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环境退化与绿色减贫——一个华南村庄的社会工作实践案例研究

尚静，张和清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摘要：贫困与环境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相应地，减贫与环境保护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一个华南村庄的案例，分析了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助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探寻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实践的策略。面对贫困，围绕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形成的常规生计方式是农村环境压力的重要来源，持续的环境退化会加剧贫困或造成返贫。如果不加干预，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可能演变为恶性循环。这也表明，我们需要寻找绿色减贫的出路。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在于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发展可持续生计，构建绿色消费网络促进城乡公平贸易，以及采取社区为本取向寻求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双向改变。

关键词：贫困　环境退化　绿色减贫　绿色社会工作

一、引言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要求确保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同时强调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生态脱贫新道路，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要求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2018年，为贯彻落实《决定》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精神，国家六部门共同制定《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推动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赢”。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助力党和政府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图景。

扶贫济困是社会工作践行传统专业使命的要求，保护环境则是社会工作拓展新时代专业使命的关键。一方面，社会工作发端于针对贫困人士及其家庭的济贫事务，发展至今一直以缓解贫困和帮助弱势人群为核心使命（顾东辉，2016）。针对我国当前反贫困“存量”与“增量”的严峻形势，以及行政动员式反贫困存在的不足，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实践显得必要与迫切（李迎生、郭燕，2018）。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全球开始出现大规模环境破坏，将自然环境引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领域，从对“人”的关怀延伸至对“自然”和“地球”的照顾，在人、自然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中回应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工作回应当下时代挑战的思路。在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如何实现减贫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如何推进绿色减贫，是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研究需要迫切回应的重要议题，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社会工作对贫困的研究多集中于从理念层面探讨社会工作参与减贫的意义、条件和基本路径，也有研究从实践层面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减贫的具体做法，但现有研究对环境的讨论相对欠缺，尚未有关于社会工作绿色减贫的专门研究。与以往不同，本文将以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关系作为起点，借鉴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来探究社会工作如何推进绿色减贫实践。

（一）贫困与环境退化

尽管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学者们对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复杂多元的关系还是形成了广泛共识（祁新华等，2013）。根据不同的因果逻辑，相关研究进路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研究进路主要关注贫困对环境退化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影响。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指出，贫困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4）。迫于生存压力，穷人及其家庭不得不通过过度砍伐、竭力开采和利用资源来获取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本，以满足短期的生存需求，穷人亦缺乏能力和意愿进行长远的自然资源管理（World Bank，1992）。但是，上述聚焦于贫困人口及其家庭的个体化归因视角也受到了质疑：如果贫困人口的生产方式或消费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也要思考陷入贫困境地的人们对自己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主选择权。实际上，当地及全球市场对贫困人口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着决定性作用（李小云等［主编］，2005）。杜赖亚帕研究发现，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受到制度、市场、权力等诸多重要变量的综合影响（Duraiappah，1998）。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化归因视角并不否认贫困本身对环境的影响，但其认为比起贫困，人们更应该关注贫困背后的结构致因，因为这是造成环境退化的幕后推力。

第二种研究进路聚焦于环境退化对贫困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影响。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能量及财富。环境退化意味着人类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要素遭受破坏，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2004：919），危害人们维持生计的环境基础，从而引发或加剧贫困。此外，贫困人口还面临着因环境退化后果——不公平分配而加剧贫困的可能。许多研究表明，环境有害物更容易排放在非城市的、少数族群聚居的、低收入的社区（Arora and Cason，1998）。气候变化、资源匮乏、食物安全等环境问题对穷人及其他边缘弱势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不仅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发展机会和社会福祉，还削弱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阻碍穷人及其社区复原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的鸿沟（Bullard，2000；Noble，2016）。

在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第三种研究进路侧重于从动态演变的角度讨论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贫困与环境退化现实中常以共生共存（李仙娥、李倩，2013）、互为因果甚至恶性循环（Tan and Wang，2004）的状态呈现出来。生活在偏远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穷人，因为缺乏其他生计资产而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了提高经济收入而大肆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大量开采矿产资源，使生态更加脆弱，环境风险反过来又成为新一轮贫困发生的起点（Narloch and Bangalore，2018）。如此循环往复，贫者愈贫或不断返贫，环境则愈发脆弱。除个人和家庭外，贫困与环境退化的不良循环还可能发生在地区、国家等层面。因为在国际贸易市场缺少控制权和定价权，不少依赖农产品和能源出口获得收入的贫困地区或国家，往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35）。目前国内外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分布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呈现出的非良性耦合（佟玉权、龙花楼，2003；左常升［主编］，2016：18），可以被视为贫困与环境退化相互作用的一种外在呈现。

上述相关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也显示出减贫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这对于我国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绿色减贫实践中，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亦不能以保护环境为由剥夺贫困人口的经济福利。但同时应注意到，在对概念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回应“如何付诸行动”的实践问题，方能彰显理论的现实关怀性。

