”，并且渐增的交易费用都使这些机制无法有效地解决整体社会的“两难困境”问题。总而言之，解决两难困境方案是合作，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也许可以诉求于各种灵活的政府行为。例如，现在的许多中心城市拥挤不堪，可以提高汽车进入市区的标准，也可大幅度提高车价。价格政策和规章制度都是国家对有关行为予以调整的机制。就此而言，市场和计划并非总是对立。这两种合作机制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必要干预。另外，在一个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繁荣的社会里，市场机制的运用也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选民们不一定喜欢市场配置机制本身，而却愿意接受通过市场能够很好实现的目标。

    现在，公众对环境政策的同意绝对依赖于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环境标准，这些共同标准因不同的调配机制而不同。这些机制不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私人价值交换不纳入国家计划，至少短期内是这样的。相反，国家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则会影响环境保护的水平，而社会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干预。

    4 环境风险与认知

    解释环境破坏的原因，就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保护环境有益于所有人，而污染还在不断加剧？除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分化和社会两难困境之外，第三种解谜的方法建立在风险概念之上。这一概念在风险评估和风险社会学中流行之前，就已经成为决策理论和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风险用指不能预测某一行为的结果，但是，它假定理性人能够用概率推测各种可能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知道偶然因素出现的频率。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极为重要的，不确定性是指许多无法控制的事件决定决策结果，而风险则指基于已知的概率或偶然性不利事件发生的机会。在环境法学中，预防环境风险发生的原则是损害预防原则，而预防在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损害的原则被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或谨慎原则　。在社会学中，与环境问题相关的风险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宽泛和不确定的含义。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对生态风险习以为常。在卢曼看来，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已经由危险转向了风险。前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说是面临危险的，而现代社会则是面临风险的，而危险来源于个体或集体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境遇，而风险总是决策的结果，二者的区分已经被证明。例如前现代社会总是面临饥馑的危险，一旦社会能够避免它，危险就变成了风险，这就可以把必要资源用于不同领域。

    风险的出现和接受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备要素，帕罗和贝克已经运用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方法详尽阐释了这一基本思想。帕罗的贡献在于他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生态破坏现象，它并不是大烟囱排放这种有规律的形式，而是偶然的环境事故，如果这些事件本身就有高度的潜在灾难性，就会误导人们迁怒于不当操作。但事实是“大多数高度”危险系统（如核电站和核武器）的固有特性使事故不可避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紧密相关性致使环境事故难以避免。如果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无法预测的原因失灵，复杂的相互影响就出现了。一旦系统的失效部分与其他部分不能彼此独立，相互关联性就表现出来了。帕罗声称，如果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事故，那么这些事故就是正常的了。他把当今社会看作是一个能够适应高度风险的社会。关于如何处置高度危险系统的问题，帕罗的方案是舍弃核能与核武器，限制海洋运输等高度危险活动，容忍和改进航空、化学和矿业。

    帕罗集中研究了环境事故和一般组织运用先进技术的风险，而贝克则把风险的蔓延归结为整体的工业化过程。他从这一假设立论，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力快速无限地发展不仅损害了社会安全和财产，同时又将破坏力量释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贝克发现大多数先进社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将其称为“风险社会”。在大多数先进社会里，风险随着财富出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其风险也日益扩散。工业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冲突已经通过社会保障得以解决，相应地这种冲突被风险的出现和分配代替。因此，风险社会发展的逻辑标志，已由收入和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

    鉴于风险无休止地发展，贝克的分析就更令人信服了。风险植根于大规模地将技术创新运用于工业生产中。在他看来，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工具研究这一全新的阶段了。他的信条是：需求是等级性的，民主则是烟雾性的。

    就此而论，贝克的观点就很值得怀疑了。但本**调其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风险与风险认知的联系。根源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也来自人类的认知能力。除应用于许多污染物和有毒物质之外，这一点对于放射性而言是绝对正确的。

