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环境共治：环保社会动员的转型与创新

张萍、赵蕾

原文发表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摘要：在环境共治体系的构建中，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基础与关键。我国自上而下的环保动员，政府往往成为包揽性的主体，各项环保行动始终处于政府主导之下：通过规制手段的运用以及权威资源的分配，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国家环境管制体系。这种动员模式极大地凸显了我国体制动员的能力与效率，但在社会动员这个层面上，资源组合、平台体系及动员策略等存在着明显问题，环境保护的主体结构不均衡。行政资源的动员优势与社会成员的动员乏力凸显了问题的两面性。简单的运动式、宣教式地发动群众，依托大众媒介和部分教育机构开展社会动员，其长期效果有限，也导致公众的环保参与至今明显不足。民间组织参与不足也是我国环保主体格局中力量不平衡的又一表现。环境保护本质上是一项具有全民性的社会运动，环境共治需要持久和稳定的社会基础，需要在社会层面加大对民众的发动与社会资源的挖掘，社会组织作为环保主体的行动能力需要增强，使之与政府在功能上有所差异，在作用上相互补充。在新的历史阶段，强大的社会组织应作为独立动员主体，其协调、动员能力要与政府的执行力同步提升；环保动员的模式与手段也要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公众参与上，畅通公众环保参与的制度管道，对推进我国的环境共治极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动员；环境共治；多元主体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①]，并于今年3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这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将加速转型，要构建全社会参与环境共治的新格局。这也是自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发布、我国环保事业历经40年曲折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必然。环境保护，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其本质在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调整，它涉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并触及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它是一项具有全民性的社会运动。因而，社会动员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唯有系统地、长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才能建立起环境共治所需要的持久而稳定的社会基础。

所谓社会动员[②]，是指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持久影响的过程，它的功能在于促使社会成员的态度、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来。它是现代社会发展所依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社会动员可以重塑人们的偏好，进而显著改变社会的整体风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把社会动员界定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影响，它促进人们“将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1]。这种对社会动员的广义理解，亦适用于环保领域。环境保护需要所有的企业与组织、各类人群与机构都来重新认识人和环境的关系，改变或调整人类的环境行为，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为此，需检视我国环保动员的模式与问题，思考和探讨新的有效动员机制，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

一、社会动员：资源、过程与模式

环保运动属于二战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③]的范畴，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运动”[2]。西方学者一直高度重视认识社会运动中的动员问题。除了进行个案研究与对比分析之外，西方学者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思路在于社会动员的资源视角、社会动员的过程分析及社会动员的模式研究。

美国实证经验主义学派最早开始对二战后的社会动员进行研究。它首先纠正了旧有学术传统中强调集体运动非理性的一面[3]，在对已有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资源动员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它强调从资源的角度来解释怎样才能高效率地促成社会运动的展开[4]。其研究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运动-市场”供需两方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把人视为最重要的动员资源，并强调人们参与社会运动是为了从中获取最大利益，是“理性选择”的产物。约翰·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梅耶尔·左尔德（Mayer N. Zald）通过对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原因予以解释，概括了美国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从而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5]，[6]。西方学者在理性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源变量，并发展出诸多概念、话题，包括“政治机会结构”、“草根动员” “成员招募网络”“多组织场域”以及“外部资助”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等等[7]。

社会过程理论在肯定了控制的资源多寡决定社会动员能力强弱的前提之后，又把组织力量、社会网络因素、意义建构以及社会动员的微观机制等纳入研究视野，强调社会运动是正常的、理性的政治行动，应关注社会运动的持续性发展过程，并提出组织力量和社会网络是其两个重要侧面。马里奥·黛安妮（Mario·Diani）和多南蒂·帕特（Donatelladella·Parta）建立的环境运动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颇具启发性，对于理解西方环境运动的组织策略及其变迁有着指导意义。他们指出，对于非政党性的社会运动组织，可以用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iancy）和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这两个维度的组合结果加以探讨[8]。不过该理论过于强调外在资源的必要性，忽略诸如组织管理、话语策略、公众舆论、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运动的作用，也招致了诸多批评和质疑。