（二）绿色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与减贫具有同构性（王思斌，2016），环境危机的解决与专业使命的履行也具有契合性，社会工作的实践特征和其所发展出的大量“为实践”的理论和行动策略，使之具有推动绿色减贫的专业潜力。然而，这种潜力迟迟没有发挥出来。一方面，环境危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严重破坏，出于专业使命，社会工作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但实际上社会工作在环境危机评估、政策制定和实务介入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渺小。另一方面，针对贫困人群和贫困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极少关注服务对象身处其中并对其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多米内利提出了绿色社会工作的新范型，致力于应对环境危机，同时挑战和解决贫困与结构性不平等（Dominelli，2012：1-3）。

环境问题并不在于自然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其本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从自然观上看，绿色社会工作将人及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视为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整体不可分割，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Dominelli，2013）。西方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和工业化进程具有等级制和二元对立的意涵，优先考虑人类及其利益，人类对待自然以控制和剥削为主，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均陷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Dominelli，2012：171）。为了消解社会工作长期以来对自然环境的疏离和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贝斯特霍恩（Besthorn）为代表的学者引入深生态学，挑战人类优先的现代性观点（Norton，2012），然而这场“深生态学运动”局限于自然维度，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发展，也未就环境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作出回应（Dominelli，2018：xxxiv），落入了另一种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绿色社会工作强调交互共生的自然观，为社会工作关于环境危机的分析和实践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整合反压迫社会工作和基变社会工作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绿色社会工作关注环境退化和贫困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从结构性立场出发，环境退化与贫困源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嵌入盲目追求经济利润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贫困是一种人为灾难，尤其对因为贫困而侵害自然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和生态脆弱性的恶性循环来说，更是如此（Dominelli and Ku，2017）。受利润逻辑驱动，资本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大肆攫取土地、水、森林、矿山等资源，持续破坏环境并加剧了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Dominelli，2012：15-16）。利润主导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不断扩大的消费来支撑，过度消费反过来又促发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在过度索取自然界能源和资源的同时，人们又向自然界倾倒垃圾，排放污染物，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损害了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

因此，寻求具有替代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解决环境和贫困问题的关键。绿色社会工作主张使脱嵌于社会的经济重新嵌入环境友好的社会关系中，不再以追求利润和无限增长为核心，代之以关注不同经济主体的福祉，强调“经济为人类服务而非人类服务于经济”。生产不再以消费为导向，而是在合作民主的原则下，组织和动员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破坏地球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穷人来说，应为其在所处的社区提供薪酬合理的体面工作，但谋生之道必须同时是可持续的。如果社工能够与当地居民和组织形成合作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共同实践而生产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与路径，那么既能满足人们需要又能保护环境的新型生产方式、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有望建立起来（Dominelli and Ku，2017）。

为回应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国际等多层次的环境议题和贫困议题，社工需要在反身性实践中整合各类资源，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动性，破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制约，建立平等的权利、社会关系和资源分配体系。一方面，绿色社会工作的结构性立场和全球视野要求社工在国家、国际等宏观层面采取相应行动，谋求在更大范围内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着重植根于“在地”发展出解决方案，因为地方议题与全球议题紧密相连，“在地”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产生共振（Dominelli，2012：197，206）。

“在地”其实意味着绿色社会工作非常强调社区为本的实践取向。社工需要根据社区历史、人文、自然风貌的特点开展具有在地化和文化独特性特征的实践，避免盲目照搬其他社区经验或某种“适于所有”的宏大模式。要动员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在互动和活动中重塑社会关系，尤其注重更易遭受社会不正义和环境不正义的社区边缘弱势群体的动员与能力建设。在此过程中，社工应尊重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知识，建立同行的伙伴关系，平等协商，避免以专家的姿态居于核心或支配地位。另外，环境退化、贫困等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社工有必要链接不同的学科资源，组建跨学科团队，优化行动方案并拓展行动边界（Dominelli，2012：18，194-195，206；Dominelli and Ku，2017）。

综上所述，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的三种研究进路有利于我们探究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绿色减贫在行动上如何推进，是贫困与环境退化关系研究所未涉及的。绿色社会工作理论为我们寻找绿色减贫道路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区为本的理念和策略，为社会工作推进减贫与环境保护协同实践提供了可行的选择。绿色社会工作秉持整合的自然观，面对形塑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经济、权力、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采取社区为本的介入取向，同时关顾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国家、地区、国际）层面的改变，致力于建立环境友好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迈向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方法

在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Z市民政局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G社会工作机构（以下简称“G机构”）开展关于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的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经过实地调研，最终选择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贫困山村——X村作为试点村庄。首批两位社工于2009年10月开始进驻X村，迄今已逾十年。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之所以选择X村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无论是项目的初始设计理念、不同时期的服务计划，还是一直以来的具体行动过程，社工都明确将发展生计和改善村庄环境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这在目前与自然环境相对疏离的专业背景下为本土社会工作的社区绿色减贫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样本。其二，长达十年的实践“遇到”了村庄和村民在该阶段发生的一些重要转变，这些转变对实践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实践上的连贯性和动态变化为实践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在呈现X村贫困、环境退化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究社会工作进行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