    原则上，社会事实是社会结构，而风险主要存在于社会认知的过程。像贝克强调的一样，风险主要来自认识。例如，放射性并不能被看到或感觉到，很多有害结果只是在很迟的时候才得到补救，或者根本认识不到这种结果，或者在污染物排放之后，要考虑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其消极影响。当发现氟氯昂适合作推动剂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对臭氧层的潜在危害。鉴于这种不可认知性，就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理论和工具使人们了解风险的存在。为了区分健康和疾病，在社会认知风险的过程中，显然要求辨别利弊的慧眼在科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并非每一种污染物的排放都是有害的，必须寻找一个价值底线，超过了它，人类和自然都将受害。这些价值要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它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普通民众的争论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政治阵营之中。不同社会成员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拥有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的人往往比承受风险结果的人更倾向于淡化风险的存在。因此，风险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就不足为奇了。这使得风险分析从客观标准进入意识形态和信仰领域，而社会群体恰恰围绕后者影响政治。

    由此可以认为，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价值政策。普通民众和社会运动倾向于夸大污染物排放的消极结果，而代表企业利益的专家则可能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另外，为了阻止某些消除污染的标准被采纳，专家还可能修改科学的价值底线，以适应政治需要。

5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

    现在阐述最后一个解释环境行为盲目性的方法，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本身一样复杂，因此，不能孤立地把环境退化归咎于现化文化。在帕森斯的理论框架中，理性、自由、连带和工具行为主义是现代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用科学方法和个体自治表征现代性的特质，并以此强烈地反对武断的后现代主义。运用黑格尔关于现代意识特征的理论分析这两个有关客观世界的激烈交锋的思想，将很有说服力。　　

    黑格尔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主客观的分离，这种信仰来自客观世界可以根据主观愿望来调整和组织的认识。这种大胆的观点包括四个基本假设：人类能制造物品；人类能够规划社会；人类能变得文明；历史可以终结。

    因而，对工业社会更彻底的批评者相信，不管是清洁技术的运用，还是向后工业社会转变，都不能解决工业社会引起的基本问题。问题源于工业社会的主导性知识体系，现代科学的客观知识妄图实现对人和自然的浮士德式的统治，这一点要对环境退化负责。因此，只有新的、非客观的知识类型才能结束环境退化。

    这种世界观的彻底革命首先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映，也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纯粹科学性的诠释。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社会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为植根于这种文化的不断膨胀性提供合法性基础，这种膨胀性在经济增长和科学进步中得到显示。作为结果，这种文化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造成西方社会正从根本上受到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折磨。

    米都斯和赖恩德斯认为，资本和人口都包含指数增长的结构性能力。然而，不像科技进步那样，米都斯和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无节制增长的刺激仍然在发展，人口增长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人口增长源自道德下滑以及医学为此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在波动。人口和作为工业化基础的科学技术有利于市场经济。但无限增长的能力并不能否认增长的外部极限，市场经济没有提供阻止它继续增长的法则，而科学也无法约束自身的进步。由于增长本身并无极限，如果只是简单地依赖资本累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将会无限发展，增长的外部极限也即自然极限可能出现。只有当它依赖一种无可争辩的稀缺因素时，增长才会结束，但是资本和科学知识展示了自我创造的能力，本质上并无稀缺性。

    内部约束机制的缺乏为工业社会提供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即限制它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困难在于，并不能从现代经济、科学的模式中得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不管缺乏道德凝聚力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分析对环境危机并不能立竿见影。第一，为限制增长和科技进步设立的道德限度或界限究竟应该置于哪儿并不清楚。第二，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这种限度是否最理想。第三，救世的愿望只会改变意识，并不能促进结构性变化。这种呼吁充其量只是要求社会精神基础的改观。但是，伯格已经清楚地指出，现代意识是一个不能被轻易收拢的口袋。虽然它用不同的文化特征提供了选择目录，但作为整体的文化是不能选择的，至少在社会层面是如此。文化传统造就了社会，衡量其代价和好处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价值观的改变是可能的，但社会却不能置身于文化传统之外，现代社会必然是基于科学的社会体系。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变化就可能用集约消耗代替粗放消耗。典型的粗放模式是使用大规模的、复杂的、指数性损害的装置，而集约模式则包含了小规模利用无害资源的技术。不同能源消耗方式的争论不仅是获取所需能源的最好方法，也是争论者希望生活其中的社会类型。但是，证明这种理想转型可能性的前提则是新的技术知识的发展。