著名学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Tilly）就现代社会动员的一般性框架发展出政策模型（policy model）和动员模型（the mobilization model），两个模型在内在逻辑上是前后连贯的：前一模型定义了社会运动的源起，后一模型则对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所要求的因素加以讨论，认为要素间特定的组合所产生的组织能力对于集体行动的发生形态有重要影响。他还把集体行动的发生过程分为运动内部的“动员”和运动外部的“机会”两个方面[9]。梯利教授的分析理论及其成果对我国学界影响巨大。相对而言，迪特尔·施瓦布（Dieter·Schwab）的研究更具有明确指向性，他通过构建解释性框架，列出制约环境运动动员的关键因素，认为国家的环境政策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更为直接和有效[10]。梅耶尔（Mayer N. Zald）对社会动员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评述，将其区分为微观动员、中观研究与宏观问题，并对联结不同层次动员中的组织、结构和媒介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11]。迈克尔·史华兹（Michael·Schwarz）与苏瓦·保罗（Suva·Paul）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共意性运动与冲突性运动，发现因为行动策略与资源掌握的多寡致使资源动员与成员动员两种动员方式发生分化，而策略手段的灵活性有助于动员的实现[12]。

对照以上有关社会动员诸要素的分析和揭示，可以看出我国的环保动员中，存在着非常突出的问题，包括国家角色与草根动员两大主题，包括资源动员效果与社会成员动员效果的明显差异，也涉及环保动员中的“意义建构”、话语策略、手段选择等诸方面。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社会动员的研究较为匮乏。有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对政治动员分析相对充分。近年来学界有关动员研究丰富了不少，覆盖了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13]，[14]，也关注了当代社会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如2003年“非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动员[15]，[16]，[17]，[18]。冯仕政提出了“革命教化政体”这一概念用于剖析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颇具创见。近年来对媒介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19]。刘力锐把抗争政治、网络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回应结合起来研究[20]，孙玮借用新社会运动动员理论，研究了大众媒体在厦门PX项目环保集体性行动建构过程中的作用[21]，还有学者指出网络动员成为公益事业纵深发展的新型模式[22]，[23]。

我国的环境保护及其动员过程，与40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与变迁是同步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宏大历史进程中，环境保护是其中一个方面。有学者很早就提出“社会转型论”，对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社会主体行为与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探讨[24]，也有学者反思公众环保参与中长期存在着“事后的、被动的、初级的参与”，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依赖性”[25]。洪大用在其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指出，在我国社会的不断转型过程中也孕育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和方向，“政府、市场和公众等多个主体合作共治环境”将开辟中国环境治理的特色之路[26]。当前，我国的环境治理，已经从单一环境要素的管控转向较为系统的统筹协同，从过去偏重行政规制转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及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但在社会动员层面，其主体结构、资源投入及操作策略等诸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二、我国环保动员：体制的资源优势与社会“成员”的乏力

我国的环境保护，是典型的体制动员模式。政府作为核心主体，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依托各级建制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动，以行政资源的巨大投入，集国家力量之所能、影响覆盖之所及，发起环境保护行动同时直接约束各类行为主体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资源投入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国家层面对环境影响严重性的判断和决策。以优势力量解决紧要环境问题，这是我国环保行动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体制优势的又一集中体现。

四十多年间，环保动员在国家体制内完成得比较彻底。首先，制定和下发一系列关涉环保的行政文件，指导并规范各级政府及企业的行为。从1981年第一份《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到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再到上文提及的最新下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行政举措配合环境相关立法相继出台，在执行当中作为实际规范和具体行动指南，效力非常巨大。其次，调动国家权威资源，一再强化环保部门的功能定位与职责权力，使得环保职能在国家治理的垂直层面也能有力发挥。再者，行政问责与追责制度也是环保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党纪违规处罚紧密关联。我国从1996年开始对环境问题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如今已逐步建立起包括环保责任清单、生态环境损害追责、离任前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等针对行政及党委负责人在环保履职方面的归责与追究机制。总观之，水平方向：通过对各地行政系统的环保责任强化；垂直方向：通过对环保职能部门的权威资源与执法效率的提升，我国的环保动员在体制内完成的非常彻底。近几年，这种动员又到达了新��高度，如覆盖全国的环保督查，三大污染行动计划，区域联动机制，以及统一规划、环评、监测、执法等。以上，通过行政体系作为主渠道进行布局、并实施的各种环保行动，在最近几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尤其对紧急要害的、民众最为关心的如大气和水污染的治理问题，绩效卓著。据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所述：“全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土壤环境风险有所遏制，生态系统格局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变化。”