笔者自2017年5月以来，先后多次进入田野点收集资料。首先，根据“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主要人物进行深度访谈。主要的访谈对象包括：第一，从2009年开始至今在职或离职的驻村社工和负责城市网络的社工；第二，参与生态种植、青梅加工、社区导赏等生计项目的村民及其他未参加或参与程度浅的村民。其次，通过建造社区文化广场、协助接待生态体验游、列席生态种植会议等形式展开参与式观察，在相对自然的情境下获得一手资料。最后，社工一直以来的服务文本为了解实践的全过程和关键细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有助于对社工的十年实践进行历时性分析。通过对60万字左右的原始社工文书进行阅读和梳理，笔者依照关键词对所有文书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了归纳，并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文本分析。比较不同的文本，可以对同一事件进行验证，也可以与田野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进行对照。

四、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动态演变：基于X村的考察

X村是一个自然村，位于Z市北部，地理位置非常偏僻。进村只有一条长达20多公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该村共有115户人家，总人口405人，其中常住人口不足200人。X村为双姓村，两个姓氏皆保存有各自家族的祠堂和族谱。村子地形地貌可以称得上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现有耕地20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6分；山地15000余亩，人均山地面积达38亩。

（一）因贫致污：贫困对环境退化的影响

1.社区贫困：收入不足与资产短缺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底子薄弱等原因，X村所处的北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2013年以前，X村所在的行政村被列为Z市农村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其所在的L镇也作为贫困镇成为对口帮扶对象。

尽管贫困的内涵及其表现在不断变化，但收入始终是国内外衡量贫困的一个核心指标。作为贫困村，以社工驻村前的2008年为例，X村全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月人均收入不足500元。据Z市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Z市全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接近10000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000余元。对比来看，X村家庭人均收入不足Z市农村地区的1／3，更不及城市地区的1／8。

贫困不仅与收入有关，还与资产有关。在研究贫困时，除了传统的收入维度外，还需引入资产维度。资产可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自然资源、货币储蓄、金融证券、不动产，以及“硬资产”（黄金、珠宝等）；无形资产包括信贷资格及优惠、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非正式社会资本等（谢若登，2005：122—126）。对于村民来说，第一，在整体上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缺乏储蓄及利息收入；第二，因为教育水平低，又未掌握足够的工作技能，进城务工者多在工厂、码头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在饭店、零售店做厨房帮工和售货员，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缺乏固定的工资收入；第三，该村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又处于山地，无法通过土地转让和房屋升值获得财富，缺乏土地升值、房屋升值及出租收入；第四，不持有股票、证券等金融类资产，无从获得金融资产的增值和分红收入；第五，缺乏金融支持和信贷投资收入。至于收藏品、艺术品等对村民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X村的贫困还体现在因收入不足和资产短缺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不平等整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虽然近十年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从攀升到回落的过程，但仍超出0.4的警戒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2014：89）。除了劳动收入外，居民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屋、收藏品等资产性收入迅速增加，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资产性收入差距比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差距更加明显，且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成为城乡居民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王雄军，2017）。如果不进行分配调节，如X村一样的偏远山村之相对贫困程度就会加剧。

2.社区贫困催生的生计选择

面对收入不足，村民迫切希望提高经济收入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需求，而资产短缺又使他们着重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虽然X村拥有多种自然资源，但在生态种植、乡村旅游尚未兴起之前，广阔山地几乎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唯一”可及自然资产。相应地，如何利用山地和劳动力便成为发展生计的出发点。

面对耕地少而山地多的现实，地方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一村一品”的产业扶贫模式。在综合考虑气候、地貌、区域产业基础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大面积种植适于山地生长的经济类农作物。X村先后种过青梅、红柿、柑子等水果，都未能实现有效增收。2000年后，政府通过提供低价果苗、行政动员、技术培训、媒体宣传等方式力推砂糖橘种植，而村民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脱贫致富动能，在内外合力下，X村从2003年起大面积种植砂糖橘，三四年后开始挂果。随后，种植的村民越来越多，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陆续将600余亩水田和1200余亩山地改种砂糖橘树，种植砂糖橘自此成为村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多的人家有一两千棵，少的也有三四百棵，一年卖下来多的有十几万（未剔除化肥农药等投入的毛收入），少的有四五千块”。