    社会学原则被认为深深植根于居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观中，所以创建全新的环境社会学，就要舍弃传统，重新建立不同的世界观。伯格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上的社会学不感兴趣，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地球生物中不可逾越的至高位置，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则声称，人只是物种群体中的普通成员。 前者认为环境对人类有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它；而后者保护环境的理由则是它有其内在价值，而不管人类的价值评判。

    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是：“自然体的价值是内在的，还是由与人类的关系或人类的目的决定的？”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以及各种中间立场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证明。人类中心主义的追随者在这场争论中被视为“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物学”两大阵营的共同敌人。深层生态学承认超越人类利益的自然体的权利，其基本观点是把所有生物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现在与深层生态学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已被动物权利运动替代，该运动的支持者相信动物是权利的主体，尤其是它们有免于伤害的权利，这就要求防止伤害它们。如果这种观点是纯粹基于利益的考虑，那么这种利益是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上帝或人类对自然享有的利益——这事关重大。然而，这样的立场可能面临不能克服的理论困境；第一，难道只有像鲸这样的高等动物才有权利主张吗？蚊子、蚂蚁有无这样的权利？第二，如果动物是权利主体，那么植物呢？一种限制动物主观权利的观点认为权利的预设取决于其忍受能力，另一观点认为，只有能够辨别其自身是否受到伤害才能享有权利。第三，是单个物种享有权利，还是物种群体？如费恩伯格指出的，只有个体才是权利的主体，重新确认每一种动物的权利，不仅有利于像鲸这样的高等动物，而且会推动对待自然的主导观念的转变。

    另外，生态中心主义要令人信服，其根本任务是如何从不同利益中抽象出环境保护的共同标准。就技术而言，要把社会资源在环境保护和经济产出之间合理分配，就要建立社会中立曲线（community indifference curve），实现人类和自然利益两大目标的结合与平衡。由于适宜的环境对于人类和自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生态中心主义的具有挑衅性和争议性的主张的影响已相当微弱了。尽管社会学理论对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颇有微词，但环境社会学的观点和视野也不应拘泥于“生态中心主义”的教条和对它抱有过高期望，运用其他方法和程序研究环境问题，似乎才是明智的。

    6 环境组织与环境意识

    讨论西方文化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是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视野，但是文化在环境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则是公众的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的宣传和发展除了依赖大众媒体之外，其最根本的推动力量还是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在形形色色的环境组织之中，对绿党的研究是不能排除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外的。绿党是以政党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只根据其环境保护的主张是不能与其他政党区分的，因为没有任何政党否认环境保护的必要性。绿党在本质上是代表一种新的社会理念的组织，它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现行生产消费方式和人类终极关怀的危机，它要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彻底变革，要在一种全新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实现政治、经济和心灵的绿化。

    绿党等环境保护组织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而壮大的，与社会运动结合的环境保护组织对环境问题解决予以推动的一个表现就是各国公民环境意识的显著提高。许多国家的实证调查已有力地证明，民众已经把环境保护看作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环境意识不再仅仅是社会先驱者的思想，而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它的显著性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断提高。1989年夏天，90%～98%的欧盟成员国居民认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没有理由认为环境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它显著的特征。相反，今后对国内和国际环境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下去，所关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增长。欧洲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表明，现在85%的欧洲居民相信环境保护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在1988年和1989年这个比例则只是11%和13%。12国中只有2%的居民认为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认为“将来是比较重要”的占11%。

    目前欧洲已经有14个国家的绿党先后或曾经进入了全国性议会。 然而，绿党竞选的成功并不能完全用环境意识的水平来解释，正如上文所述，因为环境问题已经表面化，没有一个政党会忽视它，这主要是新的价值取向说明了绿党的成功。绿党的卓越成就正在瓦解一个政治社会“铁的法则”，也就是政党体系的稳定性使小党无出头之日。实证调查报告表明，传统政党体系经过一个世纪对基于宗教、种族和分配的阶级分裂的关注，已经进入反映新的分裂的政党组织体系的新纪元。这种分裂就是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分歧`，它会影响社会政治体系的分化，并最终有利于环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三 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范式

    1 环境问题的宏观理论

    尽管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没有站在最前列，但是环境社会学已经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 。 在这期间无论是环境社会学的先驱本身的理论体系还是与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关系都是极其复杂的， 回顾这段发展历史似乎对我们分析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范式没有很大意义。从广义上讲，社会学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结构上的）与微观（社会心理学上的）的各种情况的相互关系进行通盘考虑，从而对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全部体制性问题进行一体化的分析，这是社会学关于环境问题的宏观研究范式。归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大致有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两种 。 前者是宏观研究，后者是中观或微观研究。