上述动员模式，极大地突显了我国体制资源优势。不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行政支配力的直接推动，在展示其效力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动员和成员动员两个方向出现了分化。国家层面、行政层面的各种资源被极大地动员起来，但在社会成员即民众这个层面上，其动员效果出现了显著差异。数据显示，环保动员对我国民众的影响十分有限。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曾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环保行为进行了测量。从“自备购物篮或购物袋” “重复利用塑料包装袋” “垃圾分类投放”等日常习惯看，我国城乡居民的得分均值只有4.29（标准差为2.35，0-10分之间），总体上处于中偏下水平。“参加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 “参加民间环保组织的环保活动”等公共环保事务的参与率更低至20%以下，并且都是偶发性质[27]。

在社会民众层面，既有的动员模式在资源组合、平台体系及动员策略等几方面都呈明显弱势。第一，采取简单的、运动式的群众动员，缺乏系统的组织力量和动员手段。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环保运动初起阶段，国家“32字”环保政策中就已提出“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的方针，也出现了诸如“发动群众，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开展综合利用”的原则和口号。但在实际操作中，都直接简化为短期的、简单的运动模式，典型的如“打一场综合利用工业废渣的人民战争”“消烟除尘群众运动”等[28]。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植树节，随后又审议通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这项政策引导下，全民义务植树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1993年开始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系列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综合性环保活动，每年都在全国各地分不同主题进行。类似的运动式环保行动固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因缺乏有效的制度渠道，也缺乏持久的支持手段，也就谈不上深入的动员效果。民众的环保动员一直缺乏有力的抓手。

第二，大众媒介和部分教育机构是开展民众动员的主要资源平台，担负着环保宣教职能。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在中央的重视与直接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保宣传。《人民日报》首开先河，设立绿色专栏；《中国环境报》于1983年创刊，并明确了其环境宣传专业期刊的定位。此后二十年在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各类报刊体系中，环保宣传与环境知识的普及工作迅速铺开，地方性的专业环境报纸也大量涌现。90年代后，电子媒介进入环保宣传领域，中央电视台创办《绿色时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通绿色调频。随后全国多个地方电视台陆续跟进创办绿色栏目，环保信息的通达性进一步增强，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活跃的、热心于环保公益事业的传媒工作者。本世纪后，网络媒介积极介入了环保主题。人民网设立环保频道，新浪、腾讯、搜狐等门户网站开辟环境专栏，中华环保网、中国绿网、中国环境新闻网以及数十家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网站都是环保主题网站，各类网络环境专版更是不胜枚举。

教育机构的环保动员紧跟主流媒体之后。1992年第一次全国环境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环境保护，教育为本”方针，要求全国各地在部分学校中开展环境教育。此后小学的《自然》（为规范起见，能否写明课程全称）和中学的《地理》（同上）等课程中都纳入了资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内容，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发展与环境》课程，设立环境学、环境规划等专业方向。1996年《全国环境教育宣传行动纲要》中又提出要创建绿色学校，全国数百所绿色学校应运而生。总言之，大众媒介与普通教育机构，构成了我国环保社会动员的主体网络，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动员体系。经数十年之功，大众对环境保护不再陌生，环境意识有所提升。但是这些宣教的效果总体上是浅显的，单向的宣讲性的传播影响越来越弱化，甚至出现了 “宣教疲劳” “宣教排斥”的现象。尤其是，在有关话语体系中，偏重政府形象、突出政府作为，几乎固化了政府主责的意义建构，导致民众对自身在环保行动中的角色不清、责任淡化，这种话语体系的后果贻患至今。