尽管地方政府推动“一村一品”产业化扶贫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增产增收，但是产业化扶贫开发运作下的农产品流通和销售主要嵌入层级化的长链市场中。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中，以农业企业模式组织食物生产、加工与流通的工商资本（尤其是大型商业资本）已形成一种强制性网络，对战略性的联结和节点予以控制，由此占有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价值（叶敬忠、贺聪志，2019）。20世纪末，在农业食品体系中，农业生产只占食品价值的10％，农资投入占25％，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则占65％（Lewontin，1998）。数量庞大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无法与资本进行博弈，受益微薄却承担了巨大的市场风险。“前两三年由于各地大规模的种植，价格已经逐步下降了，但村民还是能卖到一块多甚至两块，种得多的家庭也能有些收益。然而从（20）08年开始砂糖橘几乎让村民没能赚到一点，（20）08年由于冷冻天气的原因，当地砂糖橘收成大减，（20）09年丰收了却因为金融危机，砂糖橘的价格一度跌到五六毛钱。”尽管价格剧烈波动，收入缺乏保障，但在缺乏生计选择的情况下，砂糖橘种植依旧是村民近年来最为看重的生计依靠。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赚取非农收入成为农村贫困地区的一个重要生计选择，出现了基于家庭角色和分工以及性别与代际差异而形成的“男工女耕”（吴惠芳、饶静，2009）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贺雪峰，2017）现象。X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打工，中年人大多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往往因为难以有效支持家庭和照顾长幼而重返农村务农或就近打散工。“去打工很矛盾，不去打工也很矛盾，回来不知道干什么好。一年到头（种植）总是一点点收入，有时一点点收入都没有。如果农村能够把农产品搞好，有好一点的收入，还是愿意留在农村，有自在感”。尽管进城打工拓宽了村民的挣钱渠道，但由于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消费和开支相对较大，不少人打工多年依然没有多少结余，村民仅靠自身努力很难在城市站稳脚跟。

在大面积单一化种植砂糖橘的过程中，处于长链市场中弱势地位的村民力图提高产量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增收，除了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还通过加大化肥农药施用量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农业种植对化肥农药的依赖，这为村庄环境退化埋下了隐患。

3.环境退化

自第二次农业革命以来，随着大规模施用化肥、农药、地膜等要素，化学农业已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农业生产的一种主流方式，在迅速提升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危机和食物安全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农药施用量最多的国家，单位面积施用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至3倍。《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肥农药的有效利用率不足35%，这意味着超过65%的化肥农药成为污染源。化肥农药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和高强度施用，会污染土壤、水体和空气，损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威胁生物体及其后代健康（刘青松，2003：114-116）。

一般来说，���植果树需要施肥喷药的频率和用量远高于粮食作物，而砂糖橘因为生长周期长，施肥喷药的频率又高于柿子等水果。因此，砂糖橘种植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较高，而1800余亩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以及化肥农药施用的边际效应更加剧了这种依赖。“以前一个月打一次药，后面二十天左右打一次，无论有没有虫啊，都是要去打的，一年下来总共要打12—15次。有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到后面喷些让果子有颜色的、快点熟的、看起来好看的。下肥的话一般是两到三次，因为有些是叶面肥，直接喷上去的，就不用下那么多次。”由于是最为看重的生计来源，村民对砂糖橘病虫害具有过度的防范意识，为求“保险”，村民往往会在“宁多勿少”的心态下过量、过频用药。除了常规的除草剂、除虫剂和除菌剂，在砂糖橘快成熟时，为了抢占先机和提升水果品相，村民还会喷增甜剂、膨大剂、催熟剂等各种化学制剂。而以留守妇女和老人为主的劳动力在照料日常生活之外难以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从而加剧了砂糖橘种植对化肥农药的依赖。

以砂糖橘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为代表的化学农业生产方式使X村环境发生了明显退化。首先，土壤肥力下降。社工曾邀请Z市高校的专业人士进村测评土壤肥力，结果显示氮、磷、钾的含量均较低，部分地块甚至极度缺乏这些营养元素。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壤，氮、磷、钾含量不足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以前村民随意在山山沟沟撒些瓜类或蔬菜的种子，便会有收获，而现在要么种不出来，要么长苗不长果。其次，水质下降。各种有害化学成分经由地表径流等渠道进入溪流，引发水体污染，村里的两条小溪发生了水质下降、变浊等问题。再次，生物多样性受到危害。化肥农药的大规模施用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威胁多种生物的生存（卡森，2008：67）。X村原有的多种动植物如今都踪迹难寻，最明显的便是淡水生物大幅减少，有的物种几近消失。“以前河里有很多虾啊、鱼啊，现在没有了；还有田螺啊、石螺啊，都没有了；以前好多青蛙的，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以前我们拿个东西去捞那个虾啊、螺啊，都有很多的，到晚上拿个电筒去抓青蛙，尤其是谷雨的时候，鱼、虾、螺、青蛙很多的，现在都没有了。”以上这些只是X村环境变化中易被发现的部分显像，基于生态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基本原理，村庄环境肯定还发生了一系列不易为人们察觉的退化。