    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特征 ：（1）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针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比较强调环境因素对社会系统的影响。（2）在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如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和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等。（3）在研究取向上主要是宏观的，试图发展具有普适性、关于理解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4）在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对立和批判的关系。这一研究模式有很多小的研究类型，主要有生态学的和系统论的两大类。前者以美国的R. E. 邓拉普和W. R. 卡顿为代表 ，他们的生态学分析框架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帕克，二是邓肯。邓肯提出了“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它是指人类、组织、技术和环境（简称POTE）的某种交叉依赖关系，其中，每一个要素都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另外要素的变化。这一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技术、组织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在修改此模型的基础上，1979年邓拉普和卡顿提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具体说是回答下列两个问题：（1）人类、技术以及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等变量是如何影响自然物质环境的？（2）自然物质环境由此产生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类、技术以及文化、社会和人格系统的？1995年，邓拉普和卡顿又进一步提出“环境三维竞争功能”的概念，分析了环境对于人类的三种功能（即提供生存空间、提供生存资源和储存、转化废弃物）和这三种功能的冲突关系以及这些功能与关系的演变情况，从而解释了当代环境问题的生态根源。本章第一节对环境概念的界定基本上就沿袭了这种方法。

    另一种环境学的宏观研究范式是以加洛潘为代表的系统论研究模式，与一般的系统论观点不同，加洛潘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套社会系统下的子系统，他认为环境社会学应当主要研究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影响社会系统的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生态效应。可见，加洛潘的系统论视角与本章第四节介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功能分化理论是不同的。

    2 环境问题的中层理论

    对环境问题追溯源的解释并不必然地在实践层面上产生有利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实际效果，虽然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研究人口、贫困、能源、资源、战争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家则主要讨论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居民运动。在现阶段，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目标不应当是建立包罗万象的、解释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宏大理论。社会学关于环境问题的实际贡献在于依据其宏观理论研究影响环境保护的各种具体因素，所以，环境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大致上这一研究范式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主题上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而展开，环境问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对象。（2）在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如社会冲突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3）在研究取向上主要是中观或微观的，试图发展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关于理解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特殊理论。（4）在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结合、借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研究范式更具有社会学分支的色彩，更容易被主流社会学接纳。这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形态主要是社会学的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由默顿提出，这一社会学理论的术语是指能够得出一系列与经验具有一致性的相互关联的命题。中层理论是介于包括社会整体的系统性理论和日常研究中的微观理论之间的用于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等中间层次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说中层理论是处于那些试图包括一切社会体系的巨型理论之下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形态。对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特点，默顿作了如下概括：

    在社会学领域里，中层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这一理论介于社会体系的一般理论和特殊现象的特殊描述之间。前者与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相差太远，从而不能具体地解释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后者则完全不能一般化。中层理论当然也包括抽象研究，但中层理论的抽象化与实际观察到的资料紧密相关，因而是经验上可以实证的命题。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中层理论研究社会现象中的特定侧面，如社会群体、社会变迁、角色冲突和社会规范的形成等。

    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什么原因导致社会对环境污染行为缺乏约束机制。第二，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依靠它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利与不利影响。第三，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环境恶化中受到的不同影响以及他们对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包括环境运动）产生的社会效果　。第四，影响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各种因素。第五，环境保护组织、专家和政府官员在国家环境管理过程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等。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不仅要采用大量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在方法论上也离不开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例如抽样调查和实地考察等。

    四 结论

    社会学对环境和环境问题有自身独特的认识，它与环境科学和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学将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客观转向了主观，即社会学中所谓的环境问题是否存在以及其程度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认识水平，因此，社会学从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角度探索环境问题的成因。但是社会学关于环境问题的上述方法论只是与自然科学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相区别，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与其他社会学科尤其是环境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提出了研究环境问题的独特理论和方法，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学关于环境问题的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既有对环境问题成因的宏观思考，又着眼于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即研究人类破坏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这不同于环境经济学提出的产权设置和政府干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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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http://www.lrn.cn/economic/environmenteco/200609/t20060907_877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