综观40多年来我国的环保动员，始终处于政府主导之下。在体制内，通过规制手段的运用以及权威资源的分配，完成了主动地、渐强地、持续地加力过程，同时建立了比较成功的国家环境管制体系。行政手段效力是明确的，但成本也是很高的。更重要的是，民众在我国的环境保护行动中，长期未能作为参与主体发挥作用，只是被作为环境保护的宣教对象。在环境保护的力量结构方面，社会层面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环境保护的主体格局不平衡，这也是我国环保社会动员效果有限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与环境的关系调整最终要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要依靠全社会的意识觉醒与环保行动，唯此才与环境共治在本质上达到了契合。

三、环境共治：社会动员的体制与模式创新

环境共治的核心，在于搭建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环境的基本格局，综合利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与市场手段，同时建设和完善环境保护的责任体系、行动体系、监管体系与信用体系。为此，环保动员需转向社会层面，要加大开展对民众的发动与社会力量的挖掘，以期对全社会成员的认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上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力，需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应答及社会自主行动相结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有活力的环境治理系统。当代环保动员的内容、形式和手段都远远超出传统的国家政治动员范畴，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将是非常复杂的。笔者简列几点，是为引玉而抛砖。

第一，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环保动员主体，共同发挥社会动员的功能。环保需要全社会参与，也就意味着环保需要多元的动员主体，需要多层次的动员机制，为此各类环保社会组织需要壮大起来，其规模、地位和行动力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在法理层面，也应保障其广阔的作为空间。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力量格局的渐变，各种社会主体已趋成熟。各类环保主体及其志愿者更贴近社会大众，更熟悉和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他们的非官方身份更有利于其社会动员的开展，“民间动员”也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并有可能产生行政动员难以达到的效果。同时环保组织还具有突出的专业性优势，宜进一步确立其主体地位，放手发挥环保组织在环境监督、环境公益、环境诉讼等多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鉴于环境问题边界的模糊与现实情况的复杂，也应调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使环保组织的力量更强大。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入，利益取舍会进一步凸显。环境问题不仅是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技术性问题，更是牵涉多重利益纠葛的复杂现实问题，并可能延伸出多层次的利益诉求。正因为如此，社会组织更有利于协调和平衡乃至仲裁各种利益关系。今后的环保行动中，政府依然要发挥强有力的管控作用，但社会主体的行动能力也必须大大增强，使之与政府在功能上有所差异，作用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第二，环保动员模式与手段的创新。在环保动员中，只有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才能促使民众思考和协调自身利益与环境需求，才能促使民众自觉参与环保，并将环保认识和理念转化成行动和支持，这是社会动员的效果之所在。仅靠行政命令持续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是难以为继的。参与动员、社区动员、多种网路平台与技术运用应发挥更为重要的替代作用。

所谓“参与动员”是通过人们亲自参与环保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并完成改变的动员。“参与动员”是一种具体生动的动员方式，通过让民众参加某个环保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环境的一部分，从中获得亲身参与后的成就感。这个过程能强化对环保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其作用和效果远远好于被动的听说教。这也符合现代人对参与现实、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能有效提高民众参与环保的质量。在全国的抽样调查中，民众反映出“对环保我做不了什么”是个普遍现象。对此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亲身参与。对自己参与过和做出过贡献的事务，人会产生一种“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力”的荣耀感，而这份荣耀感反过来又会增加人们的贡献意愿。

社区动员的优势在于它的在地性，能更有效地凝聚共同利益，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社区中，居民之间由于在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其环境利益趋于高度一致，而对环境损害的警惕与防范问题很容易聚焦。当代社区还承接了单位制解体后社区成员寻求归属感、满足个体多方面需求等诸多功能。在我国大力推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是一个绝佳的主题。社区成员既拥有非常一致的环境利益，有具备沟通交流的方便条件，也容易找到维护环境的具体着力点，达成一致的社区行动。如眼下正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除了公共机构之外，社区也将是非常好的平台。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社区特点，形成不同重点的环境关注，吸引居民切近地思考自己生活中的环境盲点，监督社区及周围的环境质量，这就使得社区居民真实地走进了环保。社区的环保，既符合民众的个体利益，又能通过环保把个人与公共社会联系起来，也利于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因此社区将是环保动员极为重要的新平台。