（二）返贫危机：环境退化对贫困的影响

1.生态脆弱与病虫害暴发

在X村，红蜘蛛、蚜虫、炭疽病、黄化病和黄龙病是危害砂糖橘果树生长和收成的几种主要病虫害。其中，黄化病和黄龙病对砂糖橘的影响更为明显。X村大约十年前就开始有零星果树患上黄龙病，出现叶面黄化、根部变腐等症状，这些症状的出现与滥用化肥农药有关。长期单一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通气不良，导致果树根系不能正常生长更新，引起根系老化和树体衰退黄化；重化肥轻有机肥，会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过低，不利于有益生物菌的繁殖和土壤保水保肥，也不能为植物提供充足的营养；微量元素不足、农药施用不当等，都会引起黄化病（黄焯光，2015）。一位农业专家进村实地勘查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老师今年过来，说我们化肥用得太多，土壤板结太厉害了，肥力不够，喷除草剂影响树生长，有很多原因在里面，他说你那个树黄啊是因为根系都不吸收营养。”

树体虚弱，抵抗力下降，容易遭受病菌侵袭，为另一种致命性疾病——黄龙病的暴发和传播创造了条件。黄龙病俗称“柑橘癌症”，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果园一旦发现黄龙病，如果不能及时对病树进行喷药、挖除，便会因为传播介体（木虱）迁移而造成大面积传染（范国成等，2009）。2014年，X村的砂糖橘果园开始出现黄龙病，随后大面积传播。到2018年，村中差不多4／5的果树已患病。村民在比较时发现，幸存的果园具有共同之处，即化肥农药的施用量相对较少。例如村民N，他的果园很少用除草剂，所以相对健康。再如村民Z，他认为少打除草剂，用牛粪代替化肥可能是自家果园一千多棵树依然健康的原因。然而，由于黄龙病极易传播，村民无法将自家果园隔绝于社区生态系统之外，在接下来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X村的砂糖橘果园基本上“全军覆没”。

2.生计风险与返贫危机

砂糖橘种植是X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砂糖橘树的病变绝收无疑酿成了生计风险。面对风险，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应对方式主要是以往生计方式的延伸。一方面，眼见砂糖橘患病越来越严重，政府就开始推广新的种植品种——鹰嘴桃和黄金李，但经过砂糖橘病虫害大面积暴发的事件后，响应的村民较少。同时，也有村民自发寻找其他“能赚到钱的好品种”果树，但同样不知种什么好。对于换种什么果树，村民们变得很谨慎，不敢轻易大规模种植，他们寻找着，同时也观望着。另一方面，砂糖橘患病所带来的生计风险促使原来留守村庄的部分中年人和身体健康、年龄不太大的老年人“弃耕从工”。男性基本在城市及城郊的工厂、建筑工地和赛马场工作，女性主要在饭馆和附近民宿做后厨及清洁服务，大多数人的工资在两千元至三千元之间。但是因为年纪大，缺乏相关技能，工作并不好找，即使找到工作，一些村民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打工生活，加上照料家庭的压力，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农村。

在砂糖橘收入持续走低的同时，“新瓶装旧酒”和“弃耕从工”的应对方式难以有效弥补收入缺口，而消费可能将穷人拖入“贫困陷阱”（班纳吉、迪弗洛，2013：33-36），收入低而开支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贫困现象。对于村民而言，教育费用不断上涨，日常生活支出日益增加，手机、家电等新的消费需求不断被刺激出来，话费、网费、油费、电费等长期性开支也在攀升，医疗费用的上涨自不必多说。另外，基于对砂糖橘后续收入的乐观预估，村民敢于透支消费。在财政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村民纷纷在2014年前后集中拆老屋建新房，建房和装修使绝大多数农户耗尽了不多的积蓄，同时还举借外债。“大部分人都是负资产啦，口袋抠尽了，还要去外面东拼西借一些，材料也借一点，跟亲戚也借一点。借得多的差不多有10万，现在就是在还债、还债、还债……都是负资产。”砂糖橘树病变后村民整体收入骤减，但支出和债务却相对刚性，收不抵支成为返贫危机的一个显性维度。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村民因为收入锐减，不得已让小孩“不上幼儿园了，自己带”。另有些原本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民，为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迫于婚娶压力而在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收入下降后背负的还贷压力却丝毫未减。

贫困或返贫不仅表现为物质匮乏，还包括精神上的困顿。阿玛蒂亚·森（2002：14-15，62）认为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除了收入低下和丧失教育机会、安全的生活环境、民主权利等以外，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还体现在心理和精神压力上。付出大量劳动、成本和精力的砂糖橘树患病绝收，村民便失去了一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开支和刚性的债务偿还时刻提醒人们想办法弥补收入缺口，而围绕大规模产业化种植和进城务工的生产方式无法有效抵御生计风险，这些都让村民开始感到挫败和焦虑，对未来充满迷茫。“面对贫困，大面积单一化种植砂糖橘虽然为每个家庭累计带来了3万元至5万元的积蓄，使X村于2013年脱贫，但当持续的环境退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砂糖橘陆续患病绝收，村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难以有效弥补收入缺口的情况下，有可能陷入生态返贫危机。”

五、迈向绿色减贫的社会工作实践

面对贫困和环境退化，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环境退化，减贫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尊重与保护贫困人群利益的基础上（Prakash，1997）。只有当贫困人群感到生态减贫项目于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项目所带来的收益与损失是可接受的，他们才会积极参与其中。因此，社会工作的绿色减贫实践必须回应村民的生计需求。不过，这里的回应生计需求并非将人们进一步推向资本市场，而是在构建城市绿色消费网络的基础上，促进公平贸易，实现城乡互惠。在实践过程中，社工应避免割裂的方法为本的临床社会工作模式，而采取整合的社区为本的介入取向，在发展生计的同时，关注社区参与、文化保育和意识提升，推动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寻求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系统性双向改变。

（一）成立生计组织，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发展可持续生计

由于均分土地的革命传统和土地所有权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传统，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农村小农生产占据主体地位并将长期存续的制度前提（黄宗智，2012）。小农虽然数量庞大，但是缺乏组织，“原子化”的个体无法应对生态风险和市场风险。从组织方式出发，恰亚诺夫认为将小农组织起来进行合作，是摆脱资本支配的一种出路。合作生产因其规模效益，在成本控制、品质控制和消费培育等方面比个体生产更具有优势，但农业合作生产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农业生产逻辑不同于强调集合效应的工业生产，我国许多地方百亩以上被称作“大家庭农场”的单位面积净收益和产量都低于小农场（黄宗智，2020：270，334）。合作生产与绿色社会工作强调动员社区居民并将其组织起来，在民主平等的原则下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实现资源和权力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Dominelli，2012：120，194；Dominelli & Ku，2017）是相通的。因此，基于自身主体性，将日趋“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是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关键。

在实践中，社工以优势视角深入挖掘社区各类资产，从生计、健康等村民关切的议题出发进行社区动员，尤其关注村中边缘弱势群体，鼓励村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适度扩大合作生产规模，推动村民集体协商出具体的合作机制。X村的生计合作组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态种植合作组，包括2010年成立的生态种植小组和2018年成立的田间学校小组。通过参与式培训，村民掌握了制作堆肥、汉方营养液、乳酸菌、鱼藤水的方法和技巧，用这些有机肥和生物农药代替化肥农药。经过努力，加入生态种植合作组的村民逐渐增多，实行生态种植的土地面积也相应增加。例如，田间学校小组的一位村民不仅在自家土地上尝试生态种植，还租用被“丢荒”的17亩土地，尝试老品种水稻、花生、番薯、淮山等作物的生态种植，并在稻田里养鸭和鱼，形成稻鸭鱼生态系统。第二类是手工加工合作组。为了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社工发动村民进行菜干、番薯干、洛神花果酱、青梅等产品的加工，其中青梅加工最为稳定和突出。20世纪90年代初，青梅作为“一村一品”的一个主推品种开始在X村种植，家家户户都有一片青梅林。青梅树是一种粗生粗长的植物，可以不施化肥农药而生长结果。自推广砂糖橘种植以来，越来越多的青梅林惨遭砍伐，改种成砂糖橘树，到2013年，整个村庄只剩下了一片成规模的青梅林，但也计划要砍掉。16为了保护这片青梅林，社工动员村民成立青梅加工小组，合作生产梅精、梅汁、梅酒、话梅等系列产品。青梅生长过程中杜绝使用化肥农药，加工过程中以手工制作为主，不添加任何化学制剂，并使用可回收利用的玻璃瓶进行包装。经过两年的发展，X村与邻村的三个青梅加工组正式注册成立了青梅加工合作社。第三类是体验游合作组。在种植和加工之外，社工与村民还一起拓展了以乡村体验游为主线的数个服务型生计合作组，包括乡村旅社妇女小组、返乡青年社区导赏小组、长者生态小农墟等，涵盖了游人进村的吃、住、观、购各个方面。

以合作生产方式发展生计，有效地兼顾了社区减贫可持续性与环境可持续性。一方面，合作生产盘活了社区资产，产生了规模效益，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收入，并降低农户分散经营所带来的风险。据统计，从2010年到2018年的八年间，陆续开展的各生计项目总计为村民带来了近400万元的收入，且年收入总体上呈递增趋势（见表1）。与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砂糖橘相比，新的生计实践明显具有可持续性，降低了返贫风险。另一方面，合作生产有助于以集体力量确保生态资源的合理使用（赖特，2012）和环境的恢复。生态种植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施用，有助于修复已处于脆弱状态的土壤。青梅加工不仅保护了村中唯一一片青梅林免遭砍伐，随着加工规模的扩大，还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前后复种了一千多棵青梅树，直接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施用，改善了社区种植结构，更新了种植观念，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社区导赏、长者生态农墟等生态体验游项目间接促进了农作物的生态种植，激发了村民保护村庄自然环境的意识和行动，弥合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关系。

（二）构建绿色消费网络，促进城乡公平贸易

层级化的长链市场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村与城市、生态与社会区隔开来（叶敬忠、贺聪志，2019）。对于农村生产者来说，面对资本的控制和价值榨取，他们往往通过加大化肥农药施用量来谋求利润空间，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地位，也无法实现有效增收；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在付出（与生产者的农产品出售价格相比）较高价格购买农产品和食物时，却面临着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但其实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具有共同利益，生产者需要合理的劳动报酬，消费者需要安全健康的食品（张和清等，2008）。因此，农村问题不能被孤立处理，应在城乡互惠视野下构建城市绿色消费网络，搭建公平贸易平台，减少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的中间环节。