另外，还应重视和利用日新月异地互联网技术，建设环保自媒体，开发移动终端、应用软件等等，将环保、技术和人的需求迅速连接起来，同时把解决环境问题的环节减到最少。如刚刚上线的环保技术国际智汇平台，就是同步开通了中英双语3iPET网站（www.3ipet.cn）、手机端APP和微信公众号[④]。这是实现环保供需智能对接的重要尝试。前不久，阿里云宣布推出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的技术方案­——ET环境大脑。所谓ET环境大脑，就是对水、气、土、污染源实现智能感知。这项技术已在江苏等沿海多个省份成功进行环境预警上百次，有效率达93%，管理企业达2.5万家[⑤]。类似的，在“互联网+环保技术”新时代，环保知识和技术的普及不必再依赖传统的讲授方式，移动终端的推广，应用软件的不断开发，会更全面、客观、生动地介绍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可以辅助政府、公益机构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综合监测，利用网络技术助力环保会成为趋势。

第三，环保动员需要落实到公众参与上，并通过制度轨道确保公众的环保参与。以往人们认为社会动员就是做通思想政治工作，这种认识实际是有偏差的。对环保运动而言，环保动员与环保参与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动员的实效必须体现在环保的制度性参与上。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方式还比较单一，除了利用各种节日举办环保活动，主要的参与方式多为个人的浅表层次，如日常生活中的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等。虽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业已出台，但制度性参与仍是一个现实难题，尤其是在操作层面，如何保证基层民众的全过程参与，包括参与范围、参与途径、参与程序以及方式等需要更有力的保障。目前各地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仍然偏低，公众尚不能完整地获得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信息，在环境权力受损时维权的管道有限，如此等等。

制度性环保参与，即是经由规范渠道，公众关注、反映、监督有关环境问题，并能对环境问题施加影响���其中环境信息公开、环境知情、建言、监督，环境信访维权，以及有组织的环保活动等是制度性参与的重点。公民行使环境知情权、要求环境信息公开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效的公开就意味着有力的监督。这也是当前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予以推进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环保的最大资源还是制度资源，需要在制度层面，为公众的环境监督与环保参与提供最有力的保障。从现实出发，畅通制度管道、搭建环保参与平台并切实发挥其作用，对缓解我国环境危机极为重要。

毋庸置疑，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技术与应用等方面，我国已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在全民环保参与、政府与社会环保共治方面，与做的较好的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环保动员是一个凝聚人心、汇集力量并付诸行动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动员将与环保运动相伴始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健康而强大的社会组织，制度化且有效的公众参与，才是环境保护的希望和未来。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34页。

[2]Nisbet,Robert N.(1982).Prejudice: A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y Press.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04页。

[5]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3.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 N.J. : General Learning Corporstion.

[6]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2:1212~1241.

[7][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8]Donatelladella Parta & Mario Diani, (1999).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1999:13-14

[9]Tilly, Charles. 1978.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Tilly,1978:53-54）

[10][美]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M].张等文、孔兆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259页、第263页。

[11][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88~410页。

[12][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45~268页。

[13]张新萍.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动员[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12)：41-43.

[14]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2)：21-27.

[15]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5，(02):17-25.

[16]吴开松.危机动员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3)：44-48.

[17]宋佳蔓、赵连章.我国应对多元危机的政治动员模式分析[J].理论探讨，2009，(03):29-31.

[18]裴泽庆,邓蓉,姚莉.政治动员能力:地方党委应对危机的首要能力——基于汶川特大地震的再思考[J].理论与改革，2010，(06)：44-47.

[19]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开放时代，2011，(01):73-97.

[20]刘力锐.基于网络政治动员态势的政府回应机制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21]孙玮.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J].国际新闻界，2009，(01):118-122.

[22]刘秀秀.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J].江海学刊，2013，(02):105-110.

[23]田振华.网络社会下公益慈善组织资源动员策略探析[J].学会，2016，(01):5-10.

[24]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

[25]王彬辉.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路径的变革[N].法制日报，2014-10-29(012).

[26]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J].思想战线，2017，43(01):78-92.

[27]张萍,晋英杰.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04):122-129.

[28]国家环境保护局办公室编.环境保护文件选编（1973-1987）[M].（出版社地点：）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8，第72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