G机构采取“前店后村”的策略，在市区开设了一家公平贸易店，直接自主销售来自农村的生态农产品，通过产品介绍、口碑宣传、拼单购买等方式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并与一些楼盘进行合作，深入社区宣传、推介农副产品。为了进一步拓展消费网络及实现网络共享，2011年，G机构作为主要发起者与本土数个公益机构开始搭建汇聚城乡的公益平台，每月定期在城市社区或商业区举办有机农墟，力求缩短食物从土地到餐桌的距离，为农户的生态产品提供一个广泛且固定的公平贸易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健康食物和多元消费选择。另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网络成为促进城乡合作的重要媒介。G机构开办的“城乡互助社”微店及“X村城乡互动”微信群，使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可以跨越时空距离，借助网络进行交易及物流、质量反馈和信息分享，还能更便捷地以“滚雪球”式的方法增加新成员。根据销售记录，除了等本地及周边城市以外，X村的生态农产品销售已经延伸到了北京、四川、陕西、云南等地。

然而，与消费者之间仅有买卖的连接，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消费者主要基于食物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求购买生态农产品，其消费理念还没有上升到支持农业、保护环境的层次。社工通过城乡议价、食物品鉴会、影片放映、食品安全讲座、生态知识教育等方式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还结合农耕体验、自然导赏等方式进行体验式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者关注土地、农业、环境、食物主权等社会议题，反思影响个人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鼓励以消费的力量来支持生态农业生产。

公平贸易为城乡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系统性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农民尊重土地和消费者的食物主权，生态生产为农民带来了合理且有尊严的经济回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农民的身份认同和社区认同也得到提升。城市消费者尊重农民的劳动价值，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在获得健康食物的同时，直接有效地支持了生态农业生产，支持的力量随着生态产品跨省市的空间流动而延伸到了更多地方。虽然这种延伸还较微弱，但或许不经意间已将改变的种子植入人们心中。

（三）采取社区为本取向，寻求多层次改变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一种通向变革的“宏观介入方法”，将专业旨趣由个人和家庭拓展到社区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吴越菲、文军，2016）。同时，社区改变也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家庭及邻里。因此，社区为本使“系统化的双向改变”变得可能，通过重塑社区，一方面可以改善个体能动性并改善其所处的系统环境，微观层面的个人或家庭困扰从而得以缓解；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社区逐渐改变时，宏观层面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得以改变（张和清，2011）。在X村的实践中，社工采取整合的社区为本介入取向，寻求多层次改变。

首先，以生计合作组作为切入点培养社区发展的内生力量。在生计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合作生产、组间合作的赋权过程，小组成员的主体性、能力和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提升，逐渐成长为带动社区改变的内生力量。社工通过设计公益金制度，将生计组织盈余的3％—10％作为社区公益金，用来推动环境保护、弱势群体帮扶、社区集体活动等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几个生计组织就曾用公益金购买了一批玻璃水杯，向村里每户人家分发一套，以替代村民日常习惯使用的一次性塑料水杯，减少塑料污染；此外，还用公益金购买生活物资探访慰问孤寡老人，为村中儿童举办生态夏令营等等。

其次，开展社区层面的组织工作，推动可持续生产与生活。2017年，社工正式推动村民成立面向整个社区的“大合作社”。与生产类合作社不同，大合作社是涵盖生产与生活的综合性合作社，社工试图以大合作社这一村民自组织为载体推动社区迈向可持续生产与生活。为了提高社区动员效果，由村民投票选举，组建大合作社统筹小组，负责前期动员和规划事务。经过协商，统筹小组决定以蔬菜种植和菜干加工作为动员村民参与大合作社发展的切入点，但因错过最佳播种时间，响应的村民并不多，蔬菜的收成也很差，甚至有几位占主导地位的统筹小组成员见短期内无法获得经济效益而退出。虽然大合作社遇阻搁浅，但社工多年来以祠堂、风水池、老围屋等公共空间为载体，将整个社区组织起来，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实现了社区文化的保育和传承，其打造的公共空间本身也为开展社区活动和社区教育提供了具体场所。此外，社工还通过定期举办社区学堂、播放主题电影等方式，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

再次，在推动生计组织和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向内改善个体或家庭的困境，向外挑战地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对于前者而言，社工本着弱势者优先的原则，积极动员村中边缘群体和贫困人口参与生计合作组。长期的生计实践为村民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激发出村民的主体性和权能感，并形成了同伴支持网络。同时，他们在从小组走向社区的过程中，也变得更有社区影响力和话语权。以最早成立的乡村旅社小组为例，八位中年妇女因身体、家庭、籍贯等因素均处于边缘地位，生活压力大，且缺乏有效的支持网络。而自运营乡村旅社以来，每位妇女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相当于村庄人均年纯收入的2倍至3倍。这笔重要的收入提高了妇女们的综合能力和家庭地位，她们相互支持，开始参与环境保护、公共空间打造等公共事务，变得更有社区话语权。对于后者而言，社工采取“点、线、面”策略拓宽服务覆盖面，挑战该地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早在2010年，社工就将工作延伸到同处于公路沿线的邻村，推动村民成立生态种植、青梅加工、腐竹加工等生计合作组，打造“妇女之家”公共空间，培育妇女广场舞队，并通过使用社区公益金和开办社区学堂等措施推动社区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两村的互动合作日益频繁。除了共同成立青梅加工合作社外，2018年初，两村坚持生态种植的村民又一起成立了田间学校。另外，两村的生计合作组还通过生态农产品的收购为周边其他村庄的村民带来经济收入，促进了生态种植的扩大，近两年来生计组织成员免费举办培训，为当地各村对生态种植感兴趣的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和同辈支持。在社工的资源链接支持下，为了进一步将当地更多村庄和村民联结起来，2020年上半年，以参加生计组织的村民作为主体设计开展覆盖北部山区15个行政村的调研，虽然地区联结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其标志着地区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改变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六、结论与讨论

在收入不足与资产短缺的社区贫困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资产，围绕这两大资产而形成的不同生计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环境压力，尤其是大面积单一化的产业化种植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导致环境持续退化。当环境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依赖自然环境的农业生产造成反噬甚至引发生计风险。面对生计风险，如继续沿用以往的生计路径予以应对，则很可能陷入收不抵支和精神困顿的贫困危机中。在缺乏内部改变和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会逐渐演变为恶性循环，成为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再生产机制。

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机制表明，减贫与环境保护应该协同推进。基于X村的经验，本文在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下探索契合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减贫道路。在现代社会，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受市场经济体系支配，社会关系遭到解构，生态环境也被破坏（波兰尼，2007：16，59-63）。绿色减贫实践需要将经济重新嵌入关照环境的社会关系中（Dominelli，2012：194）。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发展可持续生计，构建绿色消费网络促进城乡公平贸易，是实现重嵌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前者的实质是以集体的力量实现资源的整合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组织起来的村民能够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资产进行整合，从而产生“1＋1＞2”的效果；集体力量同时还赋予了村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产品议价权和收益分配权。后者意在打破主流长链市场的诸多中间环节，减少工商资本对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控制，将被区隔开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重新联结起来，提高村民的生产自主权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自主权，形成互惠互利的直接合作模式。

功能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和管理主义是社会工作常见的几种话语体系，管理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及原则存在内在冲突，而功能主义下的社会工作服务虽然有助于解决服务对象眼前的迫切问题，但无法有效应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也难以解决服务对象的可持续发展诉求。社区为本取向具有结构性立场，为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和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选择。在社区为本的实践中，社工应将事件或问题置于更宏观的结构性脉络中进行分析，建构并创造更具解放性的行动策略，以实现结构／政策、社区及个体多层面的改变（Stepney and Popple，2011：223-226）。在X村的实践中，社工先成立生计组织，在合作的过程中培育组员的主体性和能力，鼓励引导各生计组织策划社区活动，时机成熟后就开展社区层面的组织工作，并将服务延伸至周边村庄。在此过程中，各生计组织能够帮助缓解村民个体及其家庭的贫困状况，改善社区的经济、生态、社会关系和公共参与情况，并跳出社区，面向整个地区，拓宽服务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力求实现微观与宏观的系统化双向改变。

近些年来，国家基于行政主导的贫困治理和环境治理均已取得重大进展，要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决定》所提出的“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应该成为推进绿色减贫向纵深发展的重点。本文为“下沉”到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绿色减贫实践提供了一个经验样本。不可否认的是，社工的实践也面临着挑战。以生计为切入点，可以有效提高社区动员和组织的效果，实践过程中虽然村民的生态意识逐渐提升，但多数村民行动的最大动力依然是改善生计，对环境缺乏深度关切。当生态与生计在短期内难以协调时，村民可能会选择生计优先。尽管社工通过社区教育、能力建设等方式进行意识提升，但经济收益依然是规定人们意义范畴和行动范畴的首要准则，村民的生态意识具有依附性，将过于殷切的经济期待投射到社工身上，也带来了明显的销售压力。另外，该地区的“资本下乡”给以村民为发展主体的生态体验游带来了冲击，曾有人试探性地提出想将X村整村承包下来进行旅游开发，这样的资本进入及其所采取的雇佣劳动关系，短期内会为村民带来经济收益，但长远来看，是否会以自然环境商品化为代价？资本或乡村精英是否会俘获商品和服务的大部分价值？村民作为社区发展主体的地位、村民的合作互助等层面是否��被忽略？这些挑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约制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讨论。再者，农村社会千姿百态，可以依据产业结构、人口流动情况等划分为不同类型，X村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区，未来研究也需要考虑其他类型农村社区并进行对比，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绿色减贫实践。

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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